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石器时代的生计方式：基于岭南地区的分析(中央民族大学考古与文博丛书)试读：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与文博丛书编委会主任：麻国庆
编委：罗惠翾 肖小勇 戴成萍 刘连香 彭菲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的学科小史和定位（“中央民族大学考古与文博丛书”代总序）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的学科历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设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研究部文物室。1949年前，在人类学界号称南杨北吴（杨成志、吴文藻）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杨成志先生任文物室的第一任主任。杨成志先生是开创中国西南民族志研究的先行者，在彝族地区调查时就关心民族文物的收集，20世纪50年代从中山大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也一直负责文物室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等很多单位的学者先后参与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四个民族访问团，当时就征集了一批民族文物，特别是有意识地收集边疆和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期和当时使用的生产工具、服装、宗教器具和文书等资料，加上1951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的一部分民族文物也归入文物室。这些民族文物成为民族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教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期间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胡先晋、容观夐等先生，为民族文物的整理、保护和应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费孝通先生在1956年参加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建议。他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一个反映各族（包括汉族）人民文化、生活和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综合性博物馆是迫切需要的。这个博物馆挂上中央民族博物馆的牌子是相宜的。
随着民族文物收集数量和种类的增加，1982年，文物室改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文物研究室。以此为基础，1988年成立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此后，民族博物馆藏品规模仍然在逐年增加，成为现在考古文博系的民族文物和博物馆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支撑。这是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学科历史发展的第一条线索。
本学科历史发展的第二条线索是民族考古学。1956年，费孝通先生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就是“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会上他提出，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已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这方面的工作和国家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加强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密切合作是不应当再拖延了。他希望通过这几个学科的密切配合，最好能做出一定区域内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规划。同时他又强调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结合。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汪宁生先生加入中央民族学院。从1960年起，汪宁生先生参加了云南民族调查，从此与民族学田野调查结下了不解之缘。再加上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会聚了众多民族学领域的著名学者，诸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教授等。在浓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氛围的熏陶之下，汪宁生先生萌生了用民族志资料解释考古遗存的想法。尽管在1964年，汪宁生先生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工作，后来又转入云南民族学院，他的民族考古学之路更多是到了云南工作才开展起来的。但是，如果要追根溯源，可以说汪宁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学的种子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埋下的。
说起民族考古学，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学习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张忠培先生曾经跟随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学习民族学。我和张先生有几次有缘相见。记得大约十年前，他来中山大学作讲座，由我担任主持人。先生讲了近三个小时，讲座中不时强调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考古学结合的重要性。吃饭时他听说我在粤北排瑶做调查，他就说他当时和林耀华先生和苏联专家一起到排瑶调查，他一个人在三排镇做了近三个月的民族学调查，当时林先生让他留在中央民族学院，而北大苏秉琦先生又让他回北京大学，最后他选择回到北京大学，从事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他开玩笑地说，如果留在中央民族学院他就成了民族学家。但我们看出张先生的考古学研究中，有很深的民族学的烙印。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元君庙仰韶墓地》这一著名的考古学著作时，就引用了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对元君庙遗址仰韶文化墓地所反映的史前社会组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是国内最早的有意识地运用民族志材料解释考古问题的研究之一，被海内外学者认为是史前社会组织研究的典范，同时也是民族考古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学习经历是这种研究模式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直到今天，民族考古学依然是中央民族大学考古与文物博物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本学科历史发展的第三条线索是边疆与民族地区的考古调查研究，较早的代表性人物是王恒杰先生。王先生曾到过祖国东北、西南、南海边疆和民族地区进行考古调查。20世纪90年代还率先到南海地区，先后到达了西沙和南沙群岛，以调查的考古材料证明我国自古以来对南海的主权。将多年积累的对内陆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推向海洋，探求内陆与海洋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与中国大陆相关的文物遗存分布范围为依据，探求和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海疆范围，阐明当代中国海疆的形成过程。目前我们也有几位老师参与南岛语族的考古的研究，本人也一直在推动环南中国海区域的文明进程和历史发展的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
本学科历史发展的第四条线索是中国岩画研究。1959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陈兆复先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随后从事少数民族美术尤其是岩画的研究工作。1987年陈兆复先生因出版英文版《中国岩画》而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岩画专家，并因此成为国际岩画委员会亚洲执委。199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中国岩画研究中心，陈兆复先生任第一任主任。二十余年来，中心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始终是国内高校唯一岩画专业方向的科研与教学培养平台。目前，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岩画研究的重镇，是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的中国代表。中心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重庆等区域开展了多项研究，很多研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心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研究的合作与交流，在国际岩画组织联合会2013美国年会组织并主持“中国岩画会场”，30余名中国研究者赴美参会，使国际岩画界首次与众多中国岩画研究者能够交流互动。
根植于上述四条学科发展的历史，目前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逐渐形成了以民族文物与博物馆学、民族考古学、边疆与民族地区考古和岩画研究为四大板块，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考古文博系师生在民族地区进行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展示等调查和研究，如在云南地区开展民族考古学陶器手工业的研究，在新疆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浙江乃至湖北等地开展岩画的调查和数字库建设工作，便是本学科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考古学的发展如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考古和博物馆的展示，这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领域。1962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从考古学家的角度较早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他指出“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然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考古》1962年第9期）。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辈学者如费孝通先生、陈连开先生在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进而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的考古学科，也将会沿着这思路，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本套丛书将不断丰富这方面的内容。2020年3月29日第一章 绪论一 研究主旨
本书主旨是要论述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两方面内容，同时也试图探讨中国距今20000年以降的史前人群生计方式变迁的区域差异和共同规律。下面对其中所涉及的空间、时间以及主题进行简要说明。[1]
岭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地理概念，也有人称华南，一般指现代行政区划的广东（含港澳）、广西地区。在具体的考古学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把南岭山脉及其以南的区域，如湖南道县，也囊括进来。[2]本书采用后一种用法，即我们所界定的岭南地区包括两广地区以及南岭山脉及其以南区域。
在新石器时代的界定和分期上，严文明先生的体系被广为引用。具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距今12000～9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裴李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等代表的时代，年代距今9000～7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时代，年代距今7000～5000年；[3]铜石并用时代，即龙山时代，年代距今5000～4000年。对于“铜[4]石并用时代”，其他学者经常改称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本书也采取这种叫法。此外，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界定的区域性差异有必要简略[5]说明。华北地区东胡林、南庄头、转年、于家沟、李家沟等以及东[6][7]北地区的双塔一期和后套木噶一期等遗存的年代的确落在距今12000～9000年间。这些遗存皆含陶器，且年代上早于裴李岗时代，并晚于以细石叶工艺产品为典型特征的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存，因此，把这类遗存界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是较为合理的。但是岭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情况稍有差异，其陶器年代早达距今20000年前后（如仙人洞、玉蟾岩等遗址），且距今20000～12000年间的遗存与距今12000～10000年间的遗存并无质的差异（详见第二章），难以把二者划分为两个时代。据此，有研究者把南方地区落在距今20000～[8]10000年间的遗存统称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本书也采用这种界定。故下文中所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若无特别说明，其绝对年代指距今20000～10000年、距今10000～7000年、距今[9][10]7000～5000年、距今5000～4000年。关于末期的下限，有时等同于二里头文化的上限，目前的年代学研究定在距今3700年左右。[11]由于这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故本书采用距今4000年这个数据，取其概数。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所采用的考古时代划分主要是作为一个时间的代名词，不具有特别的含义。因为某遗存到底属于哪个考古时代，可能因时代界定标准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所指代的考古遗存是一样的。
时空框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将考古遗存回放到其应有的时空位置上，其他方面的研究才具有可靠的基点。生计方式，是指人类维持基本生存的各种行为，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但其重点是食[12]物的获取。本书取其重点即食物的获取方面，并根据具体情况，也会囊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空范围和主题呢？
首先，在空间上，岭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单元。近百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计方式的发展道路异于岭北和东南亚各地，同时也显示出岭南地区与岭北和东南亚各地之间的联系。故对岭南地区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史前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次，在时间上，自末次盛冰期（距今约20000年）以来，岭南地区开始出现大量的洞穴贝丘遗址，表明从这个时期开始，生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该时期堆积中出现的大量水生螺蚌壳，是一种广谱[13]性的采集渔猎经济的产物。这种生计方式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具备的，是岭南先民面对生态环境压力做出的一次重大转变（详见第二章、第三章），其特色也奠定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和生计方式的格调。到了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部分地区走上了稻作栽培的道路，部分地区走向专业的渔猎经济。这种从最初的广谱性采集渔猎文化走向谷物栽培、专业渔猎或游牧等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道路几乎发生在世界各个地区。因此，选择这样一个时间段，不仅有利于把握岭南地区史前时期生计方式如何从变化走向稳定，而且对于理解人类生计演进道路而言，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意义。
最后，关于选择生计方式这一主题，主要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岭南地区地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拥有异于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其生计方式也因此与众不同。而一个社会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道路往往深受生计方式的影响。因此，对岭南地区生计方式进行探索，是理解其文化与社会独特性的重要视角。第二，由于资料限制，岭南地区有关聚落等方面的信息不够系统，要从这个角度去探索该地区文化与社会的演进稍嫌不足，但是有关生计方式的材料则较为丰富，可以梳理出一个体系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对生计方式进行系统分析，是最有利于我们理解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道路的。
根据以上所界定的空间、时间以及主题，下面我们所做的研究史回顾包括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构建和生计方式研究两方面内容。二 时空框架的构建简史
一般认为，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约略同时，20世纪的20—30年代，中外考古研究者和业余考古爱好者也在岭南地区展开了零星的考古调查，如德日进、杨钟健和裴文中等在广西开展洞穴遗址调查，标志着对岭[14]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贝丘遗存探索的开始；外国传教士在港澳和粤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初步展示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15]晚末期的部分器物特色。
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两广的文物考古工[16]作队等分别开始对本省各地展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这些调查或试掘对象囊括各个区域和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遗存，粗略地显示出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独特性。由于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对各地的遗址位置、数量等信息进行“摸家底”和登记，对遗存的[17]时空框架以及相关问题并未有深入认识。但是，也不乏一些根据地层学原理正确判断不同遗存相对年代的研究个案，如莫稚根据增城金兰寺遗址层位关系，判断出含彩陶圈足盘的遗存年代早于含印纹陶[18]的遗存年代。这一结论被后来发掘的多个遗址所证实。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随着众多遗址的正式发掘，两广[19]地区进入了资料积累和研究膨胀时期。重要者如桂林甑皮岩、柳[20][21][22][23]州白莲洞、鲤鱼嘴、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等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揭露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贝丘遗存。与此同时，学界围绕这批遗存积极展开早期新石器时代、新旧过渡时代、中石器[24]时代等问题的激烈讨论。但总体而言，这时期对于这类洞穴贝丘遗存年代和分期等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如认为发现磨[25]制石器或穿孔石器或陶器，其年代肯定不会早于全新世，把同一[26]时期不同类型的遗存当作前后发展的关系，把不同时期的遗存当作同一时期不同类型的关系等混乱现象，甚至出现把新石器时代早期[27]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差上万年的遗存看作同一期的情况。
20世纪70—80年代另外几项重要的发现与研究是：20世纪70年[28]代初，南宁豹子头、江西岸和敢造等河旁贝丘遗址调查与试掘，揭示了一群不同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贝丘遗址的遗存，为研究该地[29]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提供了契机；广西隆安大龙潭等遗址的发[30]掘，揭露了一类含大石铲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期遗存，充分展示了该地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粤北地区石峡遗址的多次发掘和研
[31]究，为粤北和其他地区树立了一个较好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标尺。苏秉琦先生据此倡导“石峡文化”的命名[32]和研究，“石峡文化”成为岭南地区第一个具有相对明确时空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到了这个阶段，研究者已经可以粗略地勾勒出两广[33]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末期的发展脉络，但离构建精细的时空框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34][35][36]
20世纪90年代玉蟾岩、牛栏洞、庙岩等遗址的发现与发[37][38]掘以及鲤鱼嘴、白莲洞遗址再次发掘和研究，使得学界对新旧石器过渡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早期陶器等问题兴趣[39]居高不下。这个阶段学界已经认识到洞穴贝丘遗存出土的磨制石器、穿孔石器、贝丘堆积等文化遗存的年代可以突破全新世上限。广[40]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认识前一阶段发现的南宁地[41]区河旁贝丘遗存确立了比较可靠的参照系。深圳咸头岭、大黄沙[42][43]等遗址材料的公布，为提出“咸头岭文化”充实了材料。珠海[44][45]后沙湾和香港涌浪遗址的发掘，在层位上证明存在一种晚于咸[46]头岭文化的遗存，其被命名为“后沙湾二期遗存”或“涌浪期”[47]遗存。至此，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发展序列初具轮廓。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虽然命名了多个考古学文化，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其文化内涵界定上还是比较宽泛的，如“咸头岭文化”，在更多情况下代表的是一个时间概念，略等同于“前几何印纹陶”时期，它不仅包含了距今7000～6000年间真正的咸头岭[48]文化，还包括了距今6000～5000年的虎地-过路湾一类遗存。
进入21世纪至今，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投入，一方面不断充实各地已奠定的序列，另一方面也开始补充序列相对空白的地区。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有：桂林甑皮岩遗址的再度发掘和深入的年[49]代学研究，为岭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再次激起了一批有关新旧石器过渡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早[50][51]期陶器的研究；崇左冲塘、何村和江边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广西河旁贝丘遗址的发展阶段、分布范围以及年代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
[52][53]料；深圳咸头岭遗址第四、五次发掘和研究，正确地界定了咸头岭文化，同时也细化了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序列。属于第二种情况的有：桂林资源县晓锦遗址填充了桂[54][55]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的序列；广西都安北大岭、百色[56]革新桥等遗址为认识桂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考古材料；桂平大塘城、长冲根、长冲桥、龙门滩、上塔、油榨、[57]平南相思洲等一系列遗址的较大规模发掘，是把握桂东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序列的关键材料；普宁虎头埔窑址群的发现和虎头[58]埔文化命名，奠定了粤东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考古学文化的基点。
然而，即使到了这个阶段，在时空框架研究方面仍然有不少不足之处。对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很多遗址断代有明显错误，如牛栏洞、[59]冲塘、何村和江边等遗址现有的年代推断偏晚了数千年，其背后14隐藏了岭南史前研究者在处理C数据方面的重大误区。这种种情况制约了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的分期和分区等问题的正确认识。至于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末期的文化序列，除个别地区外，大都是由零星的点所支撑起来的相对早晚关系。很多遗存的断代不够准确，序列有缺环甚至早晚颠倒，对于考古学文化命名、文化谱系的把握，还有很长的道路。
综上，从宏观层面来看，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时空框架的构建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第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分期和分区等问题还有较大的混乱；第二，新石器时代晚末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和文化序列有待精确和充实；第三，各地研究视野受到现代行政区划的影响，缺乏整合研究；第四，长时段系统地考察整个岭南新[60]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不多。至于具体的观点和不足之处，我们会在下文各个章节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再做详述。三 生计方式的研究历程
随着时空框架研究的积累和深入，学界对于岭南史前史的关注开始逐渐向生计方式方面拓展。这方面的研究真正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它是伴随着国内外“农业起源研究热”兴起的。
就研究的时空而言，有学者专门研究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61][62]和新石器时代晚期。更多情况下是对特定区域长时段或者某一[63][64][65]时期生计方式的考察，如广东地区、广西地区、桂北地区、[66][67]环北部湾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等。由此可见，仅就时空而言，目前还比较缺乏整合不同时空的研究工作。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以上这些研究所界定的时代往往不够单纯，如把仙人洞、江西岸与东兴亚菩山等遗址都定义为新石器时[68]代早期遗存，而实际上这三个遗址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69]期和晚期；第二，这些研究所依赖的分期与年代大多不够准确，如童恩正认为，岭南地区洞穴贝丘遗址和河旁贝丘遗址是平行发展关
[70]系，而实际上前者多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后者绝大多数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又如，何乃汉认为，东兴亚菩山、马兰咀山和杯较山等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江西岸、豹子头等遗址则晚于它们，[71]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而事实上如前文所述，前者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二者早晚关系正好相反。诸如此类太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后文将论及。
就田野考古技术、资料的丰富程度、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差异，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的研究大致以200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1980—2000年阶段，田野发掘上浮选法等方法几乎没有运用，所依赖的材料比较缺乏，大部分的生计方式研究都限定在“是否有农业”以及“农业起源”等框架下进行的，而其所依赖方法和理念[72]往往缺乏实证，偏于推测，如认为有穿孔石器就意味着有农业、[73][74]有陶器就表明存在农业、有磨盘磨棒就有农业、有斧锛凿等磨[75][76][77]制石器就有农业，甚至认为砍砸器、细小燧石石片工具以及[78]穿孔的蚌器分别是用于砍倒、烧光和收割的农业工具。此外，有[79]的研究者还根据石斧锛凿等工具的多寡来论证农业的发达程度。[80][81]至于农业的性质，有稻作农业和块茎植物农业两种观点。但是，无论是何种认识，都缺乏直接证据。
从2000年前后开始，浮选技术、工具残留物分析等技术逐渐运用开来，岭南地区生计方式的研究工作逐渐进入实证阶段。较为突出[82][83]的有，赵志军和吕烈丹分别通过浮选和工具残留物分析证实了[84]岭南先民确实存在块茎植物利用。除此之外，古病理分析、人骨[85][86]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资源域分析、植硅石分析和实验研究[87]等方法也不断加入，拓宽了生计方式研究的信息来源。而就研究理念而言，不再局限于讨论是否存在稻作农业、块茎农业等问题上，而是对先民如何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发展出独特的生计方式予以更多[88]关注。
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以往的生计方式研究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第一，如前所述，很多研究所依赖的分期不够准确或有待细化；第二，缺乏对各种证据进行整合、对比分析；第三，很少对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如对动植物遗存和石器进行统计分析；第四，缺乏单一时段生计方式的系统研究以及长时段生计演变规律的细致探索。有关以往生计方式研究具体观点与不足之处，同样留待正文论及具体问题时再做详述。四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目标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书拟定以下研究方案和目标。
第一，首先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框架进行全面梳理，获得早晚顺序正确的文化序列和年代相对单纯的文化期、文化、遗存，避免早晚关系颠倒和将不同时期遗存混杂在一起研究的缺陷。因此，本书对时空框架的构建与生计方式的研究予以同等重视。
第二，由于旨在探索文化与生计长时段的演变规律，故对遗存或文化的分期并非追求绝对的细化。举个例子来说，根据陶器可以将某一考古学时代或考古学文化分为若干期，但反映生计的动植物遗存和工具组合从早到晚期没有质的变化，这样的分期对探讨生计的演变而言没有实际的作用。总之，本研究对于时间尺度的把握——或宽或细——是视研究目的而定的。
第三，对于生计方式的确定，主要基于动植物遗存、工具组合及其功能分析，另外参考人骨同位素、生态环境等信息进行综合推定。对于工具功能的推定，在缺乏直接证据（如实验、微痕以及残留物分析）的情况下，主要借助其他地区同类工具的直接功能分析进行类比，并参考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来确定。
第四，在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计方式阶段性特征和演变脉络把握的基础上，将之置于更大的范围中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讨史前人类在特定阶段生计方式演变的共同规律和区域多样性等普遍性问题。
第五，各个章节或地区研究的详细程度、所使用方法、篇幅等方面的差异，皆视现有材料的多寡和研究现状而定，并非主观设定的结果。五 几个概念界定（一）“驯化”“栽培”和“农业”的定义
由于本书常常涉及对某文化的生计方式进行描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如“驯化”“栽培”和“农业”等概念，国内有很多研究[89]者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过详细介绍和界定，各家定义大同小异，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驯化（Domestication）：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动植物形态学和遗传学意义上的改变过程。
栽培（Cultivation）：是一个人类行为概念，中文文献中也称“耕作”“耕种”，指人类平整土地、播种、除草、灌溉以及收割等一系列的行为，其对象可以是野生种，也可以是驯化种。
农业（Agriculture）：是一个文化或社会概念，很多研究者都采[90]用哈里斯的定义，即一个文化或社会很大程度或主要依赖驯化作物的栽培为生。（二）操作上的困难
尽管各家采用的定义大同小异，但是由于中外语境、具体操作标准的不同，这些概念在应用上还是有一定的混乱或操作上的困难。
比如说“驯化”，具体到考古出土的水稻（这里以水稻为例），到底什么样的改变才能称得上是“驯化的”（Domesticated）？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标准是有所不同的，判断标准包括基盘、小穗轴、稻[91]谷大小、长宽比、植硅石形态等，仅仅是稻谷大小这一项，不同[92]研究者所采用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再如“农业”，在一些中文文献中，“农业”等同于“发现水稻”或者“水稻栽培”，但按照哈里斯的定义，其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食物生产达到比较成熟和系统的经济水平。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史密斯又创造出一个“低水平食物生产”（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来描述那些有栽培行为（对象可以为野[93]生种或驯化种），但是驯化物种占生计比例不大的社会经济。
除了判定标准不同外，在术语的使用上也有争议，如在中文文献中常见的“栽培稻”被认为意义模糊，既可以指“栽培的野稻”，也[94]可以指“栽培的驯化稻”，建议用“驯化稻”代替“栽培稻”。（三）本书的方案
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在上述术语的界定和使用上要取得统一是有一定困难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描述来弥补术语产生的歧义。总之，本书采取以下方案。
第一，采用和同意前文有关“驯化”“栽培”和“农业”的概念界定。
第二，中文文献的“栽培稻”虽然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驯化稻”，但是鉴于其是属于习惯用语，因此这里仍然保留“栽培稻”这个常用术语来指示那些被鉴定者认为与野生稻相比，形状已经发生改变的水稻遗存。
第三，如果某遗址发现了水稻，但研究者不确定其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本书采用“存在水稻采集或栽培”或者“水稻利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当时的行为。
第四，如果所有研究者都鉴定为“栽培稻”，本书则采用“存在水稻栽培”或“存在水稻种植”或“存在水稻耕作”等来描述当时的行为。
第五，如果无法从同位素食谱分析、工具以及其他证据上证明某文化人群主要依赖驯化的动植物为生，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不轻易将某文化的生计方式定义为“农业”或者“农业社会”，而是仍然落实到具体的描述上，如“存在水稻栽培、种植、耕作”。
第六，本书不使用“低水平食物生产”这样的术语，因为有些遗址出土了水稻，但其到底属于野生稻、人工栽培的野生稻、人工栽培的驯化稻尚未有结论或者有争议，那么这样的社会界定成“狩猎采集”或“低水平食物生产”也是有争议的。此外，如何确定水稻栽培、动物驯养在当时生计中的比例在操作上也是有一定困难的。“低水平食物生产”虽然是一个包罗万象，弥补“狩猎采集”和“农业”不足的术语，但是在最基本的“驯化”这一层面的鉴定上尚有很大争议的背景下，过早地用它对一个社会性质进行界定似有不妥。最重要的是，“低水平食物生产”囊括的范围太广，并不利于本书分析较细时段生计方式的演变。总之，本书对某遗存或文化的生计方式进行总结时，若无特别说明，主要落实到具体的行为描述上。[1]严文明：《前言》，载邱立诚主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2]陈文：《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和岭南早期新石器文化》，载邱立诚主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1～20页。[3]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4]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任式楠、吴耀利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陈宥成、曲彤丽：《试析华北地区距今1万年左右的社会复杂化现象》，《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6]王立新、段天璟：《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7]王立新：《后套木噶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后套木噶一期年代略早，为12900～11000BP。此外，近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桃山遗址发现了15000～14000BP的陶片，说明东北地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更为复杂，宜另文讨论。参见岳健平、侯亚梅、杨石霞等《黑龙江省桃山遗址2014年度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7年第2期。[8]张弛：《简论南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载张忠培、许倬云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第190～198页；张弛、洪晓纯：《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7，第415～434页。[9]本书所采用的距今或BP皆指距1950年。另外，岭南和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时间界限大约在10000BP，与华北地区9000BP并不完全相同。两个地区的文化演进步伐并不一致。[10]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上限”“下限”所指代的意义不同，有的用“下限”指代最早的年代，有的反之。本书所使用的“上限”指代最早年代，“下限”指代最晚的年代，特此说明。[11]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12]〔英〕科林·伦福儒、〔英〕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第247页。[13]这里的“广谱性”的说法主要是借鉴弗兰纳利“广谱革命”理论（下同），参见K.V.Flannery，“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in P.J.Ucko，G.W.Dimbleby，eds.，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73-100。[14]P.Teilhard de Chardin，C.C.Young，W.C.Pei and H.C.Chang，“On the Cenozoic Formations of Kwangsi and Kwangtung，”《中国地质学会志》，1935，14（2）：192-198；裴文中，“On a Mesolithic（？）Industry of the Caves of Kwangsi”，《中国地质学会志》，1935，14（3）.[15]邓聪、黄韵璋：《大湾文化试论》，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第395～450页；〔意〕麦兆良：《粤东考古发现》，刘丽君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商志：《香港考古学发展史简论（1925—1996）》，《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2期；商志、吴伟鸿：《香港考古学叙研》，文物出版社，2010。[16]广东省，大致按区域以及遗存考古时代排列，时代相同者按发表年份排列。广东。黄万波：《广东高要、罗定、封开等地洞穴及其堆积物概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3年第1期；凡明：《广东省文管会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八处，并在清理古墓葬中获得完整古瓷器一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莫稚：《一九五七年广东省文物古迹调查简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莫稚：《广东省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第12期。粤北区。莫稚：《广东清远县潖江河支流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麦英豪：《广东从化县发现古遗址》，《考古》1961年第8期；彭如策：《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莫稚：《广东北部山地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第11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曲江鲶鱼转、马蹄坪和韶光走马岗遗址》，《考古》1964年第7期。粤东区。区家发：《广东省文物普查队在粤东发现很多古遗址和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潮安县陈桥乡发现古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莫稚：《广东宝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杨豪：《广东新丰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莫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61年第12期；曾广忆：《广东潮安梅林湖西岸新石器时代》，《考古》1965年第2期；黄玉质、杨式挺：《广东梅县大浦县考古调查》，《考古》1965年第4期。珠三角。《我校东北区两次发现新石器时代有肩石斧》，《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骆宝善：《广州中山大学东北区内发现石斧》，《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广州中山大学多次发现有肩石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中山大学调查小组：《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第1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西樵山出土的石器》，《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莫稚：《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广西，对于以往属于广东省管辖范围但现属广西者，皆列在此。文献不多，按照洞穴和露天遗址分列如下。洞穴。裴文中、唐兆民：《关于广西山洞人类化石》，《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裴文中：《广西洞穴考古杂记之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贾兰坡、邱中郎：《广西洞穴中打击石器的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1期；吴新智等：《广西东北地区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第4期；顾玉珉：《广东灵山洞穴调查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第2期。露天。容观复：《广西左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简介》，《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韩康信：《广西柳江发现新石器》，《考古》1964年第11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西江两岸地区古文化遗址的调查》，《考古》1965年第9期。[17]商承祚：《几年来广东省文物工作的成就和一些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1958年第3期；梁钊韬：《我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年代探讨》，《考古》1959年第9期；饶惠元：《略谈对于粤赣地区几处新石器遗址的认识》，《考古》1965年第10期。[18]莫稚：《广东省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第12期。[1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20]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周国兴：《介绍新发现的白莲洞遗址》，《文物天地》1985年第1期；周国兴：《中国广西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过渡的探索》，《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第143～160页。[21]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22]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文化遗址发掘简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3期；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23]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古人类文化遗址简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第1期；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李始文：《继“马坝人”之后的重要发现——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的发掘》，《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综述》，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掘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第1～12页；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1989年和1990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邓增魁：《黄岩洞遗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9月19日，第4版。[24]彭适凡：《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孔桂珍：《万年仙人洞遗址的年代问题》，《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彭适凡：《有关华南新石器早期万年仙人洞文化的几个问题》，《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2期；安志敏：《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集刊3：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第98～105页；曾骐：《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张之恒：《试论前陶新石器文化》，《东南文化》1985年第1期；何乃汉、覃圣敏：《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4期；邱立诚：《略论华南洞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何乃汉：《岭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第158～166页；戴国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时代序列与分期》，《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周国兴：《中国广西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过度的探索》，《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黄其煦：《“中石器时代”概念刍议》，《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谢崇安、张小桦：《试论白莲洞石器时代遗存——兼论相关的问题》，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161～170页；张瑞岭：《我国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社会科学评论》1987年第7期；张瑞岭：《再谈中国的“中石器时代”的问题》，《史前研究》1988年；戴尔俭：《关于中国中石器时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赵朝洪：《试论中石器时代》，《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张之恒：《谈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特征》，《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戴国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14期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安志敏：《华南早期新石器C断代和问题》，《第四纪研究》1989年第2期；陈星灿：《关于中石器时代的几个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谢崇安：《岭南和中印半岛中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焦天龙：《试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开始的标志》，《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原思训、陈铁梅、高世君等：《阳春独石仔和柳州白莲洞遗址的年代测定——试探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时间》，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第40～47页；张之恒：《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特征》，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第13～24页。[25]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史评述可详见赵朝洪《更新世-全新世界限的划分与中国石器时代分期研究综述》，《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26]如受到西亚前陶-有陶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的影响，当时学界基本认为不含陶器的遗存早于含陶器的遗存，实际上这个分期体系不适合华南地区，有陶器和无陶器遗存仅仅是空间差异的体现（详见第二章第一节）。[27]戴国华：《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该文认为仙人洞下层与南宁贝丘遗址同时期，也认为仙人洞上文化层与东兴亚菩山等贝丘遗址同时期。这相当于把距今20000～10000年、距今10000～7000年、距今7000年后的遗存当作同一时期（详见第二章）。[2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29]何乃汉：《广西贝丘遗址初探》，《考古》1984年第11期。[3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31]广东省博物馆等：《广西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李子文：《曲江县石峡新石器及青铜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第185页。[32]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33]岭南大区：曾骐：《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57～70页。广东区：莫稚：《略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第81～89页；徐恒彬等：《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第325～338页；杨式挺：《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略述》，《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第13～44页；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毗邻原始文化的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第24～35页。广西区：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1，第96～106页；王克荣：《三十年来广西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第339～348页；王克荣：《建国以来广西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1978年第9期；何乃汉：《广西贝丘遗址初探》，《考古》1984年第11期。[34]袁家荣：《道县蛤蟆洞、三角岩洞穴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5，第236～237页；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第200～201页；袁家荣：《玉蟾岩水稻起源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第1版。[35]金志伟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载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122页。[36]谌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载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博物馆编《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50～165页。[37]李珍、李富强：《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探讨》，载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博物馆编《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94～105页。[38]周国兴：《再论白莲洞文化》，载周国兴主编《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第203～264页。14[39]原思训：《华南早期新石器C年代数据引起的困惑与真实年代》，载封开博物馆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又载《考古》1993年第4期；焦天龙：《岭南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回顾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何英德，孙明光：《从广西史前文化看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何乃汉：《关于岭南中石器、早期新石器文化与越南和平文化、北山文化的关系的初步探讨》，载封开博物馆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第44～64页；张镇洪：《从黄岩洞石器工具论中国之中石器时代》，《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陈淳：《石器时代分野问题》，《考古》1994年第3期；焦天龙：《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赵朝洪：《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清晰轨迹》，《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邱立诚：《广东洞穴石器文化考察》，《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张镇洪：《华南地区中石器文化特点初探》，载何介钧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第63～73页；赵朝洪：《更新世-全新世界限的划分与中国石器时代分期研究综述》，《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赵朝洪：《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研究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第19～36页；李珍：《广西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29日，第3版；邱立诚：《广东地区前期新石器文化》，《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15日，第3版；英德博物馆等编《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关于最早陶器的一些问题》，载徐钦琦、谢飞、王建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第189～202页；张弛：《简论南中国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载张忠培、许倬云主编《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第190～198页；张松：《关于华南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一些思考》，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第19～23页；邱立诚：《论广东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载张镇洪主编、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论文集（1）》，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第97～118页；赵朝红、吴小红：《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第95～104页；陈文：《关于中国石器时代划分的讨论》，载邓聪、吴春明主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第388～392页。说明：上述个别文章发表年份虽然落在2000年后，但是所用材料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因此将之归属此处。[40]傅宪国等：《顶蛳山贝丘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第1版；傅宪国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41]深圳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深圳市大鹏湾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42]深圳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深圳市大黄沙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43]李伯谦：《广东咸头岭一类遗存浅识》，《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44]李子文：《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载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3～21页。[45]秦维廉：《涌浪南的新石器中期及晚期文化》，载杨春棠、李惠玲编辑《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第445～466页；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46]朱非素：《珠海考古研究新成果》，载珠海市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233～242页；赵辉：《珠江三角洲几何印纹陶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第229～252页。[47]William Meacham，“A More Precise Chronology for Hong Kong's Prehistory Based on the C-14 Dates from Chek Lap Kok，Yung Long and Other Recently Excavated Sites，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Journal Mogograph IV，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1994.[48]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著《深圳咸头岭——2006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第199～232页。[49]傅宪国：《桂林甑皮岩遗址发现目前中国最原始的陶器》，《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6日，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50]陈文：《新旧石器时代的划分和岭南早期新石器文化》，载邱立诚主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1～20页；蒋远金：《白莲洞遗址、庙岩遗址与仙人洞遗址的研究——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典型案例透析》，载西安半坡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编《史前研究（200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8～67页；吴耀利：《甑皮岩与华南史前洞穴遗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73～83页；梁旭达：《广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84～101页；张弛：《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第1～16页；杨清平：《略论广西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有关问题》，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7，第412～419页；杨清平：《广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初步分析》，载陈远璋、吴伟峰主编，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76～85页；张弛、洪晓纯：《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7，第415～434页；Tracey L-D LU，“Early Pottery in South China，”Asian Perspecitives，2011，49（1）：1-42；傅宪国：《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第37～48页；吴小红：《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第49～68页；巩启明、巩文：《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载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2013》，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第125～150页。[51]何安益、陈曦：《广西崇左冲塘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9日，第5版；杨清平：《广西左江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新的文化类型——崇左市江州区何村遗址发掘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