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丹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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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创业帮：关于梦想、创新、勇气与坚持试读：
推荐序1
拥有改变世界的梦想创办创新工场的六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忙碌，也是最有价值的六年。如果说，此前在苹果、微软、谷歌的日子，让我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中国年轻人的成长，那么在创新工场的时光，则真正让我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并肩作战，为梦想努力。
这是一个创业的黄金时代。六年前，当我们在中国最早形成“投资+投后管理”战略布局，创新工场迎来第一颗种子豌豆荚时，大多数初出校门的年轻人，还认为“创业”“风险投资”这些概念离自己很远，他们还选择去大公司做一颗“螺丝钉”。然而六年过去，我们发现已经进入人人创业的时代，80后，甚至刚刚走出校门的90后，都在成为时代的主角。他们敢想敢为，善用新媒体，以互联网为工具，让自己的梦想在创业舞台上发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今年，我们与真格基金、隆领投资合办的创业者训练营群英会，入选的40位优秀创业者平均年龄只有32岁，最小的只有22岁，但是他们本人和创业项目却都非常优秀。
2005年，我加入谷歌。我仍然记得当时经过层层选拔的“关门弟子”，他们各个绝顶聪明，不仅有耀眼的履历、出色的成绩和技术能力，也有很强的责任心和进取心，正是这样一群有激情、有梦想的年轻人，在当时外部、内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比如，谷歌中国在“20%时间”计划的创新鼓励下，陆续推出包括谷歌拼音、谷歌地图、春运地图、谷歌翻译、音乐搜索等在内的众多本地化产品，释放出了极大的创新力量。
离开谷歌后，这些xGoogler（谷歌离职员工）也曾再次选择自己的人生，他们有的开始自己在商业世界探索，也有的先到大公司学习、积累。然而近两年，我们看到他们中的一大部分，都加入了创业行列中。比如，谷歌帮中最早的创业者周杰，他创办了互联网广告公司浪淘金。他曾是谷歌最年轻的华人总监，也被我们称为“super star”（超级明星）；我的助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郭去疾，从小就是个天才少年，他善于把握机遇，由他参与创办的外贸电子商务网站兰亭集势，是谷歌帮中最早赴美上市的公司；曾任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的林斌，是个过硬的技术派，他了解安卓系统，其参与创办的小米科技，已经成为全球新创科技公司中市值最高的企业；还有我的老同事谷雪梅，她曾坚守谷歌超过十年，如今，终于走上创业之路——这是谷歌中国一个时代的终结，却也标志着谷歌帮全民创业的开始。
我十几岁时，在哥哥的帮助下，远赴美国读书，开始我的小留学生生涯。在那里，我学习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见识到了伟大的公司如何成就梦想。后来有机会回到中国，我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分享给年轻人，就是希望他们抓住机遇，扩大自己的视野，登上更高的舞台。而今，世界越来越平坦，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学成归来的年轻人，开始在中国的创业热土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谷歌创业帮》这本书，记录了一些典型谷歌创业者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梦想、坚持，和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拥有远大的抱负何其重要，如何用技术改变世界，以及人生之路不会一番坦途，即使失败也不可怕……而他们的故事，还只是谷歌帮中的一部分缩影而已。
过去两年中，我曾经历一次病痛，生病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索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而我的答案就是继续做自己最感兴趣、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毫无疑问，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创业者。
当然，身患淋巴癌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学习的历程，让我反思生命的意义和健康的价值。改变世界的梦想是伟大的，但是，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可以开创更好的未来。希望与所有有梦想又脚踏实地的年轻人共勉。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开复2015年7月21日于台北
推荐序2
xGoogler的创业故事才刚刚开始2004年秋季，我将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带到中国，中国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让他们最终决定在这里开拓市场。虽然后来谷歌在华发展受到一些挫折，然而谷歌却在这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无论是开放、平等的精神，还是一群聪明、有为的年轻人。
在谷歌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结识了这群最可爱的人。用“googlely”这个词或许可以形容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天资聪颖、充满阳光；他们满怀激情，拥有改变世界的梦想。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身边处处活跃着这样的身影。
作为xGoogler的一员，多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家全球最伟大的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和变化，并有幸见证了它从初出茅庐到成长为巨人的过程。这家极具活力、创造力和使命感的公司，不停地创造奇迹，也真正诠释了颠覆性创新的含义。
即便离开谷歌多年，我还一直和xGoogler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沟通。如今，我们的组织在国内已经扩大到400多人。作为中国xGoogler聚会的发起者，我在北京、上海乃至美国硅谷定期组织大家的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中，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全球最新的科技趣闻，也会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因为有着相同的背景和工作经历，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还专门设计了xGoogler T恤衫。
这些年创业的大浪潮也在深刻地影响着xGoogler的发展路径，在与他们的密切沟通中，我察觉到了一些变化：比如两三年前，xGoogler们主要在腾讯、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担任高管，还有些离开谷歌后前往美国工作；然而2013年后，他们中创业者的比例却明显增加。正如PayPal Mafia（PayPal离职俱乐部）一样，我们的组织中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的明星创业者，xGoogler正在迸发出空前的创业激情。
作为光速安振中国创投董事总经理，这几年，我见证了中国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互联网+、企业IT，都是极具成长潜力与机会的投资领域。当然，我也投资了一些xGoogler的创业项目，比如MediaV（聚胜万合）等。帮助更多的优秀创业者去改变社会是我觉得当下最有意义的事情。《谷歌创业帮》这本书，记录了一些典型的xGoogler的故事。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在Google的见闻与收获，以及创业过程的全记录，我想可以为中国数以万计的年轻互联网创业者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
到2015年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即将突破30亿，在全球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将达42.4%，其中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近6.7亿，一举超越美国。过去，我们去美国留学，认为那里才是最好的舞台。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美国学习前沿知识和技术，却希望回到我们自己的沃土大展身手，因为这里充满着机遇与挑战。对于xGoogler而言，我想，这场华丽的演出也才刚刚拉开帷幕，我期待他们有更多精彩的表现。光速安振中国创投董事总经理 宓群2015年7月1日于上海引子为什么是他们？谷歌创业帮崛起
2013年春的一天，在北京商务核心区银泰柏悦酒店21楼，我见到了刚从美国硅谷回国两个多月的赵勇。这位头脑清晰、逻辑缜密的35岁科学家，给我讲述了令人惊叹的谷歌实验室故事。在那里，天才们正在挑战人类智慧的极限：他们模拟人类大脑，试图突破“感知”——这一机器人与人类的最后屏障；他们研发仿生设备，包括手术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试图让人类远离人为疏忽导致的灾患；他们还从事医疗、遗传学研究，用以提升人类的寿命……
毫无疑问，赵勇曾效力过的这家公司——谷歌1，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这里是天才最密集的地方：很多人是企业家、发明家，被谷歌请进来，付以高额的薪水进行发明创造；这里有最肥沃的创新土壤：谷歌可以无条件支持员工异想天开的创业项目；这里工作愉快：有五星大厨烹饪的世界美食，可以带宠物上班，也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制。然而，在谷歌实验室工作三年后，赵勇选择了离开。“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就是他们都可以做这些伟大的事情，并让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我不能？”他决心离开硅谷回国创业。
赵勇向我介绍了他回国创业的项目——基于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和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技术，它利用新传感器和技术进行安全监控和客流行为的智能分析，并为商业决策提供数据驱动。
然而，刚刚回国的赵勇在找投资人方面却碰了点壁。听他介绍完自己的项目，投资人们一方面觉得震撼，另一方面又有点恐惧。他们对他说：“我们从来没投资过这些项目，看不到成功案例，能不能复制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些问题，颇让赵勇有些苦恼。“它是非常超前的一个项目，但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我不想等它成熟了才回来，我要让它变成熟。”赵勇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要为自己的梦想跨出一步，而不是做“谷歌翅膀下的一个蛋”。
2014年秋，我再次见到赵勇是在北京一场互联网大会上。活动主办方特意设置了一个人工智能专场，同为前谷歌研究室科学家的赵勇和李志飞成为这一专场的主角。几百人的会场被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每一个通道都塞满了热情的粉丝。“‘仿生派’和‘智能派’哪一种才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正确方向？”“智能硬件的未来是什么？”人们抢着向两位科学家提问，赵勇和李志飞俨然成为全场明星。投资人也加入了这样的讨论——很显然，和一年前对人工智能的漠视不同，现在，这个概念已成为投资人的争抢对象。
他们就是xGoogler（ex Googler，前谷歌员工的简称）。正如美国互联网公司PayPal前成员俱乐部成员“PayPal Mafia”曾衍生出视频网站YouTube、电动汽车特斯拉（Tesla）、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ln）以及美国空间探索科技公司Space X等明星公司那样，在中国，这个主要由在谷歌中国或美国谷歌工作过的华人组成的“帮派”，现在正在疯长的中国创业沃土上开拓一片新的疆域，发出来自未来的召唤。“谷歌对中国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些xGoogler，这是一场‘输血’运动。”曾代表谷歌投资过百度、大众点评、赶集网、迅雷、天涯等公司，现任光速安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宓群对我说。根据不完全统计，在400多名前谷歌员工（xGoogler China）中，已有近百人在互联网、科技公司成为创始人或CEO，大多数成为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的高管或技术主管。
假以时日，他们或将成为新一波中国科技界的中坚力量。
如果以上我提到的这两个名字你还有些陌生，那么让我们翻开中国xGoogler名册，看看多少互联网创业先锋从这里走出。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百世物流创始人周韶宁（原谷歌中国区联席总裁），光速安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宓群（原谷歌大中华区投资并购总监，曾任谷歌驻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宝宝树CEO、米卡早教产品创始人王怀南（原谷歌亚太区市场总监），B2C网站兰亭集势（Lightinthebox）创始人郭去疾（原谷歌中国总裁特别助理及首席战略官），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总裁林斌（原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全球工程技术总监），云云搜索创始人刘骏（原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全球工程技术总监）……可以说，这只是冰山一角。
他们曾是最优秀的天才少年。如果查阅谷歌人的履历，你可以看到他们年少就天资卓越、出类拔萃，有的出自少年班，有的接连跳级，从小就展露出某一方面的特长；他们生逢最好的时代，有机会考取国内顶尖大学，并到海外学习，在斯坦福、普林斯顿、卡内基·梅隆、麻省理工、布朗等顶级名校深造；他们也有机会，成为硅谷IT精英或华尔街投资明星……事实上，他们的确做到了。
现在，在北京、上海，前美国谷歌研究室科学家赵勇、李志飞正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语音理解项目上潜心研究，试图将遥不可及的人工智能真正带进每个人的生活；从事创业投资的李开复、宓群正在聆听与指导一批批热情的互联网创业者，渴望投出中国下一个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从事母婴行业的王怀南，希望通过宝宝树陪伴和改变一代中国人；汤奇峰希望抓住在移动、多屏互动产生的巨大广告市场，成为中国的谷歌；还有用互联网思维在物流行业厚积薄发的周韶宁，在电商大潮中把握跨境B2C机遇将兰亭集势带到纽交所上市的郭去疾，通过“软件+硬件+互联网”商业模式，打造出全球新创公司最高市值的小米科技林斌，兼顾爱好与事业，从事移动社交、游戏的田行智，天才女生、木瓜移动创始人沈思……他们用前沿的技术和自身的智慧，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新一轮的主要力量。
于是我想要探究，谷歌这个“天才梦工厂”究竟为他们插上了什么样的翅膀，让他们得以在未来互联网世界脱颖而出？“谷歌帮”具有哪些成功基因？他们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未来的机会？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找到哪些启发？带着这些问题，我希望从他们的故事中寻找答案。第1章 颠覆性创新
只要你是在改变世界，那么你就是在从事伟大的事业。每天清晨起床都会兴奋不已。——拉里·佩奇人工智能狂想曲
在20世纪60年代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描述了他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宇宙飞船徘徊在外太空，人们试图在星空中寻找生命的起源；一部叫“HAL9000”的高智能电脑，成为帮助人类开启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工具；电影配乐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当优雅瑰丽的音乐响起，人们发现原来冰冷的外太空竟也可以谱写一曲浪漫的交响曲……这些场景，正是人们在数十年前对未来世界的构想，驾驭飞船和对话机器人，则是人机交互的完美理想。
事实上，当这部电影在1968年上映时，人类还没有真正登上过月球（1969年，尼尔·阿姆斯特朗随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表面的人类），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也不过是科学家仅仅提出10年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企图凭借计算机技术生产出一种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而随着60年代美国另一部科幻系列电影《星际迷航》的上映，无数狂热的科技爱好者开始投身于这项研究中，并将之视为终身事业。
人工智能的发展并非一条坦途。这项技术以人的器官感知为基础，包括“看得到”的计算机视觉、“听得到”的语音识别、以“理解”为基础的自然语言处理等。尽管这听上去十分美妙，科学家也以为计算机诞生后的数年内人工智能就能实现，但现实却有些残酷。几十年过去了，尽管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经提升到每秒数千万次，IBM公司研制的深蓝计算机在1997年5月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科学界也提出试图复制人类大脑的蓝脑计划（Blue Brain Project），但是，人工智能的难点仍在于“训练”一台机器拥有人类的思考方式、思维逻辑甚至情感。从这个角度上看，真正的人工智能貌似还遥遥无期。
不过，近年来的一些迹象似乎让人工智能的苗圃绽放出希望之花——一方面，大数据的爆炸式发展让人们对机器研究获得了更多的数据积累；另一方面，世界顶级公司也不断投入重金推动人工智能研究：2014年，IBM公司承诺拨出10亿美元使认知计算平台Watson商业化；谷歌连续收购8个机器人公司和一个机器学习公司；Facebook（脸谱网）聘用人工智能学界泰斗燕乐存（Yann LeCun）创建自己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这让人工智能理想的实现有了极大可能。
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成了巨头们的新角斗场。视人工智能为终极目标的谷歌，则在“秘密”实验室里云集了数百位科学大咖。赵勇、李志飞即出于此。
格灵深瞳创始人赵勇，在回国前是美国谷歌研究院高级科学家（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曾被“雪藏”在Google X（谷歌秘密实验室）里进行了3年的专项研究。他在美国学习、工作11年，获布朗大学计算机工程系计算机视觉方向博士学位，并曾在NVIDIA、三菱电器、爱普生、HP实验室工作。而他让很多中国开发者知道则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一个项目，用赵勇的话说，现在这个项目变得“有点”影响力了——这就是谷歌眼镜（Google Glass）。
另一位知名自然语言处理专家李志飞，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语言语音处理实验室（CLSP），是谷歌手机离线机器翻译系统和学术界主流开源机器翻译软件Joshua的主要开发者，他曾在国际一流会议和杂志发表30余篇论文，获国际计算语言学协会（ACL）最佳论文提名奖。他先后任职于美国微软研究院和美国谷歌研究院，从事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手写识别等领域的核心算法研究和开发。2012年，李志飞回国创业，立志于开发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下一代移动搜索引擎。神秘的Google X
近两年来影响甚广的谷歌眼镜，被认为是智能消费领域的重要进步，因为它开启了人类日常穿戴与科技结合的先例。然而不为人知的是，智能穿戴研究在美国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赵勇给我讲述了他的同事萨德·斯塔那（Thad Starner）的故事。这位佐治亚理工大学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将一个特别的眼镜戴在脸上。在一段20多年前的电视节目中，斯塔那对主持人“口出狂言”：“我可以回答关于任何事的任何问题！”于是主持人问：“你是否了解棒球？”斯塔那摇头。主持人说：“那么我想知道关于××球员的生平的纪录。”要知道，这个活跃在20世纪40年代的球员当时早已退役。但仅仅三秒钟后，斯塔那就将这个球员所有的比赛数据公布出来——他随身携带电脑，配以自己研发的非键盘式输入设备，几秒钟后，电脑将因特网上搜取的答案传至眼镜中，在交谈中，这些数据被读取出来。“这件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我们的计算机还是286、386。现在萨德·斯塔那已戴着这个玩意生活了20多年，你能想象吗？”赵勇说。
三年前，当赵勇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做完关于谷歌眼镜的规划报告后，散会时有个行为怪异、态度似乎有些暧昧的人走到他背后低声说：“我觉得咱们俩应该共进午餐！”赵勇当时甚至想，这个人不会是同性恋吧？
原来此人正是萨德·斯塔那。会后，他和赵勇来到会议室交谈，在整个过程中，带着一副造型奇特的眼镜的斯塔那默不作声，只是动手将电脑与投影仪相连，投影中很快出现了斯塔那眼镜里呈现的内容。赵勇用嘴说，斯塔那打字，但速度却比说话还快。
更奇特的故事还在后面。赵勇向自己的上司、前布朗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汤姆·迪恩（Tom Dean）描述了这个怪人。后者说：“我记得他。20多年前，桀骜不驯、行为古怪的斯塔那毕业时曾来布朗大学应聘，我是面试官。一个教授说如果布朗大学肯给他工作机会，我就辞职。所以我没有录用他。”于是，当赵勇和迪恩再次约见斯塔那一起晚餐时，赵勇提及了20年前那次面试经历。显然，斯塔那已经记不清眼前这位拒绝他的老教授了。但几秒钟后，他就叫起来——原来，20年前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他眼前，这些年间，他用眼镜记录了所有语音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知识、笔记放进搜索库随时调取。
最终，萨德·斯塔那成为赵勇在谷歌眼镜项目上的合作伙伴。
不过，并非每位科学怪咖都能得到谷歌的垂青。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史蒂夫·曼恩（Steve Mann）就没那么幸运了。过去30年间，这位有些“走火入魔”的教授，在自己的头上“安装”了一个佩戴非常麻烦的仪器——他剃光头发，从大脑中提取各种信号去训练它，并试图用自己的意念控制它。这就像脑电波传感器从脑子里提取东西，用以分析人们在想什么事，然后根据信号变化寻找规律，通过规律用眼球、大脑来控制外部设备。显然，这个设备非常“侵入式”，曼恩整个人也看起来有些神经质。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和麻烦，他不得不随身携带医师证明。“他是这个学术方向的先驱者，至少走在了一般人前面50年，所以才在那个时代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赵勇说。而在谷歌，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做出一个令消费者产生这种“恐怖”感的产品。所以，当设计谷歌眼镜时，大家就想象一位20岁的年轻姑娘戴着它走进商场的样子。因此，这才是人们今天看到的谷歌眼镜。
对于有各种奇思妙想的Google X而言，谷歌眼镜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尽管谷歌工程师拥有令人艳羡的薪水、有趣的研发项目以及可观的科研经费，但赵勇还是选择离开。“在谷歌工作，尤其是在Google X，所有项目都非常非常具有创新性，很多人都是企业家、发明家，是被谷歌买进或者请进的。而我常常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他们都可以做这些伟大的事情并且让结果发生，为什么我不能？”“我想成就理想，而不是做谷歌翅膀下的一个蛋。”2012年年初，当作为谷歌眼镜核心研发人员的赵勇看到团队的想法和研发已经变为产品，接下来就是交给工程师如何把它做得更轻、更漂亮时，他有了自己新的创业想法。从硅谷到中国
赵勇还在读博士时曾研究过一个项目，他一直相信会变成现实，但当时技术尚不成熟。后来到谷歌工作，研究领域和产业有了发展，接近成熟和应用，赵勇觉得这个时机快到了。虽然从很多企业家和工业标准来看它还非常超前，但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我不想等它成熟了才回来，我要让它变成熟。”赵勇想。
他想做的，是一套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技术，利用新传感器和技术进行安全监控和客流行为的智能分析系统，为商业决策提供数据驱动。简单理解，这就像给机器装上更精密的眼睛和大脑，使它能够看懂世界。人的记忆有限，不可能记录下经历的每一个画面、说出的每一句话，但机器可以帮助人们从多维世界中获取、处理、理解和分析这些信息，然后通过深度学习，即计算机算法，从历史数据中掌握规律，并对事物做出智能识别和预测。
具体来说，比如应用在监控安防领域。如果一个商场丢了东西，人们只知道有东西丢了，却不知何时丢的，可能是过去一天，也许是一周，这就需要播放监控录像进行查找，但24小时的录像即使快进也要三四个小时播放，且人工查找容易遗漏细节。而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智能眼”，两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切。除了安全监控领域，这个“智能眼”还可以应用到商业、艺术等领域，了解不同年龄、不同时间段人们的行为和轨迹，进行商业分析和艺术展示等。
2013年，当赵勇刚刚回国创业时，他从科学上做出了对这项技术的阐释，但他随后说：“从商业的角度讲它还不存在。”不过，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400多天后，他的设想已经变成现实中的产品，他创办的格灵深瞳也成为科技圈里颇有名气的酷公司，甚至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私访中国时也将他的公司作为会见的第一家创业公司——这也是他此次出行中唯一造访的计算机视觉公司。2014年年初，盖茨曾对外透露，科技界的下一个大事件是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结合。难怪他在看了赵勇的项目后，由衷地称赞：“这真的很酷！”从大公司到创业者“我们这群搞人工智能的人就像是玻璃罐里的苍蝇，前面似乎永远是光明的，直到你碰壁。”在回国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赵勇引用导师的一句话来形容他所从事的这门学科风光却又尴尬的现实。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正恰似从美国实验室回到中国的赵勇，他的创业也经历了从与世隔绝的“真空”到现实落地的过程。
找到默契的合作伙伴并非易事。从谷歌辞职准备创业，赵勇很快就遭遇了第一个困境——找到性情相投的合作伙伴。当他面对投资人时，曾听到关于创新的两种不同声音：一方面，投资人觉得震撼；另一方面又觉得恐惧。有人对他说：“我从来没投过这些项目，看不到成功的案例。”只有一小部分投资者说：“这听上去很棒，我们愿意投。”“在中国我感觉这样的投资人连10%都不到。”赵勇一度与投资方签好意向书，但当他从美国回来时对方却反悔了，他不得不重新融资。“时间环境会变，可能一度很火的概念，随着时间推移大家的想法会变。”幸运的是，重新融资的过程还算顺利。
第二个困境则是寻找一个商业人才。当产品还在概念期，赵勇就有一个很技术化的想法，但对具体的产品设计还很模糊。他曾带着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和其他公司谈商务，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曾上过电视节目，沟通能力也很强，甚至还在麻省理工创办过技术协会。但真的坐在谈判对象面前，两个技术狂人却不知该说什么，有时跟对方谈了两三次后才发现对方是想要收购他的公司。“这时我意识到他跟我一样都是搞学术的工程师。我需要一个真正商务方面的伙伴，他很重要，必须是联合创始人。”在这种需求下，投资人向赵勇引荐了何搏飞。和赵勇的经历很不一样，何搏飞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工作，获得很多本土经验后，又到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念书，随即再回到中国。认识赵勇前，他已经做过两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总经理。“他是一个商业人才，商业意识非常好。”赵勇第一次和何搏飞见面，是在后者位于国贸的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但后来他到我创业的民宅看我，瞬间就被我们的气氛吸引了，决定加入我们。我给他找了个很小的格子间，说，你是我们公司第一个商务。”于是，一个是仰望星空的科学天才，一个是久经商业沙场的商业精英，这样的金风玉露相逢，格灵深瞳才开启了自己的商业格局。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从现实的角度讲，它的落脚点是为人类解决某一个领域的问题，让人们的生活更智能、更便利。过去一年，赵勇遇到非常多的用户，希望格灵深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来自汽车、司法、能源、制造工厂，甚至政府、反恐安全等各个领域，他也曾与至少20个城市的公安局局长接触过。但在这个过程中赵勇发现，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但一个硬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在很多领域已经存在相关专家，只要开发一个核心模块——聚焦在提供一款最优秀的核心视觉感知技术产品，就可以应用到任何行业。说到底，这个核心就是关注人的一切：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肢体动作、他的轨迹，他在不同网点之间的行动等。比如可以在银行关注取款的人、银行职员操作的规范性；在学校里关注学生安全；在监狱里关注犯人和警察；在工厂里关注操作人员和生产流程；在医院里关注病人……由于格灵深瞳做的是通用核心模块，不与具体产业竞争，且又是全新的领域，所以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个尖端的模块，成为它的合作伙伴。
即使是面对商业用户，用户体验也同样重要。“我的研究是聚焦在算法和软件上，但我们做的却是一个‘体力活儿’，你要设计一套设备出来，就要考虑电从哪里来，网从哪里来，这套产品最终要交给工人安装，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变成‘民工’。”在帮购物中心和超市做客流分析系统过程中，赵勇和何搏飞买来梯子和工具，开始了解建筑物的石膏板和轮毂结构，了解大楼里的水电网成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距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还有些遥远，意识到我们设计的产品还很糟糕，意识到我们的产品如果想要设计得有生命力，就要把整个流程都走一遍。”
创业的环境也直接影响了工作专注度，为此赵勇曾经历五次迁徙。刚回中国时，他被投资人安排住在北京核心商务区的高级公寓，那是个“吃一碗面条也要七八十块钱的地方”。他和朋友一起到公寓楼上的“北京亮”吃饭，一顿饭动辄上千块。十几年没在国内生活的赵勇，一度真以为北京的消费水平就这么高。虽然在谷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赵勇认为，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创业。“那种环境会给我错觉。我是来创业的，就是要来当‘屌丝’。”他也曾得到微软提供的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开放空间，但格灵深瞳的研发涉及硬件，研发过程需要保密，因此赵勇迫切想要搬到民宅。
几个月后，赵勇在北京北部租到了一个普通的四室一厅，并和格灵深瞳第一位同事在客厅里摆了六张办公桌。渐渐，工程师来了，公司有了一个全职员工和八个研究生。但下班后大家都不愿意离开，几个年轻人就挤在婴儿房的上下铺和书房的两张小沙发上休息。人越来越多，赵勇不得不再次搬家。大家继续向北，在一个新小区一口气租下五套房子，一套当办公室，另外四套给大家住。
然而，随着格灵深瞳不断发展，地方又显得局促了。一年内经历了三次搬家，赵勇非常想要找一个能待上两三年的地方，同时为了留住人才，考虑未来的发展，他需要一个适合创业、思考、生活的空间。在谷歌工作过的赵勇，曾一直想象能不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废旧的厂房，哪怕外面破旧，但里面可以打造成自己的王国。正在此时，真的有人为赵勇找到了一个“理想国”，赵勇去了就欣喜不已：这是个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小型中式园林，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毗邻玉泉山和颐和园，有28亩绿化面积。“这个地方，全面超越了我最狂野的想象。它很大，很安静，又鸟语花香。”
然而，当时格灵深瞳却付不起这个钱。“这时我跟搏飞做了个决定，融资吧！”后来想来，赵勇认为自己的决定“特别值得”。十几个人搬到了这个2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除此之外，还有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大家就有更多时间专注工作。公司规模也逐渐发展到六七十人。和寸土寸金的中关村5～7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比，这里人均200平方米。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到湖心的亭子里开会吃饭。格灵深瞳还修建了自己的健身房和电影院，并请白家大宅门的厨师设计自己的专属菜单，不光做中餐还要做西餐，大厨也成了营养师。
一切都在变得更加疯狂。格灵深瞳有了来自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卡内基·梅隆、达特茅斯、布朗、斯坦福等美国名校的学生，也包括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浙大等的学生。年轻人展示出了很强的能力，很多员工还有工作经验。甚至他们之中有从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公司——百度深度研究院跳槽过来的。有些人同时拿到格灵深瞳和百度两家公司的工作邀请，他们中的三分之一会选择格灵深瞳。“初创公司去和百度竞争（人才），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在中国很难做到。”说到这里，赵勇不无得意。这与他在创业前期的经历大相径庭。
赵勇还记得第一个拿到格灵深瞳邀请的应聘者在联想研究院工作，他对创业公司充满了疑惑，最后也没有选择这里。“我是nobody from nowhere（来自无名之地的无名小卒）。”赵勇出生在陕西，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就在美国深造，并工作十几年，然后又在北京创业。“那时候我发现说服别人加入创业公司很难。”赵勇一度感到沮丧。他不得不选择去美国招人，因为他发现去美国说服年轻人加入初创公司竟比在国内普通高校招人容易得多。他先是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博士生，同样也是学生会主席，又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了一个高中时就在微软边工作边念书的美国人。赵勇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名校的学生，越有能力承受风险。“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内地一所普通大学当老师，我请他帮忙进校园招人。他就去找就业办公室的老师，没想到老师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很优秀，毕业后都会去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创业公司就算了。”后来他有机会到中国做最好的大学演讲，才发现愿意试一试的人很多。“后来我们招的人，四个来自美国，四个来自北京大学，两个来自浙江大学。北大毕业的四个孩子，本身就是创业团队，他们有产品，我看到他们的时候立刻喜欢上了，说服他们加入我们，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更好地运作公司，赵勇还让出了CEO的职位。“我是个工程师，去年做CEO，并不是很开心。”赵勇认为，谈业务并不是他最擅长和最感兴趣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打扰，而喜欢把一件事想得更深。他的伙伴何搏飞在商业方面反应很快，想法又有广度，赵勇就觉得应该由他做CEO。赵勇甚至连CTO也不想做。“我是在建造一个公司，我希望自己不是用一个职位就可以给这个公司带来贡献。所以未来CTO肯定不是我，至少未来两三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希望自己可以聚焦在那些更长远的事情上。”赵勇说。人工智能：苹果熟了
推开由两座石狮蹲守的朱红色大门，眼前是一片平静的湖面，小桥、亭台倒映在湖面，有风吹过，湖面荡起阵阵涟漪。说实话，若不是被一个指纹识别的门禁拦在外面，以及被几个突然入眼的滑板和哈雷摩托轮胎惊到，你几乎会忘记这里是一家科技公司。传统与现代的冲撞在这里是和谐的：中式的屋檐下，一侧墙壁嵌上木质窗棂，一侧墙壁则是欧美彩绘；办公室的苹果电脑前坐了几个忙碌的年轻人，但也有狗亲昵地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
这正是赵勇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我不希望有一天生活变得像科幻电影，没有自然空间，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设备和仪器。最美好的技术是，你放眼望去还是满园春色，可是那些细小的瞬间改善了你的生活，它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所以我想做一件事，希望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让人们变得更友好、更安全，让我们的城市更智能化。”
两年中，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人工智能，赵勇和他的老同事李志飞参加了好几场演讲，回答大学生、行业伙伴、创业者、投资人的各种问题。“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确定它会在哪个时间点爆发，但我们都对它深信不疑。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太遥远——它一定会创造巨大的价值。”赵勇认为，无论在安全、医疗、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消费品行业，当人们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其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这个时候就需要感知技术的机器人来帮忙，“如果这件事成功了，机器人（robotics）和人工智能就变成现实了”。
来自投资界的反馈也令人欣喜。刚刚回国时，投资人最常问的问题是，美国有什么模式可以复制？如今，很多年轻人创业也想做人工智能，投资人对他们都非常友好，也会打电话向赵勇询问对项目的看法。“我能看到很多人加入了这个行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是，赵勇也有顾虑，他担心这个势头过去。“投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要看到利益，但我们不是，即使这个行业出现了冰川期，我们也不会停滞不前。所以我担心的是，如果过了两三年我们没有挣到很多钱，他们会坚持下去吗？”
因此，摆在他面前的，是必须让这个从事最前沿技术的公司发展得与众不同，并且超出人们的期待。“当一个产业变成传统产业的时候，它的竞争都是发生在那些令他不愉快的方面，比如成本压力，我不认为这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件事，它如此的不同，一方面可以给用户带来特别好的体验，另一方面，它会打破一个格局，可以使人们转移到新的产品进度上，把这个产业推到下一个阶段。”谷歌的影响
赵勇曾近距离接触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并被他的很多事情所震撼。但是在他眼里，布林的第一特质是单纯。“在硅谷很多行业领袖都有类似的特质，我以前觉得很成功的人都特别聪明，会有大多数人都掌握不了的城府，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商业的成功让布林他们富可敌国，但他们并不安于享受，甚至每天和大家一起混在实验室里。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个项目，布林连续多日没有刮胡子，这让有着俄罗斯血统的他看起来像个恐怖分子。“加油吧，伙计们，看着我的胡子，我的老婆还想亲吻我呢！”布林说，“除非我们完成这个里程碑，否则我不会剃掉它。”
拉里·佩奇也是如此。在布林成立Google X后，佩奇别出心裁地成立了“Y lab”，决心做出点与众不同且有趣的事情来。“他们很单纯，并且拥有实现梦想的决心。别人认为天方夜谭的事，他们觉得那不是‘dream’（梦想），然后就去实现了。”
如何能造出更好的电脑？这个问题一直让不少人苦苦求索，在美国，很多科学家投入毕生精力奉献其中。赵勇在三菱实验室的导师、哈佛大学教授汉斯皮特·菲斯特（Hanspeter Pfister）就是一位。他将哺乳动物的脑子剖开，用精确的激光工具将之切成极薄的片，放到玻璃纸上并拿到显微镜下成像。他记住这些切片的顺序，并在计算机上恢复三维结构，希望把脑子里所有的结构、神经元、神经突触网络连接起来，为科学家提供参考。在此之后，他就向人脑进攻了。他用同样的方法扫描人脑，为此，他用过的照相玻璃纸长度甚至超过了地球赤道。最终汉斯皮特看到超过1000亿个神经元和它们的连接，数据量之大超过了科学界曾经的想象。为了展示这个数据，他还想出一个算法，随机给神经元着色，用颜色过渡来展示神经突触的链接。画出来后他用几百万张照片显示，并将这些照片命名为brainbow（脑虹）。科学家看到这些照片后受到了颇多启发：原来人脑与CPU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如何造出更好的计算机？人们还要向人脑去学习。
赵勇曾经的顶头上司汤姆·迪恩，是在布朗大学计算机系工作超过20年的教授，快退休时，他受到谷歌邀请成为研发总监。汤姆将毕生的精力投入人工智能技术，从事的研究正是上述领域。
迪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他也非常需要灵感。每过一段时间，60岁的他就会开车10小时去俄勒冈州（Oregon）的一个山洞里待上五天，在那里和宗教信徒们一起“冥想”，从而达到某种思维的境界。“当我刚开始冥想的时候觉得特别吵，脑子里有各种想法冒出来，工作、家庭……但当慢慢静下来后，我只能听到自己脑子里的声音，似乎意识不到我的脑子是怎么工作的。”迪恩说，经历了这样的冥想后，他回来时就会确定后两个月的研究方向。“这种投入让我特别崇拜。”赵勇说，迪恩有时听说某个学校有个有趣的研究，也会离开谷歌几个月去找他们聊天，等回来时就会带来很多有价值的发现。从加入谷歌第一天起，迪恩从来没有规定过赵勇每天要做什么、完成什么目标。“你的任务是交朋友，看看哪些人和你有共同的兴趣，需要你的技能，你能为他们奉献些什么。”第一次见面他就这样对赵勇说。每一周，他们会有一小时的例会时间，两个人绕着谷歌的湖走一圈，讨论人生和理想。“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在追逐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们活在未来。”赵勇说。
迪恩的人格也令赵勇深受触动。“当我离开谷歌时有点不好意思。迪恩也问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但他没有劝我留下来，他后来给我写了封信说，当我听完你的计划后我意识到你离开这里比留在谷歌更伟大。我做了20多年的老师，当时的愿望就是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远走高飞实现他们的理想。今天我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这还是我的愿望，我祝福你。”
深受触动的赵勇试图在格灵深瞳也发挥这样的影响。“我跟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是这么说的，他们也有人想过离开，有的有了自己新的理想，我都会祝福他们。当然，我最想的是他们在这里让奇迹发生。”像谷歌那样拥有改变世界的梦想
1942年6月，美国陆军部集结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由10万多人参与了利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亦称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它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有人把Google X比作科技产业里的“曼哈顿计划”——谷歌想要像计划孕育原子弹那样永远改变世界。
谷歌将那些有着疯狂的想法或者不太可能实现的项目称为moonshot（直译：射月），这些项目被解决的科学概率可能只有百万分之一。而谷歌希望人们运用超前、积极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从而想出根本的方法来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难题。因此，谷歌对moonshot投入大量的资金，即便该项目可能永远不会有任何成果。
除了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Google X还由埃里克·施密特、阿斯特罗·泰勒（Astro Teller）共同领导。阿斯特罗被称为Google X的“射月队长”——这主要源于他的天赋，而这份天赋可能来自他的祖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氢弹之父。
除了众所周知的谷歌眼镜、无人驾驶汽车，2013年，谷歌还推出气球计划（Project Loon），试图通过热气球为那些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覆盖网络。如今，这个气球已经穿越了多个国家飞越了几万公里。谷歌还在研究无人机（Project Wing），希望以此提供快递系统。谷歌成立了新公司Calico，专注于研究因衰老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以期延长人类寿命。“对于技术的突破，最重要的是心理层面。谷歌敢于‘疯狂’地梦想，这种精神即使在美国也很难能可贵。”曾参与谷歌眼镜项目的赵勇认为，这些跟谷歌主业并无关系，但近距离接触它时，会让人感受到创始人远大的理想。佩奇和布林也为之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坦率来说，在中国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疯子。但是谷歌支持这些疯狂的想法和创意。”
在格灵深瞳提出项目计划的时候，赵勇的同事或者投资人有时也会问：这个项目现在是不是还太早、风险太大？“我对他们说，这些很重要的事情总要被一些人做掉，不是我们就是别人，那么最好是我们。只要我们还能养活自己，就应该尝试去做这些事。”庆幸的是，中国的创业环境越来越成熟，也不乏聪明人。“我不认为这是10年后才能发生的事。也许它本该10年后发生，但因为我们做了，3年后它就发生了。我们就要做这种人。”
接触现实的时候，赵勇会遇到许多困扰，首先是传统行业存在的商业逻辑和惯性，使新事物受到很多抵触，新事物也可能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其次是被怀疑颠覆者能不能把那些想象中的东西变成现实。“那个时候有些创业者会忍不住收缩一些，觉得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妥协，做一些渐变式的创新。”赵勇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但当度过那个阶段，他变得更狂野了。“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发现用户不只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这就证明我们最初的直觉是对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一件传统的事情都别做了，要做就做最好的，我们不应该停下这个脚步。”如今，更疯狂的想法是，格灵深瞳不仅在探索跟人相关的项目，还在探索和汽车相关的项目。赵勇希望把这套视觉系统应用到汽车领域。
给汽车装上视觉系统意味着会发生很多不一样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它让驾驶行为变得更智能、更安全。以中国为例，每年大约有30万人死于车祸，其中95%是出于人为原因，75%的死亡案例与卡车有关，80%的死亡事故发生在十字路口。假设能为汽车，尤其是卡车设计一套视觉系统，那么未来，或许每年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幸免于难。
这一系统并不是像谷歌无人驾驶汽车那样，直接让机器代替人类开车，而是通过一组光学设备，用视觉的方法，每时每刻观察司机的驾驶行为，掌握速度、加速度、相对速度、相对距离等数据，并以此来判断司机的驾驶行为是否安全——即使在没有警察、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这样的产品将改变整个交通链：它会受到保险公司关注——因为他们的理赔数额将会减少；会得到卡车、物流公司的支持——减少事故对他们而言是重要使命；当然，更会深受所有司机欢迎——做一名安全的司机，不仅会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认同，还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有保障。未来，这样的技术不仅可以运用到运输的卡车上，还包括长途客运汽车、校车、公交车等。
对于改造十字路口的安全现状，赵勇认为公路应该参与到智慧交通中来。事实上，即使大车司机规范驾驶，可以判断前后直线范围的情况，也无法看到折线范围，预测路口横向而来的汽车。那么，如果有一项感知技术，能够在十字路口的每个方向实时监测每一辆车和行人，并把这种信息实时分享出去，使得每一个即将经过路口的司机都可以获取这些信息。那么未来，驾驶员就可以提前预判路况，从而避免十字路口发生的车祸悲剧。
当然，这一方面需要道路有感知能力，能够感受到其“身体”上运行的每一辆车、每一个人的行为和状态，并将这些行为和状态转化为与安全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汽车需要一个接收器，可以接收这些信息。作为更长远的技术，格灵深瞳已经投资大量资金和人员对此进行研发。
赵勇的理想是，让计算机视觉进入汽车世界，10年之后，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拯救了更多生命。不过，这也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moonshot——不出意外，这些项目都将在一两年后走向应用领域。从商业的角度看，如果按照中国保险公司的统计，中国每年的交通赔付额大约为4500亿元，而卡车赔付占据其中一半以上，即2700多亿元——未来，这将是格灵深瞳，或者整个行业的市场。
对于汽车，赵勇更遥远的设想是，未来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而是通过人工智能把所有汽车的行驶时间有效管理起来，这样不仅可以缓解交通压力，也可以实现汽车随用随到的梦想。2020年
赵勇17岁时，他的父亲因食道癌离世，那时他还是高三的学生。“我体验过那种无助，我当时也曾想成为医生去治疗癌症，不让一个孩子那么早失去父母。”不过最终赵勇并没有走上医学的道路。当了解到每年因为车祸死在路上的人数要远高于死于食道癌的人数时，赵勇就想，如果能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做好技术，救更多人的命，也算圆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个梦想。在世界上，不只有医生可以救人，工业同样可以救人。事实上，正是工业的发展使人们的平均寿命从100年前的40岁提升到今天的70多岁。“我特别希望通过科技恢复一些美好的人性。”
当前，赵勇的当务之急仍是把人工智能带到全新领域，为行业重新树立信心。“我在不远的未来会写一篇文章告诉人们我理想中的surveillance（监控）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具有哪些属性。这个东西我们在短期内不能实现，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目标。”
更远的愿望，赵勇希望把人工智能带到人们生活中去，让城市智能化。这并不是简单的“物联网”。“‘万物皆联网’是个好事，但它的核心不在这里。若你只是把一个烟灰缸和拖鞋连起来，那有什么意义呢？真正有意思的是‘万物皆智能’。互联网已经变成一个工具，我们应该想如何在因特网上建造出智能来。”他希望建造一个宏大的视觉网络（visual sense network），把数据收集起来，使得人们可以挖掘和应用这个数据。“如果说谷歌非常伟大的地方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机器人的搜索引擎，让人们可以用检索的方式在因特网上提问并获取信息；那么，视觉网络则可以让人们向大自然提问。这是我终极的理想，我们就要让计算机像人一样思考。”在赵勇看来，5年前他想这个问题是疯狂的，但最近的讨论证明这个项目的工程已经不再是科学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跟我的老板汤姆·迪恩、我过去的导师汉斯皮特·菲斯特，跟这个领域很多重要的科学家是分不开的。我原来认为很多事情要2050年才发生，但我现在觉得可能2030年就会发生，甚至在2020年就可以部分实现。这是我的理想。”TIPS
在赵勇身上，我们感受到他在与那些伟大科学家接触中获得的宝贵品质：单纯、执着、信念——从不认为现实不可超越，要做未来的缔造者。
刚回国时，赵勇缺乏对市场和资源的足够把控，为此，他甘愿卸下CEO的华丽外衣，专注于对未来的思考和研发。这使得他与搭档快速实现从技术想法到产品设计，甚至商品的转化，让格灵深瞳从“研究所”走向真正的科技公司。单纯、低调、务实的精神，在今天复杂的互联网商业环境中难能可贵。
掌握前沿科技，格灵深瞳在产品方向上有很多选择，也面对很多诱惑。但是一家公司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问题，因此，赵勇的选择是找到核心。锁定安防监控和汽车驾驶领域，使公司有了明确方向和定位。
作为初创企业，赵勇常被问道：“这个项目现在是不是还太早，风险太大？”在技术难点和商业不确定性面前，很多创业者面对这样的质疑往往会退缩。但正如谷歌实现那些别人不敢完成的目标一样，赵勇认为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实现，为什么不是自己？正是这样强大的信念，支撑他不断去实现目标和超越自我。
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实现人工智能，是赵勇远大的梦想，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格灵深瞳在关注未来的同时，解决的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需求；其通过技术改变产业，也意味着拥抱数千亿的广阔市场。将技术与商业相结合的格灵深瞳，是否将像投资人徐小平所言，成为一家千亿级别的公司？我们拭目以待。打造中国的Google Now
拉里·佩奇说：“技术应该可以完成一些繁重的工作，让人们能够做一些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以搜索为例，最完美的搜索引擎是电影《星际迷航》中的电脑，它知道你的所想所需。科技正在拉近现实与虚幻的距离。”前谷歌员工、人工智能科学家李志飞做的，正是这件很酷的事。
在北京中关村西北，一条全长220米的南北向大街曾是著名的中国海淀图书城。然而，近年来，受到互联网冲击，图书商户纷纷撤离，这里和周围高楼林立的写字楼相比，呈现出萧条景象。不过最近两年，这里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再次停下脚步，他们可能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这里迸发出创业灵感，也可能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获得“天使”支持。有人统计，2014年，大约有200个团队在这里拿到共计近1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这条大街，也被更名为“中关村创业街”。
2014年年末的一天，中关村创业街七号楼的黑马会热闹非凡，记者和科技极客们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在等待一场名为“全球刷表大会”的活动开始。这场听起来敢跟“谷歌I/O全球开发者大会”名字叫板的发布会说起来有些好笑，因为整场活动也不过百人规模，与前者的万人大会相去甚远。但对活动主角来说，这个“全球”发布会却意义非凡，甚至丝毫不逊于他曾参加过的谷歌开发者大会——在他的人工智能理想之路上，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主人公就是李志飞。“请为我叫一辆到北大东门的出租车。”在发布会现场，李志飞对着他的智能手表发话，虽然他讲一口湖南普通话，但两秒钟后，手表就识别出了他的语言，并接通打车软件，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已经拨打进来。
在李志飞的履历中这样写道：知名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博士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语言语音处理实验室（CLSP），是谷歌手机离线机器翻译系统和学术界主流开源机器翻译软件Joshua的主要开发者。他曾在国际一流会议和杂志上发表30余篇论文，获ACL最佳论文提名奖。他曾任职于美国微软研究院和美国谷歌研究院，从事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手写识别等领域的核心算法研究和开发。2012年，李志飞回国创业，立志于开发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下一代移动搜索引擎。谷歌离线翻译：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2004年，李志飞赴美留学。在此之前他的专业是无线通信，但在计算机领域，这属于偏系统的学科。当时，李志飞面前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继续系统方向的研究，比如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等学科；第二个选择比较偏理论，比如算法，要研究哪些东西可行、哪些不可行；第三个选择则是在应用领域，美国会关注一些未来应用，学校里所学的很大一部分都与人工智能相关，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还有计算机视觉等方向。虽然自己研究过系统，也算有意思，但对用户来说，李志飞觉得通信协议对普通用户来说是看不见摸不到，过于机械化；如果搞理论研究，自己没有相关背景，也没有太大兴趣。衡量再三，他决定选择应用。从实用的角度讲，他希望自己研究的东西，能够真正为用户解决一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发表论文，取得学术上的成就。
事实上，在去美国前李志飞就早有创业打算。2000年，他曾在南京一家从事手机上网业务的初创公司移软工作，见证并参与了移软从几个人的创业公司发展到数百人，并被美国Palm公司收购的过程，这一经历使他对创业这件事兴致浓厚。同时，在创业方向上李志飞也有大致思考，他希望做一个产品，它很酷，但同时又能为更多用户服务。还有就是他相信移动领域将大有可为。
在谷歌时，李志飞曾从事一项他认为颇有意义的项目，即把谷歌在线翻译移植到手机上。坦率来说，当时他的上司并不支持这个项目，很多同事也对这个棘手的项目不太有信心。因为其难点在于，在PC互联网上，每一个命令需要几千台机器同时运算，内存基本上也是无限的；但如果用手机来重新运行系统，却只有几十兆存储量，CPU的速度也较慢，而且有诸多限制，因此在大规模降低存储的前提下，将整个系统表现出来难度非常大。在工程上，这也是一个巨大挑战，由于系统复杂，要对工程、算法非常熟悉，才可能在手机上做出一个既好用又结合多种语言，同时符合谷歌标准运行的产品。
然而，在没有得到特别关注和支持的情况下，李志飞用了一年多时间，几乎是一个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几乎重做了一遍系统，保证了离线翻译在不需后台服务器的情况下，在手机上就可以顺畅运行，效果也颇令人惊喜。
可以佐证的是，后来离开谷歌后，仍然有同事告诉李志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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