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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宇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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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规划三论试读：

语言规划理论

本书收录2009年以来作者发表的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章。其中论文29篇，分为“语言规划理论”“语言文字工作”“语言生活状况”“语言教育与传播”4个专题。还收录序言、短文等22篇。这些文章都有一些语言规划的闪光点，作者把这些“碎片儿”的思想汇集为“短文杂记”专题，编进书中，为本书增彩。

这部著作中的多数文章我都读过，获益良多。我认为书中有不少新论和亮点，主要特点有三：

一、重视语言生活实际问题研究，显示本书的“现实品格”。所谓“现实品格”，是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当今中国语言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中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比如语言关系问题与语言保护问题，语言规划中的文化功能问题，简繁汉字的关系问题，语言与经济的关系、语言服务问题，语言能力问题，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问题等。

这些研究之所以具有“现实品格”，主要是作者与一批学者同道合力，将“语言生活”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起点，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研究的目标和己任，对语言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保持着学术的敏感性。这种下接地气、胸怀家国的研究，被学界同人称为“语言生活派”。

二、体现学术研究与管理工作相结合，致力于建立学术与管理之间的“旋转门”。作者曾较长时间处在语言文字的管理岗位，本职需要思考、处理现实语言问题，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逐渐有了相关的学术积累。我觉得，宇明教授深知，管理者要力所能及地对其所管理的领域、对象、内容等做些研究，这有诸多利端：其一，管理者知学术研究之艰辛，工作中更懂得尊重规律、尊重学术、尊重学人、尊重学见；其二，用研究的态度对待工作，利于保持工作热情。工作就是学术实践，或收集数据，或检验决策；其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可将学术成果及时转化为工作实践，发挥学术的咨政之功；其四，独特的学术身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品质，最有可能提出新观点、新理念，开辟新领域，做出新学问。这种“旋转门”是个人“脑内旋转门”，所以作者还努力为国家语委建立多种类型的智库，拆除管、学之藩篱，建造两界之“旋转门”，改变“官者恒官、学者恒学”的局面，建立官学之间的“旋转门”。

三、着力语言规划理论研究与创新，为建立“语言规划学”做理论准备。中国语言规划经验的百年积累，特别是经过“语言生活派”的十几年努力，“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此前作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关系处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语言信息化、中国语言规划史等方面，提出语言规划的核心目标是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近些年来，以“语言生活”作为基本概念来思考问题，研究语言生活的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见《语言生活的层级》），研究语言生活的新特点、新问题、新走向，研究语言的经济学意义（见《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研究与“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信息化”形势相适应的语言规划理念和国家的语言能力、个人的语言能力。在语言规划的实践中，从语言的“工具功能”规划向“社会功能”规划推进（见《

语言的文化职能的规划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

世界诸国的语言规划，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目标却大致相同：第一，按照国家意志管理语言生活；第二，满足国家处理事务的语言需求。在我国，第一个目标可以具体表述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第二个目标可以表述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外延应当非常广泛，囿于学力目前笔者还很难确切圈定，但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描画其轮廓：一、语种能力；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三、公民语言能力；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五、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一 我国的语言能力现状

若不从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考察，不少人一定会认为我国是一个【2】语言大国：我国拥有100余种语言，30余种文字；汉语使用人口超过10亿，是世界第一大语种；学习外语的人数约有3亿；2010年我【3】国已经拥有网民4.57亿，其中手机网民3.03亿；汉语在东亚、东南亚有着广泛影响，国际上学习汉语的人数已逾千万；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将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如果从国家的需要看，从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对比看，我国的语言能力还比较低下。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有四：（一）语种能力不足

国家的语种能力，包括国家能够掌握多少种语言，每一种语言有多少人才，语种和人才的布局是否合理等。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世界语言有7000多种，由于划分语言的标准还有争论，且语言和方言的界限不很清楚，这一数据的可信度尚须检验。不过说世界语言有5000种以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是移民国家，据其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可知，美国拥有语种数量达到380种。据说，美国具有处理500种语言（或方言）的能力，能够为公民开设200多门语言课程。作为对“9·11”事件的深刻反省，2006年美国提出了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战略，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定为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几年来经认真实施，培训【4】了大批关键语言的外语人才。美国期望，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

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就语种能力来看却是个外语资源开发利用的小国，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掌握的语种少。国家能掌握的外语种类有多少，尚无统计数据，估计不会超过100种，不到美国语种能力的1／5，不到世界语言的1／50。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不超过50种，经常可用的外语只有10余种。

第二，语种人才分布不合理。在大约3亿外语学习者中，99%都是英语学习者，其他为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可以说除英语外，所有语种都人才不足。我国与亚洲、非洲的关系十分密切，牵涉到国家的睦边战略、资源战略和反恐战略，但是亚非语言一直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短板。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教授的外语一般都是标准语，其实像汉语有很多方言一样，很多外语也有变体，比如英语的变体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洲英语、南亚次大陆英语等。处理国际事务，只有标准语是不够的，往往还需要懂得外语的各种变体。比如我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就需要听懂索马里海盗讲的阿拉伯方言。

第三，缺乏“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有两类：一类是“多外语”复合型人才，一类是“专业＋外语”复合型人才。很多国际组织，中国都是会费大国，但是中国公民能够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却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外语不流畅、不具备“多外语”能力是主要原因。比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工作，至少需要英语、法语两门外语。中国走向世界，需要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同时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能够在各领域用外语自由讨论问题、提供服务，这是争取国家话语权的必由之路。而这种“专业＋外语”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更是【5】不足。（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小

中国的主要语言不仅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比如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彝语、壮语、傣语等。

首先看国家通用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国家通用语言对外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但是国际组织却很少使用。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会员国使用，“有其名无其实”。汉语在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里甚至“既无名也无实”。许多国际会议，基本上不把汉语作为会议语言。在国际贸易、教育、科技等领域，汉语也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也要翻译成外文。由于历史原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华人比较集中，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汉语也处于弱势，其强势语言是英语和马来语（印尼语）。

语言的国际影响力，首先表现在多边外交、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经贸科教的交流中，其次表现在外语学习中，即有多少人把它作为外语来学习。近些年，“汉语热”的话题常现报端，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世界上建了几百所，汉语国际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看好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就实际数据来看，世界上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远赶不上将英语、德语、法语等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除了汉语之外，国际上也有不少人愿意学习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问题，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教育主导权也没有掌握在国人手中。语言教学要通过课文来实现，课文里面有文化、有观念，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是国人的责任，同时也关系到中华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到国际上能否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三）国内语言状况也有值得思虑之处

国内语言生活总体上看还是和谐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也有需要改善、值得思虑的地方。

首先是语言统一的任务还很艰巨。普通话是国家主要的信息载体，但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很多人没有掌握普通话，缺乏用普通话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不平等，是一部分人被“信息边缘化”。比如说教育，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差别很大，其主要原因不是农村子弟天生愚昧，而是不能享有与城市子弟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而思之，普通话对中国公民而言，已经不只是信息载体问题，还是人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将来就不能很好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没有办法进入很多行业工作，比如播音员、教师等职业。还应看到，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普通话的传播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而且，香港、澳门和台湾，文字上与内地还存在着简繁差异。清末以来，国人努力推进的语言统一运动，虽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任务仍很艰巨，其艰巨性不在内地的城市，不在内地的东部地区，而在一些特殊地区。

其次，国家处理国内事务的语言能力并不充足。现在政府公务人员、大众语言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处理国内事务。但是农村地区方言流行，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还是港澳台地区的重要交际工具；不懂方言，国家的很多事务没法处理。而我国目前已经有至少8%—10%的孩子一出生就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他们逐渐失去了方言能力，“双言人才”存在危机。在民族聚居地区，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也不能很好处理民族事务。现在已经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不会说母语，汉族人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主动性更是不【6】足，民汉双语人才存在危机。（四）现代语言技术方面的问题严重

人类从有语言那一天起，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语言技术来扩大语言的使用。最早的语言技术，大约就是将两手合成喇叭状放在嘴巴上起扩音作用的“土广播”。文字是语言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语言技术，有了文字之后，语言技术开始成套成系统地发展起来，“文房四宝”是语言技术的产物，后来又发明了印刷术。之后又有了电报、电话、录音、传真、广播、电视、通信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语言技术。

现代语言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诞生的信息技术。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产生，当时是为计算服务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试图用计算机来解决语言翻译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很多科学家认为机器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国家都陆续放弃了机器翻译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人士说汉字要灭亡了，因为难以进入计算机。计算机从键盘输入到屏幕显示，先天都不是为汉语汉字设计的，中国跟西方比整整失去了一个键盘时代。后来，我们用编码技术来解决汉字输入问题，用点阵技术解决汉字的屏幕显示问题。到了手机的数字键盘输入，汉语反而比西语优越；一块手机屏幕可以容纳六七十个汉字，显示的信息量远超西语。现代语言技术在手机上第一次显示了汉语汉字的优越性。

现代语言技术决定着国家信息化的水平，决定着国家的信息安全，制约着国家的“信息红利”。中国的网民数量、手机数量、汉语汉字、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等，决定了中国信息化有着光辉的前景。但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却很少，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字的技术标准相当滞后。在语言信息化之前，语文知识属于人文范畴，而今已经可以转化为工业标准。计算机之间、手机之间能够交换信息，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文字技术标准，包括字库标准、编码标准、传输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语言文字知识是这些标准的基础。在只有“人际交际”的时代，只提语言文字规范化就足够了；但是在出现了“人机交际”“机际交际”的时代，必须实现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而当前我们对于语言文字标准化的认识、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都很不到位。

此外，信息领域的知识产权，还缺少明确且适合信息时代的法律保护，人才培养体系也不合理，“文者恒文，理者恒理”，计算语言学处境尴尬。我国对于现代语言技术的创造力、控制力和使用能力，都不甚理想。二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举措

以上即兴性列举的情况，已可以表明我国的语言能力与已经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地位很不相称，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新需求。国家语言能力已为当论之事，当务之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目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尽快制定中国外语规划

20世纪60年代，我国曾经制定过《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国家似乎忽视了对外语的规划，导致外语语种布局的严重不合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学俄语，那是被意识形态左右的。改革开放之后，英语成为我国的“唯一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奇缺，亚非语言人才奇缺。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字虽然只有八个，但是很有针对性。

今天制定外语规划，必须首先做好两个方面的调查：第一是国家外语需求调查，包括国内外语生活需求和国外外语需求，也许还要加上一个大国应尽的语言研究的国际义务。第二是我国外语人才现状调查，包括各语种人才的数量、语言水平和发挥作用等情况，也包括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力、外语研究能力等。这两个方面的调查最好能够制度化，或委托专门的机构定期进行外语专项调查，或在人口普查中列入有关项目。

在需求与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外语规划。外语规划主要是语种需求规划和人才规划。语种需求可以分为四类考虑：第一类是国际事务中通用的语种，可称“通用语种”；第二类是国家利益的特需语种，比如周边国家的语种、重要资源地区的语种、合作关系特别密切国家的语言、“假想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等，可称“特需语种”；第三类是紧急情况下（如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需要使用的语种，可称“应急语种”，其人才具有储备性质；第四类是科学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语种，可称“学术语种”。

这四类语种有交叉，但在人才数量、人才来源、人才政策等方面会有不少差异。外语规划必须根据语种需求来做外语人才规划，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外语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因此首先要做外语教育规划，包括外语专业人才规划和公民外语能力的规划。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其他途径增加国家的外语能力，例如外国来华工作和学习人员的语言资源利用；我国有30多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就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看，可以发挥外语的作用，这些民族语言人才可以经过培训转化为外语人才；甚至也可以考虑开发海外的语言人才资源等。

此外，还要有外语研究规划，凡是对中国有用的外语，都应当有人去研究，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重视对世界的研究。当前，要重视全世界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研究，重视亚非语言的研究，特别是我国跨境语言的研究。要鼓励学者到田野去调查语言，到国外去学习语言。（二）科学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

汉语的国际教育过去称为“对外汉语教学”，那时是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学习汉语，但需要学习汉语的人不一定都有条件来中国，应当在他们的本土开展汉语教育，中国的老师要“走出去”。比“走出去”还要长久的，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本土化”，即培养外国的汉语教师，编写适应国外学习的汉语教材和教辅材料，教给学生在本土进行汉语交际的能力等等。

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必须认识语言传播的科学规律，特别是需要研究一种语言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群体，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地区，是什么力量推动语言传播的？要通过研究阿拉伯语、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向世界传播的历程，来发现语言传播规律。同时要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外语政策，研究世界各国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探讨在各个国家传播中华语言的最佳途径。

历史上，很多语言的传播是伴随着宗教、殖民、侵略、掠夺进行的。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是崇尚和睦的民族，汉语的传播是带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好情谊传播的，同时也具有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功能，所以同历史上很多语言的国际传播会有很大的不同。汉语能够吸引很多外国人的学习兴趣，主要在于“现代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学习者通过学习汉语能够了解现代中国，进而获取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现代中国”也许就是汉语传播的最重要的动因。当然，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汉语，还包括民族语言。我们过去研究语言学习规律较多，研究语言传播规律较少。怎样制定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战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具有学术挑战力的课题。（三）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

公民语言能力之和，便构成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正在制订、【7】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很多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问题。语言能力是人的三种基本能力之一，提升公民语言能力是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发展道路上的必务之业。过去，国家语委的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层面，现在深入到面向人人的语言能力发展，这是很大的跨度。

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关键是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我国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语言能力，还没有明确要求，但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比如高考有外语考试，表明中国的高中毕业生起码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我国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就把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这就是说中国公民除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之外，还应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这种教育实践，已经蕴含着对中国公民的语言能力的要求：汉族人在掌握汉语方言的基础上还要掌握普通话，同时还鼓励懂得一门外语。少数民族在传承自己母语的基础上，还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同时也要学习一门外语。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汉【8】族双言双语”“少数民族三语”的事实标准。教学中对汉语文、民族语文、外文的课程要求，其实已经包含着具体语言的能力标准。因此可以说，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语种能力”和“具体语言能力”的事实标准，在这样的事实标准上，制定公民的语言能力标准已经没有多少技术难度。如果把“汉族双言双语”“少数民族三语”这种教育实践上升为国家标准，国家的语言能力就有了基本保证。（四）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

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智慧地球”的理念已经提出，因现代语言技术构造起来的虚拟语言生活，丰富、活跃而且精彩，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而且强烈。互联网正在面临着两个突破性进展：一是物联网，一是云计算。物联网就是对生活中所有事物的数据都通过芯片记录下来，实现物质世界的数字化、网络化，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络，是“智慧地球”的【9】基础。由于物联网的应用涌现出大量数据，每个单位的计算机服务器的运算能力、信息储存能力已经不能适应，必须建立专门的数据中心来管理数据。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和管理，就叫作云计算。云计算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虚拟计算。

万事贵在得风气之先。我们必须思考物联网和云计算对语言技术和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什么新的机遇与挑战。当然，云计算和物联网究竟会怎么发展，尚难定论，就如同当年无法预测互联网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早年，美国军方为防止数据丢失，把数据分别存放，并将存放这些数据的不同地方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的计算机网络。后来计算机网络发展为互联网，开始商业化，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带动下，全世界掀起了“修路热”。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互联网会发展成什么样，甚至将互联网想象成电视点播网。

人类20世纪最大的发明创造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真正让地球成为一个“村子”，把每一个人的智慧系联起来，叠合起来。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可以预见，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发展，随着“智慧地球”理念的现实化，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一定会有更大改变。这个时代有很多特点，最大的特点是谁掌握了信息技术谁就掌握了世界。（五）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保证。语言规划的水平和语言生活管理机构的执行力，直接影响着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语言规划当前的关键是理念，最重要的理念有三：

第一，提倡“多言多语”生活。中国的现代教育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的外语教育、普通话（国语）教育，终于使多数汉族人能够讲方言，也能够讲普通话；使很多少数民族同胞能够讲母语，也能够讲国家通用语言；使很多中国人能够讲母语，也能够讲外语。从“单言单语”生活走向“多言多语”生活，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语言生活的进步。今天，我国还有不少“单言单语”人，应当尽量将他们培养为“多言多语”人。

第二，语言资源理念。不仅把语言当作交际工具，不仅看到语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还应当把语言看作资源，要保护国家的语言资源，尽力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普通话、汉语各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乃至外语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语言资源。近期是口头语言消逝的关键期，全世界估计在100年内有90%以上的语言将要消亡，人类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失危险。我国的情况也不乐观，特别是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城市化进程仍在快速发展，中国的“语言地图”近期将面临大幅度改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国家的语言资源将大面积流失。

第三，语言生活和谐。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语言生活和谐既是社会和谐的象征，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和谐的语言生活，就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即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次交际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也都是中国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语言规划应当使它们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语言生活分散在各行业、各领域，对语言生活的管理需要统筹协调。而当今的管理存在着“政出多门、协调不力”的情况。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语委负责国内管理与推广，国家汉办负责汉语的国际传播，国家侨办负责海外华语教育；再如外语，中小学外语教育、大学外语教育、研究生外语教育分属教育部的三个司局管理，科技名词的翻译属于国家名词委，新华社在外语翻译方面也具有一定权威性，国家的外语生活管理和宏观的外语政策，没有明确的责任单位，出现“政府缺位”现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管理分属国家和地方两层次，在国家层次上又分属国家民委、国家语委等单位；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工作，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等都有职责。此外，外交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工商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旅游局等部门，都是语言文字工作“大户”，负有在本行业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职责。要管理好如此复杂的语言生活，必须有一个直属国务院、对各行业的语言文字应用具有较好协调能力的语言管理部门。否则“政出多门、协调不力”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改观，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也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国家语言能力”既是语言规划的新概念，也是看待语言的国家功用、处理语言关系、审视语言生活中的各种争论、开拓语言文字工作领域的新视角。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最近目标，应该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事件，我国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原载《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17期）］【1】 本文根据在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11月23日）、“天津语测中心2010年工作总结暨‘十二五’规划会议”（2011年1月15日）上所做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本文的一些内容曾经在南开大学“语言学科‘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专家联席会”（2010年11月19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2010年12月28日）报告过。本文的整理与发表得到了石锋、马庆株、周建设、刘贤俊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本文的一些数据和观点，曾受益于张西平、张曙光、周庆生、鲁子问、王建勤、文秋芳、王克非、赵蓉晖、张日培等先生。特此致谢！【2】 中国语言的数目，这里只是个约数，确切数量，尚待进一步的学术探讨。【3】 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已经拥有6.32亿网民，其中手机网民5.27亿。【4】 参见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5】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曾经告诉笔者这样一些材料：《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8日载文《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0个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更是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约50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17日刊登的《人才缺乏制约了中国旅游业走出去》指出，中国有5万家旅游企业，由于缺乏懂外语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目前只有15家踏出国门。凤凰卫视曾经报道我国与俄罗斯2005年联合军演时，两国指挥员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翻译进行。双方交际出现困难，影响作战的顺利进行。【6】 赵晓敏、邹玉华《民族地区法庭审判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问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上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指出了我国双语法官严重不足、翻译人才队伍断档流失等问题，可以做此“背书”。【7】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颁布。【8】 有些少数民族，其母语也是本民族的方言，因为民族共同语还没有形成或没有很好形成，如藏族、壮族、苗族等。此处只是个粗略的说法。【9】 2011年1月18日，商务印书馆举办了“2011年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主题是“虚拟语言生活”。哈尔滨工业大学李生教授应邀作了《智慧地球、物联网与云计算》的学术报告。他指出：我国很多省都在建物联网，比如2009年11月底，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支持无锡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1】

语言也是“硬实力”

语言是一个多棱体，从不同的角度，给它不同的光线，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景观之一：语言是问题

一百多年来，我国的语言规划主要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语言问题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1．交际障碍的问题，这是最大的语言问题。由于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分歧，民族与国家的交际不畅通。全世界有6000种到7000种语言，世界范围的交际产生问题更多。一百多年来，我国的语言规划，主要解决的就是语言沟通问题。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演进中选择了主体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为了国际的沟通，我们学习外语，通过外语来和世界交际；当然世界人民也学习汉语和其他中华语言，通过学习中华语言了解中国，与中国人民沟通。

2．语言沟通的成本问题。语言沟通是有成本的，有时候成本还很高，学习普通话，学习另外一种语言，都要付出成本。

3．语言压力。在促进语言沟通的过程中，有一些语言强大起来，使用的空间比较大；有一些语言和方言的空间慢慢萎缩，甚至出现濒危。这可能会给说这些语言或方言的人带来文化压力。这种压力也是语言问题。

解决语言问题，仍是国家当今的重要语言文字工作，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景观之二：语言是权利

语言权利是公民的重要权利。现在，公民的维权意识在增强，维护语言权利的意识也在增强。比如说政府用什么语言发布信息，电台、电视台用什么样的语言播音，大众服务领域用什么样的语言向公众提供服务，都涉及公民的语言权利。有时候为语言权利问题会产生些小摩擦，有时候会出现大问题，比如广州亚运会筹备之时，有人提议增加点普通话播音，就在广州产生了比较大的问题。

不仅公民有语言权利，社会也有语言权利，比如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问题，就属于社会语言权利问题。当前，对语言权利的学术研究还很不够，如何维护语言权利将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景观之三：语言是资源

语言资源的理念这些年广受关注，广为传播，成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理念之一。语言资源大致包括三类：

1．自然语言资源。我国的自然语言资源分三类：第一类是汉语及其方言，也包括汉字（简体字和繁体字）；第二类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第三类是外国语言文字。

外语也是我们的语言资源，这是必须强调的。外语产自外国，但绝非外我之物。外语能力是个人的重要的语言能力，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目前我们的国家利益已经越出了国界。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存在着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理由成为我们国家应当掌握的语言。但目前连涉及我国资源命脉的很多外国语言都没有掌握。比如中国从安哥拉进口大量的石油，但对安哥拉的语言状况并不熟悉；中印边界是重要的战略地区，青藏铁路正在向中印边界延伸，但掌握中印边界一带语言的人才少之又少；最近我国和缅甸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利于我们建立能源进口的新通道，但是我国没有多少人懂缅甸的语言。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外国语言文字看作国家的语言资源，充分地开发它，利用它。

2．衍生语言资源。这是指对自然语言进行研究和加工处理而形成的语言资源，包括语言知识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应用。此类资源主要是语言知识、语言产品和语言技术。语言知识是语言资源，比如说教科书和辞典等。语言产品，比如手机、网络词典、书法艺术品等等。语言技术是很重要的语言资源。中国的高新产业能有今天的水平，得力于中国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现代语言技术，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网民和手机用户，不可能在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领域走在前列。

3．公民的语言能力。要把自然语言资源和衍生语言资源用起来，关键因素就是人。必须把公民语言能力纳入语言资源的范畴中。公民的语言能力首先是自然语言能力，如果公民没有自然语言能力的话，民族语言就不可能传承，外语就不可能有人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当前我国公民的语言能力究竟是高，还是低，意见分歧。有人说现在公民的语言能力提高了，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是一个文盲成堆的国家，现在文盲基本上扫除了，大家都能读书看报了，公民语言能力不是提高了吗？有人说现在公民的语言能力降低了，而且低得不像样子，学生都不会写字了。过去，学校的工友写字都像模像样，现在连资深文化单位送出的锦旗上都有错别字，把“捍”写成“撼”。看来公民语言能力是高还是低，需要有一个比较标准。从全民的范围看，应该承认1949年以来我国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文盲减少了，大家的语言水平总体上是提高了。但是精英分子的文化水平就可能不如过去了，一般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些语言文字传统、必须掌握的语言能力可能就降低了。如何提高公民的语言能力，已经成为当今议论和思考的大问题。

大家知道，过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后来根据形势的要求不断与时俱进，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逐渐发展为语言工作的法制化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简称“四化”。将提高公民的语言能力列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显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当然，讨论公民的语言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认字多少、字写得美观与否、背了多少诗词古文这些层面上，还必须考虑语种能力和现代语言技术的应用能力。要研究公民应该掌握几种语言，每一种语言应该达到什么水平；还要研究公民应该掌握哪些最基本的现代语言技术，比如键盘输入、收发电子邮件、网络搜索等。

公民的语言能力加合起来，就是国家的语言能力。有人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不好理解，建议叫“国家语言实力”。我认为，“实力”和“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力”是对外而言的，有炫耀和示强的意味；“能力”是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实际水平，不存在炫耀的意思，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因此，我觉得“国家语言实力”不如“国家语言能力”妥当。所谓国家语言能力，就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能否得到及时的、合适的语言支援。比如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那么多救援队上去了，但因语言问题而不能顺利跟当地灾民沟通。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为减灾防灾，我们做了很多预案，就是没做语言沟通方面的预案。救灾队员、心理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在奔赴灾区时不能拿到一本合用的语言词典或者语言手册，把救灾迫切需要的用语用灾区方言或民族语言表示出来，比如“腿压折了”“脑袋撞破了”“感冒了”“用什么药”该怎么说，等等。除了救灾之外，还有反恐、维和等活动，都需要语言支援。这些语言支援，显然涉及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二 语言是经济资源

资源是可利用、有价值，能产生效益的。语言有什么使用价值，能产生什么效益？

1．语言是语言的资源。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语言，如果没有语言，语言学工作者就失业了，所以它首先是语言的资源，这在学界应是共识，不需赘述。

2．语言是文化的资源。语言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就汉文化来说，它深深扎根在汉语汉字里。一个字、一个词往往就牵动民族之心。因为汉语汉字绝对不仅仅是符号，中华文化离开了汉语汉字，就无处扎根。那么进一步问，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不是我们的文化资源？肯定是。中华文化有很多是保存在方言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里，特别是口语文化。从文化的载体形式可以把文化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物文化，包括建筑、服饰、雕塑以及地下出土的文物等等；第二类是文献文化，这是由浩如烟海的文献所保存的文化；第三类是依赖口语所保存的文化。我国历来重视文献文化和实物文化，比较忽视口语文化，而其实口语文化更古老、最丰富，也最不容易保存。随着方言的流逝，随着民族语言的流逝，这些文化就永远消逝了。国家语委正在建设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就是要用现代语言技术保存现实的语言面貌及口语文化。

3．语言是经济的资源。语言不仅具有工具属性（交际工具）和文化属性，而且还具有经济属性。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凸现了语言的经济属性。信息化程度发展越高，越能体现语言的经济效益。信息化把语言知识及其应用，已经变为工业标准，变为语言技术产品，形成了各种专利，比如语言文字的各种规范标准，各种语言知识库，计算机字库，各种键盘输入法，各种处理语言文字的软件等等。专利能够换取红利，比如通过手机数字键盘输入中文，相关的技术专利在外国人手中，我们每消费一台具有中文输入功能的手机，就要交给国外手机厂商几美元的专利。当能够赚取“语言红利”的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形成一定的规模，“语言经济”作为一个术语便应运而生。“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正在孕育产生的过程中，在国际上有十年左右的历史，我国的山东大学已经建立了语言经济学的博士点，召开过语言经济学的学术会议。

语言问题的解决，语言权利的维护，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都需要成本投入，有经济问题；解决语言问题，维护语言权利，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也能产出效益，其中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也有经济问题。看来，语言与经济是有关系的，“语言经济”的概念是成立的。三 语言产业

语言的经济活动，需要语言产业的支撑。语言产业是以语言为主要操作对象，主要利用语言赚取红利的产业。（一）语言产业的业态

2008年12月，在国家语委指导下，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2010年9月，北京市语委建立了“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根据该中心的研究，语言产业大致包括如下业态：

1．语言教育和语言测试。这是很大的语言产业，“新东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学外语、考托福都需要付出真金白银，语言教育、语言考试等，是最为传统的语言产业。

2．语言翻译。语言翻译是蓬勃发展的语言产业。我国语言翻译的规模巨大，在世界语言翻译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

3．语言出版。哪一些出版属于语言出版，目前还较难界定，但辞书肯定是语言出版物。一本好的辞书，可以为出版社带来巨大收益。亚马逊公司宣称，从今年4月份开始，该公司电子书籍的出版已经超过了纸质图书，比例是 105∶100。电纸书时代的到来，给我国的出版业、特别是教材出版商带来了挑战和发展机遇，可以想象未来三五年，学生再也不需要背着沉重的书包去上学了，全部教材、教辅都装进一部电纸书里。做好与电纸书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成了国家语委当前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希望同有志于做电纸书的企业，一起制定教育领域电纸书的语言文字标准。当然，卫生健康标准对使用电纸书的学生来说，也十分重要，不可忽视。

4．语言艺术。如同其他文化产业一样，书法、相声、影视话剧、播音主持等语言艺术，都能够产生经济效益，都能够形成产业。

5．语言康复。聋哑人、老年痴呆症患者、语言发展迟缓的儿童，以及唇裂、声带术后患者等，都需要语言能力康复，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

6．语言创意。广告策划、商标设计是最重要的语言创意，一个好的广告主要在于文案，文案创作在广告业里占有很大比重。还有其他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创意产业，比如台湾的王心如女士，将古汉字与珠宝设计结合起来，做得非常漂亮，使原来的珠宝增值很多，伴随着珠宝传播汉字文化。

7．语言工程。计算机语言处理，离不开各种语言工程。百度、谷歌、搜狗的搜索引擎，北大方正的字库等都是语言工程，其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

8．语言会展。把语言产品、语言技术拿来做博览会，国际上早有先例，可惜我国还没有起步。我们是把很多语言产品、语言软件，放到别的博览会里去了。语言会展也是一种语言产业。

以上八个方面，还只是举例性质的。到底语言产业有多少业态，尚需深入研究。（二）语言的经济贡献度

语言产业的产值有多少？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数据。瑞士经济学家弗朗斯瓦·格林（François Grin）最近指出，语言在瑞士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度是10%。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山地语四种语言，瑞士公民一般都能够掌握三种语言，综合院校的大学生需要掌握四种语言。瑞士还是联合国、欧盟以及很多国际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有许多语言资源可以利用。瑞士经济的发展，语言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10%的说法可靠与否，由经济学家去判断，但是瑞士的经济发展跟它丰富的语言资源巨大有关系。

在我国，语言对经济的贡献度是多少？现在还无人计算。当然语言经济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的语言经济可能比较少。语言的特点是具有弥散性，它产生的经济效益渗透在各行各业，因此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时候没有专门计算语言的贡献。因为语言经济不好计算，需要经济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的“语言觉悟”达到一定高度，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有可能建立语言经济学。四 语言与职业

有产业就有职业，有语言产业就有语言职业。语言跟职业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语言职业；（二）职业中的语言；（三）语言能力与国民收入。（一）语言职业

语言职业还是一个较为生疏的概念，其内涵其外延也都需要在研究中界定。但就感觉而言，下列人员从事的应当是语言职业：计算机速录师、翻译（笔译、口译）、语言工程师、播音员、讲解员、话务员、语言教师、辞书编撰者、书法家、语言类节目演员、配音演员、语言代码设计者（比如说盲文、聋哑手语、电报、旗语、灯语、密码等的设计者）等。语言职业当然需要别的因素介入——任何一个职业都需要别的因素介入——重要的是，语言在职业要素中占多大比重时，才能够成为语言职业，这需要经济学的界定。（二）职业中的语言

绝大多数职业都需要语言能力，没有语言能力的介入，许多职业的职工素质就不能达标。对于语言能力，如果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需要可能少一些，那么语言能力在第三产业中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南京大学李现乐的博士学位论文《语言服务和服务语言——语言经济视角下的语言应用研究》，用不少篇幅讨论语言消费问题，发现语言在一些职业中作用十分巨大。

就当前我们的感性认识来说，需要较强语言能力的职业有很多，例如：

1．导购、导游、导医等“导××”的职业。广州大学屈哨兵先生，对语言服务颇有研究，他曾经讨论过“导”字号职业的语言能力问题。

2．医生和律师，需要较强的语言能力。英国李嵬教授告诉笔者，在英国，有两个专业的学生要用较多时间学习应用语言学，一是医学院，二是法学院。医生看病、告诉病人医嘱，需要很好的语言交际能力。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做律师或是法官，更是需要很好的语言能力。

3．广告文案创作人、新闻发言人、教师、作家、记者、编辑、文秘、话剧演员等等，语言在他们职业生涯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4．公务员。公务员是执行公务的，公务的执行需要较好的语言能力。可以观察一下，凡是优秀的干部，语言能力一般都比较好。国家公务员考试，现在已经比较重视语言能力方面的检测。

现在大学生就业，用人单位也都注意考察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甚至比专业能力更管用。深圳的童山东先生，是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专家，他多次到人才招聘市场进行调研，通过对用人单位招聘要求的分析，发现对应聘者的语言能力要求是第一位的。

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甚至也包括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换的能力。语言能力是人才构成的重要因素，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我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在这个迈进过程中，语言能力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据我了解，上海市等地语委多年来一直帮助公安、司法、旅游、商务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提升普通话水平，提高语言能力。应当研究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对从业人员的语言能力需求，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各自的语言能力标准，使之成为各自对职工的基本要求，成为挑选新职工的一个入门条件。如果语委能够帮助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语言文字工作就会得到社会的支持，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会有很大提高。语言是不是生产力？这个问题曾经引发过争论，这里我无意也不必介入这一争论。但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得出这个结论：语言是硬实力。（三）语言能力与国民收入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证明，语言能力和收入成正相关。会两种语言的人比会一种语言的人收入要高，找工作要容易。如果再会计算机编程，就业就更有优势。

语言经济学最初就是从研究语言与收入的关系方面起步的，多年来也一直是语言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比如：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对移民的外语能力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少数族裔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属地的语言政策；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的经济效益，等等。我国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广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些学者，也在关心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关系、语言服务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等。五 结束语

语言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景观。“语言经济”提供语言规划的一个新视角。从经济学这个视角看语言规划，至少给我们三个启示：（一）要充分认识到语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适时制订和出台振兴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的行动计划，促进语言产业各业态的健康发展。（二）应当全面树立语言规划的经济学意识，做好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比如推广普通话，给国家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而且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果国家没有推广普通话，在印刷、广播、教育、科技等领域使用数以百计的语言和方言，那将会付出多大的成本！所以，推广普通话的经济效益，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三）应当进一步树立语言资源意识。语言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要善待我们的语言资源，善待汉民族共同语，善待各民族的语言，也要善待汉语方言。要善待语言学人才和语言人才，努力提升公民的语言能力，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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