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尔阶,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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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试读：

2012年出版了《资本是个好东西》，是尝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约四十多年讳言资本之后重塑资本形成机制的一个回顾。现在这本《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是想从政府和市场经济这个层面，探讨中国经济是如何驾驭资本实现超常增长的。

中国经济是如何实现超常增长的？从根本上说，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明确方针。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更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但是，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可能还会更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人福山一度把自由民主看作“历史的终结”，有些沉迷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借着这股“西风”，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这个“宏观调控下”，说它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畸形格局，质疑这是给“市场”设置了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争论究竟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还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就严词批判“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总是担心会“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多次强调只能是“有限政府”。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轨迹，发现有五个突出因素：

第一个突出因素是中国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主要是在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如过去的“两弹一星”这类重大项目，无论是建设、投资、技术引进、运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话语权，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惟其如此，中国才创造出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神舟飞船空间技术、军工、核电、新一代通信标准等战略产业的辉煌奇迹。中国修建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高速铁路网、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修建地铁，上海已经修建了688公里的地铁，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地铁线。最新的喜讯是C919大飞机在上海成功首飞。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把我们的高速铁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和超级计算机一起，并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这个评价，高屋建瓴，令人振奋。

第二个突出因素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国有企业进行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没有听从那些休克疗法的误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对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的主体，并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最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当然也是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第三个突出因素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联合和并购，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如邵宁所说，主要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由此推动了国退民进，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放掉的一大群中小企业恰恰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机会。现在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民营经济的就业占全国的75％，成了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四个突出因素，是在城市化方面，城市政府突破了西方国家政府“只能管理、不应参与经济”的框框，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那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来兴起的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而是别出蹊径，通过成功地掌控中国特色的城市资本，即利用政府所控制的“土地”加上“三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七通一平”（指“三通一平”再加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以及基础设施的资本，我通称为城市资本，在招商引资上引导外来资本的竞争，驾驭外来资本，发展了城市经济。由此，我发现正是城市政府的驾驭资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第五个突出因素，是资本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能鼓励金融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的机制。

什么是“资本化”？资本化的真正奥秘就在于，如何把企业具有创造未来收入能力的资产“开发”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资本。中国长期以来资本极度短缺，1990年证券市场开放，正好有了一个“资本化”的机制，给企业和市场提供了一个在银行之外直接融资的机会，通过股市融资、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私募和金融创新，成为分流银行资金的重要渠道。到2010年末，20年来累计为2000多家上市公司实现股本融资2.5万亿元，债券融资2.9万亿元；募集投资基金2.51万亿元，合共近8万亿元。到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开放25周年，沪深两地已有上市公司2827家，总市值53.13万亿元。2016年度A股市值收于50.62万亿元，沪深两市市值整体小幅缩水。人们习惯于把企业上市融资说成“圈钱”。证券市场并不是“点石成金”，但由此具有了一个从市场上开发资本并能以较高的收益作为回报的机制，为经济的超常增长增添了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说，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成功地运用强势政府，通过股份制改造，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改革和发展了具有强控制力的国有经济，从无到有地扶植非公有制经济，成功地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外来资本发展城市经济，从容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正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市场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且，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有30年对讳言资本的抑制，改革开放后重新认识了资本，这才有了这三十多年政府、企业一齐忙于引进资本和扩张资本的驾驭资本的活动，推动了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至于强势政府有什么负面影响？我以为，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60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和2.7亿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没有公平地对待8亿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还有追求经济业绩，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助长了污染，乃至区域分割，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政府的强势并非一成不变。政府在强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之后，要懂得退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的说法，就是“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中国的强势政府是从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演变过来的，它在干预经济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过度干预，即所谓错位和越位，或不懂得退场的毛病，这是中国的强势政府与生俱来的某种惰性，或者说是固有弱点。因此，我们在正视强势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惰性或固有弱点。我以为，正如西方在政府干预上往往有画地为牢过分犹豫的惰性一样，中国则往往有政府当家惯了、干预过多和不愿退场的惰性。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都必须克服各自的惰性。

还要看到，最近这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速铁路加城市群，充分发挥了级差收益原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作用。以长三角的无锡市来说，2011年无锡的人口是467万人，2015年达到651万人，4年增加了将近一半的人口，这都是得益于高速铁路推动了长三角大城市、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了无锡市的地域扩大和经济繁荣，因而才带来了人口的增加。但是，在经济学界，很多谈论经济增长的文章却很少谈到高速铁路加城市群和级差收益原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几乎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一个盲点。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方面，给有志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荣卫红女士不辞辛苦，特别是对本书书名反复商讨，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还要感谢郑捷同志为本书穿针引线，侄女邵鸣为本书出版奔波，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目录CONTENTS

序

引言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驾驭资本 一、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二、习近平推进“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三、重新认识资本与拨乱反正四、驾驭资本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五、小康时期在宏观上的驾驭资本必须告别“穷管”六、中国的强势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七、强势政府站上了“历史的终结”的位置八、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一个驾驭资本的问题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了中国崛起 一、计划经济时期驾驭资本的成功与失误二、国有企业体制的缺陷三、“包干”和“拨改贷”的改革及其副作用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五、国有经济管控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力推股份制改造

与公司上市六、执行两个“毫不动摇”上的偏颇七、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制度自信

第二章　民间资本峰起壮大了非公有经济 一、“从无到有”：多方面扶植民间资本二、正名立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三、早期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个模式四、民营经济在新世纪的新发展五、民营企业发展的几个案例六、民营企业不必急于走出家族制

第三章　城市政府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城市经济 一、现代化城市经济的特点二、“时空压缩”和城市化时空关系的实践三、城市政府驾驭资本“以城引市”四、城市政府成为从事“经营空间”的准经济组织五、城市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案例六、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第四章　从高速铁路谈到技术引进要保持主动权 一、中国高铁崛起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二、高速铁路“时空压缩”下的五个超级城市群三、高速铁路加城市群的“时空压缩”使城市经济的发展如

虎添翼四、站在“互联网+”风口上的城市经济五、“高铁危言”噪音引起的议论和思考六、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需要有国家的直接掌控和驾驭

第五章　金融改革：在市场经济中驾驭金融资本 一、1979—1993年：建设以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二、1993—2003年：把专业银行改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三、2003—2010年：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四、“银行贱卖”与“投行思维”的愚蠢五、金融改革：告别“仇富”的金融管制，向民间金融开放

第六章　资本运营：投资银行争夺货币和驾驭资本 一、券商的金融创新，鼓励资本市场同银行分流资金二、债券市场孕育着券商创新的商机三、资产证券化是“资本化”和金融创新的又一大商机四、以价值发现和优化资源配置为己任，建设一流投资银行五、资本运营方式举例六、投资银行如何从“价值发现”上创造财富？七、创建中金公司：中国建设一流投资银行的成功案例

第七章　农民工市民化和新的农村建设 一、大规模农村人口的迁徙：改变二元经济的唯一的出路二、农民工市民化：首先把农民工从附着于家庭承包的土地

上解放出来三、城市要告别旧的征地套路，重点是盘活存量四、农民工市民化：特大城市能不能走在前面？五、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六、最新的重磅消息：农地“三权分置”七、简短的结束语引言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驾驭资本

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用六十多年时间，走了西方大国工业化二百多年的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66亿元，1978年提高到3650.2亿元，29年增长6.83倍。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停滞不前。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反而下降为5.0％；1948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排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却是排倒数第2位；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

1978年的改革开放，各项灵活的政策为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2.72万亿元，比之1978年的3650.2亿元，14年增长6.45倍。

中国经济真正的超常增长，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的。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1万亿元，比之1992年的2.72万亿元，24年增长26.36倍。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统计局每年实际增长率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62％，同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年均增长3％—5％相比，中国约有4％—5％的超常增长。假如在过去24年中，中国像一般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常规市场的均衡经济增长路径，那就会失去每年至少4％的超额增长，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就不会是74.41万亿人民币，而会是不到当年GDP总量的一半，即在37万亿左右。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关键更在于挑战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超常增长的起源，还是要从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启动了驾驭资本的钥匙说起。一、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最初只有一个先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后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真正的实践，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难题，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熏陶下难以自拔，不但讳言资本，而且长期不敢言富。扭转乾坤的，是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了驾驭资本的钥匙。

新中国成立是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民族解放战争阶段，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只不过领导它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共产党；革命的目标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曾经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即使在1953年的《毛泽东选集》中编入此文时修改为“必要的发展”，那也总是要允许发展的。这一正确、伟大而又英明的论断，曾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开明资本家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直到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仍然是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应该说，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作的谨慎和城市政策的正确，才赢得了1953—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但是，毛主席的阶级政策，一向是“亲贫远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改，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均贫富；城市职工低工资，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谁也不敢讲劳动致富。1952年，刘少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这已经是初露“仇富”的端倪；1953年农业合作化时，仍然是提“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问题是1954年，毛主席“按照新的情况”重新作了阶级分析，说是要“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1)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由此改提“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口号，并且固执地把不同意这一主张的邓子恢批判为右倾，迫使邓子恢作了检讨。这就不仅仅是“亲贫远富”，而且是不允许有新的“劳动致富”了。所以十年后的四清运动是提“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是“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城市工商业，最初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号召下的“多种所有制共存”，1956年变为敲锣打鼓“全面公私合营”，提倡给资本家分红；“文革”时却鼓吹取消定息，反对剥削，史无前例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文革”后期，更是从“亲贫远富”发展到公开“仇富”，人们高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主席时刻担心市场经济的小生产自发势力会使中国沾染上修正主义。他常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乃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法权，废除八级工资制；认为“我国现在实行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等等”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时刻担心“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而“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不但带来了贫穷，而且使中国的短缺经济更加短缺，商品供应极其匮乏。到了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煤、油、糖、布、肉、蛋、卷烟，春节的花生、瓜子，直至青年人结婚的床、柜、桌、椅、暖瓶和“三五牌”闹钟，无不凭证供应。我们能够用以自我宽慰和解嘲的，却是斯大林的一个权威性的说法，认为生产的增长落后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对长时期的贫穷和消费不足虽手足无措，却安于靠发票证和排队来抑制消费。从根本上说，共产党在革命时的口号一直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并没有昭示革命胜利后要让无产者也能成为有产者；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一直实行“仇富”的金融管制，认定一切金融活动都同孳生资本有关，一切金融活动只能由国家垄断，不能让民间染指。

1949—1978年这29年，即通称为计划经济的30年，尽管也有不少挫折，但是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毕竟增强了国力，是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功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为后世子孙作出巨大的贡献。

十年“文革”，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城乡劳动者一贫如洗。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有6万多人经宝安县偷渡逃入香港，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那时逃港的民众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1977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汇报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面对上述平均主义旧体制旧理论的枷锁和“厌资”“仇富”思想的束缚，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登高一呼，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大声疾呼，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确实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就是后来邓公反复阐释的“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大理论。正是这个允许“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改革开放中一切致力于勤劳致富的劳动者启动了重新认识资本的钥匙，使我们走出了贫穷、短缺和匮乏。而邓公后来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是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活的现实终于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过30年的计划经济，我们并没有“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处于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过的那个应当容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没有沿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提法，而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了一个新的提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新提法，为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留出了广阔的空间。

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接着，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更是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观点。这些都是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具体化，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这些构想，影响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人的生活总是需要比较。十年“文革”把劳动者逼得一贫如洗，而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让广大劳动者敢于打破一切平均主义和“厌资”“仇富”旧体制旧理论的思想禁锢，由此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与劳动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允许人们“先富起来”，就得允许人们积累资本、驾驭资本，允许人们用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和驾驭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因为启动了千家万户城乡劳动者重新认识资本的钥匙，这才有了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是让农村的土地从集体资本的捆绑中又还原为个人和家庭的自由资本。而1979年知青返城大潮催生了中国城市初始的个体私营经济，让城市居民在走投无路中认识到这些修车、修鞋、补锅、照相、缝衣、开小吃摊铺……正是养家活口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本。固然，这一工一农都是恢复了“小生产”。确实，正如毛主席时刻担心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一贫如洗的千家万户的城乡劳动者，如果没有原始资本，没有这个初始的“小生产”，就不可能解决温饱，更不可能像中产阶级一样富裕起来，又何从谈论社会主义？！何从谈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上去！

后面，接踵而来的，是80年代允许技术入股；90年代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这是承认技术和管理都是资本。1990年股市开张，劳动者可以购买股票成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有产者”；而1998年改革“福利分房”，实现“居者有其屋”，劳动者更是第一次成为拥有不动产的有产者。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明确把“资本”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且明确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7年中共十七大更明确宣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劳动者告别“无产者”，步入资本的殿堂，一步步地迈入了“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的社会。二、习近平推进“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以后不久，2012年12月24日，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何谓中国梦？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着，习近平把实现“中国梦”同“两个一百年”联系起来。

习近平同志说，“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这里说得很清楚，中国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是在2049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毫无疑问，习近平的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这个梦想，凝聚和寄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屈辱的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

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在2013年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共十八大精神上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共十八大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部署，赋予人民政协更重大的责任、更光荣的使命。习近平富有诗意地表示：“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为了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是习近平2014年年底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习近平任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时，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对于十七大报告，这次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丰富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发展偏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不够。这有国情因素，也有发展阶段因素，但作为一个地方治理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习近平深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性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即使国家发展起来了，老百姓也会抱怨。一个醒目的现象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更加难以容忍，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提出“五位一体”，可谓敬畏民意，顺应民心，顺应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

习近平十八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此外，习近平还在2014年“两会”期间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领导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突出三“严”三“实”，贯穿了习近平三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一阶一阶晋升的政治领导人，在十七大时就开始分管党建工作，深知地方治理需务实为重，治党要严字当头。反观这些年在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几乎无一不是在“三严三实”上疏忽大意，以致锒铛入狱，追悔莫及。

行胜于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论述引领下，2016年年初，中国出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说到底，我们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精髓，就是这五大发展理念。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光辉的历程。1949年全国解放，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率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经过29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接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超常增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以来，中国又面临新的历史转折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未来40年即建国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三、重新认识资本与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资本的认识有一个较长的扭曲过程。大体上，有20多年近30年取消商业信用，有40多年不允许计算复利、不允许资本流通和产权流动，有40多年讳言资本，把资本改称为资金、基金，有50多年不允许开放企业票据，等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对僵化的理念近乎迷信，乃至导致了一个时期经济生活的扭曲、失衡和倒退。

中国从讳言资本到重新认识资本，经历了40多年近50年即大约半个世纪的摸索，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由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由重新认识资本进而因势利导地驾驭资本，使得在讳言资本的状态下闭塞了四十多年的中国人民一旦觉醒便奋起直追，因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内走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经历几百年的路，成为撬动中国崛起的一个杠杆，取得了四两拨千斤的奇效。这个驾驭资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实践中，无师自通而又百折不挠地摸索得来的神来之笔，是一条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人很难想象，计划经济的30年为什么会荒谬到讳言资本？其实，不仅是讳言资本，而且是反对资本，否认社会主义的资本存在，否定商业信用和否定流通！

回顾中国从讳言资本到重新认识资本的历程：（一）中国计划经济的讳言资本，在理论上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无奈。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写给路·库格曼的信）。由此，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认定，社会主义一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一反资本主义之道，善于根据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要把整个社会视同一个工厂、一个管理处一样，施行其管理”。

问题是，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投资兴办了全社会各个部门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开启了国有经济的新时代，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里，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是从属于国有部门的一个按国家计划指令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单位，事实上计划经济并不顺利。

首先，计划经济并不是像社会主义理论常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斯大林就说过：“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国家计委想当然地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投资在行业、部门、地区间创造了一个所谓“基数法”、“水平法”来进行分配，以为在经济增长中，各行业的生产和投资都是等比例增长的。这是不对的。我在1989年就做过研究并得出结论：“各个产业的投资再生产，从来不是等比例发展的。这也是投资运动的一个规律。”而且，我发现马克思从来就认为各个产业的投资再生产并不是等比例发展的。马克思指出过，机器制造业和使用机器的工业，在再生产中有其必然的联系，但其作用却是显著地不相同。因而“即使在这个生产领域（指机器制造业——笔者）中投入的资本只是进行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就必须不断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机器制造业进行简单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的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在市场(2)上现成地找到自己的要素之一”。

我在1989年曾经举例分析，电站设备的生产厂与使用电站设备的电站之间的投资就不可能是“等比例”地发展的。假定一个动力设备厂的生产能力是年产4台1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电站设备，设备的使用寿命（即更新期）为10年；又假定社会一年需要40万千瓦、4台10万千瓦的电站已能满足全社会的电力需要；那么，即使这个电站设备厂每年只是简单再生产，它所提供的4台10万千瓦电站设备也会迫使社会每年增加40万千瓦扩建电站投资。也就是说，在第一个40万千瓦电站的寿命尚未终结还不需要更新之前的10年之内，全社会就须增加400万千瓦扩建电站的投资，否则就不能保证这座动力设备厂的简单再生产，更不用说“等比例”地扩大再生产了。这个例子说明，机械工业即使只进行简单再生产，也会经常出现机器产品的生产过剩；而如果盲目地把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那就是直接制造危机(3)了。

其次，国家计委怎么可能闭门造车地筹划上千万成亿种的原材料调拨以及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这简直是一个非常荒谬离奇的天才的幻想，然而它却得到斯大林、毛泽东和一整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其中也包括笔者在内）六十多年的非常认真的荒唐实践。

第三，国家计委怎么去克服自身的知识缺陷和偏见，而能保证经济运行的正确和万无一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国家计委就一度把汽车作为高耗能产品而限制其发展。

尽管如此，计划经济的最大长处是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来发展经济。有资料说，“一战”前的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人均国民收入只有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1928—1937年，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在10年内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并据此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在战后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当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所以，从人类历史来说，计划经济毕竟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一次伟大试验。（二）计划经济在讳言资本、否定商业信用和否定流通方面，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

一是混淆资本和资金的概念，不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否认社会主义的资本存在。计划经济的僵化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剥削，当然也不存在剥削剩余劳动的资本。所以把企业的资本称作法定基金，或者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它对应于国家对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和铺底流动资金的拨款。这些基金，是社会用于发展生产流通的必需的生产资料，以此区别于资本家用于剥削的资本。在财务会计的表述上，把企业的资本一律称作资金，又不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以为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文化大革命”期间讳言资产和负债，把资产负债表改称财务报表，资产负债改称收方和付方。由此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在资本和资金问题认识上的简单化，其结果，计划经济时代的30年，因为讳言资本，企业和财金官员只强调“保证资金的完整无缺”，讳言增殖；又因为否定资本，不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计划经济的30年，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投资饥渴，预算拨款过度，财政负担过重。改革开放后十多年，又只谈负债经营，不谈自有资本，导致债本错位，酿成了企业的全面过度负债。

二是排斥商品交换，否定流通，否定商业信用，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列宁就设想，“国家要把整个社会视同一个工厂、一个管理处一样，施行其管理”。因而否认企业的独立性，认为企业只是国有部门下属的一个按国家计划指令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单位，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需要的劳动力，由国家分配；生产经营需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以及生产的产品，一律按国家计划调拨；国家财政对企业的一切收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集中管理：企业的利润以及提存的折旧基金一律上缴财政，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铺底流动资金（指新建企业投入生产时所需的第一套工具、卡具、模具和备品备件以及一部分低值易耗品等的购置费用）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一律上报计划，由财政拨款。正因为这样，计划经济的僵化理论否定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认为全民所有制生产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只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产品，像斯大林说的，已经“失去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4)持商品的外壳”；认为只是在两种公有制之间以及对外贸易领域，才存在着商品和商品交换。由此，计划经济只允许有限的流通，平时只有消费资料即消费品作为商品可以流通。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是产品，只能有计划地调拨，不存在计划之外的流通。技术由国家垄断，当然不需要流通；劳动力受城乡阻隔，不能自由流动。资金，是只有上级部门对下属企事业单位的拨款和企事业单位对上级部门（包括财税部门）的缴款，不存在横向之间的流通。至于投资，即资本的配置，更是只能受计划调节，不存在也不允许流通。

同时，计划经济的理论否定商业信用。因为马克思说过“商业信用是资本家相互给予的信用”，既然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家，当然也不存在资本家相互给予的商业信用。何况斯大林认为，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只有产品，没有商品，当然也不存在商业信用。所以计划经济的30年取消一切赊销和预付，倡导“银货两清”的原则，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以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不允许有横向经济往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取消一切“迂回曲折的计算”，进入斯大林的“产品经济”。但是过早地否定信用，也就否定了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合理的赊销和预付，以及票据和清算，导致信用经济上的倒退，并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

三是认为社会长期占用的资金，只能动用新增国民收入即财政收入；银行信贷只能用于短期用途，不能用于基本建设一类的长期性投资。因而规定社会长期占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动用财政拨款，不能使用银行贷款。由此，“长短期资金划清界限、财政银行分口管理”成为金科玉律，并塑造了一个企业依赖财政、负债率只有20％、30年难以自拔的“大财政、小银行”的畸形格局。

四是不允许产权流动，认为商品转让和流动只能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事情，允许国有产权的流动，岂非必然要导致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懂得资产只有流动和利用才能创造价值，不流动即呆滞是创造不了价值的。由于产权不流动，企业只能生，不能死；只有开张，没有倒闭；优不能胜，劣不能汰；只有增量调节，没有存量调节，就造成了巨额资产存量的凝固化即呆滞，优势企业不能兼并扩张，劣势企业不能破产重组（《企业破产法》于1986年12月公布试行）。所以说“产权不流动”的观点违背了常识，它在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反动。

这一期间，企业无缘驾驭资本。只有中央政府能够驾驭资本，由于讳言资本，只称为集中使用资金。诸如“一五”时期以156个重大项目的建设为中心；60年代调整时期强调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然后安排扩大再生产；“二五”时期工业企业试办托拉斯；1972年周总理主导的“四三”引进方案；1956年和1978年陈云同志两次强调“国力论”，等等，其实都是卓有成效地驾驭资本，但当时只称作集中使用财力和物力，并把它概括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三）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回归市场经济，思想大解放，从承认资本到学会驾驭资本。

1978年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经历了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摸索，从重新认识资本到学习驾驭资本。这实际上是对违反客观经济运动规律的逆反，把被颠倒了的事物重新颠倒过来。

一是1979年“拨款改贷款”试点，银行突破了不能利用存款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的禁锢，逐渐掀起了存款大战和贷款方面“四龙喷水”的竞争。企业也从无偿使用拨款转到贷款的有偿使用和还本付息，开始承认利息是资金的价格，懂得要以银行的利率作为机会成本来实现更多的盈利。地方政府也在计划之外尝到了从银行贷款方面取得扩大投资规模的甜头。从此，政府走出了持续30年的“大财政、小银行”，转到“建设靠银行”。企业和财金官员也从只讲“保证资金的完整无缺”，转向追求“资本的保值增殖”。但是真理走过了一步，变成了荒谬。“拨改贷”的债本错位也给国有企业留下全面过度负债的后遗症，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二是1979年开放了商业信用，提倡部门间、地区间的横向经济往来。后来开放了企业的银行承兑汇票，却又不允许企业签发商业本票。那时有个僵化理论，认为票据等同于货币，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发行货币，企业之间不允许发行商业本票。连食堂的饭票都要印上“不许流通”。

三是长期来把复利看成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驴打滚”的重利盘剥，规定银行对存贷款只计算单利，不计算复利；学校教育也不教复利。复利几乎成了“罪恶”的同义语。1978年改革开放，人民银行不敢解除思想桎梏，犹豫了10年，直到1990年才规定“金融机构给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按季结息，可以计收复利”。不计复利，你怎么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放了各种市场。1980年开放了外汇调剂市场。1984年开始试办同业拆借业务；在1986年的广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又正式开放和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银行虽然不计算复利，却逐渐懂得了“折现”和“套现”、“升水”和“贴水”。这些，都为利率市场作了铺垫。

四是在40年讳言资本之后，重新确立资本的法律地位。1992年财政部颁发《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确认了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管理原则，继而是1993—1996年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酝酿建立资本金制度；1996年国务院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

五是债券股票市场突围。改革开放后，先是恢复发行国库券，但最初的10年，不允许国库券转让和流通。财金当局有个保守认识，以为居民购买国库券就是以资金支持国家建设的一种承诺，如果又要转让，岂非对“支持国家建设”的背信？如果允许流通，岂非“一女二嫁”？由于国库券不许转让和流通，新债发行任务很难完成，又引发了民间的私下贬值转让和投机。一直到1988年才开放了国库券流通的试点，这才认识到证券市场具有价值发现的功能。

与此同时，企业自发的债券集资，到1986年底累计约100亿元。1987年3月《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到1988年末，各种证券累计已从上年的645亿元增加到1100亿元左右。国家计委批准的全国发行债券的规模，1991年、1992年分别为250亿元和350亿元，实际大大超过。

后来，企业合股投资兴建项目屡有发生，各地自发地搞了许多股份制试验，国家也出台了试行合资建设的办法。1980年烟台电厂试行股份制集资，1985—1987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即后来的“深宝安”）、北京天桥商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飞乐音响”）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先后发行了股票，开始了股份制的试验。一些地方中小国有企业也发行股票，进行股份制试点。

为了应对直接融资需求的增长，1988年中南海召开了证券市场问题汇报会，后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成立了现在通称为“联办”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1990年5月，朱镕基主政上海时，召开了证券国际研讨会，1990年上海和深圳开放股票市场试点，从此债券和股票都有了正式流通市场。这时的沪深股市是小企业当道，不少大企业如中信和首钢为追求扩张外汇资本到香港借壳上市，也由此突出了从资本市场“圈钱”即“资本化”的开发资本的新机制。

这一时期，企业债券有两大扭曲。一是1997年中央银行为了防范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责令银行另辟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直到2010年银行才又重新获准进入交易所债市，这当中有14年的债市分割。二是企业债券要由发改委审批，《票据法》又不许企业发行本票。直到2005年，央行允许企业发行“短券”和“中票”，才绕开了这两大障碍，给债券市场增添了活力。

六是企业产权转让的曲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产权一直不许转让和流动，陷入了国有企业只能开张、不能倒闭的困境。1990年，我到美国、加拿大考察投资银行和企业兼并，回国后力推企业兼并和优化资源配置，直到1992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仍然迟迟不能开展。1995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确立了存量资产流动与重组的方针，仍然遭到僵化思想的阻挠。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组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才解除了禁锢。

七是1998年全面推行“债转股”，不但解除了企业的过度负债，而且化腐朽为神奇，给本来是背负4600亿元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一下子变债为本，增加了4600亿元的承债能力，由此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增加了40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需求，成为缓解通货紧缩的生力军。

八是经历了15年国有股和流通股股权分置的无奈。股市试点初期，僵化的理论担心国有股流通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而才想出这个国有股存量资本暂时不许流通、只允许以增量资本发行股票和流通的“缓兵之计”，想用“国有股和流通股股权分置”换取股市的试点，这是改革初期面对阻力的一种无奈。没有想到这一缓就是15年，直到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才有了一个全流通的市场。而这15年内不许流通的国有股“存量”只能以低价协议转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真正损失，而且助长了15年股市的不公平运作。应该说，这也是为改革付出的一种代价。

九是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风波”给金融界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由此长期不敢开放金融期货。但是正如莫顿说的“不做期货是最大的冒险”。而金融期货提供了新的管理汇率、利率和股票投资风险的手段。中国股市自1990年开放以来，过去多少年人们说的“单边市”、“牛短熊长”等，正因为没有金融期货这样的衍生工具，实际上是鼓励所有要想获利的投资者一个劲儿地把市场推高，任随风险在敞口。直到2010年4月推出股指期货之后，有了金融期货，可以锁定风险，形成制衡力量，相对来说就有了比较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是改革开放后，体制外的驾驭资本有一个杰作，就是“绕规模贷款”。1989年治理整顿中，3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用短期拆借资金来支持长期投资，是这种绕规模贷款的一个雏形。1993年朱镕基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制止乱集资以后，在江苏、浙江一些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金融意识又较浓的城市，银行靠非国有经济和市场增加的存款较多，地方的民营企业贷款需求旺盛，而上面给的贷款限额规模较紧。这时，一些存差大的银行，通常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把资金拆借给县市财政部门的附属公司，再由它们委托银行发放贷款给企业。或者由存款客户同银行和贷款客户签订一个三方委托协议。银行的杰作，就是以假拆借、假委托、假规模、假贷款等办法，绕过贷款限额规模发放贷款，变相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此外，新旧世纪之交，在中央银行严禁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严禁非法集资的禁令之下，民间的私募基金打着“代人理财”的口号，一下子冒出了几千家公司，聚集了几千亿资金，夏斌估计有7000亿元，王国刚估计有8000—9000亿元，成为体制外驾驭资本上打“擦边球”的一个创举。

上述种种，要在资本问题上，把被颠倒了的事物重新颠倒过来，确实并非一蹴即就。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重新颠倒，我们在驾驭资本方面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起点。而且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有30年对讳言资本的抑制，改革开放后重新认识了资本，这才有了这三十多年政府、企业一齐忙于引进资本和扩张资本的驾驭资本的活动，推动了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四、驾驭资本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

驾驭资本，并不神秘。它事实上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效率与扩张，是产业资本的特性，也就构成了对驾驭资本的基本要求。

微观上，企业对驾驭资本的要求，大体上包括资本的配置、筹措、使用、集中和流通五个方面。驾驭资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的配置更合理、更优化，使资本的筹集更便捷、更低廉，使资本的使用更充分、更有效率，使资本存量的流动更快、更好，使资本集中的规模更具有垄断性和竞争力。而且资本的扩张永无止境，它追求用最少的资本发挥最大的效益，乃至要用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由此，又借助于信用，发展到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进而发展到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并借助“资本化”进行资本运营，把具有未来收入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开发”资本。1990年，中国开放了股票市场。当然，资本市场并不能“点石成金”，但它的确具有了一种“资本化”，即从市场上“开发资本”的机制，为企业在微观上驾驭更多的社会资本提供了机会。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认社会主义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放大资本的作用”以及“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驾驭资本和资本运营正式提出了要求。

企业驾驭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融资。企业融资，应当区分资本性融资和短期借入资本的融资。关键是如何从社会资本聚集更多的企业自有资本。资本性融资，离不开资本市场。银行的间接金融是聚集一切分散闲置的间歇资金，集中贷放给需要资本的企业，是偏重于短期借入资本的融资；相对来说，资本市场的直接金融，更适合于资本性融资。因为，资本市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使各种零星分散的资金转化为巨额集中的资金；二是它通过不同投资者在各种长期证券上的不断转手，能够把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金。但是，资本市场的更加突出的功能，是使一切投资者可以按照钱能生钱、风险和收益相对应的原则，拥有一个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场所。正是这一点，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企业微观上的驾驭资本，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如何让资本在实体经济的运营中获得更多的增殖，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在宏观上，社会对驾驭资本的要求是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必须通过市场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地积累资本、集中资本和合理地重组资本的机制，从而把社会上的一切资本（包括闲置资金和间歇资金）运用得更加充分和更加有效率。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服务需求的扩大，社会需要创造条件，形成一个既包括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在内的金融业，也包括资金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各种衍生金融商品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还包括股票场外交易、地方性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市场、二板市场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由此发展成一个完整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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