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磊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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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试读：
题识
严耕望（1916-1996），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最欣赏的弟子。他早年对汉唐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集传统考证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之大成，晚年“淡泊自甘，寂寞自守”，以一人之力投入在西方或日本多要出自集体实践一途的皇皇巨著《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鉴于学界过往对严氏学术成就、治学精神的研讨较多，而对其生平历史的研究尚停留于阶段性、常识性的认知层面，本文拟综括目前所能发现的中外各方材料，以编年事辑形式对其家世背景、学术渊源、治学道路、生活经历等作一系统梳理。力求于还原其个体生命轨迹的同时，对其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及人生境遇的来龙去脉作出历史的同时希望也能是立体的揭示。
正文依严氏一生几个重要转捩分作五卷：1916至1936年为其早年生活及学习阶段；1937至1944年为大学学习至入史语所前之阶段；1945至1964年为在史语所专职工作阶段；1965至1981年为在港执教阶段；1982至1996年为退休至去世的最后岁月。附录为1997年迄今，以述其“身后文章事”为主，并附录严氏著作编年。俾治“归田史学”者以一砖一瓦之用，亦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个案。然受材料与著者水平之限制，容有史料失察、考订未当、编排欠妥之处，敬希方家同好不吝赐教补正为幸！
严耕望的学术精神和史学取向（代序）
一、未竟的志业1996年10月，严耕望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他生前好友经济学家邢慕寰挽诗云“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断稿中”。的确，严耕望的晚年岁月正是和《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两百万字的未竟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直到逝世前一星期，还在为该书第六卷的杀青做着最后的努力，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据严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忆，从1947年动手搜录材料到1984年第五卷增改完毕，他为这部书倾注了三十七年的心力，加上生前最后的十二年，几乎是半个世纪的劳作。期间，参阅传统文献、考古资料及中外论著600余种，抄录卡片资料积十万件。严耕望曾对学生讲，其地方行政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只要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办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写得出来，至于《唐代交通图考》则为其毕生功力之所萃，考证之曲折，难度之高，放眼当代学者，有此功力而又肯为此细密烦琐之研究者，仅陈垣先生一人而已。怀着这样一种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感，严耕望毅然搁置了材料业已就绪的《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以殉道的精神，穷半生之力投入《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死而后已。正如严先生的同门余英时所言：“像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学术史研究者很难评价严耕望当年的决定，虽然从结果看，《中古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代交通图考》同时成为了无可接续的断编，严先生当年放弃了一条几乎可以两者兼得的途径，似乎与他一向标举的“科学工作者”的计划风范略相背驰。但在一个“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真正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学人而言，“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二、院士级讲师
严耕望年轻时自认为并非天资很高的人，但他的老师钱穆却认为一个学者能否做出第一流的成绩“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进而以为“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综观严耕望一生在汉唐政治制度及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得不佩服钱穆的远见卓识。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职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用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环境相当窘迫，一家五口每餐只一两碗蔬菜佐膳。去看来台讲学的钱穆时，亦总是衣衫简陋，所穿之鞋多是木屐。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之赴港更多是出于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著述，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按：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终身制，其余全部为讲师），当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故而这一在寻常人看来能名利双收的位置最终被严耕望婉言谢绝。是年端午，在台北的钱穆致信严耕望时感叹：“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直到六十五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都只是一个高级讲师。这在当年中研院赴港任教的学人中，怕也是绝无仅有。余英时说，严先生在名利面前的“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这或许就是钱穆认为聪明人最缺乏的“毅力与傻气”吧。三、大家写小书“严耕望”这个名字真正为大陆读书界所熟知，缘于一本叫《治史三书》的小书。该书以平实质朴的口吻、温暖人心的笔触，讲述了自己求学治史的历程，分享了毕生读史阅世的经验。内中所谈在在皆是切身的甘苦，独到的心得，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充满现身说法度人金针的恳切。其初衷虽为予青年史学工作者以方法途径上的指示，实际也是严氏对其毕生史学实践及由此明确的史学旨趣、史学方法的一次集大成的总结，堪称一部“严学小辞典”。自出版以来，即成为两岸三地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亦能通过这本切实周到、深入浅出的小书，领略历史学的魅力与挑战。1980年秋，严耕望把他的《治史经验谈》书稿交给自己曾指导过的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王寿南，问他可不可以纳入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岫庐文库》出版。其时，王正担任该文库主编，知道这是老师的治史心得，对年轻人极有助益，当即欣然接受。次年四月，《治史经验谈》出版问世，深获史学界的重视，好评如潮。一天，一位朋友问王寿南：“严先生是中研院院士，学术地位崇高，你把他的《治史经验谈》放进《岫庐文库》这种四十开的口袋书，岂不太委屈严先生了吗？”王听后为之愕然。不久，他在去看望严先生时表示歉意：“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师的身份和地位，您的著作不该放在《岫庐文库》，应该出大开本的，我当时只觉得《岫庐文库》会因为有老师的大著而增光。”严先生望着学生摇头道：“是我自己要求纳进《岫庐文库》的，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岫庐文库》是小本子的书，书价又便宜，这种书最适合学生，《治史经验谈》是我写给年轻朋友的，当然要他们欢喜的式样。书价便宜，我的版税自然少，但学生们买得起，我年轻的时候是穷学生，知道学生想买书又嫌贵的心理，所以，我把《治史经验谈》放进《岫庐文库》是有我的想法的。”到了1984年，严耕望把《治史经验谈》的续编《治史答问》交给王寿南，嘱其仍置于《岫庐文库》中。1991年冬，又把《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书稿交给了王寿南，是书所谈虽是与钱穆的师生情谊，但文中透露的却是两代史学大师的人生意境与为学旨趣，既是钱穆传叙，也是严氏的治学回忆录，和先前的《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合在一起，被称为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在《治史经验谈》序言中，严耕望对写作《治史三书》的心迹作过如下剖白：“近五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免自弃。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多年后，已在唐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王寿南回忆起这段出版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严老师是一个纯学者，不争名，不逐利，只埋首在他的研究室里，但他又绝对不是独善其身、不传秘法的人，严老师的《治史三书》足以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和兼善天下的胸襟。严老师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都足以令后人敬仰不已。”四、钱宾四之问
1984年9月23日，钱穆在素书楼对前来探望的严耕望发出意味深长的一问：“你到香港教书，现在想来，是得计抑或失计？”严耕望回答：自觉得计。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已写成，但可能无现今之精密，因能看到的新材料较少，地图也较少。至于整体学术规模更不会有现今这般大。因为史语所工作，无外界压力与刺激，势必愈做愈专；而教书不能专讲自己研究的专题，必得扩大注意面；且在授课时，往往刺激自己，涌现新意见。所以若一直在史语所环境中，自身学术规模必然较小，境界亦可能较低。钱穆以为然。1964年8月，正是因为不忍心二度辜负钱穆着意延揽之苦心，严耕望告别了他曾视之为“做学问的最理想环境”、“天堂乐土”，曾因不得其门而入“衷心甚苦”、“渴慕之情曷胜殷切”的史语所，告别了他感念一生的史语所缔造者傅斯年和曾与之论学相赏、倾心相交的前中研院院长胡适的归骨之所，带着对极为赏识厚爱他的时任中研院院长王世杰的愧憾之心，举家来到香港——一座与其性格颇不相合的“烦嚣城市”，进入草创未久、学风尚颇浇薄的香港中文大学。然而，令严耕望错愕不及的是，他为之放弃一切而决然奔赴的老师钱穆，却在他来港前夕翩然辞职了。向来奉行对人对事宁滞毋敏的严耕望，亦不免有些迟疑，但因不好两头反复，也只能甘之若饴。此后十七年间，严耕望是如何以其“温良恭俭、淡泊名利、待人淳厚、治学精勤”而在香港学界赢得“无人敢訾议”的口碑；为兼顾新亚研究所的发展，他在繁重的教学、著述之余，承担了多少绝无兴趣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事务性工作；所有这些在史语所环境中本可不必或甚少为之分神的干扰肇基于何？对如严耕望这般有高度学术责任感的纯学人来说，这种分神意味着什么？一个像严耕望这样的科学工作者，究竟摆在教学环境还是科研环境中更为得计？识力深透如钱穆者岂能不知？故而才有了这蓄积二十年、不吐不快的明知故问。至于严耕望的回答，怕也只是为了让迟暮之年的老师宽心释怀而已。试问史语所能看到的新材料、地图岂会比香港少？若想从教书授课中扩大注意面，刺激自己涌现新意见，台湾亦不乏舞台。若论教学相长，彼时台湾学生的程度且当高出日后被严耕望称为“史学沙漠”的香港。至于学术规模的大小和学术境界的高低，则其来港前的著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四大册）和《唐仆尚丞郎表》，实已奠定“规模浩大、笼罩全面”、“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的基本风貌。正如严氏在新亚的弟子、时任东吴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廖伯源在问答当晚说的那样，“若非先在史语所专心工作二十年，不可能有深厚基础，日后也就难以发挥”。惟有“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已写成”一句才是切实的肺腑之言，参以严氏晚年对《图考》撰述工作的重视程度，足见其已意识到赴港执教对自己学术生命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才是他当时当刻的真情流露。为人处世的至情至性与治学著述的尽善尽美，构成严耕望一生造次颠沛的两条性格主线。二者有时无法并行，甚且反相悖离，决定了他学术人生中的某些悲剧性宿命。五、舍命报师恩
青年严耕望在经历了一次情变打击后，曾深悟自己太重感情，做人做学问都不执著，只有感情不免太痴执。观其一生行事，这份痴执非仅限于男女之情，也包括那些曾对他有过重大帮助的前辈恩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终其一生对傅斯年的感戴，非但是永志不忘，甚至是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拼死回报。据严夫人段畹兰回忆，先生自年轻时起即养成规律而有节制的生活习惯，平日早睡早起，从不开夜车赶工，自认为当可活到九十以上，盖欲长寿以完成其规模庞大之研究计划。然在其去世的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台北《史语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严耕望认为其一生事业学问，皆受惠于傅斯年之识拔，所以不顾血压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连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常过深夜十二点才就寝，完稿前几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两点多。以近八十高龄而一改数十年之作息习惯，文章写完后即大病一场，健康状况大大受损，此后常走路不稳，站起会头晕。两个月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为纪念钱穆百龄诞辰举办学术研讨会。为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严耕望仍强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学校出席会议，但在准备讲稿时已明显力不从心，只得对学生说，等过了钱先生的研讨会后要好好休息，待养好精神再继续做研究。当年暑假，医生诊断出严耕望有轻微的帕金森症状，脑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医疗与检查，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时好时坏。1996年6月赴台治疗，期间曾一度转好出院，然卒以突发脑溢血送救不治，于10月9日逝世，享年八十一岁。严氏晚年的弟子李启文在整理老师的遗稿时发现，先生尚有很多尚未发表的文章其实早已写就（属《交通图考》第六卷范畴），但他为傅斯年纪念论文集投寄文章时，竟没有沿用这些成品，而就另一课题（唐代人口）重新撰写，显然是想在学术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诚意报答傅先生当年的知遇之恩。李启文感叹：“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无可补偿的损失。我曾这么想，归田师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后又还于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别有契机。”六、新史学殿军
严耕望论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特别推重“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和钱穆”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实亦见其自身之治史意趣与取法标杆。此四大家者，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惟于“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一点上殊途同归，这也正是所谓“归田史学”最基本的风格特征。进而言之，严氏对新史学四大家的排名先后亦非随意为之，而是体现了他的推崇轻重、取法多寡。以治史意趣和研究途径而言，擅长扎实考证、重证据、对制度和地理等具体问题感兴趣的严耕望，距离擅长天马行空的思辨、重理据、对学术思想等抽象问题感兴趣的钱穆最远。但严耕望推崇钱穆的才气、识力和启发性，认为这是大多数学者最欠缺的禀赋，有助于冲破执著，别开思路。总体而言，“钱学”在严耕望眼里是“只当领会其通观全局、论断雄健之魄力，吸取其精神意境，而不必斤斤计较其细节考证之正确性”的。陈寅恪的治学中心虽历经三变，但无论早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期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乃至晚期的“心史”研究，都还属于以考证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范畴，且每能于人所习见的史料中，看出人所未察的问题，通过曲折委蛇的辨析，达成境界高远的新解。故在严耕望而言，“义宁史学”实兼有“钱学”的思想光辉而内容更充实、立论更稳健。惟其仍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而走偏锋之病，可收一时创新之功，却未必有长久之价值。加之陈氏治学不脱才子文士风格，就对史学本身的贡献而言，实远未尽其生平之才学。故像严耕望这般重著作质量亦重著作数量的“科学工作者”，对陈氏其人其学仍持“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摹仿学”的保留态度。陈垣是严耕望在治学方法上最为推崇的前辈史家，认为“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乃至在《唐代交通图考》的胜任人选上有非我即彼之慨。在“常能适时寻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义的问题”、“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重视校勘学、目录学、史源学”、论述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及对论著的工具性、典范性（易于追摹仿学）及恒久价值的追求诸方面，严耕望都自认与陈垣有很多相通处。惟其热心世务、与世浮沉的性格致使“励耘史学”未能完全摆脱“史以致用”的传统。晚年陈垣“由谢山而韶山”于学术上不能再有所贡献，则在严氏看来与晚年陈寅恪之“著书唯剩颂红妆”虽各走极端却同属“实无多大意义”者，故亦只将陈垣列于陈寅恪、钱穆之上而已。至于吕思勉能跃居首位，盖因其在四大家中于治学方法、生平经历、人格修养方面与严耕望共性最多。以学术风貌言之，“蒿庐史学”与“归田史学”都建筑于国学基础之上，而治史意趣并不保守。以学术格局言之，吕思勉和严耕望同属博通周赡、通贯断代的历史学家类型，非抱守一隅者所能同日而语；在史学分工上，两人的主要业绩都在“撰史”。在史料取材上，都强调基本功夫放在对普通史料的研究上。看人所常见的书，说人所未说的话。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就著述体例而言，皆征引繁复，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看似不难，实极不易。就著作数量而言，其重要的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生平著述之富，同辈中少能匹敌。就治学精神而言，都具有令人惊服的魄力与坚毅力，以一人之力而欲至面面俱到之境，为同辈史家所莫及。就生平境遇而言，都没有显赫的学术出身，成名后亦不设教于一流学府、闻达于学术中心，更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埋头枯守，默默耕耘。最后，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吕思勉于“生活、修养”上所表现出的“恒德”，在严耕望看来恰是欲求在学术上有真实成就之最基本功夫。在《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一文中，严耕望写道：“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取这番话与严氏在《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中的心迹表白（“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如谓有‘我’，不过强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怀而已”）相参照，几乎可以认为严氏心中的吕思勉实在也就是他自己的投影和化身。以上所谈，乃就严耕望对四大家的优劣得失所作的权衡去取而言。至于严氏中岁以后取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之新观点，以人文地理之视角对中国历史作多方位、立体式的全面关照，则其境界与成效又较新史学四老更上一层，此固不待言。试辑李启文先生所作严氏挽辞，以为结语：秦郎汉守开前路，魏镇唐丞缀后篇。体大思精传地理，经时纬域写人文。
卷一 1916-1936年
民国十四年丙辰（1916年）1月28日，耕望出生于安庆城东北四十里的竹园村。祖上从江西迁至安徽，居桐城南数十里之罗家岭。罗家岭地处安庆和桐城之间，距安庆较近。耕望后来回忆，从前村里械斗，打死了人，就由打死人的村子买了人来，穿上红裤子，送到死了人的村子里作为替身，由那村子打死泄愤，一场械斗的人命官司就这么了结了。因之村里人还把“穿红裤子”一语作为詈虐之辞。
耕望家世代务农，父裕荣公，未曾读书，然深明事理，为人公正，见重乡里，常为人评论是非，裁断曲直。严父虽不识字，但重视文教。曾以稻谷若干石换得一部善本《李太白集》，系刻得非常好的仿宋体，纸色古朴，分装两套，函套外面精绣着龙凤图案，看来非常美观。据说本是合肥一位高宦家（一说李氏）藏书，后归他的管家某氏。某氏嗜鸦片，穷困无资，将此书出让。其时，耕望家并非富有，在乡间只算小康，年收稻谷不超过七八十石。裕荣公听说此书来头大，看了又极美观可爱，所以买下。
严母徐氏，育有四子一女。长子德明，曾读私塾，稍通文墨，二子、三子亦曾入学，及长皆务农工。耕望为幼子，本名德厚，父亲为其取小名“耕旺”，盖望其勤于稼穑，兴家旺宅。父兄勤于农事，兼作手工业，母亲勤俭持家，及后长兄且兼营商业，家庭经济状况渐佳。在父兄关爱下，幼年耕望度过一段令其记忆深刻的顽童生活，并入私塾接受学前教育。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 八岁
就近入读家乡的罗家岭小学。耕望在同龄孩童中属天资一般者，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 十一岁
5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11月20日，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下设五个专门委员会：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社会科学研究所、心理研究所，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开始筹设各研究所。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年） 十二岁
4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筹备处。
5月，傅斯年任史语所筹备处秘书，作《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宣示史语所成立之意义与宗旨，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使用最近代的手段，……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当路径。宗旨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的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的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或且不国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7月，史语所筹备完成，正式成立。董作宾受派赴南阳与安阳考察。
9月，傅斯年代行史语所所长职务。
1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出版，各地商务印书馆经理发售。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为作《发刊辞》，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以“本所筹备处”名义发表。
22日，史语所迁往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始有独立所址。是日后被定为所庆纪念日。
11月，傅斯年撰第一期报告书，规划史语所为八组，即史料学、汉语、文籍校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
设北平分所，陈寅恪任北平分所主任。
史语所开始进行安阳小屯村殷墟考古发掘（至1937年共发掘15次）。
高小一年级时，耕望得长兄严德明自安庆购回的商务版中国地图一册，内中分省地图非常详细，印装精美，定价两圆，在当时是相当贵的一本书。欣喜之下，每天抱着地图摩挲观看，对于全国山川河流了如指掌，几乎能脱手绘出。后又购得一册相当详细的地理问答书，对照地图参看，由此奠定对于地理的兴趣。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年） 十三岁
5月，史语所迁往北平。
6月，中央研究院聘傅斯年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史语所迁入北海静心斋。
9月，史语所所务会议议定，将原设八组并成三组：史学（第一组主任陈寅恪）、语言学（第二组主任赵元任）、考古学（第三组主任李济）。
高小时期，罗家岭小学从省城安庆请来算术教师冯溶生。冯氏为怀宁县人，时尚不过三十岁，程度不错，课讲得精彩，令耕望对算术发生浓厚兴趣，不断看课外书，并自己找习题做，尤喜四则难题。当时学校课本，每课只四五道练习题，但难度很大。耕望感到题目越难，越有兴趣，因为难题才好转弯抹角的思考，设法得到正确的答案，增加成就感。小学毕业时，耕望已把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习题都做完了。其时做算术尚用毛笔，耕望的预习初中算术簿，直到1946年还留在罗家岭初级中学作学生的范本。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年） 十四岁
高小毕业，耕望到安庆入安庆初级中学就读，仍对数学特感兴趣，而文科程度显得很差。一日，在楼上做功课，听一位同学和一个同乡在楼下聊天。同学称赞耕望的数学好，那位同乡却说“严某连一封信都写不好，数学再好又有什么用”，听后很受刺激。不久，长兄德明亦劝耕望对国文下点功夫，自此始考虑如何增进国文程度。听闻陈寿的《三国志》是好文章的典范，自己看过《三国演义》，以为内容差不多，遂买了一部来看，发现生字极多，文章不易懂，借助字典硬着头皮看下去。一年下来，虽然还未看完，但阅读能力却颇有进步。
秋，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国文教师钱穆，在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推荐下，到燕大讲授大一大二国文。此前，钱穆已撰有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说之非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刊于顾颉刚担任编辑的《燕京学报》。来平授课之余，乃就苏中时期已开始撰述的《先秦诸子系年》稿续加增补，并作《通表》，凡三阅月而讫。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年） 十五岁
钱穆执教燕京大学，终感教会学校环境不易适应，故一年即辞职。
夏，钱穆在苏州得北京大学聘书。及到北平，清华大学亦请兼课。殆皆出自顾颉刚预为安排者。钱穆任教北大历史系，第一年开课三门，“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皆为学校指定之必修课；另一选修课由其自定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彼时北方学术空气浓厚，加之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除钱穆所开“上古史”为必修课之外，别开八门“上古史”选修课，各教授分别讲授，意趣各异。“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前有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开授，其时梁卒后未久，钱穆续开此课，取径与任公迥殊，故亦特受注意。教者尚未讲，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竟至有“上课几于登辩论场”之势。
继《三国志》后，耕望又自修《左传》，看《曾文正公家书》、《饮冰室文集》之类书，对国文渐感兴趣。其中，《曾文正公家书》为国文老师谢养和指定之课外读物，耕望非但仔细看过，且作了摘要。进而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又看到一本汉译德国某人所写有关修身的著作，内中分项列表，每日自记其过失。自谓一生的生活与做人受这些书的影响很大。寒暑假回家，则时时翻阅诗集以为消遣，但只是咿唔乱唱，并不真懂。
钱穆至北平，即与傅斯年相识，屡受其邀至史语所。史语所有宴外国学者如伯希和之类，钱穆常坐贵宾之旁座。傅斯年必介绍是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其意在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以顾颉刚为代表之“疑古派”。惟其时钱穆之疑古思想且有甚于顾颉刚，继此以往，遂与傅斯年意见亦多不合。此一时期，傅斯年给钱穆的印象是：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惟兹事体大，而孟真又事忙未能尽其力，以求自副其望，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彼似主先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彼著述亦仅限先秦以上，即平日谈论，亦甚少越出此范围，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 十六岁
春，钱穆又为《先秦诸子系年》撰成《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篇。
6月，“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非，史语所考虑南迁。
初中时代，耕望读书实颇用功，而尤不爱运动。长兄德明一次于信中劝其注意身体，谓身体即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耕望留下极为深刻之印象。
新学年，钱穆在北大历史系开设的选修课改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主任陈受颐以为，今已民主时代，此前中国君主专制不必再讲，是以历史系学生无一人选课。但法学院院长周炳霖以为政治系同学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选听此课。稍后历史系同学多来旁听，乃知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亦有可讨论者。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年） 十七岁
春，长城战事起，日军飞机盘旋北平城上，仰首如睹蜻蜓之绕檐际。钱穆恐《先秦诸子系年》书稿散失，始觅人写副本，亟谋刊布。
初中毕业。耕望少年时代即深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意，欲投考黄山二中，以就黄山。未果，意甚憾之。在安庆高级中学读了一年的高级师范科，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一课别有会心。
秋，北京大学请钱穆独任部定课程“中国通史”之讲授，并特置一助教。早先，该课在北大由多人分时代讲授。钱穆以为多人讲授，彼此不相通贯，失去通史意义。且通史必须于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授完毕，绝不可有首无尾，有失通史课程之精神。因此集中全副精神，为此课作准备，务期章节间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俾学生对于中国历史能有一贯而全面之概括性了解。每周两次课，每次两小时，课前一日，钱穆例到草坪茶座，择幽静处，斟酌讲稿。通史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但高年级与其他学院、其他学校学生旁听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与此同时，为续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稿，新学年钱穆仍开“学术史”为选修课。
10月，中研院史语所留第一组少数人在北平整理明清档案，其余人员南迁上海曹家渡极斯菲尔路145号小万柳堂。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 十八岁
5月，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民族学组并入史语所，改为人类学组。后聘吴定良为主任。
耕望由安庆高级中学高级师范科转到普通科。乡邻和严父裕荣公打趣，村上的书都被你们一家读去了。
夏，《先秦诸子系年》议定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钱穆自任校对，又得从头逐字细读，改定疏谬十余处。然以所涉既广，亦不获一一覆勘。
高中第一个纪念周上，耕望听历史老师李则纲的学术讲演“历史演变的因素”，主要是用唯物论的史学观点作解释，感到非常有兴趣。一日，又从同学手中借得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耕望从不为功课开夜车，但此书却开夜车一气读完。两种机缘的凑合，遂萌生从事史学研究的志向。
初高中皆与耕望同班的好友童长庆，此时也颇受李则纲的唯物史观影响。耕望目童长庆为学校中最聪明、优秀的学生。初中入学考试，童考第一，耕望考第十；高中时代，童曾在作文课堂两个小时内写成五百字的旧体诗。耕望自度国文程度与童有天渊之别，但两人在课外阅读方面却保持高度的联系，常一起去校内外图书馆猎取新知识，往往是童长庆发现好书，与耕望同读。只是童长庆往往读了些章节，就不想再读了，另去猎取新的目标。耕望则遇到好书，多能坚持看下去。
由于李则纲的引导和与童长庆的联系，耕望看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也略涉一点唯物史观的理论。计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维的《初民社会》、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和《婚姻进化史》、西村真次的《文化移动论》等，偏重原始人类、落后民族社会生活方面的论著或调查报告。其中，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耕望所看第一部人类学书，印象深刻，受其启发撰写生平第一篇学术论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以印第安人的氏族联盟制度为模式，推测尧舜禅让亦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儒家不了解当时的实情，比照后代的传子制认为尧舜之事是公天下的禅让，实际只是一种美化而已。该文未发表。
是年，钱穆应诸生所请，就“中国通史”每讲编一纲要，聊备笔记之助。又别就所讲须深入讨论之问题，自正史、政书等古籍，选录原文，纂为参考资料，俾听者自加参研。纲要编至东汉止，自嫌太简，遂未续编。而参考资料亦下迄唐五代而止，由北京大学讲义部印行，专供北大学生之用。
10月，史语所在南京鸡鸣寺前北极阁的新址落成，全所由沪迁宁。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年） 十九岁
安庆高级中学的左隔壁，就是安庆商务印书馆门市。每个星期六晚上，耕望都会去站在书摊旁看书。凡是新出的文史社会科学书籍，无论买或不买，都将序言和目录翻看一下，也增广知识不少。当时，商务印书馆提出一种预约新书的方式，先付款十六元（当时十六元是学校四个月的伙食费）。以后一年内新书出版，任从选购，六折优待，直到购满所付款额为止。那时的商务出版量很大，因此又提出一项宣传推销的方式，即就每周新出的许多书籍中，选出一种重要的，估计销量也比较大的书作为“星期标准书”，也是六折优待。耕望每年都作前项预约，又另选购星期标准书。每年的购书费仅次于学校膳宿费，其他用度都极节省。
是年，李则纲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中国学人运用人类学上的图腾观念解释中国史前史的一部早期著作。同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化石人类学》一书由张资平翻译，收入商务印书馆的《自然科学小丛书》出版。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说》由黄文山翻译，纳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出版。前两种，耕望读过。后一种，以“星期标准书”方式购买。
一晚，训导主任方百殊到自修室，见耕望正读《尚书古文疏证》，告诫道：“你看得懂吗？”事实上当然看不懂，但其时读书就是不自量力，喜欢硬闯，好书不懂也要看，总看得懂几分，故而乐此不疲。又，中学时代，一般学生花在功课上的精力与时间，要以数学所占比例为最大。耕望的数学根基好，占了极大便宜。高中时代耕望于数学已不做课外习题了，但程度仍强，应付课堂习题，所花精神时间比一般同学要少得多，这也是耕望能多读各种书刊的一大原因。
撰写论文《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
12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考论博洽精悍，使战国旧史诸多改观，为前此所未有，故为学林推服。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年） 二十岁
是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岑家梧的《图腾艺术史》和兰森的《一九一四年后之世界》（谢元范、翁之达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凡此三种，耕望皆曾寓目，兰森的书以“星期标准书”方式购置。《研究国学应持之态度》刊于安徽省立图书馆所编《学风》第六卷，是为平生发表之第一篇论文。
6月，中央研究院聘朱家骅任总干事，开始招收研究生。
高中时代，耕望得绰号“铁脑”，同学以为其头脑为铁打，可终日读书毫不昏倦。然就阅读总量而言，较之社会科学类书籍，史学书籍反见逊色。古书用功较多者只《史记论文》（吴见思评点）、《御批通鉴辑览》。此外，《史通》、《通志·二十略》和《读史方舆纪要》也用了些功夫。《世本》、《竹书纪年》、《国语》、《战国策》翻看过一些。近人编著的史书，通史有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章钦的《中华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断代史有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史学方法论著作，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外，有李则纲的《史学通论》，鲁宾逊的《新史学》（何炳松译）等。史学杂志方面，常翻看《禹贡》和《食货》两种半月刊，历史地理之外，亦对社会经济史萌生兴趣。耕望当时曾想过，日后只要每月有七块银元的生活费，即使住在深山古寺，也可读书终此一生。
是年，又阅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做了摘要。并在此基础上，于11月28日写成论文《儒家之礼的理论》，约九千余字。
12月，朱家骅任浙江省主席，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卷二 1937-1944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 二十一岁
春，《儒家之礼的理论》刊于安徽省立图书馆所编《学风》第七卷第一期，是为耕望发表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5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述有清一代学术，远追溯于两宋，近讨源于晚明东林，分十四章，以人为纲，自黄梨洲以迄康长素，迹其师承，踵其衍变，然后三百年间学术发展递蝉之详，如网在纲，粲然毕具。书末复有附表一通，于诸学者生卒年月、仕宦出处、师友交游、著作先后，爬罗抉剔，一一备载。
入夏，中学毕业。耕望与同学结伴赴武汉，向三大学（中央、武汉、浙江）联合招生会及中山大学招生会报考。因中学时代喜看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书，遂立志今后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古史。当时中山大学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成绩较好，故初以中山大学历史系为第一志愿。但至珞珈山后，见武大校舍宏伟壮丽，兼具幽静自然之美，不禁心驰神往，遂改变志愿，以武大史学系为第一目标。
在安庆填大学报名表时，表中有家庭财产一项，耕望填写了二千银元。城里学生从旁瞥见，轻蔑地说：只二千元还要读大学！
7月，卢沟桥事变。耕望考取武汉大学史学系，并获安徽省公费资助，每年可领取百余元补助。其时，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报读理工科，因大学文科毕业生，多半找不到适当职业。耕望素以数理科见长，知其考上史学系，一班师友皆大诧异。然在耕望看来，天下没有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学术当因兴之所至，不可采功利主义。故断然有此反时尚之志愿。
8月，史语所随中研院西迁，驻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暂留南京。
至武汉大学报到，9月18日开学。武大建校在两座山上，濒临东湖，环境优美，建筑伟丽，就当时中国建筑而言，无疑已达到最高水准。入校后，住在古典式的宏伟辉煌的建筑中，耕望感觉无比的兴奋，也增强了对于学术追求的信念。后来慢慢知道，这都是前任校长王世杰雪艇先生一手擘划树起的规模，当时就叹服雪公的气魄与远见，非常人所能及。再后来又了解到，那些建筑物大多为雪公向各方面奔走呼吁获得捐款而兴建的，并非全由教育部拨款所兴建，觉得这更显示创校的艰难和创校者的能力了。自那时起，王世杰在耕望心中已有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军兴，教授不免有些流动。如李剑农即离开学校，郭斌佳只授了一学期的课，就去从政。故其时武大史学系阵容不甚强大。耕望所在班级二十几人，多来自中南各省。一日“中国通史”课后，来自江苏南通的钱树棠与同座的耕望攀谈起来。钱对“中史”课的教学颇为不满，只觉得任课老师（吴其昌）从皮包里取出折好页的几本书，东搬几句，西搬几句，既不深入，又无头绪，连笔记也记不下来。耕望亦有同感，但觉方法还新，即老师还是经过五四思潮的洗礼，具有疑古辨伪的观点，比一般老夫子把五经全当作真史料，奉三代为上古盛世要强。该课实际只讲了古代民族史。耕望给钱树棠的最初印象如下：他衣着朴素，身躯和面庞都显得瘦长，大概那时患有鼻炎，不时要掏出手帕承在鼻孔下搐鼻涕。
平、津高校纷纷南迁。双十节后，钱穆与汤用彤、贺麟结伴南下。转香港，至湖南，随北大加入当时与清华、南开合组之长沙临时大学。钱穆随行所带衣箱底层夹缝内，藏有平日讲通史之笔记底稿五六册。
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12月13日，南京失陷。中研院在长沙举行抗战时期第一次院务会议，议将历史语言、工程、化学、天文研究所迁往昆明。
武汉大学停课，耕望返回桐城老家。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 二十二岁
1月，傅斯年因兼代中研院总干事，不在史语所内，由专任研究员李济代所长，负责西迁昆明事务。
在老家未住多久，耕望便觉战氛逼人，于是又跑出来，寄住在长江岸边木船上一月有余。待闻武大将内迁四川的消息，始自江岸返回珞珈山校区。
春，耕望与同学数人乘民生公司小轮，溯江入川。三峡中，昼驶夜泊，不只一日。耕望终日手持《蜀中名胜记》一册，坐立船头，观赏风物，与古人诗文相印证，几于忘食。深感峡中不但风景奇绝，而气氛意境尤迥异人世，令人有凭虚凌云，飘飘欲仙之感，乃悟到巴蜀迷信意识特浓之故，巫山云雨之神话，不过诸般神话之特富浪漫情调者耳。道教非起自巴蜀，而巴蜀之道教最盛，固亦有其自然环境之背景也。1937年12月，史语所同仁在长沙圣经学校合照。前排右起吴相湘、傅斯年、岑仲勉、全汉昇，后排右起姚家积、劳榦、陈述、王崇武。
4月初，武汉大学迁至四川嘉定（乐山县），临时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29日正式复课，学生到达总数341人。史学系新生来了四五人，只及原额五分之一，且小半转系，剩下耕望、钱树棠和郑昌淦三人，加上此后转来的借读生和高复班学生，全班总共八人。因为年龄相近，治学兴味相同，耕望、钱树棠、郑昌淦三人同食、同桌、同寝室，自修对案，上下课同进出。
大学通论课程除“中国通史”外，有方壮猷的“史学方法”及“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讲授者姓名不详），还选修陈祖原的“西洋通史”和韦润珊的“世界地理”等。
是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南迁蒙自，钱穆随往任教，复为诸生讲国史。每周四晚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钱穆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钱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惟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其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同事陈梦家乃力促钱穆撰写通史教科书，以应时代青年之迫切需要。钱穆意动。1938年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校门
5月10日，钱穆就前三年所撰中国通史纲要稿，自魏晋以下，陆续起稿。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写。
7月，史语所驻进昆明靛花巷三号，展开工作。后为避敌机空袭，复迁昆明北乡龙泉镇棕皮营村响应寺、龙头书坞和宝台山弥陀殿。
耕望向钱树棠、郑昌淦介绍文化人类学，大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钱、郑二人始知文化人类学是研究古代史的必具知识。稍后，郑昌淦且深入大凉山考察彝族生活。
耕望曾说：“我好古，我要研究古代史。”钱树棠道：“我亦如此，在中学时代就想编一部世界通史，不用基督纪元，改用古埃及史纪元。”耕望听后表示，这是不可能编成的，要从断代史入手，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做起。稍后，郑昌淦对钱树棠说，自己想要如何如何，钱说“你的野心太大”，耕望从旁插嘴道：“你自己的野心就不知道有多大。”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脑子里充满了天真离奇的幻想，耕望则显得相对懂事和老练。
其时，耕望已深感上古史史料太少，又太简单，解释起来困难，是非难辨。遂下移目标，对秦史产生兴趣，并以秦史为中心问题阅读古史书籍，系统搜录材料。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 二十三岁
耕望那一班历史系人数不多，但对老师的教课却非常挑剔，尤其钱树棠，性情生硬固执，有时弄得耕望在旁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教授们对于这班学生多感头痛。系主任方壮猷的“宋辽金元史”，前后各班都开，却自动未给1937级讲授，且在“史学方法”课上忿忿然曰：“衮衮诸公十年以后都将是大学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不但系中教授要被挑剔，新聘的教授更要被挑剔。一次，史学系请来一位老教授徐子明（徐光）给1937级讲授“秦汉史”与“三国史”。听说徐历教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同学们也很高兴。但一经开讲，徐便倚老卖老，好像只有他读过很多书，学生都一无所知，然所讲不过就《通鉴纪事本末》摘要演述而已，且多有错误。听了两堂后，耕望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错误十几条，连同钱树棠所写一篇呈文，经全班签名后送呈校长王星拱。王星拱看完呈文及摘缪后说“史学系有人才”，徐子明就此离开武大。王星拱和王世杰两位校长
在校期间，耕望等人又常要求学校聘请某人某人，校方也都尽可能照办，校长王星拱对于教授之进退，真能做到优先考虑学生的意见。在耕望眼里，王世杰雪公校长是一位有气魄有冲劲的创业长才，而王星拱抚五校长则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良才。其时，同学都称抚公校长为“王菩萨”，大约觉得他是位老好人，具有菩萨心肠。王星拱每天乘黄包车到文庙办公，在车上正襟危坐、道貌岸然，遇有同学向他敬礼，总是微哂作答，那种肃穆慈祥的面貌与表情，多少也让人加深“菩萨”之感。
此一时期，耕望的课外阅读已渐限于史学方面，主要为史学基本古书，泛览其他科系的书已大为减少。但还是看了些经济学方面的书与论文，也有少数政治学方面的书。在同学中得有“二书橱”的绰号，“大书橱”为钱树棠。树棠也是耕望大学时代最佩服的好友。耕望自认为除在社会科学知识方面有一日之长外，他如天分、勤力、旧学根柢样样不如树棠。论成绩，尤其国文书法，树棠都较耕望为优，耕望写文章且定要先请树棠看过，故系中教授亦作如是观。二人之个性亦有截然差异，表现于行事之不同：同读《史记》，钱树棠于书眉用蝇头小字节录名家评语殆遍，耕望则远不如此精勤；同读《汉书·地理志》，树棠几能成诵，耕望只略识各郡县之大约方位而已；同摩杨守敬《水经注图》，树棠笔笔依循不苟，耕望则大致规摩而已，以为细节处，杨氏亦只以意为之耳，无所依据；同习太极拳，耕望很快即能略得其形似，而树棠则伸拳出脚刚劲如少林，教师纠正亦不能改。战时大学没有教科书，临近期末，同学间互对课堂笔记，共同复习。树棠因书写快捷，故笔记极完备，耕望听讲虽专心，笔记却甚简略。郑昌淦以此取笑，耕望则答以陆九渊诗句“简略功夫终久大”。
在校时，耕望社交不出同乡、同学的范围，亦不作其他活动。托他办点事，有时怕麻烦，就说“我怕咧”。在同学印象中，耕望待人和蔼可亲，外表虽很宁静，内心却富于感情。他曾告诉钱树棠，自己中学时读《离骚》，竟一边读一边哭。两人都很敬重的老大哥尹培真同学是个有抱负有魄力，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尹后来不幸在乐山逝世，耕望闻讯哭得很伤心。
大学断代史课程，除“秦汉史”与“三国史”外，有吴其昌的“殷周史”，汪诒荪的“明清史”（只讲了明清之际），陈祖原的“西洋中古史”，郭斌佳的“西洋近代史”等。大学时期，耕望除专业课外，还选修了不少别系的课，如文学院的“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皆刘赜讲授）、“诗选”（徐天闵讲授）、“中国文学史”（苏雪林讲授）、“近代文艺思潮”（朱光潜讲授）、“论理学”、“哲学概论”等，法学院的课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
6月，钱穆撰《国史大纲》竣稿，时距动笔已十有三阅月。全书计八编，四十六章，约五十余万言。以其时昆明屡遭空袭，急欲付印。乃于暑期赴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惟仍须由上海印刷厂排印。钱穆遂请昔日常州府中学堂之业师，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吕思勉为《史纲》作最后一校。吕读后盛赞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
8月，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办法”，由史语所代为指导北大文研所研究生，并予以图书及宿舍使用之便利。
19日，日军飞机36架轰炸乐山县城，城内伤亡损失惨重。武汉大学第二男生宿舍全被炸毁，学生、工友、教工家属14人惨死炸弹之下，受轻重伤者20余人。耕望所住宿舍亦被炸弹击中，万幸是日午后与钱树棠、尹培真渡江去茶楼看书，乃逃过一劫。钱树棠日后回忆：敌机接连飞入四川轰炸，我们在乐山也是连续好几夜跑警报，然而敌机竟未来袭。同学们既感疲乏，也有点放松警惕。忽地一天白昼十时许放了警报，适逢食堂加菜，同学们催厨房提前开饭。饭后有人走，也有人不走。我正在迟疑，尹、严二兄劝我：还是渡过岷江，看书吃茶为好。我就跟他们去了。才过渡到对岸，下船走了十几步，忽闻上空机声隆隆，敌机真的来了。我们马上向山边奔跑，轰炸声随即大作。我一下滚入路旁干沟之中，回首只见隔江城中烟焰漫天。等到听不见机声，我才发现尹、严二兄躲藏在山崖缺口之下。黄昏回到宿舍，才知宿舍挨了两三个轻磅炸弹，同学、校警、厨工死了好几个人。我们遇见了郑昌淦，他没有跑警报，说活着真是千万分之一的幸运。我幸亏听了尹、严二兄的劝告，如果不走，我是否会有郑兄那样千万分之一的幸运，真难说了。耄年思之，犹觉感激不尽。这次大轰炸，敌机投下的大多是烧夷弹。由于四川人盖屋，内墙多用竹片编成密篱，夹在柱间，涂泥粉刷，容易着火，所以敌机投弹一下就毁掉半个乐山县城。许多市民被活活烧成炭尸，抬出城外掩埋，络绎不绝，惨不忍睹。日寇蓄意屠杀中国人民，连乐山这个距离前线千余里，并非军事目标的小山城，也不放过。
大学三年级，耕望已计划编写一部《秦史》，从秦族初兴至秦朝灭亡，认为材料少，又集中，容易成事。当时抄录史料，本印制一种卡片纸。但后来觉得太机械，改用白纸本子，已抄约十来本，连卡片约二十余万字。时乐山常有敌机空袭警报，每次跑警报，不论昼夜，手上提的只有这包资料，可见其时敝帚自珍之心。
结合高中时代读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历代州域形势”及各省“方舆纪要序”的体会，配以抗战大后方的地理形势，耕望开始撰写《中国军事地理形势之今昔》，属通论性文字。
11月，《中国军事地理形势之今昔》写就。
复撰论文《楚置汉中郡地望考》，辨汉中郡乃楚国所置，不始于秦。地在汉水中游，当时尚无汉上南郑之地，故郡治亦不在南郑。是为耕望有关历史地理学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 二十四岁
元旦，《楚置汉中郡地望考》完成，系主任吴其昌甚为称许。
春，耕望为毕业论文选题犯难。时已抄录有关秦史的材料近二十万字，但方面很广泛，若拿《秦史》作论文，势必庞杂而不能见精彩；若抽出部分资料写专题，又怕分量不够，势必要在秦史以外另找题目。想起高中时曾看过陶希圣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是书为以现代方法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开山之作，读后深感兴趣，但觉《地方政府》一章太过简略，颇有意另作一文。其时要选择论文题，不免又想起此事。
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香港。
稍后，耕望看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发现很多碑阴题名关涉汉代地方政府的组织，且为前人所绝未提及，因大感兴趣。复取宋人洪适的《隶释》、《隶续》读之，所获更多，遂决计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为题作毕业论文，并开始搜录资料。
6月，钱穆的《国史大纲》在上海出版。是书多具创见，胜义纷陈。作者才思横溢，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时抗战正在艰苦阶段，此书刊出，寓涵民族文化意识特为强烈，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一时学者交相称誉，群推为中国通史之最佳著作。然在意境与方法论上亦与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日渐殊途。一日，张其昀告钱穆，其于重庆晤傅斯年，询以对《史纲》一书之意见。傅道：“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问：“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亦无言。
日军对西南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持续轰炸，史语所酝酿再度内迁，派芮逸夫前往四川川南寻觅所址。后择定南溪县李庄板栗坳张家大院。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张家大院
三年级期末，耕望与同班好友钱树棠、郑昌淦感到系中师资阵容的缺憾，相互商议，请学校设法约聘留在敌后方的一些名教授来校任教。当时提出的名单中有吕思勉、陈登原诸先生。时钱穆已回苏州侍母，所以也在耕望等人希望约聘的名单中。校长王星拱俯纳诸生陈情，积极与几位人选联络。吕、陈两位皆答应来校，但终不果来。钱穆因已与顾颉刚有约，要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故只应允来武大讲学一个月。
大学专门史课程，计有方壮猷的“中国史学史”，陈登恪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汪诒荪的“日本史”等。
9月18日，国民政府任命朱家骅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
10月，傅斯年兼任中研院总干事。
耕望着手拟定毕业论文的章目，由系主任吴其昌担任指导。时读《续郡国志集解》，见前人搜集曾任郡国守相、州刺史者之姓名，往往未尽。因于搜录史料期间，就手写录各郡国守相与司隶刺史任职者之姓名、籍贯与任职约略时代。
11月，闻钱穆已由苏州到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履新，翌年春将到武大讲学，耕望与诸生为之雀跃。时已由郡县长吏和属吏两大组织系统的研究入手，开始毕业论文的撰写。
12月，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李庄。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 二十五岁
1月18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到李庄，进行房屋分配工作。宣布二月一日起，全所一定要开始办公。据傅斯年的学生、曾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用的是一家大乡绅的房院。房舍的布局是环着一个小山头建造的，从进口处顺序排列有：田边上、柴门口、牌坊头、戏楼院。田边上斜对面有桂花院，戏楼院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个研究室，我就在那里，和胡庆钧一个屋。牌坊头是主房，史语所只占用了前院，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原主人住。柴门口是眷属宿舍，芮逸夫、劳榦、岑仲勉、董同龢等有家属的都住在这里。傅先生住桂花院，董作宾先生住牌坊头。柴门口是个长方形四合院，劳榦等四家分住主房，我和岑仲勉先生、董同龢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首偏房。我们的房是两层楼，顺坡造的，楼上比院子略高，有木板搭在房门和院子里梯田式的墙上，楼下有台阶上院子里来。楼上住人，楼下作饭。山上没有电灯，点燃两根灯草的桐油灯。天一黑，院门一关，房门一关，满院寂静，满野寂静，宇宙间都是寂静的。有时候也聚到一家房里聊天，劳贞一（榦）家的房子大些，一般是聚在他家。男男女女一屋子，海阔天空，小则家常，大则国事，无所不谈。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月前的，很少人去看，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从山下来的代买菜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给我们几条。别小看这几条消息，秀才们有时抓住一条就纷纷热烈发言，讨论半天。
冬春之际，耕望与钱树棠颇感学校高层人事不理想，毕业证书由彼辈签字，不甚光荣，希请朱光潜出任教务长。遂于星期日一早，携呈文至校长寓所晋谒。呈文递送进去，王星拱看完后怒气冲冲走出来，严厉斥责道：“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某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吗？”乃将二人赶出竹篱大门。但事却出乎意外，后果然发表朱光潜担任教务长。可能王其时本有此意，两个傻学生的要求不过加强其决心而已。
耕望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汉郡太守治所”条及王先谦《汉书地理志补注》，皆从清人阎若璩《潜邱劄记》说，认为《汉书·地理志》各郡国之第一县未必均为郡国治所、班《志》无义例。深疑其说，未敢遽信。乃录于日记，未敢深论。
3月19日，钱穆自成都来到乐山武大，决定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和“秦汉史”两门课。
23日上午七时，钱穆开始讲“政制史导论”。讲堂原定在一间教室中，但听的人太多，临时改在大礼堂。诸生发现钱穆讲课颇有政治家演讲风度，而高瞻远瞩，尤不可及。钱穆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能有巩固的基础。其时，耕望正对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发生浓厚兴趣，闻言非常兴奋，增加了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
其时，耕望的毕业论文《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已写成四章，先成三章已送呈导师吴其昌，近成第二章先呈钱穆批阅。钱穆问耕望看了些什么书，耕望列举了些书名，内有《水经注》。因问何以看此书，答曰：一则喜欢看写景文，二则想考知秦代县名。钱穆笑曰：能知从《水经注》中考查秦县，已是入门了！
4月9日，耕望再晋谒。钱穆曰，你的论文，原料已搜集详备，惟后代著作，如《山堂考索》、《廿二史考异》诸书尚未阅，可取其研究成绩为之补充，并建议将封建与行政分开以免有含混之弊。又垂询毕业后作何打算，是否有家庭负担。耕望道：一人在外，尚无家累。闻武大历史系翌年将办研究所，想先到中学教一年书，一年后再回校读研究所。钱穆谓，教书颇费时间，或可到齐鲁研究所任助理员为佳。耕望自感高兴，惟事尚未定。又钱穆在嘉定讲学期间，居在嘉乐门外一间平房中。晚上无电灯，油灯如豆，不能看书，故耕望三四度晋谒，皆在晚间，以免耽误钱穆时间。据钱穆回忆，时钱树棠亦常随耕望同来请益：钱生学业为全班第一，其昌预定其为下学年之助教。严生居第二名，预请毕业后来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余亦许之。
月尾，钱穆讲学期满，计在嘉定四十余日，除在武汉大学授课外，又应校外团体邀约作公开讲演。28日，钱穆在江苏省同乡会演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大意谓：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至于读书的方式，或采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曲。读一书，先要信任他，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最后主要一点，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
30日，钱穆讲学结束，史学系师生开茶会欢送钱穆。钱穆即席勉力各位同学，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做三年五年的打算。
6月11日，接钱穆手教，嘱即来齐鲁从学，第一年工作以两汉史为中心。耕望视之为一理想机会，遂决定从师研读。
7月，大学毕业。《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已完成“统治政策”、“郡县长吏”、“郡县属吏”诸章初稿（按当时分章与今本颇异），约近十五万字。
四川天气炎热，史语所迁至李庄后，从7月11日起到11月10日前，办公时间改为上午六点半到十一点半，总共五小时。时任考古组副研究员的石璋如回忆：天气一热，蛇也多起来了，最先发现蛇踪的是柴门口，一组的岑仲勉先生是广东人，岁数较长，又爱吃，最先在厨房看见异状，之后就看见要觅食的蛇，蛇身长度大概有一人的身高，岑也不害怕，抓了蛇之后还带到牌坊头给大家看。岑就说可以跑到山下买点牛肉，可以搭配杀好的蛇，做菜请大家吃。当天晚上煮好了菜就请大家去吃，不过大家一想到蛇就会害怕，没有人敢吃蛇，岑先生却吃得很开心。由于山上的蛇实在太多了，所中雇用的本地工友就做了很多蛇夹对付。蛇夹是将长竹竿劈开一段，后头有很长的把子，很像剪刀，本地人经常用。工友送给每人蛇夹一副，出门时可充作手杖随身携带，碰到蛇就可以夹住其头，待蛇身缠绕夹上后，即将蛇反复摔打，直到摔死为止，蛇身自会张开。虽然大家有蛇夹，可是却不敢用。高去寻先生喜欢聊天，常去牌坊头一带，回程会经过花厅院后门，先上月台，再下台阶才回到戏院楼。有一次回来，他看见月台上爬了蛇，进退不得，又不敢用蛇夹，就退回牌坊头找人抓蛇。此后一到晚上，高先生绝不去牌坊头聊天。
8月5日，耕望首途赴成都。
7日，坐鸡公车至成都西北三十里之赖家园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报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由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兴办，校长刘世传兼领所长，顾颉刚以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主任，实际负行政责任。钱穆以历史系教授兼研究员，另一位研究员为胡厚宣。后顾颉刚为办《文史杂志》而迁居重庆，所务由钱穆负责。研究员下置助理员八九人，或兼管事务，或兼管图书，此外有书记四五人，后又加一名编辑。在组织上近似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机构，非教育机构。
钱穆见耕望到，很是高兴，亲自领往住处，于一切起居饮食，乃至铺床叠被、整理书物诸琐事，皆细心指点周到。且于不到一天时间内，来房间五六次之多，诚恳关切，宛如一位老人照顾自家子弟一般，令耕望感到无比温暖。
休息几日后，耕望开始增补大学毕业论文《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并协助钱穆编撰《两汉学术通表》，是为教育部《秦汉史》撰作计划之一部分。
赖家园僻处乡间，无日机轰炸之虞。当地藏书家罗氏慨然以全部藏书数万册无条件借交研究所利用。四川省立图书馆版本较佳图书亦多所寄存，合计图书逾十万册。全所师生不过十余人，拥有如此丰富图书，兼以师资优良，环境宁静，生活安定，实为当时青年学子最理想之读书处。
9月，傅斯年以健康原因辞中研院总干事职，回李庄史语所。
齐鲁研究所出版的刊物除《齐鲁学报》外，又出《责善》半月刊，意在训练鼓励青年学子步入学术研究之途径。9月尾，钱穆即嘱到所不久的耕望常写短文在《责善》刊布，最好能每月一篇。耕望深感压力，想到前一年元旦所写《楚置汉中郡地望考》一文，遂回去加工增补。
九、十月间，《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已按原定章目初步完成。为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吏的籍贯限制”，耕望拟将搜集到的两汉时代曾任郡守、国相、州刺史者的姓名、籍贯、时代等材料撰集为《两汉太守刺史考》，以作为《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附录。其时，亦已开始搜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代地方行政的材料。
10月10日中午，耕望将增补后的《楚置汉中郡地望考》送呈钱穆审阅。晚餐时，得钱穆嘉许：“文章写得非常好，若能如此，《责善》前途有望！”
读《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对于武帝创建年号问题发生兴趣。耕望觉得史公言简，但极正确，后人多据成帝追改后之纪年以疑《史》文，实乃大误。因据《封禅书》、《郊祀志》与《汉书·武帝纪》撰成《武帝创制年号辨》一短文。自以为只据几条少数材料，恐非佳构，未敢送呈钱穆。
其时，齐鲁研究所不论研究员或助理员，都各自选定论题，自由钻研，只是每周六举行一次讲论会，分组轮流讲演，或作读书报告，与会者共同讨论。11月1日，轮到耕望在每周一次的讲论会上发言。耕望向来讷于言辞，又不曾在会议桌上讲过话，加以刚来，尚无成绩可言。钱穆乃嘱只讲来所工作计划。勉强讲了四五分钟后，钱穆接着自谈认识耕望的经过，时间反而长了两三倍。
5日，上午工作困倦，出门散步。遇钱穆，问耕望有无新稿投《责善》下期发表，乃将《武帝创制年号辨》一文送呈审阅，并谓不过是一短札，不能算作文章。钱穆看后告之曰：“此文甚好，实出我意料之外！”《楚置汉中郡地望考》刊于《责善》第二卷第十六期。
在所期间，耕望与钱穆无话不说，乃至初恋情事，也告诉了钱穆。钱穆还代耕望谋划，拟让其能有机会到重庆去一趟。后因女友的一时不慎，而不得不分手。耕望情绪低落，万念俱灰。进而招致长期伤风，精神欠旺。钱穆不时劝解，要为耕望另介绍一女友。然经此打击，耕望深知自己太重感情，做人做学问都不执著，只感情不免太痴执。故惟愿埋头读书，不欲再陷入情网。乃利用休养期间，整理前此撰集的《两汉太守刺史考》，拟稍加诠次编为《两汉太守刺史表》。
12月，《武帝创制年号辨》刊于《责善》第二卷第十七期。
撰写论文《楚秦黔中郡地望考》和《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前者为继《楚置汉中郡地望考》后，第二篇有关历史地理的论文。考定楚置黔中，在今清江流域。秦因其名，而郡域大扩，兼有楚之黔中、巫郡及江南地与涪陵江流域，约当今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以及四川东南一隅之地。汉世，割楚黔中、巫郡故地以入南郡，割涪陵领域以入巴郡，而以余地置郡名曰武陵；《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系就早先为撰《秦史》而搜集之资料写成。秦史传统，君主与贵族斗争至烈，雄主以客卿为爪牙以与贵族搏斗，贵族之势既夺，君主之威既隆，客卿自亦因缘得势耳。
其时，耕望卧房的小堂对面就是助理员研究室，可坐十一二人。小堂与研究室之间为前进庭院，院子颇大，梅花数株。耕望晚饭后常在庭中散步，或由外面散步回来，常在小堂阶檐下，面临庭院稍坐。钱穆亦常到前庭院中散步看月，故师生接触机会非常多。适接钱树棠来信，谓武大史学系原拟为其增设之助教一职，迄未得置，只得在乐山附近中学任教，表示亦想来齐鲁研究所从师研习，嘱耕望代向钱穆转致此项意愿。为此耕望与钱穆在庭院中谈话甚久，承其同意。间亦谈及耕望自身的情况，钱穆谓其治学当极有希望。耕望曰，自己虽有心向学，惟天资甚笨，身体又不好。钱穆道：“你读书研究问题很用心思，看来天分并不坏，只是身体要随时注意！”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 二十六岁
1月，《楚秦黔中郡地望考》刊于《责善》第二卷第十九期，《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刊于《责善》第二卷第二十期。
钱树棠来齐鲁国学研究所，与耕望住同一间房中。耕望与树棠在大学时代的读书意向有高度联系且相互影响，耕望选习很多中文系的课，是受了树棠的影响。而耕望对历史地理学的兴趣，也影响了树棠对历史地理发生兴趣。大学末期，耕望本有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两者兼治的打算。至树棠来所，两人遂相约，耕望专向政治制度史方面努力，而把历史地理让给树棠来做。
在撰写《两汉郡县属吏考》过程中，耕望得钱树棠检示萧吉《五行大义》第二十二《论诸官》中的一条材料，认为对于讲汉代郡县政府的属吏组织系统有极大帮助。
3月7日，顾颉刚看耕望所作《两汉郡县属吏考》。
19日，耕望完成《秦宰相表》的撰写，乃就先前为撰《秦史》而搜集的资料，表列自秦孝公至二世皇帝，八世君主之二十一位宰相的姓名、籍贯及爵官略历。刊于《责善》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耕望初读《国史大纲》，深感才气横溢，立论精辟，迥非一般通史著作可相比肩，以其将为来日史学开一新门径。惟觉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故向钱穆建议，再加几年功夫，作更进一步的整理。一方面就当补充处加以补充，一方面就文字加以修饰，每节每章写成浑体论文，能力求通俗化更好。钱穆谓，意见有理，但书已出版，即不想再在上面琢磨，只期待后人继续努力了。
其时，树棠已在秦汉人文地理方面搜集有几十万字的史料，计划写一部《汉史地综》，从地理形势、物力人才的分布、民俗风情、文化心态的差异诸方面，探究汉代历史演变的某一侧面。但只写出一篇《两汉的两都》，短短数千字，说明西汉的长安是个动态的都市，东汉的洛阳是个静态的都市，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整体精神。耕望许之为高层次的论点、高境界的论文。
一日，又在庭院中与钱穆闲谈，耕望表示对树棠佩服之意。钱穆说，“你是我认识的最有希望的学生，树棠前途不如你。”耕望为之愕然不解，因问何以有如此非同一般的看法。钱穆道，“树棠个性执著，程度虽好，但很难发得开！”意谓其易入极端，而不知变通。另据钱穆日后回忆：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
暑期，看《全唐文》至三百几十卷，写录资料卡片。齐鲁研究所时代，耕望亦开始对杜诗发生特别兴趣，暇时常诵读杜诗以为消遣。耕望爱杜诗，是深感杜翁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人群都有一分真挚深厚的感情，而以沉郁雄浑的风格发之于诗篇，对自己有极大吸引力，能背诵一百多首，往往山林海滨高歌狂吟，似有意气风发之概。自谓对于古今任何人物，只有钦佩，而无崇拜，只是对于杜翁近乎崇拜，是个例外。进而认为，一个人对于社会人群最具自发性影响力的要以文学家为第一。此外，耕望对于王维等人有山林气味的诗篇也很喜欢，盖与其爱好大自然的禀性有关。
耕望在每周六的讲论会上报告“两汉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的研究体会，根据一千多条事例作统计，结论是：1．自武帝以后，凡是朝廷任命的长官都非所统辖地区的本地人，县令长不但不用本县人，也不用本郡人。2．顾炎武说，州郡县长官自由任用的属吏，都是本地人，检查下来有几个例外，但不是有特殊原因，就是正史所记籍贯有误。耕望本以为所讲不过是些小小的结论，钱穆听后却为之精神一振，说：这是个极重要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大发现，岂是小问题！秦汉时代，中国刚由分裂局面进入大一统的局面，封建潜势力仍存在，而交通不便，极易引发割据观念。若任本地人做本地长官，则名为统一国家，其实在文化意识上并不统一，对于大一统的局面甚为不利。汉制地方长官全用外地人，自不易发生割据自雄的观念。但本地民情只有本地人最清楚，规定地方长官任用的属吏必须为本地人，既可避免长官任用私人，复可使地方行政推行顺利。故此一法规极有意义，不可等闲视之。耕望感到听钱穆讲评，最得益处的是其随时提醒诸生，要向大处看、远处看，不能执著地尽在小处琢磨，忘记大目标；尽往小处做，不能有大成就。
9月，《两汉郡县属吏考》发表于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
28日，齐鲁研究所师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赏桂，途中钱穆谈得很多。耕望于当天日记中写下两千多字，例如钱穆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例如你们两人（手指向钱树棠与严耕望）现在都研究汉代，一个致力于制度，一个致力于地理，以后向下发展，以你们读书毅力与已有的根柢，将有成就，自无问题；但结果仍只能做一个二等学者。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
钱树棠问：梁任公与王静安两位先生如何？钱穆曰：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
耕望说：我也想到，做学问基础要打得宽广。但我觉得大本大源的通贯之学，实非常人所可做到；我总觉天资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线，恐画虎不成反类狗。钱穆曰：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过了几天的一次晚饭后，钱穆在大门外又与耕望有一段闲谈。钱穆曰：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便无勇气。一步已成，再走第二步，便吃亏很大！
是后，钱穆又几次与诸生强调同一问题：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这难道是必然的吗？是自己功夫不深，写的东西价值不高！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著！……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之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自树棠来齐鲁研究所后，耕望已决定专向制度史方面发展，心中慢慢形成一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计划，当时的理想是用现代方法写一部《国史政典》。10月13日，与钱穆谈到此项计划，拟以毕生心力完成这部书。钱穆极力赞许。是日晚餐后于野外散步，钱穆谓之曰：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比如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名，但问学术，有谁成熟了！第二批，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怎样能谈得上大成就！你如能以一生精力做一部书，这才切实，可以不朽。
又一次晚饭后，与钱穆在前庭步月，谈到中国学人读书之不易，钱穆曰：中国读书人在未成名之前要找一碗饭吃，都不太容易；一旦成名了，又是东也拉，西也扯，让你不能坐下来好好安心读书！
其时，《国史大纲》出版未久，钱穆在学术界、社会上，名气日盛，邀请讲学的很多，又要常常到重庆，开会讲演，浪费不少精力与时间，故而有此感慨。复告诫耕望说：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最后一番话对耕望影响极大。盖自念农家子弟，安徽教育又远较苏、浙两省落后。自觉天分有限，虽意志坚定，也有几分自信，却绝不至狂妄到能有极高的自许。以钱穆的横溢天才，而历教南北各大中小学，阅人无数，在学界有崇高地位，竟对自己屡致赞许，认为极有前途，自然信心大增，能更坚定不移向前奋发。
是年，耕望另有大学四年级旧稿《中国军事地理形势之今昔》刊于《联校》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 二十七岁
春，复就《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正文改订一过，并增加“任迁途径”与“籍贯限制”等章。全书至此告成，计正文二十余万字。附录《两汉太守刺史表》亦近二十万字，分“西汉郡国守相表”、“东汉郡国守相表”和“两汉司隶刺史表”三卷。
夏，齐鲁大学易长。新任校长与董事会不和，人事纠纷波及国学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协助研究所的经费大削，势必裁员。钱穆以为都是自己学生，不欲显得厚此薄彼，遂辞职改任华西大学教职，率领诸生到华大后园一幢洋房聚居，各就职业。耕望、钱树棠和吴佩兰三人转入四川大学研究所继续学业。
9月，《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发表于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三卷。
4日，与钱树棠迁寓川大宿舍，虽房舍古旧，也还宽松舒适。惟搬迁途中，失落高小时代长兄严德明所赠商务版中国地图一册，深以为憾。
不久，钱穆嘱耕望到华西大学讲授一班“中国通史”。耕望本不想教书，但念钱穆既好意有此安排，对自己亦有扩大学术基础的好处，所以到华大兼课，并迁住钱穆寓所。同时聚居者有李定一等七八人，钱树棠、吴佩兰亦常来盘桓。
其时，严父裕荣公已年近八十，严母亦届古稀。长兄德明屡次来信催促，希望耕望早日回家省亲。
11月15日，又得长兄来信，嘱耕望翌年定要回家觐省。
不数日，耕望又接高中历史老师李则纲（时任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主任）信，云安徽师范专科学校已升格为安徽学院，历史系仍由其主持，希耕望回乡任教，旅费由学校汇付。适会友朋中有丧亲者，耕望闻之心中警惕，因思双亲年高，亟当省侍，与其在外教书，不如回乡，遂决计翌年东归。既已有此决定，遂作一切准备，一方面分批邮寄书物，一方面搜集到校上课之教材。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 二十八岁
4月13日，耕望拜别钱穆，首途至重庆。师生三年日夕相处，一直很融洽，只有一次钱穆命耕望与钱树棠做一件事，两人迟疑未即应命。事后耕望很后悔，次日吴佩兰告诉耕望、树棠，昨日之事，先生很生气。耕望约树棠向钱穆请罪，树棠不敢去，耕望曰，自己老师，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见面时，钱穆还起立相迎，笑容满面。耕望和钱树棠深表悔意，钱穆曰：我平日自知脾气很坏，昨日不愿当面呵责，恐气势太盛，使你们精神感到压迫，伤了你们锐气。但昨日之事实不可谅。你们努力为学，平日为人也很好，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大的成就，但此亦不仅在读书，为人更重要，应该分些精神、时间，留意人事。为人总要热情，勇于助人，不可专为自己着想！
耕望到重庆后不数日，中原战事复起，襄阳老河口归路断绝，返乡省亲之计划遂不果行。
5月3日，得钱穆信，望耕望仍回成都。其时国立编译馆在北碚，耕望熟人较多，因想暂留重庆，以能进编译馆为上佳，乃向钱穆说明此意。
不数日，钱穆来信，仍盼耕望能回成都，但附一封致编译馆馆长陈可忠的介绍信。乃持信至北碚，值馆长病假，友人李符桐告诉耕望，人文组主任郑某心地仄狭，非中央大学出身者，甚难被录用，且其人对钱穆亦颇存忌心。其时，顾颉刚在北碚主持《文史杂志》社和《中国史地图表》社，耕望以此情相告。顾亦云，彼时进编译馆诚不易，但钱穆既已写信介绍，不妨一试。然耕望念及钱穆信中情辞恳切，至有“倘能予一位置，感同身受”之语，恐一旦遭拒，将大失老师颜面，故决然作罢。
顾颉刚复建议耕望到中央政治学校，以发挥政治制度研究之专长，钱穆亦有此意。耕望顾虑学校之政治色彩而甚为迟疑。
17日，耕望遵顾颉刚嘱，为中华史学会标点《后汉书》。
24日，耕望自国立编译馆宿舍迁出，暂居《中国史地图表》社宿舍。
不久，顾颉刚复命耕望至北碚修志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只两名工作人员，傅振伦为主任，耕望为编辑员兼打杂。研究工作无法展开，自谓此为其平生最不得意之时期。
7月5日，得钱穆信，谓《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稿可能有出版机会，又云：近又细阅一过，较三年前初稿进步极远，盼能坚持意志，潜心孟晋，勿负私愿！
8月，耕望得识《史地图表》社工作员段畹兰。段女士成都人，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两人相识而相恋。
9月26日，顾颉刚为耕望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稿。
10月5日，顾颉刚看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序，略改。
在渝期间，耕望曾听顾颉刚自我评论，深悔年轻时名气弄得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对于史学并无多大贡献，只孟姜女研究真正有点成就而已。耕望以为此实肺腑之言，惟不免过分谦虚耳。
耕望作《北碚自然地理概述》，收入《嘉陵江日报·北碚小志》第三、四期。
顾颉刚至成都，欲将齐鲁研究所史学部迁到北碚。耕望奉其命至北温泉缙云山石华寺看拟议中之所址，于11月17日以书信向顾报告：颉刚吾师函丈：一别数日，不识师座何日安抵蓉城，深为萦念。上星期日（十二号）天气尚佳，生遵嘱赴缙云山看太虚作介之所址，值金北溟先生作温泉游，乃询山僧，自至石华寺一看。寺在缙云山西侧，由缙云寺右行二三百步，下一小岭坡，又里许即至。地极幽静，惟一老僧住守，因述来意，请彼领导参观。太虚所言房屋并非僧舍，而为寺侧之另一栋新宇，情形略与缙云寺之汉藏教理院址相似，楼上楼下共二十四间，前曾为三峡实验区训练所（看门牌所知），垣外篁篠翳翳，有石笋围大数十丈，高数百尺，乳峰耸立，苔藓葱茏，饶有佳趣。寺右五峰攒聚，若指掌，若笔架，苍翠秀发，颖雾凌云，猝瞩之令人悠然遐想，有世外之思。以生观之，缙云诸峰当以此为最峭秀。寺距澄江镇十一二里，登楼放眼，回峦摄合，一面壑开，澄境河埠尽入眼帘。故就环境而论，缙云寺亦且不及，赖院更不足与论（生在赖院两年，觉其惟一缺点即无山水之乐）；就屋宇而论，栋瓦尚新，光线亦佳，饮水无问题，距市亦不算太远。而测老僧口气，极欲出租，则房价必不太高。以生愚见，若无其他意外特殊之原因（房屋如此好而无人住，是以疑有他故，或者地太僻静欤），以作研所所址实极理想；畹兰同游，亦有此感。盖来此读书不啻世外，可以颐神，可以深思也。生等此游观感略陈如此，一切俟吾师回碚亲察为幸。日来料甚匆忙，不识已与钱先生晤谈否？便中请将生拟回研所读书之意相告为祷。又前承师座雅意，拟请中国出版公司印行拙作《两汉地方行政制度》，刻已与汤校长商谈可以补助印刷费否？时序初冬，气候不爽，诸希珍摄。余容后陈。专此，敬请道安。师母统此致候。学生耕望谨上 十一月十七日。
28日，顾颉刚覆信耕望：耕望学兄足下：接诵来书，藉稔石华寺风物之美，至为欢忭，未识房金究需几何，有法一询否？此间研究所事，因刚初到，交际太多，迄未拟出预算，开会商定一切。然美金卖出权在外人，彼辈至今犹定百二十换，则一所两设，其事自难或将中国出版公司之编译所设于彼处，而整理《廿四史》事亦占一二室，然荒僻之区总须人多方胆大，不知能凑满二十人否？宾四先生已晤数次，渠胃病犹未愈，饭食稀少，衰态顿增。寅恪先生之眼亦有转盲之虑。抗战期中学人之损失大矣。华大哲史研究室名存实亡，黄少荃女士已返江安矣。畹兰所作传记已竣事否？念念。《北碚志》推进至何程度？并在念中。别成都两年半，重游旧地，触目新奇，虽飞机翔集头顶，而大家依然度战前之安适生活，其气度真不可及也。刚来后住鲁斋，虽湫隘而方便。前研究所中同人尚未多晤。匆匆，即祝撰祺。维华先生前问好。畹兰前问好。顾颉刚敬启 十一月廿八日。
钱穆将《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稿送至商务印书馆，时后方物资匮乏，经济困难，是书篇幅又大，故商务不愿印，免致亏累。卷三 1945-1964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 二十九岁
2月，《中国史地图表》社所属大中国图书局无端裁员，段畹兰亦在其列。顾颉刚辞去《史地图表》社社长一职，耕望只得另谋他就。
春，武汉大学校友兼同乡周君在北碚之北嘉陵江岸金刚碚创办工艺班，为一初中程度学校，获邀前往任教。其时，段畹兰及其母已依耕望为生，故不择职而任也。然课业繁多，无暇读书研究，终感前途茫茫。
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来北碚，耕望携出版未久之长篇论文《两汉郡县属吏考》前往晋谒。王星拱很高兴，告诉耕望，计划下年度每系设立研究助理一名，届时可回母校历史系专心读书。
金刚碚工艺班之校舍负山，春夏间，一夕暴雨山洪，耕望所居卧室墙壁为山洪所穿，只得赤脚凭几作《秦汉郎吏制度考》一文，颇体验“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之意境。
抗战八年，史语所在辗转流徙过程中，有多位极有前途的研究员、编辑员、助理员相继离职。因低阶层研究人员缺额日多，遂欲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设法罗致，闻讯前往应征者甚多。
等候武大消息的同时，耕望亦目中研院史语所为理想的读书环境之一，苦于无任何人事关系可以联络得上。有时异想天开，想扮演一次毛遂自荐，但又无勇气。时段畹兰之好友曾祥和（后为沈刚伯夫人）女士告诉耕望，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脾气特别，凡请有名人士介绍入所，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寄论文几篇申请入所，他若果欣赏，可能成功。耕望急切希望有个读书环境，遂决定一试。
6月28日，王星拱有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一函，内云：兹敬启者，武大历史学系毕业皖生严耕望，好学深思，精进不已，若得宿学名师如先生者为之指导，其造诣必有可观。严生亦切思受教于先生之所，为此特函介绍，未知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否收录？敬请惠予汲引，俾能遂其向学之诚。
并附耕望治学计划，为其先前致王星拱信，不全：……不自揆有撰《政通》之志，欲以网罗今古，迹其变嬗，阐国史典制之革因，明先贤立政之精义。恒患撰述之业或失简晦，或伤繁芜，故此项计划厘为四部：甲曰通义，所以褒举大端，论创制之本意，运使之灵乖。人谋法意既因宜而更，辄世风道系遂逐类以旁。阐理乱兴亡义，存乎此权衡时，此谋道斯鉴；乙曰通考，所以委曲政要，述其经构。考其流变，以补旧史近贤所未明；丙曰通表，所以归综群官，曲尽通考所未备；丁曰辑录，所以存古今论政考事之文，以补生书所未逮。通义期其圆而通，通考期其详而审，通表期其简而赅，辑录期其博而粹。综贯四者，庶有以简驭繁、以详释简之效欤。然此实非易为，自揣鲁钝，不足语此。吾师得无哂生狂悖，欲以顽才方驾三通乎！虽然，生少长村僻之区，淡泊以为志，一心无二虑，倘有四五十年之工夫，此心此志亦未必不能申也。然窃闻学业根基须早植于青年时代，前在齐鲁研所从宾四先生游，进步实速。自研所瓦解，迄今行复二年，忙于生计，遂鲜进益。常念光阴宝贵，如此虚耗，以视宾四先生所云仅见之二三子者，才固不如，境实有类。瞻望前途，能不凄然！饫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环境甚佳，研究生待遇当较一般学校研究生为高，或能维持简朴生活。倘蒙不弃，鼎力作介，则幸甚矣。如彼处无望，亦希……
7月1日，耕望写了一封申请信，连同已出版与未出版之论文三篇，直接寄呈傅斯年：孟公前辈先生道鉴：曩读宏篇，每惊创获，欣羡无似。抗战以来，学术陵夷，文史之学尤见颓落，而贵所师生独能研索不倦，每有书刊问世，仍保持抗战前之水准，是皆先生领袖群彦之功也。渴慕之情曷胜殷切！后学幼而顽钝，窃好学问。逮入高中，略涉近贤史学述作，遂颇有志于国史之探索。民国二十六年，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常思卒业以后再入贵所从先生游，困学十年，厚植根基，庶有微望。第与先生既乏一面之缘，复以交游甚狭，无人作介，宿志不遂，时用慨叹！是以三数年来，虽偷暇述作，续成大学毕业论文《两汉地方行政制度（附刺史守相表）》都三十余万言，然既乏师长之指导，复为材料所局限，用力颇勤，而未臻精审，乃益信读书固须有师友与环境也！伏思方今仍惟贵所具此二条件，为国内唯一读书处，而无由自进一如往昔（闻贵所曾招生，未识确否）。瞻念前途，衷心甚苦。素仰先生提挈后学，惟力是视。爰不揣冒昧，为先生率陈，伏希鉴谅！倘能赐一读书机会，诚铭骨之恩也！外附拙作四篇，皆前书中之用力较勤者，尚祈鉴审是正。本学期以无书可读，乃取往日搜集之材料，逐一整理已完成者，有《秦汉郎吏制度考》一篇，约近四万字，现正誊录中。先生若以孺子可教，允面赐诲言，当携此稿赴渝趋候。余容后陈，恭候示教。肃此，敬请道安。后学 严耕望 谨拜上七月一日
是日，傅斯年代表国民参政会访问延安。5日返渝。
7日，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耕望回母校念书之希望破灭。是日至20日，傅斯年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傅在渝期间，董作宾代理史语所所务。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0日，傅斯年致函李庄董作宾：关于任用严耕望、赵文涛、张秉权、中大一人等四人之事及严耕望工作事，请兄召集所务会议讨论，又逸夫兄介绍石钟为助理员，弟同意提出，未知通过否，寅恪介绍之庄光沂三组可用否，请决定后直覆寅恪。
21日，耕望接傅斯年20日快信：耕望先生左右：抚五先生（王星拱）赐书及惠书先后敬悉，弟病多事多，未能早覆，至歉至歉！大著匆匆拜读，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弃，何幸如之！惟来书谓二十六年入武汉史学系，想非本年毕业。敝所章程，初在大学毕业者仅能任助理员，大学研究院毕业者，亦须看成绩，可为助理研究员。以大著论，自当为助理研究员，然若毕业未满两年，亦只可为助理员，此为本院组织法所限，无可如何也。此时各学术机关几皆七零八落，入所以后，容感失望。此时人思东归，必更无书可读，此弟应言之在前者也。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当可通过。专颂著安！弟 傅斯年谨启
22日，耕望至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见傅斯年。其时抗战胜利，傅百务缠身，晚十时许始返办事处，见面后问了耕望不少话，并表示手头事多，希望耕望暂留重庆，助其处理文书方面的工作。耕望颇踌躇，自念平生最无办事能力，笔下亦很凝滞，而傅才气洋溢，文思敏捷，襄助其处理文书，绝不能副其所望。因坦率表示，不能担任此项任务。傅闻言不以为忤，当即表示：可先赴李庄史语所，虽正式任命尚待所务会议通过，但应无问题，先去亦无妨。初次见面，傅斯年予耕望的印象与外间所传并不一样。一般都说傅脾气很大，很专制；但耕望觉其对人很温和，很随便，也不见得很固持己见。
是后，傅致函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关于本年请求入所各人之文件早经寄上，未知已开过会否，严耕望君应可通过，因其不能久待，弟嘱其即赴李庄，乞谅之！
史语所行政秘书那廉君致函耕望，请其填覆年岁、籍贯及毕业学校等各项，并示知过去曾在何机关作研究工作及其他经历。
9月17日，董作宾致函傅斯年，报告所务会议通过任耕望、赵文涛、张秉权、石钟四人为助理员。同日，史语所致函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并附四人略历请总办转呈院长朱家骅核准。史语所旧档，1945年度第三次所务会议记录中，存有傅斯年写给代理所长董作宾的一封信，中云：今年请求入所之人甚多，凡无著作者，弟皆谢绝了。其有著作者，现有三人，其中严耕望一人似是一难得之人才，弟提议任其为助理员，并可在定薪水数目时参用初入所之助理研究员，因为他似乎在学校已经读了十年书也。……
18日，史语所函告耕望，业已通过任其为助理员，希能早日到所工作。
比耕望早到一年的助理研究员何兹全，日后回忆当年从重庆到李庄的途程：重庆去李庄，是坐船去的。大约是三天的路程，白天行船，晚上靠岸住宿，这大约和过险滩有关系。从重庆到李庄，最怕人的险滩有小南海和筲箕背，据说小南海下面河身有跌差，大水还好，枯水时期水面跌差大，水流很急。下行船过滩有船头跌入水中沉没的危险，上行船过滩因水急而很吃力，也有危险。筲箕背，枯水时期，水道成S形，一转两转船容易转翻。我去李庄前不久，就在这里翻过一条船，史语所一位同志幸得不死。我第一次去李庄那条船，未到筲箕背，船夫就敲着锣喊：“要过滩了，各位客官坐下莫动，免出危险。”景况可怕人。船过筲箕背，三转两转我桌上的暖水瓶就差点倒了。李庄没有码头，船不靠岸。船到李庄后，停在江心，接客人的小船用钩勾着轮船，靠紧，客人和行李由底层货舱门下到小船。船夫一松钩子，小船即离开大船拨转船头顺流而下。然后靠岸。大水时期或船夫技术不好，也都有危险。
耕望至四川南溪县李庄之板栗坳史语所临时所址报到，为第一组（史学及文籍考订）之助理员。同组除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何兹全外，尚有副研究员王崇武（明史），研究员劳榦（秦汉史），研究员岑仲勉（唐史及突厥史），副研究员傅乐焕（宋辽金史），研究员陈槃（先秦史），助理员王叔岷（诸子研究），助理员逯钦立（诗史研究）等。
25日，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致行政秘书那廉君一函：请发严耕望、石钟两先生《六同别录》各一册，集刊最近出版者如尚多亦可酌给各一份。
29日，耕望收到史语所赠阅劳榦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一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三四分、第十一本一二分合刊共三册，史语所集刊外编《六同别录》一册，《史料与史学》一册。
入所之初，耕望的工作为订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及附录《两汉太守刺史表》，有关魏晋南北朝时代地方行政的材料搜集工作亦未中辍。
10月15日，致函顾颉刚：颉刚吾师函丈：久未奉候，时以道躬康和为颂。生以上月离碚，行前曾趋府候谒，值驾出未晤。兹到所时逾两旬，生活甚适，诸请释念。生自离开齐鲁，迄今两年，生活不安，无缘常亲书册，诚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今能重入书库，殊为快慰。今后益当努力自勉，期不负吾师及宾四先生之殷望也。关于研究问题，已决定为《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此为一过渡时代，拟提出数主要问题详事检讨，不拟如前作《两汉地方行政制度》之周密，不识吾师以为然否？有暇尚希示教为幸！肃此，敬请道安。师母统此致候。学生严耕望谨上。十、十五。
20日，耕望领到中央研究院第609号工作证章一枚。
接顾颉刚26日信：耕望兄：接十五日惠书，欣悉安抵李庄，书林史库，尽量享受，曷胜企羡。刚人事焦劳，绝难安定读书，不知东归后能摒绝他事，专任一职否。念兄得所，自呼负负。《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想已开始工作。此一时代，史料有限，而中央研究院之工作并无结束时限，较之《两汉制度》更能从容从事，鄙意似可先研究主要问题，再做周匝之叙述，以与前书相衔接。不知兄意以为然否。标点本《二十四史》之印行，刚奔走接洽已有端绪，约半月后可决定，届时拟请中院同人共同相助，俾无讹文，无错点，有暇乞代为计划人选是荷。此一事成，刚明年不作他事矣。匆覆，即祝研祺。所中诸同人均此奉候。颉刚拜启。静秋附笔问好。卅四、十、廿六。
其时，史语所内高级研究人员，除极少数为钱穆的同辈学人，绝大多数为傅斯年的学生，都已晋升至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而耕望只是助理员，地位悬殊，年龄也小十岁之谱。一般言之，应当以后辈自处。但耕望顾及钱穆与傅斯年为同辈学人，因而对这辈年长同事，虽极为客气礼让，但名份上仍只以同辈看待，以免对钱穆有所失敬。虽不免显得有些倨傲，好在耕望对人的态度始终如一，不因地位日高而有改变，时间久了大家也就了然，不以为忤。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 三十岁
元旦，覆信顾颉刚：颉刚吾师函丈：前奉手教，嘱约此间同事共襄正史标点工作。彼时刚来，人事未熟，未便一一访谈奉覆。两月来稍得与旧同事接触（此间平日各自读书，几不相闻问），就中亦颇有重视此项工作者，然皆碍于某种原因不便相助，想吾师亦深悉也。惟生个人自当竭尽绵薄，《后汉书》标点匆忙中完成，错漏必多，东归以后仍由生负责覆校。《三国志》、两《唐书》如已有初稿，生亦可尽校正之责。其他诸史如拟请此间同事襄助，顶好由吾师与傅所长直接商谈，则至少魏晋南北朝及明代诸史必无问题也（研究此二时代两同事与生较接近）。生来此，第一步拟完成《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现已读完正史，秋后完成当无问题也。吾师东返计划已定否？此间须俟夏秋水涨也。敬请年安。师母统此致候。学生严耕望。卅五年元旦。
1月30日，与段畹兰完婚。
3月25日，论文《北魏尚书制度考》在李庄写就。分“总说”、“都省”、“尚书分部”、“列曹职官上”、“列曹职官下”五节，并附“北魏初期之大人制度”。对北魏尚书制度的的组织和演变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指出北魏前期尚书省中最重要的南、北二部尚书是由拓跋鲜卑的旧制（大人制）脱胎而来，直到孝文帝迁都改制后才革除。进而指出，北魏尚书制度的演变与其汉化的进程完全契合。孝文帝建制六部三十六曹，唐人已不知，而耕望考出三十四曹之多。是为耕望入史语所后所写第一篇论文，傅斯年阅后甚为欣赏，未令修改，即送出发表。
春夏之交，严父裕荣公以八十整寿在故乡桐城罗家岭辞世。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耕望深以为憾。
李庄时期，耕望曾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李霖灿讲玉龙雪山，峻拔雄丽，异花积雪，不禁神往。自谓平生聆讲，感受之深，记忆之固，未有逾于此者，亦其好奇探胜之心情也。
夏，钱穆结束华西大学教职，乘飞机直达南京转苏州。
9月5日，钱穆有致钱树棠一信：树棠吾弟：无锡施之勉先生，乃穆卅载老友，其人湛深经籍，并精两汉，行谊卓绝，不愧古之明德。最近自国立边疆学校归来，暂膺县中校长之职。穆已推荐吾弟，盼即日携行李径赴无锡学前该校。其聘约任课等均待到后面商，在弟得一长者，可以师友之间处之，必可有进益也。课务大致以国文为主。施先生任此事亦暂局，惟至少亦一年耳。穆俟有机会，当再为弟另谋位置。此事盼勿却，且往以一年为期，决不至疏学业也。穆明日须去南京，秋节可归苏，弟驾何日能来？盼径函施先生，并便示及。匆此即颂近祺。钱穆启 九月五日
耕望复员到南京。去无锡看钱树棠，闻钱穆已回苏州，遂与树棠联袂至苏州耦园晋谒，寓宿一宵。次日，得钱穆导游苏州名园而别，时间短促，未得多谈。钱穆转赴昆明五华书院任教。
时钱树棠已放弃历史地理研究，兴趣转移。耕望深为之可惜，不免又想重拾旧业，但感过去学人讲沿革地理的已很多，军事地理也无大发展，自己既对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有兴趣，不如放宽眼界，扩及历史上人文地理的各方面，以期有较大发展。一部《全唐文》又复从头看起，此时搜录史料已兼顾政治制度与人文地理两方面。
10月4日，傅斯年致耕望手札一封：近人治石刻以之证史者，罗振玉为最精，此君实石家非金文家也，可看其《永丰乡人稿》、《辽居杂著》等。编簿录者可看缪荃孙诸人之书。耕望兄！斯年 十月四日目下似全是机械工作，久则史学问题油然而生矣。
其时，史语所自后方搬回及由北平“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事业总会”、“近代科学图书馆”接收来的善本图书很多，内有三万多份石刻拓本，为国内外图书馆所少有能及。原在李庄兼管善本图书的张政烺、游戒微已另有职就，故需另择一人兼管，乃将此项任务交予耕望。傅斯年极重视善本书库藏品，据说向来指派一位他认为极可信任的中下级人员保管，因为此批藏品无任何记录。故同事马学良开玩笑说，耕望是傅斯年面前的红人。南京鸡鸣寺史语所所址
20日，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议决筹办院士选举，随即通知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和各研究机关，就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被提名者共四百多人。
11月，史语所迁回南京鸡鸣寺路原址。傅斯年在史语所大楼的演讲厅请同仁聚餐，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也说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结束，从此大家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告一段落。依照中研院当时制定的宿舍分配办法，耕望分得给低阶层行政、技术人员及助理员的甲种眷舍。
15日，耕望道遇来宁出席国大的顾颉刚，顾随耕望至其寓所，晤段畹兰母女及其新生子。
其时，国家经济状况不佳，物价波动很大。文化机关的低级人员待遇颇低，耕望夫妇又不善理财，外加长子晓田出生，用度较大，常感周转不灵。傅斯年不知如何了解了耕望的经济状况，将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审查费送予耕望。耕望本于长者赐不可违的心情，未坚辞的接受了。傅并嘱耕望写一张段畹兰的履历表，当即亲自步行至左邻的考试院，希望能安插一个职位，但未成功。随即又写信给国立编译馆，终于成功。其时，傅斯年事务极忙，来访政要人客络绎不绝，但仍记挂一个助理研究员的生活，令耕望铭感不能忘。
李则纲来信，谓仍在安徽省政府工作，邀耕望任文献委员会秘书，协助其工作。耕望深惜史语所之环境，故未应召。
12月16日，耕望向傅斯年请假一月，返乡省亲。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 三十一岁
1月30日，返史语所销假。耕望将家中所藏仿宋本《李太白集》带至南京，经傅斯年鉴定可能为康熙年间某氏的精刻本，已属很难得的善本书。
是年春，耕望始读唐史。
史语所筹划大量出版抗战期间同人之积稿，《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亦在其列。耕望遂清缮为再稿，交所方付印。
4月23日，中午耕望与同组研究人员陈槃、劳榦、傅乐焕、王崇武在大华饭店宴请顾颉刚。
5月20日，耕望写成《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一文，分“州属佐”、“郡属佐”、“州都与郡县中正”、“地方学官”和“地方自治组织”六章，为其研治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第一篇论文。
史语所专刊编委劳榦以为，《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之附录《两汉太守刺史表》太长，可独立成书，遂径付商务印书馆排版，耕望事前不知。其时又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正文尚可做若干改订，因抽回作延缓出版计。
6月6日，史语所召开所务会议，推荐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名单。议决耕望升为助理研究员，转呈院长朱家骅于人事管理委员会中讨论。
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赴美医疗，由副研究员夏鼐代理所务。
暑期，钱树棠来南京，耕望与之在中研院寓所午饭，同榻午休。是为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8月，耕望正式升任助理研究员。《元魏北镇制度、附略论元魏怀荒御夷两镇之地望》发表于《现代学报》1卷8期。
钱穆转赴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江南大学为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时唐君毅亦在校，为两人论交之始。
10月，中研院公告院士候选150人名单。
搜录史料过程中，耕望注意到交通路线一问题，因发现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之基本前提在于交通，交通线所至，各种发展亦随之而至。因知陈沅远写有一篇《唐代驿制考》（刊《史学年报》第五期），然时尚未得见，乃询之劳榦。劳榦以为陈文写得不够好，还可再做一番功夫，若花半年或一年时间，相信可做一篇很好的文章。遂决定以交通问题为研究唐史中心目标之一。
获悉《两汉太守刺史表》将独立于《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先行出版，耕望为之补撰序目。
12月，史语所所务会议决定隔周举办学术讲论会一次。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 三十二岁
1月15日，写成《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一文，分“州佐吏与军府佐”、“郡佐吏与军府佐”（附《流沙坠简》中所见之掾吏）、“县属吏”、“乡里吏”、“地方学官”五章，并附“梁州佐吏班品表”和“陈州郡职官阶品表”。
2月，《两汉太守刺史表》作为“史语所专刊”之三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惟前无序文，亦无目录，成为一本怪书。
3月，耕望请所方向商务印书馆查问，始知补寄的《两汉太守刺史表》序、目均被遗失。念此书乃病中消遣之作，只就素材略加排比，未能深究，为此前述作中功力最弱、工作最懈之一部，故亦不甚重视。
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选举第一届院士81名。院士为终身名誉职，规定的职权是：议定国家学术方针；受政府之委托，办理学术设计、调查、审查及研究事项；选举评议员和以后的院士及名誉院士。史语所专任研究员陈寅恪、傅斯年、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通信研究员胡适、汤用彤、陈垣、顾颉刚、梁思成，及曾任兼任研究员冯友兰当选人文组院士。
寻绎唐史岁余，耕望颇感南北士风之不同对于唐代政治有深切之影响，又中国南北人文之盛衰尤以有唐一代为关键，而政治人才之多寡尤为人文盛衰之表征。故欲考唐代南北人文之盛衰、政局之演变，推究牛李党派之纷争，最彻底之方法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与籍居。唐世朝廷达宦莫过于宰相、翰林学士与尚书省诸长官，然宰相、翰学人数较少，惟尚书省之左右仆射、左右丞、六部尚书及侍郎，不但本官华贵，即凡朝廷显达亦莫不历此任，至于宰相、翰学尤多以此官兼充，故能尽括朝廷显达之全部。因动手统计尚书省的所有长官。
6月，《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本《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专号》上册，是为入所后首次于《集刊》上发表文章。
研究过程中，耕望发现唐人籍贯多不可靠，往往依附大郡著姓而非本人籍居，故“唐代政治人才之地理分布”一题实不易为。转而发见考定唐代尚书省职官人任之本身亦有价值。自宋以来，宰相有表，翰林有壁，郎官有柱，登科有记，独仆、尚、丞、郎为都省六官之长，中央行政之中枢，竟当时不录而后人忽诸，乃欲试为辑考而表列之。
7月5日，下午的史语所学术讲演会，耕望讲“汉代郎吏制度”。
9月，《北魏尚书制度考》刊于《史语所集刊》第十八本。
10月，《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刊于《史语所集刊》第十九本。
冬，在劳榦鼓励下，开始动手搜录《唐仆尚丞郎表》的材料。
淮海战役（即所谓徐蚌会战）后，中研院总办事处开始规划全院迁往台、粤、桂等省，及与当地大学合作事宜。
11月30日，院长朱家骅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会上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工程；各所尽快征求同仁意见，作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10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文献资料等集中于上海，伺机运台。傅斯年负责史语所和数学所的撤迁事宜。
12月，傅斯年通知耕望准备随史语所迁往台湾，并特准耕望携岳母同行，旅费可由公家暂垫，因为非直系亲属不能由公家担负也。而事实上，那次撤退根本无所中同人之直系长辈亲属同行。耕望事后听一位比其资深的同事说，那时傅先生不允许同事带老年家属，因为他的责任感很重，对于到台湾以后的生活无把握，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困难。大约知道耕望的岳母别无依靠，所以傅斯年作出唯一例外的安排。
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名义，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以便取得一个目的地的地利；同时，计划利用海军军舰和招商局船只运送故宫博物院文物之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全部珍藏文物和仪器迁移到台湾。这批文物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汉代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七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中西文图书约十五万册。
22日，史语所与数学所之第一批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由李济督运，随同故宫迁运文物，由海军部派中鼎轮运往台湾，28日抵基隆。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年） 三十三岁
1月6日，史语所与数学所第二批图书、仪器、设备等文物起航运往台湾。
中研院迁台后，全部人员由迁台前约500人锐减为58人，靠政府每月拨给的32000多元新台币度日，另有全年事业费72999元新台币，以后稍有增加，始终也不超过10万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全部经费可折合为美金2000元（平均每人每月40美元）。就购买力来讲，还不如抗战前院长和总干事两个人的薪水和公费加起来。照顾58个编制员工以及18个技工和工友的柴米油盐都已经不够，根本没有余力资助研究。有些员工甚至每月20日以后，必须以南瓜加盐煮稀饭度日。
迁台的史语所同人先住台北。傅斯年利用台湾大学校长的职权，特别聘请了一些能胜任教学的研究人员，并提供临时住处。惟傅当时的能力亦有限，即使率队迁台的两位院士级人物董作宾、李济，也只能合住在一间教室，用白色布幔隔成两间。耕望与全汉昇两家合住台大医学院一间大教室，中间用帷幕隔开。生活上虽不很方便，但自感“逃难时期有处可住已很不错了”。
待生活稍安定，耕望即往谒候傅斯年。傅问其生活境况，答曰还不错。傅大为感慨，谓耕望乃真能安贫乐道，生活易满足者。
2月，史语所文物、图书迁至桃园县杨梅镇火车站附近的仓库和附近的几家民屋，所有人员挤在一座大仓库中办公。全部两千多箱的书籍和文物，顶多打开一两百箱上架。房屋破破烂烂，全不成样子，而且经常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单身男人则挤在大仓库里面，两个木箱架上一个榻榻米，权充卧铺；窗户很小，而且位于高处；屋顶很高，几盏昏黄的电灯，根本无法阅读东西。其时，要找一部书极不易，唐人文章只有一部《全唐文》，《文苑英华》也看不到。
4月25日，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周鸿经等人，搭机自南京飞到台北；翌日，前往杨梅探视迁台同仁，但见仓库破旧，办公、住家条件极差。据1950年入台大随李济习考古人类学的张光直回忆：第一次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还在杨梅。办公室与同仁宿舍各占一个很大的房间，用白被单隔成一间间的小房间。在一间大厅里面，那一间一间的小间就当办公室用。在另一个大厅里，那些小间就是给研究人员和事务人员，还有他们的家眷的宿舍了。
6月18日，女儿晓松出生。段畹兰体弱，婴儿的食眠洗沐，乃至丛琐家务，耕望均须分操其劳。然片刻之暇，仍匆匆就案，投入《唐仆尚丞郎表》的材料搜录。史语所杨梅仓库办公室
傅斯年和其时主政台湾的陈诚关系良好，尤能通融借贷而使迁台人员勉强度日。但傅此时亦感精疲力竭，他认为事情分成两头办，不如干脆把中研院并入台湾大学，容易处理，且可一劳永逸。8月前后，傅斯年将此一想法写信告知朱家骅，时朱家骅已随国民政府撤至广州，接到傅的来信，内心异常沉痛，回信时一再强调蔡元培院长创业唯艰，请求傅斯年无论如何都要把中研院维持下去，否则将无颜见先人于地下了。
秋，耕望由报章藉悉钱穆已至香港，主持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去信探候被退回，因无详细地址也。
12月18日，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从成都飞抵台湾。统计撤迁台湾之各所人员，除史语、数学两所人员较完整（数学所人员后来多与台湾大学合作任教职，或出国进修）外，余仅地质所研究员陈恺一人（后辞职）；植物所研究员李先闻，系于1947年应台湾糖业公司之聘来台。1950年庚寅 三十四岁
年初，朱家骅以总统府资政名义，继续代理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虽有心在台重建中研院，但因其时已远离政治核心，无论如何争取预算和经费，总难得到所希望的回应。老朋友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一度建议他，把杨梅火车站仓库的文物悉数移往台中县北沟，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集中在一地，并增建同仁宿舍，以为安身之地。朱家骅想到要远离政治中心，又不便同仁研究工作的开展，乃予委婉拒绝。
2月，中研院迁台后办理首次年度考成。当时在台人员共56名参加考成，其中总办事处6人、会计室6人、史语所40人、数学所4人。
春，钱穆在港结识上海商人王岳峰。王对钱艰苦办学之事甚为欣赏，遂在香港英皇道租赁校舍，安插亚洲文商夜校自台来港的新生，由钱穆等日间来为其授课。史语所副研究员杨时逢在杨梅仓库狭促的空间中，展开研究及整理工作。
7月，《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二本出版，为史语所迁台后出版的第一本集刊。收录耕望的《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一文，为其《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稿中“籍贯限制”一章之抽刊。分“引言”、“监官长吏”、“地方属吏”、“末际变例”、“论评”五节。根据二千余任地方官吏之籍贯统计，归纳出籍贯限制规律四条。
秋，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供亚洲文商夜校作新校舍。钱穆商之亚洲文商校董刘尚义，拟改学校为日校，不得。乃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于桂林街之新址别创办一日校，名“新亚书院”。新亚初设文史、哲学、经济、商学、新闻、社会、农学六系。钱穆任校长兼文史系主任，唐君毅任教务长兼哲学系主任，旋有吴俊升、刘百闵、罗香林等亦来任教，或纯尽义务，为当时国内来港学人之一荟萃地。学生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又设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七时举行，校外来听讲者，常七八十人，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
冬，《唐仆尚丞郎表》的材料搜录略备，耕望乃开始撰述。
王岳峰经营陷入困顿，无法继续供给新亚书院。钱穆赴台募款，得蒋介石应承，自总统府办公经费中节省，每月支持新亚书院港币三千圆。
耕望专程自杨梅前往台北谒候钱穆，并借寓其下榻之励志社。时，钱穆应酬、开会、演讲及媒体追逐，无片刻之暇。耕望见老师健康良好，私心欣慰，更不暇详谈。
12月20日，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席台湾省议会备询时，中风猝逝。1951年辛卯 三十五岁
1月，中研院聘董作宾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桂林街新亚旧址，本有阳台，唐君毅、张丕介等住在里面，今已变成新移民的板间房。校长兼文史系主任钱穆教务长兼哲学系主任唐君毅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张丕介
抗美援朝开始，台北总统府下达紧急疏散令，朱家骅以保护史语所珍贵文物为名，先在台北近郊的木栅租地，然后以疏散需要经费为借口，促请行政院拨款80万元新台币，兴建宿舍和仓库。行政院院长陈诚已经同意，不料正式公文送出时，台北方面下达命令，疏散不准增加任何经费。
2月，耕望写《唐人多读书山寺》短札一则，刊于28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4月底，完成《唐仆尚丞郎表》辑考部分之“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吏部尚书”、“吏部侍郎”、“户部尚书”、“户部侍郎”诸卷的撰写。
负责清点史语所迁台图书中的金石拓本部分。
6月，论文《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之关系》刊于15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
23日，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为争取经费新建库房，以保存史语所迁台文物、书籍等，致函“行政院长”陈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图书设备，关系重要，现置杨梅车站仓库，甚不相宜，亟需设法建库另迁。……本院为国家学术最高机关、专家学者研究之所，尤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图书设备与古物为孟真（按：傅斯年）兄毕生心血所收集，名贵精博，……其关系中国文化，较诸故宫古物之文化历史价值者，尤为钜大。彼时与孟真兄等数度会商，佥以为……对此项攸关民族文化之宝贵资料，在职责上，在良心上，均应设法保全；至于研究人员，自亦系国家至宝，并须顾及研究学术之环境，尤须有配合工作之设备。孟真兄因此二者之重要，慨允就台湾大学校长，藉以卫护此项资料，继续工作，并准备迁台研究人员工作合作。本院经费月不过台币三万余元，本年度事业费不过四万元，尚不敷整理费用，而研究结果、创作著述，均无法付梓公表，遑论建库迁书。新亚书院挂在楼梯口之“大学部”招牌，当年违反港府规定。
8月，耕望取未刊稿《秦汉郎吏制度考》删正补罅，复请陈槃、劳榦两位审阅一过，交付史语所“纪念傅斯年专号”刊行。
月末，续撰《唐仆尚丞郎表》辑考部分之度支使以下诸卷。
冬，钱穆为筹办新亚分校事再赴台北，滞留数月，耕望亦往晋谒。钱穆见耕望每来访谈总是衣衫简陋，所穿之鞋亦多为木屐，却澹泊自如。《秦汉郎吏制度考》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三本《傅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上册，分“约论”、“名称与组织”、“职任之转变”、“除郎与补吏”、“琐征”五节，附“两汉书列传人除郎补吏表”和“东汉诸碑碑主除郎补吏表”。
朱家骅写信给在美国的胡适问计。胡适在了解美国洛氏基金会愿意资助1万元美金以后，要求朱家骅把中研院兴建计划的工程压缩十倍，从新台币200多万元压缩到20万元左右，并同意由其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提供5000元美金。1952年壬辰 三十六岁
1月，耕望续撰《唐仆尚丞郎表》辑考部分。
钱穆就在台创办新亚分校一事向行政院长陈诚报告，却未得其明白应允，拟即归港。适何应钦来邀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作讲演，乃择“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共讲五次。
4月3日，耕望完成《唐仆尚丞郎表》的辑考部分。在上年基础上增加“度支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工部侍郎”十卷，共计十八卷。
复根据辑考，编制通表。
16日，钱穆应朱家骅之邀，借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之“惊声堂”为联合国同志会作例行讲演。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大块坠落，击中钱穆头部，幸未深入脑部，得以康复。
30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四卷第八期，收有耕望《唐代文化约论》一文。分“引论”、“制度规模之宏远”、“宗教哲学之光大”、“文学艺术之鼎盛”、“史学与地学”、“科学与工艺”、“生活乐舞之胡化”、“文化之普及与传播”、“交通与文化”九节。
5月5日，《唐仆尚丞郎表》通表部分之“左右仆射左右丞年表”、“吏户礼三部尚书及侍郎年表（度支盐运使附）”和“兵刑工三部尚书及侍郎年表”完成。
朱家骅择定台北县南港镇旧庄环山幽隐之地为中研院新址之所。当时寻找新址的要求有几项：一是离台北不远，二是有山可以挖山洞储存图书文物。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的石璋如回忆：曾有人说南港现址是朱家骅先生跟马先生钓鱼时碰巧发现，可以自成单位，在附近的庙就有现成的山洞；过去傅先生安置研究院所考虑的是远离市区，南京的研究成果不佳，就与研究人员晚上多跑出去活动有关。李庄则远离市区，没有外界诱惑，研究成绩就好得多。南港离台北不算远，但还有一段距离，综合的条件便相当不错，成为新的院址。
6月，耕望完成《唐仆尚丞郎表·序言》初稿的撰写。
7月，自《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稿中抽出“郡都尉”一章，发表于《大陆杂志》特刊第一辑下册，题为《汉代郡都尉制度》。
8月，耕望正式升任副研究员。撰写论文《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认为《汉书·地理志》首书之县即为郡国治所绝无问题。
11月，撰写论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分“约论”、“前期尚书省之职权及其在行政系统中所居之地位”、“后期尚书省地位职权之转变与坠落”三章。运用现代政治学中政务官、事务官之概念划分，对唐代政府内部组织进行细密分析，厘清历来对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在行政系统中地位与职权之混淆。
在《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一文基础上，为《唐仆尚丞郎表》撰写述制，分“尚书省之职权及其在行政系统中所居之地位”、“仆尚丞郎地位职权之消长”、“仆尚丞郎官名员秩之演变与六部之位次”。全书初稿至此全部完成，都凡一百六七十万字。计共考出一千一百一十六人，二千六百八十余任。惟念征辑材料太详，篇幅过巨，读者虽便，而梓行不易。
12月，撰写论文《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指出《唐六典》之性质为一部开元时代现行职官志。元和之制与《唐六典》不同，但不足以否定其为开元时代之现行制度。1953年癸巳 三十七岁
1月，耕望着手对《唐仆尚丞郎表》初稿进行改订，改变辑考之体式，凡不待考辩者，只注出处，材料原文概从删落。《汉代郡府之功曹与督邮》刊于15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六卷第一期。《通鉴作者误句旧唐书之一例》刊于31日出版之的《大陆杂志》第六卷第二期。
2月，耕望偶检《东洋史论丛（羽田博士颂寿纪念）》，刊有日比野丈夫《西汉郡国治所考》一文，在“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的问题上，对阎若璩以下诸学者所采取之批评态度与耕望略同，惟批评多而建设少，论证与耕望前文亦多有出入，结论亦复不同。遂就论证相同处，日比野氏之材料有多于己者，录附各条之后，俾相参证。并呈史语所同人陈槃详阅一过，改正数字。
初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赴港，与钱穆晤谈雅礼协会补助新亚书院事，嘱钱穆分拟年得美金一万、一万五、两万之三项预算。钱穆定年得一万则另租一校舍，一万五则顶一校舍，两万则谋买一校舍。卢定大表诧异云：闻君校诸教授受薪微薄，生活艰窘，今得协款何不措意及此。君亦与学校同人商之否？钱穆云：余等办此学校，惟盼学校得有发展，傥为私人生活打算，可不在此苦守。卢定乃益敬重之，惟告以补助款仍当作学校日常开支用，至于校舍事，容再另商。
5月，耕望所撰《汉代郡县学校制度》刊于31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六卷第十期。
6月，《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第一篇。《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第二篇。
台北行政院同意拨款新台币180万元以供中研院兴建之用。
7月5日，耕望完成论文《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撰写，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约论”九节。
8月，中研院得行政院拨给第一期建筑费新台币80万元，在南港旧庄购买第一批五十亩土地，首先兴建一座仓库，以解决史语所文物存放问题。
秋，新亚书院得美国亚洲协会资助，于九龙太子道租一层楼创办研究所，供新亚及外校大学毕业有志继续深造者进修之用，新亚诸教授则随宜作指导，是为新亚研究所最先之筹办。
11月，耕望为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地理》一书撰写《隋唐五代人文地理》章节。
12日，《唐代人文地理》脱稿。分“约论”、“疆域与边防”、“行政区划”、“户口分布”、“产业一（农林）”、“产业二（渔牧）”、“产业三（工矿）”、“交通”、“都市与商业”、“民风区域与人才分布”、“佛教分布（附道教与其他宗教）”、“边疆民族”、“地理图志”十三节。
26日，《隋代人文地理》脱稿。分“行政区划”、“四疆与长城”、“户口分布”、“产业”、“交通与都市”、“国计与民生”、“民风（附佛教）”、“四裔民族与国外经营”、“地理图志之编纂”九节。
12月，论文《唐代佛教的地理分布》刊于香港《民主评论》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即《唐代人文地理》稿中“佛教分布”一节。
16日，《五代十国人文地理》脱稿。分“列国割据之情势”、“户口”、“产业”、“水患与水利”、“交通都市与商业”、“南北人文”、“近裔概略”七节。
耕望自感《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一书征引不厌详尽，篇幅多至二十五万余字。时值史语所经费极度困难之际，付印丝毫没有希望，而个人兴趣亦已转至别的方面。遂就原稿改变体式，删繁就简，务使篇幅减至最小限度发表。1954年中研院南港院区第一栋建筑——史语所仓库1955年中研院南港院区最早的研究大楼——史语所研究楼1954年甲午 三十八岁
2月，耕望完成《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稿之缩编，又删去“封建政策之演变”及“特种管守”、“王莽制度”、“政风述要”诸章，除已抽刊于集刊第二十二本之《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及抽刊于《大陆杂志》特刊第一辑之《汉代郡都尉制度》外，不过十万字。交付史语所集刊发表，名之《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当时的本意，此事就此作罢，不拟再印了。
12日，为《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一文作后记。
论文《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刊于28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八卷第四期，此即《唐代人文地理》稿中“交通”与“都市与商业”两节相关内容。
3月21日，返台出席“总统”选举的胡适在董作宾等人陪同下，来南港参观正在建造中的史语所文物仓库。胡适带来了先前承诺的洛氏基金会10000美元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000美元的两张支票，当时能兑换新台币20万元。不久，台北行政院承诺的第二期工程款项71万9千元也拨到，中研院用以兴建史语所单身宿舍和眷属宿舍。
5月，新亚书院接受美国雅礼协会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较原定最高额多出5000美元。至此，乃具函辞谢台北总统府每月三千港币的资助。《北朝中央中正与地方中正》刊于31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八卷第十期。
6月，《汉代地方行政制度》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五本。《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刊于《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庆祝朱家骅先生六十岁论文集》。《隋唐时代战史》一文收入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之《中国战争史论》第一册。隋唐时代凡三百余年，几乎无年无月无战事。兹篇撰述皆采内关政局，与外扬国威者，而于战略运用，尤所致意。准此原则，凡得十目：一、隋文平陈；二、唐平群雄；三、高丽之战；四、铁山之役；五、突伦川之役；六、双河之役；七、小勃律之役；八、安史之乱；九、雪夜袭蔡；十、迂道灭梁。
7月，陈诚出任副总统，俞鸿钧继任行政院院长，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又申请到157万元的第三期工程经费，决定再建一栋只有两层的长条型楼房，供史语所办公研究之用。是月，中研院南港院区第一期工程史语所仓库（兼图书室）完工。《隋唐人文地理》、《唐代人文地理》及《五代十国人文地理》收入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地理》第二册，可视为耕望“唐代人文地理”研究计划之纲目。
暑期，钱穆赴台物色师资，力邀台大教授牟润孙往新亚任教，获其同意。进而又嘱牟至杨梅乡间邀约耕望。其时，耕望一家五口生活尚极困难，每餐只一两碗蔬菜佐膳，于情于理自当遵从师命赴港工作。然自感学业尚未稳固，平素连零星兼课亦不愿往（妻亦未曾敦促多赚钱贴补家用，亦属难能）。一旦至新亚，势必为钱穆所重用，而无暇再埋首研究，故未接受邀约。时钱穆闻讯有些不快。
9月，新亚书院在嘉林边道租一新校舍，较桂林街旧校舍为大，学生分于新旧两处上课。
耕望在旧作《唐人多读书山寺》基础上，补充两年来续获十倍于前之新材料，于24日撰竟《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先举较概括性、可据以推想一般盛况的材料八条，征知唐代学子多读书山林寺院，学成而后出而应试以取仕宦。继则以名山为中心，分区列举具体例证以见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盛（借寓道观读书者亦取录），归纳得四点认识。进而指出，唐中叶以后，士子读书山林寺院之风所以如斯之甚的五个原故。最后略论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与宋代书院制度之渊源。
10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一文刊于31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九卷第八期。
11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一文收入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之《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一书。另有《陈蕃、李膺》一文收入《国史上的伟大人物》第2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是月，中研院南港院区第二期工程（宿舍）完工。史语所在杨梅的工作人员陆续迁至旧庄。据石璋如回忆：宿舍分两批盖，采平房双拼式，第一批一栋两家，经费较充足，有三房一厅、坐式抽水马桶。第二批盖了七栋十四家，只有两房、一厅、蹲式抽水马桶。我没有参加分配会议，不过分配原则满公平的，就是按年龄、资历、工作性质分配。年长、资深者就排西边邻近办公房，年轻、资浅的就排东边，要看仓库、图书馆、库房与监工的管理的也需要宿舍。陈槃在筹备期间最先来，其次是我、李光涛、高去寻等，北边的房子因为已经让监工者住过算旧屋，就分给陈槃（靠东）跟我（靠西），西边房子就给看仓库、图书馆的李光宇（靠西）、王志维（靠东），再往南边给资深的高去寻（靠西）、杨希枚（靠东），北边给管明清档案的李光涛（靠西）、管事务的汪和宗，东边八家由南而北就给严耕望、杨时逢、王宝先、黄庆乐、张秉权、潘悫、黄彰健、徐高阮。当时并未宣布什么条件，就接受指定的分配，后来也没听到不满的反应。
耕望的女儿严晓松日后回忆：我依稀还记得当时由杨梅搬到南港宿舍时的兴奋之情。那时的研究院被一片片的稻田和丛山包围着，环境幽雅极了，确是钻研学问的绝佳地方。记忆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可在研究室找到父亲。
12月1日，《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刊于香港《民主评论》第五卷第二十三期“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专号”。
15日，史语所正式在南港旧庄路四十六号新建院区办公。其时，因南港第三期工程史语所研究大楼尚未竣工，研究人员大都是在先前落成的史语所仓库（兼图书馆）中工作。《北魏地方行政制度》一文刊于台北《学术季刊》第三卷第二期。1955年乙未 三十九岁
1月6日，耕望完成《唐仆尚丞郎表》辑考部分的改订工作。
耕望将《唐仆尚丞郎表》的再稿送史语所同人陈槃审阅，得其指正数处。
撰书既竟，耕望深感两《唐书》各有优劣：新书体制完备，而事伤简略，倘无旧书，则事制多湮。旧书叙事详尽，而比次多误，即撰《唐仆尚丞郎表》所考，决然可判其为谬误或夺讹者已逾六百条，除此而外，更不知凡几。沈东甫合钞两书为一编，殊有卓识。唯详者钞之未尽，误者摘发殊少。因颇有意本沈氏《合钞》，钞之益审，纠之益精，又广征他籍为之注补，俾政事制度朗然赅备，学者研寻，取给为便。惟唐籍浩繁，必投入毕生精力与时间始克有成。又自1946、1947年起已开始搜录“唐代人文地理”材料，意欲从地理观点研究隋唐五代人文各方面之发展情况。此项计划亦工程浩大，非投入毕生精力与时间不得成。故此两项工作势难兼顾，取舍之间，甚为踌躇。
春，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访问新亚书院嘉林边道校区，与钱穆协定：哈佛燕京学社为规模初创之新亚研究所提供奖学金、图书费，并出版一份学报。先前，新亚已得亚洲协会之助，在九龙太子道租楼以作办研究所之用。惟促成其事者不久即离任，事遂再无进展。自获哈燕社协款，始为新亚创办研究所之正式开始。在先入所不经考试，只由面谈，即许参加。或则暂留一年或两年即离去，或则长留在所。至是，始正式聘港大刘百闵、罗香林、饶宗颐三人为所外考试委员，又请香港教育司派员监考。录取后修业两年，仍须所外考试委员阅卷口试，始获毕业。择优留所作研究员，有至十年以上者。
是年，新亚书院择定第一届毕业、时已留为研究生的余英时，以助教名义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
6月，《杜黄裳拜相前之官历》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六本，为耕望唐尚书省职官制度研究的一个个案延续。
1949年后，香港私立大学一时崛兴不止七八所之多。港府既不禁止，亦不辅助。惟新亚书院能独得雅礼协会、亚洲协会、哈佛燕京学社三项美方协款，一时甚受瞩目。在香港教育司高诗雅及香港大学教授林仰山建议下，港督葛量洪乃于港大1955年毕业典礼上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前此，港大仅对胡适及其他一两位中国人有此赠予。
7月，论文《北魏孝文帝尚书三十六曹考》刊于15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十一卷第一期。
26日，耕望完成论文《从南北朝地方政治论隋之致富》的撰写。兹篇以为隋之致富，殆由三端：销兵器，废军府，兵革不兴，节省财富不可胜计；全国统一后，中央政府之组织并未扩大甚多，而兼有原解归其他两个中央政府之赋税，即此一端已远较分裂时代为富裕；精省地方机构，整饬地方吏治，上裕国库，下舒齐民。是亦国家致富之一重大原因。
8月，史语所两层研究大楼完工（后拆除改建为欧美所研究大楼），是为中研院南港院区第一栋研究大楼，植物所、近史所、民族所筹备处借用其二楼办公。据石璋如回忆：有关研究大楼的空间规划，还有个故事可说。朱家骅院长年龄较长，考虑较周详，主张在每层楼设立洗手间，他也知道年轻人会有意见。果然，王宝先就说房子的空间有限，底下留两间洗手间就够了，省一间空间就可以多一间研究室。总办事处也同意修改设计，反正要方便的时候就晓得了。后来大家使用后才知道，每一层楼都有洗手间是方便很多的。这也是因为大家过惯苦日子，凡事都很节俭，也是一种美德，只是对自己很不便就是了。
史语所所长董作宾赴香港大学讲学，辞职。李济继任所长。又耕望所在的史语所第一组的主任陈寅恪1948年未随所迁台，然为尊崇其创建与领导之功，名义上仍以其为该组主任，组务则由研究员陈槃代理。《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出版。
22日，耕望写成《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一文。兹篇以为，唐代节度方镇之制脱胎于隋及唐初之总管都督之制，而隋及唐初之总管都督则本之于魏晋南北朝之都督军事制度。惟北朝督区除关中之外，其固定性皆较小，故此文所论以魏晋南朝为限。分“都督”、“都督与属州刺史之关系”、“都督区”三章论述。
9月，新亚研究所正式成立，钱穆兼任所长，旋应张其昀之邀赴台北，担任教育部访日代表团团长。
耕望赴台北谒候钱穆，就“两唐书合钞”与“唐代人文地理”之取舍问题向其请教。钱穆稍加思索，谓之曰：你已花去数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精审的大著作（《唐仆尚丞郎表》）。以你的精勤，再追下去，将两部《唐书》彻底整理一番，必将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功将过于王先谦之于两《汉书》。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
耕望深感钱穆这番话极有意义，遂决计放弃整理两《唐书》之计划，专心于唐代人文地理研究。
完成《唐仆尚丞郎表·序言》的再稿，文末云：沈氏合钞已逾四百万字，若加以拨正注补必当逾倍；故此事体大，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奏功，方今公私财力俱困，实亦无可如何。河清可望，待之而已。
其时，耕望构想中之“唐代人文地理”以经济地理为重心，学术宗教文化地理次之，而将交通问题作为唐代经济地理卷之首要环节。
10月，论文《魏晋南朝都督与刺史之关系》刊于15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十一卷第七期，系前撰《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中之一章。
史语所于经费极度困难中力谋出版《唐仆尚丞郎表》。耕望又复有所修订。
11月，应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之邀撰写的《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刊于《中韩文化论集》第一册。唐世，四邻诸国与中国邦交最睦者莫过新罗，而接受华化之彻底，倾慕华风之热忱，尤以新罗为最，至于正朔衣冠皆遵唐制，他可知矣。在此亲睦气氛中，最足表现新罗倾慕华风锐意华化者，莫过于青年学子犯骇浪泛沧海留学中华之蔚为风尚。兹篇就此一事实，略征史料，分“一般文士”与“佛教信徒”两节考述之。唐初高句丽、百济及后高丽之初期所有少数材料亦附及。
12月，《从南北朝地方政治论隋之致富（上）》刊于香港《民主评论》第六卷第二十四期。《从南北朝地方政治论隋之致富（下）》刊于香港《民主评论》第六卷第二十五期。《北魏尚书分部之演变》刊于台北《学术季刊》第四卷第二期。1956年丙申 四十岁
1月28日，耕望校毕《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一文。
3月5日，完成《旧唐书本纪拾误》的撰写，共拾误一百三十八条。
论文《孙吴都督区》刊于31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十二卷第六期。
4月5日，撰毕《唐宋时代中韩佛教文化之交流》一文，分“隋以前佛教东传之概况”、“圆光慈藏之西学及其对于新罗佛教之影响”、“唐代佛教诸宗之东传”、“新罗僧徒留唐学佛之热狂”、“唐宋时代佛教经籍之东传”、“高丽佛教之隆盛及其对于中国佛教之影响”六节论述。
17日，作《唐仆尚丞郎表》校后附记。《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七本。
5月，《唐宋时代中韩佛教文化之交流》收入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之《中国佛教史论集》第一册。
7月，《唐仆尚丞郎表》作为“史语所专刊”之三十六出版，是为中研院迁台后出版的第一部较大的学术论著，循例分赠与史语所有关之人文社会科学界学人，在美院士胡适亦受赠一部。
论文《梁书庐陵王续传脱讹》刊于31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十三卷第二期。
8月，论文《旧唐书食货志盐铁节夺文与讹误》刊于15日出版之《大陆杂志》第十三卷第三期。《旧唐书本纪拾误》刊于《新亚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9月，新亚书院迁入九龙农圃道新建之校舍。新址由港府拨地，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代为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兴建。
钱穆寄来新亚研究生孙国栋的论文《唐书宰相表初校》，嘱耕望覆核。该文校正《新唐书·宰相表》一百二十二条漏误，且多处引用《唐仆尚丞郎表》的考证。耕望覆信孙国栋，指出文中有十余条乃《宰相表》的书法体例，并非漏误。语词恳切，改订精详，孙读后感佩不已。
接胡适自美来信：耕望先生：将来加州大学的前夕，收到本所寄赠的大作《唐仆尚丞郎表》四册。百忙中翻阅，甚佩服你的工力的详细谨慎！将来我若能仔细检看，一定能得很大的益处。今将偶然记出的“宋鼎”一条，写呈左右或可供参证。我为禅宗史事，曾特别留意宋鼎的材料。岑仲勉先生的《姓纂四校记》（七五四）一条，我已见了，在十多年前，我曾疑兵部侍郎宋鼎作《能大师碑》未必真有其事。后来始信宋鼎曾作兵部侍郎，曾作《能大师碑》。《集古录目》所记，已使我取消旧见解了。岑君与你似均不曾注意《金石录》七，第一千二百九十八，《唐曹溪能大师碑》。注云：“宋泉撰。史惟则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此宋泉即“宋鼎”之讹，似可无疑。“天宝十一载二月”，似可供大作右丞卷及卷十八（九四五）的参证？最可惜的是欧、赵、洪均未有此碑的详记。但赵氏此条已比欧详多了。宋鼎的《能大师碑》，似不曾有传拓本。你若见他种材料，乞示及，至感。敬祝平安，并问本所同人安好。昨夜飞来，匆匆不尽。胡适敬上 四五、九、五夜
18日，覆信胡适：适之前辈先生道鉴：旬前于报端阅悉，尊驾将于明春返台，作较长时期之讲学。国内学子复得聆教机缘，殊为庆幸。前日得本月五日夜手教，承于百忙中万里飞书对于拙作枉为嘉许，且提示宝贵材料，拜读之余，无任感奋。已记入校本，以备将来改订。拙作几全部在杨梅完成。其时，书籍未全开箱，材料颇多遗漏，来南港后虽稍有补正，然脱漏之病仍将百出。如蒙老前辈抽暇仔细翻阅，于论证方法与材料取舍必能多所惠正。是幸，是祷！手示疑《金石录》“宋泉”为“宋鼎”之讹，极是。宋绍定中，陈思《宝刻丛编》卷六邢州《唐能大师碑》，本注引《金石录》此条，正作“宋鼎”。又宋末某氏《宝刻类编》，卷三载史惟则所书碑刻，有《曹溪能大师碑》。本注云：“宋鼎撰。八分书。天宝十一载二月立。邢。”皆其铁证。盖“鼎”俗写作“暃”，极易形讹为“泉”耳。陈思《丛编》本注又引《集古录目》“唐兵部侍郎宋鼎撰。河南阳翟县丞史惟则八分书。能大师姓卢氏，南海新兴县人。居新兴之曹溪。天宝七年，其弟子神会建碑于钜鹿郡之开元寺。”按欧阳棐《集古录目》原书已佚。后学所见黄、缪两辑本《能大师碑》条，皆据《丛编》此条收录。此条较赵录为详，而手示云，赵氏能大师碑条远比欧《录》为详，岂所见欧阳《录目》为另一本耶？爰并写呈，或许可资参考。惟据《宋高僧传》中之《慧能传》，神会建宋鼎所撰《能大师碑》于洛阳菏泽寺。而据《宝刻类编》及《丛编》所引《集古录目》，是建于邢州开元寺，与《宋传》不同。岂七年神会建碑于洛阳菏泽寺，十一年又摩刻于邢州开元寺耶？又《丛编》六《唐能大师碑》前又列一条云：《唐曹溪能大师碑》亦在邢州。本注引《诸道石刻录》“唐蔡有邻书”。按有邻亦八分名家，故杜甫以与韩择木并称。岂邢州有史、蔡两家所书《能大师碑》，且几在同时建立耶？抑有张冠李戴之嫌欤？或亦有助于禅宗史之研究，故亦写呈，敬俟鸿裁。至于《能大师碑》文，后学未见有录之者。吴式棻《金石汇目分编》为清末编目之最全者。其卷三之二赵州项下，列此碑于“待访”，恐其碑其文今均不易寻获矣。肃此敬颂道安。后学严耕望谨上四五、九、一八
哈佛燕京学社自上年起开始函请史语所派青年学人赴该社访问研究，1957年轮次应当是耕望，但因耕望英语甚差，他人不免有争先之想。时耕望已届哈燕社邀约之最高年龄，故不得不事先向所长李济表示，自己亦有出国看看的意愿。是亦耕望在史语所十九年中，唯一一次为自己的出处表示积极的意见。此外，则一秉初入所时已定原则，专心努力做学问，一切都不计较。至于升级问题，不但不曾向所方有所要求，亦不曾表示有此类意向。
耕望在搜集唐代人文地理的材料时，只将资料一条条的写录下来，分交通与其他人文地理两类储存，并不详细分类。因预备先写交通，故凡涉及两方面的材料，则先置于交通一类。
接胡适覆信：耕望先生：谢谢你九月十八日的信。我那信是在极匆忙的时候写的，手头无书可查，故一定有不少的错误。例如我说《金石录》记《能大师碑》条比欧录为详。其实我行箧里只带了《金石录》，而不及查《集古录目》的两家辑本。我所谓《欧录》，仅指岑仲勉先生和你引的那一部分。这是我的错误。我很高兴，《集古录目》，及《宝刻丛编》、《宝刻类编》所记邢州《能大师碑》，都证实了我的一个假设。我特别要谢谢你引此三条。关于你问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可以作一个答覆。①此碑建立在邢州（滑台）开元寺，毫无可疑（看我的《菏泽大师神会传》，《胡适论学近著》页二五五—二五七及页二七六—二七八）。此寺原名大云寺，故我发见的敦煌本《南宗定是非论》残卷（亚东印本《神会和尚遗集》页一五四—一六〇）说：我襄阳神会和尚，于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大云寺之名起于武则天时有僧引用《大云经》陈述符命，其时令天下立大云寺（寅恪先生曾在《集刊》论此事）。至开元二十六年，诏改大云寺为开元寺（《金石录》卷二十六，“大云寺禅院碑”条），故《集古录目》记此碑在钜鹿郡之开元寺。②立碑之年，是在天宝七年？抑在十一年？陈思《丛编》引《欧录》作天宝七年，《金石录》则作“十一载二月”。《宝刻类编》亦作“十一载二月”。古书传写，七与十一最易混淆（例如《高僧传》二，《罗什传》云“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治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但依我的看法，似七载为较近史实。因为天宝十一年，神会已在洛阳的荷泽寺了。次年（十二年），他就被贬逐了（看我的《神会传》，《近著》本页二七七—二七八）。神会在洛阳菏泽寺可能有“八九年”，可能从天宝四年到十二年（看我引贾餗的《灵垣碑》——《全唐文》七三一，误作灵坦，《唐文粹》六四，不误）。宗密的《神会传》（见《圆觉大疏钞》卷三下）说：天宝四载，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传灯录》也说神会“天宝四年方定两宗”。但敦煌本《历代法宝记》（《大正大藏》五十一卷，页一八二）《无相传》中则说：开元中，滑台寺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天宝八载中，洛州荷泽寺亦定宗旨。……可能是神会到洛阳荷泽寺（菏读去声，高宗去荷恩、荷泽两寺）是在天宝八年，故宋鼎之建碑在邢州开元寺是在天宝七年也（灵垣从神会“八九年”，可能是从滑台时起，后其父任洛阳令，又跟去洛阳。可惜我们不知道宋鼎的传记及历官经过，不能考见他和神会是否在邢州已相熟了）。又《历代法宝记》《能禅师传》尾有这一段：先天二年十一月葬于漕溪。太常寺承（丞）韦（据）造碑文，至开元七年被人磨改，别造碑。近代报修，侍郎宋鼎撰碑文。若如此说，是不但荷泽寺（洛阳）有此碑，韶州亦有宋鼎的碑了？韦据不见于大作的“通表引得”。此说似因（敦煌本）《坛经》开始有韶州刺史韦琚或韦据，故附会为造碑之说（邢州碑之蔡有邻书，可能是史惟则书的误记）。王维有《能大师碑》，其文见于《唐文粹》，亦见于旧刻王维的全集。此文中已说：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广量出于凡心，利智逾于宿学。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抱玉之悲”，似已指他因指斥普寂等而被贬逐了，贬逐之第三年即有安史之乱。王维此碑似作而未刻，故不见于古石刻的记录。你若知有此记录王维碑的刻本，乞示知。《宋僧传》所说宋鼎碑建在洛阳荷泽寺，似不足信。欧、赵所记足证此碑实在邢州开元寺。又尊作考证已引宗密《圆觉大疏钞》“天宝四载，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之说。我从前也曾信此说，但“四载”之说似与欧、赵所记石刻明说七载（十一载）之文不符。故我近来倾向于用《历代法宝记》“天宝八载”之说，而承认欧录“七载”为不误，赵录“十一载”为“七载”之误写。因为石刻之“七载”或“十一载”皆不能解释“天宝四载入东都”之说，而足以佐证“八载洛州亦定宗旨”之说也（宋遥志亦是天宝七载正月。若他任兵侍历四载到十一载，似太长）。此信是上周开始写的，今天始赶完。所谈只是一个小问题，但亦足证石刻之史料作用。匆匆，敬祝平安。胡适敬上 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12日，覆信胡适：适之前辈先生道鉴：奉读十月廿六日手教，论《能大师碑》，长达六纸，足见精神健旺，治学态度之笃实未因年高而稍懈，殊为敬服。大著《菏泽大师神会传》，后学于二十年前在高中读书时即曾拜读，深感引证博洽，考论精核。近数年来，研治唐史，得暇温读，益感此文立论之困难，功力之深厚，与意义之重大，实为现代学人研治唐史之第一篇文字。后学不敏，得参与此一问题之研讨，殊以为幸。手示论宋鼎《能大师碑》的撰建当在天宝七年。就本碑有关史料及当时情势看，可为定论，绝无可疑（即就拙作P．260看，至少天宝九年冬，李麟与杨国忠同时在兵侍任。故宋鼎卸任决不能迟过九年冬）。惟神会到洛阳年代似应仍从大著《荷泽传》旧说作天宝四年，与邢州《能大师碑》的年代并不相碍。兹述鄙见于次，敬俟鸿裁。按大著引宗密撰《神会传》既明言“天宝四载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传灯录》亦云“天宝四载方定两宗”。贾餗撰《灵垣碑》云：“父为洛阳令，……随父至洛阳。闻荷泽寺有神会大师，即决然蝉蜕万缘，誓究心法。……凡操篲服勤于师之门庭者八九年。……而荷泽被迁于弋阳……时天宝十二载也。”亦等于明说自天宝四五载在洛阳从神会也。此诸史证已颇坚强。至于《历代法宝记·无相传》所谓“开元中，滑台寺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天宝八载中，洛州荷泽寺亦定宗旨。……”者，盖洛阳为北宗渐门一派的中心根据地，去滑台尚有五百数十里。神会于开元二十二年在滑台向北宗挑战，未必能动摇洛阳僧俗对北宗的信心。天宝四载，神会至洛阳，当须先下一番预备功夫，未必能即时向北宗作决定性定宗旨的大挑战。经过三四年的努力，觉得时机成熟，所以在七年请宋鼎重撰《能大师碑》，八年才正式向北宗作决定性的大挑战。如此解释则《历代法宝记》与《神会传》、《传灯录》、《灵垣碑》都无冲突。先生此函所以欲据邢州《能大师碑》更改旧见，以为神会之到洛阳当在八年者，盖由于对于滑台、邢州两地望偶有未照故耳。按《集古录目》、《宝刻丛编》与《宝刻类编》所记《能大师碑》皆为在邢州者。邢州，天宝中名钜鹿郡，在今河北省邢台县治西南。而滑台则即汉代东郡白马县，魏晋南北朝时代有滑台之名，至唐复置白马县，属滑州，为治所。《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滑州灵昌郡》节云：始皇初置东郡。汉因之。……东汉时，慕容德自邺南徙滑台，僭号南燕。……宋武平慕容德之后，尽得河南之地，于此置兖州。……其城在古滑台，甚险固。后属后魏。宋文帝使王玄谟攻围二十日，不能取。开皇九年，又于今州理置杞州。十六年，改杞州为滑州，取滑台为名，大业三年，又改为东郡。武德元年，废郡置滑州。此段所述甚详，检对《晋书》一二七《慕容德载记》、《宋书》三五《州郡志》、同书五《文帝纪》（元嘉七年、八年）、同书七六《王玄谟传》及《水经注》卷五（王校本第十三—十五页）均合，无歧说。唐滑州白马县在今河南省滑县治所东二十里。是滑台与邢州南北相去约四百里上下，并非一地。所以邢州此碑之建立年代，与神会之在滑台抑在洛阳都无关系。邢州此碑之建立，虽不能据其年代以疑神会到洛阳之在天宝四载。然此条材料在禅宗发展史的研究上仍有崇高价值。盖就大著《荷泽传》所引史料看来，神会活动范围皆在大河以南。又《传灯录》记慧能弟子四十三人，大河以北惟河北智隍禅师与并州自在禅师二人。其后南宗势力之发展亦绝大多数在大河以南。今此碑独在河北，且距河数百里，而其建立又即在神会向北宗大挑战胜负尚未决定的时代（神会既于天宝四载到洛阳，其于七载请宋鼎所撰《能大师碑》，第一次刻石亦应在洛阳，如《宋高僧传》之说。邢州开元寺之建此碑，或亦与洛阳同时上石，或十一年始摩刻亦有可能）。其史料价值可以想见。按滑台紧接白马津，北对黎阳渡，为孟津以东的最大津渡，为自古迄五代（宋以后不知如何？）南北交通要道，亦为自洛阳东通齐鲁的北道必经之地。神会先选择此地驻锡，或亦欲藉其交通便利，以便宣扬顿宗教旨。当时河北僧俗必有服膺其说者。及神会入东都，声势益壮，七载重建《能大师碑》，故邢州开元寺僧亦起响应而建此碑（就当时交通情形言，邢州当洛阳、孟津北通幽州必经之道，亦为自滑州、黎阳渡北通幽州之西道必经之路）。若泥《集古录目》之说，邢州此碑亦为神会所亲自建立者，则神会必曾一度北游河北，然亦必邢州开元寺有忠实信徒始能建立。故此一碑刻即可视为神会势力扩展远至河北之具体表征，亦即其对于禅宗史之研究有崇高价值也。未识先生亦以为然否？又拙作出版后，承平日所最敬服之老前辈万里飞书有所提示，殊为感奋。乃复就初稿及史料略事翻检，发现脱漏材料二十余条，可补正十余事。尤荒唐者，大部分皆已阅过，折小角，作暗记，而忘抄录。记得先生在某文中曾说过，读书须心到、口到、目到、手到。此即不马上用手之过。今后仍当随时留意，以期续有补正。又拙作P．149“吏侍”格的崔倕条及“通表引得”P．15的崔倕条均当删去。盖初稿据《新唐书》一六三《崔邠传》，列倕一任。复据《刘梦得文集》二九《崔公（倕）神道碑》及《金石录》三〇《唐赠太师崔倕碑跋尾》，倕官至吏部郎中，非侍郎，《新传》实误，故写再稿考证时已删去，而通表“吏侍”格忘记删去。此亦一大疏忽处，祈即改正。凡此皆先生前函激发之惠，谢谢谢谢。本所同人都好，惟济之先生于三周前跌损足骨，所幸伤不很重，现已渐见康复，知后特闻。余不一一，肃此，敬请道安。后学严耕望谨上十一、十二
30日，胡适在写给李济（时任中研院代理院长）的信中提到：近来与严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处，举此一例，可见朋友襄助之大益。
12月，论文《旧唐书夺文拾补》刊于《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共拾补四十条。
接胡适来信：耕望先生：今早收到你十一月十二日的长信，改正我十月二十六日的长信的错误，我很感谢。我的错误是由于滑台、邢州两地望的误认为一地。你的指正，完全对的，我的长信是在旅馆里写的，手头无书，依稀记得邢州有个邢台县，就认作与滑台是一地，就没有去查书了（旅馆中，连《廿五史》、《水经注》都没有带来）。十一月二日，房兆楹先生接我去他家小住。他和他的夫人（杜联哲女士）都是爱藏书的。晚饭后回到他们家里，我见架上《廿五史》，就抽出《两唐书》及《宋史》，我说，要查查滑台在不在邢州。我先翻《地名大辞典》，滑台一条，我已知道错了。唐宋的《地理志》的邢州都没有滑台，我更明白我的地理太荒谬了（承你提及“眼到手到”的话，此话实不容易做到）！你信上说的“滑台与邢州南北相去四百里上下，并非一地。所以邢州此碑之建立年代与神会之在滑台抑在洛阳，都无关系”，这是很对的，我完全接受。来函后半段论邢州此碑之建立“在禅宗发展史的研究上仍有崇高的价值”一大段，很有提示作用，故我曾继续研究神会一生活动的地域，稍有所得，写出来讲你为我更做一番检讨覆勘的工作。（1）神会初期的根据地在南阳。《宋僧传》说他“开元八年（七二〇）敇配住南阳龙兴寺”。此时他已五十三岁。他在南阳住的时期很久，故时人称为“南阳和上”。北平图书馆藏的敦煌卷子中，有一卷题为《□□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原作真）了性坛语》。“和上”之上的纸残毁了。但本文大致无缺。民国二十三年（昭和九年，一九三四）铃木大拙在北平馆抄出《坛语》，印在《大谷学报》十六卷四号，又放在他的《少室逸书》里，他根据我的《神会遗集》，推断此坛语是神会的语录。今年我托人照得巴黎敦煌卷子《页二〇四五》长卷，其中有此《坛语》全文，其标题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此卷可与北平馆本互勘，我已有校订本，不久可以发表。此外，《神会语录》中有答王赵公（琚）三车之问，宗密略传中说“又因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又《神会语录》中有“见侍御史王维”一条，有“南阳郡有好大守（？），有佛法不议”（我的底本此条有不可读之处，铃木印行的石井光雄藏的敦煌本可以校正），又有“南阳太守王粥（铃木本作弼）问”一条，“内乡县令张万顷问”一条。（2）他从南阳北迁，开元二十二年在滑台大云寺定南北两宗宗旨。滑台虽在今河南省境内，已在大河之北了。（3）可能在南阳滑台两时期之间，他曾住“钜鹿郡之开元寺”（即大云寺）。以立碑年月看来，也可能是神会先从滑台迁到邢州，然后由邢州召入东都。邢州更在大河之北了。（4）他入东都在天宝四年，《灵垣碑》之证据似最可信赖，故我也赞成你的修正，可回到天宝四载入东都之说。（5）天宝十二载以后贬谪四处：弋阳、武当、襄州、荆州开元寺。如此说法——特别是假定神会有住邢州开元寺的一个时期——似可说明邢州立碑的原因。你以为如何？百忙中草此奉覆，不尽所欲言。敬祝平安。胡适敬上 四五、十一、二十五夜半
9日，覆信胡适：适之前辈先生道鉴：奉读上月二十五日夜第三号手教，于后学粗浅之见惠然嘉纳，殊以为幸。承示神会在南阳的诸多史料，断言“他在南阳住的时期似很久”，可谓定论。尤以巴黎藏敦煌卷子与北平图书馆敦煌卷子互校一事最发人兴味，希能早日发表，广惠学林。关于神会曾到过邢州，后学亦有此想，惟时间在到滑台以前抑在到滑台以后，甚难断定耳。至于滑台一地，北宋以前实在大河南岸，北对黎阳渡，为自古南北津渡要冲。至金明昌五年（一一九四），河决阳武，河床南徙经开封境（黄河第四次大迁徙），滑台始在黄河以北，且距河道甚远，但在唐世，仍当视为河南之地。如此说来，神会平生活动地区，就可考见者而言，仍惟邢州在大河以北，故邢州此碑益见可贵，未识先生以为然否？又上次第二号手示云：可惜我们不知道宋鼎的传记及历官经过。意思是想推测神会与宋鼎何时相熟。后学近来偶阅《张曲江文集》，其卷二有一诗前叙云：张丞相与余有孝廉校理之旧，又代余为荆州，故有此赠。襄州刺史宋鼎。按此附载宋鼎赠张九龄诗也。复检《全唐诗》及《唐诗纪事》。《纪事》卷二十二有宋鼎一条云：鼎，明皇时刺襄州。云张丞相（九龄）与余有孝廉校理之旧，又代余为荆州。余改汉阳（即襄阳），仍兼按史，巡至荆州，故赠之诗。视《曲江集》多“余改汉阳，仍兼按史，巡至荆州”十余字。按诗云：“汉上登飞幰，荆南历旧居。已尝临砌橘，更睹跃池鱼。”九龄酬鼎诗亦云：“政有留棠旧，风因继组成。高轩问疾苦，烝庶荷仁明。”则《纪事》所多十余字甚正确。按九龄以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由右丞相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见拙作第二册三七二页。大都督府长史职务与刺史相同），则宋鼎即以此时由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改襄州刺史也。据《纪事》“仍兼按史”云云，宋鼎此时为襄州刺史固兼按史，此前为荆州长史似亦兼按史也。按两唐书《地理志》皆云：山南东道采访使理襄州，山南西道采访使理梁州。而《唐六典》卷三述诸道统州，以采访使治所之州领先，其山南东道，则以荆州领先，非襄州，与两书地理志异。复考《册府元龟》卷一六二云：开元八年五月，置十道按察使。八月，以（上略）荆州长史卢逸充山南（东）道按察使。（略）襄州刺史裴观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按察使。二十三（二）年（据两唐书《玄宗纪》及《通鉴》，此为二十二年事，三为二之讹）二月壬寅，诏曰：秦州地震（下略）。辛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命（上略）荆州长史韩朝宗为山南（东）道采访使。……梁州都督宋询为山南西道采访使。按“按察使”、“采访使”先后名，其实一事，故史传常通称之。据此两条，始置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时，本以荆州长史韩朝宗兼充（唐刺诸道使职皆以道境一大州长官兼充，不别用人。惟京畿以御史中丞兼充）。宋鼎为荆州长史，当即继朝宗者，时间当在开元二十三四年。参之《唐诗纪事》此条，鼎亦以荆州长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无疑矣。盖荆州为开元时代五大都督府之一（另四为幽、潞、扬、益），地位高于襄州，以荆州长官兼充本道采访使固宜。及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坐罪外贬为荆州长史，李林甫素恶九龄，盖不欲假以巡查之权，故鼎由荆州改襄州，仍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耳。当时山南东道采访使督区包括荆、襄、邓、商、复、郢、随、唐、峡、万、忠十六州（见《六典》），荆州太偏在东南，而襄州恰当道区之中，以云督察全境，实以襄州为宜，故自后即以襄州刺史兼充本道采访使矣。又考《旧唐书》一二四《令狐彰传》，“父濞，天宝中任邓州录事参军，以清白闻，本道采访使宋鼎引为判官”，则鼎为襄州刺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直至天宝中，可谓久任。然据拙作第二册第四六五页，鼎于天宝二三载已官刑部侍郎，则此所谓天宝中者即天宝初耳。综上所论，鼎以开元二十三四年继韩朝宗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二十五年四月改襄州刺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如故，至天宝初始入朝，其在山南东道采访使任盖近十年之久。神会大师为襄阳人氏，又曾久居南阳郡，自开元二十三四年，此两地已皆在宋鼎仕宦辖区之内，自二十五年四月以后，鼎更久住襄阳，南阳郡与襄阳比境，二城相去不过一百八十里（据《元和志》）。此时神会虽已北至滑台，然襄阳既其乡梓，南阳又为其久住根据地，必仍常往还其间，殆可断言。且《神会语录》第一残卷有“南阳太守王粥问”一条，官称南阳太守，不曰邓州刺史，是天宝中神会仍至邓州之明证。同卷又一条云：问人□债在南阳郡，见侍御史王维，在临湍驿中……。检《旧唐书》一九〇下《王维传》云：“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居母丧……服阕，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无侍御史一历。然《御史台精舍题名碑》，侍御史有王维之名。此一官历必在监察御史与库部郎中之间，《旧传》省书耳。检明人顾起经《类笺王右丞诗集》卷首年谱，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令擢公右拾遗”。明年，“公年三十七，历监察御史，出使塞上”。则维为侍御史必在二十三年以后。又赵钺《御史碑考》卷三引校宋本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云：“侍御史王维与浩然为忘形之交。”据《新唐书》二〇三《孟浩然传》，浩然以开元末年卒。王士源序《浩然集》，称维之官不曰右丞，而曰侍御史，是盖亦称浩然卒时维之具官。然则维官侍御史在开元末叶，即在神会北至滑台以后。是《语录》此条亦为神会到滑台后仍常返南阳之强证。神会当时名声已高，而宋鼎亦崇尚佛教者（据《全唐文》三一九李华《荆州南泉兰若和尚碑》。又据此碑，南泉和尚对于南北两宗，取中立态度），故后学推想，神会与宋鼎相契，或即在鼎为襄州刺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任内，或鼎为荆州长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任内，已与神会相识，亦有可能。此外，似尚有一可能之机会，续述如下：尊著《荷泽传》引宗密《慧能传》云：神会北游，广其闻见，于西京受戒。景龙中，却归曹溪。按前引宋鼎《赠张九龄诗》叙云：张丞相与余有孝廉校理之旧。此谓同举进士，同官校书郎也。检《旧唐书》九九《张九龄传》，“登进士第，应举等乙第，拜校书郎。玄宗在东宫……”。按玄宗以景龙四年（七一〇）为太子，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四，九龄以长安二年（七〇二）第进士，则长安、景云、景龙中，宋鼎在京师，据宗密《慧能传》，此十年中，神会至少亦有一时期在京师。是二人相熟亦有在此时期之可能。然后学以为仍以前考在宋鼎任襄州刺史兼充山南东道采访使任内之可能性为最大。未识先生以为然否？余不一一，肃此，敬请道安后学严耕望谨上四五、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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