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下五千年（第十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忠喆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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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下五千年（第十卷）试读：

中国现代

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始自1919年“五四”运动。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骨干，工人运动成为运动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先后在各地创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定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实现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孙中山去世后，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蔓延，大革命惨遭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召开了“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错误，并决定开展土地革命。

为挽救革命失败，把中国革命推进新的阶段，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红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事围剿，各地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同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与国民党协议，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一系列的胜利。我军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正面战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力量不断壮大。

八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解放南京后，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的结束，蒋介石退逃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结束了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五四爱国运动

早在19世纪，德国侵略者就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后来又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使山东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1915年又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全被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吞食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强。

1918年11月间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国会演说，提出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而且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就有权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因而对巴黎和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日本代表在会上却提出极其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结束前，德国在胶州、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

日本之所以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因段祺瑞上台后，仍充当日本走狗。1918年9月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使得日本在山东占有的权利超越了德国。在和会上，日本代表就是以“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的无理要求。巴黎和会本是列强战胜的分赃会，竟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段祺瑞的代表陆征祥也准备签字认帐。这一卖国行径很快被留日学生披露，通电全国。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已不能容忍。4月下旬，北京天津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发起“废除军阀”、“打倒列强”等救国宣传运动。

5月2日，济南3000名工人集聚在北岗子举行讲演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各地各界共同行动，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签约。

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除北大全体学生外，还有北京高师等校学生。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站到讲台上说：“同学们，不能再等待，段祺瑞政府是个卖国政府，只会讨好日本主子。我们明天下午1点各校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学界大示威，直接唤起民众，制止签约！”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高师等13所大专院校3000多名爱国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下，像潮水般地涌向外国使馆区东郊民巷，他们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外拿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拦阻时，学生立即转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帐。赵家楼曹公馆挤满了人，“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正巧，曹汝霖和章宗祥两人刚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二贼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二贼战战兢兢地溜到后院大墙下，企图越墙逃走。曹汝霖在四个仆人的帮助下越墙逃走，章宗祥不敢翻墙，正急得团团转时，被冲进来的学生发现，一把揪住，痛打起来，打得章宗祥跪地求饶。

学生痛打了章宗祥，但没有抓住曹汝霖，心头怒火难平，放火把曹汝霖家烧了。

爱国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北洋军阀段祺瑞竟下令逮捕闹事学生，抓走了30多名爱国学生。这更激起北京民众的抗议。第二天，北京街头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集会和言论自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亲自撰写声援学生的文章。北京大学开始罢课，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武汉等城市的民众先后集合，抗议政府，声援学生。上海工商界率先罢工罢市、抵制洋货。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迅速发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工厂工人罢工，汽车抛锚，铁路和码头瘫痪，并向全国各地扩大。“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转成工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迅速形成。北京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释放被捕的学生。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样，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由此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五四运动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准备，这标志着比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气势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共上海召开“一大”

五四爱国运动以前，中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人极少，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愈来愈多了。他们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共产党》月刊；毛泽东等人在湖南主办《湘江评论》；周恩来等人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编辑《觉悟》杂志。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斗争中认识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这年夏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不久各地也先后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1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一年的3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这样，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了。

各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有效地开展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地代表于1921年7月赶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代表中有来自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来自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来自山东的王烬美、邓恩铭等。还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等。这些代表共13人，代表着全国各地53名共产党员。此外，两位外国同志也来到上海列席会议。一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另一位是赤色职工国际工会的代表尼科尔斯基。

1921年7月23日晚上，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博文女子学校开幕。在那个时候，搞共产、搞革命都是要坐牢杀头的，所以代表大会只能秘密召开。过了一天，正巧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出门去了，于是，大会就迁到他的家里举行。本来商定，为了避免被法租界巡捕发现，大会要每天换个地方举行。但是，大家集中精神讨论问题，一时又找不到更换的地方，所以在李汉俊哥哥家一连开了几天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是有过地下斗争经验的，他说：“我们在这里一连开了几个晚上的会，巡捕一定注意了，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但是有几个中国代表缺乏经验，说：“反正明天再开一次就可以结束了，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所以，仍决定在这里召开最后一次会。

7月30日是最后一次会议，这天晚上，会议刚开始，突然一个穿长衫的中年男子闯进客厅，他朝室内张望了一下，连连说：“对不起，我走错了。”说完就急忙退了出去。陌生人一走，马林立刻站起来说：“这人一定是侦探，我建议立即休会。大家分别离开。”代表们马上收拾文件，离开了客厅。那时候，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平时不开大门，只走后门。如果这人真是侦探，后门一定有人监视。所以大家索性打开大门出去，果然没有发生意外。李汉俊算是房子的主人，就留下来与另一个代表喝着茶，装着无事闲聊。

果然，代表们走了不到一刻钟，开来了一辆警车，一批法国巡捕和中国“包打听”跳下车把房子包围住。他们一拥上楼，见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为首的一个人气势汹汹地问：“你们刚才要开什么会？”李汉俊用法语回答说：“刚才不是开会，而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这里谈编辑刊物的事。”

法国巡捕见问不出什么，便不许李汉俊等离开座位，还不许他们说话和喝茶。接着，便在屋里搜查起来。搜查了一个多钟头，各个角落都翻遍了，他们似乎没有找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于是，一个法国巡捕指着书架上的书又问李汉俊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主义的书？”李汉俊回答说。“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

法国巡捕从李汉俊的答话中，找不出什么破绽来。后来，法国巡捕又听到说这里是李书城的公馆（李书城在当时是政界的有名人物），也不敢多纠缠，查不出个究竟来，也就只好离开了。

这场风险总算过去了。但是，代表大会还没有结束。最后一天的会到哪里去开呢？有位代表忽然想起李达的夫人是嘉兴人，就提议可以到离上海约100里的嘉兴县去开。经过商量，31日清晨李达夫人就乘火车赴嘉兴，在城旁的游览地南湖雇了一只大游船等候大家，代表们则乘下一班车到那里去。

通过这些天的紧张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大会成立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并决定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鸦片战争以来，为完成民主革命，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但都没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革命阶级组织，一个新的政党来承担这一任务。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领导全国人民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民主革命斗争，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书记部为指导工人运动，出版了《劳动周刊》，开设了工人夜校，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各地工人进行斗争。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是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1年3月，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成立了海员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为反抗英国资本家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工会领导海员举行罢工，各国轮船上的中国香港海员一致罢工，并很快波及到新加坡、汕头、上海等地。1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使罢工人数增加到3万多人。3月1日，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3月4日，罢工群众回广州，当到达九龙附近的沙田时，驻在该地的英国军警竟开枪射击，死6人，伤数百人，造成“沙田惨案”。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得到了全国工人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铁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多次举行声援大会。国外华侨纷纷捐款，许多国家的工会也发来慰问电。香港海员罢工斗争，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及资本家屈服。3月6日，港英当局取消2月1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送回工会招牌，释放被捕工人，答应优恤沙田惨案死难工人，同意增加工资15—30%。

在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鼓舞下，上海工人也展开罢工斗争。1922年3月下旬，上海的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4月16日，上海日华纱厂3800名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4月24日，上海邮务工人700多人因反对增加保证金和储蓄金，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而举行罢工。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和30余万会员。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关于成立全国总工会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8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大会后的7—8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出现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从1922年7月至1923年2月，有汉阳兵工厂工人、上海丝厂女工、日华纱厂工人等规模不同的各种罢工斗争。其中，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规模最大。安源煤矿是德、日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企业，共有12万多工人，株萍铁路有4500多工人。1921年冬以后，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毛泽民等先后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工人俱乐部。1922年秋，因矿局拖欠工资，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酝酿罢工。9月14日，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安源路矿17万工人，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举行罢工，同时发布宣言，提出保证工人政治权利，改良待遇和增加工资等17项条件。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工人们团结一致，罢工的第5天，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开滦煤矿原是中国政府独立经营的企业，后为中英合办，实际上成了英帝国主义的企业。开滦矿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组成，矿工5万余人。工人每日劳动长达16小时，工资收入很低，生活异常困苦。10月23日，因矿局拒绝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的要求，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四矿同时罢工，26日，马家沟工人也举行罢工，使全矿区陷于停顿。英帝国主义和直隶当局联合镇压工人罢工，强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封闭工会，逮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永和。11月16日，工人们在矿局同意增加少许工资的情况下，勉强复工。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发动了政治大罢工。2月1日，京汉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全国各工会及各界代表参加典礼。2月1日晨，郑州全市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形势非常紧张。大会代表及来宾不为武力所屈，相持两小时之久，全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下午4时宣布散会时，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自由，总工会会所也为军警所占。总工会于当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4日全路总罢工，号召工人“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提出撤办肇事者赵继贤、冯云、黄殿辰等人及赔偿损失等5项要求，作为复工条件。

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工人总同盟一声罢工令下，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罢工后，工人一切行动听从总工会指挥，并组织了纠察队、调查队，使罢工有条不紊地进行。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极为恐慌。北京帝国主义公使团召集紧急会议，向北京军阀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唆使其压迫工人。外国资本家与直系军阀相勾结，联合镇压工人运动。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于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京汉南北各站，12小时内，有50人惨遭杀害，100多人被捕入狱，5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开除。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后，被敌人绑在电线杆上，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命令刽子手向他连砍数刀，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毫不屈服，忍痛高呼：“此事乃全路3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得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忠贞气节。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也被捕，2月15日牺牲于武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开始时，就发表了“告工团书”，指出京汉铁路工人争取自由、反抗军阀斗争的正义性。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工团、各群众团体、积极支援京汉铁路工人斗争。共产国际、海参崴工团总会和日本劳动总同盟发来电报，向英勇奋战的中国铁路工人，表示同情和慰问，并向中国反动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2月7日以后，反动军阀继续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各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海军也全数登岸。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为保存力量，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劝告工人复工。从此，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从香港海员工人到京汉铁路工人的一系列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动精神和伟大力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们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的地位，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准备北伐。桂系军阀退出广东，并不甘心失败，仍威胁和骚扰广东，成为孙中山北伐的主要障碍。6月下旬，孙中山委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出兵讨伐陆荣廷。经3个月的攻击作战，粤军先后占领了梧州、南宁、桂林、龙州等地，陆荣廷取道越南河内逃跑，两广统一。10月，孙中山到达广西。12月，在桂林组织大本营，计划组织3个军的兵力，北向中原。

1922年初，孙中山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遂与奉、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将滇、桂各军集中韶关，以韶关为大本营，准备取道江西北伐。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从5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新城、崇义、信丰、龙南等县。6月5日，北伐军占领赣州；8日，赣督陈光远向北洋军阀政府辞职。北伐军乘胜前进，连占万安、大和，直逼吉安。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中，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叛乱。陈炯明在护国运动中参加反袁斗争，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第一次护法中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在两次粤桂战争中，野心勃勃，企图称霸广东，并与直系勾结，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处牵制。由于后方不稳，孙中山临时决定在桂各军反粤，4月19日，孙中山下令罢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及内务总长职，保留陆军总长职务，23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坐镇指挥北伐。为稳定广东局势，孙中山两次派人赴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均遭陈拒绝。在暗中，陈却同陈光远密电往来，相约夹攻北伐军。5月中旬，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从广西回粤，以“清君侧”为名，进抵广州。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报界举行谈话会，揭露陈炯明阴谋，勒令叶举部撤离广州。叶举却在陈炯明的指示下，于6月15日，公然发出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并派兵包围总统府，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出走，登上泊于白鹅潭之楚豫舰，随后，宋庆龄也脱险，于次日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转登永丰舰。孙中山在军舰上指挥海军与叛军战斗，并电令北伐军回师靖难。6月下旬，北伐军分两路回师，在韶关、翁源一带为陈军所阻，无法及时救援。8月9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回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陈炯明叛乱，对孙中山是一个很大打击。依靠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以达到恢复“临时约法”的目的，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五四时期，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中，以恢复约法相号召，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了，因而护法运动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决心寻求新的力量、新的途径，继续奋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赞扬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精神。同时向他说明，革命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并指出他依靠军阀打军阀的错误，也指出国民党组织混乱、纲领不清、作风不正的毛病。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等帮助孙中山，苏联也向孙中山建议，要他建立联合工农群众的政党和革命武装。

孙中山早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表示赞赏，现在见到共产党人这样诚恳热情，十分受感动。他和李大钊经常促膝谈心，废寝忘食。经过深思熟虑，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苏联的建议，欢迎两党合作，同时也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在国际上也要有像苏俄那样真心支持中国革命的国家的援助。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

1922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会议，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党纲和党章。1923年元旦，他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表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立”。

这年1月，占据广州的陈炯明被滇军和桂军中一部分拥护革命的队伍赶出广州。孙中山重抵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许多共产党人也云集这座南方重镇，广东成了革命的大本营。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决定。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苏联政府还给予广州政府军事和物资援助。不久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到了11月，孙中山宣布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定。他勇敢地自我批评说：“看一看以往十年的实际成绩，我不能不认为是失败的。国民党想要取得成功，必须改组，要有鲜明的主义，切实的政策，要争取民众的支持；在组织上要去恶留良，克服腐败现象。”于是，国民党开始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各级组织，建立讲习所训练干部。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参加了这项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14%。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共产党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也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孙中山在会上耐心地向代表们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说，他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和旧的三民主义不一样的。他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整个中国的解放，而国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他的民权主义主张凡革命的个人和团体，都享有自由和权利。他的民生主义，除了“平均地权”以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为了实行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经过选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于右任等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大会确定的新三民主义，其基本原则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原则基本一致，从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国共合作得以实现。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自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一度消沉的工人运动，在国共合作的促进下，主要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逐渐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自从和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有了联系后，孙中山便决定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本来，孙中山手下也有不少军队，但这些都是旧军队，不听指挥。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而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还有些军事骗子甚至来骗枪骗钱，孙中山有许多这样的教训。尤其是经历过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更是决心着手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

1924年5月，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习惯上称“黄埔军校”。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5月入学，学员500名，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5期，共约7400人。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学生总数的1/10。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后来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面目一新。”

黄埔军校培养的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省港大罢工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运动迅速发展，预示着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25年，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已有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这里有主要由英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界，日、英等国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

1925年2月，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为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而罢工，迅速导致21家日本纱厂的3万名工人总罢工。这次斗争取得胜利，给了全国工人很大的鼓舞。5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共产党员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怒。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蔡和森提出：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

到了30日那天，2000多上海学生在公共租界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逮捕了许多游行的学生，关在巡捕房里。接着，上万群众聚集在南京路英国巡捕房前，要求解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当场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当场牺牲的烈士中有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这些事件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集会的群众向帝国主义提出：撤退驻沪的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办凶手等条件。斗争持续了3个月。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为了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邓中夏、苏兆征领导香港工人罢工。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唯恐香港也发生罢工，便派出密探，到处活动，搜捕工人领袖，还张贴出禁止罢工的布告。布告中有一段话写道：“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

英方的恐吓没有任何作用，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工人首先起来罢工。紧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会随即响应，工人也开始罢工，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

从6月下旬起，从香港到广州的水陆交通显得特别繁忙。一船一船乘的是工人，一列车一列车乘的也是工人。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的工人去广州，却没有从广州去香港的。到7月7日，离开香港的工人已超过20万，其中到广州的有10多万人！原来他们是以这种方式参与罢工。

罢工一开始，香港总督史塔士马上采取了强硬措施：一方面在香港宣布戒严令，逮捕了几十个工人领袖，一方面禁止粮食运往广州，企图造成广东的缺粮，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派军舰在海面上来往巡逻。

6月23日下午，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共10万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广东革命政府所属机关这天停止办公，所有工作人员参加游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周恩来等都亲自参加，并率领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2000人参加游行。

广州沙面租界当局闻讯后如临大敌，赶紧堆积沙包，装置电网，布置军警架起机枪。下午2时40分，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附近的沙基桥时，英国领事杰尔逊竟下令开枪。躲在沙袋工事后面的英国军警对着密集的游行队伍，发射出一梭梭罪恶的机枪子弹。游行群众当场被打死50余人，重伤100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为了还击港英当局，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对香港英帝国主义实行罢工、封锁与抵制相结合的政策。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下设武装、纠察、审判等办事机构，处理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但是，罢工工人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广东的出口贸易本来有许多是经过香港的。省港之间交通断绝后，广东的经济也发生了困难。于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政府一起规定：除英国外的船只，可以不经香港直接驶来广州。接着，美国、日本和别的一些国家的商船，都开到黄埔来，平均每天有40几艘，因为运货速度太慢，罢工工人还专门造了一条公路，取名为中山公路，把货物从黄埔运到广州。

罢工时间一久，工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困难。这么多人无法买木板，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天冷了，只能在地下铺一张装货的草包，两人共盖一条又短又薄的棉被。生病的很多，还有不少工人病死了。但是，全国各地人民、广东政府以及华侨纷纷捐款支援，使罢工工人还是坚持了下来。

香港是一个四面都是水的小岛，吃的东西很多要靠广州供应。码头工人罢工，广东又进行封锁，内地的肉食蔬菜运不过来，结果猪肉、鸡蛋拼命涨价，英国人喜欢吃的牛肉根本看不见了。食品市场空无东西，和街上堆满的垃圾、粪便形成对照，以繁华著称的香港成了“饿港”。海员工人罢工后，船只不再进港，船坞废弃了。货物运不进来，商店也纷纷歇业。东西买不到，社会秩序大乱。大家又称香港为“死港”。至1925年12月，香港交易所不得不承认，因罢工造成的损失已达6250万英镑。

面对这种局面，香港总督史塔士还想采取鸦片战争时的办法，用武力进攻。他特地公开召开一次所谓“公民大会”，以大会的名义电请英国政府派军队来镇压罢工。但是，这时的形势已经和鸦片战争时代的形势不同了。最后史塔士任期未满，就只得灰溜溜地下台，让位于新上任的总督金文泰来收拾残局。

省港大罢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后坚持了1年4个月（16个月），直到1926年10月才告胜利结束，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北伐军出师大捷

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和工农运动高涨了。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向广州国民政府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在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北伐。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下北伐动员令。7月9日，广州隆重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北洋军阀的三大势力：亲日的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各省及京、津两市，有军队30余万人；亲英美的吴佩孚，盘踞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陕西和河北各一部，有军队约20万人；亲英美的孙传芳，割据着长江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和福建5省，有军队20万人。这些军阀在反对革命上是一致的，但在维护各自利益上又矛盾重重。

国民革命军认真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及军阀内部各自为政的特点，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决定先向湖南、湖北进军，在打倒吴佩孚占领武汉之后，再集中兵力，出兵东南消灭孙传芳，然后在适当时机再消灭张作霖。北伐大军兵分三路，一路由以第四、七、八三个军约5万人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进攻；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向酃县、茶陵、安仁集中，以防江西；第一军警戒福建。

北伐誓师后，7月初，北伐军第四、第七两军进入湖南前线，然后与原在湖南的第八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吴佩孚军队进攻。由于得到湖南工农群众的有力支援，进展十分迅速。7月9日占领湘乡，并逼近长沙，敌叶开鑫弃长沙逃走，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工人保安队1000多人维持秩序。10月克湘潭、醴陵。11日进入长沙，攻占宁乡。这时，吴军十分震惊，其前线指挥官除嘉谟命令所部1万余人，利用汩罗江之险扼守平江。8月19日拂晓，北伐军向汩罗江吴军前线发起攻击，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黄琪翔团分东北和西南两路夹击。独立团扫荡县城外围之敌，黄琪翔团占城东北之古城岭，俯击城中；又绕到城西北一带高地冲杀。守敌惊慌失措，缴械投降。独立团和黄琪翔团进驻平江县城。敌人布置的汩罗江防线彻底崩溃。21日，岳阳、平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引导北伐军从平江北乡渡过微水黄芽山间道袭取岳阳。叶开鑫部2000余人投诚，余荫森部全被缴械。22日，北伐军进占岳阳。至此，湖南战斗胜利结束，北伐军乘胜向湖北进发。

吴佩孚获悉湘省尽失，于8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25日在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准备固守汀泗桥、咸宁、白墩一带，等待援兵，挽回败局。

8月23日，唐生智、李宗仁等召开羊楼司会议，决定四路合攻汀泗桥。吴佩孚军以2万余兵力，凭汀泗桥三面环水、东面高山耸立之险企图阻挡北伐大军。26日，第四军发起进攻。吴军以密集火力封锁铁路桥，两军连续激战10余小时，双方死伤均十分惨重，攻汀泗桥无大进展。27日凌晨，独立团由农民作向导沿崎岖山路，绕到敌人背后古塘角方面。与此同时，各部队继续向吴军阵地反复冲锋，至是日晨3时，方开始占领汀泗桥东侧一带高地。晨4时，独立团发起猛烈攻击。接着，第四军全线冲锋。敌终不支，弃守汀泗桥，败逃咸宁。当日，攻占汀泗桥。之后，独立团奉命追击敌人，并乘敌立足未稳，一举攻占咸宁城，为夺取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贺胜桥地形虽不及汀泗桥险要，但吴佩孚视此役关系其生死存亡，故以精兵2万余人扼守贺胜桥一带阵地，并配备各类大炮数十门。8月29日下午，北伐军开始进攻，30日凌晨，战事激烈。吴军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吴军溃退时，吴佩孚亲临贺胜桥督战，喝令赵荣华之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多人，但亦无法遏止前线之溃退。由于第四、第七两军密切协同，浴血奋战，终于赢得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吴佩孚乘车败逃，退至武昌。

武昌城防卫坚固，易守难攻。9月3日，北伐军第七、第四、第一军各部首攻武昌城。守城吴军集中火力，俯瞰扫射，许多兵士中弹身亡，攻城未果。9月5日，北伐军再攻武昌城，各团奋勇队三面攀登，死伤累累。守敌顽强抵抗，炮火猛烈。北伐军改强攻为长期封锁包围。9月7日，第八军攻克汉口。10月10日，武昌内粮食日益殆尽，北伐军第四、第八军攻击武昌城。由于得吴俊卿部内应，攻城一举成功，俘敌万余人。至此，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势力基本被摧毁，残部败退河南。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自北伐以来，战功卓著，威震两湖，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开始时，由于声势逼人，锐不可当，入赣仅半个月，第二、第三两军就连克萍乡、宜克、莲花、永新、分宜、新喻、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11个县，战事发展十分顺利。第六军连克修水、高安后，于9月19日下午在南昌市工人、学生、省长所属警备队等响应下，进占南昌城。由于遭受孙传芳军队南北夹攻，第六军被迫突转冲出南昌西撤。

武昌攻克以后，第四军等部陆续到达赣北，加之孙传芳内部分化，后方不稳，江西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1月初，第七、第四军迅速占领了南浔路北段的德安、马回岭等地，封锁了孙军的退路，完成了对南浔路全线总攻击的准备。接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各军协同作战，将孙军主力围歼于南浔路南段。经数日激战，击溃孙军主力，于7日克复南昌，孙传芳败逃南京，江西战事基本结束。

在福建，随着北伐军的进军及在其他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号称6万之众的孙军周荫人部各旅纷纷倒戈反孙，加之福建民军积极参战，何应钦第一军，自10月初进入福建以来，进展均比较顺利，并于12月18日进驻福州。

在浙江，孙传芳自赣省作战失败后，即集中其残部于沪宁、沪杭线上，负隅顽抗。东路军于1月下旬推进浙西，于2月18日进占杭州。3月上旬，东路军分两路向淞沪及沪宁线进击。上海、南京已处于北伐军包围之中。上海工人阶级乘势举行第3次武装起义，一举解放上海。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革命形势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冯玉祥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3月11日，冯玉祥发布出师布告，宣布将亲率20万兵力，东出潼关，会师许（昌）郑（州）。

北伐军自出师以来，仅半年多时间就连续攻占了湘、鄂、赣、闽、浙、皖、苏等省，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基本上摧毁了吴佩孚、孙传芳的直系军阀的反动势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广大官兵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是北伐胜利的决定因素；开展有效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战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在物资上的支援，以及派人帮助指导，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北洋军阀内部的腐败与矛盾，也加速了北伐的胜利。

上海工人的壮举

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工人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同反动武装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部队，并乘胜占领武昌之后，立即将主力调往江西方面，向控制东南地区的军阀孙传芳发起进攻。孙传芳在江西战场作战失利，他的后方上海的兵力也日益空虚。当时上海的工人运动受中国共产党江浙区委员会直接领导。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在中共江浙区委员会领导下，由上海总工会出面组织，分别在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致使起义失败，数十人英勇牺牲。

1927年3月上旬，孙传芳军队已处于全线崩溃、不可收拾的境地。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

周恩来和中共江浙区书记罗亦农、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等，认真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并且成立了指挥部。他们在工人中建立严密的组织，武装5000名工人纠察队，进行秘密操练和射击训练。

周恩来、赵世炎制定出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计划。考虑到枪支弹药的不足，因此指示各纠察队队长，起义开始后首先攻打各区警察署，夺取枪支弹药。

3月21日中午12时正，起义正式打响！南市的工人纠察队，主要是由法商的电车、电气、自来水公司和求新造船厂的工人组成。当司机把电车开回公司的时候，周恩来赶到那里。他鼓励工人们说：“你们有才能，有志气，有组织，能服从革命听指挥，是一支英勇战斗的队伍！”纠察队员们很尊重周恩来同志，听了他鼓励的话语信心百倍。

周恩来又赶到上海其他区去指挥战斗了。南市100多名纠察队员列好队，每人在衣袖上别了一根红布条。人那么多，武器却只有3条枪，以及40把斧头和一些绳索。他们很快从街道执勤的两个警察身上夺下了枪支。为了迅速扩大战果，纠察队兵分两路，同时向两个警察署派出所冲去。

一支队伍奔到蓬莱路口，那里派出所看门的警察见那么多工人迎面冲来，远远地就把枪用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表示自动缴械，唯恐纠察队员们看不出他们投降的意思而开枪。纠察队员一鼓作气，冲进了大门，见里面连个人影也没有。原来警察们早都闻风而逃了。

另一路纠察队也取得了胜利。几支纠察队完成了夺取枪支弹花的任务，就汇集到一起，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一起浩浩荡荡地向警察厅进发。快到目的地时，纠察队决定分成两路，一路攻正门，一路打后门。

纠察队员们纷纷上好弹药准备与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搏斗。谁知近前一看，警察厅大楼上已经扯起了一条白被单。门口的大铁门敞开着，门前站立着两排手持乐器的警察。他们见大批纠察队员开到，马上热热闹闹地吹打起来。队员们忍住笑，威严地走进了大门。就这样，仅有几支枪的工人纠察队，一枪未放，就占领了警察厅。他们在这里搜到了一批步枪和30多支手枪，每人都分到了一支。

这时，南市各路工人纠察队已先后攻占了电话局和南火车站，汇合起来的武装队伍已有1000多人。于是，他们向高昌庙制造局（是个兵工厂）发动进攻。

驻守在这里的敌人有一个连，连长早已逃跑。纠察队员到达那里，首先向里面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缴枪不杀！”没等纠察队员喊完，早已准备好的白旗已经扯了出来。这样，又缴获到了一大批武器。到下午4点钟，南市的战斗胜利结束了。

沪东、沪西、虹口、吴淞等区的工人纠察队也先后取得了胜利。但是，闸北区还没有拿下来，那里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闸北，位于上海市北。敌人的大部兵力集中在这里。这里军警据点达20个，因此是起义的重点进攻地区。闸北的得失，关系到这次起义的成败。

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已率部队占领了上海市郊的龙华。起义过程中，上海总工会曾派代表与白崇禧联系，要求北伐军进攻上海，里应外合地解除上海的反动武装。但是，白崇禧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置之不理。周恩来闻讯后，气愤地对工人纠察队说，不要依靠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消灭军阀部队。

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部署，为夺取闸北一战的胜利，工人纠察队集中力量，分别进攻6个主要目标：北火车站、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闸北第五警察署，以及其他两个警察分署。

攻打第五警察署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武装队伍，由分队长徐文思带领。这个警察署的署长无恶不作，人称“地头蛇”，警察署也被工人们称为“黑狗窝”。“地头蛇”听说外面风声很紧，一有动静就紧闭大门，在窗台上架起步枪，不让外人随便接近。

徐文思考虑到自己队伍枪支很少，要硬攻是不行的。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将队员分成两路，一路由他带领，佯攻正门，吸引敌人主要火力。同时，又准备了一些火油箱、油墨桶和许多鞭炮。另一路担任主攻，从后门突入。

正门的进攻开始后，队员们劈里啪啦地放起了鞭炮，同时大声喊道：“喂！黑狗们，你们被包围了，快快投降吧！不然要劈大门啦！”他们不断地喊着话，放着鞭炮。敌人听着喊话，听着密集的“枪声”，胆战心惊，集中起来商量对策。在后门附近的队员乘机发动进攻。

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徐文思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其他各区的战斗也先后胜利结束。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就只剩下北火车站一个敌人据点了。

北火车站盘踞着大量敌兵，他们拥有机枪、迫击炮、铁甲车等重型装备。而且车站附近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带，纠察队员进攻时几乎没有掩蔽物。敌人的司令也坐镇在这里亲自指挥。这一切，都增加了拔除这个据点的困难。然而，北火车站是敌人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云集在这里的工人武装队伍，人人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决心一鼓作气攻克它。

激战不到半小时，亲自坐镇指挥的敌军总司令就逃到租界去了。守敌得知他们的司令已逃跑了，丧失了斗志；加上无人统一指挥，敌人阵线很快陷于混乱。各路纠察队员更是加紧了总攻步伐。下午6点钟终于全部占领了北火车站。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经过30小时的浴血奋战，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全歼北洋军阀部队3000多人，反动警察2000多人，解放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次壮举。在起义过程中，工人英勇牺牲者达300多人，负伤者达1000余人。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的鲜血解放了大上海。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顽强的斗争精神、巨大的组织力量和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艺术，是世界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史上的成功范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向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派之间的矛盾分歧就越来越公开化了。这时，对国民党后来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作用的一个人物，就是当时已具举足轻重力量的蒋介石。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蒋介石的势力是在北伐前后逐渐扩大的。他当然不想让人民的力量独立充分地发展。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也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南昌起义

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这时，原来屯兵上海南郊观战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的率领下开进上海。由于北伐革命深得民心，北伐军还是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四天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亲笔题与“共同奋斗”的锦旗，派乐队送到上海总工会，向上海工人表示敬意。

蒋介石在暗中却与帝国主义者、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江浙财阀同意给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帝国主义答应以驻上海的侵略军相配合。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则组织了反动团体——“中华共进会”，纠集大批流氓打手，随时听候调遣。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查办共产党案”，随即蒋介石便与白崇禧、李宗仁、陈果夫等在上海举行一系列“清党”“分共”的秘密会议。4月8日，以白崇禧为首的上海戒严司令部成立。4月11日，蒋介石密令东南各省一致清党。经过一系列密谋策划，蒋介石就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这些天来，周恩来、赵世炎更是多次提醒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却毫无警惕，于4月5日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样，就使受蒋介石表面行为欺骗的大部分纠察队员处于无戒备状态。

4月11日下午4时，国民革命军二师的大批士兵开始在街头巡逻。深夜，上海总工会所在地——闸北湖州会馆灯火通明，人们进进出出，异常忙碌。快10点半时，一名联络员奔进来气喘吁吁地说：“26军二师已经宣布戒严，不准行人在街上行走，到处在进行盘问！”

就在这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接到杜月笙的请柬，邀请他这天晚上参加在法租界的宴会。事前有人认为这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应当拒绝赴宴；但也有人主张应当去，只要注意安全就行了。汪寿华考虑再三，还是按时赴了约。

凌晨两点，蒋介石的党徒指使青红帮流氓500多人，冒充工人，从租界纷纷出动，来到预定的各个目的地。4时许，天还没亮，60多个流氓突然冲进湖州会馆。他们每人臂上都缠着一块白布，上面有一个黑色的“工”字。到了会馆近前，就劈劈啪啪地放起枪来。20多名纠察队员见这伙人来势凶猛，马上开枪还击。

双方射击了一会儿，突然开来了一支军队，带队的是第二十六军二师五团的团长。只听他大声喊道：“为什么开枪！停止射击！停止射击！”枪声停了下来，但双方还对峙着。团长奔到总工会门口，问纠察队员们道：“你们都是工人，为什么发生内讧，互相开枪？”纠察队员见对方是国民革命军的官长，便纷纷说：“这帮人冲过来不问情由就开枪，我们当然要还击！”

团长迟疑了一下，说：“请你们不要还击，这帮人由我们去缴他们的械。”不一会儿，那60多个流氓果然都被缴了械，有几个不肯缴枪的还被捆绑了起来。纠察队员看到军队支持总工会，便请团长等进屋吃茶、请烟。大家客气了一会儿，团长对纠察队总指挥说：“既然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就请你跟我们一起到二师司令部去见见师长，商量个解决的办法吧。”

总指挥尽管觉得有些蹊跷，也没有多想，他便带着6个纠察队员跟团长走了。走了一段路，团长突然板起脸对总指挥说：“他们那一方的枪缴了，你们的枪也得缴！”总指挥吃了一惊，但立即沉着回答道：“那不行。他们是来捣乱的流氓，我们是工人纠察队，怎么可以缴械呢？！”

团长冷笑一下，向旁边递了个眼色，一名营长马上指挥士兵把总指挥等的枪缴了；随即又回到了湖州会馆。他把全体纠察队员叫来说：“为了维持地方秩序，我代表国民革命军要求你们也全部缴械。如果不听我的忠告，我就下令强制执行！”

纠察队员都不肯缴枪。于是团长换了笑脸说：“是啊，缴械总不大好看。那就不缴吧，请你们把枪靠在一边就行啦，不然我没法向上级交代。”纠察队员缺乏经验，照他说的把枪三叉式地靠在一起。不料枪刚架好，军队就架起机关枪，逼迫纠察队员全部退出湖州会馆。

同一时间，工人纠察队总部和各区的工人纠察队，都发生了类似的诱骗缴械事件。有些地方作了抵抗，但因众寡悬殊，很快被镇压下去，数十名纠察队员当场被杀害，伤200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亦在当夜被杜月笙谋害。

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反动行径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义愤，当天中午12点，5万多名工人和市民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集会，要求交还纠察队枪械，肃清流氓反革命分子，保护工会。南市群众在集会后，一起到龙华白崇禧的总指挥部请愿。白崇禧避而不见。数万名群众在大雨中站了3个小时，谈判毫无结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决定再次发动上海总同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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