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蒂姆·韦纳（Tim Weiner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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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试读：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海天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中情局罪与罚（ZHONGQINGJUZUIYUFA）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地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http://www.htph.com.cn订购电话：0755-25970306，83460397出品人：陈锦涛出版策划：毛世屏执行策划：桂　林　黄　河责任编辑：张绪华　许全军责任技编：钟愉琼版式设计：袁青青封面设计：陈文凯　占芳蕾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开　　本：787×1092mm　1/16　印张：28字　　数：502千字定　　价：48.00元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中情局历任局长（1946～2005）▲二战时期美国情报大师、“疯子比尔”多诺万（背景人像）的精神，鞭策着许多曾在他麾下任职的中情局官员，凯西即是其中一员。凯西在1981至1987年出任中情局局长，这张是他在战略情报局聚会上发表演说的照片。▲杜鲁门总统（左）为第一任中央情报总监索伊尔少将戴上勋章。▲第二任中央情报总监范登堡将军在国会作证。▲1950至1953年出任局长的史密斯将军，是中情局第一位真正的领导人。照片为史密斯（左）与艾森豪威尔（右）摄于欧洲胜利日。▲史密斯将军（左）与杜鲁门总统摄于白宫。▲一身便装的史密斯（左）于1950年从绩效不佳的希伦科特手中接下棒子，从1948到1958年精神崩溃为止，一直主管秘密行动业务的威斯纳（右）茫然而视。照片摄于中情局总部。▲1954年艾伦·杜勒斯摄于总部办公室。▲猪湾事件后，约翰·肯尼迪总统以麦科恩（右）取代杜勒斯为局长。▲麦科恩（右）与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关系亲密，罗伯特在秘密行动作业上扮演关键角色。▲约翰逊总统（左）换掉麦科恩，改派倒霉鬼雷伯恩海军上将，照片是1965年4月摄于约翰逊农场。▲1966至1973年担任局长的赫尔姆斯（左）争取并赢得了约翰逊总统尊重。照片是1965年赫尔姆斯获任副局长前一个星期初会约翰逊。▲1968年，自信满满的赫尔姆斯（左一），在周二午餐会上向约翰逊总统和迪安·腊斯克国务卿做简报。▲1969年3月，尼克松总统在中情局总部与欢迎者握手。▲1976年6月17日，老布什、福特总统与布朗特使讨论贝鲁特撤退事宜。▲1975年4月西贡沦陷之际，科尔比局长（左一）向福特总统做简报。福特两侧为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最右）与国务卿基辛格。▲1979年11月，卡特总统请首席军事与外交顾问到戴维营讨论伊朗人质危机，殿后的即是唐纳局长。▲1985年6月，里根总统与国安小组在白宫战情室讨论环航客机遭劫持事件。此次人质危机以秘密交易收场；右二为凯西局长。▲冷战结束形成中情局6年内5换局长的现象。不仅高层人事更迭频繁，秘密工作人员与情报分析员也大批出走。上图从左至右为韦伯斯特、盖茨（最后一位出身中情局的局长）和伍尔西。▲约翰·杜奇▲苦心孤诣7年，力图重建中情局的特尼特（右）与坐在椅子上的克林顿。▲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开打之际，特尼特（左二）在白宫与小布什总统（右一）、切尼副总统（左一）和白宫幕僚长卡德讨论战情。特尼特支持中情局的主张，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一任中央情报总监戈斯与小布什总统摄于中情局总部。▲中情局成立60周年之际，在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地位不保。2006年3月，海登将军（右一）在中情局总部宣誓就任局长时，中间鼓掌那位就是他的新上司国家情报总监内格罗蓬特，多诺万的铜像则在后面冷眼旁观。《中情局罪与罚》荣耀榜

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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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书店：2007年读者最喜欢的100本图书之一《时代》： 2007年十大非小说类图书《华盛顿邮报》： 2007年最佳图书《纽约时报》： 2007年100本最重要的图书之一《经济学人》：2007年最佳图书《波士顿环球》：2007年最佳图书《洛杉矶时报》：2007年最佳图书《沙龙》： 2007年十大最佳图书《明尼阿波利斯晨报》：2007年最佳图书《匹兹堡公报》：2007年最佳图书《盐湖城论坛报》：2007年最佳图书权威媒体推荐

如果有一天中情局倒台了，蒂姆·韦纳将难辞其咎……在书中……他描绘了这个机构毁灭性的图景……中情局无法预见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主要事件、侵犯人权、秘密调查普通的美国公民、暗杀外国领导人，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秘密行动上，却在其核心使命——搜集和分析情报上，一败涂地……《中情局罪与罚》在新闻报道和历史书写方面都极其成功，每一位对中情局或二战后美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都不可不读。——《华盛顿邮报》

不管描述的是深入还是粗略，韦纳在书中所谈及的这些灾难性事件，对于读者来说，以前都略有耳闻。但通过本书作者广泛深入地调查，读者就能一窥中情局长期以来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全貌。调查的结果便是对美国情报政策和运作最严厉可信的控告。——《出版商周刊》

中情局近期大张旗鼓地解密了一系列据说是其“腹中骨”的内部报告……对中情局一反常态的“开放”所表现出的过度反应，表明了公众和媒体对中情局的真正了解是少之又少。幸运的是，蒂姆·韦纳的杰作《中情局罪与罚》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真的不同凡响，是描写间谍方面最好的一本书。——《华尔街日报》

这是本年度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本书。说它令人“毛骨悚然”，不仅是因为该书记录了CIA卷入暗杀、政变、暴力、渗透、破坏、颠覆、散播谣言、扰乱社会，更是因为在美国标榜的民主制度下竟能任由这样的秘密间谍机构为所欲为，令人不寒而栗。——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韦纳对中情局的报道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趣味性极强。—— 《纽约时报》

这部有关美国中情局历史的新书，列出了中情局的众多情报失误，指出中情局未能对任何一起重大国际事件作出预测，其中包括朝鲜战争、柏林墙倒塌、“9·11”恐怖袭击事件。——《星期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对美国间谍机构的历史进行了极富魅力同时也言辞犀利的讲述。——《波士顿环球》

本书描写的是一所已经失控的机构，令人眼前一亮，极具史诗气质。——《琼斯母亲》

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读读本书，通过这本书，你将会对打着美国公民的旗号，耗费着美国纳税人金钱的这所机构是如何作恶多端有一个全景性的认识。——《巴尔的摩太阳报》名人推荐

本书以美国在伊拉克的灾难性败局收尾，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和批判色彩很浓的中情局史。——马克·鲍顿《大西洋月刊》首席记者，《黑鹰计划》作者

蒂姆·韦纳博览深耕，写出这本纵跨60年、精彩纷呈又不乏说服力的中情局史，书中每段引言皆有据可考，这足以证明他不凡的写作功力，也证实美国政治制度有一定的透明度。——斯蒂夫·科尔前《华盛顿邮报》编辑部主管，普利策奖获得者

本书和所有一流的历史作品一样，是结合深厚的历史素养、翔实的报导和发人深省的秘闻写成的，极具教育性和启发性，见解不凡。蒂姆·韦纳在书中说古道今，娓娓细说中情局草创时就存在的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美国的伤害。——泰德·格普《秘密国家》作者，《华盛顿邮报》著名调查记者

这是一本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书。蒂姆·韦纳以丰富的报道和档案数据，剖析了中情局在传统情报上表现糟糕的原因。它是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也是一个警告。美国必须培养了解和面对世界局势的能力与意志。——沃尔特·艾萨克森畅销传记《爱因斯坦》作者，鹅毛笔奖最佳传记得主

这本新书称，中情局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推翻外国政府的秘密行动方面，而不是用来收集美国敌手的情报，这使它未能对任何一起重大国际事件作出预报。——毕远 中新社《中情局罪与罚》是第一本全面介绍中情局历史的中译本，有正史、人物和事件，既可作为研究人员的参考书，又可作为生动有趣的大众读物。——张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

中情局是美国霸权政策的执行者和助推手，是在别国搞政变颠覆的幕后黑手，也是操纵国际舆论的高手……《中情局罪与罚》一书反映了美国人对中情局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挑剔和不满，既要中情局做得更多，又要中情局做得更好。——魏宗雷 美国问题专家

本书记述历史全面，故事引人入胜，人物丰富多彩，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中情局的来龙去脉，认清其性质和本来面目，作者所说的中情局业绩或败绩都是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服务的。——罗琪 中国网

读了很多间谍小说，也知道许多冷战时期中情局的传奇故事，但《中情局罪与罚》仍然让我爱不释手，一气读完。尽管中情局有种种不是，但没有CIA，就没有今天的USA，这是美国的病理。——马维国 北大医院和阜外医院博士推荐序中情局——美国全球霸权的双刃剑韩东屏（著名翻译家、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教授）《中情局罪与罚》原书名的字面意思是“灰烬的遗产”，有“灰飞烟未灭”之意。作者通过采访中情局的高官，研究中情局的解密档案，把中情局历史上的各种无能和失误披露出来，可以帮助世人对中情局这个美国最神秘的政府机构有所了解。

人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克格勃（简称KGB，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译者注）与中情局之间斗智斗勇、风花雪月的一些故事，但关于美国中情局的来龙去脉却知之甚少。可以说，全面记录中情局60年历史的书，中文译本目前仅此一部。通过蒂姆·韦纳的书，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中情局的一些内幕和全貌。

没有中情局并不等于说以前美国就没有情报和秘密特工行动或有关机构。中情局的前身是二战时期成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二战后的1947年，由杜鲁门总统改组为中情局至今。著名小说《红岩》中提到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就是1943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特工机构。中美合作所为国民党政府培养了大批特务，主任又是军统局头子戴笠和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因此必然沦为镇压中国人民的残暴工具和帮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此有这样的评论：“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做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中情局主要职责是为美国总统及其他高官搜集国外情报，其主要对象不是美国公民。对美国公民的监控，需要美国司法部授权方可。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标榜公民对政府的运作有知情权。但美国中情局的内幕美国人很少知情。中情局的经费以及人员情况都是高度机密，所以美国国会对中情局的监管也很有限。中情局在国外的秘密行动，名义上必须由美国总统授权，但即使美国总统这种监控有效的话，中情局几乎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说战时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有效打击对手，中情局还算是必要的原罪，而和平时中情局的罪恶就完全不可饶恕。

印裔加拿大籍教授哈利·夏尔马说过，我们这个世界上的90%的灾难，是由美国造成的。他的这个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其实美国在海外干的坏事当中相当一部分又是由中情局的秘密行动造成的。美国政府在世界上大力标榜自己的民主政治，极力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所谓的民主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主义。霸权主义的实质就是别国必须符合我美国的利益和意志，否则就通过公开或秘密的行动干掉你，或至少让你日子不好过。

美国中情局以冷战的名义，在中美洲以秘密行动的方式，推翻了11个民主投票选举出来的西方式民主政府，使资源丰富的中美洲内战不断、民不聊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中情局贩卖毒品筹资贩卖军火给伊朗，筹资支援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在尼加拉瓜境内外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让该国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中情局的暗箱操作才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立法限制中情局在海外的暗杀行动等。中情局策划了巴西1964年的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导致军人执政至1958年。上世纪70年代，中情局以反共的名义，推翻了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导致皮诺切特政权的暴政，成千上万的智利左翼人士被杀。中情局为了暗杀敢于抗拒美国的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尝试了上百种暗杀手段，包括臭名昭著的“猪湾登陆”。卡斯特罗可以说是大难不死。这在本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1954年，中情局在中东与英国情报机构联合策划导演了推翻伊朗摩萨台的民选政府，扶植巴列维国王的独裁政权，直到1978年该政权被伊朗人民的伊斯兰革命推翻。这是当前美伊关系陷于僵局的主要历史背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情局策划支持萨达姆的复兴党推翻伊拉克政府，萨达姆上台后，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马前卒，他对内镇压异己，对外挑起对伊朗长达10年的战争，成为美国打击伊朗的一个工具。两伊战争中，中情局对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出卖军火，大发战争财，100多万伊拉克和伊朗民众死于战火。最后，中情局又提供萨达姆有核武的假情报。美国政府根据这一假情报，在萨达姆已经愿意投降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政府打着从萨达姆独裁政权下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幌子，为的是以伊拉克为突破口，然后西攻叙利亚，东攻伊朗，彻底消除其盟友及在中东的支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如果不是美国在伊拉克遇到伊拉克人的强烈反抗，叙利亚、伊朗都可能陷于战火之中。如果美国在中东得手，布什“邪恶轴心”的下一个目标就在劫难逃。一个个解决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了。美国就会支持中国的反叛分离势力，挑起对抗。如果与美国开战，美国就会纠集其已部署在周围的盟国等南北夹击。届时厄运就会降临。这一切，都因为美国深陷中东阿富汗，而暂时缓解。

在亚洲，中情局更是没少干坏事。1965年，中情局策动了印尼军事政变。苏哈托独裁政权在印尼执政30年之久，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由中情局策动了他的下台。美国中情局于1965年策动了柬埔寨朗诺政变，推翻了不肯与美国合作的西哈努克国王，导致柬埔寨这个祥和的佛教之国长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

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争霸，美国逢苏必反，中情局支持苏联支持的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从非洲今天的许多内战，分裂主义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中情局的影子。上世纪50年代，中情局为了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在美国西部训练西藏的叛乱分子，然后空投到西藏境内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游击战，搞暗杀破坏。失败后，又策动叛乱分子，挟持达赖叛逃。在中情局的策动和支持下成立“流亡政府”。这些年来，中情局为了给他披上合法的外衣，让他得诺贝尔奖，让他到各国演讲，在欧美窜来窜去。达赖集团公开承认长期接受中情局资助，他和许多敌对势力一样是中情局实施颠覆活动的工具。

被美国政府称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都是中情局当年策划扶持起来的。他们为了颠覆亲苏的阿富汗政权，于1979年底开始武装训练拉登和他的组织，在阿富汗从事反政府活动。苏联1980年出兵阿富汗，陷入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美国坐山观虎斗。但不知从何时起，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却成了美国人的死对头。可见，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手，只有永恒的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政府建立的中情局是美国政府控制世界的一个难得的工具，它给全世界造成了无数灾难。中国有句老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情局在全世界作恶多端，让全世界人民渐渐看清美国政府的真正本质：什么民主，什么人权，全是美国政府用来推行其全球霸权的暴力工具和舆论工具，也就是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为了美国的霸权利益，中情局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只能让全世界人民看清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本质。

中情局在世界上的运作，不仅限于上述的军事方面。中情局还是高明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士，这方面往往被人们忽视。据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通研究，写过《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等家喻户晓作品的乔治·奥威尔就是中情局的合作者。他创造出的“人人平等，有的人更平等”、“极权国家”、“警察国家”、“大哥”等词语，在西方成了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称，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道德优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情局实际上是美国的宣传部。1956年中情局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偷取出来，发表于《纽约时报》，导致95%的美国共产党员退党，90%的欧洲共产党人退党。这些共产党人把苏联看做是工人的天堂，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曾是他们信仰的支柱。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变成恶魔，他们难以承受，结果让中情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情局少有的成就，《中情局罪与罚》中也有提及。中情局经常把别国的所谓秘密拿出来发表，让别国难堪，误导舆论，呼风唤雨，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这一招在国际政治中是非常管用的权谋伎俩，其他有志者不妨以毒攻毒。

中情局创办或资助了不少公开刊物和报纸。有的刊物直接针对中国，主要为了占领中国研究领域里的话语权。国际大赦、自由之家等组织，都是中情局发起的。他们冠冕堂皇地揭露别的国家，特别是不跟美国指挥棒转的国家的人权记录，评判别的国家自由度，其实这都是美国中情局的工具。世人不知就里，难免受这些组织的左右，对他们的各种报告进行反驳评论，其实也正中中情局下怀，落入语言圈套。

美国政府在中情局花了大量的经费，尽管美国政府对中情局的经费秘而不宣。但许多人估计美国每年花在中情局上的费用，可能在500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而且为了应付美国所谓的反恐需要，应付美国在全世界的各种挑战，这种花费将越来越大。美国要控制全世界，要想维持其全球霸权，就离不开中情局这样的机构。但世界霸权也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和失控，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世事总是如此。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扩张，中情局的坏事做绝，可能最终就是美帝国垮台的契机。所以说，中情局充其量只是美国全球霸权的一把双刃剑。

蒂姆·韦纳的畅销新书《中情局罪与罚》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作者总体上是对中情局大加挞伐、挖苦揭短，大批中情局过去60年干了不少蠢事，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可话说回来，中情局要是再“好”点，再“能干”点，再“聪明”点，那全世界可能更遭罪，其他国家更没好日子过了。尽管如此，本书历史线条清晰，故事情节生动，史料详实可信，人物有血有肉，行文引用大量档案文件，是一本不错的非小说类读物，也是一本严谨的学术专著，值得大众一读，也可供大学、研究机构参考。作者是美国人，肯定会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不可能完全揭批美国和中情局的本质。他尽量把美国的罪过说成是中情局的罪过，也就是说，美国的罪，中情局的罚。中情局虽然对本书装模作样地发表了官方声明，表示愤慨和指责，但实际上也无所谓，因为谁也不可能因为这本书受到处罚下台。可以说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美国玩的戏法很能迷惑人。引言美国为何至今未能建立一流的谍报机关？《中情局罪与罚》第一个记录中央情报局60年的历史，分析了西方文明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未能建立第一流谍报机关的原因，而这一失败已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情报工作是一种秘密活动，旨在了解或改变国外形势。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之为“极其无聊却又十分必要的差事”。一个国家要将力量投诸海外就得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能够预见未来，预测意外，预防人民受到攻击。少了强大、精明、敏锐的情报机关，总统和将领们很可能有目如盲，东跌西撞。然而，综观美国历史，身为超级强国的它，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情报机关。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罢了。中情局的编年史充斥着蠢事与不幸，间或穿插一些英勇之举与狡黠伎俩的花絮。史料里记录的全是他们在海外短暂的成功和永远的失败，因小失大的事比比皆是，并深深打上国内政治交锋和权力斗争的烙印。中情局的成功或许挽救了一些生命与财产，但它的失误却导致人财两空。事实证明这些失误对美军和海外工作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约有3 000人丧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至今，已有3 000余名美军牺牲。没能履行“让总统知道世界形势”这个核心使命，是中情局无可推诿的罪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美国尚无情报机关，战争结束几个星期后还是没有建立情报机构。大量士兵被遣散复员之后，对特勤工作有点经验又想继续与新敌人斗争的人只剩区区几百个。1945年8月，战时“战略情报局”指挥官威廉·多诺万将军提醒杜鲁门总统：“除了美国，各个主要的强权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常设全球性情报机关，直接向政府最高层报告。在此次战争之前，美国没有海外秘密情报机关，而战后也没有一个类似的情报组织。”可悲的是，直到今天美国真正的情报机关仍付之阙如。

中情局原本是要成为这种组织的，可惜该局的设计蓝图失之草率。美国的老毛病不可救药：保密和欺瞒终非所长。大英帝国瓦解后，美国成为对抗苏联的唯一力量，它拼命了解这些敌人，为总统深谋远虑，以便事到临头时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情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醒总统防范突袭，避免重蹈珍珠港事变的覆辙。

20世纪50年代的中情局，数千名职员都是“爱国”的美国人，其中不乏历经战争淬炼的勇士，有的更是有智有谋，但真正了解敌人的却少之又少。总统在对中情局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下令中情局通过秘密行动来改变历史进程。当时担任中情局西欧秘密行动主管的杰拉尔德·米勒写道：“和平时期的政治与心理战争是一门新技术，有些技巧我们虽已知道，但仍缺乏理论和经验。”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基本上是盲人骑瞎马，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做边学，从战争的失误中汲取经验。那时，中情局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谎报信息，隐瞒在海外的种种失败，并靠这些谎言来保住自身在白宫的地位。深谙冷战时期情况的长官唐·格雷格说，中情局的势力如日中天，盛名在外，实绩却惨不忍睹。

越战期间，和美国大众一样，中情局对自身的危险置若罔闻。中情局发现自己和美国媒体一样，若是汇报的内容与总统的先入之见不符，便会遭到驳斥。中情局屡受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几位总统的责难与嘲讽。他们都不了解中情局的运作情况。前中情局副局长理乍得·克尔指出，他们在位时“不是期望中情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是认为它什么事都做不好，然后又持相反的看法。他们一静下来就前思后想，游移不定”。

作为白宫的一个机构，中情局要生存就得先引起总统的注意。但它很快便发觉，尽对总统说些不中听的话实在很危险。中情局分析人员慢慢学会了萧规曹随、因循守旧。他们误解敌人的意图和能力、错估共产主义的势力，并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判断失误。

冷战时期中情局的最高目标是吸收间谍窃取苏联机密，但它始终无法找到可以深入了解克里姆林宫运作的人。有重要情报可向美方透露的苏联间谍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美方吸收来的，最后这些人都送了命，全被莫斯科当局逮捕并处死。在里根和老布什总统时期，这些人几乎都是被中情局苏联情报科的内奸出卖而葬送性命的。里根时期的中情局启动了一项规划不周的第三世界任务，即贩卖军火给伊朗革命卫队，再把所得投入中美洲的战争，这不但违法乱纪，更把仅余的一丝信誉消耗殆尽。更可悲的是，中情局放过了主要敌人最致命的弱点。

了解敌方的重大责任落在“机器”上，而不是由“人”肩负。侦察技术日新月异，中情局的目光却越来越短浅。侦察卫星使中情局有能力计算出苏联的武器数量，却无法提供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崩解的重要情报。中情局的顶尖专家在冷战结束后才看到敌人。中情局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协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红军入侵，让苏联受到重创，获得少有的成功。然而，它未能预见自己所支持的伊斯兰战士会把矛头转向美国，蓦然醒悟后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挫败。

冷战时期维系中情局的理由，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松动。中情局中还是有些人很努力地想要认清时局，可惜人微言轻。虽不乏有才干的官员致力于在海外为美国效力，但是人数太少了。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探员，就比中情局驻外官员还要多。当20世纪接近尾声时，中情局已称不上是功能完善的独立情报机关了。它成了五角大楼的二级分局，只是替一些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战争作些战术分析，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制定战略。它无力防止下一个珍珠港事变发生。

纽约与华盛顿遭受恐怖攻击后，中情局派出一些老练的秘密行动干员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追捕基地组织（或称盖达组织，是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头目。然后，中情局向白宫提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报告，这使它作为可靠机密情报来源的地位荡然无存。它根据一盎司微不足道的情报，炮制出成千上万的报告。紧接着，小布什总统和他的行政班底滥用当年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中情局，使它在海外变成了准军事化的国际警察，而在总部则成了瘫痪的官僚机构。2004年小布什宣布中情局对伊拉克战事的评估“纯属臆测”，这就在不经意间宣判中情局的政治死刑。历任总统从未那样公开责难中情局。

中情局在美国政府中的核心地位，随着2005年中央情报总监一职的撤消而告终，现在若想救亡图存就得改组重建，而这势必要花上好几年工夫。了解世界真相一直是三代中情局官员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但新一代官员中能熟知国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却不多见，能掌握白宫政治文化者更是少之又少。反过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任总统、每一届国会和每一位中情局局长，几乎都不了解中情局的机制。这些人大多都只会把中情局“管理”得比他们刚接手时更加糟糕。他们的失败留给后世的只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历史灰烬的遗赠”。美国仍在原地踏步，重新回到了60年前中情局草创时期的混乱状态。《中情局罪与罚》试图说明，美国何以至今仍缺乏未来岁月里所需要的情报机关。书中引用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档案中所记录的理念和言行。档案记录了美国领导人把力量投诸海外时所说的、想要的和所做的真实的一面。为完成本书，我阅览了5万多份中情局、白宫和国务院的文件档案，2 000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历史，并自1987年开始，对中情局官员与退休人员（包括10位中情局局长）进行了300多次访谈。

书中所言皆有据可考，没有匿名消息，没有胡乱引述，更没有道听途说，堪称第一本完全根据第一手报告和资料文件编纂而成的中情局史。然而，它并非完美无缺，没有哪一位总统或中情局局长能知晓局内所有事情，局外人更是难以掌握全貌。我在书中虽然未能写出全部事实，但已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到所说的全部属实。

但愿这本书可以成为警示。除非美国能找回那双看清事实真相的眼睛，否则可能无法长久享有强权地位，而这正是中情局曾经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时间会揭开所有的秘密。——让·拉辛《布列塔尼库斯》（1669年）第一部分　“情窦”初开杜鲁门时期的中情局：1945～1953中情局在1947年9月18日诞生了。中情局先天就具有诸多重大的缺陷，它的功能原本是要整合部院各局的情报报告，可是却从一开始就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强烈而无情的反对。中情局不属它们管辖，如同继子般不受重视。再者，它的隐秘性也常常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第1章　情报机关应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

杜鲁门要的只是一份报纸。

1945年4月12日，因罗斯福总统过世而突然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对原子弹开发和盟国苏联的意图概不知情。因此，他亟需获取情报来行使他的权力。

几年后，他写信给友人：“我刚继任时，总统没有办法统筹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罗斯福已成立了战略情报局（以下简称“战情局”），充当美国的战时情报机关，由多诺万将军担任指挥官。但多诺万所领导的战情局当初建立时只是权宜之计。因此，新设立的中央情报局取而代之之后，杜鲁门便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完全为总统服务的全球性新闻机构，每天提交新闻摘要。他写道：“我无意让它变成①‘斗篷与剑’的团体！原本的用意只是要它做个让总统知晓世界大势的中心。”杜鲁门坚称自己根本没有要中情局“充当情报组织。成立之初根本没这个意思”。

他的设想打从一开始就被推翻了。

多诺万认为：“在全球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情报机关也应该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他在1944年11月18日致函罗斯福，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早在1943年，他已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之请而着手规划，艾森豪威尔想知道如何将战情局变成美国军事机构的一环。多诺万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在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的同时，展开“海外颠覆活动”对付敌国。战情局的编制一直不超过1.3万人，比陆军一个师还要少。多诺万构想此部门能拥有独立人员，成为一支擅长反共、保卫美国免受攻击、向白宫提供机密情报的队伍。他敦促总统②“立即开工造船”，并表明他有意当这艘船的船长。

绰号“疯子比尔”的多诺万是英勇的沙场老将，曾因一战期间在法国表现英勇而获国会颁授荣誉勋章。但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信赖他的海陆军将领屈指可数。多诺万想通过网罗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广告人、新闻人、特技人员、窃贼和骗子来成立谍报机关，这令那些军队将领大惊失色。

战情局已培养了一批美国特有的情报分析人员，但多诺万以及他③那位明星干将艾伦·杜勒斯，却对美国人不熟悉的谍报和阴谋破坏技巧情有独钟。多诺万不得不依靠英国情报机关向他的手下传授这些手段。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情局勇士，深入敌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及巴尔干的反抗组织共同对付纳粹势力。二战的最后一年，多诺万的手下早已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因而他也打算直接派特工深入德国。人员是派出了，可最后都牺牲了。21个双人小组当中，只有一组还有下落。多诺万日思夜想的就是这种有点豪壮，也有点虚幻不实的任务。

多诺万的得力助手戴维·布鲁斯（日后出使法国、德国和英国）指出，“他有无穷的想象力，点子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激动起来会像一匹赛马一样呼呼喷气。他的指令，一看就知道即使不荒诞不经，起码也异乎寻常，但如果哪位下属拒绝完成他交待的任务，那就惨了。我曾在他的指导下花了好几个星期辛苦测试，看看利用从西方洞穴捉来的蝙蝠摧毁东京的可行性。”在蝙蝠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这就是战情局的精神。

罗斯福总统一直对多诺万有所怀疑。1945年初，他命令白宫首席军事助理理乍得·帕克上校，针对战情局的战时活动展开秘密调查。帕克才刚着手调查，这条消息便从白宫泄漏出去，立即成为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它们齐声警告：多诺万想要成立“美国的盖世太保”。消息一走漏，罗斯福便极力敦促多诺万将计划秘而不宣。1945年3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简称JCS，通称参联会主席）正式将多诺万的计划束之高阁。

参联会主席希望新的谍报机关服务于五角大楼而非总统。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以将校和文职人员为主的情报交流中心，负责过滤由驻外武官、外交官和谍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以提供给4星上将级指挥官作参考。由此，持续三代人的美国情报机关控制权争夺战逐渐拉开。“极其危险的事情”

战情局在美国国内地位不高，在五角大楼里更是微不足道。该机构不得查阅从日本和德国截获的最重要的通信资料。用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参谋长克莱顿·比斯尔少将的话来说，美国高级军事官员都认为，由多诺万领导一个由文官组成的独立并且能直达总统的情报机构，④“在民主国家里是桩极危险的事情”。

战情局里有很多正是珍珠港事变时酣睡不醒的那帮人。美国军方早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之前就破解了日方的若干密码，知道日本可能发动攻击，但万万没想到日方会如此孤注一掷。破解的密码秘而不宣，也没有告知前线指挥官。军方内部的对立，也意味着情报的分散、隐秘与零乱。既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拼图板块，当然也就没有人能总揽全局。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国会才着手调查美国何以遭此突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才恍然大悟，需要以新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珍珠港事变之前，在国务院的一小排档案柜里，就可以找到覆盖⑤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相关情报。但这些消息只是来源于数十位驻外大使和武官。1945年春天，美国对苏联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

唯有罗斯福才能让多诺万成立高瞻远瞩、全知全能情报机关的梦想复活。因此，4月12日罗斯福逝世那天，多诺万顿觉前途黯淡，自怨自艾大半夜之后，来到他最爱光顾的巴黎丽兹饭店楼下，和战情局官员威廉·凯西（日后成为中情局局长）吃了一顿沉闷的早餐。“你觉得这对组织有什么影响？”凯西问道。“恐怕是要完蛋了。”多诺万答道。

就在同一天，帕克上校向新总统杜鲁门提交了极机密的战情局调查报告。这份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完全解密的报告，可谓是一把由军方打造，再由1924年即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磨利的政治谋杀凶器。胡佛看不起多诺万，自己又怀有掌控全球情报机关的野心。帕克的报告不仅摧毁了多诺万为保护特工所创造的神话，更在杜鲁门心中播下了日后对秘密情报活动深刻而持久的不信任感的种子，断送了战情局存在的可能性。报告说，战情局“对美国人民、商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

帕克没有提出战情局有助于赢得战争的任何重大例证，只是无情地列出战情局失败的事实。干部训练“粗糙且漫无组织”；英国情报指挥官认为可以把美国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利用战情局得偿所愿；德国间谍已渗透到战情局在欧洲和北非各地的活动；日本驻里斯本大使馆发现战情局官员打算窃取日方密码册，于是变更密码，造成1943年夏天美国“重大军事情报完全中断”。有位线人向帕克表示：“战情局这一愚蠢行为让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付出生命的代价，具体人数不得而知。”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情局提供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帕克写道：“战情局的失误以及错误估计敌人军力，导致大约1 100名法军丧生。”

报告还对多诺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掉落在布加勒斯特鸡尾酒会上的公文包，“被一位罗马尼亚舞者拾起，转到盖世太保手中”。他对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迁不是看绩效，而是根据此人在华尔街和“社⑥会名人录”的人脉；他派特遣队到利比里亚之类的偏远工作站之后，就把他们抛诸脑后；他将突击队误派到中立国家瑞典；在法国，他派卫兵保护夺取的一处德军弹药库，后来却把他们炸得尸骨无存。

帕克上校承认，多诺万的手下确实执行过几次很成功的破坏任务，也营救了一些遭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帕克说战情局在办公室研究和分析的部门“表现不凡”，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后，分析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其他的必须走人。“让几乎不可救药的战情局人员在战后秘密情报机关里滥竽充数，岂不让人匪夷所思。”他提醒道。⑦

欧洲胜利日之后，多诺万返回华盛顿，设法挽救他的谍报机构。罗斯福去世后的1个月国殇期里，华盛顿上下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5月14日，在总统办公室里，多诺万向杜鲁门提议挖克里姆林宫墙脚来遏制共产主义。杜鲁门听了不到15分钟就草草打发他走了。

整个夏天，多诺万都在国会和新闻界展开反击。最后，多诺万在8月25日告诉杜鲁门，总统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作出选择。他提醒道：“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是人所共知。”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次，他原本希望一番好言好语能说动总统成立中情局，可惜他误解了总统的心意，杜鲁门已认定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1945年9月2日，也就是美国原子弹空投日本6个星期之后，这位美国总统将多诺万革职，并下令战情局在10天内解散。美国谍报机关就此废止。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次，他原本希望一番好言好语能说动总统成立中情局，可惜他误解了总统的心意，杜鲁门已认定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1945年9月2日，也就是美国原子弹空投日本6个星期之后，这位美国总统将多诺万革职，并下令战情局在10天内解散。美国谍报机关就此废止。本章注释

①《斗篷与剑》是1946年在美国上映的间谍战争片，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战情局强迫由加里·库珀饰演的退休教授加入，抢夺纳粹研发原子弹的成果。从此，“斗篷与剑”成为“间谍战”的代名词。

②罗斯福曾说，“要不是多诺万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共和党人，总统很可能是由多诺万来当。”

③艾伦·杜勒斯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胞弟，也是中情局第一位文人局长和任期最久的局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3至1959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

④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其实，陆军在战时的表现更差。陆军情报首长乔治·斯特朗少将已对多诺万新设立的独立机关“战略情报局”投以锐利的目光，并决定自行成立情报机关，他指示战争部所属军事情报局长海斯·柯洛纳准将，于1942年10月成立此机构。战争部成立于1789年，1949年改名为陆军部，隶属国防部。柯洛纳把不受多诺万重用的小法国佬约翰·格朗贝克上尉挖过来，并交代一些特殊的任务，如专注战时盟友英国与苏联针对美国的谍报及颠覆活动。这个情报组织被格朗贝克称为“池塘”，它既不受高层管制，提交的报告又完全不可靠。按照格朗贝克自己的估计，他80%的工作是在制造垃圾。它唯一可取的是其存在一直鲜为人知，“由于有些活动必须经总统批准，所以他知道它的存在”。不过，格朗贝克的雄心倒是不小，柯洛纳将军说道：“他不仅要建立秘密情报机关，了解现行的战争活动，更要为一个高瞻远瞩、永久性的秘密情报机关奠定基础，那将是美国政府高级情报和秘密情报活动的源头。”

⑤1941年10月，日后出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上尉，奉命筹建一个涵盖（从阿富汗经印度到澳洲）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情报单位。腊斯克表示：“信息不足的危害已毋庸赘言，我们目前就碰到这种无知的现象。”他请求调阅美国现有的档案：“有位诺斯老太太打开一个档案柜给我看，里面有一份《墨菲观光手册》，这份印度与斯里兰卡观光手册之所以会盖上机密印戳，只因为它是孤本。还有一份是1925年某武官从伦敦发回来的驻印英军相关报告，另外就是一大叠诺斯太太从一战以来开始做的《纽约时报》的剪报。就这些了。”二战期间，飞越喜马拉雅山往返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美军飞行员，完全是盲目飞行。腊斯克回忆道：“连一张作业区的1 000 000：1比例尺地形图也找不到。”腊斯克想为军方筹建一个缅甸语小组的时候，“我们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缅甸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而此人当时竟被关在精神病院。我们还是把他弄出来，让他当缅甸语教官”。

⑥“社会名人录”收录权贵富绅的姓名与住址，这些人多为社会精英，未必全是政治人物。

⑦欧洲胜利日指1945年5月8日，德国在这一天投降。第2章　中央情报组的暴力逻辑

1945年夏天，战情局驻德国主管艾伦·杜勒斯在柏林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齐全的大楼当新总部。他手下爱将理乍得·赫尔姆斯已在设法监视苏联人。赫尔姆斯在半个世纪后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赫尔姆斯欣然重返柏林，他在23岁时即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访问了希特勒，就此一炮而红。废除战情局之举令他哑然失色。杜鲁门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该局的行动中心，也就是征用来的那幢泡沫酒工厂里，愤怒与烈酒齐飞。艾伦·杜勒斯构想的美国情报部门的总部没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赫尔姆斯实在很难相信，任务就此戛然而止。几天后，战情局在华盛顿的总部传来电报，要他坚守岗位。“成立中央情报部门的神圣事业”①

电报发自多诺万的副手约翰·马格鲁德准将，此人1910年就在陆军服役，是一位儒将。他坚信若无情报机关，美国要获得世界的新霸权地位只能靠碰运气，不然就得仰英国鼻息。1945年9月26日，即杜鲁门明令废除战情局6天后，马格鲁德大步走过五角大楼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时机难逢——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本周刚辞职，他向来坚决反对成立中情局的构想。几个月前他就对多诺万说：“这在我看来极为不妥。”现在，马格鲁德要把握斯廷森离职的大好机会。

他和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联手抵制总统的命令。麦克洛伊是多诺万的老友，在华盛顿一呼百应。

马格鲁德带着麦克洛伊的一纸命令走出五角大楼，命令中说：“为维持战情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在“战略情报处”的新名称下，工作人员继续执勤。麦克洛伊接着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助理部长，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并告知杜鲁门要有所作为。马格鲁德信心满满地告诉手下，“成立中央情报部门的神圣事业”必会获胜。

赫尔姆斯受到暂缓执行解散令的鼓舞，着手整顿涉入柏林黑市（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买卖）的军官。那时，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20多箱骆驼牌香烟，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的奔驰汽车。他搜罗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所用。不过，由于忙着认清新敌人的缘故，这项任务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驻扎柏林基地的23岁军官汤姆·波尔格回忆说，到了10月，“我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弄清俄罗斯人到底想干什么”。苏联正在夺取铁路并重组东德政党。最初，美国间谍所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给五角大楼留下有人在紧盯红军的印象。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着手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11月，战略情报处派驻柏林的另一位23岁军官彼得·希契尔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全面接管东德。”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才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之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华北和朝鲜推进。举措稍有失当，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在对新战争的疑虑逐渐升起之际，美国情报圈的未来领导人物却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一派认为，应该透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透过秘密行动把战场深入到敌方。通过谍报活动尝试了解世界，赫尔姆斯即属此类；通过秘密行动试图改变世界，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是密西西比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情局新站长。红军和美军代表团已掌控首府，威斯纳立下军令状负责监视俄军。他和年轻有为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俄两国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俄罗斯人把酒言欢的战情局官员——他很自豪地向总部汇报说，他已和俄罗斯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他当间谍的时间还不到1年，俄罗斯人玩这种伎俩的历史却已超过200年。他们早已在战情局内部署人员，而且很快地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他们在冬至前后便已夺得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威斯纳眼睁睁看着27节载满人的车厢浩浩荡荡驶出罗马尼亚。这段记忆纠缠了他一辈子，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情局德国总部，与赫尔姆斯一起同病相怜。1945年12月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促膝相谈，却都不知道回国后美国是否还会容忍秘密情报组织存在。“一个烦人的机构”

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争取建立明确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独自拥有情报机关，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不仅国务院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

马格鲁德将军道出问题所在：“秘密情报活动屡屡违反法令。明白地说，这类活动必然是法外乃至非法的。”于是他很有说服力地主张应该由新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任务。

但这时几乎已没人可以填补这一空缺。马格鲁德在战略情报处的②执行官比尔·昆恩上校说道：“情报搜集活动几乎已陷入停顿。”战情局人员中6个有5个都回去重操旧业。他们认为，按照赫尔姆斯的说法，美国情报机构已时日无多，“没有深谋远虑，只是临时过渡性的安排，很明显是个粗糙的组织，过了今天没明天”。3个月内走掉近1万名工作人员，到1945年年底时只剩下1 967人。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几乎全走光了。亚洲地区23个工作站关掉15个。珍珠港事变4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搅乱美国情报机构，于是回到纽约，在兄长约翰·杜勒斯担任合伙人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威斯纳随后也回到自家在纽约的“卡特莱迪亚德”法律事务所重操旧业。

剩下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国务院另组研究局，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日后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③过会有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最有才干的人灰心绝望，纷纷回到大学或报社，空缺始终未见补足。往后数年间，美国政府都没有综合性的情报汇报。

杜鲁门全靠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美国的战争机器才能顺利解体，岂料机构人员解甲复员导致情报系统全盘瓦解。史密斯在战情局解散当天就提醒杜鲁门，美国有重返珍珠港事变前无知状态的危险。他担心美国情报已变得“一团糟”。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杜鲁门认为他已经造成混乱，决定拨乱反正，召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悉尼·索尔斯少将。后备役少将索尔斯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一心只想尽快回圣路易市。

令他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总监。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今天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观礼。杜鲁门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斗篷与剑刺探团”团长及“中央刺探局长”。此番戏剧性表演把惊惶失措的后备役少将推出来掌管这不值一提、为时甚短的“中央情报组”。索尔斯手下约有2 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但这些人中有很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或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我想回家。”他答道。

和继他之后的每一任中央情报总监一样，索尔斯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总统想要什么，连总统自己也不知道。杜鲁门表示他只要每日情报摘要，以④免每天早上看一大堆2英尺高的电文。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只有这一点是杜鲁门瞧得上眼的。

关于该组肩负的任务，有些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马格鲁德将军坚称，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从事秘密活动。话虽这样说，但书面文件上没有只言片语谈及，总统也绝口不提。因此，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则打从心底看不起他们。索尔斯虽继续担任总统的顾问，但这情报首长的位子却坐不满百日。他只留下一份重要的记录、一份有所诉求的绝密备忘录：“亟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唯一的认识，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俄罗斯通乔治·

⑤凯南。苏联想干嘛？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则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不苟言笑，堪称艾森豪威尔的杀手，战友同事对他又敬又畏。他事必躬亲，极尽辛劳。

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院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他和俄罗斯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了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艾伦·杜勒斯患上痛风的毛病，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这是一个坏兆头。

1946年3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调教。凯南已在俄罗斯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2 000多万人牺牲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许多国家，如今，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俄罗斯境外1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史密斯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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