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乌兰其木格

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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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试读：

《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总序

为此，《文库》领导小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呈报了《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百部书的申请报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批准了申请报告，决定《中国蒙古学文库》继续出版。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是自治区学术界的一件喜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文化建设所做的一件实事，是继续推动蒙古学研究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它标志着《中国蒙古学文库》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并使我们深刻认识和看到，党和政府情系民生，执政为民，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繁荣文化建设事业的良好形象。

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彰显了游牧文明的优越性，成为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奇迹，造就了世界新的格局，展示了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产生了重大的至今还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许多问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充满生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蒙古文化，形成了国际性、综合性的“蒙古学”。“蒙古学”就是以蒙古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内容是研究蒙古族形成和发展中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传承和繁荣发展规律，是研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互助和谐、共同进步的过程和经验。

蒙古学是国际性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必须旗帜鲜明地突出中国特色。最根本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双百”方针。这是中国蒙古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所在，是我们以往研究和创新所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库》今后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遵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认识和改造蒙古传统文化，如何借鉴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蒙古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趋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力研究和传承蒙古传统文化，进而改造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寻求现代化的路标；着力研究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经验和趋势，探索巩固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着力研究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现实问题，全面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蒙古学是综合性科学，涵盖面广，内容丰富而全面。《文库》致力于编辑出版蒙古学方面的学术性研究成果。特别注重专题研究、系列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些内容的研究以及编辑出版，是《文库》的中心课题，是它的显著特点和优势。资料汇编、论文集、辞书、名词术语汇编、回忆录、个人选集或全集、杂记、传记、多卷本著作、文艺小说等不属于《文库》编辑出版范围。《文库》优先选择以下著作：（1）带有抢救性的著作；（2）学术方面的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的最终成果；（3）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充实修改的著作；（4）新兴学科、薄弱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著作；（5）理论研究，创立体系的著作。先出版用蒙古文或汉文撰写的一种版本，今后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一些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具有共同性使用内容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著作，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出版。

出版的著作要有鲜明特色，弘扬创新精神，体现精品意识。一切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挖掘好、研究好、保存好、维护好、发扬好蒙古文化的固有特色，充分彰显蒙古文化的风格和气派。同时积极汲取世界先进文化，达到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致充分体现蒙古文化的世界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鼓励大胆的创造，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创造性是蒙古文化固有的特点和发展的内在活力。《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曾指出，成吉思汗有关征服他国的方略，消灭敌军，擢升部属等措施，是“凭自己的脑子创造出来的”, “全是他自己领悟的结果，才智的结晶”。《文库》以原创性、系统性和突破性作为编辑出版的基本要求。突出原创性，就是要求出版创新的、新颖的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注重系统性，就是要求出版学科建设中的系列著作，在某个学科方面具有权威性成果，为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创立体系起到奠基性作用的著作。强调突破性，则要求从研究的领域、资料、观点、方法等某一方面超越前人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填补历史空白的著作。

质量是编辑出版的生命。精益求精，精心组织，高标准、严要求，要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保证出书的质量。为此严格执行“编委责任制”、“三审制”，把好“三个关”。书稿由总编根据书稿内容和编委的特长确定该书稿的责任编委，责任编委对书稿负责到底。编委会执行“三审制”，由两名专家审稿，编委会集体讨论，总编审阅定稿。出版社也要执行“三审制”，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编委会和出版社共同把好政治思想、学术水平、文字技术三个关。

续版的百部书必须抓住重点，努力做到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历史客体和研究主体思想并举，以主体思想的研究为主；系列研究和体系研究并举，以体系研究为主；历史问题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举，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突出了重点才会显示《文库》的出版特色和优势，开创蒙古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蒙古学的研究转入理论研究、创立体系的新阶段。这是在蒙古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是蒙古学研究中出现的实质性飞跃。“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说的至理名言。这里说的“科学”当然包括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理论思维”即哲学思维。我们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其目标就是让中国各民族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站在科学的最高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必须重视“理论思维”，必须强调理论思维的学习和锻炼。蒙古文化虽然经历了盛衰变迁，始终绵延不绝，这就足以证明，它必然有其优秀传统，有其很多的优点和特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它融合、消化进而变为自己的文化，形成蒙古化方面下的工夫还不够；蒙古文化具有独立性，但系统性尚未形成，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很不平衡；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各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严重滞后。这也足以证明，蒙古文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这里有经济、政治等诸多原因外，与文化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忽视或轻视理论思维的地位和作用，忽略蒙古民族思想史和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忽略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也有直接关系，以致严重影响了蒙古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影响了各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创立体系的历史进程和水平。

思想是文化的核心，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是文化的精华部分，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是人类文化史研究证明了的普遍真理。理论研究和创新、创立体系是一个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民族文化走向成熟，进入文化自觉境界的表征，也是不断深入研究，开拓创新的必然结果。只有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各学科创立并逐步完善的体系，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充分彰显民族文化在开放中仍然能够保存和弘扬的优秀成果，突出独具的特色和优势，使民族文化在有条件的流变中做到有选择的包容外来文化，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充满生机的开放性体系，找到与时俱进，蓬勃发展的活力；才能使民族文化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创新，大胆地应用，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文化研究中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创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层次或阶段。智慧凝聚经验，思想闪耀光辉，理论显现魅力，真理揭示规律。《文库》续版的百部书要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充分利用新世纪赋予的难得的良好机遇，使蒙古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这方面要有新的作为，要有新的建树和创新，以弥补蒙古学研究中的历史性缺憾或薄弱环节。把蒙古学研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中国蒙古学文库》的原版“总论”是由《文库》总编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著名学者、研究员留金锁先生执笔，编委会讨论通过的。“总论”概括地论述了蒙古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叙述了研究蒙古文化的过程和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明确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在编辑出版“百部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宣传和指导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续版的百部书中将原版的“总论”和“序”重新修改，增加新的内容和要求，称之为“续版总序”。续版在封面设计、装帧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进，以崭新的面貌问世，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将会引起作者和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续版百部书，在组织机构方面取消了《文库》的顾问。领导小组成员、总编辑和编委成员都作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原有的同志多位是离退休的领导、专家、学者。他们参与了《文库》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工作中任劳任怨，淡泊名利，不计报酬，默默耕耘，倾注了一片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的睿智、业绩和奉献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永驻在《文库》的字里行间，记载于蒙古学研究的史册。

在我国，研究蒙古文化由来已久，而且资料文献甚丰，成果累累。但是将蒙古学真正作为一门科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展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蒙古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全面推进，著述颇丰，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续版的百部书，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将在更高层次上整体推进蒙古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其成为反映时代特征、适应实践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蒙古文化。自治区领导的这一决策和编委会的一系列有关的举措，对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建设，促进国际蒙古学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意义是重大的，也是深远的。

我们深知，《中国蒙古学文库》是繁荣图书出版事业的创新之举，是传承文明，繁荣学术，继往开来的薪火工程，是功在当代，惠泽后人，流芳百世的宏伟事业。我们要认真总结以往经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再创新的业绩。编委会要以新的姿态，振作精神，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埋头苦干，认真审阅，精心修改，力求编辑出版精品力作。我们的工作是艰巨复杂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由于我们才智的局限，以及理论基础、学术水平和编辑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缺点，恳请作者和读者及时赐教。《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2010年3月《满文清太祖实录》影印本说明《满文清太祖实录》中的一页《清太祖实录》蒙文版《清太祖实录》蒙文版中的一页《满洲实录》的第一页《满洲实录》满蒙汉合璧《满洲实录》中的三仙女传说《钦定朔漠方略》蒙文版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文版《五体清文鉴》及其中一页康熙皇帝圣训及其中一页满蒙汉回藏托忒蒙文六种文字的《西域同文志》中的一页

绪论

一、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概况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清政权又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存续了268年，自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起经历了发展和衰落最终灭亡的历史命运，清代官方修书活动也随之经历了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清代官方，不仅用汉语言文字编纂各种文献，而且满语和满文作为清朝“国语”、“国文”，亦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满文文献。除此以外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需要，还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如蒙古（蒙文包括畏吾儿体蒙文和托忒蒙文）、回、藏等边疆民族语言文字编纂了不少文献。目前满文和蒙文档案普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陆续影印和翻译出版了清代满蒙文档案，方便了国内外蒙古学、满学以及民族文献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但清代官方所修的民族文字文献，在国内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陆续对其进行了整理、出版等工作，但总体来讲总体性和专门性研究并不是很多，研究成果也不多见。因此在这个领域，我觉得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空间。

读硕士期间我的专业是中国民族史，研究方向主要是17—19世纪蒙古史和蒙古历史文献研究，对清代的民族文献也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并且通过自学具备了一定的满语基础。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继续选修了“满语和满文档案研究”等相关课程，进一步提高了满语水平，基本具备了阅读满文档案和满文文献的文字能力，且熟练掌握蒙古国斯拉夫文字以及日文，具备了一定的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和条件。本著作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改和增减而成，其中以满文、蒙古文文献为研究中心。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以满文、蒙古文文献作为研究中心，是因为清代众多民族文字文献里以满文、蒙古文文献居多数，而且也最重要，因此，把研究的中心和主要内容定于此。

整个20世纪，我国清史研究，硕果累累。老一辈的学者所进行的开拓性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启发和帮助。

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研究，笔者认为尚属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本文的创新点也在于此，主要从两点着手，即这些文献首先它是清代近300年间由官修而成，其次它是用民族文字编纂而成。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有关这个课题的总体上的或专门的研究论著。目前对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集中于少数文献上，即对某一种或几种民族文字文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专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列文献上：

首先，对《清实录》编纂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文文本，如20世纪30年代末方苏生先生所撰《清太祖实录纂修考》等，80年代王钟翰先生撰《清实录与清史研究》,90年代李建宏硕士论文《清实录的编纂》，乔治忠、侯德仁先生所撰《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及康熙初期的政治斗争》以及郭康松先生《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等。学术界对满文本和蒙文本的研究相对少些。据笔者所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金峰教授的指导下，根力和那顺乌力吉两位先生分别对《清太祖实录》蒙汉文本和《清太宗实录》蒙汉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蒙汉文记载的比较，发现两种文本记载有不少不同之处，指出在蒙文《实录》中有关满蒙历史、文化的记载具有详细而准确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指出《实录》中有关满蒙历史文化记载的原材料来自于蒙文记载。这对于弄清《实录》的民族史史料来源显得非常重要，但这属于各种不同文本史料记载的比较，很少涉及满蒙文本的编纂情况。而且这两位先生所做的是蒙汉两种文字记载的比较，据本人初步比较研究发现，在现存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现行本《清太祖实录》、蒙古文《清太祖实录》和满蒙汉三文合璧《满洲实录》的有些记载之间，有不少不同之处，对于弄清一些历史人物或史实大有裨益。如果对其满蒙汉三种文本进行进一步比较研究，应该会有不少新的发现。近年，《清实录》满、蒙、汉三种文本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齐木德道尔吉先生《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通过三种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指出：“清朝乾隆本《太祖实录》的编纂过程是先将满蒙文原件根据实录编写的需要撰写为满文实录体文字，在此基础上译成汉文，最后从汉文译成蒙古文。”这个观点非常新颖，否定了传统观点，使《太祖实录》的编纂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在台湾，则有陈捷先先生撰写了一部《满文清实录的研究》。著者在本书中首先着重分析和考订了满文《清太祖实录》纂修与改订情况，对《旧满洲档》与《满洲实录》做了比较研究，并介绍了清太宗及其后各朝满文实录的修缮情况，最后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满文实录的现存情况作了介绍。

其次，陈捷先先生也对满文清国史中的《本纪》部分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清代本纪满汉文本间的关系，指出满文本纪对于研究满洲人早期的习俗和满文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史料价值上，虽然清本纪满文是由汉文本纪编译而成书，但通过满文本纪可以考证《清史稿》中的误谬。

第三，是有关《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民族文本研究。近期，台湾的年轻学者林士铉写有《从〈蒙古王公表传〉到〈清史稿·藩部世表·列传〉：故宫典藏〈史馆档〉藩部表传之介绍并兼论满文本之价值》一文，通过对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和《蒙古王公表传》满文本之间的比较，肯定了其满文本之价值。内蒙古大学学者包文汉先生对《蒙古王公表传》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对其编纂原因和目的、编纂机构、编纂体例、版本以及有关国内外研究状况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第四，对各种单体和多种文字合璧字典或辞典的研究。清代产生了以《御制清文鉴》为首的单体清文鉴和二体、三体、四体、五体合璧清文鉴，目前已有了不少有关研究论著。据本人所查主要有：江桥先生所撰《康熙〈御制清文鉴〉浅析》《乾隆御制四、五体〈清文鉴〉编纂考》《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专著）。《浅析》一文探讨了该书成书背景、编纂过程、体例特点，指出该书“内容体现了东西方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特别是语言体系上的原始性”。还有李德启、黄明信等先生在1957年重印本《御制五体清文鉴》最后所附《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体清文鉴的情况。近年来还有贺希格先生撰文对《五体清文鉴》的纰缪之处作了研究。目前该文鉴又得以重新影印出版。但由于语言条件的限制，对各体文鉴内容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其满蒙文部分的研究为主，很少涉及对其余文种如回、藏文部分的研究。塔伊尔江的《〈五体清文鉴〉及其研究述评》较详细介绍了《五体清文鉴》相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评述。贺希格先生撰文指出了《五体清文鉴》编纂上的一些纰缪，著有《〈五体清文鉴〉及其编纂纰缪》一文。金炳先生还对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所共有的一些词进行了探讨，著有《蒙古、突厥、满—通古斯三个语族共有词的探讨——〈五体清文鉴〉研究》一文。除此以外，春花女士的《论清代满蒙文大型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论高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及其在语言学方面的作为》《论〈御制清文鉴〉类目体系来源考》等文章都使清代官修满蒙文或多种文体词典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

近年有关清代字典和词典方面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春花女士的《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一书主要是汇总、整理、研究清代满蒙文词典，重点探讨了满蒙文词典的发展演变规律。该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产生的所有满蒙文词典，对其进行了较全面而综合性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研究领域的空白，促进了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五，对儒家经书译本的研究。清代出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对汉文儒家经典进行了翻译工作。这个活动从后金时期开始到乾隆中期基本结束。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全部得以翻译并有了最终的定本，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因此，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台湾庄吉发先生在其《清高宗敕译四书的探讨》一文中对康熙谕令翻译的满文《四书》和乾隆敕译《四书》的不同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对这类文献的研究人员和成果，目前仍然不多。

除上述研究以外，杜家骥先生和台湾的庄吉发及陈捷先等分别对满文《玉牒》和满文《起居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对《钦定平定朔漠方略》等文献的民族文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从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出版来看，相对于汉文文献而言，只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得以整理出版，绝大部分仍然分散收藏在各个图书馆或机关单位。据国图善本特藏部介绍，目前国家图书馆所藏满文文献破损情况严重，其中许多满文文献已经被封存。以《清实录》为例，其汉文本共4433卷，早已整理出版。除去《光绪实录》和《宣统政纪》，现有蒙文《清实录》共3763卷，但到目前为止，由于资金困难等原因，其中只有22册得以整理出版，而其满文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整理和出版。涉及清代边疆民族历史的文献，如《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是满蒙汉三体文献，目前有其汉文本经过包文翰等先生的整理，于1998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蒙文本由宝银海校注，于2006年由内蒙古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其满文本仍还未得到整理和出版。《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是满汉二体文献，清道光时期有了蒙文译本，该蒙文译本于20世纪90年代由金峰教授等整理，已公开出版。还有《钦定理藩院则例》是满蒙汉三体文献，其蒙文本由尼日拉图、金峰校注，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而其满文本仍未得以整理出版。诸如此类，目前绝大多数清代民族文字文献仍未得以整理出版。

由于多数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还未被整理和出版，因此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受语言文字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有关研究还不是很多。

由于清代民族文字文献（包括官修文献）流散于不少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也对其展开了整理和研究，从各国的研究状况来看，日本学术界所做的研究最值得介绍。因此本人对有关国外研究概况的介绍，主要以日本的研究为主，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兼顾其他国家的研究概况。

日本与中国，无论从地缘关系来讲，还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来看，其历史都源远流长。19世纪末，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乃至满蒙历史文化的研究，日本学者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搜集到了很多民族文字文献资料，并带回日本，对其进行整理出版和研究，出现了内藤虎次郎、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润、上原久等蒙古学家或满学家，他们对满蒙文字文献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的研究有个显著的特点，即他们结合《满文老档》《旧满洲档》、清初蒙文档案等档案文献对清代前三朝满蒙文《清实录》的编纂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或比较研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论著。如：

1．满文武皇帝实录的原本/《东方学纪要》2，今西春秋，天理大学OYASOTO研究所，1967。

2．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编纂/松村润。

3．关于满汉二体的满洲实录/山本守，《满洲史学》1,2,1937。

4．论康熙重修清太宗实录/松村润。

5．关于清会典编纂的一点考察/白濑弘。

6．关于清朝的实录/神田信夫，《历史教育》/ 1964,9,12。

7．清三朝的实录的纂修/今西春秋，《史林》20,1935, 4,3。

8．清太祖实录纂修考/《对校清太祖实录》，今西春秋著，国书刊行会，1974年。

9．满文满洲实录的研究/上原久，不昧堂书店，1960年。

10．满和对译满洲实录/今西春秋，日满文化协会。1938年。

11. 《清太祖实录研究》/松村润。

12. 《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今西春秋译注，刀水书房，1992年。

上述文章基本上都是有关清前三朝实录研究的成果，解决了学界未曾解决的不少问题。《清实录》，尤其清前三朝实录，因在清代曾多次被改纂，而导致其版本问题不容易搞清楚，如清太祖实录就先后被修纂四次。日本学者神田信夫先生在其《关于清朝的实录》一文中，对于清前三朝实录的编纂过程和屡次改修问题、其各版本的源流、现存状况和整理出版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20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所排印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赤实录》是崇德初纂本，具有很高的价值。今西春秋先生在其《对校清太祖实录》一文中也认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为崇德初纂本。松村润先生在其《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中，对于清太祖实录编纂过程、满汉文各种版本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对于上述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指出现存最古的版本为顺治朝重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汉文本，并基本搞清了其编纂过程之来龙去脉和版本的异同问题。《满洲实录》成书于清乾隆时期，是一部很具特色的清太祖实录，该文献采用满、蒙、汉三文合璧的特殊形式，附有多幅插图，虽然从形式上看，其三种文字内容似是相同，但事实上三种文字内容相互并不尽相同。因其特殊性，该文献历来受学者重视，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先生对其进行了日文翻译和研究，对《满洲实录》的满文和蒙古文部分进行罗马字转写，继而用日文翻译，加上该文献汉文原文，又撰写了解题，附索引。其中满文部分及解题、索引以《满和对译满洲实录》为名，于20世纪30年代末予以出版。但是今西春秋先生未能完成《满洲实录》中的蒙文部分的日译工作，到20世纪末，该蒙文部分的日译工作由日本蒙古语学者江实先生完成，继而由朝鲜语学者菅野裕臣先生整理编辑，以《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为名出版。该书直到现在，对于研究《满洲实录》“仍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文献”。日本学者神田信夫先生在其《关于清朝实录》一文中，指出“《满洲实录》的内容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几乎相同，只是一些固有名词用字改为重抄时所用用法，但是事实上其满文部分比起汉文部分更根本且重要”。上原久先生从语源学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而山崎忠先生则翻译了《满洲实录》蒙古文部分的开头部分。

还有石滨裕美子的《西藏佛教世界的历史研究》、宫胁淳子的《祁韵士纂修〈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考》、川越泰博《关于清代起居注依据的资料》、加藤直人《清代起居注研究》、石桥崇雄的《钦定八旗则例考》等文章对《平定朔漠方略》《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起居注》《八旗则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尤其石滨裕美子在其专著中对《平定朔漠方略》先由何种文字编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该文献最初并不是由汉文编纂而成，而是由满文撰写，后译成汉文和蒙古文。此外，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一位蒙古族学者撰写了有关《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一部专著。据该书作者介绍，该著作以德文出版，共上下两册，但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报道或介绍，因此还不了解其内容或观点。

日本、韩国及欧洲等国家，从20世纪开始对清代各体文鉴进行了整理出版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日本影印出版了《五体清文鉴》，日本学者田村实造、今西春秋、佐藤长等于60年代编有《五体清文鉴译解》，今西春秋写有《五体清文鉴解题》，石桥崇雄有《〈御制清文鉴〉考》。近几年日本学者中岛干等对《御制增订清文鉴》进行了电脑处理并出版。韩国于80年代也影印出版了《御制清文鉴》，语言学家成百仁先生撰有《御制清文鉴解题》和《〈御制清文鉴〉和〈御制增订清文鉴〉》等文章。成百仁先生在上述论文中认为：“《御制清文鉴》不但是满洲语研究的重要辞典，而且在辞典学上也是有很高的价值。18世纪初，《御制清文鉴》编纂的当时，在用自国语解释自国语的辞典中，似《御制清文鉴》这般精巧、这般大规模编纂的辞典，笔者认为在当时的东方来说都是不多见的。按照严正的方法制定的规范正字法，以及精密简洁的语义记述，都不得不承认《御制清文鉴》的规模和辞典编纂的方法，在当时世界上无疑也是走在最前列的辞典之一。”其余相关研究概况介绍还可参照春花女士著《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一书。

此外，有些日本学者也对清代满文儒家经典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山骑雅人写有《论满文诗经新旧翻译之差异》一文，对《诗经》的两种满译进行比较研究，而国内此类比较研究尚不多见。

俄罗斯和前苏联时期，也出现了满学研究者和研究论著，但目前对这些研究情况的介绍很少，详情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专题性研究，还没有综括整个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概念界定和时间断限及其收录范围

那么，如何界定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呢？笔者认为，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是清代官方使用一种或多种民族文字编纂而成的文献。据笔者考察和搜集，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有以满、蒙（包括畏吾儿体蒙文和托忒蒙文）、回（即维吾尔）、藏等文字所编纂和编译的文献。民族文字所指范围是满、蒙、回、藏等文字。不过清代官方所编纂的文献具有多种文体（如《清实录》有蒙、汉、满文三体）并行或合璧现象，其中也包括汉文。

本题目所定的时间是清代，但事实上是包括后金时期和清代两个时间段。就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而言，最早的满文官修文献产生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但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离不开民族文字，而满文则是在太祖、太宗时期创制。因此，事实上，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断限，上溯到了努尔哈赤的崛起和满文的创制时期，下限直到清朝末期。

在文献学上，文献的形成一般有四种，即著、述、编、译。本文收录的民族文字文献包括：清代官方在某一个编纂机构内组织专人，按一定的体例体裁，使用上述各种民族文字所编译、编纂的文献。因此，主要包括当朝所编纂的各种民族文字文献以及清代翻译成满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历代汉、蒙、藏等文字文献，也包括当朝文献的翻译文献，概括来讲就是译编而成的文献和编纂、编撰而成的民族文字文献。可以说官修民族文字文献基本上是据皇帝旨意或命令编纂而成，所以许多文献都冠以“御制”或“钦定”字样。但是，本书将不涉及档案文献，因为，档案文献虽然也是文献的形态之一，但按德国史学理论家对史料的二分法，档案属于“遗留性史料”，通常情况下将其与其他记述性的文献分别看待。另一方面在国内档案学也已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有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式，所以未把它作为本书研究对象。此外，清代产生了不少舆图，而且有些舆图山川地名标注文字采用了汉文、满文、蒙文以及满汉合璧、满蒙合璧、蒙汉合璧的形式，目前清代舆图有关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舆图学，有关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因此，本书里研究对象也未包括这些清代官方制作的舆图。由于考察和收集官修民族文字文献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很难说囊括了清代产生的所有类别的民族文字文献，或多或少有遗漏的地方，有待继续考察和收集。

三、文献目录的重要性和本课题所搜集利用的文献目录

要对文献进行研究，离不开好的文献目录。清代近300年间，包括私修和官修的，产生了如此多的民族文字文献，学术界早已开始了对这些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目工作。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这些民族文字文献不仅仅收藏于国内，还流散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如美、英、法、德、俄、瑞典、日本、韩国、蒙古国以及台湾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数量不少的收藏。国内外学者们陆续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文献目录，使我们有了可利用和依据的文献目录工具。

在国内，目前公开出版发行的满文文献或蒙文文献目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上、下两册），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1979年。

2. 《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中国民族文字资料丛刊，富丽编，中国民族文字研究会，1983年。

3.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4.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李德启、于道泉编（其他情况不详）。

5. 《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卢秀丽、阎向东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

6.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委会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7.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满文图书目录》，宝音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编，1990年。

8．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蒙文图书目录（卡片目录）。

9. 《清代内府刻书综录》，翁连溪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

上述文献目录中有的由于编写年代较早，或出于其他原因，比较简略，但对查找和利用清代民族文字文献仍有一定的价值。据有关报道，从2002年开始，北京市民族古籍办牵头组织人员，开始编纂《北京市满文古籍总目提要》一书，较《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又深入了一大步，增加了几个著录项目，特别是其内容提要的参考和使用价值更大。

此外，在我国台湾地区也收藏有不少清代民族文字文献资料。本人通过委托，得到了林士铉先生自己做的台湾故宫所藏满文古籍目录，使我得以了解台湾满文古籍的收藏情况。

除了上述各种民族文字文献目录以外，提到文献目录时，还要提到的是清代乾隆年间产生的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是一部大型丛书，收录了三千多部书，其中也收入了清代所编纂的多种文献，包括官修文献。而这些官修的文献，虽然基本上收录的是其汉文本，但这些汉文本中有不少还同时有其满文本或蒙文本，通过汉文本的序、跋或皇帝谕旨可以间接了解到相关民族文字文本编纂的情形。而且《四库全书》还收录了一部分满汉合璧文献和多种民族文字合璧的文献。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对于研究清代民族文字文献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国外，各国学者对本国所收藏的中国清代民族文字文献也进行了整理和编目工作。目前据本人了解到或利用的文献目录，有以下几种。

满文文献目录：

1. 《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 [日本]渡部薰太郎， 1932年。

2.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文献》, [前苏联]沃尔科夫编，时间不详。

3.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满洲语文献目录》, [日本]松村润编，《东洋学报》，卷57, nos·1-2，有1976年版和1999年版。

4. 《东洋文库所藏满蒙文献目录》，尼库拉斯·鲍培、勒·赫瑞斯、冈田英弘编，东洋文库和华盛顿大学所印制，1964年。

据说还有《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藏满文手抄本木刻本目录》, T.A．潘编，威斯巴登，2001年。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目录并不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方面的专门目录，但其中也很有可能包含有清代有关民族文字文献，这些文献目录据了解有以下几种。

藏文藏书目录：

日本：1.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4册，大谷大学藏书并监修，西藏大藏经研究会编辑出版，1961年。

2. 《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德格版大藏经目录，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编，1934年版。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目录》, M．拉露编，3卷本，巴黎，1939、1950、1961年。

前苏联：《布里亚特综合科学研究所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录》, Б. Д．丹达龙编，2卷本，1960、1965年版。

中国：《民族图书馆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孙文景、木雅公布等编，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辑，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辑，民族出版社，1997年。

蒙古文藏书目录：

丹麦：《蒙文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录》, W．海西希编，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1971年。

德国：《德国东方写本目录：蒙文手抄本、木刻本卷》, W．海西希编，威斯巴登，1961年。

俄国：《苏联东方科学院蒙文手抄本木刻本目录》, A. Г.萨济金编，第1卷，莫斯科，1988年，第2卷。

美国：《华盛顿地区蒙古文手抄本木刻本目录》, D. M．法夸尔编，《中亚杂志》第1卷第3期（1955）

上述这些国内、外的文献目录资料，特别是国内的文献收藏和目录资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资料依据。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研究，和清代历史以及清代民族历史尤其是满族和蒙古族历史具有密切联系，并且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清代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要求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如史学、民族学、文献学、文献编纂学、目录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将其综合运用，以求真实地反映出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的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的脉络和规律。

整个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活动与官修文献编纂活动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是清代官修文献编纂活动和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与以往各封建王朝相比，无论哪一个朝代包括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都不曾产生过如此多的民族文字文献。在研究清代官修文献编纂活动时不应忽略或无视这些相当数量的民族文字文献的产生和存在。那么，这些民族文字文献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演变及其衰落的等问题都值得进行探讨。

本书由绪论、正文七章、附录三大部分构成。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围绕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产生、发展、演变脉络进行纵向探讨。清朝政权是东北少数民族满族所建立的政权，满族是统治民族，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发展成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等民族对清政权统治的安危有着巨大影响。所以清最高统治者所制定和实施的统治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对民族文字文献的产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对民族文字文献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机构、编纂人员构成等问题都作了一定的分析，力图反映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民族文字文献的编译、编纂活动的重点、特点以及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第七章里，对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主要涉及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分类、种类、数量、产生途径和方法以及清代满、蒙、汉三体文献的相关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民族文字文献还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因此，笔者介绍了现在所采用的几种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采用的分类方法，即四部分类法及采用原由。同时，笔者还按照四部分类法，对所搜集到的清代民族文字文献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分类目录。另外，还对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进行了数量统计。清代产生了不少多体文献，其中满、蒙、汉三体文献具有典型意义，因此在本章里以《清实录》为中心，对三体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编纂机构和修纂人员的构成和发展演变，对其保存、管理和整理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其所做的整理和出版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最后对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事业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及其文献价值进行了简要的总结。

五、引用资料的说明

本书以清朝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为研究对象，尤其以其中众多的满蒙文文献的编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以及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历史意义进行探讨和论述。因此，尽管清代多数民族文字文献还未被整理出版，查找和利用存在极大的困难，但笔者仍尽可能利用满文或蒙文的原始档案资料和满蒙文本文献来考察和探讨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活动是官方修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编纂过程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大部分民族文字文献有其汉文本，而且其不同文本在体裁体例和内容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特点。其中不少满、蒙文文献提要以及序跋的内容与其相应的汉文本大体相同，不少汉文本还被收录于《四库全书》或得以整理出版，因此在本书中也广泛地引用了相关汉文本中的有关记载和资料，以利于对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情况的研究。第一章清入关前后民族文字文献的初步创立第一节女真部落的统一和满文的创制及其改进一、女真部落的统一和语言文字的使用

努尔哈赤是15世纪末崛起的建州女真人的著名首领。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发展壮大力量。仅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斗争。

当时的女真族讲女真语，他们的先世女真人（即12世纪初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笔者），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契丹字。金天辅三年（1119年），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伊创制女真字，此即“女真大字”。由于其不完善，金熙宗时又下令制新字，称为“女真小字”，二者并行使用。金朝于1234年被蒙古国灭亡，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长达一百多年。元朝灭亡后，又进入明朝控制之下。经历了元明两代，大部分女真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改用了蒙古文字。有学者认为：“只有留在东北本土的少数女真人仍用女真文。到15世纪初，东北的女真人已不认识女真字。但作为民族语言，尚在女真人中广为流行，各部交际往来仍以女真语为媒介。这为满文的创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自元朝统治女真人各部之后，历经明代，蒙古语言、文字在女真人中广为流行，影响最为深刻。”据载女真人是从明正统年间开始改用蒙古文字。从此以后，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以此作为他们内部记载事件和外交所用文字。二、满文的创制及其改进

在努尔哈赤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女真部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用蒙古文字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需要，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成为迫切需要。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巴克什和噶盖巴克什依据蒙古文字创制满文，即无圈点满文，一般被称为“老满文”。该记载首次出现在《清太祖实录》里，弥补了《满文老档》所漏记，广为人们引用。从《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作为女真杰出首领的努尔哈赤对满文的创制，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学者评论道：“在创造满文时，努尔哈赤强烈地反映出一种需要本民族文字的情绪。既然在这种情况下，蒙文是不肯用了，而他们先世曾用过的女真文也根本没有再想用的意思。宁要自己从头做起，也不用现成的，原因不是别个，正好说明他们是两个民族，文化层次不同，他们需要的是本民族的文字。”

满文的创制与其他东北及北方民族文字的创制有不同的特点。契丹、金、蒙古、党项等建立过局部政权或统一政权的民族，都是在统一了内部各部落，建立其政权后才创制自己的文字，即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基本上是因政权的建立而产生的，满族文字的产生却早于其政权的建立。满洲文字的创制对于满族的发展来说是极其重大的事件，诚如胡增益先生所说：“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是件大事，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突然见到了光明一样。满族早期使用过蒙古文，1599年改为使用蒙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这对于正在兴起的满族来讲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带来了民族的发展和强盛。”

如前所述，满文创制之前蒙古语言文字在女真人中被广泛使用，而且满洲文字正是借用蒙古文字母并对其进行了成功的改造而产生。这是由于蒙古文字创制于13世纪初，经过几个世纪的应用和发展，到16世纪末已经成为独立而较为规范化的成熟文字，而且满语和蒙古语在发音和语法以及词汇等方面有不少相近或相同之处，因此，借助蒙古文字来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大胆尝试，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在满文初创期，能够以满文读写的人才极其缺乏，而且那些通晓满文的人才基本上属自学成才的少数人群，包括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当时掌握满文并有官职者，一般具有“巴克什”之号，而且其中有些巴克什还通晓蒙古文、汉文。因此，这些少数的人才，承担了满文文书的起草、档案的记载等书写工作，如《满文老档》里有：“聪瑞恭敬汗所立之一切善政，俱由额尔德尼巴克什录编成书。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聪明强记，他人所不及，彼能精心撰拟此书，亦非易也。”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有“记法典作书之大臣额尔德尼巴克什曰：……”；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有“记法典作书之额尔德尼巴克什曰：……”等等记载。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视这些人才，即使犯罪也从轻发落。如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通晓满文、汉文的巴克什达海与侍女纳扎通奸而被告发，此二人按律应获死罪，但努尔哈赤觉得杀了很可惜。“汗复详思：男女皆死，罪有应得。唯杀其男，则再无如达海通晓汉文满文者。遂杀纳扎，至于达海，将以铁索，钉于粗木而囚之。”从对达海巴克什的获罪及其被免于一死事件中能看到当时通晓满、蒙、汉文字的人才的稀缺程度，以及满族统治者对这些人才的爱惜。这种人才缺少的现象，从天聪朝汉臣奏折中也可见一斑。如天聪六年九月王文奎奏折里提到：“至若翻译之笔帖式，在书房之通文理者，止恩国太一人，事繁人少，多至稽迟，再择一二，以助不逮。”

作为新创制的民族文字，老满文尚有其不完善之处。由于老满文是完全借用蒙古字写满语，无法区别ae, ou, kgh及td，而且由于蒙古字中没有f音位，而只能用b来代替，造成bf不分。因此，天聪六年，清太宗皇太极命达海巴克什对老满文进行了改进，加以圈点，改进成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满文老档》天聪六年记载，“……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析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析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从上述记载可以了解到对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的改进原因、改进者以及改进方法。但是，新满文替代老满文也并非一日之间完成的，因而，在改进老满文的过程中，出现了老满文和新满文同时使用或混用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逐渐完成了这个替代过程。而经过改进后的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适应了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对于满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随着满文文字的改进和逐渐成熟，清代的绝大多文献是以太宗时期改进的新满文进行编纂编译而成，并大多留存到现在，成为后世了解、认识、研究清代满语满文以及满文文献的极其重要的文献依据。第二节后金时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和民族文字文献的产生一、后金时期满族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满文创制后，满族统治者下令逐渐在八旗展开了满文的教习工作，并赏赐勤学的八旗子弟，而对不勤学不通晓文字者予以惩处。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六年七月十一日，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之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 ”并在八旗设置汉员外郎给八旗子弟教习汉文，如在《满文老档》里记载：“天命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赐八旗教书之汉员外郎各银三两。”对待教习文字的官员，统治者也相当宽容，给予特殊的对待，经常免其各种徭役。

天聪初年开始以考试选取人才，《清史稿·太宗本纪》里记载：“天聪三年八月……乙亥，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中式者以他丁偿之。”该本纪里又记载“八年夏四月，……辛巳，初命礼部考试满洲、汉人通满、汉、蒙古书义者，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赐衣一袭，免四丁。”通过这种考试，不仅选取了为其统治需要的官员，并且也为民族文字文献的编译、编纂提供了人才，比如，其中的刚林等人后来成为译编汉文文献和编纂民族文字文献的主力军。

清太宗天聪年间，随着国家机关的改设和增设，有些机构开始具有了文献编纂职能。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改文馆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三院。“天聪十年三月初□（原文如此——笔者）日，汗定文馆三院之名，分任职掌。国史院：该院职掌记注汗之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汗起居、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祭天祝文，升殿宣读之表文，祭祀宗庙祭文，编修历代祖宗史书，墓碑铭文，一切机密文移，官员升降文册及诸臣奏章，汇纂实数，撰拟追封诸贝勒册文，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凡外国、邻邦来往文书，俱编为史册。秘书院：该院职掌撰拟与外国来往文书，掌录国中一应奏疏及辩冤词状，含之敕谕、文武官员敕书、遣祭孔夫子庙，撰拟死人祭文。弘文院：该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为汗进讲，侍讲太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此时的国史馆虽然并不是承担文献编译、编纂工作的专门机构，但其职掌中已经包括了“编纂史书”和“编修历代祖宗史书”的职能。

后金时期，统治者通过对八旗子弟进行文化教育，进而开始以考试选取人才，以及一些具有文献编纂职能的机构的设置等措施，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通晓满汉文或兼通蒙古文的人才，为民族文字文献的产生奠定了人才和组织基础，也促进了满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满文文献的产生

随着满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后金统治者切实感到提高本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当时政治和军事等现实需要，在满洲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和命令下，在当时的文馆里展开了对汉文文献最初的编译活动。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通晓满、汉文的“巴克什”们以及经过教习掌握满、汉文的人们的努力来完成的。后金天命、天聪初年，在达海巴克什带领下先后对《黄石公素书》《大明会典》《六韬三略》《纲鉴会纂》《孟子》《武经》《万宝全书》等汉文文献进行了编译工作。上述文献的类型和内容，反映了其编译目的和需要。其中《黄石公素书》《武经》《六韬三略》等文献是关于统治方法及军事谋略方面的文献，而《大明会典》和《纲鉴会纂》等是属于典制和统治经验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对满族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活动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些汉文文献的满译，对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学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上述编译而成的文献构成了最早的满文文献。

精通满、蒙、汉语言文字并率领文臣进行译编工作的达海巴克什，于天聪六年七月死去。由于达海巴克什对初期满文文献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较大贡献，因而其子孙也得到了一定的奖赏。《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十年二月初十日，汗以巴克什达海精通汉文典籍，尽力辅佐王政，著念不忘，召达海三子至，餐以美食，并赐以野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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