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培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莉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培养试读：

作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聚焦于电视观看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认为电视通过主导性的、整体的、单向的传播对受众认知产生了长期的、稳定的、线性的培养作用。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电视、网络电视、IPTV、移动电视等一大批视听新媒体应运而生，不仅加剧了媒体的商业化趋势，而且从根本上重构了大众传播格局，从而形成了日益多元的传播生态。在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媒体从符号内容到传输方式，从传授关系到社会影响都发生了本质变化。这促使涵化研究修正早期的理论假设，关注电视涵化在形态、内涵和模式上的转变，以适应当代电视全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特征。

传播新技术使电视媒介更具迅即性、可选择性和便携性，由此，电视涵化形态由单向的、整体的、静态的转变为互动的、多元的、动态的。早期涵化理论对于电视效果的认知是以电视声画结合的传播特性和耳濡目染的巨大能量为前提的。早期涵化理论认为，电视对受众认知的培养以“时间流”的形式由传者流向受众，这种时间流是不分类型的整体性信息传播，由此，电视以本质上相同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作为群体的受众。而新兴的数字视听媒体改变了传统电视的传播特性，并进一步改变了媒体竞争格局。在“移动的社会”中，电视在本体意义上发生了变化：电视逐渐从家庭环境中抽离，增强了个体性和可获得性；同时，电视也逐渐与其他媒体融合，拓展了兼容性和适应性。由此，传统的电视涵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电视涵化不再是固定的、简单的，而成为动态的、丰富的。一方面，受众的主体性得到提升和解放，受众主体因素加入电视“信息流”，在一定程度上或延续、或抵消、或加强了传统电视涵化效果；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因素介入电视传播，电视从传播渠道、接受环境到受众心理都出现了分化，这使得整体性、无区分的传统涵化效果变得复杂而多元。

传播新内容使电视日趋多样化、娱乐化、商业化，由此电视涵化内涵由单一的电视暴力影响拓展为对电视培养多种社会认知的意识形态批判。早期涵化理论的发展是以关注电视暴力的社会影响为起点和基础的，认为电视涵化的主要内涵在于电视通过重复的强调暴力培养了受众的“罪恶世界”认识。在技术、市场、制度等多重推动力下，电视的节目形态和叙述方式日益创新，电视的价值诉求和社会功能不断扩张，电视的媒体表达由“单E（Education教育）”转变为“双E（Entertainment-Education娱乐-教育）”，电视涵化的暴力内涵也逐渐向更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认知拓展。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内涵的拓展主要表现在：电视内容多样化使涵化的认知范围涉及性别、职业、种族、重大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电视涵化成为一个包含传播、社会、心理等影响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研究领域；电视日趋娱乐化和商业化使涵化的基本依据转向商业利益和政治稳定，社会文化控制和意识形态批判成为电视涵化研究的全新关注点；媒体市场的全球化与电视受众的细分化并存，使涵化的运作机制在跨越空间和拆分时间两个向度上发生，从而为电视涵化注入了相逆的逻辑，即涵化效果在跨群体、跨文化、跨时间上所表现出的丰富性与整合性相互交织。

传播新关系使电视面临更加复杂敏感的社会环境和独特易变的受众主体，由此电视涵化模式由线性模式重构为多元模式。早期涵化理论以观看时间为自变量，以观众的社会认知为因变量，认为二者之间是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这种线性模式强调观看电视越多，观众越倾向于按照电视叙述的方式认知现实世界。随着各种社会因素和受众主体因素在电视传播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涵化线性模式不断受到挑战和重构。在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中，观看时间不再是电视影响受众的唯一标准，电视的节目类型、叙述方式、内容风格等都成为电视观看的新指标；各种社会因素不断加入涵化模式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成为涵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成为电视涵化模式的新主体，其观看情境、观看动机、对电视的态度等都影响着电视涵化效果的产生和变化。因而，涵化研究者提出当代涵化多元模式将电视涵化还原到现实传播情境中，考察更多因素对涵化效果的不同作用，这是涵化理论适应新传播关系作出的调整。1.2作为传播研究方法的后设分析

后设分析（meta-analysis），也译作元分析、统合分析，是指运用特定的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对某一领域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整体的和系统的定量分析。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中一直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两大困境。一是累积困难，与自然科学的稳定进步相比，社会科学大量重复讨论相同的问题，但很难累积显著而丰富的研究成果。二是效果微小，即使社会研究的结果可以被反复验证，但研究的效果量也只能解释很小比例的变异，这使单一社会研究的必要性常常受到置疑。而后设分析作为一种定量的文献综合方法，突破了传统的口述形态的文献检阅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累积研究效果，评估研究变相的显著性和重要性，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以上两大问题。因而自美国心理学家Glass于1976年首次将后设分析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以来，这种全新的定量综合方法在国外的社会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

目前看来，社会研究中运用后设分析最多的领域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者运用后设分析方法主要是为了确定两变项间的总体关系，确定两变项关系的调节因素，提供变项的集群资料以检定变项间的关系。诸多研究证明，后设分析在定量估计研究效应的平均水平、提高统计分析的功效、揭示和分析多个同类研究的分歧、确定新的研究问题等方面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运用后设分析的操作化步骤主要包括：提出问题，制订计划；检索相关文献；对文献进行编码，并根据纳入标准，选出符合要求的纳入文献；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进行数据提取；资料的统计学处理；结果的敏感性分析；后设分析结果的分析和讨论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设分析被运用于传播研究；进入新世纪，运用后设分析的研究者明显增加。作为传播研究方法，后设分析的运用涉及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各个类型，从媒介内容到媒介效果的各个环节，从基础理论到传播研究方法的各个层面。后设分析对某一传播问题诸多单一研究结果的综合，不仅为一些存在矛盾的传播研究提供了科学而客观的研究结论，而且推动了传播研究沿着连续的、累积的路径发展。

本书将运用后设分析对多元传播生态中的涵化研究进行系统整合，不仅因为涵化研究自身发展具备了进行后设分析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后设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更加透彻的把握当代电视涵化在基本特征、调节因素和关系模式上的变化。涵化研究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用相对统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统计分析，形成了关于涵化假设的种种研究结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传播环境的变化，涵化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复杂而多样，一些矛盾和冲突表现的更加显著。我们运用后设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通过科学方法形成关于多元传播生态中涵化效果相对统一的认知，从而解决单一研究中存在的分歧；同时，后设分析的整合性的结论也可以使我们掌握电视涵化机制中较为稳定的规律，为涵化研究提供相对明确的方向和相对固定的研究要素。1.3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无论作为媒体实践运作的机制，还是作为媒体理论研究的领域，都出现了诸多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代电视涵化效果的主要特征，从而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实现有效沟通，保证电视媒体的功能实现。因而，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当代多元传播生态为背景，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描述电视涵化效果及其相关特征的变化趋势，考察电视涵化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电视涵化模式，从而为当代电视媒体更加科学、合理的发挥对受众认知的培养作用提供可靠依据。由此，本书将着重关注和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一是新传播环境下电视涵化效果在大小、方向、趋势上的变化。一直以来，电视涵化效果被描述成电视对观众认知长期稳定、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这种培养作用以不显著的、倾向于电视叙述的方式表现，并随着受众观看电视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加强。然而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涵化效果在各方面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我们将关注并描述涵化效果的这些变化。在效果大小上，各种因素的加入是加强还是削弱了电视对受众认知的培养作用？新加入的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们可能与固有的社会机制和受众心理配合，进一步将受众封闭在电视世界中，从而强化电视的涵化效果；也可能释放出新的批判元素，改变受众“被培养”的角色，削弱甚至抵消电视涵化效果。在效果方向上，多元的传播语境是强化还是颠覆了“电视世界”的合理性？多元的传播语境对涵化效果的影响不是先验的、短期的，而是必须经过媒体实践长期验证的。多元传播语境下的电视涵化效果是按照传统涵化的路径倾向于电视叙述和电视意识，还是逆生成为解构的力量，使受众认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都需要实证研究提供科学的证据。在效果趋势上，信息社会的全新特征是延续还是动摇了电视的“文化霸权”？信息社会重构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传统信息所有权和传播权带来的文化霸权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平面的、单一的。这一点也将反映在电视涵化效果的变化趋势上，日益丰富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意味着电视更强的权力，还是受众更多的选择，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关注涵化效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发生怎样微妙的变化。

二是电视涵化关系中调节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现有的涵化研究已经不断发现，电视与受众认知之间的涵化关系是受到各种因素调节的。早期涵化研究主要关注受众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涵化效果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主流化”、“共鸣”等概念来解释跨群体涵化效果的不同特征。随着更多传播主体和社会因素卷入涵化关系，旧的调节因素的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调节因素又如何发生作用，成为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涵化研究测量的主要调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种族等等，这些因素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是否继续有效？如果有效，那么它们对新的涵化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此外，在各种新加入电视传播的因素中，哪些对涵化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新的调节因素如何与传统的涵化变量相互作用，共同促动或阻挡电视涵化效果的产生？

三是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对电视涵化效果进行有效引导和控制。新的传播生态改变了电视涵化的运作机制和表现形态，媒体、政府和受众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和价值诉求，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电视涵化效果进行引导和控制。随着新兴视听媒体逐渐融入电视发展，电视出现了压倒性的商业化趋势，电视媒体更加迫切地希望加强对受众的涵化，从而使这种影响力转化成寻求商业发展的优质资本。而政府出于统治和秩序的需要，更倾向于利用电视涵化效果为自身服务。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电视涵化是有效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在意识形态传播环境和传播特征急剧变化的今天，政府控制和利用电视涵化的措施也会有所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受众为了满足多样的媒体使用需求，可能会表现出对电视涵化的不同态度，并根据个体特征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电视涵化。本书将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多种因素互动的电视涵化模式，挖掘当代电视涵化的意识形态内涵，从而揭示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培养的动态关系和一般规则，为各种社会力量从不同角度认识、引导和控制电视涵化效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1.4本书的基本构成（1）系统梳理涵化研究文献，明晰涵化研究的脉络和体系。涵化研究在长达30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对电视观看和受众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电视涵化也由此成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一种媒介研究方法、一种媒介关系模式。作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涵化理论经过了从简单暴力描述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化过程。通过十多年的持续分析，研究者发现电视暴力并非像人们预设的那样自然导致受众对暴力的模仿，相反电视暴力对于受众认知具有稳定和同化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涵化理论开始关注电视观看如何在不同群体特征的观众中造成了主流化的趋势。涵化理论由此进一步对主流化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权力和文化思想控制进行了挖掘和批判，成为一种具有综合视角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层理论”。

作为一种媒介研究方法，涵化研究已经成为仅次于框架和议程设置的传播研究方法，揭示了深入渗透的电视文化符号系统的结构、轮廓和影响。一般来说，涵化研究包括三个部分的分析：制度过程分析，主要用于测量媒体信息如何被选择、生产和传播；信息系统分析，主要对媒体内容中具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行动模式、生活面向以及反复出现的形象进行量化分析和跟踪；涵化分析，主要研究观看电视如何影响观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而第三个部分是涵化研究的核心，通过涵化分析，研究者最终确定电视观看和受众认知之间的相关性。

作为一种媒介关系模式，涵化模式经过了从单一线性模式到多元认知模式的演变。随着复杂多样的因素加入并影响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之间的涵化关系，研究者开始对早期涵化的线性模式进行反思。最为重要的表现是，涵化模式开始探寻观众在电视涵化过程中的认知心理，而建构涵化认知模式也成为修正和弥补传统涵化模式的必要前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者相继提出涵化生态认知模式和涵化多元认知模式，这些模式使得涵化理论面对新的媒体形势更具阐释力和宽容度。（2）采用全新的后设分析方法，对1996年至今的涵化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如果研究走向范式，我们认为，涵化范式已经确立而且可行，但是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所有单独的研究以一个更客观的方式总结，以减少主观性，后设分析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方法。”后设分析是运用特定的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对同一问题跨研究的不同结果进行整体的和系统的定量分析。作为一种量化的文献综合方法，后设分析可以揭示和分析多个同类研究的分歧，解决研究结果的矛盾，定量估计研究效应的平均水平，提高统计分析的功效，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传统文献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后设分析的文献选择以1996年为起点，是因为这一年对于涵化研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在宏观体制上，美国电信法的通过，对于电视市场准入的限制被前所未有的突破，电视所有权日益出现集中趋势，这使得涵化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电视文化环境的自由和多样性问题。在涵化研究方面，以格伯纳为代表的涵化研究者将研究直指政治领域，认为文化资源和自然环境一样需要被保护，一场“文化环境运动”就此发起，研究者Tapper提出的涵化生态认知模式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标志。在实践决策上，研究者团结了其他关注媒体社会影响的组织，以寻找获取更自由文化环境的最佳策略，并最终共同签署了“人民传播宪章”，对电视传播的权利和责任进行规定，充分体现了涵化研究的批判精神。诸多证据表明，以1996年为标志，涵化研究在研究环境、研究内涵和研究目的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向。

因此，本书中将对1996年至今的SSCI传播类期刊中所有关于涵化研究的文献进行后设分析，以考察在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观看对受众社会认知的培养发生了哪些变化，呈现出哪些特征。通过对这些涵化研究文献的后设分析，我们希望发现：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效果的变化趋势，这包括电视涵化效果的显著程度、作用方向等多方面的变化；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关系的调节因素，既要研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的影响，也要研究电视观看种类和涵化涉及的认知培养种类对涵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多元传播生态中电视涵化机制的控制方式，主要对当代电视涵化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上所表现出的主流化作用进行分析。（3）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当代电视涵化模式。1996年以来的十多年，涵化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多涵化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电视观看和受众社会认知之间时强、时弱，有时甚至根本不存在关系的种种结果。通过后设分析，我们将得到关于当代电视涵化效果的累积性、整合性结论。在此结论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建立当代电视涵化模式。这个模式包含影响当代涵化关系的多层次因素，并将涵化关系放入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影响因素和关系建构上，我们提出的当代电视涵化模式都将突破早期的电视涵化模式。我们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涵化模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的塑造模式。（4）探索电视涵化的意识形态整合机制。首先，研究电视涵化的权力宰制，以考察各种权力和利益主体如何控制了电视涵化的性质和方向。这包括分析当代社会权力的电视传播诉求，这种诉求在新媒体环境下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持久性；分析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这些诉求而进行的电视控制，这种控制在全球化时代是多层次的、跨越时空的。其次，研究电视涵化的符号选择，以考察各种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如何渗透到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电视涵化的符号编码是一种选择的结果，通过描述性选择呈现“事物是什么”，通过解释性选择关注“事物如何运作”，通过价值性选择结构“事物之间的关联”。最后，研究电视涵化的认知整合，以考察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何将微观层面观众解读的多元性建构为宏观层面社会价值观的整体性。1.5本书的研究目的和重点（1）我们的研究将为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充实核心内容，并提供框架支撑。长期以来，以电视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散见于诸多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围绕电视的理论领域始终未能明晰化，而电视理论体系也未能真正建立，这成为当前电视传播研究和教育的当务之急。涵化理论在众多传播理论中是唯一完全以电视传播为研究对象的，而且其研究历程长达30余年，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深远的理论影响，成为主导性的传播理论之一。因而涵化理论不仅是电视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电视理论体系的基础结构。本书将对涵化理论进行系统关注，剖析了涵化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规律，这对电视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2）我们的研究将超越单一涵化研究的个体层次，对多元传播生态中的涵化研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考察，有助于拓展涵化理论的基本内涵，使其作为传播研究的主导性理论更具适用性和综合性。涵化理论是以电视传播效果为研究对象，在诸多量化个案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单一个案研究往往具有零散性和片面性，因而难以形成整合性和累积性的关于电视涵化效果的研究结论。本书以后设分析的方法对诸多单一的个案研究进行整合，用统合性的量化数据描述当代电视涵化效果，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解决由单一个案研究引起的差异和分歧，形成对当代涵化理论的整体认知。这不仅有助于弥补涵化理论以单纯量化分析为基础，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不足，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以更高层次的抽象视角理解涵化理论的内涵，并对其加以运用。（3）我们的研究将超越经验效果研究的时空限制，以开放、动态的视野关注当代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努力探索当代电视涵化的一般规则和运作模式，有助于当代电视媒体实现有效沟通和科学管理。在传播研究中，经验效果研究往往与特定的研究情境高度相关，这使其具有时空封闭性，呈现出简单化倾向，忽略了复杂多元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本书将涵化效果还原到现实传播情境中，以多元传播生态为研究背景，关注多种社会因素对电视涵化效果的影响。同时，通过量化分析，我们致力于找寻当代电视涵化的基本规律，认为虽然电视涵化在多元传播生态中是动态的、复杂的，但也是可知的、有规律可循的。本书的结论将有助于各种社会因素和媒介本身对电视涵化效果进行正确认识、合理引导和有效控制。（4）我们的研究将超越传统定量研究的政策导向，对当代电视涵化效果进行了文化控制批判，为认识和评价当代电视媒体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定量为基础的政策研究以建构为主要目的，缺乏批判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早期涵化理论作为政策研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本书并未停留在定量的政策研究层次上，而是进一步将电视涵化作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进行考察，从文化控制批判的视角对当代电视涵化进行研究。在当代电视媒体商业化、娱乐化功能日益强化的情况下，这种考察揭示了电视传播的本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当代电视在价值观整合方面的社会功能。第2章涵化研究的脉络和框架2.1涵化研究的理论发展2.1.1 文化指标：涵化研究作为研究领域的开始

文化指标项目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各种社会运动在美国兴起，社会骚动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同时，电视作为新媒体开始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种社会事件被鲜活而及时地呈现在公众面前，特别是肯尼迪总统被刺的电视传播直接刺激了整个社会对于电视暴力的关注，并进而提出电视暴力的社会影响问题。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了“暴力原因和防止国家委员会”，正是这个委员会资助了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的早期文化指标项目。作为一个长期项目，文化指标项目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先后得到了数十个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资助。这些组织希望格伯纳能够建立测量电视暴力的科学方法，并且找到防止电视暴力负面作用的有效途径。文化指标项目基于政策应用背景产生，是今天很多学者将涵化理论看作电视暴力效果的经验研究的重要原因。

但是，格伯纳对文化指标的设计和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面上。格伯纳认为在文化政策上，政治力量和私人经济之间存在着争论和冲突，因而要加入被忽视的“文化指标”作为第三种因素。格伯纳将“文化指标”作为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的补充，用来衡量文化事件。与当时美国社会对于电视暴力的普遍关注相契合，格伯纳选择了电视暴力作为文化指标研究的切入点。但与社会机构所要求的行政性研究指向不同，格伯纳在开始就假定，电视提供的稳定、重复、普遍深入和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形象和模式是社会权力精英控制的结果，因而电视使用让受众按照权力集团预定的方式来认知真实世界。由此，文化指标项目研究电视暴力长期积累的对受众认知世界的影响，是为了揭示深入渗透的文化符号系统的结构、轮廓和结果。以格伯纳为代表的早期涵化研究者认为，文化指标项目就是回答互相关联的三个问题：其一，影响和决定媒介内容生产的过程、压力和限制是什么；其二，媒介表达形象、信息、事实、价值观和经验的支配性、聚合性模式是什么；其三，观众对这些信息的注意和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1967年开始，通过近20年的信息系统分析，文化指标小组发现，电视暴力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暴力水平的变化是随机的、不明显的，暴力是电视信息系统本质的、有弹性的组成要素。格伯纳认为，暴力水平的相对稳定说明暴力是电视叙述必不可少的成分，而且电视制造的暴力与其他媒体、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相比，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其更加普遍深入、更加世俗、更加不被辨识、更加标准化和公式化。电视暴力为戏剧性和商业性目的服务，电视内容生产者利用暴力作为情节机制来抓住观众并使其保持注意、沉溺其中，这些观众又被出售给广告商。

文化指标小组认为电视暴力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权力运作，为了理清社会权力如何通过电视内容作用于观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文化指标小组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涵化分析。从1976年第一篇涵化分析文献被正式发表于80年代早期，文化指标小组在一系列研究中都证明，观看电视数量越多，越容易按照电视塑造的方式来认知现实世界。实证研究的结果还表明，电视观看培养了复杂的观念，包括被侵害、忧虑、担心、不安全感、焦虑和不信任等等被夸张的感觉。这种“罪恶世界综合征”说明，电视暴力远远超出罪恶娱乐的语境，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推动了恐惧和怀疑。“电视强调广泛的恐惧、危险和担忧能造成更多对安全感的需求，这反过来支持那些所谓的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权威，使他们能获得更大合法性。因而电视暴力在无形之中制造了允许压迫的条件，破坏了公民对自由的支持，也意味着接受暴力作为解决国际政策纷争的适当方式。电视暴力可怕的、视觉的效果有效地分散了我们对基础结构问题的注意。当符号暴力被看做是社会控制时，电视暴力的普遍深入与主导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利益相一致。”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文化指标小组完成了一系列涵化分析，使涵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始确立，涵化理论也由此萌芽。虽然文化指标项目作为政策性研究开始，但它“将媒体制度、信息和观众看做是互相交织的、复杂的、动态的、多元的景象”，从理论预设到分析过程都不仅仅是一项经验研究。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涵化是关于电视信息的批判分析，是对作为生产信息组织的电视进行整体上的研究。而电视暴力只是涵化理论的一个切入点而已，与单一的、个体的电视信息及其效果相比，涵化理论始终关注决定电视内容生产的权力等级和社会秩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格伯纳所领导的涵化研究都是“将欧洲社会批判理论和美国经验研究手段进行的结合”。2.1.2 主流化：在回应批评中走向意识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涵化理论的基本假设已经逐渐确立，即相对于轻度观看者，重度观看者更倾向于按照电视描述的方式来认知真实世界，但从多个视角对涵化理论进行的批评和质疑也随之而来。Newcomb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批评了涵化理论对电视暴力影响标准化、公式化的分析，认为因为观众和媒体文本互动将会产生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电视暴力也会显示出多重意义，而并非是固定不变。Wober在英国重复涵化研究方法，但研究结果没能证明涵化的假设，“电视妄想症”效果也并没有被发现，这个研究此后被作为涵化假设不成立的证据被广泛引用。Doob和Macdonald通过研究受众居住区域的犯罪率在涵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真实世界认知的差异，并非是由观看电视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决定的。一旦引入这些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电视观看数量和受众社会认知之间的涵化关系将会被削弱，甚至消失。Hughes和Hirsch对于文化指标小组早期的涵化分析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结果发现涵化关系在跨群体研究中，并非像格伯纳所说是明显的、线性的关系。

对于涵化理论批评的核心在于控制变量的引入。批评者认为广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和个人因素塑造了我们看电视的经验，决定了我们如何与电视内容相联系，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而电视对社会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过程也具有复杂的本质。早期涵化理论强调广泛的、分享的电视观看的宏观本质，忽视了这些基础文化因素的影响。定量研究发现，当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被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涵化分析后，受众的电视观看数量和社会认识之间的线性涵化模式将被打破。也就是说，涵化关系在跨越群体时，会显示出不一致性和多样性。

为了解释涵化关系在跨群体时发生的变化，格伯纳对早期涵化的线性模式进行修正，将第三变量引入涵化分析成为涵化理论发展的转折点，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主流化（Mainstreaming）”概念的提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文化指标小组成员Sigorielli于1979年在电视对性别角色认知的影响研究中提出的。在这个研究中，Sigorielli发现，在重度观看者中，教育程度对性别角色认知的影响被减弱，较高教育程度的人反而会向较低教育程度的人靠拢，“主流化意味着重度观看者可能吸收或跨越源于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和认知的不同”。主流化被正式作为研究结果发表，是格伯纳等人在1980年完成的对于涵化理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暴力描述11》中，这个研究的题目正是“美国的主流化”。在这个研究中，主流化被定义为电视倾向于培养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观点。“通过主流化，电视在那些具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群体中发挥作用，轻度观看者倾向于保持多元的观点，而重度观看者的观点则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在重度观看者中，由其他因素和社会力量造成的区别可能被观看电视抵消。”

从性别角色、电视暴力等方面出发，格伯纳将“主流化”引入到研究电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其标志性文献是格伯纳等文化指标小组成员在1982年发表的《谈论主流化：电视对政治倾向性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格伯纳测量了主流化概念在政治观点和立场上的延伸，并得出结论，电视在政治观点、阶级地位和收入水平等问题上，倾向于培养“中间派”的观点；重度观看者在收入水平认知上向“中产阶级”靠拢，在政治立场向“中立派”靠拢。格伯纳还发现，在一些特殊议题上，如公共交通、种族间关系、女性权力、少数族群等，重度电视观看倾向于制造更加保守的主流化倾向。格伯纳认为，重度电视观看对持自由立场者显示出了很强的侵蚀性，电视作为一种限制性观看，影响了更强参与性和可替代性的民主。“在经常被看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如环境、健康、教育等，电视倾向于培养对强大政府的支持。这种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混合是一种特殊的、潜在不稳定的混合，在很多方面与民主原则是矛盾的，但与消费的需要却是十分一致的，这正是商业媒体机构的需要。”

主流化的概念作为涵化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关键成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涵化理论终于深入到社会核心领域——意识形态，从而在理论深度上有很大的拓展。批评者认为，主流化概念是对早期线性涵化模式的“事后弥补”。实际上，将电视作为当代符号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作用进行反思，是涵化理论从70年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主流化对意识形态的分析说明，电视所扮演的角色远远不是民主社会所乐观持有的对自由保护的角色。在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中，格伯纳为代表的文化指标小组进一步找到了与欧洲批判学派的结合点：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格伯纳认为电视塑造了流水线般一致的主流认知，为权力精英服务；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暗合，格伯纳认为意识形态维度支撑了电视的娱乐化和由电视生产的各种文化过程；与英国文化研究呼应，格伯纳认为电视取代宗教，跨越了读写能力和其他界限，提供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强有力的文化结合，成为异质群体日常文化中主要的共同来源。由此，主流化成为涵化理论最重要的转折点，它延伸了格伯纳早期的传播观，同时将对社会权力控制的关注从电视暴力深化到意识形态，涵化理论成为一个具有综合视角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层理论”。2.1.3 文化环境：多元传媒生态中的文化控制批判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传播新技术的诸多新媒体开始涌现，这使得涵化理论面临急剧变化的多元传播生态。首先，电视自60年代以来的主导性媒体地位被动摇。特别是文化指标项目以美国三大电视网的电视剧为主要信息分析对象，而到90年代末，三大电视网的观众流失了近一半。其次，新技术带来了受众主动性的增强。特别是互动性电视的出现，逆转了传统电视的观看方式。最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传播新渠道的不断涌现使研究者开始思考，电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在更宏观的层次上如何发挥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

为了考察新传播语境下，文化环境的多样性和公平性，涵化研究者开始将电视涵化作为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其是否在各种权力“争霸”的过程中推动了社会对话和观点自由。涵化研究者团结其他关注媒体社会影响的组织，发起了“文化环境运动（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将注意力转向政策事务和文化行动。涵化研究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公民社会关注的各种社会政治话题，而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关于暴力和性的单一主题上。“媒体需要尽可能地从限制性和压迫性的商业控制中被解放出来。媒体政策应该促进组织的多样性，以抵制精英媒体20的垄断性控制。”涵化研究者认为，即使媒体的目标市场定位看来是要将受众分解成更细微的碎片，但媒体工业和社会精英之间存在紧密结合，更集中的控制意味着更大涵化的可能，因而从总体上说，当代的文化环境是抵制变化的。涵化研究在新旧世纪之交突破了传统的理论界限，研究电视涵化是为了增强文化环境抵制涵化的能力，从而使其更加自由而平等。

文化环境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其参与者共同签署了《人民传播宪章》，这一影响广泛的文件对公民以及媒体的传播权和责任进行了定义和规范，也使涵化研究伴随文化环境运动从美国逐步扩展到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诸多国家，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传播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在面对同质性的说服信息、歪曲并具有误导性的信息、性别和种族形象的刻板印象、对社会知识的限制性获取、传播意见和观念的渠道缺乏。因而，要进行一场改善我们文化环境质量的持久性运动，其重点就在于信息和文化的生产和分配。”《人民传播宪章》为文化环境运动提供了一般性框架，这个框架的理论预设在于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社会现实的主动的、批判性的参与者，并且都应该能够交流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基于此，涵化研究者认为媒体和受众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同时享受各自的权利。对于媒体来说，其责任在于赋予尊严，以尊敬、完整、公正和无区别的方式呈现社会不同性别、职业、阶层、种族的面貌；其权利在于允许独立媒体的发展，训练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建立独立、有代表性的专业组织。同时，涵化研究者更强调受众享有的各种权利：受众有不受政府或商业控制而自由接近传播渠道的权利，有要求媒体做出答辩和纠正的权利，有保护其自身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权利，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等等。《人民传播宪章》是以涵化研究的结论为基础的，是涵化研究在社会行动水平上的突破性尝试，由此涵化理论与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讨论相呼应，与发展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前沿领域相对接，成为具有全新活力的交叉理论。

明晰涵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将为我们进一步的后设分析提供基础，使研究焦点更加集中、理论支撑更加充分。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涵化理论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早期关注电视暴力背后的商业权力，进入80年代关注主流化潜藏的政治权力，从90年代开始关注新媒体带来的技术权力垄断，而对社会控制和精英权力的反思和批判始终贯穿在涵化理论发展的始终。在下一步的后设分析中，我们将在更多元的传播生态中关注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的关系。作为涵化研究长期关注的重点，不同调节因素的介入和受众认知的主流化特征也将成为本研究后设分析的核心问题。同时，我们也将更加深入地挖掘当代电视涵化的意识形态内涵，考察当代电视对于受众价值观的整合作用，这也需要参考涵化理论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框架。2.2涵化研究的方法变迁2.2.1 制度过程分析：媒体信息的选择、生产和传播

作为涵化研究的基础步骤，制度过程分析主要用于研究媒体信息如何被选择、生产和传播。在涵化研究者看来，文化是逐渐大量制造故事和其他人造品的系统，它在存在和认识存在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既然信息反映社会关系，那么大量生产的信息必然蕴含着制造它们的组织信念。作为最流行和最广泛的故事讲述者，电视是培养普遍和特定的形象、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关键角色。制度过程分析的基本假定在于，各种制度性因素通过电视的故事性叙述培育了有利于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众传播组织被社会的、文化的，主要是经济的精英占有。制度过程分析关注媒体表现的制度性因素，关注媒体在社会系统中如何通过分享优先权和价值观的信念来建立共识。在制度过程分析中，研究者最关心的是所有权和接近权都被限制的媒体系统。“电视在工业社会中的作用就像前工业社会的宗教。控制电视的精英既能被看作是主导性的组织，又能被看作是在组织制度结构下发挥作用的个人。这些精英不是陷入有害阴谋的神秘集团，而是全球化、工业化社会里享受不成比例利益分配的垄断者。”

其二，社会、文化和经济精英在媒体中编码的信息为他们自身的目的服务。制度过程分析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发现信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涵化的观念认为，主导性的文化制度为社会精英，主要是为经济精英服务，并在系统上按照长期帮助经济精英的观点被结构出来。电视涵化就是通过故事讲述使人们理解的现实符合社会秩序。“电视在大部分时间向大部分人讲述大部分故事。故事讲述的文化过程今天集中在全球商业利益手中，这是个不为人知、无法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培养了最少异议、被提前定义，并且使其有利可图的观众。”

其三，观众无论是否寻求满足个人需要都参与了社会化过程，他们在其中获取并内化社会精英的信息。制度过程分析假定，对电视的大量注意导致了逐渐的、稳定的和累积的对信息的内化，特别是对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的内化。“电视是文化之河，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其中。媒介系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社会精英能在决定社会讨论的边界上扮演压倒性的角色，这使公共讨论有利于社会精英，最终社会控制的结果向事先被操纵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制度过程分析认为观众完全是被动的，以统一的、无怀疑的方式对待电视信息，但是制度过程分析认为，当观众的积极性遇到整个电视信息系统时就必须被重新认识。“当观众遇到特殊信息时，他们当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但这些解读会以共识的方式出现，这些共识由电视组织按主导社会组织的要求建立并维持。这些共识即使变化，也会以极其微弱的方式显现”。

其四，越忠于媒介的观众越容易拥有社会精英所期望的信仰结构。制度过程分析认为，涵化的结果可以被看做是电视文本力量的指标，观众的信息接受是电视世界观与观众信仰系统之间的一致，这种一致是为控制信息的精英需求服务的。电视观看与观众信仰结构相关联，观众越多观看精英主导的媒介系统越容易将反映社会精英利益的信息内化为自身的信仰结构。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观众接受媒体信息作为现实中有用的、可信的、标准的信息。通过制造这种关联，社会精英制造了稳定、持续的意义模式。2.2.2 信息系统分析：媒体内容的模式、关系

信息系统分析主要对媒体内容中具有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行动模式、关系、生活的面向以及反复出现的形象进行量化分析和跟踪。不同于传统媒介效果研究，涵化研究对媒介效果的关注超越了个人层次，聚焦于一般和整体层次的电视社会影响。由此涵化研究希望通过信息系统分析辨别最多重复的、稳定的电视内容模式，考察为多种节目所共有的连续的形象、人物和价值观。涵化研究预设，在电视内容中存在相对一致的符号编码规律，为了揭示这种符号编码规律，信息系统分析包括存在、优先权、价值和关系四个纬度的内容。存在是指电视符号世界是什么，优先权是指在电视符号世界中什么是重要的，价值是指在电视符号世界中好或坏、对或错的价值判断，关系是指电视符号世界中关系是什么，如何发生。

建立指数对电视进行内容分析是常用的信息系统分析方法，涵化研究最著名的信息系统分析指数是文化指标小组建立的“暴力指数（ViolenceIndex）”。从1967年开始，由格伯纳领导文化指标小组运用“暴力指数”，对美国三大电视网黄金时间和周末白天的电视剧内容进行全面、快速的评估。选择电视剧而不是新闻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格伯纳相信电视剧具有“传统故事叙述的主导性传统”——现实主义传统，这使电视得以代替民间故事、民歌等传统讲述方式而成为新的主导性文化讲述者。同时，格伯纳也认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假定的结合可以渗透进最稳固和流行的电视剧形象中。

以电视暴力为切入点，信息系统分析的范围还拓展到性别、职业、阶层、少数族群等各个方面。信息系统分析表明，到90年代，虽然黑人、女性、同性恋等群体在电视中的可见性有所提高，但电视信息仍然倾向于制造否认社会边缘群体的结果。这表现为，在电视世界中，社会弱势群体更有可能成为受害者，黑人更容易成为罪犯和更难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男人更多被赋予社会特权，妇女则仍然扮演传统角色而处于低层次水平，老人与工人阶级处于相对不可见的境地。涵化研究者认为，在跨越社会变化时，电视信息系统的改变微乎其微，在“符号灭绝”的意义上，电视成为文化抵制动力学的基础。

在最新的信息系统分析中，宗教、科学和环境成为尤为重要的三个主题。在对电视宗教内容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一般的商业电视倾向于通过减少传统宗教的重要性来替代宗教的满足”。在科学问题上，电视散布了广泛的相互冲突的版本，“从社会控制角度，科学是一个机构，必须与新技术发展相结合才能进行工作，很多新技术是有文化和社会含义的，这种含义允许主要权力的延伸。我们恐惧科学的同时也崇拜技术，因为我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在环境问题上，一般观点将电视看作推动环境意识的重要力量，但信息系统分析认为，电视是阻止环境意识和关注的力量，“电视对环境主义的支持很少，它倾向于对社会接受环境变化的速度起到制动作用”。

此外，涵化研究者一直坚持建立和修正各种指数以对电视信息系统进行测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格伯纳建立了“多样性均衡代表指数（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Diversity index）”，以掌握当前主流传播环境的文化多样性。运用这个指数涵化研究者对电视网节目和主要的好莱坞电影进行了研究，以揭示媒体视野中跨群体反映的歪曲程度，从文化的视野对媒介产品进行测量。研究结果发现，指数测量的每一个群体都被不成比例的进行媒体反映，在整体水平上媒体形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具有同质性。即使那些在公民自由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群体，如黑人、女性等等，在媒体中仍然是处于过少反映，甚至缺位状态。因而“多样性均衡代表指数”反映出电视和电影工业创作自由的局限性，涵化研究者“期待文化环境多样性和公平性的稳步提高”。2.2.3 涵化分析：电视对观众认知的培养

涵化分析作为整个涵化研究的核心，主要研究电视观看如何影响受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涵化分析的主要研究问题是重度观看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植根于电视符号世界的模式得出真实世界的经验，并从中总结出一般电视观看与长期的累积效应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涵化分析预设我们生活在符号性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文化环境的本质和轮廓、我们花费在其中的时间、我们吸收这种文化环境的信息和经验将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为了验证并揭示电视对受众认知作用的大小、方向和形态，涵化分析一般分成三步。

第一步，将观众按照观看电视的数量进行分类。文化指标小组按电视观看数量将观众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三类，而Hirsch则认为这种测量存在问题，主张将观众分成更细致的五类或七类。Bryant认为，对观众的测量应该引入多种测量标准，而不应该仅以观看数量作为标准；在对观众进行测量时，直接观察等更加客观的研究方法应该与自我报告调查进行比较运用。随着研究的推进，在最新的涵化分析中，观看数量已经不是区分观众的唯一标准。观看节目类型、对电视真实性的认知、对电视节目的态度、观众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等等都已经成为对观众分类的操作化指标。

第二步，将不同种类观众的电视认知进行比较。通过对不同观看性质的观众进行电视认知分析，揭示电视使用与观众认知之间的关系，自我报告式的调查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文化指标小组采用的方法是要求接受调查的观众回答由“电视答案”和“真实世界答案”组成的“强制性错误”问题。结果发现，重度观看者比轻度观看者更倾向于选择“电视答案”。重度观看者选择“电视答案”的百分比和轻度观看者选择“电视答案”的百分比的差别称为“涵化区分”。“涵化区分”的存在被认为是电视涵化作用的最有力证明，它可以验证观看电视可能导致特殊的态度、观点或信仰。此外，Shrum还主张采用实验的方法对不同种类的观众进行认知测量。而Potter则批评早期涵化研究方法，认为观众认知不能用统一的方法来测量，而应该建立一种涵化效果的类型模式，考虑共同作用的背景并且对涵化影响过程进行长期分析。

第三步，建立电视使用和观众认知之间的关系模式。各种统计学的分析方法被运用以确定电视使用与观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同时各种人口统计学变量被控制，以区分电视与其他因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很多涵化分析是在对大型社会调查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特别是美国的一般社会调查（theGeneralSocialSurvey），在样本量、因变量范围上都提升了涵化分析的质量。在单独的个案中，电视涵化效果的显著性是存在区别的，但Shanahan和Morgan对1995年以前涵化研究的后设分析发现，电视涵化以不十分显著，但却总体有效的方式发生作用。

初期涵化分析将焦点放在电视暴力问题上，此后扩展到包括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政治性倾向、少数族群形象、跨国和跨文化观点等，涵化分析的诸多研究都是围绕社会权力观念展开。尽管涵化研究者承认涵化关系会受到社会和受众个人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坚持电视涵化关系在跨越群体时仍然是稳定而显著的，涵化分析强调的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电视社会影响。“涵化分析关注电视是否帮助维持了一个社会权力等级，这个等级以不平等的资源、机遇和安全感分配为特征，按照性别、种族、年龄和其他关键点来区分。涵化分析不仅研究社会控制文化故事生产和传播的权力，而且关注这些故事反映、表达和再生产的特殊权力模式。”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涵化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研究电视传播效果最为重要的分析方法，在我们的后设分析中，基本变量的定义和操作化、研究层次的确定和研究结论的获得都将以传统涵化研究的方法为基础。根据涵化研究的一般分析方法，我们研究的基本变量仍然是电视观看与受众认知，我们研究的目的仍然是揭示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根据多元传播生态中涵化研究的变化，我们对这两个变量的操作化将会更加细化。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将涉及制度过程分析、信息系统分析和涵化分析三个不同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涵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将会贯穿于整个后设分析的过程。2.3涵化研究的模式转变2.3.1 电视涵化的线性模式及其反思

格伯纳将电视使用与观众认知的关系概括为：观看电视数量多的人比观看电视数量少的人更倾向于按照电视叙述的方式认知世界。这个假设构成了涵化理论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涵化研究者以电视观看数量为自变量，以观众的认知为因变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二者之间是线性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早期涵化理论形成了电视涵化效果的线性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以下基本内涵：①观看数量是电视影响观众的主要因素；②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是单向的、整体的；③电视使用与观众认知之间是正向的线性关系；④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是长期稳定的。但是，随着媒介新技术带来传播新特征，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都面临质疑，涵化学者也开始对早期涵化理论的线性模式进行反思。

新的媒体形态改变了传统电视以时间为标准的传播特性。由于传统电视按时间传播的特性，格伯纳认为电视节目是时间流水线上的产品，时间是电视符号的包装。因而早期涵化研究将观看电视数量作为对电视使用变量进行操作化的标准，但是新的媒体形态打破了电视的时间限制，使得观众随时随地都可能观看电视。特别是数字电视和网络视频的点播内容、个人定制服务等形式的出现，观众可以自己安排观看时间，从而消解了传统电视对观看时间的控制。

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改变了传统电视的单向性和整体性。在格伯纳等早期涵化研究者看来，电视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他们并不关注电视节目的种类、频道和类型，而是强调全面的电视使用。而且早期研究者认为，因为电视信息的单向传播，涵化的结果是观众被动接受电视提供的重复的、普遍深入的、不可避免的形象和意识形态内涵。但是新媒体使用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使得观众可以作为传播主体进入电视传播过程，从而对电视进行个体化使用，观众对于电视的反作用成为涵化理论必须考察的新因素（图2-1）。在最新的涵化研究中，这种反作用通过观众的情感表达、认知态度和后续活动等因素得以体现。图2-1 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研究模式

各种社会因素介入改变了传统涵化模式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新技术使各种社会力量进入电视产业，丰富了电视传播渠道，改变了电视接收环境，因而电视涵化应该进行更加复杂的多种因素分析。近年来，涵化研究引入了观众群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观众个体的认知结构、电视接收语境、组织制度性权力等影响电视使用和观众认知的社会因素。

新媒体的即时性和易获性改变了传统电视影响的长期稳定性。格伯纳认为，电视传播效果不是短期内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而是生产信息的组织结构、信息系统和根植于文化的形象结构之间的历史的、稳固的关系。但我们正在进入全媒体时代，由之而来的“信息爆炸”使我们时时都在吸纳新的媒体内容，信息来源的扩张也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认知结构，电视的主导性影响可能被消解或覆盖。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电视涵化效果还必须进行历史文化的多方面考察。2.3.2 电视涵化的认知模式建构

在早期涵化理论的线性模式中，观众一直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而被忽视，观众认知被认为在“黑箱”中产生，电视使用对观众认知的影响被看做是启发式的“一蹴而就”。格伯纳认为，涵化的意义并不在于个人心理，因而涵化理论并不进行认知心理研究，而是聚焦于宏观社会现象。然而，新媒体有别于传统电视的最突出特征就在于观众由传播对象成为传播主体，对新媒体中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观众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和认知结构对于电视涵化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媒体语境下，回避对观众心理认知的研究就无法对电视涵化效果作出准确的分析，也无法回答涵化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电视使用和观众认知之间如何进行相互作用。因此，探寻观众在电视涵化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成为新媒体时代涵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建构涵化认知模式也成为修正和弥补传统涵化理论的必要前提。

观众认知心理在新媒体时代的重要作用使涵化过程具有多样性、易变性和延续性，对涵化效果的研究被还原到现实接收情境中，由此形成一种涵化生态认知模式（图2-2）。观众认知心理作为电视影响的竞争性因素介入涵化过程，其影响体现在涵化过程的各个阶段。在电视内容获取阶段，观众的观看动机、选择性注意、观看时的活动、情感状态、对电视现实主义的理解等主观因素不仅影响对电视内容的观看，而且影响对电视内容的解释；在储存阶段，观众的注意力首先决定了哪些内容将被储存，而观众自身的习惯性认知结构则决定了哪些内容将被长期记忆；在重新提取阶段，观众面对新的认知对象将从长期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对其进行分析和判断。涵化生态认知模式的提出者Tapper认为，电视涵化是具有社会情境和时间延续性的，观众认知的主动性在整个涵化过程中都对电视传播效果有显著的作用，因而涵化认知模式应该是动态的、持续的，各因素在其中相互交织作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