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晨明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支付行业的黄金时代——支付企业创始人访谈笔记(上下册)试读：
自序
一了解一个行业最直接的方法，先要了解这个行业中有代表性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完整经历了这个行业自萌芽到发展、壮大过程的代表性企业；
了解一个企业最直接的方法，也要先了解企业负责人，尤其是那些完整参与了这个企业自萌芽到发展、壮大过程的创始人；
而了解一个人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是坐在他的对面，看着他的眼睛，与他交谈——我一直相信，语言是有生命力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学识、气质、水平和生活经历。
于是就有了这本创始人访谈笔记。笔记的意思就是原话实录，不增一字，不减一字，朴素的真实，或者芜杂。二
我试图通过这些访谈，勾勒出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整体发展脉络。当然，这个整体发展脉络，隐藏在那些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每个亲历者的娓娓叙述之中。它的呈现，需要用心体会和领悟。
我也试图通过这些访谈，为支付业、金融服务业，乃至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留下一些真实的、鲜活的、耐人寻味的细节和故事，它们组成了这个行业的肌理和血肉。在这些细节和故事之中，可以读出人的奋斗和狡黠，时代的黑色幽默和成功的遥远距离。
我还试图通过这些访谈，分享这些商业精英、职业经理人的智慧和思想，以修正我们对这个曾经经历过野蛮生长阶段、具有创新基因的行业的理解和判断，并因之对其发展前景抱以更为理性、热切的期待和信心。三
几点说明。
——编排顺序以受访人提及的企业成立时间为先后。文中所附简介、图像均由受访者其人提供，图像根据制版需要略加处理，简介则全文照录，以供参考。
——盖坊间之访谈，不见生气而多官样文章，望之盛装华服，干净如太监面孔，彼所称羡赞叹，我独憎恶生厌。本书访谈均曾交受访者其人确认，付梓之际，仅在脱落错讹之处，略加增补窜改而已，以冀保留受访者言谈特点和个人风格。
——总经理常有，创始人不常有，而创始人兼总经理尤不常有。虽然第三方支付是个年轻的行业，但是创始人转身离开杳不可寻者，亦不在少数。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是用专业技能从事一份工作，后者是用全部心血经营一件事业。着力点不一样，思考和处理事情的角度自然不一样。
2011年3月1日，我参与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筹建之时，即有意写作此书，累于各种原因，至2013年7月10日才完成首篇访谈。且我本布衣，而所谓创始人总经理者，高大上也，访谈不易，其矜持有约至十余次方得一晤者，直至有屡约屡拒终缘吝一见者，其中艰辛，固不足为外人道也。
王吉绯：现在是推动预付卡行业规范发展的最好时机
资和信创始人、总裁
作者的话
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没有哪个行业像预付卡行业一样，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批判和质疑之声，这是先天基因存在缺陷，还是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中国特色”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曾经顶着私发货币、腐败工具“恶谥”的行业，在终于获得监管部门承认、有了合法身份，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为什么说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以后，这个行业重新回到了它的发展原点？这个原点又是什么呢？“资和信的核心优势在于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有明确理论指导的王吉绯在访谈中侃侃而谈充满自信。在预付卡行业，资和信隐然是个庞然大物，除了卡业务以外，它还经营着自己的百货公司、典当业务和担保业务。卡业务是不是资和信集团的核心业务和主要收入来源？这个问题我没有问，但王吉绯显然对预付卡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超乎常情的热爱，在他滔滔不绝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对前面问题的答案略窥端倪，也可以对这个行业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感性认识和了解。
王吉绯的自信还表现在，2013年他出版了《万有能量的哲学原理——物理学笔记》，我原以为他有自己专业的研究团队，而通过这次访谈我才知道，他以一个仅有高中一年级物理基础知识的大学本科文科生的水平，凭个人之力借助互联网搜集研究资料，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对抗整个西方的物理学体系”——对这种自信我真是无言以对。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能够抽空脱身物欲横流的商场，抬头仰望星空，思索一下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并与公众分享，总是值得我们尊重。
一家银行发行一种卡可以收到15%的手续费，这是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做到了。这是这家银行和我个人一生的骄傲，因为它打破了世界上所有银行卡的发行纪录，这个纪录是在不同法人的百货类商户中实现的，而且我们坚信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
作者：无论是对预付卡行业，还是对预付卡企业来说，资和信电子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和信）都非常重要，因为它参与了这个行业从出现、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整个过程。作为创业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了预付卡行业？您能否回忆一下资和信成立初期时候的经营情况？
王吉绯：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前些日子去给中国人民银行、中纪委的若干领导汇报预付卡作为预防腐败风险的工具或者防止腐败的工具这方面的工作，预付卡具有限制管理性，支出公款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直接的控制，是任何一种支付工具所不具备的优势，而且不仅中国在用这种方式，美国也在用。在汇报的过程中，我本来想先给他们介绍一下资和信的历史，就是想告诉他们资和信当年为什么做了预付卡。
资和信的预付卡业务和我个人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并行的，有很多人问过我，你是做了卡以后才研究理论呢，还是研究了理论以后才做了卡？实事求是讲是相互影响的，就是一边是实践，一边是研究理论，相互影响。如果一定要答案的话，还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
先有理论，但那时候毕竟比较朴素直观，提出规模需求理论是在2001年，系统发表出来是在2005年。在理论之前，仅是一些比较朴素经验的总结。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说，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生意?这是比较现实的。我在1995年、1996年开始认识到，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在今后想赚到钱，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传统的经济学认为，要把供给配给需求，也就是只要我们生产出来，东西就一定能卖出去，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卖不掉。那时候，产能过剩这个词已经存在，但是不那么明显，因为投资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思路。所谓投资就是扩建资产，是当时典型的创业方式，要么你去进点设备，然后生产产品；要么去开个餐馆，做个坐商，总之你要做市场的提供者、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当时普遍认为，做服务的人比提供商品的人要好一些。可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无论是今天还是几十年以后，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赚到钱的人可能是掌握需求的人，能持续给经济提供动力的那个国家或者民族，就是掌握需求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我的目的很简单，我要创造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是能够收集规模需求的，能够让别人跟着我去卖东西，大家一起去销售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这就是规模需求理论的雏形。
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我面临的技术细节是怎样去挖掘这个需求？那个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很好，就是银行卡，从记录的角度来说，银行卡比现金要好，每一笔银行卡交易都知道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使用了，如果再追溯，还可以知道你买的是什么商品，当然银行是不知道的，银行只知道金额。银行卡的记录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大数据挖掘，这我十几年前就说过了，包括现在说数据挖掘有悖人伦、道德和法律等一些问题，说你不能因为关心我买了婴儿用品就推测我怀孕了，美国对这个反响特别大，不可以去统计、分析个人购买行为。但是我认为，所谓数字化标签，或者我们叫“透明人”，“透明人”跟道德、伦理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精确到人，不是你姓什么，叫什么，而是你在我系统中的那串数字，你对我来说是001号，这个001号不侵犯你的隐私权，因为我只关心001，这种统计和隐私权没有直接关系。有记录功能是有规模需求的前提，也就是先把需求收集起来，再确保这些人是能够接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
团购能够降低社会总成本，能够帮消费者降低购买成本，且不侵害商家的利益，这是前提，是共赢的。它的前提是买的人多，交易的人多，成本变低，社会总成本降低了。如果你为了降低所购买商品的价格，倒贴成本进来，那就不会使社会总成本降低。比如说北京有家媒体曾经搞过桑塔纳轿车的团购非常成功，当时差不多有20多人买了轿车，每车便宜了3000多元钱，后来他们还做了宣传，叫“中国第一团”。但我批驳他的是，这20多人怎么找来的？这20多人是刊登了整版广告找来的，而整版的广告在当时的市场价是35万元，也就是用35万元换来了20多个人，每人便宜3000多元，这其实并没有降低社会总成本。
银行卡具有记录功能，而银行卡的记录功能的商业价值在当时没有被体现出来。银行卡为什么可以向商家收手续费呢？这里边有个小故事。某银行信用卡部的一位业务经理去和北京阜成门的一家大型商场的经理洽谈，说划信用卡要收取手续费，商场经理说，为什么要手续费呢？业务经理说，因为我在你这儿给你拉了专线，布了POS机，机子也是成本，我给你放了小票，小票也有成本，所以你应该给我付费。那位经理是这么回答的，经理说你说得对，但是我给你提供的是我的收银台，我们一共给你们提供了50多个收银台，如果收银台租出去的话，一平方米我可以一个月挣到200元。我比你付的成本要多，如我要装部电话，这个电话费是我付的，我要有一个人来帮你操作POS机，人员工资也是我付的，如果你愿意算成本的话，我的成本要比你的成本付得多。那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呢？为什么不是你给我钱呢？他们说得都很实在，但是我们抽象出来，手续费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商户要给银行交手续费？是因为银行有成本吗？这引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你的客户不关心你的成本，你的客户只关心你给他提供的价值，如果你不能给客户提供价值，而利用巨大的成本向客户哭诉，要求客户支付成本来替你买单，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这是“强盗”逻辑。那下一个问题是，银行肯定给商业企业带来了价值。银行给商业企业带来的是什么价值呢？是技术服务价值，或者不仅仅是技术服务价值，银行每年在商业企业收来的钱，不论手续费多高，占的比例其实对商业企业来说是非常高的。有的商业企业，假如有10个亿的交易额，10个亿的信用卡交易额按1%来算需要付1000万，按0.78%来算需要付780万元，780万元远远高于其他那些所谓的信息系统的技术服务费，比如财务软件是买的，办公软件是买的，可是那些费用是非常低廉的，所以用服务费来解释银行的收费是不可信的。银行为什么收费？是因为它带来了重复购买的消费需求，就是一个限制性的需求，银行卡只能在特定的那些商户群中去消费。所以在理论上说，银联为商户群体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规模需求，当然这个规模需求因为过于巨大了，对单个企业来说固化的成本就会相应变低了。单个企业支付的相对就会少一些。什么情况下会高呢？假如，银联卡只能在一家美容院使用，那美容院能给你70%的优惠，如果银联卡可以在10000家美容院里用，那美容院就只能给银联卡2%的优惠，这就是给70%和2%的区别。如果可以把商业企业固定下来的话，那么就能获得更多的收益。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固定下来，存在那样的银联卡吗？没有。但有那样的预付卡，而且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预付卡越专，它的回扣率越大、折扣越大。是因为规模需求的范围的限制度不同。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肯发行一张只能在10个地方使用的银行卡，理论上这家银行就可以取得更高的手续费，反过来说这家银行也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惠。
但后面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用一种技术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1997年年初申请了一个专利，这个专利叫商用抽奖机，是干嘛用的呢？我们跟商业企业说，你希望提高单人单次的购买金额吗？他说我希望。我说凡是一单超过300元，凭当日小票就可以让消费者来抽奖，那就能有效地使购买200多元钱的人再加点钱消费到300元来参加抽奖，我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第二个目的就是一个循环，就是说来的次数多的人，那你第二次抽奖得到的奖品就更多。第一鼓励消费者单次买得多，第二鼓励消费者来的次数多。很朴素的说法，把这些理论运用到经营上就很有意思。
我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小老板而已，想创业的人，我去找他们，我需要用一个敲门砖去说服他们，那这个敲门砖是什么？商业企业的老板你没有办法轻易见到他，除非你是个特别的人，比如你是有专利的人，有专利的人在当时是很受尊重的，因为每个人从内心中对知识还是十分尊重的。比如我告诉你，我是个发明家，你会对我马上肃然起敬是吗？我在那个时候算是发明家，发明了抽奖机，并申请了抽奖商用解决方案的专利，若干个专利组成了一个机具，那是很大的一个箱子，1997年5月这个机具在百盛、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当代商城都使用过，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来很多商场不再使用这个机具，不是说这个机具不好，是因为现场太火爆导致混乱，排队的人流如潮，等着到这个抽奖机前抽奖。在这种情形下，商业企业就提出来，或者我试图引导他们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用一种经常性的且分散在各收银台，而不是让消费者交完钱以后再排着队抽奖，影响商场正常经营的办法？商业企业说没有这样的方法啊，我说我们可以试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搞抽奖，相当于把折扣让给了消费者，即商业企业拿出了平均10%的优惠不平均地分配给了消费者，这是抽奖的作用，我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能不能拿额外的一个优惠给到商业银行发的某一种卡反哺到客户身上？最大的好处是消费者不会排着队来，因为他有这种权利拿到好处。现在在商场再也看不到我创造的所谓抽奖机了，因为不再需要那样。
商场这边谈好了，我又去和银行谈。跟银行谈的时候我推销的也是这套理论，说我是抽奖机的发明人，我有商户资源，商场愿意给你们某一种特定的、能够带来额外消费额的人群付费，这条道理在今天也有效。也就是你跟任何一家商业企业合作，只要是做买卖的，我可以证明我能从外面带人来买你的东西，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佣金，或者给这些人一个额外的优惠，任何一家商业企业基本上都可以。但是别忘了，我前面说的那个词叫证明，证明就需要记录，记录需要对账，这个对账不一定是钱，你不能说我已经找了50个人去你那里消费了，你要证明那50个人是你找的，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是否达到了我的购买要求，这都是有条件的。当时这个方法银行觉得也挺好，可以在他们高端客户那里试试，但是没有等到一个好的契机，1997年推广的效果并不理想，当然这需要过程。一直到1998年上半年，我们在寻找各种各样匹配的机会，但理论已经先行了，我的理论大家已经接受了，觉得很好。到1998年下半年，机会来了。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1998年某银行推出了建国50周年纪念卡。这个卡内的金额和面值是没有区别的，都是50元钱，但是卡面图案是不同的，那时候的投资品很少，所以这家银行第一次尝试，我们也推出一版纪念卡，别人买我们卡的目的不是去消费，而是把它拿回去收藏，等到某天升值了把它拿出来卖掉，这是当时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我们觉得挺普通的，但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新的问题来了，这个卡是2000元一套，这2000元是由160元的包装发行费加1840元的卡组成的，有个内部折扣，买了其实挺亏的。但是话说回来，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熊猫金币才面值5元，但是你现在要用好几百元钱才能买到它。但问题还有，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概想多做一点，所以就做了50万套，可是纯收藏市场的人太少了，没有那么多人买卡，那怎么办呢？想起我来了，想起了我的抽奖机。
我对那家银行说，你们当时已经有了很庞大的商户网络，如果这个卡在庞大的商户网络里通用的话，即便在10000家美容院都可以使用的话，美容院最多给你2%的手续费，但如果我只给你在一家美容院里使用，那家美容院会给你打5折，我用规模需求的概念说服了他们。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跟消费者说，你买了某银行的纪念卡只能去做美容，只能去一家美容店，做事要有个度，要平衡。最终，我们决定选择在有限的百货商场里使用。之前说160元占2000元的8%，也就是发行费用占8%，我们并没有任何利润，这个发行费不是我们赚的，银行卖这个卡有个发行价，那我们想要获得利润怎么办呢？我就去找了燕莎、华联、当代、中友百货等商场，我们做了件什么事呢？这件事就是如果商场愿意和银行签约，并且通过我来卖这个卡，那么这个卡只在我们规定的几家有限的商场里使用，这卡卖给谁呢？消费者凭什么买呢？我当时说绝对不能卖2000元。作为消费者，我花多少钱就得当多少钱来用，这是前提，如果花2000元就当2000元用，商场要先把8%的成本抹掉，那我们还没赚钱呢，而且对消费者来说还没有好处呢！所以我们的做法是用抽奖机平均5%的返奖率分给不同的消费者，这由商场来开奖的，就等于凡是买这个卡的人就给5%的奖励，商场额外要付8%的手续费，还要给银行1%，当时银行卡手续费是1%，同时还给我们资和信1%，我得要1%，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5%+8%+1%+1%=15%，所以说燕莎、当代、华联这三家商场，在1999年为这种纪念卡付了15%的手续费，这是这家银行和我个人一生的骄傲，因为打破了世界上所有银行卡的发行纪录，而且我们坚信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纪录是在不同法人的百货类商户中实现的。一家银行发行一种卡可以收到15%的手续费，这是绝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从消费者来说，买这个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买这个卡付2000元，得到2000元的卡，这个卡可以在这个商场购买除了黄金制品的其他大多数商品，也就说消费者没有亏。第二，消费者获得了一套精美的纪念卡，我们支付的是用另外的卡代替的，原有的卡是为消费者保留的，为了收藏用，这个卡本身价值160元，如果消费者去银行买，只能花2000元得到1840元的使用额。第三，消费者可以立刻参加抽奖，我们不说返奖率有5%，因为抽奖有不同的奖级，但中奖率很高，全场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商场可以打8折，那是非常大的折扣。用这种方式让个人购买者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卡卖掉了。当然要注意的是，当时大多数人一套两套购买，基本上属于个人购买者，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因为我反正也要购物，不如获得额外的一个抽奖机会，还可以获得一套精美的卡册，还不影响我购物，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对预付卡的态度，最大的与政策相冲突的不在于腐败问题，最开始的冲突是卡和券的发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规定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够发行货币，当时的理论环境和实践环境把购物券卡当作一种信用发行的货币来批判
作者：也就是说，预付卡的出现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而且有一个挺好的开始。但预付卡什么时候和腐败、灰色交易等联系起来的呢？是在这个行业之初就有了这些问题吗？
王吉绯：我们做预付卡的时候，从理论到实践是运用规模需求原理两头挣钱，把两边的桥梁搭上，为消费者提供服务，让消费者得好处，商业企业可以卖东西，商业银行得到优质的持卡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银行的信用卡直到今天缺乏差异化，同质化极其严重。其实，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不同的商户圈、不同的优惠圈、不同的卡产品，卖给不同的人，我个人一直认为未来要靠这个来取得胜利，不能靠一种卡打天下，发给同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是赚不到钱的，或者说不可能取得竞争上优势。
新中国成立50周年过去了，卡也就卖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对银行说，这种卡产品非常好，我们可以继续的。但是到了2000年，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正好也处于世纪交替，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自己的生肖卡、纪念卡等各类卡片，那时候统称储值卡。那时候还没有银联，比如说某大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是在自己签约的网络里使用，但是其他银行发行的这种纪念卡只能在指定的商户里使用，我直到今天也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以后的银行卡必然也要这样做。
当时的局面就是各家银行都在做储值卡、纪念卡。但2000年的春节一过，中国人民银行发了关于停止各商业银行发行储值卡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主要是从私发货币这个角度来禁止这件事的。为什么叫私发货币呢？因为在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禁止了商业企业发购物券卡，但各家商业银行发的纪念卡却与商业企业的购物券卡合到了一起。等于商业银行顶着名替商业企业发了购物券卡，中国人民银行不允许商业银行这样做。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个纪念卡的态度，是因为与政策的冲突问题，最开始的冲突是卡和券的发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规定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能够发行货币，当时的理论环境和实践环境把购物券卡当作一种信用发行的货币来批判，等于商业企业自己印钱了，当然也有个别企业水平比较低，比如说北京的某商场找了当时的印钞造币总公司，因为它为了防伪怕出假卡，找了印钞造币公司用印钞纸或者证照的特种纸印发了商场所谓的购物券，购物券上面100元的金额还写得非常明显，这让老百姓很迷惑，这个商场怎么还可以发钱呢？理论界主要争论的是这个，这是发行权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期，我们的福利、公款购买等腐败行为开始出现了，变成了互相赠送，单位走账。在这个模式下，资和信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商业银行不让做了，就不发卡了。到2003年以后才又开始做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监管层的认识随着经济形势和社会制度的推进不断上升，监管层慢慢认识到，购买预付卡，那时候叫购物卡，买购物卡是用人民币买的，简单说是用法定货币买了一个提货凭证，对应的是货，是延迟提货，与货币发行本身或者货币供应量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所以不能认定这些商业企业是以侵害中国人民银行为目的私发人民币的行为。现在讨论预付卡的时候，很少人再提及这件事了，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了。这件事和造货币没有关系。
发展预付卡的最好时机来了。在全世界的各国，最近两三年个人产品的预付卡销售额、销售量和人们的认知度有着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令我们瞠目结舌，这说明在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里，预付卡是有着巨大市场需求的
作者：作为一种支付工具，预付卡本身是没有善恶的。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曾给预付卡的行业形象和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随着大环境的改善和相关政府部门管理制度的出台，预付卡行业的发展开始逐渐回归理性和遵循市场规律，您能否对这个转变过程做一简单介绍，您认为什么是预付卡行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王吉绯：当腐败现象出现以后，预付卡的发展开始脱离正常轨道。商业企业说卡不是银行卖的，那商业企业自主发购物券卡，就不存在消费额的问题，商家在心理上发生了变化。现在假如商场还是愿意用1998年的销售方式来做这件事，这种愿意的前提不是他吃亏了，而是作为商业企业定价权在他手里，他不怕打95折，只要有人买就行，打95折时买的人越多商场就越亏。那为什么不这么做了？是因为企业自己能够卖卡了，而他卖卡对应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制度和体制的问题，还有我国的税收体制、公款支出制度等。当时确实有很多企业作了所谓的合理避税，确实有很多腐败分子在利用这个做违法的事，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深层的原因就在这，作为商业企业来说，有一个庞大的，可以开发票的市场，他就没有动力把本来应该以一个对价的方式对应这个规模需求，这个对价就是我们说的获现率，或者理解为折扣。而现在由于中国现有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对价也有人愿意排着队来买，也就是说本来无论是理论还是产品，都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并且像1998年那样做起来的话，我们的预付卡市场现在不知道要有多好，可惜这个进程被打断了。
什么叫预付卡？在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的管理办法中都有规定。定义中不相同的6个字商务部是兑付预付凭证；中国人民银行是购买预付价值。兑付预付凭证就是提货凭证，提货凭证是货，是贸易项下的，但是购买预付价值就是钱；中国人民银行定义的，同样是预付卡，两个部委的定义完全不同，因为角度不一样，中国人民银行是管钱的，商务部是管货的，这有差别的。中国人民银行将其定义为钱，是什么样的钱呢？信用卡可以透支，预付卡不行；借记卡可以提现，预付卡不能；借记卡有利息，预付卡不给，所以预付卡是没有信用的、没有收益的钱，既没信用又没收益，并且有限制，不能想在哪花就在哪花，人们不能取现金，等于打了引号的钱。所以作为钱来说预付卡是“最坏”的钱；作为货来说它是最好的一种货，它恰恰是在资本项下和贸易项下的分水岭，这个边界要是用线来画的话，预付卡就是这条线。预付卡是货中最具有流动性的一种货，但是最不具有流动性的一种钱；反过来说，就是限制性最强的一种钱，流动性最强的一种货。而分辨货和钱的差别就在于它是否具有流动性，如果具有了流动性，具有了钱的金融性质，预付卡恰恰在其边界之中，也正是我们货币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分离。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预付卡的作用，它对拉动消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与实体经济结合得最严丝合缝，没有任何放大，完全真实反映的。
就是说只要你愿意把你的需求亮给别人，并且以保证金和存款的形式存在那些商业企业，就可以获得比用现金的人额外的优惠，这就是规模需求理论的核心，这件事直到今天也是成立的，而且我相信随着新领导人经济政策的明朗，如原来叫拉动内需，现在叫消费拉动，内需是含投资的，现在叫消费拉动。如何拉动消费？不能靠每个人兜里揣着现金到处转悠，我想买就买，不想买就拉倒。得给他好处，只有对价才能拉动，不对价就不能拉动，这是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就是把本来不打算花的钱花了就拉动了，把本来不打算在你这花的钱在你这花了，微观上也是拉动。但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必须付出你的额外对价，而这些人值得你去付对价，降低你的成本，不用盲目地去采购，这一年当中有一定的客户在你这消费过亿，这就是商业企业为什么玩命卖他的预付卡，因为预付卡是最现实的，你把钱存在我这里，当然是我的客户了，但是你拿着积分卡，虽然我知道你会回来，但总不如把钱搁在我这踏实。如果你连积分卡都不拿只在我这晃悠，我也对你好，可是你买的概率是最低的。对于商业企业来讲，客户是有排序的，就是为什么要卖预付卡，并不是商家要拿这个钱去运作什么，而是希望有一个基础的销售盘，这是非常重要的，排第一位的，每个商业企业都是这样的。
再后来预付卡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好像一提到预付卡就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整个预付卡行业确实有灰色的部分存在，但腐败并不是预付卡造成的。不是因为有预付卡，所以有腐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时对公控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严控对公购买，预付卡行业相当于重新回到了1998年，重新回到了起点，新的机会来了，这就是个人产品的创新土壤，就是商业企业要拿出相应的对价来，比如预存多少话费就便宜多少，所有的商业企业都该这样做，例外的是百货商场、超市没有这样做，资和信也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是因为大量的对公购买，不需要这样做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规模需求，但是当购买量变小，控制加强以后，商业企业还希望有更高的销售，这时候就转向到个人市场了。
发展预付卡的最好时机来了。时机是什么？第一个时机是商业企业如今的销售不像原来那么好了，不仅是预付卡销售，是整体销售都不好了。那销售不好的时候，就有了创新的动力，就可以使在我这买货的人，愿意将钱存在我这里，把额外的优惠给你，而不是说只是给你开一个所谓的办公用品发票。资和信正在和商业企业联合制作各种各样的新卡并推向市场，给消费者更多选择，这也是今年下半年我们重点做的工作。第二个就是销售不好，预付卡的销售更不好，下降更多，所以在下降更多以后，就需要有政策支持的、没有灰色的那种纯个人的产品能够去推动它。当然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全世界的各国，最近两三年个人产品的预付卡销售额、销售量和人们的认知度有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令我们瞠目结舌，这说明在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里，预付卡是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的。
支付行业的时间沉淀很重要，因为支付产品不是技术产品而是服务产品，表面上看，技术产品是技术包装过的，而服务类产品的内功需要更强。有形的产品容易模仿，而无形的产品难以模仿。资和信的核心优势在于有明确的理论指导
作者：从企业经营和管理来讲，您认为资和信核心的优势和特点是什么？
王吉绯：我个人觉得，这与产品设计能力相关；需要具有技术、熟悉金融和商业的人才；同时，还要有企业文化，资和信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审慎的文化；符合各种环境，比如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有没有一套理论。
什么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是有经验和方法的，比如我们经常能看到，我们设计一些产品，有专业人士参与，他们也会想到一些主意和方法，但是这些主意和方法只是一个点上的或者一时的。但资和信不是这样的，在创业前我们就知道要什么，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要人才，要需求，要低成本。我觉得有理论和没理论在设计产品的时候真是不一样的。可能看起来产品都差不多，做法也差不多，但是持续增长的动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有很大的差别。
再一个就是做预付卡和银行卡收单、银行卡发行、包括保险。金融业和泛金融业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具有自然垄断性，具有时间加策略的双重门槛。比如曾有某大运营商，当时全国的总POS机400多万台，他说我2010年要在全国布100万台POS机，当时好多商业银行包括我们收单机构都非常紧张。当年采购的时候很多供应机具商都去应标了，获得第一单标的是50万台，银联一般采购5万台就很高了，一张口就是50万台，可是最后只买了3000台，因为发现POS机不是花钱买了就可以，你得布到商户里去，那商户为什么不允许他布进去，难道是资和信给钱了，那家大公司没给钱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商家要看你的产品，看你的过去、现在，这个行业是有时间门槛的，时间、经验、策略组合起来。后来这个运营商对这件事就不提了。如果将支付机构的成立时间和有效运行时间算进去的话，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支付行业大机构排在前面，因为很多大机构在时间上是领先的。
还有就是支付行业的品牌效应会更强一些，基本上是有前五没后十，即理论上每一个细分的支付市场只能容纳5～10家企业，不像其他企业，品牌是非常多的，后续替代的时间是很快的。但支付行业不是，支付行业的时间沉淀很重要，因为支付产品不是技术产品而是服务产品，表面上看，技术产品是技术包装过的，而服务类产品的内功需要更强。有形产品容易模仿，而无形产品难以模仿。再有就是行业内外的整合能力，资和信就是一个桥梁，金融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桥梁，而预付卡也恰恰是这个桥梁。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理论准备、技术准备，今年将推出一个全新的、针对个人的资和信新系列产品。当我们的产品变成了被人尊重的产品，我们的企业就变成了被人尊重的企业
作者：现在的资和信是否跟您创业时候想的一样，它的使命或者愿景是什么？
王吉绯：我在九几年的时候，特别想做一个经济学家，我只想做理论并不想做所谓的商人。但是后来我将我的很多理论兜售给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大腕或者专家的时候，他们说你想得挺好，但理论还需要有实践意义，即使你都想好了，这个也赚不到钱。我有点不服，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看看。要说资和信是什么，资和信就是我规模需求理论的试验田，是我跟人打赌打出来的。
现在资和信是否和我们当年设想的一样？我觉得既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回顾资和信的发展过程，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资和信最想要的是一个广泛的、紧密的商户群，能听我们说话的商户群，一个相对比较多的、具有大量客户资源、营销能力的商业银行群体。我们现在与全国几乎所有的知名的商业企业集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确保我们可以去说服他们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是大家共赢的。就是我们给他们确定的固定的消费者和购买的营业额，而他们给这些消费者一个合理的回报，谁都不占谁的便宜，大家共赢。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而我们其实已经得到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将这些好的资源在商业企业愿意的前提下再整合，我们现在有了和他们对话的通道，但是我们要选择一个他们愿意的时机去做这件事。1998年是个时机，我们做到了。现在又到了这个时机，前面我讲到了，商业企业不用这种方法也能取得销售额。
不管怎么说，现在社会各界，政府部门包括很多合作方都希望我们能够推出还原成我们1998年的那种产品，所以我为我们当年的那个产品感到自豪。我愿意站在商场去和每个消费者说，你不买我的产品你就吃亏了，因为你买我的产品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只会带来额外的好处。我们就是要推个人的这种产品，推这个产品的前提仅有理论是不行的，得有资源，就是合作方。我们现在认为，无论是政策导向、经济环境、商业企业的心态，包括商业银行作风的转变，现在都是最好的时机。今天的商业银行和15年前的商业银行大不一样，15年前的商业银行高高在上，现在的商业银行和我们大家都一样，他们同样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业务上的压力，他们也极其希望能够创新出产品，为银行自身创造更多的价值，取得更大的竞争。无论是现在的政策，环境，接触的这些合作伙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理论准备与技术准备，在今年我们将推出一个全新的、针对个人的资和信新系列产品。
如果说资和信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我们满意的是什么，不满意的是什么？满意的就是我们现在取得了我们当年创业时候想要得到的那些资源。但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提供的产品，是完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并且提供给消费者价值和社会价值，即消费者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同一性，那我们的产品就变成了被人尊重的产品，我们的企业变成了被人尊重的企业。
支付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当中是处于零售端的，它是一种零售金融业务，而且它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并且相对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个行业本身是一个微利的行业，如果做得不好、总同质化的话，是看不到盈利希望的行业
作者：现在从事支付行业的人也在增多，您对这些新进入市场的或者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
王吉绯：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家，对于金融是社会经济龙头这件事是认同的，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参与到金融业务里，是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企业家从内心上感觉是非常好的，我们做了龙头行业，做了理论上最应该赚钱的行业。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支付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当中是处于零售端的，它是一种零售金融业务，而且它是一种高成本低收益，并且相对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管你是去卖卡还是去谈判，去经营，布POS机，其实布POS机的公司和其他的技术服务公司也没多大差别，无非就是提供人力服务，所以总体来讲，在金融行业里，支付是相对低端的行业。
第一我们从情感上、从心态上觉得我们做金融了，从理论上就应该赚大钱。但另一个要认识到，支付行业本身并不是金融行业里收入最高的，实践证明各商业银行发银行卡这么多年，有如此好的政策环境，我指的是他们的竞争优势，只有他们能做，别人都不能做，可是银行的信用卡部门基本都是赔钱的，有些银行已经发了20多年的卡还在赔钱。那就不是银行的经营问题，而是这个行业本身确实属于一个微利行业，如果做得不好，总是同质化，是看不到盈利希望的行业。
第一是行业分工的原因。第二是单纯从支付行业本身来讲，本身的时间门槛、技术门槛和内在的风险管理水平、产品策划能力、技术的整合能力，还是有极大关系的，而这些又跟时间和所谓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回顾商业银行走过的弯路，现在很多商业银行达成共识的一些管理规定，都是当年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而我们整个预付卡行业从2010年走向正规以来，时间还是太短，还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无论是监管部门、政策指引、自己内控的经验教训的出现，才会使我们有更好的提升空间。
从目前看，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设计出差异化的产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给客户提供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你产品再好，最重要的是客户价值，而不是你用了什么技术，有多炫，那都没有用。而是为客户提供价值，客户用起来第一是方便，第二是便宜，就这两件事。只要这两件事做到了，我指的不是奢侈类的消费，只是大众消费，那么这个企业就基本成功了。企业的金融产品要能够满足客户的需要，而这个指标的评判权不在机构自身，得由消费者评价，而不是你觉得你好。
我是一个很讲纪律的人。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双向的推进，我自己觉得规模需求理论和个人预付卡的推广时机都到了。我是在对抗整个西方的物理学体系，唐吉·诃德式的。信息社会让我们更平等
作者：我看您博客更新到2011年，其中有一篇叫奥运梦醒，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北京奥运最好的回忆文章之一，您以前是企业家、学者，现在又多了物理学爱好者，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物理学研究的情况吗？您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是什么？
王吉绯：您也注意到我停博客的时间是2011年，首先我是一个很讲纪律的人。我认为在我拿到支付牌照之前，我去做经济学研究，或者公开发表一些东西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只是一名经济学者，也有人叫我经济学家。但是拿到牌照之后，央行推行的一些政策环境，以及商务部很大的管理压力。一般情况下我不愿意公开发表一些经济类的文章，而是转向从2011年开始在一些部委机关做咨询和策划，主要是国家科技重点专项、国家经济研究课题，与预付卡没有关系。具体到我自己提的一些建议，理论性文章不出了。我比较欣慰的是，文章已经都出了已经放在那了，包括2008年的时候发不发消费券的那个论战，当年我是正方，他们是反方，反方都言辞凿凿，但是现在证明我那时候是对的。那时候要是发消费券就好了，这也留给历史了。
我不做经济文章是讲纪律的原因，因为有些话我不好说，但是不等于以后不做了。还有就是时机和客户需求，我的经济理论的客户是管经济的那些人，所以在他们没有需求的时候就不说，什么时候没需求呢？就是十八大前一年和后半年，像解决房地产问题啊。房地产问题是牵动整个经济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要解决了，整个经济就好了。这涉及上游的钢铁、水泥行业，下游的国美也亏损了，卖家具的也不行了，商业卖场也慢慢下沉。像这些解决方案是我在四五年前就提出来的，其实再往前倒，包括奖励式消费券，关于奖励式消费券我还会写回忆文章的。
我既可以做理论，也可以有办法去解决问题，这是很多理论家都缺少的。反过来说，我也不是说我的理论有多好，我只是觉得至少有独特性，我的理论不是抄美国人的，我曾经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说过，我不是专家也不是理论家，但是我自豪的是我所谓的经济理论，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原创的，没有一篇有美国人的影子。但是如果这么要求你们，你们写不出任何一篇文章。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双向的推进，我自己觉得规模需求理论和个人预付卡的推广的时机都到了，也就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消费是最重要的，比投资重要，比出口重要，拉动消费要采取一种对价方式，否则谈不上拉动。拉动的方法，越说越细，说到预付卡上来了，它两边是通着的。
我在2012年的春节，大概正是我停博客的时间，春节前我回老家，想一些所谓的哲学问题，后来想来想去，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叫《写给哲学家的一封信——抄送给关注人类和宇宙的人们》，春节我用了10天，基本就是写这个提纲，里面写的跟现在的经济基本都没多大关系，是一些特别古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有没有对错？在这个文章思考过程中，有一些是跟物理学有关的，因为我得从物理的角度去证明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什么是物质？物质为什么会运动？物质怎样运动？所以在这里我又分了一个子题目，是写给物理学家的一些题目。后来，我突然灵光一现，我从初二的时候就对这些特别感兴趣，我考虑这些问题考虑了有30年，就是物质为什么运动，它将怎样运动？后来，我突然发现我可能发现了和传统的一些经典物理学不同的发现，我就开始将我的题目改了，改成《写给物理学家的一封信》。我刚才为什么想半天没有想起这个题目，因为我没有写这篇文章，万有能量的哲学原理。然后我发现，我写一篇文章不行，我大概用了七八天将原来困扰我的那些问题，比如宇宙爆炸问题，恒星运动问题、地震问题，月食的问题，还有很多量子力学问题。
我当时想，那我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把它写出来，后来写这本书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2012年可能是我最辛苦的一年，有生以来最辛苦的一年，我每天白天就在资和信做所谓的企业，整个2012年我大概每天只睡3个小时，有很长时间是彻夜不眠的，用夜里的时间去研究高数、宇宙问题，研究极速问题、太阳系问题，研究惯性、地球问题，研究微观粒子，各种各样的计算公式、数据、模型。
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还算比较成功的人，能够静下心来研究木星、天王星、海王星、物理学规律，研究惯性问题，研究光速问题恐怕是很难的。最难的是我是文科生，我的物理学只学到高中一年级，高二就分班了，我的物理学知识水平一般，我最近又在研究物理学，怎么说呢，我总是能做到一些正常人用正常逻辑不太容易想到的东西，有点像我当年做资和信一样，我提出的物理学理论，如我所预想，我能接触到很多人，但我接触不到物理学家，因为他们都不理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敲门砖，就像当年我找商业银行说，信用卡的事情我都搞清楚了，你跟我做吧，商业银行却说你是谁呀?这是不可能的。比如你去找商业企业说我能帮你促销，你想得再好也没有用，你再对也没有用，因为他不听。举个例子，我现在做预付卡，假如我们门口有一个清洁工阿姨说，王总你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给你讲讲我对预付卡的思考，你们觉得我会听吗？我不管你思考什么，我不听。那我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就像当年说你这理论根本不可能对、不用想，就说我的经济理论，我说那简单啊，那我做家企业，我把它做大，让所有人都用我的产品，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产品是好的，那经济学家还能说它不好吗？所以我现在需要做一些数据统计、观测、实验，一些不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那这个工作就更困难。我只有维基百科，百度搜索，所以我手里的科技工具特别少，我占有的科技资源特别少，即使这样，我去年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书，我今年要用一年时间写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已经差不多写完了，是一篇完全物理学学术的论文，主要是讨论太阳黑子，而且我觉得我的论文可能会引起一些理论界的思考。
如果你觉得奥运那篇文章写得好的话，因为那里有我的影子，也有资和信的影子。就是爱国、正义感、理性，强调一种信念、坚持、规则、承诺。走物理学这条路是非常艰苦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不是在研究物理学，我只想把物理学当作一种工具，就像我做资和信一样，我只是希望去证明，规模需求理论是有效的，它能够给我们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产能过剩的前提下，能够有效整合第三次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作用和影响。
为什么要信息化？信息化就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不对称、不透明的信息能相对对称。如果我是个信息拥有者，我是“大象”；而你的信息比我少，你是“蚂蚁”。买的没有卖的精，所以我们俩的信息是永远不对称的，全世界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信息是不对称的。这里有个规律就是，信息越膨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越严重，推论是，信息越快速流通的时候，原有掌握信息多的那些人就掌握的更多，那掌握信息越多的人则越能得到财富；而掌握信息少的那些人取得的财富就越少，社会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
那又回到老问题了，说一头大象一只蚂蚁怎么可能是对称的？但是如果一头大象加上一个火星，一只蚂蚁也加上一个火星，就约等于了。那火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手机、百度、互联网、我们的公共信息球。信息是怎么对称的？工业革命使我们的手变长了，腿变快了，我们可以坐飞机，可以用设备。工业革命使得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自由了，想去哪就可以去哪，我们想休闲就可以休闲，因为有机器在为我们干活。但是信息革命为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头脑间的差异性变小了，我们变得更平等，所以信息社会是让我们更平等，所有信息研究的方式是更平等的，但这种平等不是平均的，你可以通过对某种对价方式换得你应有的权利，而且这种交易市场是公开和透明的，当然这话说远了。物理学的事现在只能提个头，没有办法总结，而且不能采访我物理学的事，因为采访的话，一天一夜都说不完。访谈时间：2013年7月10日
柴洪峰：“开放”“平台”是银联始终不变的理念
中国银联创始人之一，执行副总裁
作者的话
在创始人当中，柴洪峰是唯一婉拒当面访谈而仅提供了书面材料的人。
作为银联的创始人之一，柴洪峰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国银联银行卡信息交换系统、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项目、中国银联新一代移动支付平台项目、中国银联六西格玛质量管理体系等诸多信息化项目。他的丰富经历，本来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银联这个民族品牌的诞生和成长，增加更多的感性认识和了解，但书面材料这种半官方性的语言表达方式，使我们丧失了这个机会。近几年，由于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外资清算组织的虎视眈眈，银联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这时候说什么不说什么，确实令人为难，因此，我们对柴总的做法也表示理解。
严格地说，银联是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特许支付清算机构，不属于第三方支付企业，但是，它在支付行业的重要作用，和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及企业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必须尊重它的存在和它的态度。何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银联可以视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线下第三个支付企业。
对这篇访谈，我们可以理解为银联的官方观点的表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银联方面认为，我国银行卡产业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直接超越发达国家个人支票应用阶段，将中国的支付进程由纸基货币带入到高效的电子货币阶段；而且，我国的银行卡芯片卡发行及标准目前已经后来居上领先于欧美国家。
中国银联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三件大事。银行卡的发展基于人民对消费和支付需求的不断提升。在简单的用卡服务背后隐藏着产业各方的工作和支撑。银行卡交易数据反映出生活中的新特点和趋势
作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银联的成立、发展过程，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
柴洪峰：在银行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银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银联是让银行卡能够跨行、跨地区、跨国使用的银行卡清算组织，是我们国家拥有自主银行卡品牌的支付企业，也是推动银行卡支付便民的先行者。消费者银行卡的跨行、跨区使用，依赖于安全便利的银行卡跨行交易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可靠的跨行交易信息转接和处理系统，而银联正是国内银行卡相关规范、标准和系统的联合推动者、制定者和设计者。
银联致力于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银行卡跨行电子支付服务，并不断发展创新，为银行卡产业实现安全、统一、创新、普及的目标做出贡献。
2002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银联成立。主要负责银行卡跨行交易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制定、跨行交易信息转接和处理、创建和经营“银联”品牌，致力于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银行卡跨行电子支付服务。银联现有股东152家，总资产204亿元，在境内设有36家分公司以及银联国际、银联商务、银联数据等11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并在境外设有17个分支机构。银联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银联视察，对银联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自主品牌表示支持。上海市领导高度重视银联在上海的落户和发展，并多次莅临指导工作，为银联的快速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中国银联成立以来，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推动实现银行卡“联网通用”
银联成立以前，我国采取各银行自行发卡、自建受理网络的分散发展模式。1985年开始发行银行卡，1993年国务院启动国家“金卡工程”，但直至2001年底，仅实现18个城市银行卡跨银行、跨地区使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银联成立以后，联合商业银行，大力推动银行卡全国联网通用，银联成立当年在300个城市实现了同城联网通用，100个城市实现了异地联网通用，45个城市发行了银联标识卡，超额完成国务院提出的“314”工程目标。2003年，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实现联网通用。2004年，基本实现了由多种标准到统一标准、一柜多机到一柜一机，分散建设网络到联合建设网络，分散交易处理到集中交易处理的转变。截至2013年12月末，境内共有联网商户763.5万户、联网POS终端1063.2万台、联网ATM终端54.8万台，银行卡在交通、医疗、教育、旅游、航空、保险、物流等经济社会民生重点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银联成立之初，建设全国统一的新一代高效率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十分迫切，任务也相当艰巨。
联网通用初期的系统建设：建设庞大、复杂的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时间紧、难度高，也毫无可参照借鉴的经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银联通过学习、模仿、创新，选择了在开放式平台构建一代系统，按照当时的规划，在开放式平台上达到峰值3000TPS的处理能力，国内外还鲜有成功案例。该系统打破了传统上只有昂贵的主机系统才能在处理性能和可靠性上满足大型关键性应用需要的神话，成为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高可扩展性、高可靠性、高可用性的系统。
联网通用初期的系统切换：该系统与旧系统的切换工作更是艰巨，不能影响到正常的银行卡交易。为了确保新系统顺利切换上线，切换过渡小组可谓争分夺秒，18家分公司每家都要进行三次切换：物理切换、网络切换和业务切换。每次切换的过渡时间都在晚上，且必须小于两小时。银联人以每20天一家的速度，仅用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系统切换任务。
联网通用初期的系统能力：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上线后，使原先跨行、跨地区48%的跨行交易成功率，上升到了99%，更是实现了功不间断交易处理，较原系统的峰值每秒处理交易笔数提高了数十倍。
第二件：创建并推广“银联”自主品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