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德君,梁冬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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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广府文化研究丛书)试读：
绪言
黄世仲（1872～1912），字小配，号禺山世次郎，笔名黄帝嫡裔，又署世、世次郎、老棣、棠、棣、荛、亚尧等，广州番禺人，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小说家。黄世仲生前做过大量的革命工作，主编或参与编创十多种革命报刊，特别是创作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并以此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这使他成为晚清革命派小说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晚清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世仲在儿时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与其兄黄伯耀一道赴南洋吉隆坡、新加坡等地，做赌馆书记员等以谋生计。在新加坡，他受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办报思想的影响，不仅在思想政治上追随改良派，而且常向该报投稿，并成为该报记者。但他追随改良派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在1901年，黄世仲受革命党人尤列（尤列与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并称“四大寇”）启发，在思想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此后，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他同尤列等人一起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03年春，他回到香港，开始利用革命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中国日报》先担任记者、后来与陈诗仲一起主持笔政外，还参与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等有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报纸的编辑、撰述工作。此后，他又陆续创办了《香港少年报》《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参与创办了《广东白话报》《社会公报》《南越报》等，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抨击改良派的保皇谬论。并且，为了配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他还自觉涉足小说创作领域，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连创作了《洪秀全演义》《镜中影》《廿载繁华梦》《宦海冤魂》《黄粱梦》《宦海潮》《党人碑》《南汉演义》《大马扁》《义和团》《宦海升沉录》《吴三桂演义》《孽债》《妾薄命》《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以及已知其名未见其书的[1]《广东世家传》《岑春萱》《陈开演义》《新汉建国志》《梨春梦》等二十二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或歌颂革命英雄、宣传革命思想，或揭露改良面目、抨击保皇邪说，或暴露晚清官场黑暗、谴责清朝腐朽政治，或以历史为题材表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和理想，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
武昌起义后，广东革命党人立即起而响应，谋求光复广东。黄世仲作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且劳绩卓著的革命党人，曾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民团总局局长、军团协会副会长等。但在1912年春，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却提出了一个排除异己、扩大自己实力的裁军计划。黄世仲以及部分军民领袖看出了陈炯明所包藏的祸心，坚决反对裁军计划，因而为陈炯明所忌，于1912年4月9日被陈炯明罗织罪名逮捕。陈炯明借胡汉民之手于同年5月3日将黄世仲杀害。
黄世仲的小说创作，虽然对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小说创作的繁荣起到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晚清小说史上颇有影响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其小说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很少得到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只有阿英、杨世骥、冯自由、陈汝衡、陆丹林等人对黄世仲及其小说代表作《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略有介绍与评介，并且强调的多是黄世仲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贡献，而对其小说创作的个性特点及其艺术成就等，缺乏较为系统、具体、深入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只有陈则光、宋平、陈华新、冼玉清、李育中等少数学者，以及一些文学史或小说史著作（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对黄世仲及其小说作品有所关注与评论，但也只是零星的而不成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注黄世仲及其小说的学者才逐渐多起来。一批较有学术价值的论著陆续问世，使黄世仲及其小说研究逐渐成为晚清小说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纵观20世纪以来的黄世仲及其小说研究，其内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黄世仲生平研究。主要论著有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3）、杨世骥《黄世仲》（《文苑谈往》第一集，中华书局，1945）、罗香林《革命宣传小说名家黄世仲家世访记》（《乙堂劄记》第17册）、李育中《〈洪秀全演义〉作者黄小配》（《随笔》第一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颜廷亮《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小辨》（《近代文学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颜廷亮《黄世仲小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王俊年《黄世仲（公元1872-1912）》（《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符实《晚清小说家黄小配生平》（《芳村文史》第三辑，1989）、赵明政《黄小配》（《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陈坚《怀念我的外祖父——黄世仲》（《香港笔荟》第11期，1997）、姚福申《黄世仲疑案新探》（《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方志强《黄世仲大传》（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郭天祥《黄世仲生平诸问题再辨——兼与颜廷亮先生商榷》（《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马楚坚《宣传辛亥革命之文字功臣：黄世仲行实考》（《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二辑，香港：纪念黄世仲基金会，2002）、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结合作家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考察其小说创作活动等，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其二，黄世仲小说的发掘、整理与出版。起初，黄世仲创作的小说大多数是在《有所谓报》《香港少年报》《时事画报》《循环日报》《中外小说林》《世界公益报》《南越报》等报刊上连载的。部分小说如《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大马扁》《宦海升沉录》等，曾由报社出版过单行本，因而为世人所知。其他小说则因连载于粤港等地的报刊上，而有些报刊又散佚不全，难以查寻，所以长期湮没无闻。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部分学者的辛勤爬梳与发掘，一些小说才得以抖落历史的尘埃，重现于世，并经过整理，陆续出版。这对于黄世仲小说研究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现将黄世仲已出版的部分小说胪列如下（见表1）。表1 黄世仲已出版的部分小说续表
其三，黄世仲小说作品研究。主要论文有：王俊年《关于〈洪秀全演义〉》（《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齐裕焜《资产阶级革命在“天国”土地上的投影——评〈洪秀全演义〉》（《明清小说研究》第3辑，1986），颜廷亮《黄世仲作品诸问题小辨》（《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欧阳健《荣庆和〈廿载繁华梦〉》（《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3期），颜廷亮、赵淑妍《稀见小说〈镜中影〉》（《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颜廷亮《黄世仲作品系年》（《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欧阳健《钱江与〈洪秀全演义〉》（《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2期），吴锦润《关于黄世仲的存世小说〈黄粱梦〉（残）》（《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颜廷亮《黄世仲研究漫议四题》（《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魏文哲《〈大马扁〉：一部失败之作》（《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欧阳健《作清议之春秋，编个人之纲鉴——论黄小配的近事小说〈宦海升沉录〉〈宦海潮〉》（《江苏社联通讯》1989年第6期），赵淑妍《唯一反映葡萄牙共和革命的近代小说——黄世仲〈十日建国志〉略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颜廷亮《晚清最后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关于黄世仲的〈吴三桂演义〉》（《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颜廷亮《晚清小说中孙中山形象塑造的成功尝试——黄世仲〈党人碑〉略论》（《社科纵横》2004年第2期），颜廷亮《晚清社会小说的巨擘——〈廿载繁华梦〉创作、出版和类别等问题考辨》（《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颜廷亮《晚清革命派小说的杰出代表——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考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罗衍军《〈朝鲜血〉刍论》（《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年第4期），颜廷亮《新发现的黄世仲小说〈义和团〉》（《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2期），汤克勤《〈大马扁〉：“假小说以施诬蔑”的巅峰之作》（《嘉应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另外，一些专著如颜廷亮《黄世仲与近代中国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赵明政《黄小配与〈洪秀全演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等，以及一些文学史著作如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等，也对黄世仲的部分小说进行了述评。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对黄世仲的小说作品已有较全面的考论，尤其是对《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大马扁》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一些稀见小说如《镜中影》《吴三桂演义》《党人碑》《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朝鲜血》《义和团》等，也有初步的探讨与评价。这使黄世仲小说的价值及其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日益得到彰显，获得了较为公允的评价。
当然，目前的研究仍较多地局限于对单部小说作品的探讨，并且对多数作品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相对缺乏一种整体眼光与比较意识。比如，论者对黄世仲小说如何继承、革新中国古代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并如何借鉴西洋小说等重要问题，即缺乏具体的探究；而对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关系、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的互动互补、黄世仲小说所反映的地域文化风情等，基本未予关注，因而也就难以从总体上较为确切地把握黄世仲小说的创作特色与历史贡献。
其四，黄世仲小说理论研究。主要论文有颜廷亮《黄世仲昆仲的小说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赵明政《黄世仲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1期）、刘凌风《略论黄世仲小说理论批评》（《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周伟民《论黄世仲的传记小说理论和他的传记小说创作》（《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唐玲玲《黄世仲的文艺思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郭延礼《黄世仲的小说理论及其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刘济远《试论黄世仲小说的艺术特色与创作理论》（《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郭延礼《〈中外小说林〉及其理论与创作路向》（《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文际平《黄世仲小说观念刍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等；另外，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七章也列专节探讨了黄世仲的小说理论。这些论文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黄世仲小说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不过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黄世仲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如何？其小说理论与晚清改良派、革命派的小说理论相比有哪些异同？这些问题虽然有少数学者给予了关注与研讨，但尚不够具体、深入。这无疑也影响了对黄世仲小说理论贡献的准确评价。
鉴于以上述评，本书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黄世仲小说创作展开深入研究。
第一，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黄世仲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与杰出小说家，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相互配合，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互为推广”的关系。其小说与新闻政论往往可以参照阅读，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纪实性和一定的政论色彩，因而在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第二，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黄世仲兼事政论与小说创作。其政论与小说创作主要以种族革命、民主革命宣传为旨归，两者相因而生，先后辉映，体式互补，有所偏重，相互影响，相得益彰。这使其政论、小说作品与纯新闻评论家或纯小说家的作品相比，具有了一种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貌和创作个性。
第三，黄世仲的比较意识与小说观念。黄世仲善于通过中外小说、古今小说，以及对小说与报刊、经史子集的比较等，来阐发其小说观念。其小说观的核心是小说的功用观，即如何利用小说发挥其开启民智的社会功用。但他也很注重小说的社会功用与艺术效果的有机结合。他的小说观念对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理论有因有革，对其本人及当时的小说创作实践等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四，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创作。《洪秀全演义》首次以长篇小说形式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及时、有效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种族革命。该小说主要取材于《太平天国战史》《近世中国秘史》等，并根据创作意图对史料进行了多方面的加工、改造。它在对热兵器战争的描写，以及叙事结构、叙事节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等方面，皆对以往的历史演义创作有所突破与创新，堪称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第五，黄世仲的近事小说创作。黄世仲的近事小说主要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这些小说或揭批官场腐败，反映世态炎凉；或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排满革命；或感愤国势衰败，希图唤醒国民，总之都具有相当进步的思想意义。这些小说所塑造的清朝贵族、官绅商贾、改良派、革命党等各色人物形象，其中有不少是当时官场、商界的风云人物，如周庸祐、张任磐、袁世凯、康有为等；这些小说还对广府地区的商业、娱乐、节日、礼仪、家居习尚等做了逼真的描绘，体现了浓厚的广府风情与时代特色；这些小说对传统小说、谴责小说皆有所革新，体现了较为鲜明的个性特色。
第六，黄世仲小说创作的历史贡献。黄世仲的小说创作在反映近代历史巨变、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等方面，产生过相当广泛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具有比较重要的认识价值和进步意义。黄世仲在小说艺术方面也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既继承革新了传统小说、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又汲取了西方小说的叙事经验；不仅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还对这些小说的创作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概括与总结。这对近代小说艺术的健康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内容，本书拟主要采用下述研究方法。
一是历史的美学的研究方法。注意把黄世仲的小说创作活动置于晚清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将其放在文学史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上，结合黄世仲的生平、处境、思想状况、小说观念、创作动机、审美取向等，进行多层面的考察与探析。
二是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把黄世仲的所有小说看成一个整体，关注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又立足于文本的细读，进行深入的考论。
三是文史互证的方法。例如，对《洪秀全演义》史实与虚构的考察、对近事小说所反映的广府风情的探讨等，都立足于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进行比较论析。
四是影响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例如，对于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黄世仲小说与传统小说、谴责小说之关系，就采用了影响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揭示其小说创作的独特风貌。
本书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有所补充、拓展与深化，以求更为确切地揭示黄世仲小说的创作特色及其历史贡献。
[1] 岑春萱，应为岑春煊，黄世仲误将“煊”写成了“萱”。第一章黄世仲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黄世仲是清末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报人与小说家。为了从事民主革命宣传，他参与或独立创办了一系列革命报刊，满怀激情地发表了大量报刊政论文章；与此同时，他又矻矻不倦地创作了大量小说，甚至自办《中外小说林》杂志，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他的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无疑是相当密切的。作为报人，他为何要从事小说创作？其报业活动对小说创作又有何影响？对此，学界还较少关注，本章尝试论之。一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的结缘
黄世仲最初是以报人的身份活跃于当时的政坛与文坛的。早在1900年前后，他便在新加坡华侨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上发表政论，并担任该报主笔。1903年，他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加入《中国日报》，担任该报笔政。1904年，他离开《中国日报》，协助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和《有所谓报》，承担三报的编辑、记者或撰稿工作，并参办《时事画报》，任重要撰述员。1906年，他亲自创办《香港少年报》，任该报总编兼督印人，并与其兄黄伯耀创办《粤东小说林》。1907年，他与黄伯耀在广州创办《广东白话报》和《中外小说林》，并参与《社会公报》的编辑、撰稿工作。1908年，他又协助黄伯耀创办《岭南白话杂志》。1909年，他参办《南越报》。1911年，他在香港担任《新汉日报》总司理兼撰述。在上述报刊，他发表了大量的新闻与政论文章，鼓吹民主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连载于这些报刊上。
为醒目起见，兹将黄世仲所创作小说在报刊连载的情况，列一简表，示意如下（见表2）。表2 黄世仲所创作小说在报刊连载情况
黄世仲之所以在办报的同时致力于小说创作，是与报业发展时代潮流的影响分不开的。其兄黄伯耀曾说：“迄于今，报界之潮流，更趋重于小说。……故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而小说功用，遂不[1]可思议矣。”他还说：“新闻报社，方盛涨小说之潮流，以歌谣寄易[2]俗之思，即于小说导文明之线。”由此可见，报刊与小说结缘，两者相互为用，以广销路，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梁启超就曾这样感叹：[3]“手报纸而读之，除芜杂猥屑之记事外，皆小说及游戏文也。”
当然，黄世仲积极地从事小说创作，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意识到小说在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他说：“处二十世纪时代，文野过渡，其足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诚莫小说若。”[4]“观各国……皆藉小说以振国民之灵魂，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因此，“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5]之影响于社会者巨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报纸“虽足以开拓心思，改良风俗，进化人群，增长智识”，但“报纸有见闻，而鲜观感；有纪录，而鲜精详”；并且“散而无章，文而无情”，所以其影响[6]“不若小说之普及”。
基于上述认识，黄世仲才自觉地将办报纸与写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更有效地开启民智、宣传民主革命。他最初创办《香港少年报》，便“以开通民智，监督政府，纠正社会，提倡民族为宗旨”[7]。他在《香港少年报》上发表的《洪秀全演义》，即旨在鼓吹种族革命。后来，他创办《粤东小说林》，也是“以导引文明，启迪社会[8]为方针”。《粤东小说林》改名《中外小说林》后，他又重申其宗旨是“冀得登报界之舞台，稍尽启迪国民之义务。词旨以觉迷自任，[9]谐论讽时，务令普通社会，均能领略欢迎，为文明之先导”。他在《中外小说林》上发表的《黄粱梦》和《宦海潮》，即揭批了清朝权贵的专权跋扈、官场的黑暗腐朽以及清廷内政外交的昏庸无能，以此[10]激发汉人的“国家种族之感情”。另外，《中外小说林》还刊载了不少与家庭、教育、婚姻、戒烟、戒嫖等相关的小说，如家庭教育小说《妇孺钟》、艳情小说《好姻缘》、社会小说《烟海回澜》、讽世小说《猛回头》等；这些作品都意在启蒙民众，革除时弊，引导民众趋向新文明。
黄世仲在利用报刊连载小说的同时，还在报刊设专栏，撰写了二十余篇小说理论文章，如《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等，阐发小说的社会功用与文体特性，以提高人们对小说的认知水平，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制造舆论。
由于黄世仲能将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民主革命宣传，因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罗香林说：“尝闻于陈树人、高剑父诸公及先君幼山公、罗群翼兄，称黄世颂（仲）氏于港主持《公益报》、《少年报》，兼协理《广东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社会公报》、《中外小说林》、《广东白话报》，于穗则《南越报》等报刊以宣传革命外，兼撰小说互为推广，灌输种族革命、民主[11]主义以感导国民，同反满清政权于南中国，收效至巨。”二报业活动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黄世仲本身是报人，主办或参编了多种报纸，其小说又是连载于报纸上的，因而其报业活动自然会对其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其小说创作渗透了较浓的新闻意识，具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
作为报人，他对近期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或本地要闻等颇为敏感，因而能及时地从中取材，通过艺术加工，写成小说。如《廿载繁华梦》主要写周庸祐（即广州富商周东生）被岑春煊查抄一事。这是当地的新闻热点事件，是于乙巳年九月初七日（1905年10月5日）发生的。《时事画报》乙巳年第三期《旬日要事记》曾发表新闻报道《周东生一梦》；乙巳年第四期《旬日要事记》发表了《周东生事汇纪》；乙巳年第五期《旬日要事记》发表了《周荣耀革职查抄矣》。另外，《有所谓报》也连续报道了周东生之事，如乙巳年八月十一日（1905年9月9日）发表了《周东生出使比国之传闻》，乙巳年九月初五日（1905年10月3日）发表了《噫，富商真受骗矣》，乙巳年九月初八日（1905年10月6日）发表了《周东生不派比使之原因》，乙巳年九月初九日（1905年10月7日）发表了《可怜哉，周东生竟有今日》，乙巳年九月初十日（1905年10月8日）发表了《海关库房大风潮》，乙巳年九月十一日（1905年10月9日）发表了《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等。这些新闻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激起了当地读者了解此事内幕的强烈兴趣。于是，黄世仲立即着手收集有关周东生的素材，构思、创作《廿载繁华梦》，两个月后，便在1905年12月6日出版的《时事画报》乙巳年第八期发表该小说。因此，新闻报道不仅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还佐证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增强了小说的可信性与吸引力。又如《宦海潮》，其所叙张任磐的宦海浮沉（实为映射清末外交官张荫桓），也是以新闻事实为依据的。该小说《凡例》云：“惟是书则无一事无来历，或得耳闻，或本目睹，或向发现于新闻社会者。其余点染，出使外洋事迹，则取材于张氏原著日记、书本为多。”其他如《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等，其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就更强了。据颜廷亮先生考证，《朝鲜血》“实际上就是依据当时报纸上陆续刊载的有关安重根刺杀伊藤以及安重根、伊藤[12]二人的历史的种种报道，忠实地写出来的”。《十日建国志》所写的葡萄牙共和革命发生于1910年10月4日，而《十日建国志》从11月1日起即开始在《南越报》连载，两者相距不到一个月。至于《五日风声》，写的是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爆发的黄花岗起义。黄世仲亲自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从6月14日起，便在《南越报》上连载《五日风声》，详述黄花岗起义的经过，讴歌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而不惜自我牺牲的斗争精神。因这三部小说的新闻性、纪实性很强，所以有不少学者干脆称它们为报告文学或报告文学式的小
[13]说。（二）其小说创作多带有鲜明的政治评论色彩
一方面，这与当时的报纸关注时政要闻、注重政论时评有关。例如，香港《中国日报》设“论说”栏目，《中国旬报》也主要刊登“中外之要信、名人之议论、政治”等，《世界公益报》则设有“时论”“杂评”栏目，《广东日报》设有“言论界”，《有所谓报》设有“博议”“短评”，等等。这些由革命党人办的报纸（黄世仲皆参与其中），其所登载的时政要闻、发表的时事评论，都重在进行政治宣传，如宣扬排满，暴露政治腐败，抨击保皇谬说，主张民主革命，等等。与之相应，连载小说也自然要讲时事性、政治性，并免不了要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否则，若小说所写与时事政治不相关，与社会问题、时代生活不相干，与报纸所载的时事要闻、新闻评论等相去甚远，那么就势必不能与报纸新闻、政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从而也就难以引起报纸读者的强烈关注与阅读兴趣。另一方面，黄世仲是名噪一时的政治宣传家、报刊政论作家，一生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文。他通常是先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时评，鼓吹革命排满，随后便创作同题材的小说，与政论时评桴鼓相应、互为推广。其小说的政治性，主要表现在喜以时事、要人、要闻作为小说所叙的重要内容（如《大马扁》写康有为，《宦海升沉录》写袁世凯等），突出、夸大满汉矛盾，抨击保皇立宪，揭批官场和社会黑暗，宣扬民主革命斗争，而这与其办报纸宗旨也是颇相一致的。其小说的政论性，主要表现在小说与政论相互配合，或将政论融入小说，借人物对话、议政来表现，或借书信、檄文、演讲等来展示。例如在《宦海升沉录》第十六回，黄世仲为了阐明变法无效、宜行革命的道理，有意炮制了一封留学生张绍曾写给袁世凯的书信，其中写道：
年来盈廷呓语，“立宪立宪”之名词，“变法变法”之声浪，遍唱于人间，然而改换面目，袭取皮耶伪耶，早为识者所哂。足下洞识外情，熟观大势，真耶伪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纪而降，专制政体，环球将无立足之地。……某等以为，今日非改革无以救亡。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拿未远……乃若以今较昔，烦苛逾于美国，专制甚于法人，炎汉声灵，淹然澌灭，如是久矣。……况复原鹿复危，城狐自舞，惨怀麦秀，将召瓜分，行使种族长沉，山河永碎，犹太往事，人所同悲。公亦人类，应有感情，念及前途，杞忧何极！不揣冒昧，聊布区区，足下图之。
这不就是一篇议论风生、激情洋溢、说理透辟的政论吗？当然，小说是不宜频繁地发议论的，即便需要，也应借书中人物之口才不至于突兀或刻意，但如过多地借书中人物之口来论析事理，也不免枯燥乏味，不合小说之体。因此，政论与小说在宣传效果上是无法彼此取代的，只有兼事两种文体的创作，将它们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形成理性与感性叠加的效果。关于黄世仲小说创作与政论的关系，详见第二章所论，此不赘述。（三）其小说创作有意凸显粤港文化色彩
由于黄世仲本系粤人，熟悉本地生活，故而多取材于本地的要事、新闻。更重要的是，其小说主要发表于粤港地区的报刊上，直接服务于粤港地区的读者。而本地人读报，当然更关注本地的新闻，更关切身边发生的重要时事与社会动态。所以，黄世仲参与、参编或主办的报刊，都专门设有本地新闻栏目，以迎合本地读者的阅读期待。如《中国日报》即设有“广东新闻”“香港新闻”栏目，《中国旬报》还设有“鼓吹录”，专登粤讴、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本地文艺作品。《世界公益报》设有“粤闻”“港闻”。《广东日报》自然也有“两粤要事”“地方新闻”，其文艺副刊《无所谓》则主要登载广东白话论说、班本、龙舟说唱、南音、粤讴等。《香港少年报》也有“粤人声”“港志”。至于《中外小说林》，还刊登了大量的粤方言通俗文学作品，如白话、木鱼、龙舟歌、南音、粤讴、谈风、班本、谐文等，代表作有大樨的《演时务》，庄的《旗民诉苦》，黄伯耀的《近事演说》《讨烟鬼檄文》，等等。作者对岭南地区民间传统文学形式进行了吸纳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以启迪民众，扩大了刊物政治宣传的范围。可见，这些报刊是颇偏重于本地的时事政治和民情风俗的。既然黄世仲的小说发表于这些报刊上，那么他自然也会自觉地叙写本地人、本地事和本地的风俗时尚，诸如：写粤籍名人故事（如康有为、张荫桓、周东生、陈开等），写本地大事要闻（如太平天国运动、陈开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为粤港地区正在掀起的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这样就使其小说带有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关于这一点，后面章节将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可以参看。（四）其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能自觉地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既重视每回的精彩，也注意到结构的严谨性与整体感[14]
梁启超曾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报刊定期、定时、连续出版的方式，势必要求小说家在一个单元内，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精彩的故事，采用一种前后连属、开合自如、线索比较单一的结构方式。可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黄世仲就指出当时报载小说多存在这样的弊病：“一篇之中，有散漫无结束，有铺叙无主脑，有复沓无脉络，前后无起伏，穿擂无回应，[15]见事写事，七断八续。”为了克服这种弊病，他既善于将社会热点、本地奇闻等化为小说中的章节，使每期连载都有看点，同时又注意在小说的主脑、结构与叙事的连贯性等方面下功夫。如在《廿载繁华梦·凡例》中，他就对该小说的主脑、布局、诸多情节之起结，以及人物描写之详略、材料之取舍等，逐一解说。可见，他对小说创作如何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是煞费苦心的，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如冯自由评价说：“该书演述富绅周某宦途及家庭琐事，绘声绘影，极尽能[16]事，大受社会欢迎，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实为巨擘。”（五）黄世仲还善于借报纸广告为其小说做宣传、推广，以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如1906年7月28日，黄世仲在其主办的《香港少年报》上刊登《本社要告》，云：“《洪秀全演义》一书，为本报社员所撰。前应《有所谓报》之请，排刊问世，久为社会欢迎。全书约六十回，乃仅刊至半渡，而《有所谓》竟以无妄歇业。此书为太平天国一朝之历时，故不得不自行续刊，以竟全书。爰自六月初六日由三十回起，逐日随登于附张《学界现形记》之部位，……前经得阅《洪秀全演义》而欲窥全豹者，想当争先快睹也。”1907年9月22日，《时事画报》第21期也登载了两则小说广告：其一预告《廿载繁华梦》将由该报社出版；其二预告《党人碑》将在该报连载。其广告云：“前著《廿载繁华梦》一书，其笔墨价值久已有目共赏。今此书实后来居上。以著者透视近事十余年，积胸已久，然后下笔成文。其资料丰富，布局奇妙，及笔墨精当，自不待言。阅者各手一篇，当不以斯言为夸大也。”1907年11月28日，黄世仲兄弟于香港筹办《社会公报》，同时在《中国日报》刊登广告，声明《社会公报》“尤注重小说，以新阅者之眼帘”，并且黄世仲对即将在《社会公报》刊出的小说《广东世家传》进行介绍。诸如此类的广告，既增强了报刊对读者的吸引力，又为黄世仲小说的连载或出版营造了声势，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需补充说明的是，黄世仲将小说与报业有机结合，也有商业谋利方面的考虑。其小说内容自觉地反映时事政治或社会热点问题，也可以说直接体现了市场因素的制约，所谓“缘时势要求”，“以合[17]时人嗜好”。因而，他在强调小说的政治教育作用时，也就必然会重视小说的娱乐功能。他把小说列入报刊的“谐部”，注重“谐论[18]讽时，务令普通社会均能领略欢迎”，其实就考虑到了小说的消闲娱乐性质。因此，他在写小说时也就能较自觉地追求“寓教于乐”，从而使其小说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总之，黄世仲从事报业活动、创作小说，其主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报业活动与小说创作是相互配合的。其小说所写的人物、事件大多可以与报纸新闻和政论参照阅读，不仅有较强的新闻时效性与纪实性，还有一定的政论性与地域文化色彩，因而具有极强的政治宣传效果。
[1] 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外小说林》2卷第5期，1908。按，《中外小说林》由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于2000年4月影印出版。
[2] 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中外小说林》2卷第10期，1908。
[3] 梁启超：《告小说家》，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484页。
[4] 黄世仲：《中外小说林之趣旨》，《中外小说林》1卷第1期，1907。
[5] 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外小说林》1卷第6期，1907。
[6] 亚尧：《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中外小说林》1卷第11期，1907。
[7] 黄世仲：《看看〈少年报〉出世之广告》，《有所谓报》1906年5月12日。见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08页。
[8] 《〈粤东小说林〉出世》，《香港少年报》1906年9月24日。见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42页。
[9] 黄世仲：《中外小说林之趣旨》，《中外小说林》1卷第1期，1907。
[10] 黄世仲：《宦海潮·凡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第2页。
[11] 罗香林：《乙堂劄记》，转引自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35页。
[12] 颜廷亮：《黄世仲革命生涯与小说生涯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第647页。
[13] 如李育中《五十二年前的一篇报告文学》（《南方日报》1963年4月14日）即称《五日风声》为报告文学；颜廷亮《黄世仲革命生涯与小说生涯考论》第十九章“黄世仲的三种报告文学式的小说”，则把《朝鲜血》《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视为报告文学式的小说。
[14] 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载《清议报》第100册，1901。
[15] 棣：《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绘图中外小说林》2卷第2期，1908。
[16] 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载《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第42页。
[1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05～206页。
[18] 黄世仲：《中外小说林之趣旨》，《中外小说林》1卷第1期，1907。第二章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创作黄世仲不仅是一个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个有鲜明种族革命倾向的舆论制造者和政治宣传家。他敏锐地把握时代动脉，努力地探索变革社会、更新制度的途径，并将这种探索诉诸其所撰的各种政论与小说之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小说与政论的撰述、发表是同时交错进行的，这使得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触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有鉴于此，研究黄世仲的小说创作，就很有必要探讨其小说与政论的关系。下面拟从四个方面探析此问题，以补时人研究之缺。一相因而生，先后辉映
大体而言，自1902年7月18日开始发表政论起，至1912年5月3日被胡汉民冤杀为止，黄世仲至少发表了以《辨康有为政见书》《岑春萱》等为代表的政论90余篇，同时创作了现今有明确记载的小说23部。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如一段绳索上的许多排列有序的节点，彼此间有着“相因而生，先后辉映”的关系。
其一，先政论，后小说。政论的撰写促进了黄世仲思想的成熟，而思想成熟后的黄世仲为了拓宽革命宣传的渠道，增强革命宣传的效果，又有意识地进行了小说创作。黄世仲是从撰写政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其第一篇政论《作气论》发表于1902年7月18日的新加坡《天南新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针砭时弊，揭批吏治，表现其种族革命思想，至1903年春夏间在《中国日报》发表《辨康有为政见书》，其种族革命思想已日臻成熟，自此他便以种族革命宣传为己任，并自觉利用小说、戏剧、粤讴等，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1905年6月4日，他出于宣传种族革命、扩大革命派影响的目的，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洪秀全演义》，在《有所谓报》上连载。在该小说中，他将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种族革命，将太平天国政权美化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权，全面呼应了他已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种族革命的政论，在革命宣传上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他也因此而意识到小说在鼓动风潮、宣传革命上的巨大效应，于是加大了小说创作的力度，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时代感强、种族革命色彩鲜明的中长篇小说。
其二，政论与小说彼此辉映，存在着触发与被触发、牵引与被牵引的关系。黄世仲每一篇政论的发表，都意味着一个或多个新视角和新观点的形成；而这些新观点和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又容易触发他以小说来进一步演绎、宣传其思想观点的创作欲望，进而引致小说的创作。比如，1902年9月12日，他在《天南新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私史》的政论。在这篇政论中，黄世仲对中国历代以来的史书予以猛烈抨击。
史家亦非不知史之关系，与史之原因结果为何如。然以慑于君权，压于专制，或睹前代之覆车，界疑似于当朝之陋辙，则顾忌焉，深文焉。屈笔削以为迁就，于是史之地惟知有朝廷，史之人惟知有君主。略举其兴亡强弱沿革之由，以为一朝之实录，把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系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噫，以是为史耶，公耶，私耶？亦适足埋没数十辈之精神，而闭塞数千年之闻见而已，则甚矣，中国无公史也。……史家但以事之成败分为王寇，以享国之久暂，定为真伪。趋□奔走，将全史而供奉之于帝王，其所以埋没英雄，污辱国民实甚。吾故曰，中国无公史也。
这种历史观就对他后来创作《洪秀全演义》，为“埋没”的太平天国“英雄”立传、正名，提供了思想上的动力源。他在《洪秀全演义·自序》中即说：
余尝谓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是以英雄神圣，自古而[1]今，其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者，类湮没而弗彰也。
可见，《洪秀全演义》虽在1905年才开始连载，但其最初的创作冲动与思想准备，在1902年发表《私史》这篇政论时就已产生了。因此，《私史》与《洪秀全演义》“先后辉映”，形成了触发与被触发的关系，有着相当程度的内在关联性。
事实上，这种政论与小说“触发与被触发”的关系，是自始至终地伴随黄世仲的创作活动的。几乎在其所有的小说，都能或隐或显地找到对他产生触发作用的政论。如在发表长篇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康有为》《明夷》《呆人》《傎人》《北海南海》等一系列攻击康有为的政论后，黄世仲适时地创作了小说《大马扁》，以丑化保皇派领袖康有为，从而达到削弱保皇派之势力、扩大革命派之影响的目的。
在发表《拟清之汉功臣张广泗、柴大纪合传说》《论平满汉之难》《清廷拟派贵族出洋考察海中之感言》《袁世凯之前途》《袁世凯殆不[2]能自安矣》等揭露清政府防忌和钳制汉臣的政论后，黄世仲创作了以袁世凯为被排挤汉臣之标本的小说《宦海升沉录》，在反映官场腐朽内幕的同时，用以说明满汉种族界限难以磨灭的道理，并试图鼓励汉臣脱满自立，谋取光复。其政论与小说的触发与被触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都内在地体现了革命派希望争取袁世凯等当权汉臣进入革命阵营，以加快种族革命进程的企望。
当然，政论与小说的触发与被触发，也不是机械的对应关系。比如，就反映晚清官场腐败而言，其政论与小说的揭露和评价，谓之异曲同工，相得益彰，更为确当。二多以种族革命宣传为旨归
黄世仲的政论和小说，虽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等各个层面，但他是以种族革命者的批判眼光、态度和方法，将当时的社会作为清朝贵族统治下的病态标本来剖析的，旨在激起汉族人民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为种族革命摇旗呐喊。具体地说，他的政论与小说创作，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共同表现种族革命之宗旨的。（一）阐析种族界限的历史成因与客观存在
首先，他指出汉满民族界限的存在是由历史造成的。两民族历史起源不同，血统各异，各有其精神归属感。清朝是靠野蛮的武力征服入主中原的。如《辨康有为政见书》所谴责的：
查历朝开创之君，实以满清于扬州、嘉定、粤城三役，及元伯颜下江南之役为最惨。盖彼族之视汉人，先存门户之见，以吾同胞为非彼族类，当不甚爱惜，故任意生杀，无所动容……夫《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为满清暴力封锢其书版，垂二百余年，是满清[3]于此举，自视犹有惭心……
在《洪秀全演义》第十四回中，他又借石达开的檄文对这种暴行，再次进行声讨：
自昔皇汉不幸，胡虏纷张。……而乃蛮夷大长，既窃帝号以自娱；种族相仇，复杀民生以示武。扬州十日，飞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匝腥风于遍地。两王入粤，三将封藩，屠万姓于沟壑之中，屈贰臣于宫阙之下。若宋度欷歔于南浙，故秦泥不封于西函。呜呼，明祚从此[4]亡矣，国民宁不哀乎？
其次，黄世仲还着力阐明满汉种族之对立与分野，乃是客观存在之事实。在政权稳固后，清朝专制统治者依然为一族之奢淫享乐，置汉族人民之死生于不顾，竭尽盘剥掠夺之能事。如他在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中所言：
驯至今日，上下交征，痛苦流离，民穷财尽，内乱与外祸相仍，而一切游宴之巨耗，如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奢侈浮靡，奇技淫巧，犹未辍也。……田捐、沙捐、房捐、屠捐、酒甑捐、办米捐（此广东[5]新政），余外层出不穷，且不胜枚举。
在《洪秀全演义》第九回中，他则借胡以晃讨清檄文予以指斥：
窃以朝上奸臣，甚于盗贼；衙门酷吏，无异豺狼。皆由利己殃民，剥闾阎以充囊橐；卖官鬻爵，进谄佞以抑贤才。以致上下交征，生民涂炭；富贵者稔恶不究，贫穷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以钱漕一事而论，近加数倍，三十年之税，免而复征，重财失信。加以官吏如虎之伥，衙役凭官作势，罗雀掘鼠，挖肉敲脂，民之财尽矣！强盗四起，嗷鸿走鹿，置若罔闻；外敌交攻，割地赔钱，视为闲事，民之苦亟矣！朝廷恒舞酣歌，粉乱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残良害善，讳涂炭而陈人寿之书。萑苻布满江湖，荆棘遍于行路。火热水深，而[6]捐抽不息；天呼地吁，而充耳不闻！
此外，黄世仲还指出，清朝统治阶级不仅对一般百姓实行种族压迫，对同在统治阶层内部的汉族仕人亦处处防忌排斥。如他在《辨康有为政见书》中揭露道：
军机衙门，总一国之政权；其总军机大臣之一人，皆以彼族亲王宗室为之；余外则军机大臣学习行走者数人，如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等只如舆台奴隶，以奔走于总军机之前，有与闻之责，无可否之权者也。……若京官满、汉之分途，实为二百余年满、汉不[7]能交融之铁案。
在《洪秀全演义》第十四回，他也借石达开北伐湖南的檄文揭批道：
逮其守成之世，筹永保之方。牢笼汉人，荣以官爵，伈伣之辈，雍乾以还，入仕途而锐气消，颂恩泽而仇心泯。罹于万劫，经又百年。然试问张广泗何以见诛？柴大纪何以被杀？非我族类，视为仇雠。稍[8]开嫌隙之端，即招死亡之祸。
从种族界限的客观存在出发，黄世仲还对当时正担任军政要职的袁世凯之命运做了预测。如他在政论《袁世凯之前途》中指出，袁世凯不察“清廷言变政”之真意而冒昧厉行改革之事，实在是履险蹈危、前景堪虞：
危矣哉，其今日袁世凯之地位乎！……吾视满清二百年来所谓功臣，如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之徒，以百战功高，而不免于杀戮。……袁世凯为清廷效死力，固深知非大改革不可以延残喘于一时。顾清廷言变政，袁氏亦以其言变政，而徒以死力争之，始焉受内监之唾骂……似袁世凯视李鸿章若何，胡不审清廷之真意与汉满之用心，而故冒昧以行之也。今为袁氏计，固当谋有以自处。……夫今日之大冲[9]突，非区区一二人意见之大冲突也，即为满汉冲突之影子也。
显然，黄世仲在政论与小说中对种族界限的反复申明，意在说明种族之界不仅有其历史之宿根，更是一种无法回避之现实存在，而绝非如康有为所粉饰的满汉已“团为一体”，“不过客籍土籍之异”；同时他也揭露了一个事实：以满族权贵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拒绝融合，而非汉人无事生非；汉人之排满，乃由无法承受其残酷的种族压迫所致。（二）阐明种族革命的必然性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媚外，民怨沸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道，并形成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改良派主张维新改良，实施君主立宪制；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由汉族人民当家做主。
黄世仲认为，革命派所主张的社会变革道路更合乎当时国情，因为清朝统治者是不可能主动放弃种族特权和利益的，唯有以武力推翻其统治，才能真正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此，他从两个方面做了较充分的论证。
其一，反证种族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改良派想让清朝统治者放弃特权、主动配合维新变革，这是痴心妄想，即使统治者勉强同意，也只是虚与委蛇。如他在政论《论中国维新之变局》中即指出了专制政权与维新之不可调和性：
回銮以来，以列强之迫，迭诏维新，在朝廷是否实意举行，吾不得而知，就其宗旨，则曰派游学也，建学堂也，筑铁路也，开矿务也，试策论也，此皆新法之皮毛，而非新法之精意，亦夫人知之矣。精意者何，民权是已。……盖专制者，必不维新者也，维新者必不专制者
[10]也。
在小说《宦海升沉录》第八回中，作者则借刚毅之口，揭露了清朝统治阶层对于维新变革的态度和心理：
王爷试想，直隶山东逼近京师，若不用我满洲心腹的人，那里靠得住？所以皇上总不晓事，被逆党瞒过了，只说满汉平等的话。你道什么［平］等呢？难道要把我家皇帝的大位，还要给汉人轮流做做么！况我满洲人总不及汉族的人多。若是满汉真正平等了，怕汉人强，就满人亡的了。所以东抚这任，总不能放袁世凯的。
又如《大马扁》第三回，他对康有为上书推行新政，欲令清朝统治者主动放弃种族压迫与专制特权的可笑做法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其说到所谓新政，不过是筑铁路、开矿务、废科举、兴学堂、开议院、裁冗员等等套话，那个不会说？果然那条陈递到都察院，那都察院又代奏了，清廷如何肯做？因筑路开矿系求财政增益的，犹自可说；若讲到开议院三个字，显然是立宪民权的国，岂不道着那“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刚毅那几句话，正是满人金科玉律，以满人得几百万人口，还肯把民权给与几万万人口的汉人么？所以清廷虽看了康有为一班人的条陈，只当是一个混帐东西说疯话的，真不留意。
其二，正论种族革命的必然性。改良派的温和改革之路既然行不通，那么种族革命也就势所难免。在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中，他剖析道：
夫欧洲之立宪诚善矣，然未有不由革命而成者也。观十九世纪英革兰、意大利之史，其革命何如？使英而不革命，何异于土耳基？意而不革命，何殊于埃及？……康又以为革命与民权，分而为二，不知革命为因，民权为果。故各国未有不经革命而得民权者也。……夫革命而不免于涂炭，是则然矣；谓涂炭而不得民权自由，则泰西之民权自由，何为以流血购之？彼英之格林威尔，无十六年之涂炭则何如？美之华盛顿，无八年之涂炭则何如？荷之阿林斯父子，无三十余年之涂炭则何如？……设令日本覆幕而尚留大将军，英国求权而不去贵族，[11]岂康亦以为民权立宪之良耶？
在小说《宦海升沉录》第十六回中，他则借留学生张绍曾劝袁世凯革命之函文，阐明变法无效，宜行革命的道理：
年来盈廷呓语，“立宪立宪”之名词，“变法变法”之声浪，遍唱于人间，然而改换面目，袭取皮耶伪耶，早为识者所哂。足下洞识外情，熟观大势，真耶伪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纪而降，专制政体，环球将无立足之地。……某等以为，今日非改革无以救亡。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三）鼓吹汉民族自尊，热情呼唤革命
鼓吹“国民”自尊，使汉族民众知耻而后勇，将种族革命的种子播撒在汉族民众的心里，这也构成了其政论与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政论《说耻》中，他说：
人苟以国民自命，亦断不能厚颜面，委身寄命，任死生涂炭于他人，是故有耻不足为耻，有耻而不自知其耻，知之而不图雪其耻，则诚可耻矣。……人有恒言，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观此则弱中国者中国也，非外人也；残国民者国民也，非朝廷也。使国民自奋，实足倒向来之压力，报仇雪恨而有余，乃朝廷不自[12]哀，而犹待国民哀之；国民不自哀，而徒待后人哀之。
在政论《国民说》中，他更号召国民勿甘于任人宰割之命运，而要“举义旗以抗大敌”：
夫满人之于中原，犹外府耳，任取舍死生于其手，今又重之以行抽，益之以外息，则十八省之州县，不为齑粉，四百兆之人类，不为刍狗者几何也。彼波兰、埃及、波亚、菲律宾之国民，何尝不举义旗以抗大敌哉？然事卒无济者，直以不能慎图于始，而徒为竭蹶于终耳。前事不忘，后事可鉴。此亦中国后来之问题，而国民目前之炯镜也。噫，二百余年，昔既被灭于他人，今复强凌于外国，有国民之责者，[13]幸知重焉！
与政论相呼应，黄世仲则充分利用小说形象性强的特点，将种族之志寄托在小说中革命志士的身上，如《洪秀全演义》便将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塑造成种族革命志士的团体，对他们以臣服于清廷统治为耻，以光复汉室为荣，为民族独立不计死生，慷慨蹈义的英雄事迹做了感人肺腑的讴歌和赞美，让读者油然而生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小说第一回，钱江与冯云山初遇时的一段对话：
钱江假着问道：“方今天下多故，正豪杰出头的时候，老兄高才，却不寻个机会出身，这是甚么缘故呢？”冯逵答道：“先生说的虽是，叵耐鞑靼盘踞中原，大丈夫昂昂七尺，怎忍赧颜北面称臣？故隐居于此，愿先生有以教之。”钱江见他说出此话，正要试他，便说道：“足下志量，令人钦佩。只是鞑靼盘踞中原二百年矣，君臣既有定分，足下反以仇雠视之，岂不大谬？”冯逵听到这话，不觉怒道：“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某以先生为汉子，聊以直言相告，何反作一般忘国事仇的见识，倒说出这无耻的话来？先生休矣！”言罢，拂袖便
[14]去。
这一段对话，对于激发汉族读者的民族自尊感和反抗精神，是颇有鼓动性的。
综上，黄世仲始终不忘以种族革命宣传为己任。他利用政论与小说两种手段，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相辅相成地宣传种族革命的道理，激发读者的种族革命情绪，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政论与小说配合呼应的种族革命宣传效应。三体式互补，有所偏重
黄世仲是一位报人、一位小说家、一位方言文学开拓者，但归根究底，他是一位革命宣传家。其他的身份，相当程度上是为最后这个身份服务的。他的多种文体创作实践，是一个革命宣传家为了更充分地、多渠道地开通民智、宣传革命而努力开拓的结果。他认为不同的文体，能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不同文体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体式互补，达成一种整合或叠加的宣传效应。（一）体式互补
政论与小说的区别在于：政论是针对时事而发的，必须客观真实，而小说可以谈古说今，想象虚构；政论是通过评议时事向读者阐明事理的，长于以理服人，而小说是借故事中人物的言行来感染、影响读者，其能事在于以情动人。因为有此区别，两者才能互补互渗。例如，黄世仲写过三篇关于袁世凯的政论，即《袁张二都督对于学生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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