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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5 12: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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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朝全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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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4

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4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4作者:李朝全排版:辛萌哒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1-01ISBN:9787221123909本书由北京千华驻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反映时代真实讲述中国故事——2014年中国纪实文学综述李朝全

纪实文学大致相当于广义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家是站得离现实生活最近的作家,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是最贴近时代现实的文学。时代和人民的召唤往往能激发起纪实文学作家最强烈的创作欲望。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平稳,10月底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注依法治国主题,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厘清了许多文艺创作上的迷雾和误区,为书写中国故事、表现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的文艺创作注入了强劲动力。纪实文学是时代的风向标,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新趋向、新潮流,都很快地作用于并体现在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之中。

回望2014年,纪实文学不断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现实、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在8月评出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任林举的《粮道》,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铁流、徐锦庚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和徐怀中的《底色》等5部作品获得报告文学奖。在9月颁发的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12~2014)奖中,在全部28部获奖图书中,共有10部是纪实文学,约占总数的40%,包括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刘先琴的《玉米人》,李朝全的《梦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学校》,陶克、蒋永武的《编外雷锋团》,胡平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谭楷的《让兰辉告诉世界》,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杨守松的《大美昆曲》和傅宁军的《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等。巧合的是,黄传会与铁流、徐锦庚成为了双料获奖者,而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此前则已获得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他们都是密切关注现实,用心书写时代的作家。这些获奖作

品都是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的佳作。可见,那些站到时代前沿、引领时代风尚与新潮流的纪实文学,更容易受到褒奖和表彰。

2014年的纪实文学,继续专注于描绘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关切社会的弱势群体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在现实和历史两个向度掘进,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影响的佳作。一 讲述中国故事,刻画变革时代的新人

纪实文学擅写重大事件、重大场景,对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伟大建设能够给予最及时的反映。张胜友、徐锋的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分为《百年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筑梦天下》五集,系统梳理中国人民为了追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过程,阐释了实现梦想的根本路径、基本依靠和发展战略,语言洗练精到,情感饱满丰沛。这是一部富于思想力量、思辨性和解释力很强的政论报告。电视政论片和纪录片是对纪实文学实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的一种有力延升。中央电视台8月热播的传记影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生动讲述了1976年~1984年间邓小平如何带领中国人民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发展的道路。央视8月开播的另一部十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全面、深入、系统、客观地剖析互联网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巨大改变。这些电视纪实作品可谓是影像化纪实文学的优秀之作。在央视纪录、科教等频道,还播出了以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为主题的八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水脉》、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六十周年风雨历程的六集纪录片《新军垦战歌》等多部纪实作品,都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观众好评率。这些纪录片大多由作家参与创作或执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纪实题材剧和纪录片在近年来的异军突起并风行盛行,充分证明了纪实文学可以在影像化方面做出努力并且赢得成功,昭示着纪实文学发展和前行的一条新路。

有些纪实文学专注于反映重大工程、重点建设和重要事件。赵雁的《中国航天梦》从神舟一号载人飞船写到天宫一号、神十,反映中国飞天事业发展的全貌,这是一位“航天二代”人深情的记述与描写。铁路作家戴荣里的《最完美的抵达:中国高铁梦》描写我国高铁建设成就,水利作家赵学儒的《圆梦南水北调》揭示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进展。李明春、吉国的《中国深蓝梦》是关于我国载人潜水器发展的纪实,殷允岭的《“雪龙号”纪实》讲述中国唯一一艘能在极地地区航行的破冰船的故事。薛晓康的《悲怆莲花路》追记了一群默默奉献的墨脱筑路人,描述了修建中国最后通公路的墨脱县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的艰辛过程。喻季欣的《逐梦世界》则回溯了广交会的历史,孙晶岩的《西望胡杨》表现了北京人对口

援建新疆和田地区的成就以及援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精神风貌。李鸣生、纪红建的《发现龙门山》将目光投向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中心龙门山,考察几年来龙门山的变迁。徐江善的《孔子,走出国门》则聚焦十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建立及发展进程,孔子学院在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教育、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如何向外推介中国文化和国家形象的长篇纪实,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些关注重大题材的作品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大报告,向来都是纪实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近期的此类报告大多呼应时代倡导,以中国梦为主题或立意,从科技、工程、文化建设等多方面来表现中国梦实现过程的艰难曲折,刻画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奉献牺牲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作品旨在传递时代正能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纪实文学混合交响中的高亢乐章。

中国故事的真正讲述者与创造者是中国人,中国梦的实现要依靠有道德、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新人。杨文学的《“太阳”梦》着重描写山东省在道德建设方面的成就,他通过深入采访山东省近年来出现的一批重德守德模范,认真开掘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风采,充分展示出道德的巨大力量。李春雷的《善行启示录》聚焦河北省“善行河北”活动,辐射到对全国涌现的有代表性善行好人的刻画与描写,引导读者深入思考善行善举的社会意义。管斌的《成德之道》是一部题材独特、形式新颖的长篇纪实,讲述了来自泰山脚下雷锋的战友、退伍兵刘成德几十年坚持不懈学雷锋做好事的经历,倡导一种有德、守德的人生。这些作家纷纷关注道德主题,在对当今社会道德水准下滑表示忧心忡忡的同时,提出了改善和提升的典型范例。马云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成功典型,他在斯坦福大学以身说法式的演讲《如果你总是不尝试,你怎么知道没戏》是一部富于思想光彩的报告,对于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励志作用。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和关庚寅的《冲天一跃:罗阳和歼-15的秘密》都以已故歼-15总指挥罗阳为主人公,谭楷的《让兰辉告诉世界》则以已故北川副县长兰辉为主角,分别生动描写了两个被重点推出的时代英模。刘先琴的《玉米人》塑造了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一心钻研科学为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竭尽全力的鲜明形象。李朝全的《梦想照亮生活》讲述了河北一位普通农民、盲人穆孟杰和他创办的特教学校的故事。裔兆宏的《淮河赤子情》着力刻画为保护淮河少受污染之害倾尽全力的“淮河卫士”霍岱珊的形象。蒋巍的《海雀的一棵树》追述贵州毕节市海雀村老支书文朝荣的故事。徐锦庚的《懒汉治村》则以简练的语言,生动叙述了作者家乡一位外号“懒汉”的村民如何成长为村民信服的有作为的村支书兼主任。李春雷的《党参沟纪事》描写了甘肃定西大山深处的翻山村如何通过科学种植药材发家致富的

故事。马娜的短篇报告《天山上的吐尔库》用优美的旋律讲述了一位维吾尔族农民热心帮助军队建设被称为“编外老班长”的故事。康纲联的《扼住命运的咽喉》讲述了伤兵群体发奋自强的感人事迹。赵瑜亲赴缅甸采金点采访,创作的《野人山淘金记》反映了一批敢于在异国他乡创业的中国人如何艰辛打拼,获取财富,成就人生。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中国人,他们中间不乏有过污点的人,但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这些人都能有所作为,建功异域。杨猛的《陌生的中国人》选取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各种新兴人群,讲述他们的艰辛奋斗,展现中国人陌生而熟悉、新鲜而深厚的民族精神风貌。朱晓军、梁春芳的《高地——浙江“最美”现象纪实》和《天地良心——中国最美渔民郭文标》选取生动感人的最美人物,记述他们的感人事迹,彰显他们的崇高精神。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共有的最大梦想。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需要高尚的道德理想的支持,在本年度纪实文学创作中,无论是描写中国新人还是讲述中国新故事的作品,都致力于寻找和表现最美的时代精神和道德风尚,都着力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进步和文明进程而作,其意义和价值将日益显现。二 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

纪实文学是食人间烟火的平民艺术。关注平民,拥有百姓情怀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2014年农村留守人群再度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一个热点。阮梅《警示:四个沉沦的留守少年》通过采访四个走上违法犯罪歧途的少年犯,向全社会发出严峻的警示:缺乏足够关爱的留守少年更易沦为问题少年。方格子的《农村留守妇女》和李琭璐的《寂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现状采访记》则分别将目光聚焦于留守女人和留守老人,揭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辛酸与苦难,在呼吁全社会给予更多同情与关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峻切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农村妇女和老人等庞大社会群体的生活要求、情感诉求等问题。这是我们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亟需严肃面对并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失独家庭、高危老人的关怀带有某种特别的人性和人文意味。杨晓升在前些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只有一个孩子》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充实,发表了长篇报告《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对痛失独生子女家庭酸楚的现实处境进行了细致描写,张大诺的《她们知道我来过:中国首部高危老人深度关怀笔记》则是对高危老人临终前的关照呵护,都体现了深切动人的人文情怀。

纪实文学要写独特,选取独特的题材和人物。对一些遗落在历史角落里的人群的关注和描写也是作家们自觉努力的一个方向。张春燕的长篇纪实文学《向东

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令人感到特别惊喜。这部作品把作者能够接触到的多位西路军女战士——几乎都是百岁老人的命运遭际逐一采写下来,展现了人物身上焕现的崇高之美、信仰之美,写下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珍贵的国家记忆,是本年度纪实文学创作不应忽略的一部作品。王贤根、吴潮海的长篇报告《千古长城义乌兵》挖掘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题材:当年主要从浙江义乌征召组织的戚家军在荡灭东南沿海肆虐的倭寇之害后,奉命挥师北上守护长城,从此这些义乌兵便留守北方,世代守护长城,至今仍在为保护长城这处世界文化遗产而尽心尽力。这是一部可贵的文化寻根之作,对于探析人口迁徙和习俗变迁有价值,对于考察文化流脉传承有意义,是一部作者向家乡和乡亲致敬的书。三 反映社会焦点及揭示问题

问题报告历来是纪实文学作品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读者出于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关心,对事关自身利益事情的关切,自然会更愿意选择阅读问题报告。问题报告往往具备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现实问题具备较强的解析力和批判力。

问题报告总体上可以归结为民生报告,因为涉及的社会问题大多与百姓的生活生存质量密切相关,与国家社稷的发展进步相连。张敏宴的《吸血的血透》目的是揭开医院过度医疗内幕,作者顺着打假医生、感动中国人物陈晓兰的观察调查的视线,反映血液透析中存在的暴利及严重腐败,揭示了过度医疗和医疗腐败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其中写到,江苏海安县胡颂文因家庭困难而医疗费超高,无奈采用自己发明的“土法透析”并赖此已存活十几年的故事,更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也从一个侧面批判了过度医疗和医疗腐败为害之剧之烈。陈廷一的《魂殇》是对2012年沸沸扬扬的河南周口市“平坟风暴”的调查与冷思考。作者作为该事件直接受害者之一,感同身受了家乡的一场“劫难”,批判了某些地方政府缺乏调查研究不进行科学决策的“瞎作为”和“胡作为”的巨大危害。教育是纪实文学作家常写不衰的一个重要题材。向思宇的《中国西南乡村教师》将目光投向那些容易被人们遗忘的乡村教师、民办教师,表现他们身上的奉献牺牲精神,动人以情。春桃、陈桂棣的《南下北上求学记》则再现了当今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受尽煎熬的生动情景。

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法制建设关乎每一个人,法制题材在本年度纪实文学创作中绽放光彩。以创作推理侦探小说著名的作家何家弘发表了《死刑的证明》,讲述了一桩被误判的死刑案件,多年

以后,“被杀死”的人重新出现,推翻了以前判处当事人死刑所谓的铁证,然而,死去的人不能复活,唯一可以慰藉活着的人只有数十万元的国家赔偿,而当年的误判给当事人及其家人所带来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作家由此反思了死刑在中国具体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利弊,强调了法律的实施必须本着对每一条生命高度尊重和负责的原则。《啄木鸟》杂志在发表公安法制题材的纪实文学方面卓有建树,既发表有呼应当下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的报告,如丁一鹤和梅贤明撰写的《微信危信》,揭示微信普及所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也特别重视发表公安部门正在进行的各种专项行动的纪实,如一丁的《寻找遁形人——公安部严厉打击整治“伪基站”专项行动纪实》对伪基站的危害及整治活动进行真实反映,吕铮的《“猎狐”行动——公安部“猎狐2014”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纪实》跟踪描写正在进行中的境外反腐活动,胡正第的《天剑——“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犯罪团伙覆灭纪实》和艾璞的《护花使者——公安部督办“2010·7·03”特大网络贩卖婴儿专案侦破纪实》记述的是两桩举国瞩目的大案要案侦破纪实。

此外,对生态环保、世界文化遗产和非遗等的描写也是纪实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徐刚发表了《森林九章》,陈廷一聚焦《2013,雾霾挑战中国》的严峻话题。黄立轩出版了《远古的桨声》,全面研究浙江沿海渔俗文化,向思宇、周婷发表了《流浪的川剧》,关注川剧团和川剧的命运。杨守松出版的《大美昆曲》则展现昆曲的艺术魅力,表现昆曲的前世今生曲折命运,强调昆曲实际上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折射着民族政治经济的兴衰。姜宗福的《末代槽坊》关注渐行渐远的槽坊及其历史文化韵味。胡平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作《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是一部关于千年瓷都景德镇发展历程的简要记录,更是对瓷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审视和开掘的大书。旧称昌南与中国同名的景德镇的历史正好映照出中国的历史,这个被英国人李约瑟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的命运就是中国命运,它的身影就是中国身影,它的精气神与魂魄就是中国的精气神与魂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讲述了一个博杂斑斓的现代都市艰难地浴火涅槃,从旧体制机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探寻出一条变革创新发展的道路。因此,景德镇故事或许正是作者希望“说给全球听的中国故事”。四 钩沉史实,讲述历史

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历来拥有广泛的读者,因为它既能揭示诸多历史内幕及真相,又能带给读者有益的启示和思考。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以简短的篇幅,追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与一位作家之间的交往,表现了他

们之间挚友般的深情与友谊,动人以普通人之情之义。该作品由新华社发布后,全国有一千多家媒体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李春雷的另一部中篇报告《赶考——西柏坡感思》则撷取解放战争胜利前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西柏坡的生活工作往事与深邃的历史之思,阐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应该不断得到弘扬光大的主题。铁流、徐锦庚的《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讲述《共产党宣言》诞生及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重在描写这本小册子在山东一个小村庄里所引燃的一场农民风暴,写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田家村的《江南小延安》深入挖掘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浙江长兴县——“江南小延安”这样一个新颖而有价值的文学题材,对这段重大革命历史进行形象化的再现。郑雄的《中国红旗渠》则是关于河南林县红旗渠历史的追述,表现了一种敢于与自然抗争、勤劳英勇有作为的民族精神。兵团作家丰收厚积薄发,创作出版了《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资料详实充分,叙事生动,语言精炼,以人和事相结合的手法,通过记录兵团人屯垦戍边六十年的历史,生动刻画了几代兵团人的群体形象,表现了他们身上保有的以国为家、爱国敬业、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这是一部具有国家情怀和史志价值的大书。

历史题材纪实文学注重在历史中反思。不忘过去才能赢得未来,反思过去为的是警示今天和昭示未来。何建明发表于《人民文学》12期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全文60万字,将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作者下大气力站在今日中国回望历史反思过去,以《十问中国人》为题,给读者提出了诸多峻切的思考和警示。陈启文的《绝地上的诞生——一个令人发疯的科学神话》通过描述三门峡水利枢纽和小浪底工程的上马建造经过,以正反映衬的手法,表现错误的决策会带来长久危害,科学的决策则能起到绝地反击、死而复生的神奇效果。这是一部反思黄河治理的报告,能带给人们深刻的启迪。王宏甲的《非典启示录》在非典结束10周年之际出版,重新回顾非典历史及其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反思立意,昭示人们从灾难与祸患中汲取营养和教益。祝勇用他擅长的散文笔法,在甲午海战120周年之际,独辟蹊径,创作了《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为反思甲午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五 传记:人生不可重复却可以效法

传记作品是纪实文学的有机组成,每年发表和出版的传记作品数量都相当可观。

关于伟人、名人的传记大受瞩目。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杨胜群主编的《邓小平传(1904~1974)》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是本年度最受欢

迎的人物传记。丁晓平近年来对历史题材特别是中共党史题材方面的挖掘和创作乐此不疲,2014年又出版了长篇纪实《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老作家邵燕祥和从维熙都出版了准个人自传式的作品《一个戴灰帽的人》和《我的黑白人生》。《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纪实作品,作者回忆了自己在1960至1965年摘帽右派期间“苟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较好地体现了反思意识和精神,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好评。林贤治出版了《漂泊者萧红》,以新视角重写天才女作家萧红传记,再现其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以一个柔弱个体在坚硬时代背景下的生存命运为主题,试图重写沈从文后传,引发人们对时代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思考。陈培浩和阮援朝则发表了《文学苦旅——阮章竞小传》,以纪念著名诗人阮章竞一百周年诞辰。郑旺盛的《震撼日本列岛的中国英雄——花冈暴动与中日索赔第一案揭秘》以花冈暴动和对日索赔第一案主人公耿谆为传主,通过直接采访,记述了这位可敬老人不平则鸣、敢于抗争、卓而不凡的一生。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第二批十部作品,包括李洁非创作的《天崩地解——黄宗羲传》以及颜真卿、杨万里、关汉卿、马致远、王阳明、李梦阳、蒲松龄、吴敬梓、章学诚等10位历史文化名人的传记。

个人自叙自传或者家谱、家族传记继续兴盛。凸凹的《母说,或家史》、李运抟的《母亲的高寿》都是关于母亲的追忆和传略,带有传承家风的深层意味。瘫痪青年赵凯的《扛住——倒下,还能站起来》是一本自传,以平静口吻记述自己的身世,彰显坚韧顽强、自强不息的精神。王庭德的《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一个侏儒青年的奋斗之路》和徐渝江的《挥动翅膀的女孩:一个脑瘫儿的成长故事》也是关于残障人士的成长叙事。这些身残志坚心不残的人的故事对于读者都会起到励志的作用。

还有一些传记是为一座城市或者一条河流而作。如杨振辉的《血性福州》和王若冰的《渭河传》。前者凸显福州这座城市的鲜明品格,后者则描述了渭河千年历史和渭河领域的风土人情,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2014年,在市场空间的不断挤压下,纪实文学仍旧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涌现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佳作,体现了纪实文学参与现实的优秀品质,构成了2014年文学领域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景观。2014年11月写于北京往事与回忆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传(1904~1974)》编写组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北京。

一家人被安置在北京西郊花园村的一个新建的大院内。这座大院有六栋灰色的二层楼房,原本是给新上来的中央领导人盖的。邓小平一家搬入后,一些被“解放”的老干部也相继搬到这里。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安顿下来后,邓小平首先让卓琳去看望了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随后,他和卓琳又去看望了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他们还专门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看望了生病住院的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老朋友了,劫后重生,相见甚欢。邓小平即将恢复工作,而且身体健康,着实让大家感到很高兴。

为邓小平回京后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3月上旬,他抱病连续几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决定》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后,于3月10日发出。《决定》说: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决定》在发出之前,周恩来曾批示汪东兴将《决定》及其附件(即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编者注)送邓小平本人阅提意见。邓小平于3月13日致信汪东兴说:“详细看了《我的自述》的摘要,觉得不用再有什么增加或减少的

段落。在几段的文字上,改了一些语句,大体上是和我原来写的东西符合的。这些改动如不妥当,即照摘要的原文,我也觉得是可以的,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邓小平复职的事定了之后,周恩来于14日去北京西郊玉泉山全面检查身体。几天之后,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和卓琳,并告知周恩来已确诊患了癌症。邓小平的心情非常沉重。

3月28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玉泉山谈话,参加的还有李先念、江青。第二天,周恩来就邓小平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毛泽东的问话和邓小平的回答都是真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很不满,发动批判邓小平,但他并不想把邓小平彻底打倒。他多次在一些场合说过,邓小平的问题与刘少奇的问题不同,我总是要替邓小平说几句好话的。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邓小平才“留得青山在”。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1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在会上宣布了上述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他还说,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公开露面作出的安排。

4月2日,周恩来住进玉泉山。9日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到玉泉山看望做手术后的周恩来。周恩来同他们作了长谈。他郑重地交代邓小平夫妇“小平的保健,

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他说的吴家,是指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兄弟。周恩来还同邓小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

原定邓小平公开露面是在4月19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来华访问的时候,后来提前了。4月12日晚,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盛大宴会上。这个宴会是周恩来为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而举行的。这是邓小平自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邓小平的出现,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一些外国记者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附近的电报大楼发消息稿。

第二天,邓小平复出被全世界许多新闻媒体报道。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指责为仅次于刘少奇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先生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可以说是再次向国内外表明,中国政治已克服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的影响而处于稳定的状态。”

这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党的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

中央决定5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的筹备工作。5月1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邓小平和陈云、李富春的名字被列进了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

5月20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一次谈到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他说:“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周恩来讲的“其他一些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离开政坛六年多了,党和国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虽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但毕竟有限,特别是对地方和部门实际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中共十大以后,邓小平参与了大量外事接待工作。他利用陪外国客人到各地参观的机会,努力调查了解地方工作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对各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10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应邀来访。邓小平参与接待并全程陪同特鲁多夫妇在各地访问。13日晚,周恩来和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夫妇去河南。途中,周恩来向客人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5日,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夫妇从河南飞抵桂林。当天下午,他陪同特鲁多夫妇在桂林参观芦笛岩。在洞外小憩时,他看到了和美丽的桂林山水极不协调的一幕: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山体被炸得百孔千疮,芳莲池和桃花江被严重污染。第二天,邓小平陪同客人游览漓江,这也是他第一次游漓江。此时的漓江江水污浊不堪,沿江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和被人为破坏的竹林。

晚上,客人休息了。邓小平找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桂林市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简要的工作汇报后,便提出和他们一起去察看漓江的污染情况。乘车到达解放桥上下的河段,邓小平和他们边走边看,边走边谈,估计污染程度,分析污染原因,商量治理办法。邓小平对他们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了漓江治理问题。不久,国务院发出《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10月19日,邓小平在送走特鲁多夫妇后返京时路过长沙,决定去韶山看看。到了韶山,他对当地的陪同人员说:“这个地方我很早就想来,一九六五年想来,因工作忙没来成,后来就来不成了。”参观毛泽东旧居时,他说,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中共韶山支部“虽不是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却是较健全、较早作出贡献的农村党支部”。在毛泽覃的卧室,他回忆起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左”倾中央一起被打成“毛派”分子的情景,动情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如果参加长征,也许不会牺牲。”

当年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陈列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看完陈列,工作人员请邓小平作指示。他有所指地说:“你们陈列的是历史,只要符合历史就行!”

10月21日,邓小平路过武汉时作短暂停留,视察了武汉钢铁厂。在炼铁厂,厂党委负责人向他汇报了四号高炉的建设和生产情况。四号高炉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的,年产生铁一百五十万吨,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高炉。高炉从破土动工到建成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一百三十七天,恰好与淮海战役的时间相同。邓小平高兴地说:“好,又是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上的‘淮

海战役’。钢铁工业要搞大兵团作战,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希望你们再打一个团结协作的漂亮仗。”他还对武钢的发展规模提出了一个设想。他说:“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四百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一千万吨!”

10月22日,路过河北时,邓小平视察了革命老区邯郸。他听取邯郸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后,说:“邯郸是个好地方,我也非常怀念这个地方。这里有煤有铁有水有电,西部地下资源多,东部平原义盛产棉粮,条件非常好,比起西德著名的鲁尔工业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差,可以像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的邯邢(指邯郸和邢台)钢铁生产基地。”

这天下午,虽然时间很紧,邓小平还是坐环行火车到当年战斗、工作过的西部山区武安、峰峰矿区等地走了一圈。他叮嘱当地负责人: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对革命作了很大的贡献,你们一定要把老区建设和群众生活搞好,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

看完老区回来,省委负责人征询邓小平的意见,他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变化不大呀!”

邓小平复出工作已经半年多了。毛泽东还在观察他,特别是观察他的政治态度。

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周恩来和叶剑英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与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在最后一次会谈讨论会谈公报稿时,对基辛格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周恩来有的明确表示不同意,有的表示可以接受。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具体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对美方要求签订有关协定的问题,周恩来没有明确拒绝,表示“我们研究一下”,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机场为基辛格送行。从机场回到中南海时已近中午,他立即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会谈的情况,但这时毛泽东已经入睡,这样,毛泽东没有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稍后,毛泽东听到有人不切实际的传话后,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11月17日上午,他在住处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开会,谈了他对这次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时容易右。”他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从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指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12

月9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批评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邓小平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作了发言,但主要的话题是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问题。

毛泽东非常关注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当他得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后很满意。

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赞成叶剑英提出的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谈到邓小平的任职问题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意见,同意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12月14日晚,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毛泽东还指了指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15日上午,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1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21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当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跟我几十年了。他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一些人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

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作为军委五人(后增至六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1月19日,邓小平出席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会议,研究西沙群岛作战方案。随后赴总参谋部作战指挥中心,和叶剑英等军委小组成员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

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暂管原来李德生兼管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邓小平是个体育迷,喜欢游泳和打桥牌、台球,爱看足球。据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有一次为了买一张足球比赛的门票,当掉了自己的衣服。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分管体委工作的任务一明确,他就着手了解体育工作的情况。1月4日上午,他听取国家体委负责人王猛、李梦华和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张联华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指出: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围棋也要从小搞起,要把运动员的生活搞好。他还特别谈到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他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要进一步采取主动积极的方针,总结经验,推动我们的国际斗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现在我们进不去,最后总得进去。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

体委的工作比较繁杂。大到同敌视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斗争、重大赛事,小到运动员的待遇、外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等等,几乎天天有报告送给邓小平批阅。邓小平在批阅这些报告时,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他确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比赛的方针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说:“这是一个纲。我们对队员的教育、训练,都要抓这样的纲。所有出国的人都代表一个国家。我们所有出国的队伍,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面貌。比赛一定要比出水平,一定要把友谊放在第一。”

第七届亚运会,8月将在伊朗举行。6月30日,他专门听取国家体委负责人关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亚运会是很重要的事情,打开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局面,也是要看亚运会。这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江青提出体委“批林批孔”运动要猛攻王猛、李梦华,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们,并要邓小平找个机会出来讲一次话。邓小平对体委负责人说:找个机会讲话?讲什么?我这个人不习惯于讲话。亚运会我是关心的,到时候跟参加亚运会的同志们见见面,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你们的运动是可以的。

7月22日,邓小平接见参加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负责人,谈到参加亚运

会比赛的注意事项时,指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这句话原则上讲是对的,可是,不要搞强加于人。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运动员在接触中是平等的、谦虚的、不强加于人的,这样就扩大了影响。要尊重裁判,尊重主办国家的安排。

8月8日,邓小平又出席第七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并作讲话。他指出:我国的国际威望提高了,相应地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也就更大了。但是,我们要始终坚持一点,总的叫不称霸。在对外活动中,我们不能当头头,不能当领袖。体育比赛,要认真地比赛,像打仗一样,仗要打好,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随着邓小平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1973年8月30日,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则被明确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培养;江青、姚文元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对邓小平的复职,他们打心眼里就反对,但因为是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办法阻拦。

1974年3月,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江青认为这一安排对他们很不利,便再也按捺不住,公开地站出来反对。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一月,联合国总部决定接受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布迈丁的提议,于四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都表示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团出席。中国政府也很重视这次会议,决定派代表团参加。毛泽东提出,可以利用联大特别会议召开这一机会,阐述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问题的主张。

由谁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呢?周恩来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3月20日,毛泽东通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上《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任副团长。周恩来随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报告。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任代表团团长。24日,周恩来仍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毛泽东即圈阅同意。24日晚上,江青把王海容叫到她的住处,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外交部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代表团团长人选。25日夜,江青再次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

在遭到拒绝后,竟破口大骂。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邓小平出席联大的意见,并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26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江青外,与会其他成员一致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江青在会上继续纠缠,并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为此,周恩来嘱咐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天晚上,在周恩来召集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江青被迫表态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国参加特别联大。

会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的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法新社在4月2日的报道中说:“选择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事表明了中国对即将在联合国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特别重视。在北京的外交人士认为这位副总理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他在去年初恢复名誉以来在中国的权力范围的增大是惊人的。在近几个月来一些外国首脑访问期间,当总理因有公务而不能离开北京时,就派邓小平去陪同这些首脑到中国各省访问。”

邓小平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台,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邓小平立即全力投人各项准备工作。他对代表团成员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主持组织起草发言稿。

在讨论发言稿初稿时,大家觉得发言除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新论断。邓小平不仅非常赞成这个意见,而且还提出在发言中要表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称霸的态度。参加起草发言稿的凌青后来回忆说:

初稿写成后,小平同志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中午,就在讨论场所用餐,小平同志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得一份饭菜。吃完后,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继续讨论。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

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篇讲话在当时确实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根据讨论意见,讲话稿接连改了几稿。邓小平对每一稿都作了重要的修改。4月2日、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发言稿,并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未参加。

4日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乔冠华、黄镇等外交部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笑着对邓小平说:你准备开炮啊?邓小平说:这次去是聋子办外交。毛泽东接着说:聋子放炮仗啊,自己听不见,只看到炮仗散了。毛泽东还问他:你来回都经过法国是旧地重游啊!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什么地方啊?邓小平回答说:主要在巴黎,还有别处,一共七八个地方。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去美国将同基辛格见面的安排等,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说:小平同志的发言,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写的。有几个地方,主要是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主席是不是看一下?毛泽东说:行了。你们去搞就是了,登上报我再看吧。

当天,邓小平与周恩来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并将发言稿第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日即批示:“好,赞同。”5日上午,周恩来致信邓小平和乔冠华说:“为保存主席这次在小平同志发言稿上亲批的手迹,请外交部影印(六稿)第一页若干份。印后退我,以便今晚在政治局传阅后归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江青等人日后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

4月6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周恩来抱病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同首都各界群众四千余人一起,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

4月7日,邓小平在巴黎作短暂停留后,于下午到达纽约。10日下午,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他申明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他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他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他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的普遍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同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很快报道了邓小平的发言内容并纷纷发表评论。日本《产经新闻》的评论说:“中国代表团的行动像主角一样,邓小平团长座位周围人山人海;中国对萎靡不振的美苏超级大国的资源外交,采取挑战姿态。”

会议期间,邓小平按原定计划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世界形势问题同美国国务

卿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基辛格的发言人维斯特说,博士对他同邓先生的讨论感到“高兴”,“这是很友好的会谈,很好地回顾了中美关系,广泛地讨论了世界形势”。基辛格后来回忆说:“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6月1日,周恩来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治疗,此后,由邓小平和李先念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要管外交工作。

7月,身体也不好的毛泽东准备离京去南方休息。临行前,他于17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事情。会上,非常重视外交工作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管外交啊”!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能正常开展工作,毛洋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搞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当众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已。”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决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推动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邓小平分管外交工作后,会见了多批来访的外国党政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多次陪同客人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增进了中国同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日两国是在1972年9月建立外交关系的。按照双方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在建交后开始为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项协定进行谈判。1974年1月5日,《中日贸易协定》签订;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签订。但中日关于海运协定的谈判却因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中断了。从八月起到年底,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七批日本客人,就中日关系问题阐述他的意见,推动海运协定等的谈判继续进行。

他批评日本方面在海运协定的谈判中,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他说:

现在中日两国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只能采取其他方式。

原则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日本有些人要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就是要抱住台湾不放。

他提出希望中日双方都从政治角度和两国人民利益的角度,考虑海运协定问题。他说:

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希望在中日飞机通航以后,能很快恢复海运协定的谈判。在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只要我们双方都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角度。特别是从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他表示希望较快地进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建议。他说: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我们希望能比较快地进行谈判。至于这个条约体现什么内容,从原则上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

那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会谈,先接触,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9月29日是中日建交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日两国定期航线正式通航,日本通航友好访华团来华。第二天,邓小平会见日本访华团。他说:在座的多数朋友,不仅是掘井人,也是架桥人;不仅架地上的桥,也架空中的桥。朋友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架好了这个桥,又第一次从这个桥走了过来。我们还需要把海上的桥架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架好友好感情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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