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第二版)(管理者终身学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刚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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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第二版)(管理者终身学习)试读：

毫无疑问，现代管理学科发端于西方，西方是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源地。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以企业为基本管理单元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借助市场经济与技术革命这两大机制，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深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的实践。时至今日，中国管理教育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的基本架构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

在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企业管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基础管理建设落后的大背景下，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传播与普及有助于中国企业迅速改变管理落后的现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系统地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以来，战略管理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基础管理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日益受到重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管理手段已经为企业所关注，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有了质的飞跃。

管理学是最具实践性的科学，在运用西方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时，需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不能全盘照搬，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水土不服”现象。原因很简单，企业管理体系的架构包括工具、制度、精神三个不同的层面，在技术、方法等工具层面实施“拿来主义”并不难，只要资金、人才有保证，收效往往非常明显；如果功夫到位，配套措施完善，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西方成熟的办法来解决。但由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因此精神层面的问题很难靠全盘西化来解决。可见，全盘西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全部问题，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有选择地接受，并且有创新地发展。

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不可能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孕育了许多独特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斗争策略、生产经营管理等诸多领域，无论在管理理论还是在管理实践方面，都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在《老子》、《孙子兵法》、《论语》、《韩非子》、《史记》、《资治通鉴》等论著中都有很多关于管理的精辟论述。这些管理思想既在哲学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又在操作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管理思想展开系统的研究，提炼出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普遍性的管理规律，并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对中国管理思想进行有创新的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已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课题。

近20年来，许多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研究路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传统文化中的某一或某些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另一类则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运用的系统框架，“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和合管理”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刘刚同志的专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属于后一类，是致力于构建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企业运用框架的一次重要探索。

早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上，袁宝华同志就提出了“以我为主，博釆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指导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与创新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针同样适用于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过程。刘刚同志的专著充分贯彻了袁宝华同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本逻辑框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集修己（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安人（队伍建设与管理）、谋攻（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与企业竞争）、定邦（企业社会责任）于一体的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的系统逻辑框架，可以更好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从本质上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是管理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问题，这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植根于华夏大地，又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构筑其管理架构的中国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结合得越到位，其管理绩效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提炼出的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企业运用框架必须有效地满足“双结合”的要求，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刘刚同志的专著无论在理论体系、语言范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构成、知识结构方面，都很好地实现了中与外、古与今的有效融合与创新。从理论体系来看，“修齐治平”思想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对接，确保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逻辑框架上的有效衔接；从语言范式来看，该书用现代管理学语言来阐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与方法，避免了语言范式不兼容的“两张皮”现象；从内容构成来看，该书包容了传统文化各学派有关管理问题的积极、适用思想，涉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学、战略管理、企业竞争、市场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等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领域，对相关管理思想展开论述的素材来源于古今中外的论著及实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知识结构来看，该书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主流的管理理论普遍不太关注的管理者自我管理问题，是对现有管理理论体系的有力补充，表现出很强的开放性。

据《论语·宪问》记载，子路曾经向孔子求教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君子。孔子给出了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答案，分别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既是本书所推崇的企业管理者的成长之路，也是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管理理论研究者的理想和追求。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主席团代主席、经济学部主任第一章导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第一章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经·系辞下传》一、文化传统、管理情境与管理理论

不同的国家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对IBM公司40多个国家11.6万名员工进行系统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霍夫斯泰德（G.Hofstede）等人得出结论：英美国家与中国的文化风格大相径庭。受共同的意识形态、英殖民主义及犹太教、基督教等的影响，英美国家具有社会权力距离意识较低、个人主义程度非常高、男性主义倾向较高、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儒文化动力很低等文化传统；而强调内在修养、人际和谐、行事中庸的儒文化，使得中国具有社会权力距离意识高、个人主义程度低、男性主义倾向不太明显、风险规避程度较高、儒文化动力突出等文化传统。（注：G.Hofstede，M.H.Bond，The Confucius connection：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Organizational Dynamics，1988，No.4.）

文化传统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而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管理情境。法默里奇曼模型说明了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文化情境对管理行为和管理效果的影响。美国管理学者法默（R.N.Farmer）和里奇曼（B.M.Richman）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文化传统对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所有的管理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都受到文化情境中各个因素的潜在制约，只不过一些职能对文化情境的敏感性大于另外一些职能而已，这取决于这一职能与文化情境直接交流的重要性程度。（注：Richard N.Farmer and Barry M.Richman，Comparativ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Homewood：Richard D.Irwin，1965）.

从这个角度而言，管理理论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只能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下发挥作用的管理理论，另一种是超越具体的情境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管理理论。当前，在世界管理学界掌握话语权的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但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西方的文化情境。而中国企业根植于中国文化情境之中，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中国企业中所能发挥的效用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对于中国管理学界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在当前依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管理思想，并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互融合，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特定的文化情境，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管理思想，自然也存在并可以提炼出许多可以超越具体的管理情境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内容。这类传统管理思想不仅可以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而且可以用于指导其他各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这就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不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用于更好地指导在中国市场上所开展的经营管理活动，而且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发生，为整个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贡献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二、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与融合

具有不同发展背景与思想来源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很多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为二者的交汇与融合创造了互补性基础。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存在很大的融合空间，并且这种融合的潮流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1 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底蕴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大规模兴起始于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在国家社会治理、战争斗争、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反映在各学派的典籍、史书及文学作品之中，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陈出新。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见表1—1）：

第一，古代治国之道及其实践。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关治国之道的经典论著，历代政治家的身体力行则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并深化着这些治国之道。作为“群经之首”，《易经》是一部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经典论著，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老庄之道，抑或《孙子兵法》，无不受到《易经》的影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其经典著作中蕴含着大量深刻的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理国家的智慧来源，他们以亲身的实践不断丰富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思想，撰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阐述治国之道的经典论著，如唐朝李世民的《帝范》、宋朝范祖禹的《帝学》、明朝张居正的《帝鉴》等。史学家们编撰的《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则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治国之道的实施背景、具体策略及实施效果，为后世发掘、考察、弘扬这些管理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第二，古代兵书及经典战例。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兵家人物，如春秋时期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期的孙膑、吴起、尉缭、白起，汉朝的韩信，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明朝的刘基、戚继光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宝贵的研究战争规律、战略战术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将苑》、《百战奇略》、《三十六计》等。其中，《百战奇略》、《三十六计》等兵书不仅就用兵的原则与方法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而且分析、总结了历史上众多的经典战例。军事战争与企业竞争有许多相似之处，古代兵书为现代企业有效地展开竞争提供了许多可供汲取的智慧。尤其是《孙子兵法》，不仅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而且被众多的企业家奉为竞争制胜的宝典，在日本甚至形成了兵法经营管理学派。

第三，古代生产经营实践及其总结。春秋时期的范蠡，战国时期的白圭，明清时期的徽商及晋商等，在各自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有用的经营管理之道。以范蠡为例，在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国之后，他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几经辗转，最终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将自己的老师计然提出的计策用于经商，积累了许多财富，被后世称为“陶朱公”。范蠡采用的经商之策，如“务完物，无息币”、“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注：《史记·货殖列传》。）等，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则集中记载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商人的经商之道。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百科全书类著作，也有许多关于生产经营管理之道的论述。

第四，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管理、竞争谋略与领导艺术等方面的管理思想。（2）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指的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蕴含的管理思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8世纪末瓦特发明蒸汽机，拉开了欧美工业革命时代的序幕，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工厂，尤其是公司制的发展，既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对现代管理理论的产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19世纪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实证主义哲学，它强调哲学应仿效实证科学，以事实作为知识唯一可靠的依据。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管理理论丛林等三个阶段。

第一，古典管理理论阶段。古典管理理论以美国的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法国的法约尔（Henry Fayol）、德国的韦伯（Max Weber）等人为代表，他们摆脱了传统的凭经验和感觉来进行管理的方法，基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强调理性和科学性，致力于建立标准化的管理及作业流程，构建一套系统化的管理职能与管理体系，确定相应的管理原则与方法，从而达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目的，为当时解决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管理原则、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管理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古典管理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将员工仅仅看作“经济人”，而对人的因素关心较少，同时，对组织的理解相对静态，对组织的外部环境也没有太多的关注。

第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George Elton Mayo）的“霍桑实验”，经历了前期的人际关系学说以及后期的行为科学两个发展阶段。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人性做了更为丰富的假设，强调企业管理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将人视为提高效率的关键，主张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管理问题，重视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对管理效率的影响，认为行为是人的思想、感情、欲望在行动上的表现，管理的目的就在于使人们受到激励，从而做出企业所期望的行为。当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人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人们想象的那么深远，在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时仍然显得相对简单与片面。

第三，管理理论丛林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技术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管理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管理理论，从而出现了众多的管理学派，被管理学家孔茨（Harold Koontz）形象地称为“管理理论丛林”，具体包括管理过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经验学派（又称案例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又称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等。2 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

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因此，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2）：（1）道与术：关注层面的差异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农业为基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未经历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导致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发达。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道”的层面的体悟，注重对相关管理哲学与管理理念的思考，认为理念是管理鲜活的灵魂；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侧重“术”的层面的内容，重视具体操作与管理工具，这种管理思想在泰罗等管理学家所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科学管理运动最初就是从基层员工的动作研究和工作优化起步的。（2）个体与组织：立足视角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思考管理问题的立足点始终是管理者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当前或者未来的管理主体自身利益与发展空间的最大化。无论是孔子提出的“仁政”思想，还是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归根到底都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的，是从君王这一个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管理者本人，管理主体为了自己的长期利益，必须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关注的则是管理者所在组织的利益及发展空间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关注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内容，这是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相对忽视的管理领域，但是，当管理者并非组织的实际控制者时，容易滋生“本位主义”、“利益小团体”等现象。（3）软与硬：管理方式的差异

尽管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均有其悠久的传统，并在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是，在西汉的董仲舒上书《举贤良对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偏重于“德治”。在管理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情”、“理”、“法”，更多地强调管理中的艺术性成分，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许多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式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即偏重管理中“软”的一面。长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缺乏流动性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使得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重视对人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协调在管理中具有突出的地位，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在管理决策中占据着很大的权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偏重于“法治”，强调制度化建设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通过提高管理流程的成熟度，不断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所采用的价值取舍标准的排序是“法”、“理”、“情”，更多地强调管理中的科学性成分，即“硬”的一面。在西方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视各种具体的管理工具的运用，重视对技术和设备的管理。（4）模糊与精确：控制手段的差异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以及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力求稳定、少走极端的价值偏好，孕育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定性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感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往往相对模糊，认为问题的解决存在一系列可接受的满意答案，而不是只有唯一的最优答案，使得管理过程具有较大的弹性，此外还强调被管理者的自我约束，这种模糊的控制手段也在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张中得到集中反映。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强调定量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广泛采用理性的管理手段，管理目标清晰、明确，以绩效管理为基本手段，以数学、统计分析为主要工具，以标准化与最优化为效率标准。（5）整体与局部：优化范围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家族血缘关系和人际情感关系的相互依存性非常重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对整体的管理，无论是《易经》、《老子》中阐述的阴阳观，还是《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克敌制胜之道，都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强调整体的利益大于局部的利益。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与沟通，这种对“人和”的追求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而且体现在组织处理与外部公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一思想被推而广之，进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用科学的精神，注重局部的优化，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与不同管理学派所侧重优化的问题各不相同是直接相关的。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竞争意识，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而且体现在企业内部不同的业务单元、不同的职能部门、不同的管理者及不同的员工之间。3 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如果缺少了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注：转引自韦华伟：《〈易经〉能为企业带来什么？》，载《经营者》，2006（18）。）。从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种管理思想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为相互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种融合的需要和潮流不仅体现在中国企业的管理情境之中，即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与运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而且体现在西方管理学界与企业界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关注与接受上。在这里，我们先讨论后一个问题，下面的两节再讨论前一个问题。（1）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在理论层面的融合

从关注层面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已经开始强调管理理念的重要性。比如，柯林斯（Jim C.Collis）将“训练有素的思想”作为优秀企业成长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注：参见吉姆·柯林斯：《从优秀到卓越》，13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柯林斯等人还将“培养像宗教一样的企业文化”确定为基业长青、高瞻远瞩的公司的重要特征之一。（注：参见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Ⅰ·波拉斯：《基业长青》，15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从立足视角的角度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已经认识到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关注管理者的自我管理问题。比如，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注：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从管理方式的角度而言，20世纪80年代，西方管理学界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研究热潮，涌现出迪尔（Terrence E.Deal）和肯尼迪（Allan Kennedy）的《企业文化》、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的《Z理论》、汤姆·彼得斯（Thomas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的《追求卓越》、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和安东尼·阿索斯（Anthony Athos）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等经典著作。企业文化研究热潮反映了西方管理学界向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学习管理的走向，而日本的管理方式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对企业文化展开系统的研究，使得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管理问题的关注从传统的“管理铁三角”转变为“管理7S模式”，即以前主要关注企业管理中的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系统（systems）等三个方面，而如今其关注的重点还包括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员工（staff）、技能（skills）、作风（style）等四个方面。（注：参见理查德·帕斯卡尔、安东尼·阿索斯：《日本企业管理艺术》，北京，中国科学技术翻译出版社，1984。）显然，“管理铁三角”强调管理“硬”的方式，“管理7S模式”中增加的四个方面的新内容，则涉及管理“软”的方式。由此可见，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呈现出不断“软化”的趋势。

从控制手段的角度而言，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大力强调微妙性，主张根据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来组建高效率的团队，或者废除工长的指挥和监督，而由工人小组自己管理工艺，以便充分捕捉微妙性来提高生产率。他进一步指出，在企业中，既要有明确的控制方法，也要有含蓄的控制方法，这两种控制方法应处于平衡的状态。（注：参见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从优化范围的角度而言，西方管理学界开始意识到“系统优化”的重要性。管理决策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蒙（Herbert Simon）曾经指出：“美国的管理学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只是一些不协调的一般性知识，缺少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注：出自西蒙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转引自黄如金：《和合管理》，2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系统思考也被彼得·圣吉（Peter Senge）列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中最重要的内容。（注：参见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在实践层面的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日本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与智慧。《论语》、《孙子兵法》、《易经》、《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受到日本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追捧。日本企业的崛起引发了美国的关注，许多美国企业的管理层放下架子，邀请日本企业家去美国传经布道。在关注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西方企业界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进而将这些管理思想运用于改进企业管理过程。比如，美国一些企业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中，有效地改进了其竞争手段。

这种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关注，不仅来自企业界，而且来自国家、社会的管理层面。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论语》不仅是管理企业的指南，而且是管理好国家和家庭的指南。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75位与会者经过热烈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注：出自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发自巴黎的一篇报道，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来阐述共和党的政策主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大规模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在中国多年的管理实践，跨国公司的管理层发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提高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管理效率的必然选择。否则，一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如果原样照搬到中国来，会遇到很多难题，许多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都在寻找一条融合中国与西方管理思想的管理之路。三、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框架：不同学者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与参考价值，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逻辑框架。为此，许多学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归纳起来，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 基于各派思想总结的逻辑框架

分别总结、归纳中国古代各派学说中的主要思想，并阐述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取向。杨先举将中国传统文化各派学说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先后撰写了《孔子管理学》、《老子管理学》、《孙子管理学》等一系列著作。《孔子管理学》从哲知、为政、伦理、教育、齐家、修身等方面，将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嫁接到管理领域（注：参见杨先举：《孔子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老子管理学》从哲文、政事、智谋、创造、辩证、修身等方面，探讨了老子哲学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对“道、德、柔、无、反、水”法则在管理实践中的借鉴运用做了独特的探讨（注：参见杨先举：《老子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孙子管理学》则以《孙子兵法》中的概念为纲，从悟道、论将、励士、治势、庙算、谋攻、伐兵、策胜等方面，全方位讨论了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注：参见杨先举：《孙子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葛荣晋从体用结合的角度，将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归纳为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分别论述了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的哲学智慧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如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科学管理、儒家的“为政以德”与企业柔性管理、法家的治国之道与企业刚性管理、兵家的“宽严相济”与企业家的管理艺术等。（注：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 基于相关核心理念的逻辑框架

成中英、席酉民、黄如金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一种或一些核心理念，并基于这一或这些理念展开研究，建立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展开运用的逻辑框架。成中英以《易经》哲学为基础，融合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提出了“C理论”。Ｃ代表China（中国）、Change（《易经》）、Confucius（儒家）、Culture（文化）、Cheng（成中英的姓）。成中英以阴阳五行为主干，提出了“C理论”的五行循环结构：管理决策需要动力，这一动力来自一个中心力量，决策工作具有中心化的特点，中心化（centrality）强调中国人注重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的特点，对应五行中的“土”，因为土地孕育着深厚、稳健、旺盛的生命力；决策确定计划，而实现计划要求执行人员具备决断力，从而形成领导力，领导力（control）对应五行中的“金”，因为金象征着果断，领导力可以使人处变不惊，能够做到灵活应变；应变力（contingency）对应五行中的“水”，因为水的渗透力极强，且形状千变万化；对市场的应变力刺激了创造力，企业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创造力（creativity）对应五行中的“木”，因为树木能够茂盛地生长；企业的发展需要吸纳更多的人才，激发人的积极性，形成最佳的整体效应，协和力（coordination）对应五行中的“火”，因为火象征着热情。如果企业上下都热情高涨，就能增强决策者的信心和意志力，形成新的决策动力。这样，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形成“C理论”的闭路循环。（注：参见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席酉民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协同”的重要性，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尤其是中医理论，十分注意阴阳、虚实、寒热之间的对立和协调以及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并以此来解释各种生理和病理现象。在古今贯通、中西结合及文理互补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其基本思路是“问题导向”基础上的“优化设计”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双规则的互动耦合机制，和谐管理可以视为组织围绕和谐主题的分辨，以优化设计和人的能动作用为手段来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实践活动。（注：参见席酉民、尚玉钒：《和谐管理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黄如金以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综合自古以来的和合管理实践，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提出了和合管理的逻辑框架。他认为，和合管理的核心与真谛就在于“和合”，“和”即和谐、和睦、和平、谐和、中和；“合”即合作、联合、结合、融合、组合，二者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哲理性的概念，表达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合作聚力、协作制胜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之要义。和合管理拥有“和合”与“以人为本”叠生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和合管理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他还详细探讨了和合管理在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价值。（注：参见黄如金：《和合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3 基于不同管理层次的逻辑框架

对于任何组织而言，处于不同层次的成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其实施管理的重点与方法也各不相同。有鉴于此，顾文涛等人基于不同的管理层次，来研究传统管理思想得以运用的逻辑框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其内在的层次结构，因管理对象不同，每一层次体现出来的管理原理与方法也不一样。他们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分为三个层次，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法”扩充为两个字就是“制度”，以克服随意性，确保公平性，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在彼此信任时适宜采用儒家所主张的“德治”，在彼此不信任时则适宜采用法家所主张的“权治”；对高层领导管理的中心在于“道”，“道”体现了中国企业家做人和做企业的合一，对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注：参见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载《经济管理》，2008（7）。）4 系统逻辑框架的总结与归纳

在总结、归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管理思想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试图构造一套有别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独具特色的管理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实践。尽管这一管理理论体系的名称各不相同，如“东方管理学”、“中国式管理”或“中国管理学”，但其研究的基本初衷大体相同。

苏东水、胡祖光等人致力于构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框架。苏东水用“学”、“为”、“治”、“行”、“和”五个字来概括其理论体系。“学”指的是构成东方管理学学术基础的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华商管理；“为”指的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理念，是贯穿东方管理学的主线，其中“人为为人”强调每个人首先需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在此基础上，从“为人”的角度来从事、控制与调整自身的行为，以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与激励环境；“治”指的是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治国关注的是从古至今治国的理念与实践精华，治生关注的是经营、谋生计的理念与实践精华，治家关注的是家庭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精华，治身关注的是自我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精华；“行”指的是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与人才在内的“五行”管理，人道侧重的是管理哲学，人心侧重的是管理心理，人缘侧重的是管理沟通，人谋侧重的是战略管理，人才侧重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和”指的是“和贵”、“中和”与“和合”，是东方管理学的终极目标。（注：参见苏东水：《东方管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胡祖光等人从管理者开展管理必须关注的重点出发，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将东方管理学的要务归纳为“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修身”六个方面，阐释了26条管理学原理，并采用警句式语言，对中国管理思想进行了高度提炼。（注：参见胡祖光、朱明伟：《东方管理学导论——一套全新而可供实践的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曾仕强认为，从管理科学的层面来看，无所谓中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之分，因为科学无国界；而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看，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各不相同，管理必须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就是中国式管理。他将中国式管理的核心确定为“修己、安人”，“修己”的要旨在于“自觉自律自主”，“安人”的目的在于“人安己安”；其思想基础在于富有弹性的太极思想、三分法、交互主义等三个方面；其三大主轴为：以人为主，强调人伦关系；因道结合，认为制度化管理不及理念与共识的结合；依理而变，关注变动的合理性。曾仕强认为，组织应效仿自然界树木的有机精神，不同层次应各安其位。他还从计划、执行、考核、沟通、领导、激励等管理的六个方面，来具体阐述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注：参见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李雪峰将中国管理学归纳为原理和应用两大部分。原理部分具体分析了德治、道治、权治、智治等基本管理方式，德治是伦理化的、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目的的管理方式；道治是以辩证、系统的思考为基础，强调管理行为要符合宇宙间的基本规律的管理方式；权治是以领导者，特别是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基础，以管好民众和臣属，使之不能为所欲为为目的的管理方式；智治是以机智的思路进行管理，往往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管理方式。应用部分关注治身、治才、治众、治事等管理课题，治身关注的是个人修养问题；治才关注的是对人才的培养、识别和使用问题；治众关注的是对一国、一地、一组织中的众人进行管理的问题；治事关注的是正确分析形势、把握态势、做出决策、取得胜利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注：参见李雪峰：《中国管理学——融通古今的管理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四、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框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

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影响程度不同的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程度各不相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思想所反映出来的亲疏各异的“差序格局”不谋而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遵循“修齐治平”的逻辑推演过程，构筑集修己、安人、谋攻与定邦于一体的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企业运用框架，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在理论体系、语言范式上的对接，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1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贡献

按照弗里曼（R.E.Freeman）的定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指任何能够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注：R.E.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Pitman，1984.）这一定义将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商、经销商、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社区乃至社会大众等全部归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理论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不仅强调企业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而且强调企业要充分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20世纪60年代末，主张股东至上思想的美、英等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远不如充分考虑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德、日等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东至上的思想使企业经理层处于短期目标的压力之中，无暇顾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企业有必要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从70年代起，全球普遍关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问题，人们意识到，企业不仅要为股东谋利益，而且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慈善事业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从而强化了企业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放松管制，引发了企业之间敌意收购的浪潮。收购公司宣称，被收购的目标公司忽视了股东的利益，其收购的目的在于维护股东的利益。一旦收购完成，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大多被解雇，收购公司通常借助关闭工厂、大规模解雇员工等措施来偿还因收购而欠的贷款。为减少敌意收购行为对管理层、员工、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利影响，美国有29个州修改了自己的公司法，要求收购公司在收购时应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对敌意收购行为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制约措施。

企业实践领域的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早在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就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这一理论概念，通过瑞安曼（Eric Rhenman）、安索夫（Igor Ansoff）、弗里曼、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e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1984年弗里曼的著作《战略管理：一个利益相关者方法》的出版，使得利益相关者的有关观点逐渐演变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同时分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或为企业的经营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对企业存在着利益诉求的内在要求。在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程度，需要考虑和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有利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使企业获得更多有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同时，有助于减少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交易时的机会主义动机，减少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交易费用。尽管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没有达成共识，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参与的程度较难确定，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较难协调，但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社会存在”，强调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求得利益的均衡，对于确保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是这一理论生命力的根本保证。2.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逻辑框架

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与协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十分吻合，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对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所崇尚的人生理想，《大学》所提出的儒家“三纲八目”集中反映了这一理想。《大学》首章首句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学习、实践，明白光明盛德；“亲民”即“新民”，是指以身作则以教化人民；“止于至善”是指达到至善完美的人生境界，三者合称为“三纲”。紧接着，《大学》进一步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称为“八目”，其中，“格物”、“致知”侧重的是修身的具体方法，“正心”、“诚意”侧重的是修身的正确态度。儒家的管理以自我为起点，以天下为终点，管理对象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虽然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管理的思想与方法是共通的。

事实上，“修齐治平”思想不仅仅体现在儒家学说之中，在其他学派中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虽然它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逻辑框架。老子所说的“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关注的是“修身”，所推崇的“处其厚不居其薄”（《老子》三十八章）的为人处事方式是“齐家”与“治国”的重要手段，所主张的“圣人之治”（《老子》三章）则与“平天下”的思想如出一辙。孙子提出的“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是“修身”在兵家思想中的体现，“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孙子兵法·九地篇》）是“齐家”思想在治军上的体现，“慎战”原则是重要的“安国全军之道”（《孙子兵法·火攻篇》），“全胜”原则与“平天下”的思想具有许多共通之处。作为在战国初期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主张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应“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这样就可以避免纷争。墨子还信奉“尚贤”、“尚同”的思想，他认为，崇尚贤良之人，使贤良成为社会时尚的风向标，是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同时，处于上位者需要以赏善罚恶为手段，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实现“兼相爱”、“交相利”；而一家之长执掌着家中的赏罚二柄，以统一家庭成员的思想，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则家可治，推而广之，则国可治，天下可实现太平。法家的韩非子认同墨子的这一思想,指出：“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韩非子·尚同中》）。

本书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这一由己及人、由内及外的逻辑思维，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学派的思想精髓，构筑一个集修身、安人、谋攻、定邦于一体的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运用的系统逻辑框架。这一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组成部分：第一篇：修己，关注的主体是管理者本人。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是企业管理的起点，从思想意识、品德修养、言行举止、修己途径等方面，探讨企业管理者，尤其是包括大股东在内的企业家的自我修养问题，其思想来源以儒家为主，兼以道家、兵家，涵盖第二至第七章的内容，具体涉及：“反求诸己”意识的确立；品德及言行修为，包括儒家的“三达德”、兵家的“为将五德”、孔子的“三忘精神”、曾子的“三贵之道”、孔子的“四毋追求”等；自我修养的具体途径，包括“力行”与“学文”的结合、“学”与“思”的平衡、“与朋友交”之道、“三省吾身”的闭环管理等。第二篇：安人，关注的主体是企业的员工。这一篇探讨的是员工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问题，其思想来源以法家和儒家为主，兼以道家、兵家、墨家，涵盖第八至第十四章的内容，具体涉及：“上下同欲”与共同愿景；“无为”与“有为”的管理艺术；“在位谋政”与领导力来源；“莫贵于人”与人本管理；“和而不同”与团队建设；“法德相济”的管理方式；“事因于世”的创新管理；“悬权而动”的权变管理等。第三篇：谋攻，关注的主体是企业的顾客、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经销商等）与竞争对手。这一篇探讨的是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与企业竞争等问题，其思想来源以兵家为主，兼以儒家、道家，涵盖第十五至第二十一章的内容，具体涉及：“求之于势”与战略定位及动态竞争；“正合奇胜”、“中庸之道”与有效竞争；“务在知时”与基于时间的竞争；“阴阳调和”与管理的系统、辩证思维；“不争之德”与战略联盟及蓝海战略；“知难而退”与收缩型战略；“祸福相倚”与危机管理等。第四篇：定邦，关注的主体是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这一篇探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其思想来源以儒家为主，兼以法家、道家，涵盖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章的内容，具体涉及：“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义利”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标准；“无信不立”与企业的社会资本等（见图1—1、表1—3）。3.新逻辑框架的特点

这一传统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中运用的逻辑框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理论体系的对应性。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齐治平”思想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逻辑上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修齐治平”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即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注：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天下”是逐次推延开去的，与每一个体直接相关且最被看重的往往是“己”的利益，其次是这一个体所在的“家”的利益，进而扩展到其所在的一个更大范围的团体，最后到“国”和“天下”，越往外扩散，关系越疏远。对于边界各不相同的管理对象，管理手段也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思考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还是“己”这一管理主体。“修齐治平”思想所反映出来的亲疏有别的格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也充分体现出来，表现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一些学者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的相应的分类，充分反映了这种差别性。比如，卡罗尔（Archie B.Carroll）提出了两种分类方法：一种分类方法是划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与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基于契约和其他法律手段能够提出索取权的个人或团体，间接利益相关者是指基于非正式关系的利益团体。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划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与环境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对企业能够形成生死攸关影响的个人或团体；战略利益相关者是指当企业面对特定的威胁或机会时才显得重要的个人或团体；环境利益相关者则是指企业存在的外部环境。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直接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注：Archie B.Carroll,Business and Society：Ethical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Cincinnati：Southwest College Publishing，1996.）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呈现出亲疏不同的特点。

两种理论体系在思维视角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相似性，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有效对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修身”的思想，可以运用于指导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自我修养过程；在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家族，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是企业，传统文化中有关“齐家”的思想，可以运用于对企业员工的管理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全、发展、壮大自己，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得到更多的人民的支持，而繁荣经济、强化军备并在战争中获胜是保全、发展、壮大自己的前提，因此，传统文化中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治国”思想可以运用于指导企业更好地实施战略管理，与竞争对手有效地展开竞争，并获得更多顾客的认可与支持；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平天下”思想，则可以运用于指导企业更好地开展社会责任建设，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见表1—3）。

第二，语言范式的对接性。现代管理理论发端于西方，时至今日，中国管理教科书的基本结构以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主体框架依然建立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系统提炼，如果仅仅拘泥于自身的概念体系，很容易导致在语言范式上与主流的管理学论著及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脱节，造成“两张皮”的现象，这种画地为牢的状况不利于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也不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向企业界和其他国家的推广。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形成的这一逻辑框架试图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语言范式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进而说明这些思想与方法在现代企业环境中的运用价值和运用条件。

第三，内容构成的包容性。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言，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各主要学派有关管理的思想，只要其在现代企业管理环境中依然具有适用的空间，具有积极的一面，都可以整合在这一逻辑框架之内，并可以对不同学派的有关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或者用不同学派的思想共同来解释某一管理现象或指导某一管理活动，以发挥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充分体现出《易经·系辞下传》中指出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学科体系的角度而言，这一逻辑框架基本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学、战略管理、企业竞争、市场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等企业管理的主要领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架构。同时，为了充分说明相关的管理原理，所涉及的素材不仅来源于传统典籍中的历史记载及相关典故，而且来源于中国企业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及国外企业及其管理者与这些原理相关的管理实践。

第四，知识结构的开放性。与西方主流的管理理论普遍不关注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有所不同的是，这一逻辑框架非常重视对管理者“修己”的讨论，用很大的篇幅剖析了“修己”对于企业管理者成长的价值以及企业管理者“修己”的具体内容与途径，有助于完善现有管理理论体系的知识结构。此外，这一逻辑框架在知识结构方面所具备的开放性特点，为不断汲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企业管理实践的最新发展经验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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