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问题.第1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布鲁斯,布朗理查德,布坎南卡尔,迪桑沃丹尼斯,当丹维克多,马格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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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1辑试读：

现代中国的设计教育，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成立（1958年）和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1960年）成立为标志。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设计教育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改革，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的引入，实现“工艺美术”到“设计”的转换。此阶段，虽然对“设计”的内涵尚未清晰了解，但人们已经隐约意识到“工艺美术”和“设计”概念并不一致，开始接受“设计”（DESIGN）这个外来词。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在理论上表现为设计概念内涵的探索，把设计表述为 “艺工结合”，或者进一步表述为“艺术×科学”。人们认识到设计既有艺术也有工学的属性，既是艺术表现也是科学创造。尽管如此，由于“工艺美术”的历史认知惯性，专业名称仍表述为“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学”，前者用于本科阶段，后者用于研究生阶段。“艺术”作为前缀或者后缀，对“设计”进行修饰或者延伸。这个阶段设计教育仍然以“造型”为主，但已经强烈意识到设计是多学科的交叉，艺术只是其中之一。为了适应国情而将DESIGN翻译为艺术设计或设计艺术，只能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过渡。直到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此阶段的改革达到高峰。“设计”前面或后面的“艺术”取消了。虽然设计学属于艺术学科门类，但在其后有个括号，写着“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这表明：艺术学和工学的学科界限在设计学这个节点上交叉融合了。这是对第二阶段改革成果的确认，同时也为改革的继续深入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名称上去掉了艺术，在设计教育中仍然表现为以造型为主，多学科交叉的专业愿景并没有真正实现。

尽管如此，设计美学、设计心理学、设计社会学、设计管理学等课程名称的出现，交互设计、体验设计、服务设计、组织设计等设计领域的出现，已经使人们感到，必须反思以造型为主的设计教育，从而推动设计教育新一轮的改革。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倡导和组织了连续5年的“设计教育再设计”国际会议。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改革是我国的设计教育在补课的话，那么，这个阶段的改革则是与国际同步，重新定义设计学科，如会议的主题所述，要探讨设计的“范畴、方法论和价值观”。由此拉开中国新一轮设计教育改革的序幕。

设计学的学术范式更新、设计教育的改革，都离不开设计理论的支撑。为了使国际前沿设计理论能够便捷地进入国内的研究视野，我们决定甄选和翻译国外设计理论文章和书籍，陆续出版。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先推出《设计问题》（第一辑）和《设计问题》（第二辑）译著。《设计问题》译文的原文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Design Issues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84年，与Design Studies和The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并列为全球工业设计的三大权威学术性期刊。《设计问题》主要刊登设计史、设计理论和设计批评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论文，是SSCI和A&HCI双检索刊物。

选择翻译《设计问题》，还有以下方面的考量。

2015年6月，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设计和创新创业密不可分，该译著系列响应了时代的呼唤，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设计学科是江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教育部最近的学科评估中，江南大学设计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第四名。长期积淀下的的设计学科平台和氛围，为组建《设计问题》翻译团队提供了难以替代的优势。《设计问题》终于出版了。翻译团队在无限感慨和感激的同时，更是满怀期待。期待学界同仁与作者争鸣，期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译者2015年10月于江南大学设计无学科Design Without Discipline克雷格•布雷姆纳(Craig Bremner)保罗•罗杰斯(Paul Rodgers)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 2013年（第29卷）第3期。1．引言

从专业、文化、技术和经济等不同视角来看，设计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然而，目前的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近20年前，亚当•理查森（Adam Richardson）就曾在他的文章《设计师之死》（The Death of the Designer）里强调过设计的身份认同危机。理查德在文中提醒大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激进设计运动时期，设计危机就已经存在了。此外，几乎与此同时，丹•弗里德曼（Dan Friedman）在其著作《激进现代主义》（Radical Modernism）中，从历史的角度指出设计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在历史性转型时期寻求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平衡和愿景。弗里德曼在书中强调指出，设计师有责任避免专业过于细分，并将自身所从事的工作视为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中的重要的创造性活动。

最近，也有人从学科的角度提出设计处于危机之中。当然，这种危机状态并不只限于设计—大多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点都会处于危机状态。然而，最近有迹象表明，设计在寻求方法论上的彻底改变，这确实说明设计作为一门学科“正处于危机状态”。围绕研究方法和设计的激烈辩论，显然吸引了很多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但这些讨论似乎忽视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个普遍认识，即关于研究方法的如是讨论本身就已经表明一个学科“处于危机状态”了。奈杰尔•克罗斯（Nigel Cross）提醒我们，在设计研究领域这样的问题每隔4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由此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克罗斯描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是如何专注于开发科学设计产品；而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注意点又转移到了寻求科学的设计过程。根据克罗斯的年代演算，我们现在正经历着另一场设计的研究方法的开发和运用危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20年前，理查森在其文章中提出，设计“……在身份认同、目的、责任和意义上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并且“……从设计的从业现状来看，需要认真考虑该职业的生存能力，需要研究它的范围，需要重新考量它的价值”。鉴于设计为其学科范围问题争论不休，本文试图探讨设计的危机问题。2． 设计职业的严肃性

唐纳德•A．诺曼（Donald A. Norman）在其著作《情感化设计：我们为何喜欢或讨厌日常用品》（Emotional Design: Why We Love (or Hate) Everyday Things）的后记中讲到，我们都是设计师。然而，堪称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却声称，他“……为设计这一名词的不断贬值所困扰”，并且发现自己“……现在因被称为设计师而感到有些尴尬”。为了对付这种意义的贬值，他建议认真对待设计学科，并且应当认识到设计“并不只是为了以某种方式人为地提升产品的价值而放在产品名字前面的一个形容词”。

作为1991年发表于《设计问题》杂志的“慕尼黑设计宪章”的签署者，拉姆斯了解设计在当代生活各方面所肩负的责任。该宪章指出，设计必须关注“经济和生态、交通和通信、产品和服务、科技和创新、文化和文明，社会、心理、医疗、身体、环境和政治问题，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现在，20年过去了，拉姆斯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设计是严肃的职业，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项职业……”

如果我们遵照唐纳德•诺曼和其他学者的话，“……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表明“非职业设计师”正成为一种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是对于这一学科而言，更为紧迫的话题在于对设计为王的争论—从日常用品的设计，到城市、景观、民族、文化、身体、基因和食品生产方式的设计，到旅游的方式、汽车制造甚至克隆羊的方式的设计。事实上，早在生物科学和金融服务经济出现之前，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就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设计所涉及的领域：“……从勺子到城市”。甚至在凡事都成为设计，以及诺曼声称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之前，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azlo Maholy-Nagy）就在包豪斯（Bauhuas）构建了他的教育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人都有天赋”这一基本概念；约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随后提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进一步拓展了莫霍利-纳吉观点的适用范围。所有这些慷慨陈词都表明了蒂埃里•德•迪弗（Thierry de Duve）所描述的艺术教育从学术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中天赋被创造力所取代。天赋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必备技能之中，然而创造力是普遍存在的，需要的只是表达的媒介。德•迪弗批评中的现代被后现代所取代。在后现代中，态度取代了创造力，态度需要一种“实践”来实现它的形式。大概20年之后，我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设计实践，只是在追赶潮流而已。

拉姆斯为“设计”一词的不断贬值而感到痛惜，因为设计是很严肃的实践。埃托雷•斯考特赛斯（Ettore Scottsass）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说，设计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伦理和政治维度，并且要求我们认识并考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改变的世界（我们的人类学上的条件），因为尽管设计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但它也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数字科技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和设计规划之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引发了对于设计严肃性的思考。数字科技不是设计规划“可能的未来”，而是生产一个“别的”世界的设计。在这个世界，设计规划就是把“过去”归档。这一次，随着条件的改变，我们发现设计的学科性正在消解。图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3.（设计）学科的消解

那些曾经被视为独立的设计学科，诸如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纺织品设计和时装设计等，如今它们的界限已被打破，并且继续消解。这些改变的关键在于人们认识到如今的职业界限存在不确定性，并且在传统设计学科领域之间的流动就业模式已成为常态（见图1 ）。图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的核心组成部分3.1 设计学科界限的破裂和模糊化

此外，许多现代设计诉求，诸如音频设备、通信设备和电子产品等家用产品设计，需要设计师高度参与作为其项目的核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另外一些专门学科领域的支持，例如工程学、人类学、商业和其他专门知识领域（见图2）。3.2 设计作为当代设计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

有关传统设计学科内的危机和分裂现象，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包括：

● 职业危机。当今的设计界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不断变化的舞台，专业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设计正处于重大转型之中，因为过去由市场所驱动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让位于如今更加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今天我们正经历和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传统设计领域变得模糊，而新的协作能力催生出了新型的设计实践。阿特金森（Atkinson）相信，这种改变对于设计本身算不上多大危机，但对设计职业造成了危机：“后工业时代的制造业需要一种新型的设计，这种设计可能使设计师的角色发生转变。”

● 经济危机。设计中的财务和专利使用费模式正处于危机之中。麦格沃克（McGuirk）最近在米兰家居展50周年爆料，绝大部分参展的设计师几乎都无力负担租金。2011年4月的米兰，有2700多家家具知名品牌制造商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展出了他们的作品，而其中许多灯具和座椅的产品原型都是由设计师免费制作的，他们希望能从专利使用费中获得回报。然而，正如麦格沃克所发现的那样；“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做到这一点。我曾经和一位年轻的设计师交谈过，他正在和意大利一家知名制造商合作生产5个产品—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去年的专利使用费收入是600欧元，”他说，“（那可是）半个月的租金。”设计师的金融股降级是与全球经济的“金融化”同时发生的，这种“金融化”将所有交易都转变为一种衍生品，一种应对变化的保险形式。对于依托于变化的职业而言，这种发展可能意味着终结。

● 技术危机。在通信技术进步、新互联技术以及新知识配置的带动下，信息和计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已经为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海特（Hight）和佩里（Perry）提出，将围绕网络化通信基础设施的实践重构为新动力的渠道。信息和计算技术的重大发展带来了新的工艺和程序，个体因而能够参与数字化的设计和生产形式，但这让人怀疑他们对消费产品的熟悉程度。

因为这些职业、经济和技术危机，我们可以说设计的特点在于其流动和变化的实践形式，这种实践常常跨越和改变学科和概念界限。这种易变性意味着设计研究、教育和实践正在不断演变，并且“……正在出现新的设计杂合形式……他们是艺术家、工程师、设计师和思想家的组合”。

本文指出，设计范围还在继续变化，超出了（单个）学科的界限。现在设计包含众多学科视角，也就是说，它具有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的特征，并且需要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的工作。另外，出现了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在此若干学科共同创造了统一、持续、重大的成果，甚至促成了新学科的诞生。这已超越了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范畴，并形成了新的学科环境。其中，数字的全球化和扩散导致产生了新的联系，不再仅仅限于学科“中间”，也不能用“交叉”学科来衡量，甚至不能再认为它包含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系统。事实上，数字生成了一个“别的”维度，以至于我们现在需要考虑把“另类学科性”（alter-disciplinarity）或“无学科性”（undisciplinarity）作为未来设计最有效的方法。

约翰•克里斯•琼斯（John Chris Jones）在1998年就曾暗示了在设计研究中的“另类学科”和“无学科”的方式。他认为，对于设计师而言，博士学历要求本质上应该包括“一种能力要求，能够整合想象和理性、技术和艺术，显著改善工业生活及其产品的质量。要能够有效地把艺术和科学整合为一门新的学科，如艺术/科学。要取个名字，太难了！”数字无视学科的那种规定性方式，让设计发现了自身的无学科性；正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无视导致了学科的消解。加上设计薄弱的史学沉淀，我们认为设计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规划设计什么了。4． 学科性

围绕学科性而展开的争论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许多作者围绕一系列的设计活动对多种学科观点进行了探索，这些设计活动包括建筑设计和工程设计。戴可仕（Dykes）、罗杰斯和史密斯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新兴的设计实践形式，提出了一种新的学科框架。这种新的学科框架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不断涌现的多种形式的设计实践、研究和教育背景下，更好地促进对相关活动和产出的定位和描述。

首届学科间研究国际会议是在1970年举办的。会上，埃里克 • 詹奇（Erich Jantsch）提出了一组分级术语，借以描述涉及不同学科的协作形式 。这一框架被涉及跨学科知识生产的核心文献多次引用。一般认为，詹奇首创了当前流行的超学科性这一术语，超学科性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出现的。詹奇的框架旨在提供具体的特征，精确地描述学科术语，以使合作形式更加明晰。这种分级体系始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即从单一学科开展的最简单的工作形式，进而发展到复合学科（pluridisciplinary）、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互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每个术语都关系到分级形式中的跨学科团队工作的结构变化和复杂性。

这些术语在这个框架之外也常常有所使用。例如，“互动学科”往往泛指跨学科之间的一般意义上的合作，而交叉学科则经常用作形容词，描述学科间的活动。由于用法不精确，这些术语经常被混淆，并且在文献中没有一致的界定。自从詹茨（Jantz）创建最初的学科分级系统以来，许多学者也尝试区分这些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中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在探索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思考。首先，针对互动学科及其他零碎形式的批评，不可能从一个学科视角展开。无论我们对设计所发生的变化持有什么样的疑惑，我们都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形形色色的学科设计都是要把疑惑归化为健康的怀疑态度，产生一种归属感，顺从一套系统化的实践，并创造出一个内部专门知识不稳定的空间。因此，设计必须意识到，需要用离散战略来分析其自身模糊的学科性。

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认为：“……学科互动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原因在于尽管我们无法忽视各个学科同宗同源，但学科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逐渐获得身份的，因此我们很难进行真正可信的批评。然而， 20年后，在围绕学科而展开的持续争论中，米切尔（Mitchell）对菲什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声称互动学科“……其实是非常容易的”。米切尔对菲什观点的否定是基于三种不同互动学科的分类：“……自上而下（概念合成的），自下而上（社会驱动的）以及无学科性（无政府主义的）或者现在他称作的横向互动学科……”第一个希望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其中所有学科都有联系；第二个是响应学科发展中的不测和剧变；最后一个打破了学科有序化实践的连续性（即学科管律学科，或学科自律）。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模糊化的学科无法和传统学科共存，所以当设计发现自身无学科时，我们需要发现确实存在的东西。

基于这种理解，可以完善斯坦（Stein）的个人能力假设框架。表1运用斯坦的术语“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互动学科”和“超学科”，并增加了“复合学科”“元学科”“另类学科”和“无学科”，以便进一步理解设计的学科性概念。5． 失去学科性的设计

上部分简述了设计学科性的消解以及学科间的关系变化。考虑到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并相互依赖，并且并非孤立存在于特定的部门或学科之中，设计在本质上需要“无学科化”的可能是存在的（也就是米切尔所说的非学科性）。此外，设计师甚至要变得“不负责任”，因为我们需要更加轻松欢快和适宜居住的世界，这是旧有生产模式的不良装备所无法创造的。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将这个时代定义为“另类学科性”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向“无学科化”的设计，需要一种认知论上的转变。这种转变将继而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些问题本来是由旧有学科和学科之外的实践所造成的。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化归纳如下。表1 学科性消解的异同注释：1 Joseph J.Kockelmans.“Why Interdisciplinarity? ”.In: Joseph J.Kockelmans, ed.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2 Nicolas Bourriaud. Altermodern Manifesto:“Postmodernism is Dead”.2009, www. tate. org. uk/britain/exhibitions/altermodern/manifesto. shtm ,2012年3月15日访问。3 Stephen Heppell. RSA Lectures:Stephen Heppell-Learning 2016, 2006, www.eyfsonline.org/index.php/primaryvideos/viewvideo/7297/headteacher/stephen-heppell-learning-2016,2012年3月15日访问。4 Marshall, Bleecker.“Undisciplinarity”.2195 Paul Feyerabend.4th ed.Against Method.London:Verso,20106． 结论

在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另类现代性宣言中，他声称：“现在对现代性进行重组时间正合适，根据我们所生活的特定环境重新配置—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理解，这就是另类现代性。”同样 ，我们主张一种“另类学科性”：在这样的一种“别的”学科性中，设计（伯瑞奥德称之为“艺术家”）……

变成了“人类旅客”，或者说当代旅客的原型，他们穿行于符号和格式之间，其行程是流动、旅行和越界的当代体验。可以用作品的创作方式来看待这种演变：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形式，即旅行形式，它由时间和空间线条所构成，显现的是轨迹而非目的地。这种作品形式传达了一段历程，一次漫游，而非一个固定的时空。

本文指出，设计的历史学科界限已经被一种我们称之为“另类学科性”的无限时间/空间所取代。设计的职业化危机、全球金融化以及数字科技的快速利用都改变了设计思维和行为模式。因此，传统设计学科需要自身转型，从被实践所改造的传统状态，发展到对围绕网络化通信基础设施实践的响应重构。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并作为新动力的渠道。这里的动力是指重组空间的动力和重新调节应对上述危机时机的动力。

学科模糊化是件好事，为每个具有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人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但这在另一些人那里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在错误的人手中，它会产生很多新术语并强化固有学科知识。文中我们提出，设计现在始于文化的全球化状态。如果它要保留一些学科特点，就应该重新评估它的历史。数字科技创造了新的领域；设计学科必须在这些领域足够稳固，才能抵消由同质化和群体文化/消费所带来的威胁。设计学科在响应新的全球化观点的同时，还要探索图文、时空在它们自身之间所编织的联系。

尽管学科性的普遍性不再使得设计那么具有创新性、强大或有价值，但随着设计探索基于转换、字幕和广义配音的新普遍性，学科性的普遍性仍然有助于另类学科的形成。一个结构完善的学科，不会跟随短时间内就过时的潮流，而会反映我们的世界观和生存方式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然而，如上所述，现在的学科性已经使这种结构任意无常。精确性和完善性表现出对现代设计规划语言的尊重；与之相反，另类学科性将信息从一种模式翻译和转码到另一种模式，并徘徊于历史和地理的时、空维度之中。数字科技已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领域，其所有维度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可以通行。

由于设计学科已经支离破碎，设计的责任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我们认为，从实践所造就的改造形式来看，设计学科既可能任性有担当，又可能循规无担当。通过跟踪业已变形的学科状况，我们发现设计愿景已经“失去了它的中心”，赋予设计一个新的角色将为我们指明学科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Ⅱ:Scientists,Engineers,Designers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

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1期。

本文原文系作者选自其三卷本《世界设计史》“二战中的设计”一章。该书即将由伯格出版社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史上所有战争中最地道的工业大战。1．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创建了一个周密复杂的系统，调配资源、设计和制造兵器，送往所需要的战场。该系统牵涉到一个由众多组织和机构组成的大网络，其中一些战前就已经存在，另一些则专门为战时建立。这个网络控制着兵器的计划、研究、融资、设计和生产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涉及将已有工厂转为战时生产、建造新厂、分配原材料，以及发明提高设计质量的技艺，如运筹学研究、工效学和系统理论。非熟练及半熟练工人必须通过培训来生产军用物资，然后，军事人员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它们，因此，这造就了一种使用创新教学法的庞大的培训业务。

再者，兵器生产的计划还必须和军事战略相结合。因此，要求军事计划人员、新兵器研究组织，以及生产这些兵器的工厂或船厂之间协调一致。研究出来的创新兵器常常不符合常规的战略构想，但又必须纳入新的战术计划。科学家第一次和工程师与设计师携手合作，产生了大量的新装置、新设备以及用于研发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新系统。

美国战时调动的关键就是这种协同努力。管理战略方面需要重大创新来跟踪史无前例的复杂系统。没有一种已有的系统能够确保对美国政府战时的研发和制造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但是，通过各种相关子系统的结合，加上政府和军方官员以及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的通信网络，终于取得了成功。研究人员按级别分工，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专注于特定的项目，而不需要全面理解战略全局。

有人会说，不可能只从某个点上管理整个生产过程，因此分布式计划是免不了的。但是，这种计划需要有一种共识，即参与战争行动的每个人都是共享事业的一个部分，对于这个事业要有一些基本认识，即每一个活动或项目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即使不能看清全局战略的细节。当时，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组织理论来强化这种意识。因此，战时兵器研究和生产计划可以说是我们正开始为之计划和开发技术的当今复杂项目管理实践的前身。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存在的专业隔阂和观念通常阻碍他们携手合作，但在战时并非如此。大家致力于用于作战的机器设备的设计和生产，应对材料、机械效率和可用性等问题，以便做出有价值的产品。这种合作表明，如果能够消减专业隔阂，如果各专业人员能够为史无前例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建立新的合作形式，和平时期也可以大有作为。2．二战初期的美军

美国军事系统、研究实验室和工业企业在二战中的合作方式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甚至英国并不多见。美国军方组织分成两部分，海军部包括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陆军部则包括了陆军航空队。根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建议，1942年3月对陆军部进行了改组，分成三个自主单元：陆军地面部队、陆军航空兵（很快就相对独立了）和军供服务队（1943年改名为陆军勤务部队）。海军中的舰船局、航空局、军械局三个单位参与了军用物资的生产。成立于1940年的舰船局负责监管海军舰船的设计、建造和维护；而航空局则负责海军飞机的设计、建造和维护。海军有自己的飞机设计和建造设施：费城的海军飞机厂；海军军械局则负责枪炮、弹药、炸弹、鱼雷和其他相关物料。

在陆军部内部，陆战和空战兵器的研发分成陆军地面部队和陆军航空部队两个部分，而勤务部队则负责确保兵器生产和交付这一复杂工作。在勤务部队里，军械部和军需部主要负责采购。1941年4月，军械部建立了25个顾问委员会，其中有工程师、实业家和军方人员，负责对包括新兵器的设计、规格、生产和材料等需求的全面审查。

陆军供应服务部（原名陆军勤务部队）的首领索默韦尔（Brehon B. Somervell）将军，试图将陆军和海军的分散采购活动统一起来，为此建立了一体化的军队供应计划 (ASP)，控制了包括从合同和生产进度到交付和分配到战场的整个采购过程的管理系统。后来，ASP覆盖了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的需求、租借法案和其他特别项目。航空军需则由一个独立机构（联合空军资源管理局）负责。

为了管理复杂的采购流程，ASP在1944年初引入了一个供应管理系统。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这一系统是设计思维的产物，但在设计界却被认为是后来设计系统的先驱（例如，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用来处理类似“阿波罗”计划大型项目的系统）。军队供应管理系统的中枢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表格和记录，用于收集和记录ASP运作各个阶段的最新信息。到1944年8月，管理的基本项目数量已达到1900个。为管理基本项目所重新设计的“详细表格”囊括了约500个统计条目，这种表格第一次将每个项目的所有必要的采购信息汇总到一起。到1945年7月，供应管理系统提供了远远超出ASP本身能力的大量详细数据和频繁报告。一个月后，美国宣布战胜日本，战时采购停止。3． 二战早期的采购和生产

二战中使用的采购系统主要承袭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的规划，当时的陆军部启动了一系列工业动员计划，主张把军备和国民经济实力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种调和意味着加强海军部、陆军部和美国企业界的联系。到了1939年，参与动员计划的人们认为，为应付未来战争的军备应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着手准备。1940年德国军队对西欧发动闪电战之后，美国加速其战争动员。1941年的租借法案目的是为已经和轴心国交战的国家提供设备，这一法案刺激了美国的军火生产，为协调制造业的行动提供了动力。图3 1942年战时生产委员会标识（维基百科）

1942年初，罗斯福总统号召在年底前生产6万架飞机， 1943年再生产12.5万架飞机，并在两年内生产12万辆坦克。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已生产30万架战机，12.4万艘舰船， 10万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240万辆军用货车。

1942年1月，美国总统建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 (WPB)，统领国内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换，满足各行业的战时需求，将稀缺材料分配给战时生产，禁止生产非必需物品（见图3），当年的军工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WPB还实行了紧要物资配给制，如汽油、金属、橡胶、纸和塑料。WPB成立后不久，颁布法令削减汽车、冰箱和其他需用紧要物资制造的物品的产量。1942年5月初，WPB下了一刀切的命令停产400多种民用产品。两年后，WPB内部的民需处准备了一项计划，恢复生产一些不影响军工生产的物品。

战争危机使不同行业联合起来，共同满足军方的兵器需求。WPB的首领尼尔森（Donald Nelson）描述了生产军用物资的各企业之间那种不同寻常的合作。例如，29家企业协同努力，成功地将60种不同军用车辆的生产设备尽可能实现标准化。工程师、生产经理和其他参与制造过程的人一起努力，大幅度减少设备使用的蓄电池种类、火花塞、发电机和风扇皮带的数量，并且，还同意为所有车辆制造同一种门把手，而不是八个不同品种。生产同一种车辆的不同企业还商定使用类似的设备和相同的分包商。

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是一家参与军工生产的重要企业，生产了超过35种不同类型的车辆和兵器，包括坦克和坦克装备、高射炮、回转罗盘、测距仪以及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装置。参与战时工作的其他汽车公司包括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斯图贝克（Studebaker）和福特（Ford）。民用航空公司包括诺思拉普（Northrup）、波音（Boeing）、洛克希德（Lockheed）、格鲁曼（Grumman）和道格拉斯（Douglas），而平常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例如，弗瑞吉戴尔（Frigidaire）、纳什•凯文纳特（Nash Kelvinator）和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则制造螺旋桨、引擎和其他兵器部件（见图4）。

按战争所需的数量来生产兵器，就必须采用大批量生产的方法。在有些生产类别里，尤其是飞机和货船，大批量生产技术取代了过去主要依靠手工的制造过程。为了增援飞机生产厂家，汽车公司改造了组装线，用来生产航空产品。这类改造要经过相当大的调整，因为飞机需要大量部件，其组装也需要非常大的空间。厂家还要具备过去从未生产过的飞机品种的设计能力。这种改造做法的一个例外是威洛•鲁恩（Willow Run）工厂-全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专门用来制造B-24轰炸机的。工厂在鼎盛时期每小时生产一架飞机。图4 1943年纳什•凯文纳特《愤怒的螺旋桨》（Blades of Wrath）广告http://www.marketworks.com/ StoreFrontProfiles/DeluxeSFItemDetail

与此类似的大批量生产转换也出现在造船业。亨利•凯瑟（Henry Kaiser）的工程公司是建造胡佛水坝（Hoover Dam）的主要承包商，在自由轮制造中引入了批量生产技术。这一转换的关键是用焊接取代铆接这一造船工艺。在不同地点预制好的大块型材运到凯瑟（Kaiser）造船厂后焊接到一起。干活的大多是原先没有焊接或造船经验的男女工人，只好快速培训一下就上岗了。

凯瑟引进的大批量生产流程极大地缩短了造船需要的时间，从大约230天缩短到平均42天，这样就生产出了数量创纪录的自由轮（见图5）。焊接技术的问题也显现出来，特别是船体和甲板的裂缝，其中一些缺陷是因为使用了不能承受极低水温的廉价低质钢材。不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自由轮大都派上了用场。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投产的部分兵器是过去的老型号，其他则是靠战时研究设计出来的全新兵器。例如，四轮驱动的威利斯（Willys）吉普车，它是一种轻型侦察车，马歇尔将军（Ceorge C. Marshall）把它看作是美国对二战的最大贡献（见图6）。图5 自由舰版权1943归维基百科所有图6 威利斯越野吉普车（1941年）出处不明，作者推定为政府所照图7 M4谢尔曼坦克（维基百科）

陆军使用最广泛的机械化战车是M4中型坦克，称为M4谢尔曼（Sherman）（沿用英国人的做法，用美国内战时期将军的名字来命名美国造租借坦克）（见图7）。更早的两种型号M2和M3的设计是用来对付德国中型坦克装甲IV的火力。1940年，德国成功发动闪电战，那时美国只有18 辆M2中型坦克，火力都比不上德国的装甲车。建造M3坦克时，工程师在坦克侧翼增加了一门更强大的火炮，以增强炮塔上的火炮。由斯帕雷（Sperry）公司制造的侧翼火炮还配有回转稳定器，提高了行进中坦克的射击精确度。二战结束时，美国已累计制造出4万多辆谢尔曼坦克，虽然质量并未超越德国坦克，但数量上大大压倒了德国坦克部队。4．航空技术进步

到了1939年，尽管美国在军用飞机的设计和生产方面还落后于德国、英国和日本，但在民用航空方面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飞机制造业非常发达。美国加入二战以后，填补了这一发展差距。二战初期，格鲁曼（Grumman）公司制造的F4F “野猫”（Wildcat）战斗机是太平洋战区的主要战斗机型号，但其速度不如更加敏捷的三菱“零式”战斗机。竞争促使格鲁曼公司研发了一种改进型号，即F6F “悍妇”战斗机，这是一种更大的飞机，可以携带更多燃料和弹药。新型的“悍妇”战斗机比“零式” 战斗机更快，在与三菱飞机作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见图8）。图8 F6F地狱猫战斗机（维基百科）

美国加入太平洋战区之后，要求飞机有远距离运载兵员和设备的能力，同时要求大型轰炸机能够携带重型负荷穿越相似的路线。柯蒂斯-赖特公司的总工程师兼设计师小乔治•A．佩奇（George A. Page, Jr.）为公司研发了60多种飞机，曾经把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C-46 Commando运输机视为民用飞机Curtiss CW-20。这种飞机虽然最初设计为先进客机，其加压驾驶舱达到了新标准，但是却引起了亨利•阿诺德（Henry H. Arnold，昵称Hap）将军的注意，有意把它改造成军用运输机。改型机有两个加大货门，底面可承载重负荷，配有一台液压控制的起货绞车，机舱易于改造，既可载货也可载人。

与此相关的一种运输机是道格拉斯 C-47空战列车（Skytrain），其别称“信天翁”广为人知（见图9），是流线式DC-3的改进型。DC-3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民用飞机的高标准。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把C-47看作是美国四大“制胜法宝”之一，另外三件是火箭筒、吉普车和原子弹。C-47用来载运部队和物资，牵引滑翔机，略加改造后即可以投放伞兵。图9 道格拉斯C-47信天翁（维基百科）

20世纪30年代中期，陆军航空队开始研发一系列重型轰炸机，它们最终在二战的空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这些轰炸机中最早的是1935年设计完成的B-17，并于几年之后开始服役。它装有多管火炮，可以远距离运载重负荷炸弹，因此赢得了“空中堡垒”的称号。二战前和二战中，B-17经过多次革新，其中显著的改进是鼻锥采用透明树脂玻璃，这种持久耐用的丙烯酸材料是美国罗门哈斯（Rohm and Haas）公司于1933年第一次投入市场的（见图10）。图10 树脂玻璃鼻锥（1942年）维基百科，www. en. wikipedia. org/wiki/File: Boeing_ XB17_(Model 299)图11 B-29 超级堡垒（维基百科）

众所周知，B-17在二战中投掷的炸弹数目超过任何其他美国飞机，后来又补充了另外两种轰炸机：B-24解放者和B-29超级空中堡垒（见图11）。如上所述，B-24最初是由亨利•福特的Willow Run工厂制造的，调用了最先进的大规模生产能力。生产的轰炸机数量超过1.84万架，是美国在二战中军用飞机数量最多的一种机型。B-24比B-17更快，并且能运载更多炸弹。一项重要的创新是炸弹舱门可以像卷盖式书桌一样缩进机身，尽可能减小气动阻力，以便在飞越地面目标时保持很高的飞行速度。

B-29是美国最大的重型轰炸机，曾将原子弹投向日本。B-29是针对陆军航空队对“超级轰炸机”的要求而设计的，专门用于太平洋战区，能够比B-17或B-24运载更重的炸弹负荷，飞行更远的距离。B-29具备许多高级功能，如加压驾驶舱、电子火力控制系统和用潜望镜瞄准的遥控炮塔。此外，B-29 还装备有五种不同的雷达系统。5．小型军用物资

除了大型车辆、舰船和飞机之外，一些小型的武器和装备也在战争中作出了贡献。火箭筒是一种便携式反坦克火箭发射器，由火箭先驱、科学家罗伯特•H．戈达德（Robert H. Goddard）博士设计，并在二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陆军军械官爱德华•杨格（Edward Uhl）将火箭装入一个金属管，管上有木制手柄，可以搁在士兵的肩上。按下扳机时，木制肩托里的蓄电池点火，发射火箭榴弹。但是，因为蓄电池的种种问题，它很快就被更有效的电火花系统取代。火箭筒一般由两个人来操作：一个瞄准，另一个装载火箭（见图12）。第二种改进型的火力足以摧毁敌方坦克，其他功能还包括摧毁碉堡和在铁丝网上炸开洞眼。在北非的战斗中，德国人缴获了几个火箭筒，用逆向工程的方法研发出了自己的火箭筒。

加尔文（Galvin）制造公司（1947年变成摩托罗拉）为陆军通信兵发明了两台便携式双向无线对讲机，提高了地面通信效果。SCR-536调幅对讲机是一种便携式小型报话机，1941年首次投入使用，是由加尔文公司总工程师唐纳德 •米歇尔（Donald Mitchell）团队研发出来的。第二种SCR-300对讲机，也称为手提无线步话机，是一种背包式收发报机，1944年开始广泛使用，对移动中的步兵通信很有价值，对步兵与坦克兵之间的通信也很有帮助（见图13）。SCR-300 是一种在数英里范围内使用的短距离低功率调频对讲机，盟军进军意大利以及太平洋战场都使用过它，在二战晚期欧洲战区的阿登反击战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图12 火箭筒（维基百科）图13 加尔文制造公司1944年生产的SCR-300对讲机（维基百科）

最简单的装置之一当属胶合板夹板，是查尔斯 • 伊姆斯和蕾 • 伊姆斯（Ray Eames）为海军设计的 ( 他们于1941年结婚）。1940年，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 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还是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把自己设计的胶合板家具送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参加家具有机设计大赛，受到人们的关注。1942年，查尔斯和蕾从克兰布鲁克（Cranbrook）搬到加利福尼亚，开了一家作坊，为海军生产轻质成型胶合板夹板，来取代当时普遍使用的令人不适的金属垫夹板。伊姆斯夫妇设计的胶合板夹板底部有一个浅浅的木槽，上面是一个成型盖板，能套住小腿或大腿（见图14）。经过一段小批量试生产之后，他们加入了更大的埃文斯（Evans）产品公司，成为其成型胶合板产品部，可以应对数十万夹板的大量订单。伊姆斯夫妇及其团队还研发了一种胶合板担架的原型，并用专门设计的机器生产飞机鼻锥，还试验制作胶合板飞行员座椅和燃油罐。

其他设计师也为二战出过力。事实上，海军雇用了相当多的设计师。瓦尔特•多文•提格（Walter Dorwin Teague）的设计事务所为海军军械局承担了包括舰炮控制设计在内的很多项目，而先前在克利夫兰（Cleveland）艺术学院教授工业设计的维克多•史莱克格斯特（Viktor Shreckengost），后来担任了海军研究中心的主任，专门研究肌肉运动系统以解决为截肢者安装假肢的问题。亨利•德莱弗斯（Henry Dreyfuss）为贝尔实验室的军用合同工作，这是几年前他和他的工作室重新设计贝尔电话期间所建立关系的延续。德赖弗斯还承担了一个陆军军械局的项目，重新设计航空射击装置。通过部件重组，把部署和安装时间从15分钟减少到3.5分钟。工业设计师承担的其他项目包括伪装、颜色编码和建造仿真模型。例如，诺曼•贝勒•格迪斯（Norman Bel Geddes）模拟了突尼斯海岸线，用来培训登陆部队。设计师们也受雇于与战事无关的项目。图14 埃文斯胶合板公司1942年研发的伊姆斯胶合板夹板（作者推定为政府拍摄）6．科学研究与发展局

1940年6月， 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其目的是开展与兵器相关的科学研究。卡内基（Carnegie）公司总裁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先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工程师，向总统提议设立该委员会。事实上，布什曾率领一个实验室制作了一台微分分析仪，这是一种早期用于数学计算的机械装置。NDRC在其第一年运作中建立了一个研究架构，虽然在把科学研究转化为军用技术方面出现了问题，但这一架构（虽有些调整）持续贯穿了整个二战。布什认为，如果把国防研究委员会 (NDRC)变成一个新机构，即1941年6月创立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OSRD的最主要动议包括进一步研发雷达、高射炮火力控制的先进方法以及原子弹。

NDRC和OSRD与全美国大约300家研究和工业实验室合作，承包了2000多个项目，并生产了200多种新设备。在各大学实验室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个实验室是非常杰出的。麻省理工辐射实验室发明了一种系统，可以让飞机用电磁波探测到其他物体的位置。基于英国的技术，这后来成为大家熟知的雷达。雷达是塞缪尔•塔克（Samuel Tucker）造的新词，当时他是海军军械局防空部门的负责人。美国第一个成功使用的雷达装置是SCR-720机载雷达，安装在英国和美国的飞机上，在夜战中大派用场，对英国基本空中防御也非常有用。改进后的SCR-584系统是第一个引导高射炮的自动微波跟踪系统。1944年，该系统帮助英国炮手击落了大约85%的德国发射到伦敦的V-1火箭。

除了SCR-584，该实验室还生产了更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其他产品。1942年，研发SCR-584的工程师之一伊万•凯丁（Ivan Getting）成为辐射实验室一个新系统部门的负责人。凯丁一反常规，不按一般做法将火力控制问题分割成几个部分交给承包商解决，而是建议采用一体化系统的做法，将雷达、计算机和火力控制装置等所有部分一起设计，这引出了各个部件制造的技术兼容性问题。如何把雷达连接到火力控制机械装置上是一个挑战，凯丁的解决办法是将辐射实验室升级为“系统整合团队”。利用新办法产出的产品是Mark 56炮火控制系统，要求两个操作员在甲板上定位目标和调整雷达天线，而另外两个操作员在下面的计算机上进行运算。虽然采用了先进的设计方法，但是Mark 56却没能赶在二战结束前投产。

系统设计的早期工作是由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哈罗德•汉森（Harold Hazen）实施的，他更强调系统中的人机交互，而不是系统技术部件的设计条件。汉森不是让人来适应已有设备，而是通过设计让设备适应人的能力。1941年5月，他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意义深远的备忘录，认为操作人员的能力是系统的机械部件设计的必要决定因素。他要求在系统设计过程中建立仿真模型来模拟人类行为。

伺服系统实验室由电气工程师戈登 • 布朗（Gordon S. Brown）负责，他是伺服控制研究方面的先驱，也参与系统设计。该实验室专门设计自动瞄准和火力控制系统，帮助炮手击中目标。这项工作始于海军对伺服传感器系统的兴趣，该系统可以通过回馈过程校正机械装置的性能。由于飞机速度加快要求火炮具有更快的运动速度，所以实验室的早期研究侧重于高射炮遥控的伺服操作。

仪器仪表实验室由机械工程师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负责，该实验室专注于制导和控制系统。20世纪20年代末，德雷珀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航空器仪表，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专家。该实验室的一项重要发明是与伺服实验室联合设计的Mark 14 火炮瞄准器，这是一个小型光学设备，使用陀螺装置提高高射炮的精准度。

OSRD最大的计划是曼哈顿项目—生产原子弹。该项目实际上是科学家专注研究引爆和爆破力问题，他们所关注的并不是需要人工操作的兵器。但是，除了曼哈顿项目，OSRD的研究都是面向需要人工操作的设备，很多这样的设备安装在舰船、飞机或坦克上。相当多的研究致力于火力控制，目的是使火炮击中快速移动的目标。OSRD 的第7部门生产了大量的火炮瞄准器，而第14部门则专攻雷达测距仪。有了测距仪，炮塔炮手不再需要估计射程，追踪目标的能力提高了四倍。

OSRD的航空医学部门研究飞机事故的原因，建议重新设计飞机座椅、控制面板、安全带和逃生舱口等。此外，还通过了解飞机设备设计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来补充这项研究。陆军航空部队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航空医学实验室是此类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该实验室研究的一个问题是B-17控制面板的设计：因为副翼和起落架的开关很靠近、形状也差不多，飞行员有时会把两者搞错，从而造成跑道坠毁事故。实验室的心理学家阿尔丰斯•查帕尼斯（Alphonse Chapanis）是工效学（即人因工程学）领域的先驱，他设计出一个解决方案：形状代码。在起落架控制器底部贴了一个轮形，在副翼控制器上贴了一个三角形，飞行员只需触摸就可以轻易辨别。这个办法消除了飞行员的困惑，进而终止了坠毁事故。

NDRC和OSRD 主要研发规模适中的技术系统或装置。但是，OSRD 也负责研制一种重要的战斗车辆：DUKW，这种登陆艇水陆两栖，俗称“鸭子”，其发明人是游艇设计师罗德•斯蒂芬（Rod Stephens, Jr.）、英国水手丹尼斯•普利斯顿（Dennis Puleston）和弗兰克 • 斯皮尔（Frank W. Speir）。DUKW是一种六轮驱动水陆两用卡车，主要用来运载货物和士兵以及两栖作战。DUKW是与通用汽车合作完成的，其设计理念始于对通用汽车公司一种叫作“deuce”的军用卡车的改造，后来又加上经过改进的底盘和推进器，以及一种能让司机改变轮胎压力的装置，根据车辆所行驶的道路或像沙滩一样柔软的表面等情况来调整轮胎软硬。最终产品的设计是由通用汽车公司卡车部门的工程师完成的。7．运筹学

1940年9月，一个英国代表团向美国传授了运筹学，作为与美国共享英国军事技术的部分任务，以便美国能够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使英美两国都能受益。这项任务还带来了一项技术，促成了雷达的研发。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研究人员和军官之间的紧密合作不符合他自己在OSRD推行的管理策略，力图隔绝军队或政府对民用科学研究的干预，因而对运筹学持迟疑的态度。因此，OSRD几乎没有涉及运筹学在勤务部门的应用。

海军军械局最早应用运筹学的分析技术，重点研究反潜战，成立了反潜战运筹学小组 （ASWORG），提高对北大西洋敌方潜艇的打击效果。该小组很快发表了一份搜索与攻击手册，并对另外两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深水炸弹的投掷和阻栅巡逻的建立，以便更好地探测从日本航行到德国的潜水艇。ASWORG的成功使海军成立了运筹学小组，细分为与潜水艇、飞机、防空、两栖作战和反击神风特攻队战略等相关的各个子组。

虽然其他空军指挥部也都配有运筹学部（OAS），但是陆军航空部队最初却把运筹学用来提高驻扎在英国的第八空军的轰炸精准度。这些运筹学部与各指挥部只保持着松散的合作关系，而不像海军那样作为独立小组行动。在利比亚的OAS提出了一种称为“朝尾巴打”的防御性空中打击的重要概念，即瞄准敌方飞机的尾部而不是前部进行攻击。OAS还帮助陆军信号兵研究无线定位和雷达。虽然运筹学在美国军方得到有效应用，但并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运筹学是英国防空系统发展和改良的核心。8．第一代计算机

早在二战之前，人们就对研发进行大规模数据运算的计算机产生了兴趣，但战时处理复杂运算的需求加速了计算机的开发进程。其主要动力之一就是炮手在射击数英里外的目标时需要达到一个合理的精准度。发射表向炮手提供了合适的仰角参数，并标注了对应火炮的射程。这种为特定火炮和炮弹定制的发射表还能够确定炮弹击中目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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