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亚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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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1949-1999试读：
前言
萧乾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京派作家，也是名记者，做过很多年的报刊编辑。这给他留下几个性格和教养上的特点。一个是意义非凡的文化教养和境界，他以境界行走天下，一生的短足和远行，一辈子的著作、行为和经验的分享，与此有关。另外一个是充满人生的智慧，努力做真实的自己。巴金说，要说真话，他在肯定他的这位老友的观点的同时，说自己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记得季羡林先生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意思与他说的，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味。
我结识萧乾，是在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导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萧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人的充满热情和真诚的态度。这让人产生温暖如春的感觉。他深深影响了我，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永远心存感激。多年以后，萧乾先生在文章中称我是他的年轻好友，后来我的妻子商容也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萧老的朋友——她为他编过集子，等到我们俩的孩子出生后，萧乾给我的信中，就由祝我们“双好”变成祝“三好”了。
他似乎希望也能和孩子变成朋友。仿佛真的就有缘。我那孩子，名字叫幼晗。一次萧乾赠书给我们，也加上了她。在写这个他称之为“小友”的名字时，忽然说，这个名字像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的名字，有特色。她在萧老住北京医院的最后的日子里，随我们去看过他一次。萧老去世之后，几次在电视里见到萧老的画面，就指着说“是萧老”。她当时才3岁多，就记住萧老了。
最近，翻看文老师送给我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读到萧乾当年为译本写的长篇序言。其中，这样谈到翻译这部“天书”的过程：“1922年问世的《尤利西斯》，到1994年中国才出个全译本，讲起来不是很光彩。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动手迟了，工作也就好做多了。感谢国外的乔学家们，他们除了研究专著及传记之外，还出了那么多有关的工具书，包括注释本及手册，使我们这两个底子并不厚的译者，终于把这项工程干完了。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种惬意，因为一个奔七十岁和一个已过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来起早贪黑，终于把这座堡垒攻下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洁若是火车头。她为此书稿放弃一切休息和娱乐，还熬过多少个通宵。从1954年5月我们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着我：从懒散到学着勤奋，译《尤利西斯》是这个改造的高峰。”这个叙述，充满了浓郁的感情。整整四个年头，萧乾和文洁若每天清晨5点起床工作，一天下来，文老师初译一页原文，萧老校改十页译稿。每天在灯下聚精会神、不停地忙碌着。其中的艰难辛苦难以尽述。他们静静地靠着一种力量，完成着一个最为感人的传奇。
大约在1993年12月，忽然接连收到萧乾给我的两封信。信的意思为《尤利西斯》译事进入后期，正在大忙中，能否请我和通晓英文的商容，替他们将中文译稿给通读一下，不知我们腾得出手来否。他说，他不愿意看到洁若老师为此累死，“让别人看笑话”。接信后，我赶到他们家，接了一大摞的稿子，就回来了。在我们当时非常小而简陋的家，我们在又当餐桌又当茶几的玻璃台面桌上，把那个十六开的稿纸摊开，一个人念着稿子，一个人紧盯着可能的错漏，一边厢还核对着另一份交给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的稿本，一干就干到了深夜。我们就这样每天“通读”，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个任务。到“天书”《尤里西斯》出版时，萧老在他写的译者序里，曾特别提到这个事情。
萧乾对翻译评价并不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1)于创作。这不公平。”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那让别人会怎么说。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有着别人会对他如何评价、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萧乾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受到大小批判会的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把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面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志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荧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
(2)家”。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3)写的聪明文章》，做了反驳。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什么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啰唆，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读了撇嘴，或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青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远不安定。这就是萧乾10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尤感伤恸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他那里，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的动态的特质。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80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概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作品常伴我们，他为他自己领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我会把他的点点滴滴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相信历史也会。
本书全部图片的使用，都得到文洁若老师的授权和同意，特向文洁若老师致谢。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很难一一寻找照片、画作原作者，请有关作者与出版社联系，以便及时支付稿酬。
(1) 文洁若编：《萧乾家书》，第272～27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2)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载《文艺争鸣》，1994（6）。
(3) 萧乾：《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载《文艺争鸣》，1995（1）。CHAPTER ONE第一章 回来啦
好像是游子有了“家”，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香港—烟台—北平，一路顺利。从在烟台上岸那天起，萧乾就怀着一种激动、好奇，和一丝不安。
仿佛是意识到他这归国抉择的艰难和今后道路依然并不平坦，对苦难总是了然于心的萧乾，在回到解放后的北平后，长叹了一口气：回来啦，可回来啦！
战后时期的战争、动乱和内伤状态，人民的痛苦、失望，即将彻底地告别；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颠沛、死于非命，终于要结束了。
萧乾期望什么？此前，他没在镰刀斧头旗帜下生活过。当他从香港动身赴北平时，发函给所有的朋友，嘱咐别再跟他通信，包括贺年片也别寄。在红色政权下将如何服从政治、怎样生活，他心里七上八下，并没底。但他有期望，他不时地用现实和他心目中所想、所愿，比较着。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1)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2)“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萧乾向往的，并不是标揭太高的理想。
1949年1月2日，《大公报》刊出社评《新年的新希望》。其中，表达了知识分子“最低度的期望”：“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倡言，而中国人民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萧乾想的，和这一致。他作出他一生最关键的决定，胸脯挺了起来，勇敢地加入了。
他和家人，以及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地下党辗转赶往北平。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后来他才知道，席间坐在主人位置的，是康生。
由山东坐火车北归时，途中可以见到不少战后的断壁残垣。“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萧乾的心激动得嘭嘭地跳了起来。到北平前门的东车站，来接他们的人紧握着萧乾的手道：“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下了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萧乾重返古城后的落脚点。多年后，萧乾回忆说，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这是他面对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他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萧乾一家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萧乾心里老大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3)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
萧乾将一切当作一种真实来接受。他逐步消解了自己的疑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什么都不让自己置身事外。《中国文摘》（英文版）继续在香港出着，编辑人员却已到了北平。新的日子开始了。他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生活单调些，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党和非党人士的界限并没有被划得那么泾渭分明。萧乾说，他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一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4)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开国后，几乎全新的群体和机构逐渐正规化。12月，萧乾等人在北京用电报遥编的《中国文摘》由香港迁到北京，并入新创办的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该局局长由乔冠华兼任（他同时担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和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副局长为刘尊祺，秘书长为冯亦代，徐迟等人也在此工作。萧乾在港期间参加《中国文摘》的改稿工作，并与乔冠华夫妇相熟。到北平了，深感工作愉快。杂志社员工宿舍这时已搬到石驸马大街的一个三进深的住宅了。萧乾一家被安排住在尽后边一个小院里。
这时的萧乾，被任命为这份英文刊物的副总编辑，分工负责社会组，工作上颇顺手。他接受任务指派与分配，自己相应的行为也都成为恢复其自我感觉的一种前提和途径。
采访妓女改造，他写了特写《她们重见天日》。
他还以《人民中国》记者的身份，在北京郊区参加过不少次声势浩大的斗争会。
他回忆，会场一端照例是一座席棚，台上方桌旁，坐着大会的主持人。斗争对象猫腰站在台正中，两边是手持红缨枪的民兵。斗争会开始后，受害者一个个气冲冲地走到台口，指着斗争对象声泪俱下地控诉。有时气急了也上手打。这时，事先打过招呼的民兵还上前阻拦。斗争会进行时，下面照例有人带头呼口号。“与‘文革’期间的斗争会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时还没发明出喷气式，一般也不挂牌子。”萧乾在忆述时，联想到了他在“文革”中看到的种种，和他自己惨痛的经历。破碎的图像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链条。作家叶兆言在《记忆中的“文革”开始》中，也道：“‘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5)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
由快转的速度呈现历史，是有意味的！
1950年冬，萧乾到湖南去参加土改，遍访山乡村寨。这虽然是带着任务去做的，但对萧乾而言，是一次难忘的启迪。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解放，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那真是他心情特别愉快，又特别活跃的日子。赴岳阳县筻口乡参加试点土改期间，萧乾拍摄了多幅照片。其中焚烧地契的那一幅，参加过第一、二届全国摄影展，而且，国外报刊也争相采用，甚至上了当年的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1993年7月，中央文史研究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创刊了。萧乾任《世纪》编委会主任。创刊号上，刊载了他拍摄的五幅反映他称之为“不流血的土改(6)运动”的照片，并特别注出：
当然，这绝不是由于摄影的技术。那天拍时太阳已西落，而我的匣子里就只剩那么一张底片了。这幅照片之所以被人们看中，主要是由于画面上所表现出的农民们在烧地契时手舞足蹈的由衷喜悦。
岳阳县筻口乡的土改于1月下旬进入扫尾阶段。
萧乾临走时，农民们老老少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坚持把他送了20里！
隆重欢送他的场景，让他难忘。他没有觉得它是传达出一种幻觉，相反，感到参加过这样打扫垃圾、除旧布新的壮举，自己内部在起着变化。他对革命的向心力愈益增加。他对人说过，苏联的二十大也罢，匈牙利事件也罢，并没动摇他这个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尽管，将世界包裹在一组照片或“连环图画”式的文字之中，未必就能让时间凝固，但为了清除这古老中国身上的脓疮，使她茁壮成长，当时的萧乾，确实是衷心拥护、热情投入的。
这时，国际新闻局已经改为外文出版社，人员也从几十增加到上百。语种多了，可英语仍是最忙的，因为除了本职工作，还得不断接受突击任务：替外交部翻译去联合国的讲稿，到中南海为亚澳职工大会搞同声翻译，经常得坐在打字机前，吧嗒吧嗒到午夜。
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
那四五年，我安不安心？这不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会点外文，能派上用场，并且受到重视，心里总是惬意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来自老区，多数是同我一样的“洋包子”，分别只在于他毕业于东吴或岭南，我的母校是清华或燕京；要不就是他留学法或德，我去(7)的是英或美。
但是，那时萧乾的心里，不是没有阴影。1950年冬天，乔冠华要他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他的参访资格。他已能感觉出来，他的知识分子背景，那种“洋包子”精英，或精英主义，未必是那么合乎时宜。他努力使自己摆脱这一现状。
1950年5月出版的《人民中国》（第1卷第9期），发表了萧乾撰写的《五四运动》（The May Fourth Movement）。文章写道，五四运动使中国的进步力量获得新生，“五四”这一天，标志着封建主义和“反动派”的灭亡，是新旧民主的分水岭，是“革命的新青年与反动(8)政体的第一次大碰撞”。文中，还批了被“美帝国主义”所恭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胡适。
他清楚，其实自己就和胡适一样，是喝洋墨水过来的知识分子。求学英伦时，他还和胡适通过信。这当然是时代特定的语境，推动他进行这样的撇清式的批判。这里，颠覆了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新社会之中，普遍主义已被一种现实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态度、心理状态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对其所化的要求，难免会有相当的距富。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梁漱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其发生的历史逻辑。学者陈晋说，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
例如，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光辉灿烂，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艺术标准是最高的。苏联的情况已摆在人们的眼前，以前对苏联的种种误解和歪曲，已经在近几年来的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被事实所揭破了。苏联作品被视为先进的，苏联的生活与文艺以及电影等，所代表的是新的艺术、新的政治信仰、新的历史时代。而美国的电影，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动的、落后的，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需要坚决抵制。这是当年萧乾的观点。(9)《两种制度、两种电影、两种英雄》，是萧乾1953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后写的，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从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进口美国影片达千部以上。而作为鲜明对照，在此后的27年间（1950—1971），中国仅仅公开上映过一部从第三国进口的美国影片《社会中坚》。（1959年摄）。该片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采矿冶金国际工会联合出品，表现美国新墨西哥州锌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劳资斗争，是所谓的“进步”的影片。
萧乾的这篇文章中，他自己过去有关美国电影的观影经验完全不见了，只追求所谓“政治正确”：美国好莱坞电影，给人的面目非常狰狞。好莱坞仿佛成为人类和平、幸福和一切善良品质的死敌。它的特点，是专门夸耀杀人的武器，歌颂战争；它把妇女都扮成“蛇蝎美人”，把男子写成杀人不眨眼的“蒙面强盗”。它和任何正常、健康的生活都无缘。即使偶尔出现的“文艺伦理教育巨片”，也不过通过《空谷美人》、《蝴蝶梦》一类幻景，把人生涂抹得迷离扑朔，黯然无色；拼凑一些支离破碎的情节，廉价地骗取观众的眼泪，同时，也就阴毒地剥夺了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正义应有的斗争。而苏联电影呢？它完全相反，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人们由《普通一兵》、《玛丽黛传》、《金星英雄》、《乡村女教师》等影片，受到深刻的教育，并体会到“英雄”这两个字，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含义。涌现和活跃在苏联电影里的英雄，把是非放在利害之前，把亿万人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把原则和理想放在个人安全与享受之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在道德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粹境界，是人由自发而自觉，由本能而上升到理性的境界。这种英雄的共同特征在于，对美丽的明天的坚定信念，对人类幸福的伟大抱负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是两种电影及其表现的两种英雄话语和含义。这种迫于形势的评论，风格直截了当，是特定语境所需要的。
1953年，外文出版社要出巴金的抗美援朝特写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提出，让萧乾代自己把关，进行具体翻译工作。这部于转年出版的著作，被萧乾删除的篇幅相当多。当时，萧乾和巴金一样，非常谨慎。他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准，努力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把握好方向。他希望老朋友的书经过不断的删改和润饰后会更好。凭其对外宣传的直觉和经验，认真和谨小慎微是很必要的。他不能出错。他不会打造一种欺骗形式，他自己努力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这是明显的。
从年轻时起，萧乾的身上，更多的是外国作品对他的影响。长期在国外，他耳闻目睹所及，天真而开阔的一面，原本一直占了上风。
在国外，包括40年代战后归国后在为《大公报》写国际时评时，他对中国所受的践踏、侮辱和内伤，当然是有感受的。萧乾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在外国人眼里，近代中国简直是一堆垃圾。他当然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现在的中国不一样了——但他毕竟经历了严峻的时代，他隐忍不言，但在深心里，已经过去的几年里的那一件件事、一篇篇文字，给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他真愿意这些都发生在某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身上。
其中的缘由，需要由几年前他从英伦回国时说起。
1946年6月，赴英7年的萧乾回到了上海。他仍然担任着《大公报》的工作，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秋天，赴台湾、海南采访。他名义上仍兼管《大公报》文艺版，实际上由作家靳以接手文艺版编辑工作，而他自己主要撰写国际问题社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戏剧家洪深通过他，向《大公报》洽编了《戏剧周刊》。这个周刊是他向老板推荐的，所以他对它道义上负有一定的责任。萧乾回忆，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原定每期排新五号字，也许由于祝寿词来得不够踊跃，那一期全排了四号字。老板因而严词质问他这个推荐者，以致他对这次祝寿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反感。
萧乾后来承认，最终促使他写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一文，也缘于他偶然听到的话。
那天，为编发这期“祝寿专号”，编者在电话中约一个戏剧家写祝寿词，对方似有不愿写的意思，这位编者便在电话中大声道：你还想不想吃戏剧这碗饭？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萧乾和靳以全听到了，感到这未免有些太过霸气。靳以希望萧乾能在社评的文章里写一写，刺一下。
很快就有了机会。1947年5月，社评委员会要萧乾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样，萧乾便在这篇题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果我们动手改变我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这个世界，包括文艺界，便会充满希望。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28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作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10)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
他推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时的萧乾并没有意识到，文章可能带来的危机，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他平静思想生活的分水岭。这里，他只是意在敦促作家少点庸俗捧场，多点切实努力，少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而多一些萧伯纳那样的人类意识和对人类、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同时，其意也在呼吁文艺生活少点专制多点民主的雅量，一如政治生活中所应高标的现代价值观和理想一样。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就听到了外面议论纷纷，反应强烈，不久，还引来了郭沫若的反感。
文艺与政治上的专断，同属思想的范畴，和英美知识分子式的取向，当然是相悖的。可是在抗战及战后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之下，文人与社会和现实之间互动的方式，往往掺杂着政治自述和角色意识的成分。
郭沫若年甫五十被尊为“郭老”，茅盾为“茅公”。这是一种社会的地位及其使用的表达方法。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水平不高，传统社会语境下50岁被尊之“公”、“老”并不稀罕，但旗手、方向映寓其中，就又不同了。文艺政治化趋向下的话语权或私人间的恩恩怨怨，或许并不足以说明一切。
人们历历在目的还包括萧乾在40年代战后时期，为《大公报》写的那些国际时评，其风格和思想，具有强烈的个人视野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如在《一个政策两个世界》、《世界两极化的趋势》、《圣与雄的分水线》、《哭甘地！悲人世！》等文里，他表达反对战争的主旨：和平是比任何主义、政党更崇高的真理。他不同意嘴里在高喊和平统一，实际上杖戟相撞，各不相让。他表示，只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环境里幸福、自由，享受公平、正义和民主权利，那就是好主义。他甚至还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短剧：世间只剩下甲乙丙三个人，他们开安全会议，瓜分世界。结果乙丙合谋杀了甲，乙后来又杀了丙。世界(11)就剩下乙一人了。他道：我最后已为人类获得永久的和平了！人类该和平仁爱，充溢着理性、公平、自由、合作、互尊、互爱、和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观，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在战场双方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所做的呼吁。此外，在《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等文中，萧乾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尝试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出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的话题，作深入思考，以推行一种“普遍真理”。无疑，这样一种论述，在萧乾，庄严，同时快乐！但是，作为一种尖锐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符，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
郭沫若和萧乾完全不同，就像他曾经表明的，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处于运动中的现实和政治中心，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他经过一种独特才智过滤后的发言，往往观点鲜明，立场清晰，对萧乾类如上述的极其开放的思考与观察，对萧乾这样的深受美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或对自由思想抱持特殊兴趣者，当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话语。1948年3月，紧跟形势、不吐不快的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发表了题为《斥反动文艺》的文章。
文中，郭沫若用五花八门的各种颜色，给他认定的所谓“反动文艺”作家作了描画。描画过程中，或许，作者并不能感受到被描画者的痛苦，他只逞一时之快。
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专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
朱光潜是“蓝色”作家，“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
至于萧乾呢，则是“黑色”作家：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笑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族”站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色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着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萧乾被认定是标准的“买办型”。他的作品是一种黑色的反动文艺！
郭沫若被激发出满腔的热情，他要读者和萧乾这样的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
当时不少人读到郭沫若的这一宏论时，感到“振聋发聩”，不免将信将疑者，也都被郭沫若“麻醉着”了。这样的“大声疾呼”，如此的“怒吼”、怒斥，与理性相去甚远，对当事者萧乾，难免会制造出很大的阴影：“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从郭沫若设置的议题看去，未必是一顶古怪的帽子！但是，这种语言攻势，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就多少带有恐怖性质：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云云。《斥反动文艺》发表之前，郭沫若于1月初在一次有中文大学部分师生参加的团拜会上，作了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说：“文艺方面像政治一样，一方面有为人民的文艺，一方面有反人民的文艺。”反人民的文艺他认为有四种，即：茶色文艺、黄色文艺、“无所谓文艺”和“通红的文艺”（“托派的文艺”）。当时，他把萧乾、沈从文等人归入茶色文艺。还特别说萧乾比某某还坏。“有钱有地盘”，脸皮格外厚。要毫不容情无须手软地打击他们、消灭他们，至少也要(12)多敲打他们才行。
在挨了这位大权威的潇洒淋漓的敲打和痛骂，充分领略到先把人搞臭再说这一策略之后不久，遭遇麻烦的萧乾写了一篇《拟J．玛萨里克遗书》，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心态与心境。文章发表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文中，萧乾描写了一个眷恋故土，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幻想”欧洲不流血革命的人物形象——他虽然最终承认了自己政治哲学与和平理想碰壁，但却仍然要对“左”、右两派(13)尽逆耳之言：
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语言攻势，就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争一点做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的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留。
这里，萧乾没有接受当时西方盛传的玛萨里克系被共产党谋杀的说法，也不曾简单地认为他是独裁阴谋的牺牲品，更没有采取当时左翼所持有的，这只不过是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死亡的看法。萧乾这里，是将他塑造成一位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期望进行不流血革命而又持独立的“做人”原则的历史人物。这封“遗书”究竟是否替玛萨里克说出了几分属于他的真实思想，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萧乾在这儿把这个人物当成了自己的化身与写照，讲出了这个人物对他所意味的东西。他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萧乾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做人”的原则和革命的原则，人的意识和民族意识，并不总是那么对立、矛盾、不可兼容；倘若出现一个讲公平正义讲民主讲法治的社会，不随便拘捕人，平等、自由，没有任何压迫与剥削，那一定会深得人心。
然而，当时的郭沫若抓住公众的想象，慷慨激昂。他有恃无恐，继续打开话题，一味尽兴地大张挞伐，除《斥反动文艺》，他还在《华商报》上连续撰文，斥骂萧乾。
1948年3月14曰，他在《华商报》上发表《“自由主义”亲美拥蒋，“和平攻势”配合美援》一文。第二天，又在该报发表了《提防政治扒手！》。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道：“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TV宋出了260亿，政学系的宣传机构派出了开路先锋萧乾。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汇到香港来进行宣传攻势，是有密切联系的。”“他们已经将一部分过去不曾和国民党合作过的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扒过去了，这分明是钱昌照、萧乾经手扒过去的。”还认为，他们更大的目标是在替蒋家王朝扒民意，扒人心，扒中国主权！
政治批判的过人能力和效用，影响日盛，杀伤力自不待言。
查历史资料可得，1941年11月16日，文坛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举行过郭沫若50诞辰的系列祝寿活动。“称公称老”说，会触及个人间的私怨是非。但是，确乎也不尽然。王芝琛在其所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的“郭沫若与《大公报》忿怨几则”一章中，就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和分析。他认为，郭沫若和《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的矛盾由来已久，思想上存在矛盾和分立，是显而易见的。萧乾的这篇社评，只是捅了马蜂窝。王芝琛写道：“在这里（指《斥反动文艺》），郭指名道姓只有一个萧乾，其实非也，郭矛头所向仍然是《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仅是采用打‘车、马’，指‘将、帅’而已，莫怪萧乾大呼‘冤枉’。因为要说‘反动’的活，主要指《大公报》的社评。而《大公报》的社评，主要出自张、王之手，尤其是重要社评。萧乾自进入《大公报》以来，编过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后又成为《大公报》驻英记者，回国后仅写了点国际社评，郭沫若不应把‘反动之大全’加在萧乾身上……笔者以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并非问题的实质。但萧乾确(14)实因郭这一番‘夸张的笔伐’深受其害。”
郭沫若的那些话，显然有说得离奇、不实的一面，一切和萧乾所做的选择——或没做的选择，似乎并不发生太多的关联。例如，一口咬定《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办的刊物，“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就与事实相去甚远，而有着危言耸听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1947年11月，萧乾的英籍妻子吵着要回英国，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从中渔利，竟借机乘虚而入，破坏了他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1948年他的“洋太太”格温跟他离婚回英国去了。因为这桩离婚案牵涉一个“第三者”，有人便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萧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萧乾经此意外打击，急于离沪疗伤。友人姚念庆建议他到北平参加由清华大学吴景超担任主编的《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1月底，萧乾赴北平参加社会经济学会和《新路》杂志的筹办活动。当时，经济、政治两栏分别由北大、清华的两位教授刘大中和钱端升担任，吴景超兼任社会栏，萧乾答应编国际评论及文艺栏。他还曾经专门去了沈从文的住处，邀请沈从文参加《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但沈从文没有同意。刊物出版前，萧乾在杨刚等人的劝阻之下，去电坚辞。他此后尽管出于还情感债（起先答应后来打了退堂鼓），写过几篇文章，可具体编辑事项并未参与，至于主编工作更未染指。
据文洁若后来回忆：1956年审干，组织上根据调查及萧乾交上去的书面材料（其中有各期《新路》杂志），做出结论：《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1948年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萧乾把这个结论背给文洁若听时，说：审干真是伟大，黑锅尽管背了7年，总算给卸掉了；一定要加倍学习，努力工作。
邵燕祥后来在谈到这桩公案时，指出：这段历史反复受到审查，似乎当时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为萧乾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说已经澄清；然而，他以为，“假设他当时参与了《新路》的实际编辑，难道就罪在不赦吗？这本刊物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这两位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都划为右派，在他们的罪状中，创办《新路》该是一笔历史旧账吧？他们的右派结论都已改正，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留没留下尾巴，是怎样为《新路》定性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从人事档案的角度，而是从现代史的角度，(15)应对这一份杂志有个准确的看法。”在他看来，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自由的思想与发表，历经岁月弥坚，应是会战胜思想和语言上的暴力的。
对于置身新社会之中的萧乾来说，1949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未完全使他心头上的乌云散去。他感觉是“背着这口黑锅”来了北平、参加了外宣工作岗位的。明知道开罪了大权威，回来难免会出现状况和问题，可是，要不当失掉身份的漂泊者，就得回到祖国的这条船上，同它共命运。他想回家。他不能也不会后悔。
1949年初，萧乾做出了由香港回到内地的选择，其中，他的朋友杨刚、李纯青以至乔冠华、龚澎（时任《中国文摘》主编）等人的说服动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多次想起童年在北平看到的“白俄”的处境，他不愿意当“白华”。他相信，回来之后，也许积极面对，他就一定能并终将解决那些让他为之迷离、徘徊、彷徨的问题。时代毕竟为新鲜而热切的心灵增添了活力，带来了希望。
只是，希望真的总能战胜悲观吗？
他编辑《人民中国》，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巨变，不遗余力。可是他自己涉及的所有问题，他并不能轻松地做出衡量。自己不是唯一采访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他不敢也没有勇气说：“不对，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中央日报》谁谁。”
沈从文的资历比他老，也有颇为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和经验，可沈从文挣扎求活，处境却颇狼狈。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的压力很大，他神经极度紧张，以致一度出现精神失常、失控的现象。1950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时候，萧乾参加了，沈从文没有资格参加，受到的打击、刺激更大。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信中说，解放后，他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精神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他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16)他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这期间，萧乾常去看望沈从文。1953年年初，他在了解到时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兼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关心沈从文的现状后，特别在给巴金的信（1月15日）中(17)写道：
胡乔木同志写信鼓励从文写点历史类的作品，认为他能写，适宜写，从文仍在踌躇。如写信，盼为他打打气。
文人之间，即使是在非常时期，也是声息相通，常常相互鼓励支持。靠挥舞拳头呼唤上苍来整理自己的生活，并不那么靠谱。
萧乾负责英文版《人民中国》，专心于对外宣传工作。他因此对内尽可能不去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他陆续写了多篇长篇通讯，其中《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广发各地登载”，并“出单行本”，影响甚夥。这样一种政策性的宣传文字，从政治和现实功用角度看，他完成得无可挑剔，影响非常大。
但是，在文学和语言上，萧乾骨子里却很不满意。过去的他，对语言执著而又认真，使用文字考究，“就像作曲家之使用音符”。他认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语言，内容应溢出字面，跃出字面，要把工夫更多地下在字里行间。
他说：正如一面锣，用它来通知开饭时，当当当，只要敲得响亮就成。可是作为打击乐器使用时，则有时是闷哑的轰鸣，如远处的雷声，或烘托气氛，或描绘心境；有时又淋漓激越可穿云裂石，把听觉引向戏剧的高峰。萧乾感到，像他同时期的一些作家（如钱钟书），1949年后就搁了笔，对此他抱有一种莫大的遗憾。
我呢，50年代不甘寂寞。可以说，从1949年至今，除了被迫停笔的那22年，就一直在写。然而，我变成另一个人了。我提笔根本不敢用自己的语言（卞之琳的《四重奏》用过，就挨了批）。我当时说自己要“向下爬——爬到工农兵中去”，而在语言上，我也一直在向他们靠拢。1949年前，我总是努力用“形象”说话。后来我连比喻语言也不敢用了（1956年的《大象与大纲》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当时党号召到工农兵中间去。我不但去了（如土改）。我连原来的思(18)维方法都改变了。
萧乾在《土地回老家》“附言”中写道：《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个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道，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它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
思想改造要接触实际，服从需要。至于艺术创作、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对于萧乾来说，全民免疫战役已经打响。他需要更为扎实、开敞地踏入主流的行列中去；而他的个人情感生活，同样需要进行修补。
(1) 转见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7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2) 出自《大学》。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3) 引自萧乾：《生活回忆录》，见《萧乾全集》，第5卷，第22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4) 《萧乾全集》，第5卷，第221页。
(5) 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见《亲历历史》，第49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6) 萧乾：《回眸不流血的土改运动》，载《世纪》，1993（1）。
(7)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79页。
(8) 采用傅光明译文，见其所著《人生的采访者——萧乾评传》，第322页，台北，智燕出版社，1990。
(9) 发表于《文艺报》1953年4月15日第7期。
(10) 萧乾：《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载上海《大公报》，1947-5-5。
(11) 参见萧乾：《世界两极化的趋势》，载上海《大公报》，1948-3-9。
(12) 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合编：《郭沫若在上海》，第34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13) 萧乾：《拟J．玛萨里克遗书》，载《观察》，1948年4月第4卷第7期。
(14) 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第21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15) 邵燕祥：《认识一个真实的萧乾》，见吴小如、文洁若编：《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502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16) 引自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载《汪曾祺文集，汪曾祺散文》，第142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参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载《人物》，1990（5）；沈从文：《致徐迟》，载《长江文艺》，1989（1）；魏荒弩：《默默者存》，载《随笔》，1990（5）。
(17) 引自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第11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18) 1994年5月14日，萧乾给作者的信。CHAPTER TWO第二章 晕眩的阳光
20世纪50年代初，在大小十字路口犹豫徘徊而于1949年9月返回北平的萧乾，就一直在乔冠华的领导下做对外宣传工作。然而，在对当时的新社会新生活作不遗余力的采访宣传之余，萧乾也时时会想起他最喜欢的文学，会冒出想搞搞创作的念头。他对文学情有独钟。他从30年代就开始写作，文学一直是他自己的精神家园，自己真正着迷的话语。现在的他不安于当个与蝌蚪文终日为伍的技术干部，他想归队，重操文艺老本行，用自己的笔写点什么，而不用成天东奔西走，也不再枯坐在打字机前，就仅仅是面对自己、自己的笔和纸、自己的那份真实的心灵。
萧乾不曾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愿望在1952年年末，竟得以实现。
那年10月的一个夜晚，秋高气爽，夜凉如水，萧乾彻夜未眠。下午冯雪峰的突然来访，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当时冯雪峰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对萧乾说，他想调萧乾到他主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问他意见如何。萧乾一看自己能归队，不假思索就一口应承了。能归队，回到自己的本行，重新拿起笔来写东西，这让萧乾兴奋不已。(1)
1952年11月19日，在单位（国际新闻局）“争扣经月”之后，萧乾还是拿到了调令，正式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上班了。当时的他，无法深知这个转折于他意味着什么、是祸是福。满心里浸着归队的喜悦的萧乾，哪里会去想多少。他做梦也不会想到，1957年初夏会有一场让自己陷进去的反右，而自那以后，在那真实而触手可及的环境中，他多么懊恼自己又重新拿起那不该拿起的烫手的文学之笔啊。
一切都在命定之中。当时的他同样也不曾想到的是，他会因此遇上一位姑娘，并在家庭生活发生变故之后，和她携手，风风雨雨一齐走过几十年的道路。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的第二天，萧乾就迫不及待地给自己30年代结识，并且一直保持亲密友情的巴金写信，向他报喜，说，很仓匆地告诉你：我调工作了，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他说自己已“在文艺上归了队”。
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便给了他很大的便利：冯雪峰同意给萧乾二至三个月——必要时也可以再长些时间，把他已经着手写作的一个电影剧本写完。
这是从他1937年写《梦之谷》以后，第一次尝味文学生活，用想象力避开其自身的生活环境。他简直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在12月7日给巴金的信中，萧乾说他“很兴奋”。转年年初，1953年1月(2)15日，他在写给巴金的另一封长信中，又写道：
……三个月基本是写作，这不但是这三年来唯一的一次，也是写完《梦之谷》以后，一直没过过的集中的创作生活了。这一段，对我有很大价值。我又恢复了写作的热情，想象力又活跃了些，对理论因而要求也大了些。
萧乾当时忙乎的电影剧本，是以教会学校与孤儿院为题材。他选这个题材，寻觅历史，寻求意义，当然首先是与他早年经历、遭际分不开的。小时候，他曾完全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他出生在一个信教的家庭。他的童年，充满了艰难辛酸。自打他出生时起，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而与他相依为命、寄人篱下的母亲也不幸早逝。沦为孤儿的萧乾所依附的两个堂兄，也是靠宗教吃饭的。萧乾从小就对那种掐着脖子让人信教的方式颇为反感。在他呆过将近10年的教会学校“崇实”，宗教就是强迫灌输的。每天早晨在学校做礼拜，他在牧师的监督之下，要一章章地背诵《圣经》，祷告时，有老师检查每人是不是闭上了眼睛，倘若发现没闭上，跟着就要受罚。这些童年经验助长了他对教会学校的反叛情绪，培养了对它的厌恶、憎恨的情感，同时也构成了多年之后他写这个特殊题材的电影剧本的生活基础。
但是他并未满足于早年的阅历，更主要是因为受50年代那种异口同声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风潮的驱动，他曾专门到天津、南京、北京的孤儿院去体验，“认识了一大堆小朋友，看他们每个人都是本伤心史”，愈加感到那种拿宗教当饭碗的吃教者可耻又可恶。他下决心把那些个“洋黄世仁”们写出来。过去他就一直想把这个题材写成长篇小说，因为生活流转、曲折，长篇没成稿，现在搞成一个剧本，也是一大块东西了。问题是电影剧本对他来讲是太生疏了，而且限制也太大：对素材，需要为其命名，作出选择，一切又全得形象化，还不能缺少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他擅长的“抒情”，却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他感到需要理论，需要赋予它某种色彩和深度，就赶紧向朋友（包括巴金）求援，借一些《艺术生活》、《影剧导论》之类的书来看。
这期间，萧乾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看苏联小说译稿，如《布洛诺娃的故事》、《百万富翁》，以及欧美的一些作品，有的四五十万字，他都认认真真地看了，提了自己的编辑意见。这些作品，有的他30年代在燕京读书时就有所涉猎，有的40年代在英国接触过原著，有的则是在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的译本中读过。但是，像这样集中地读作品，获得种种真正的愉悦，在他确是很久没有过的事了。
萧乾三四十年代在京沪两地出版作品十余部，文学成就斐然。二十刚出头就和一个叫威廉·安澜的美国人合编过英文报纸，大学一毕业，就进了著名的《大公报》，一人独立主持《文艺》副刊，并前后在这家报纸做了15年的编辑、记者工作。“二战”期间他曾长驻英国伦敦，其间又曾在剑桥王家学院读研究生，专门花过两年时间研究心理小说，并在英国出了5本英文著作。
萧乾可以说是个饱学之士，是个很见过一些世面的名人了，但他却不显山不露水，出过那么多的书，却没有一点作家的架子；喝过那么长时间的洋墨水，却是并无丝毫洋气，相反，他平时穿着非常随意、朴素。对于那时出版社里派去为他取送书稿的年轻同事，他尤显平易近人，总是彬彬有礼，颇为和蔼可亲，很有些绅士风度。
萧乾一生有过四次婚姻。1936年第一次婚姻，他和王树藏本来相处得很好。婚后她要去日本读书，他支持了她。但后来在香港，遇上了一位叫卢雪妮的四川女孩，萧乾见异思迁，犯下了错误。王树藏是一位纯洁、朴实而忠厚的女性，对于这次婚姻，年轻的萧乾要不是太过轻率，不可能失败。多年以后，他仍然很难将自己从无法实现的遗忘中救赎出来。他对王树藏（“小树叶”）的负疚感越来越深，尤其在她去世后。80年代萧乾写了一篇《终身大事》，逝世前，又写了《心债》。
赴英7年回到上海后，“洋太太”谢格温是他的第二次婚姻。然而意外发生。1948年3月，萧乾的妻子跟他离了婚，撇下七个月的婴儿回国。其后，萧乾匆匆忙忙与梅韬结婚。两个人都已离过两次婚。他后来对文洁若说，自己本来无意第三次结婚。只是急于找个人为他照顾婴儿，而梅韬也因为萧乾是有名的作家、记者，才主动与萧乾接近并成婚的。由香港回到北平后，夫妻关系却转而冷淡，这是萧乾未曾想到的。梅韬和萧乾经常吵闹，一次她甚至说：“告诉你吧，我从来也没爱过你。过去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爱。”这伤了萧乾的心，并导致最后两人签字分手。萧乾在1953年6月23日致巴金的信中，谈及此事时说：“我和梅已签字分手，但生活还暂时在一起，而且反而相安无事，彼此很体贴了。外人不懂，其实这说明我们做朋友够，(3)做夫妻不够。”(4)
1998年9月15日，萧乾在其《我这辈子》一文中，谈到他的第三次婚姻，仅道：“我当时慌张无策。幸梅韬前来协助，后结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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