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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戴尔·卡耐基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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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人生试读：

第一章 培养快乐的心理

1. 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广播节目，他们要找出“你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

这非常简单，我所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思想的重要性。只要知道你在想什么，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特性都是由思想造成的。我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理状态。爱默生说：“一个人就是他整天所想的那些。”他还能是别的样子吗？

现在我确信，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也几乎算是我们需要应付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选择正确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做好这点，就能做好所有的事情。曾统治过罗马的伟大哲学家马尔卡斯·大流士，把这些总结成一句话——可以决定你命运的一句话：“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

不错，如果我们头脑里都是快乐的念头，那我们就能获得快乐；如果我们想的都是悲伤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得到悲伤；如果我们想到一些可怕的情况，我们就会变得害怕；如果我们满脑子都是不好的念头，我们就没法安心；如果我们满脑子都是失败的想法，我们就难免要失败；如果我们沉浸在自怜里，大家都将有意躲着我们。诺曼·文森·皮尔说：“你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而你却是你所想的。”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对于所有的困难，我们都应该用习惯性的乐天态度去对待呢？不是的。非常不幸，生命不会这么单纯。但我去鼓励大家要趋向正面的态度，而不要反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关切我们的问题，不要只忧虑。关切和忧虑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再弄明白点。每次我要通过交通拥挤的纽约市街道时，我都会很关注我正在做的这件事，可是并不会忧虑。关心的意思就是要弄清问题的根本所在，然后很镇定地采取各种办法去加以解决，而忧虑只会使人发疯似的转着小圈子。

一个人可以关心着一些很严重问题的同时，在衣襟上插着花昂首阔步。我就曾见过罗维尔·托马斯这样做过。有一次，我协助他主演一部关于艾伦贝和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征的著名影片。他和好几个助手在好几处战事前线拍摄了战争的镜头，而最好的是：用影片记录了劳伦斯和他那支多姿多彩的阿拉伯军队，也记录了艾伦贝征服圣地的经过。他那个穿插在电影中的演讲——“巴勒斯坦的艾伦贝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伦敦和全世界都大为轰动。这使得伦敦的“歌剧季”延后了六个星期，让他在卡文花园皇家歌剧院继续讲那些冒险故事，并放映他的影片。他在伦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又很成功地旅游了好几个国家，然后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拍摄一部在印度和阿富汗生活的纪录片。在一系列让人难以置信的霉运后，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自己破产了。当时我正好和他在一起，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不得不到街口的小饭店去吃很便宜的食物。若不是一位苏格兰知名的画家詹姆斯·麦克白借了托马斯一些钱的话，我们甚至连那点菲薄的食物都吃不到。这个故事的要点如下：当罗维尔·托马斯面临庞大的债务和极度失望的时候，他很关心，可是并不忧虑。他知道，假如他被霉运弄得垂头丧气的话，他在人们眼里就会变得一文不值，特别是他的债权人。因此，每天早上他出去办事前，都要买一朵花，别在衣襟上，然后昂首走上牛津街。他积极而勇敢，不让挫折把他击倒。对他来说，挫折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是你要爬到高峰所必须有的有益训练。

我们的精神状态，对我们的身体和力量有让人难以理解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家哈德逊在他所写的那本只有五十四页的小书《力量心理学》中，对这个道理有惊人的说明。那是本非常了不起的书。他写道：“我请来三个人，以便实验心理对生理的影响。我们以握力计来度量。”他要实验者在三种不同情况下，尽全力抓紧握力计。

在正常的清醒状态下，他们平均的握力是一百零一磅。

第二次实验是将他们催眠，然后告诉他们，他们非常虚弱。试验结果，他们的握力只有二十九磅，还不到正常握力的三分之一。

第三次试验是在催眠之后，哈德逊告诉他们说他们非常强壮，结果他们的握力平均达到了一百四十二磅。当他们在思想里毫无疑问地认定自己有了力量之后，他们的力量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这就是让我们难以置信的心理力量。

为了说明思想的魔力，我要告诉你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的一桩最奇特的故事。这个故事足够写本大书，不过，这里我们就长话短说：“信心治疗法”的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从前曾认为生命中只有疾病、愁苦和不幸。她的第一个丈夫，在他们婚后不久就去世了，第二任丈夫又抛弃她，和一个已婚妇人私奔了，后来死在一个贫民收容所里。她只有一个儿子，却由于贫病交加，不得不在他四岁时就送走了他，连续三十一年都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由于她自己的健康情况不好，所以她一直对研究所谓的“信心治疗法”十分感兴趣。但她生命中戏剧化的转折点却发生在麻省的林恩市。一个很冷的日子，她在城里走着的时候，突然滑倒了，摔在结冰的路面上，昏了过去。她的脊椎受到了伤害，使她不停地痉挛，连医生都认为她活不久了。医生还说，即使奇迹出现让她活着的话，她也绝对无法再行走了。

躺在一张看似送终的床上，玛丽·贝克·艾迪打开她的《圣经》。她后来说，她读到马太福音里的句子：“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瘫子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被赦了。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立刻站起来，回家去了。”

她后来说，耶稣的这几句话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能够治好她的力量，并使她“立刻下了床，开始行走”。“这种经验，”艾迪太太说，“就像那枚引发了牛顿灵感的苹果，使我发现自己怎样好了起来，以及怎样也使别人能做到这点。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一切的原因都在于你的思想，而一切的影响力就在于心理。’”

也许你正在自言自语道：“这个家伙是在替基督教信心治疗法传道。”不是的，你错了！我并不是这个教派的信徒。但是我活得越久，就越深信思想的力量。从事成人教育三十五年的结果，使我确信男人和女人都能消除忧虑、恐惧和很多种疾病，只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我知道这类的转变，我亲眼见过数百次，因为看得太多了，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随手就可以举个例子，有这样一个转变，可以证明思想的力量，而它就发生在我的一个学生身上。他曾经精神崩溃过一次，原因是什么？是忧虑。那个学生告诉我：“我对什么事情都发愁，之所以愁，是因为我太瘦了，我总觉得我在掉头发，因为我怕永远没办法赚够钱娶老婆，认为自己永远没办法做一个好父亲，我怕失去想要娶的那个女孩，我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不够好，我很担忧我给别人的印象很差。很担忧，因为我觉得我得了胃溃疡。我无法再工作，辞去了工作后，我内心越来越紧张，像一个没有安全阀的锅炉，压力终于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必然得有个退路——结果真的出事了。如果你从来没经历过精神崩溃的话，祈祷上帝永远别让你有这种体验，因为再没有任何一种身体上的痛苦，能超过精神上那种极度的痛苦了。“我精神崩溃的情况甚至严重到我没有办法和我的家人交谈。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充满了恐惧，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使我吓得跳起来。我躲开每一个人，常常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我每天都痛苦不堪，觉得我被所有的人抛弃了——甚至上帝也抛弃了我。我真想跳到河里去一了百了。“但后来我决定到佛罗里达州去旅行，希望换个环境能够对我有所帮助。我上火车的时候，父亲递给了我一封信，并告诉我，等到了佛罗里达州之后再打开看。我到佛罗里达州的时候正好是旅游的旺季。因为旅馆里住满了人，我就在一家汽车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睡觉。我想在迈阿密一艘不定期出航的货船上找份工作，但没有成功，于是，我就把时间都消磨在海滩上。我在佛罗里达时比在家的时候更难过，因此我拆开那封信来看。父亲在信上说：‘儿子，你现在离家一千五百英里，但你并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知道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因为你还带着你所有麻烦的根源，即你自己的心。无论你的身体或是你的精神，都没有毛病，因为并不是你所遇到的环境使你受到挫折，而是你对各种情况的糟糕想象折磨着你。总之，一个人心里想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子。当你明白这点以后，儿子，回家来吧，因为你可以治好自己了。’“父亲的信使我十分生气，我要的是同情，不是教训。我当时气得马上决定永远都不回家。那天晚上，当我在迈阿密一条小街上走着的时候，经过一个正在举行礼拜的教堂，由于没有别的地方好去，我就晃了进去，听了一堂讲道。讲题是‘能征服精神的人，强过能攻城占地的人’。我坐在神的殿堂里，听到了和我父亲一样的话语，如此一来，我脑袋里所有的胡思乱想立刻都被一扫而空了。我这才猛地发现，我能够很清楚地、理智地思考，并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傻瓜。看清楚了自己，实在使我非常震惊，我还想改变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呢——而唯一真正需要改变的，只是我脑部那架‘思想相机’的镜头焦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一个星期后，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四个月后，我娶了那个我一直怕失去的女孩。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快乐的家庭，五个子女，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上帝都宠爱我。以前精神崩溃的时候，我是一个小部门的夜班工头，手下有十八个人；现在我已是一家纸箱厂的厂长，管理着四百五十多名员工。生活也比以前要充实得多、友善得多。我相信我现在能懂得生命的真正价值了。如果再感到不安，我就会对自己说：只要把‘相机’的焦距调好，就一切都好了。“说句真心话，有时我也很高兴自己有过那次精神崩溃的经历。因为它使我发现了思想对身心两方面的控制力。我现在能够使我的思想为我服务，而不会再被它所损害。现在我才知道父亲是对的，使我痛苦的，确实不是外在的情况，而是我对各种情况的糟糕看法。一旦我明白了这点，就完全好了，而且不会再生病。”这就是那位学生的经验。

我深信，我们内心平静与否，以及我们由生活所得到的快乐有多少，并不在于我们身在何处，我们有什么，或者我们是什么人，而只是在于我们的心境如何。外在的条件没有多少关系。

三百年前，弥尔顿在眼盲后，也发现了同样的奥秘：“思想的运用，和思想的本身，就能把地狱变成天堂，把天堂变成地狱。”

拿破仑和海伦·凯勒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就是弥尔顿这句话的最好例证：拿破仑拥有一般人所梦想的一切，即荣耀、权力、财富，可他却对圣海莲娜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而海伦·凯勒——一个又瞎、又聋、又哑的残疾人却表示：“我发现生命是这样美好。”

如果说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带给了我什么收获的话，我想说：“除了你自己，没有别的可以带给你平静。”

不错，我是想再重复一下爱默生在他那篇叫《自信》的散文里所说的那句话：“一次政治上的胜利，收入的增加，病体的康复，或是好友久别重逢，或是什么其他纯粹外在的事物，能提高你的兴致，让你觉得眼前有很多好日子，别信这个，事情绝不是这样的。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别的能带给你平静。”

伟大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告诫我们说：“我们应该极力消除思想中的错误想法，这比割除身体上的肿瘤和脓疮重要得多。”

爱比克泰德在十九个世纪前就说过这句话，而现代的医学也能支持他的理论。坎贝尔·罗宾博士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所收容的病人里，有五分之四都是因为情绪紧张和精神压力住进医院的。甚至一些生理上的病变也是因此。“归根结底，”他宣布说，“这些都应追溯到生活与问题的无法协调。”

伟大的法国哲学家蒙田，有两句生活的座右铭：“一个人因发生的事情所受到的伤害，不及因他对发生的事情所抱持的意见来得深。而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意见，完全要看我们自己怎样去决定。”

假如你被各种烦恼困扰着，整个人精神紧张不堪的时候，我是否应该大胆地告诉你，你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力改变自己的心境。没错，我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如何做到这点。也许你需要花点力气，但秘诀是非常简单的。

威廉·詹姆斯是实验心理学的权威，他曾发表过这样的理论：“行动似乎是随着感觉而来，可是实际上，行动和感觉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们能使意志力控制下的行动规律化，也就能间接地使不在意志力控制下的感觉规律化。”

也就是说，威廉·詹姆斯告诉我们，我们不会仅凭“下定决心”就能改变我们的情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变化我们的动作，来改变我们的感觉。“于是，”他解释说，“如果你感到不快乐，那么唯一能找到快乐的办法，就是振奋精神，使行动和言辞好像已经感觉到快乐的样子。”

这种简单的办法真的有用吗？你不妨自己试一试。如使你的脸上露出一个很开心的笑容来，挺起胸膛，好好地深呼吸一下，然后唱一段歌曲，如果不能唱，就吹口哨，若是不会吹口哨，就哼一段歌。这样就会发现威廉·詹姆斯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换句话说，当你能够显示出快乐的样子时，你心里就会真的感受到快乐了，因此，也就不会再忧虑和颓废下去了。

这就是能在我们生活中创造奇迹的大自然基本真理之一。

我认识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女人，且不提她的姓名，如果她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就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所有的哀愁都一扫而空。她很老，又是一个寡妇，是的，这点很悲惨，可是，她有没有试过让自己快乐点呢？我看没有。如果你问她感觉怎样，她总是说：“噢，我还好。”但看她脸上的表情和听她声音里的那种无病呻吟，就好像在说：“噢，老天爷啊，要是你经历过我那些烦恼就能明白我的心了。”似乎连你开心地在她面前的样子，都会让她讨厌。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的情况比她更糟，她的丈夫留给了她足以维生的保险金，她的子女也都已成家，能够奉养她，可是我还是很少看到她笑。老是听到她抱怨三个女婿又差劲又自私。虽然她自己每次到他们家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她也还是抱怨说，她的女儿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礼物，然而她却把自己的钱看得十分紧——“替未来打算”。对她那一家“不幸”的人来说，她只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但事情非得要这样吗？这才是真正可怜的地方，她完全可以让自己从一个又愁苦、又挑剔、很不快乐的老女人，变成家里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一分子的，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做到。她要想实现这种转变，很简单，就是只要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还有一点点爱可以给别人，而不是老谈那些过去的不快和不幸就行了。

我认识一个叫英格莱特的印第安纳州的人，他现在之所以还活着，只因为他发现了这个秘密。十年前，英格莱特先生得了猩红热，当他康复后，他又发现自己得了肾脏病。他找过很多医生，甚至还找过“密医”，但谁都没能把他治好。

不久前，他又得了另外一种并发症：高血压。医生告诉他血压已经到了两百一十四度的最高点。医生宣布了他的“死刑”，他已经没有救了，情况太过严重，最好马上料理后事。“我回到家里，”他说，“弄清楚我所有的保险金都已经付过了，然后向上帝忏悔我以前所犯过的各种错误，坐下来无比痛苦地默默沉思。所有的人都被我的情绪感染，无法快乐。我的妻子和子女非常难过，我自己更是深深地埋在颓丧的情绪里无法自拔。然而，在经过一星期的自怜后，我对自己说：‘你这样子简直像个大傻瓜，一年之内你恐怕还不会死，那何不趁你还活着的时候，好好地快快乐乐呢？’“我挺起胸膛，脸上露出笑容，试着让自己表现出好像一切都很正常的样子。我承认开始的时候相当费力，但是我强迫自己很开心、很高兴，这不但有助于我的家人，也对我自己大有帮助。“接着，我发现自己开始觉得好多了——几乎好得跟我装出来的一样好。这种改进持续不断，而在今天——原先以为我应该已经躺在坟墓里几个月的今天，我不仅很快乐、很健康，活得好好的，而且连血压也降下来了。有件事是我敢肯定的：要是我一直想到会死、会垮掉的话，那位医生所预言的就会成为现实。但是，要给自己身体一个自行恢复的机会，出了改变自己的心情外，什么办法也没有。”

现在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思想救了这个人的命，那么你我为什么还要为一些小小的不快和颓丧而难过呢？如果让自己开心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快乐，那干吗不让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高兴呢？

多年前，我看过一本小书，对我的生活有长远而良好的影响，书名叫《人的思想》，作者是詹姆斯·艾伦，下面摘一段里面的话：“一个人会发现，当他改变对事物和其他人的看法时，事物和其他人对他来说就会发生改变。要是一个人把他的目光望向光明，他就会很惊诧地发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人不能吸引他们所要的，却可以吸引他们所有的。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里，即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正是他们自己思想的直接结果。有了奋发向上的思想之后，一个人才能奋起、征服，从而有所作为。假如他不能振奋自己的精神，那就只能永远都衰弱和愁苦。”《圣经·创世记》上说，上帝派人统治整个世界。这实在是一份相当大的礼物，不过，我对这种特权实在不怎么感兴趣，我所希望得到的，是能控制自我的力量，也就是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的恐惧，控制内心和精神的力量。我知道，在这点上我的成绩相当惊人。无论什么时候，我总是想：只要控制我自己的行为，就能控制我的反应。

因此，让我们记住威廉·詹姆斯的话：“通常，只要把受苦者内心的感觉由恐惧改成快乐，就能把我们大部分的所谓的邪恶，变成对我们有帮助的好处。”

让我们为自己的快乐而奋斗吧！

让我们用一个天天都能产生快乐而富有建设性思想的计划，来为我们的快乐而奋斗吧！我确信这种计划绝对有效，因此复印了数千份送给别人。这是三十六年前已故的西贝尔·派特拉所写的。只要我们能照着做，就能消除大部分的忧虑，而大量地增加“生活中的快乐”。只为今天一、只为今天，我要快乐。如果林肯所说的“大部分的人只要下定决心都能快乐”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快乐是来自内心，而不是源于外在。二、只为今天，我要让自己适应一切，而不试着让一切来适应我。我要以这样的态度来接受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和我的运气。三、只为今天，我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要多参加运动，自我保重，珍惜自己；不伤害它，不忽视它，使它能成为我创造成功人生的好基础。四、只为今天，我要强化我的思想，要学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要做一个只会胡思乱想的人。我要看一些需要思考、更需要全神贯注才能看的书。五、只为今天，我要用三件事来锻炼我的灵魂：我要为别人做一件好事，但不让人知道；我还要做两件我并不想做的事。而这就像威廉·詹姆斯所建议的那样，就是为了锻炼。六、只为今天，我要做个讨人喜欢的人，外表要尽量修饰，衣着要尽量得体，说话柔和，举止优雅，丝毫不在意别人的毁誉。对任何事都不挑毛病，也不干涉或教训别人。七、只为今天，我要试着只考虑怎么度过今天，而不奢望把一生的问题都一次性解决。因为，虽然我能连续十二个小时只做一件事，但如果让我一辈子这样做下去，那就会把我吓坏的。八、只为今天，我要订下一个计划。要写下每个时刻该做什么事，也许我无法完全照做，但还是要订下这个计划。这样至少可以免除两个缺点：过分仓促和犹豫不决。九、只为今天，我要给自己准备半个小时的安静时间，轻松一下。在这半个小时里，我要想到神，以使我的生命充满希望。十、只为今天，我要心中毫无恐惧。特别是，我不要怕快乐，要去欣赏一切，去爱，去相信我爱的那些人也会爱我。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培养平安和快乐的心境，规则的第一条就是：“有了快乐的思想和行为，就能得到快乐。”

2. 报复的代价太高了

在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我正和伙伴们旅行经过黄石公园。一位骑马的森林管理人员跟我们这群兴致勃勃的游客谈些关于熊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有一种大灰熊，除了水牛和一种黑熊外，大概能够击倒西方任何一种动物。但那天晚上，我却注意到一只小动物——就一只而已，那只大灰熊不但让它从森林里出来，而且还让它和自己一起在灯光下吃东西。那是一只臭鼬！大灰熊肯定知道自己一掌就可以把这只臭鼬拍昏，但它为什么却没那样做呢？因为经验告诉它，那样做很划不来。

我也懂得这点。小时侯的我，曾经在密苏里州的农庄上抓过四只脚的臭鼬；长大后的我，在纽约的街上也碰到过几个像臭鼬一样的两只脚的人。我从那些不幸的经历中发现：无论招惹哪一种臭鼬，都是不合算的。

当我们恨那些仇人时，就等于给了他们制胜的力量。那力量能够妨碍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胃口、我们的血压、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快乐。要是仇人们知道他们是如何令我们担心、令我们苦恼、令我们一心想报复的话，他们一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们心中的恨意非但根本伤害不到他们，反而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像地狱一般。

不是有人说过这样一段活嘛：“要是自私的人想占你的便宜，就别去理会他，更别想去报复。当你想跟他扯平的时候，你伤到自己的，比伤到那家伙的还多。”这段话听起来似乎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所言，其实不然，它是出自一份由米尔瓦基警察局所发出的通告。报复怎么会伤害到你呢？伤害的地方可多了。根据《生活》杂志的报道，报复是种可以损害你健康的行为。“高血压患者的特征最主要的就是容易愤慨，”《生活》杂志说，“如果经常愤怒，长期性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就会随之而来。”

由此，你可以明白耶稣所谓“爱你的仇人”，并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教训，也是在宣扬二十世纪的一种医学。当他说“要原谅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他是在教我们怎样避免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和许多其他的疾病。

最近，我有个朋友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命令他躺在床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生气。医生都清楚，心脏衰弱的人，一发脾气就可能送掉性命。几年前，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城，有个饭店老板就是因为生气而离开了人世。现在，我面前就有一封来自华盛顿州斯波坎城警察局局长杰瑞·史瓦脱的信。信上说：“几年前，六十八岁的威廉·坎伯达在斯波坎城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他的厨子非要用茶碟喝咖啡，致使他被活活气死。当时，那位老板十分生气，他抓起一把左轮枪去追那个厨子，结果因心脏病发作而倒地死亡——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把枪。验尸官的报告称：他因为愤怒而引起心脏病发作。”

当耶稣说“爱你的仇人”时，他也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改进我们的外表。我想我们都一样，认识一些女人，她们的脸因为怨恨而有皱纹，因为悔恨而变了形，表情也变得很麻木僵硬。无论怎样去美容，都比不上让她们心里充满了宽容、温柔和爱对她们的容貌所具有的改进效果，一半都不及。

怨恨的心理，甚至会毁了我们对食物的享受。《圣经》上面说：“怀着爱心吃菜，也会比怀着怨恨吃牛肉好得多。”

要是让我们的仇人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怨恨使得我们筋疲力尽、紧张不安，使我们的外表受到伤害，得心脏病，甚至可能使我们短寿的时候，他们不是会欣喜若狂吗？

即使我们不能爱我们的仇人，至少我们要懂得爱自己。要让仇人不能控制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外貌，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不要因为你的敌人而燃起一把怒火，从而烧伤你自己。”

当耶稣基督说应该原谅我们的仇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他也是在教我们怎样做生意。举个例子来说吧。在我写这段的时候，面前有一封由乔治·罗纳寄来的信，他住在瑞典。他在维也纳当了好多年的律师，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逃到了瑞典，一文不名，急需一份工作。由于他能说好几国的语言，并能写好几国的文字，因此希望能在一家进出口公司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无奈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回绝了他，因为正在打仗，他们不需要这样的人，不过，他们会把他的名字存到档案里。甚至，有一封写给乔治·罗纳的信上说：“你对我生意的了解完全错了。你既错又笨，我根本就不需要有个替我写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简直连瑞典文也写不好，信里全是错别字。”

乔治看了这封信后差点儿没气疯。那个瑞典人说他写不通瑞典文是什么意思？瑞典人自己写的信上就是错误百出。于是乔治·罗纳马上又开始写信，想好好气气那个瑞典人。但接着他却停下来对自己说：“等等，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不是对的？我修过瑞典文，可是这并不是我家乡的语言，或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要是的话，那我要想得到一份工作，就必须再加强学习。这个人可能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本意并非在此。他用这种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并不表示他就亏欠我，所以我应该写封信给他，好好感谢他一番才是。”

因此，乔治·罗纳撕掉了他刚刚已经写好的那封骂人的信，另外重写了封信说：“您这样不厌其烦地写信给我实在是太好了，特别是您并不需要一个替您写信的秘书。对于我把贵公司的业务弄错的事我感到非常抱歉，我所以写信给您，是因为我向别人打听，而别人把您介绍给我，说您是这行的领导人。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很多文法上的错误，我感到十分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准备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更正我的错误，谢谢您帮我走上了改进的道路。”

没几天，乔治·罗纳就收到那个人的第二封回信，请罗纳到他那儿去一趟。罗纳去了，而且获得了一份工作！他由此领悟到：“温和的回答能消除怒气。”

也许我们无法像圣人那样去爱我们的仇人，可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快乐，我们至少要原谅他们，忘掉他们，这实在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有一次，我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儿子约翰，他父亲会不会一直怀恨别人。“不会，”他说，“我爸爸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钟去想那些不喜欢的人。”

古人言：不能生气的人是笨蛋，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聪明人。

这也正是纽约州前州长威廉·盖诺所认同的观点。他在遭受了一份内幕小报的强烈攻击后，又被一个疯子打了一枪，差点儿丧命。当他躺在医院为他的生命挣扎时，他说：“每天晚上我都原谅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个人。”这样做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呢？要是的话，请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他是“悲观论”的作者，他认为生命就是一种毫无价值而又痛苦的冒险。当他走过的时候，好像全身都散发着痛苦的气息，然而，在他绝望的深处，他却叫道：“如果可能的话，不应该对任何人有怨恨的心理。”

一次，我问曾给威尔逊、哈定、柯立芝、胡佛、罗斯福和杜鲁门六位总统做过秘书的伯纳·巴鲁区，会不会因为他的敌人攻击他而难过？“没有一个人能够羞辱我或者困扰我，”他回答，“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是的，也没有人能够羞辱或困扰你和我，除非我们让他这样做。“棍子和石头也许能打断我的骨头，但是言语永远也别想伤到我。”

我常常站在加拿大贾斯珀国家公园里，仰望那座可算是西方最美丽的山，这座山以伊迪丝·卡薇尔的名字命名，纪念那个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二日像圣人那样慷慨赴难——被德军行刑队枪毙的护士。她犯了什么罪呢？因为她在比利时的家里收容和看护了很多受伤的法国和英国的士兵，还协助他们逃到了荷兰。在十月的那天早上，一位英国教士走进军人监狱，走进她的牢房里，为她做临终祈祷的时候，伊迪丝·卡薇尔说了句后来被刻在纪念碑上不朽的话语：“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对任何人有敌意和怨恨。”四年后，她的遗体被转送到英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安葬大典。我在伦敦住过一年，那时我经常去国立肖像画廊对面去看伊迪丝·卡薇尔的那座雕像，同时朗读她那句不朽的名言：“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对任何人有敌意和怨恨。”

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可以原谅和忘记误解了或错怪了我们的人，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些绝对超出我们能力的大事，这样，我们所碰到的侮辱和敌意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有精力去计较理想之外的事了。例如，一九一八年，密西西比州松树林里发生过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差点儿引发了一次火刑。劳伦斯·琼斯——一个黑人讲师，差点儿就被烧死了。几年前，我曾去看过他创建的一所学校，还对全体学生作了一次演说，那所学校今天可算是家喻户晓了，但我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却发生在很早以前。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人的感情很容易冲动的时候，密西西比州中部流传着一种谣言，说德国人正在唆使黑人起来叛变。那个差点儿被烧死的劳伦斯·琼斯就是黑人，有人控告他激起族人的叛变。有一大群白人在教堂外面听见劳伦斯·琼斯对他的听众大声叫着：“生命，就是一场战斗！每一个黑人都要穿上他的盔甲，以战斗来求生存和成功。”“战斗”“盔甲”，够了。这些年轻人趁夜冲出去，纠集了一大伙暴徒，回到教堂来，拿条绳子捆住了这个传教士，把他拖到一英里以外，让他站在一大堆干柴上，并燃起了火，准备一面用火烧他，一面把他吊死。这时，有个人叫起来：“在我们烧死他之前，让这个喜欢多嘴的家伙说话，说话啊！说话啊！”劳伦斯·琼斯站在柴堆上，脖子上套着绳圈，为他的理想和生命进行了一次演讲。

他于一九〇七年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他那纯良的心地和渊博的学识，以及他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赢得了所有师生的一致喜欢。毕业后，他拒绝了一个旅馆留给他的职位，也拒绝了一个有钱人愿意资助他继续学音乐的计划。为什么呢？因为他怀有非常高的抱负。在他阅读了布克尔·华盛顿的传记后，他就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去教育那一族里贫穷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回到了南方最贫瘠的地带，即密西西比州杰克镇以南二十五里的小地方，他把表当了一块六毛五美金后，就在树林里用树桩当桌子，开始了他的露天教育。劳伦斯·琼斯告诉那些愤怒的、等着烧他的人，他所做过的各种奋斗，即教育那些没有上过学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教他们做好的农夫、机匠、厨子、家庭主妇。并谈到曾有一些白人还协助他建立了这所学校——那些白人送给他的土地、木材、猪、牛和钱，帮助他继续他的教育工作。

后来有人问劳伦斯·琼斯：“会不会恨那些把他拖出去准备吊死和烧死他的人？”他回答说他忙着做一些超过自己能力以外的大事。“我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吵架，”他说，“没有时间去后悔，也没有哪个人能强迫我低下到会恨他的地步。”

当时，劳伦斯·琼斯的态度非常诚恳，令人感动。他一点都不为自己哀求，只希望人们了解他的理想。那一群暴民开始软化了。最后，人群中有一个曾经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说：“我相信这孩子说的是真话，我认得他提到的那些白人，他是在做一件好事，我们弄错了，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该吊死他。”那位老兵拿下他的帽子，在人群里传来传去，从那些打算把这位教育家烧死的人群里，募集到五十二块四毛钱，交给了琼斯——这个曾经说过“我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吵架，没有时间后悔，也没有哪个人能强迫我低下到会恨他的地步”的人。

在一千九百年前，爱比克泰德就曾指出，我们种因就会得果。而无论怎样，命运总会让我们为我们的过错付出代价。“归根到底，”爱比克泰德说，“每个人都会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能够明白这点的人就不会跟任何人生气，不会跟任何人吵架，不会辱骂别人、责怪别人、触犯别人、恨别人。”

在美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人所受到的责难、怨恨和陷害比林肯还多了。但是，根据大卫·唐纳德不朽的传记中的记载，林肯却“从来不以他自己的好恶来批判别人。要是有什么任务待做，他也会想到他的敌人可以做得像别人同样好。要是某个以前曾羞辱过他，或者对他有过不敬的人却是某个职位的最佳人选的话，林肯还是会让他去担任那个职务的，就跟派任他的朋友去做这件事一样。而且，他也从不因为某个人是他的敌人，或者因为不喜欢某个人而解除他们的职务”。有很多被林肯委以重任的人，都曾批评或羞辱过他，如麦克里兰、爱德华·史丹顿和蔡斯。但林肯相信：“没有人会因为他做了什么而被歌颂，或者因为他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而被黜免。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条件、情况、环境、教育、生活习惯和遗传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将来也永远是这个样子。”

小时候，每天晚上我的家人都会从《圣经》上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诵，然后，一起跪下齐念“家庭祈祷文”。我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那栋孤寂的农庄里，我的父亲复诵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那些只要人类存有梦想就不会停止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

我父亲做到了这些，也使他的内心得到了平静，这是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到的东西。

所以，要培养平安和快乐的心理，请记住规则的第二条：“让我们永远都别想去报复我们的仇人，因为要是我们那样做的话，我们会深深地伤害到自己。让我们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去想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和事。”

3. 人家不谢你是很正常的事

近来，我在得克萨斯州碰到一个正为一件事而愤怒的商人。有人告诉我，只要我和他交谈，用不了十五分钟，他就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果然没错，那还是在十一个月前发生的事，可他的火气仍然大得不得了，简直没法儿不说那件事：他给三十四位员工发了共计一万美元的年终奖金，但没有一个人感谢他。“我实在很后悔，”他很尖刻地埋怨说，“一毛钱都不应该给他们的。”

古圣先贤说：“愤怒的人，心里都充满了怨恨。”这个人心里就充满了怨恨。我真的非常同情他，他大概有六十岁了，如果按照人寿保险公司的计算方法，人们的平均寿命在六十岁到八十岁之间差距的三分之二多一点，因此这位先生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还有十四年到十五年活头儿，可是他却浪费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来埋怨、怀恨一件早已过去的事，能不让人同情吗？

他真不该沉浸在怨恨和自怜中，他该问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人感激他？也许因为他平时开给员工的工资太低，而给他们的工作又太多；也许他们认为年终奖金并不是一份新年礼物，而是他们花费劳力赚来的；也许他平时就很挑剔，很不亲切，因此没人敢或者愿意说声谢谢；也许员工们觉得他之所以付年终奖金，是因为大部分的收益得拿去付税。当然，还也许是那些员工都很自私、很恶劣、很没礼貌。总之，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我跟你一样不知道真相，但我确实知道，萨姆尔·强生博士说过：“懂得感恩是良好教育的成果，但在一般人那里是找不到的。”

我要说的是，这个人希望别人对他感恩，正犯了一般人共有的错误——不懂人性。

假如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你是否希望他感谢你呢？有可能。山姆·里维兹博士在任法官前是个有名的刑事律师，他曾救过七十八个人的命，使他们不必坐上电椅。那你认为那些人中有多少会对他表示感谢呢？或者只送张圣诞卡给他？有多少？猜猜看……不错，一个都没有！

耶稣曾在一天下午治好了十个人的麻风病，但那些人里有几个来道谢的呢？只有一个。你可以看《路加福音》，当耶稣转身问他的门徒“那九个人在哪里呢”的时候，发现那九个人连声“谢谢”都没有说就走得无影无踪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我，或者是得克萨斯州的那个商人只施了点小惠，就希望获得比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更多的感谢呢？

至于钱的问题，唉，这就更没希望了。查尔斯·舒万博曾经跟我说，有一次，他救了一个挪用银行公款的出纳员。那个人把公款花在股票市场上，舒万博用自己的钱救了那个人，让他不致受罚。那位出纳员感激他了吗？不错，有很短的一阵子。可没多久，他竟转过身来辱骂和批评这个让他免于坐牢的人。

如果你给你的亲戚一百万美金，你是否会希望他感激你呢？安德鲁·卡内基就做过这样的事。但假如安德鲁·卡内基能够从坟墓里复活，他一定会吃惊地发现那位亲戚正在咒骂他。为什么？因为卡内基另给慈善机构捐赠了三亿六千五百万美金，那个亲戚怪他给自己的太少了，“只有区区一百万美金而已”。

事情就是这样，人总归是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恐怕难有什么改变。因此，干吗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干吗不认清现实，像统治过罗马帝国的那个聪明的马尔卡斯·大流士一样？他有一次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要去见那些多嘴的人——那些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丝毫不知感激的人。但我既不吃惊，也不难过，因为我难以想象一个没有这种人的世界。”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吧？如果你到处埋怨别人不知道感激你，那该怪谁呢？是该怪人性如此，还是该怪我们对人性的无知？让我们施恩不要渴望回报，这样，当我们偶然得到别人的感激时，就会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如果我们得不到，也不会为此难过了。

下面是我要在这章里谈的第一个要点：人类的天性是容易忘记感激别人，所以，要是我们施一点点恩惠都希望别人感激的话，那一定会让我们大为头痛。

我认得一个在纽约居住的女人，她常常因为孤独而不停地埋怨，她的亲戚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近她——这实在没什么值得奇怪的。要是你去拜访她，她便会连续几个钟头不停地诉说她对她侄女是多么好，说她们得麻疹、腮腺炎和百日咳的时候，都是她在照顾她们。多年来供吃供住不说，还帮助其中一个念完了商业学校，另外一个也一直住在她家里，直到结婚为止。

那她这些侄女有没有来看过她？有的，偶尔会来，只是因为责任感。可是她们都很害怕来看她，因为她们必须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听她拐弯抹角地骂人，还得听她那没完没了的埋怨和自怜的叹息。后来这个女人无法威逼利诱她的侄女们再来看她的时候，她还运用了一个“绝招儿”：心脏病发作。

她是不是真得心脏病了呢？是的，医生说因为她有一个“很神经的心脏”，才会出现心悸亢进症。但医生们也说，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她的问题完全是情感上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真正需要的是关爱，但她称之为“感恩图报”。而她却永远都得不到，因为她总是去要求，总认为那些是她应该得到的。

像她这样的女人世界上不知还有多少。这些女人都因为“别人的忘恩”、孤独和被人忽视而生病，她们希望有人爱她们，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得到爱的办法就是不再去要求，而是开始付出，并且不图报恩。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很不切实际？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吧？不是的，这只是普通常识，是让我们得到快乐的好办法。我在自己家里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家里并不富有，但我的父母很乐于助人，虽然家里老是债台高筑，生活得很穷，但我的父母每年总是尽量想办法送点钱到孤儿院去。那是设在爱达荷州的一座基督教孤儿院。我父母从来没到那里去看过，可能也没有谁为他们所捐的钱表示过谢意——除了写信来——但他们得到的回报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他们得到帮助孤儿的乐趣，而不希求或等着别人来感激。

每年的圣诞节，当我出门在外时，我总会寄一张支票给我的父母，让他们买一点比较奢侈的东西。但他们很少这样做，当我圣诞节之后回到家的时候，我父母就会告诉我，他们又买了些煤和杂货送给镇上一些“可怜的女人”——那些有一大堆孩子但没有钱去买食物和柴火的女人。他们送礼物时也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那就是只有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的快乐。

我相信我父母有资格做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人，即最值得拥有快乐的人。“理想的人”亚里士多德说：“以施惠于人为乐，但却因别人施惠于他而感到羞愧。因为能表现仁慈就是高人一等，而接受别人的恩惠，却代表低人一等。”

下面便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要点：如果我们想获得快乐，我们就不要去想别人的感恩或忘恩，而只享受施与的快乐。

数千年来，天下父母总是为儿女不知道感恩而十分伤心。就连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也叫着说：“一个不知感恩的孩子比毒蛇的牙还要尖利。”

可孩子们干吗应该心存感激呢？除非我们教他们那样。忘恩是人类的天性，就像野草一样；而感恩却像一株玫瑰，必须施肥、浇水，给它教养、爱和保护。

要是我们的子女忘恩负义，应该怪谁？也许应该怪我们，因为要是我们从没教过他们怎么对别人表示感恩的话，我们又怎能希望他们对我们表示感恩呢？

我有个住在芝加哥的朋友，他总抱怨他的两个继子不懂得对他感恩。他的抱怨是有理由的，他在一个纸盒工厂上班，一个星期的薪水才四十几美金。他娶了个寡妇，那个女人要他去借钱，好供她两个儿子读大学。他那点薪水得买吃的、付房租、买燃料、买衣服，还得还债。就这样苦干了四年，就像个苦力，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一句。

有人感谢他吗？没有，他太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那两个宝贝儿子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从不认为他们欠继父什么情，甚至连声“谢谢”都没有。

这该怪谁呢？怪那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吗？是的。但是更该怪那个做母亲的，她认为不应该在那两个年轻人身上加上“负疚感”，不希望两个儿子“一开始就欠人家什么”，所以她也从不想教他们要懂得感恩，不会对他们说：“你们的继父是个好人，帮你们读完了大学。”而是相反，采取这种态度：“噢，这是他起码该做的。”

她以为这样做对两个儿子是好事，但实际上，这等于让他们在走上社会后，有“全世界都欠他们的”那种危险观念。这种观念的确非常危险，因为她其中的一个儿子有一次向他的老板“借”了一点钱，结果进了监狱。

我们应该记住：子女们的行为完全是父母影响的结果。例如，我的姨妈，薇奥拉·亚历山大，就是个从不去想孩子们是否对她“忘恩”的好例子。我小时候，薇奥拉姨妈把她的母亲接到家里来照顾，也同样照顾她的婆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那两位老太太坐在薇奥拉姨妈农庄壁炉前的情景，她们是否会给姨妈惹上“麻烦”呢？噢，我想那是经常有的事。但你在她的态度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很爱这两位老太太，所以她顺从她们，宠她们，让她们过得很舒服。除了两位老人家外，薇奥拉姨妈还有六个孩子。她从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特别，或者说把两位老太太接到家里来是件很值得别人赞美的事，在她看来，这只是件很自然的事，也是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她希望做的事。

现在，薇奥拉姨妈在哪里呢？她现在已经守寡二十多年了，六个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成了家，但都吵着要跟她在一起，让她住在他们的家里。她的孩子们非常敬佩她，就是离不开她，难道这是因为“感恩”吗？不是的，这是因为爱，纯粹的爱。这些孩子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爱心的温暖，于是才有了现在的情形，他们能付出爱心，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让我们记住：要教出懂得感恩的孩子，自己就先要懂得感恩。记住：小兔子耳朵长。要注意我们自己说的话。要记住：下次在孩子面前，想要漠视别人给我们的好处时，赶快先打住。让我们永远也别说“看看苏表妹送来给我们当圣诞礼物的这些桌布，那是她自己钩的，没花她一分钱”这类话，也许那只是我们有口无心说的，但孩子们却听进心里去了。

要避免因为别人不懂感激而引起的难过和忧虑，第三条规则就是：

一、不要因为别人忘恩负义而难过，要认为这是件很正常的事。让我们记住：耶稣基督在一天之内治愈了十个麻风病人，而只有一个人感谢了他。那我们干吗要希望得到比耶稣基督还多的感恩呢？

二、让我们记住，得到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施恩不求回报，只为施与的快乐而施与。

三、让我们记住，感恩是教化的结果。假如我们希望子女们懂得感恩，我们就要教会他们这样做。

4. 愿意用一百万卖掉一切吗？

我认识哈罗·艾伯特好多年了，他以前是我的教务主任。一次，我和他在堪萨斯城碰头，他开车送我到密苏里州贝尔城我那个农庄去。路上，我问他是如何获得快乐的，他跟我讲了一个令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有趣故事。“我以前总是为很多事忧虑，”他说，“但是，一九三四年春的某一天，我正走在韦伯镇西道提街，有一幕景象使我从此永远不再感到忧虑。事情发生的前后不过十秒钟，但在那十秒钟里，我获得的关于如何生活的感悟，比我过去十年所学到的还要多。我在韦伯镇开过两年的杂货店，我不单是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还借了债，花了七年的时间才还清。我的杂货店就在前一个星期六关了门，当时，我正打算去工矿银行借点钱，以便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差事。我像个一败涂地的人那样在路上走着，完全丧失了斗志和信心。忽然，我看见迎面来了个没有腿的人，他坐在一个小小的平台上，下面装着从溜冰鞋上拆下来的轮子，他两手各抓着一片木头，撑着地让自己滑过街来。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过了街，正准备把自己抬高几英寸上到人行道上。就在他把那小小的木头车子翘起来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正好碰在了一起，他对我咧嘴笑了一笑：‘你早啊先生，早上天气真好，是吧？’他很开心地说。这个时候，我突然发觉站在他面前的自己是多么富有。我有两条腿，能走能跑，我对自己的灰心感到羞耻。我对自己说，连缺了两条腿的人都能够这么快活，这么开心，这么充满自信，我这个两条腿健全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快乐呢？我感到自己的胸膛已经挺了起来。本来我只是想去向工矿银行借一百美金的，但现在我有勇气去向他们借两百美金。我本来还打算去堪萨斯城去试试能否找份差事，但现在我能够充满信心地告诉他们说，我要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差事。结果，我借到了那笔钱，也找到了一份工作。“目前，我在浴室的镜子上贴着一句话，好让我每天早上刮胡子时能够看到，这句话是：‘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有一次，我问埃迪·里肯巴克，当他毫无希望地迷失在太平洋里，和他的同伴在救生筏上漂流了二十一天之久时，他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什么。“我从那次经历中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他说，“如果你有足够新鲜的水可以喝，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就绝不要再抱怨任何事。”《时代》杂志有一篇报道，讲到一个士官在关达坎诺受了伤，喉部被碎弹片击中，输了七次血，他写了张纸条给医生，问道：“我能活下去吗？”医生回答说：“可以的。”他又另外写了一张纸条问道：“我还能不能说话？”医生又告诉他可以。然后，他再写了张纸条说：“那我还担什么鬼心？”

你很可能发现自己所担心的事情其实真的很微不足道，很不重要。

我们生活里的事情，大概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对的，只有百分之十是错的。如果我们要快乐，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在那百分之九十对的事情上，而不要理会那百分之十的错误。当然，要是你想要担忧，想要难过，想要得胃溃疡，那只要集中精力去想那百分之十的错事，而不管那百分之九十的好事就行了。

英国有很多新教的教堂里都刻着“多想，多感激”，这样的话也应该铭刻在我们的心上。“多想，多感激”，想所有值得感激的事，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而感谢上帝。《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可算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悲观的一位，他为自己的出生感到很难过，因此，他在生日那天要穿黑衣服，并绝食一天。但是，在他的绝望之中，这位英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悲观主义者，却赞赏开心与快乐所能带给人健康的力量。“世界上最好的三位医生是，”他宣布，“节食、安静和快乐。”

我们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能得到“快乐医生”的免费服务，只要我们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拥有的那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上，那些财富远超过阿里巴巴的珍宝。你愿意把你的两只眼睛卖一亿美金吗？你肯把你的两条腿卖多少钱呢？还有你的两只手、你的听觉、你的家庭。把你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绝不会就此卖掉，即使把洛克菲勒、福特和摩根三个家庭所有的黄金都加在一起也不卖。

可我们是否会欣赏这些呢？啊，不会。就像叔本华说的：“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所没有的。”这世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还要多。

这点几乎使约翰·派玛“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脾气败坏的老家伙”，也差点儿毁了自己的家。我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告诉过我。“我从军中退役后不久，”派玛先生说，“就开始做生意。我日夜兼程地忙碌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后来问题出现了，我买不到零件和原料。我为自己可能会被迫放弃生意而担心得不得了，我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脾气败坏的家伙。变得非常尖酸刻薄。但当时，我自己并没发觉，但现在明白了，我几乎失去了我快乐的家。后来有一天，在我手下干活儿的一个年轻伤兵对我说：‘约翰，你实在应该感到惭愧。看你这副样子，似乎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有烦恼似的，就算你不得不把店关掉一阵子，那又怎样呢？等到事情恢复正常后，你仍可以重新开始。你有很多值得感激的事，可却老是在抱怨。我的天啊，真希望我是你，你看看我，我只有一只胳臂，半边脸都伤了，但我并不抱怨什么。如果你再这样啰啰唆唆地埋怨下去，你不仅会失去你的生意，也会失去你的健康、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朋友。’“这些话使我猛然醒悟过来，它们使我发现原来自己走了多远的岔路。我当即就决心必须要改变，重新做我自己，而现在的我的确做到了这点。”

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露西·布莱克，在学会怎样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而不以自己所缺少的而忧虑之前，她几乎濒临悲剧的边缘。

我是在多年前认识露西的，当时，我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选修短篇小说写作。九年前，她遭遇了生活上的巨变。当时，她正在亚利桑那大学学风琴，在城里开了一间语言学校，还在她所住的沙漠柳牧场上教音乐欣赏的课程。“我参加了无数大宴小酌、舞会，或在星光下骑马。有天早上我整个垮了，我的心脏病发作。‘你得躺在床上完全静养一年。’医生对我说。他居然没有鼓励我，让我相信我还能够健壮起来。“在床上躺一年，做一个废人，也许还会死掉。我真的吓坏了。为什么这么倒霉的事情落到了我头上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该受到如此的报应？我又哭又叫，心里充满了怨恨和愤怒。但我还是遵照医生的话躺在床上。我有个邻居叫鲁道夫，他是个艺术家。他对我说：‘你现在觉得躺在床上一年是一大悲剧，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有时间思考，能够真正认识你自己。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你思想上的成长，将会比你大半辈子的收获还要多。’我平静了下来，开始想充实新的价值观念。我读过大量能启发人思想的书。有一天，我听到一位无线电新闻评论员说：‘你只能谈你所知道的事情。’这种话我原来不知听过多少次了，然而现在才真正深入到我的心里。我决心只想那些我希望能赖以生活的思想——快乐而健康的思想。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强迫自己想一些觉得应该感激的事：我没有痛苦，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儿，我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收音机里播着优美的音乐，有时间看书，吃得很好，有很好的朋友，我非常高兴。而且来看我的人多到医生不得不挂上一个牌子说，我房间里每次只许有一个探病的客人，而且只许在某几个时间段。“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九年了，我的生活已经变得很丰富也很生动了。我十分感激在床上度过的那一年，那是我在亚利桑那州所度过的最有价值、也最快乐的一年。今天，我仍然保持着当年养成的那种每天早上算算自己有多少得意事的习惯，这是我最珍贵的财产。我感到非常惭愧，竟然直到担心自己会死之前，才真正学会怎样生活。”

我亲爱的露西·布莱克，你大概并不知道，你所学到的这一课正是萨姆尔·强生博士在两百多年前所学到的。“养成看每一件事物理想一面的习惯，”强生博士说，“比每年赚一千多镑更值得。”

需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些话可不是个天生乐观的人所说的，说这话的人曾经历过痛苦，缺衣少食地过了二十年，最后终于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作家，也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谈话家。

罗根·皮尔骚尔·史密斯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了一个大道理，他说：“生活应该有两个目标。第一，要得到你想得到的。第二，享受你所得到的。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到第二步。”

你是否想知道，怎么才能把在厨房水槽边洗碗也当成一种难得的体验呢？要是想的话，可以去看一本谈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而很富有启发性的书。作者是波姬·戴尔，书名叫《我希望能看见》，你可以到图书馆去借，或者到当地书店购买，或者向在纽约市第五街六十号的麦克米伦出版社直接函订。

此书作者是个几乎眼盲了五十年之久的女人。“我只有一只眼睛，”她写道，“而这只眼睛上还满是疤痕，只能透过眼睛右边的一个小洞去看。看书的时候必须把书本拿得很贴近我的脸，而且还得把另一只眼睛尽量往左边斜过去。”

但她却拒绝别人的怜悯，不愿意别人认为她“异于常人”。儿童时，她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跳房子，但她看不见地上画的线，因此，在别的孩子都回家之后，她就趴在地上，把眼睛贴在线上瞄过来瞄过去。她把她的朋友们所玩的那块地方的每一点都牢记在了心里，于是，很快她竟成了玩游戏的高手。她在家里看书，把印着大字的书靠近她的脸，近到睫毛都碰到书页上。但纵然如此，她还是得到了两个学位：先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得到学士学位，再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了硕士学位。

最初，她是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村子里教书，后来成为了南达科他学院的新闻学和文学教授。她在那里教了十三年，还在许多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在电台主持谈书本和作者的节目。“在我的脑海深处，”她写道，“常常怀着怕完全失明的恐惧，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我对生活采取了一种很快活而近乎戏谑的态度。”

然后，一个使她欣喜无比的奇迹却发生了。那是在一九四三年，也就是她五十二岁的时候，她在著名的梅育诊所施行的一次手术，使她的视力比以前增加了四十倍。

从此，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可爱的世界展现在了她眼前。她现在发现，即使是在厨房水槽边洗碟子，也让她感到十分开心。“我开始玩着洗碗盆里的肥皂泡沫，”她写道，“我把手伸进去，抓起一大把小小的肥皂泡沫，把它们迎着光举起来。在每一个肥皂泡沫里，我都能看到一道小小彩虹闪出来的美丽色彩。”

你我都应该感到惭愧，我们这么多年来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美丽的童话王国里，可是我们却瞎混，看不见，吃得太饱，而不能享受生活。

所以，要想得到快乐，规则的第四条是：“算算你的得意事，而不去理睬你的烦恼。”

5. 寻找自我，保持本色

我有一封伊迪丝·阿雷德太太从北卡罗来纳州艾尔山寄来的信。“我从小就特别敏感而腼腆，”她在信上说，“我的身体一直太胖，而我的脸却使我看上去比实际上还要胖很多。我有一个非常古板的母亲，她居然说把衣服弄得漂亮是件很愚蠢的事。她总是对我说：‘宽衣好穿，窄衣易破。’而她总照这句话来帮我穿衣服。所以，我从来不参加别人的宴会，也从来没有快活过。上学的时候，我也从不和其他同学一起进行室外活动，甚至不上体育课。我十分害羞，觉得自己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完全让人讨厌。“长大后，我嫁给了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男人，但我并没有改变。我丈夫的一家人都很好，也充满了自信。他们就是我应该是而并不是的那种人。所以，我尽最大努力要让自己变得像他们那样，但我却办不到。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所做的每件事，都只是令我更想退缩到我的‘壳’里去。我变得越发紧张不安，躲开了所有的朋友，情形坏到我几乎害怕听到门铃的声音。我知道我是个失败者，又怕丈夫发现这点，因此，每次我们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我都假装很开心，结果常常做得太过头。我知道我太过头了，事后总要为此难过好几天。最后，我郁闷得感觉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于是想到了自杀。”

是什么事让这个女人发生了改变呢？不过是一句随口说出的话而已。“随口说出的一句话，”阿雷德太太继续写道，“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有一天，我的婆婆正在讲她怎样教育她的几个孩子，她说：‘不管事情怎样，我总会要求他们保持本色。’‘保持本色’——就是这句话！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所以那么苦恼，就是因为我一直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而一直试着让自己适合于一个并不适合我的生活模式。“于是，一夜之间，我彻底改变了。我开始保持本色。试着研究我自己的个性，试着找出我究竟是怎样的人，我发掘我的优点，竭尽所能地去学色彩和服饰上的问题，尽量按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穿衣服。我还主动去交朋友，并参加了一个社团组织。这个组织起先很小，他们让我参加活动，这可把我吓坏了。但我每发一次言，就增加了一点勇气。这事花了我很长的时间，但今天我所有的快乐，却是我以前从来不敢奢望得到的。在教养我自己的孩子时，我也总是把我从痛苦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不管事情怎样，总要保持本色。”“保持本色的问题，像历史一样古老，”詹姆斯·高登·季尔基博士说，“也像人生一样普遍。”不愿保持本色，正是很多精神和心理问题的潜在原因。安吉罗·帕屈曾写过十三本关于幼儿教育的书和数以千计的文章，他说：“没有人比那些想做其他人，或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东西的人更痛苦了。”

这种想做和自己不同的人的心理，在好莱坞特别流行。山姆·伍德是好莱坞最著名的导演之一，他说他在启发一些年轻的演员时，所碰到的最头痛的问题是：要让他们保持本色。他们都想做二流的拉娜透纳，或者是三流的克拉克·盖博。“这套观众已经受够了，”山姆·伍德不停地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需要有点别的东西。”

山姆·伍德在导演《万世师表》和《战地钟声》这类电影之前，已经在房地产这行干了好多年，锻练他的推销技术。他说，同样的道理可用在生意上和电影界。要是你见什么学什么，或者人云亦云，那绝对得不到好的结果。“经验告诉我，”山姆·伍德说，“最安全的做法是：要尽快甩掉那些装腔作势的人。”

最近，我向素凡石油公司的人事室主任保罗·拜登请教：来求职的人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他应该知道，因为他曾和六万多个求职者面谈过，还写过一本书叫《谋职的六种方法》。他回答说：“来求职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保持本色。他们不以真面目示人，不能完全坦诚，却给你一些他以为你想要的回答。但这个做法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没有人喜欢伪君子，就像从来没人喜欢假钞票一样。”

有个电车车长的女儿，很辛苦地学会了这点。她想成为一位歌唱家，可她的脸长得并不漂亮。嘴很大，牙齿突出，第一次在新泽西州的一家夜总会里公开演唱的时候，她一直想把上嘴唇拉下来盖住她的牙齿，想要表演得“很美”，结果呢？反使自己大出洋相，一败涂地。

不过，在那家夜总会里听这个女孩子唱歌的一个人，认为她很有天分。“我跟你说，”他很直率地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演，我知道你想掩饰的是什么，你感觉你的牙齿不大好看。”这个女孩子听了简直无地自容，然后，那个男的继续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长了龅牙就罪大恶极吗？不必去掩盖，张开你的嘴，观众看到你不在乎的话，他们就会喜欢你的。再说，那些你想遮起来的牙齿，说不定还会给你带来好运呢。”

凯丝·达莉接受了他的忠告，不再去掩饰牙齿。打那以后，她只想到她的观众，无所顾忌地张大了嘴巴，热情而投入地唱着，结果她成了电影界和广播界的一流红星。其他的喜剧演员现在都还希望能学她的样子呢。

著名的威廉·詹姆斯曾谈过那些从来没有发现他们自己的人，他说一般人只发展了百分之十的潜力。“跟我们应该能做到的程度相比，”他说，“我们等于只醒了一半；对我们身心两方面的能力，我们只使用了很小的一部分。一个人具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却习惯性地不懂得或不愿意、没信心去利用。”

你我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任何一秒钟去忧虑自己不是别人这点。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事物，从前没有，从开天辟地到现在，从来没有人会和你完全一样；将来也不会有，永远都不会有。新的遗传学告诉我们，你所以是你，必是由于你父亲的二十四个染色体，和你母亲的二十四个染色体在一起作用的结果。这四十八个染色体加在一起，就决定你所遗传到的是什么。“在每个染色体中，”据阿伦·舒恩费说，“可能有几十个到几百个遗传因子。在某些情况下，每个遗传因子都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一点也不错，我们是这样“既可怕又奇妙”地被造成的。

即使在你母亲和父亲相遇结婚后，生下的这个人正好是你的机会，也是三十亿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就算你有三十亿万个兄弟姐妹，也可能跟你完全不一样。这是光凭想象说的吗？不是的，这是科学事实。

要是你想对这点了解得更详细，不妨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叫《遗传与你》的书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阿伦·舒恩费。我可以和你深谈保持本色这个问题，因为我有过代价相当大的痛苦经验。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当我由密苏里州的乡下到纽约去的时候，我进了美国戏剧学院，希望能做一名演员。当时，我有一个自以为非常聪明的想法，一条成功的捷径。这个想法很简单，很完美，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成千上万富有野心的人居然没有发现这点。这个想法是这样的，我要去学当年那些有名的演员怎样演戏，学会他们的优点，然后把每个人的长处掌握好，使自己成为一个集所有优点于一身的名演员。多么愚蠢！多么荒谬！我居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模仿别人，最后才终于明白，我一定得维持本色，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人。

这次痛苦的经验，本该教给我长久难忘的一课才是，但事实不然，我并没有因此学乖。真是太笨了，得整个从头再学一遍。几年后，我开始写一本书，希望那是所有关于公开演说的书本中最好的一本。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又有了和以前学演戏时一样的笨想法。我打算把很多其他作者的观念，都“借”过来放在那本书里，使它成为一本能够包罗万象的书。于是，我买来了十几本有关公开演讲的书，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它们的概念放进我的书里，但最后，我却再一次地发现我又做了一件傻事：这种把别人的观点凑在一起而写成的东西非常做作，非常沉闷，没有人能看下去。所以，我把一年的心血都丢进了废纸篓里，全部重新来过。这回我对自己说：“你一定要维持自己的本色，无论你的错误有多少，能力有多小，你也不要做别人。”于是，我不再试着做其他所有人的综合体，而是挽起我的袖子来，做了我最开始就该做的那件事：我写了一本关于公开演讲的教科书，完全以我自己的经验、观察，以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演说教师的身份来写。我学到了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一课，就是沃特·罗里爵士所学到的那一课。他是一九〇四年的时候在牛津大学当英国文学教授的那位。“我没有办法写一本足以与莎士比亚媲美的书，”他说，“但我可以写一本由我自己写成的书。”

保持你自己的本色，像艾文·柏林给已故的乔治·葛许文的忠告那样。当柏林和葛许文初次见面的时候，柏林已经声名显赫，而葛许文还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作曲家，一个星期只赚三十五美金。柏林很欣赏葛许文的能力，就问葛许文愿不愿意做他的秘书，薪水大概是他当时的三倍。“可是不要接受这个工作，”柏林忠告说，“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二流的柏林；但如果你坚持继续保持你自己的本色，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一流的葛许文。”

葛许文注意到这个警告，后来他慢慢成长为美国一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卓别林、威尔·罗杰斯、玛丽·玛格丽特·麦克布雷、吉恩·奥特里，以及其他好几百万的人，都学过我在这章里想要让各位明白的一课，他们也学得很辛苦，就跟我一样。

卓别林刚拍电影的时候，那些电影导演都坚持要卓别林去学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喜剧演员，但卓别林直到创造出一套自己的表演方法后，才开始成名。鲍勃·霍伯也有相同的经验。多年来，他一直在演歌舞片，结果毫无成就，直到他发挥出自己讲笑话的本事后，才成名起来。威尔·罗杰斯在一个杂耍团里，不说话光表演抛绳技术，干了好多年，最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讲幽默笑话上的特殊天分，因此开始在耍绳表演时说话，得以成名。

玛丽·玛格丽特·麦克布雷刚进入广播界的时候，想做一名爱尔兰喜剧演员，结果失败了。后来她发挥了自己的本色，做一个从密苏里州来的很平凡的乡下女孩，结果竟成了纽约最受欢迎的广播明星。

吉恩·奥特里刚出道时，也想要改掉他得克萨斯州的乡音，穿得像个城里的绅士，自称是纽约人，结果大家只在他背后取笑他。后来他开始弹五弦琴，唱他的西部歌曲，开始了他那了不起的演艺生涯，从而成为全世界在电影和广播两方面最有名的西部歌星。

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应该为这点而庆幸，应该尽量利用大自然所赋予你的一切。归根到底，所有的艺术都带着一些自传体。你只能唱你自己的歌，只能画自己的画，只能做一个由你的经验、你的环境和你的家庭所造成的你。无论好坏，你都得自己创造一个自己的小花园；无论好坏，你都得在生命的交响乐中演奏你自己的东西。

就像爱默生在他那篇《论自信》的散文里所讲的：“在每个人的教育过程中，都一定会在某个时期发现：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不论好坏，他必须保持本色。虽然广大的宇宙之间充满了好的东西，但除非他在那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否则他绝不会有好的收成。他所有的能力是自然界的一种新能力，除他本人外，没有人知道他能做什么，他能知道什么，这都是他必须去不断尝试和求取的。

以上是爱默生的说法，下面是一位已故的诗人道格拉斯·马罗奇的话：如果你不能成为山巅的一株松就做一丛小树长在山谷中但须是溪边最好的一丛小树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就做灌木一丛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灌木，就做一片绿草让公路上多添几分欢娱如果你不能成为一只麝香鹿，就做一条鲈鱼但须做湖里最好的一条鱼我们不能都做船长，我们得做海员世上的事情，多得做不完工作有大的，也有小的我们该做的工作，就在你的手边如果你不能做一条公路，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不能做太阳，就做一颗星星不能凭大小来判定你的输赢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做最好的一名

要想培养能够带给你平安、消除忧虑的心理，规则的第五条就是：“让我们别模仿别人。让我们做我们自己，保持本色。”

6. 假如有个柠檬，就做柠檬水

在本书创作期间，有一天，我到芝加哥大学去请教罗伯特·梅南·罗杰斯校长怎样获得快乐。他回答说：“我一直试着遵照一个小小的忠告去做，这是已去世的西尔斯公司董事长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告诉我的。他说：‘假如有个柠檬，就做柠檬水。’”

这是一名伟大教育家的做法，而傻瓜的做法刚好相反。如果他发现生命给他的只是一个柠檬，他就会自暴自弃地说：“我垮了，这就是命运。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开始诅咒这个世界，让自己沉溺在自怜之中。但当聪明人拿到一个柠檬时，他就会说：“从这件不幸的事情中，我能够学到什么呢？该怎样才能改善我的状况？如何才能把这个柠檬做成一杯柠檬水？”

伟大的心理学家阿尔佛雷德·阿德勒，研究了一辈子的人类和人们所隐藏的保留能力，最后他说，人类最奇妙的特性之一就是“把负变为正的力量”。

这里讲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我认识的女人，名字叫瑟玛·汤姆森，她所做到的正是如此。“在战时，”她告诉我自己的经历，“我先生驻守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附近的陆军训练营里。我为了能和他靠近点，也搬到那里去住。但我很讨厌那个地方，简直是深恶痛绝。我从来没有那样苦恼过，我先生被派到莫哈维沙漠里去出差，留下我一个人在一间小小的破屋里。那里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即使是在大仙人掌的阴影下，仍有51.6摄氏度的高温。除了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之外，没有人能够和你谈话，而那些人又不会说英语。风不停地吹着，所有吃的东西和呼吸的空气，到处都是沙子！沙子！沙子！“当时，我真是痛苦得一塌糊涂，我给父母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恶劣的处境，受不了，想回家。我说，我连一分钟都待不下去，还不如住到监狱里去算了。我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字，这两行字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的生命为之改观：“‘两个人从监狱的铁栏里往外看，一个看见烂泥，另外一个看到星星。’“我把这两行字念了一遍又一遍，不觉中自己惭愧起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在当时的情形下还有什么更好点的地方，我要去看那些‘星星’。“我和当地人交上了朋友，他们的反应令我十分惊奇。当我表示对他们所织的布和所做的陶器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些不肯卖给观光客、而且最喜欢的东西送给我当礼物。我仔细地欣赏仙人掌和丝兰那让人着迷的形态，我学到了关于土拨鼠的故事，我看着沙漠的落日，还去找贝壳，那片沙漠在三百万年前曾是海床。“到底是什么使我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呢？莫哈维沙漠丝毫没有变，那些印第安人也没有变，但我却变了。我的思想变了，态度也变了。在这种变化之下，我把一些令人颓丧的境遇变成了我生命中最刺激的冒险。我所发现的这个崭新的世界使我非常感动，也非常兴奋，我兴奋得为这个写了本小说，叫《光明的城垒》：我从自己设下的‘监狱’往外望，终于找到了美丽的‘星星’。”

瑟玛·汤姆森还找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前五百年希腊人所教的一个真理：“最好的那些东西都是最难得到的。”

在二十世纪，哈里·爱默生·福斯狄克把这句话又重说了一遍：“快乐大部分并不是享受，而是胜利。”不错，这种胜利来自一种成就感，一种得意，也来自我们有把柠檬做成柠檬水的能力。

我曾拜访过一位家住佛罗里达州的快乐农夫，他甚至把一个毒柠檬做成了一杯甘甜的柠檬水。当他买下了那片农场的时候，感到非常颓丧。因为那块地坏得使他既不能种水果，也不能养猪，能生长的只有白杨树和响尾蛇。但后来，他的做法却让每个人都十分吃惊，因为他开始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前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每年来参观他的响尾蛇农场的游客差不多有两万。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大。我看到由他养的响尾蛇所取出来的蛇毒，被运送到各大药厂去加工成防蛇毒的血清；我看到响尾蛇皮以很高的价钱卖出去做女人的鞋子和皮包；看到装着响尾蛇肉的罐头送到全世界各地的顾客手里；还买了一张印有那个地方照片的明信片，在当地的邮局把它寄了出去。这个村子现在改名为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以便纪念这位先生把有毒的柠檬做成了甜美的柠檬水。

由于我一次又一次来来往往地在全国各地旅行，使我得以接触到很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都表现出了“把负变成正的能力”。

已去世的威廉·博莱索，即《十二个以人力胜天的人》一书的作者，曾经这样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来算做资本。任何一个傻子都会这样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要从你的损失里去获利。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这点也正是聪明人和傻子的区别。”

博莱索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摔断了一条腿。但我还知道一个断了两条腿的人，也把他的负变成了正。他的名字叫班·福特逊。我是在佐治亚州大西洋城一家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他的。在我踏入电梯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看上去非常开心的人，他的两条腿都断了，坐在一张放在电梯角落里的轮椅上。当电梯停在他要去的那一层楼时，他很开心地问我是否可以往旁边让一下，好让他转动轮椅。“真对不起，”他说，“这样麻烦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洋溢着非常温暖的微笑。

当我离开电梯回到房间后，除了这个很开心的人，什么别的事情也不会想。于是我决定去找他，请他告诉我他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九年，”他微笑着告诉我，“我砍了一大堆胡桃木的枝干，准备做我菜园里豆子的撑架。我把那些胡桃木枝子装在我的福特车上，开车回家。突然间，一根树枝滑到了车下，卡在引擎里，恰好是在车子急转弯的时候，因此，车子冲出了路外，我撞在了树上。我的脊柱受了伤，两条腿都麻痹了。“出事那年，我才二十四岁，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走过一步路。”

才二十四岁，就被判终身坐着轮椅生活。我问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能这样。”他说他当时充满了愤恨和痛苦，抱怨他的命运。但时间仍然年复一年地过去，他终于发现愤恨使他什么也干不成，只会给别人造成恶劣印象。“我终于明白，”他说，“大家都对我很好，很有礼貌，因此我至少应该做到的是，对别人也很有礼貌。”

我问他，经过这么多年后，他是否还觉得他所碰到的那次意外是一次很不幸的遭遇。“不会了，”他说，“我现在几乎很庆幸有了那次事件。”他说，当他克服了当时的痛苦和悔恨之后，就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里。他开始看书，对优美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深的喜爱。他说，在十四年里，他至少读了一千四百本书，这些书为他大大开阔了新的境界，使他生活的丰富程度超越了从前的想象。他开始聆听很多好的音乐，以前让他觉得烦闷的伟大的交响曲，现在也能使他非常感动。但最大的改变是，他现在有时间去思考。“有生以来第一次，”他说，“我能让自己仔细地欣赏这个世界，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念。我开始发觉，过去我所追求的事情，大部分其实都没什么价值。”

看书的结果，使他对政治有了兴趣。他研究公共问题，坐着轮椅去发表演讲，并由此认识了很多朋友，很多人也由此认识了他。今天，班·福特逊仍然坐着他的轮椅，但已是佐治亚州州政府的秘书长了。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里，我始终在纽约市主办成人教育班。我发现很多成年人最大的遗憾是，他们从来没上过大学，总认为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我知道这话不一定对，因为我知道成千上万很成功的人，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我经常向我的学生讲一个我认识的人的故事，那个人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他家里十分穷苦，他父亲去世时，还是靠父亲的朋友们捐助才把父亲安葬。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在一家制伞工厂里做事，一天工作十个小时，还要带些活儿回家干到晚上十一点。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那个男孩，曾参加当地教堂所举办的一次业余戏剧演出活动。他感觉演出是件很过瘾的事，因此决定去学演讲。这种能力又引导他进入了政界，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当选为纽约州的议员。但他对这项职务却一点准备都没有。事实上，他告诉我说，他简直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决的既长又复杂的法案，但对他来说，这些法案就像是用印第安文写的一样难懂。在他当选为森林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时，他感到既惊异又担忧，因为他从没进过森林一步。而当他当选为州议会金融委员会委员时，他也很惊异而担忧，因为他几乎都不曾在银行里开过户头。他告诉我说，当时他紧张得几乎想要退出议会，只是他羞于向母亲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是，在绝望中，他下定决心每天刻苦攻读十六个小时，要把他那无知的柠檬变成一杯知识的柠檬水。这样努力的结果，使他自己从一个当地的小政治家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而且杰出到让《纽约时报》称呼他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市民”。

这个人就是艾尔·史密斯。

在艾尔·史密斯开始他那自我教育的政治课程十年后，他成了对纽约州政府一切事物的评论最权威的人物。曾四度当选为纽约州州长，这可是个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九二八年，他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有包括哥伦比亚和哈佛在内的六所大学把名誉学位赠给了这个甚至连小学都未毕业的人。

艾尔·史密斯亲口告诉我，要是当年他没有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化负为正地努力的话，所有这些成就都不可能出现。

尼采对超人的定义是：“不仅要在必要情况下忍受一切，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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