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金风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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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及价值相关性研究试读：
摘要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将全民的慈善意识调动到了空前的高点，以慈善捐赠为主要手段的第三次分配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表现出了浓厚的慈善参与热情，将更多的资源配置于慈善捐赠这一外部象征性活动中，实现对财富、权利和声望的追逐。毫不夸张地说，慈善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表现方式，日益受到企业的青睐，成为企业用来改善社会形象，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工具。
慈善捐赠是一个古老而迷人的研究主题，它在吸引着社会学研究者大量关注的同时，也不断引起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研究兴趣。但管理学界大多将慈善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中更多强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优势效应，慈善作为一种自愿性社会责任表现形式，在其中的地位被弱化，进而导致慈善捐赠在企业竞争战略中的作用被低估。
无论企业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多么高涨，我们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是围绕着利润最大化这一终极目标而展开的，慈善捐赠也不例外。企业社会责任的三重驱动力模型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归纳为经济动力、道德压力和制度约束。在经济动因的研究框架下，本书集中论证了以下问题：公司慈善行为是否受高管人口统计特征、企业冗余资源、所有权结构、股权集中度的影响？是否是上市公司在面对社会责任和股东财富时的一种理性选择和商业行为？在当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是否赢得了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青睐，提升了企业价值，并实现了“行善并赚钱”的有利经济后果？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高阶理论、组织冗余理论、代理理论、战略慈善理论，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非参数检验、多元回归模型、面板模型及事件研究法对中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及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检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提出并验证了高管团队（TMT）人口统计特征对公司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拓展了高阶理论的应用领域。第二，提出并验证了冗余资源对公司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做出了可利用的冗余资源（现金流）越多，公司捐赠水平越高的判断。第三，做出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水平低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判断，纠正了以往研究和公众的直觉偏差，并从实证角度对民营企业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巨大贡献给予了肯定。第四，提出并验证了中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特点对公司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发现高股权集中度形成了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慈善行为的治理效应。第五，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水平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慈善捐赠的价值提升机制并未有效发挥，慈善捐赠并没有起到增加股东财富的有利经济后果，这就为“战略慈善”理论提供了中国特殊国情和制度背景下的实证证据。
总之，慈善捐赠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多种动机综合驱动下的决策结果，是管理层在面对社会责任和股东财富时的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在当前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善行却没有赢得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青睐并使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股东财富得以增加。对此，本研究结合中国转型经济背景，对制约慈善捐赠价值提升机制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并从政府、企业和社会层面提出了构建捐赠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良性回报机制的相关建议。这些研究结论与启示无论是对政府慈善政策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还是丰富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一章绪论近年来，各类重大自然灾难频发，从2008年年初的雪灾、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到青海“玉树地震”及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所带来的损失触目惊心。作为一条可行的资金筹措渠道，灾难面前的企业捐赠有效地缓解了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存在的财力物力不足状况，因而备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慈善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日益受到企业的青睐，并成为企业用来改善社会形象，赢得公司声誉，增强竞争优势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工具。虽然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中国，慈善已经家喻户晓，但学术界有关慈善捐赠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管理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主要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上，强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优势效应，慈善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一种自愿性责任，在其中的地位被弱化，进而导致慈善捐赠在企业竞争战略中的地位被低估。西方学术界针对公司捐赠提出了许多理论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和背景，中国企业面临的捐赠市场环境与西方企业不同，因此西方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国家未必适用，其结论并不一定能够解释中国的实际。因而，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情境，对中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进行深入刻画和系统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节研究背景一、实践背景（一）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绵延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诸多合理的文化内核，慈善思想便是其中之一。古人对慈字的解释是：“爱出于心，恩被于物。”用现代话说就是人的一种出于爱心的利他行为。善是恶的反面，是良知在一个人精神中的体现，所以，慈善也可解释为人的爱心与良知的结合，是被广泛认可的一种人类崇高的道德规范。
我国古代一直将慈善和仁爱作为最高道德准则，古人云：“仁、义、礼、智、信”，把仁爱之心放在首位。对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支配中国传统社会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在儒家、佛家的著作中，都包含了丰富的慈善思想。“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字在形成我们民族文化心理、规范等人们思想行为准则方面，影响非常深远，而“仁”字的思想内核，就是爱人之心。孔子从道德感情的基础出发，以“爱人”来解释“仁”，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命题并将之作为人的本性。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善性，其中之一就是作为“仁之端也”的“恻隐之心”，在这种恻隐之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离娄下》）是很自然的推广，这与孔子理想中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是一脉相承。儒家还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达则兼济天下”的义利观，构成行善的内在动力。庄子的“富而使人分之”观念一方面有财富原罪的思想，但另一方面颇有扶贫助弱的道德取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频发的自然灾害凸显了公司捐赠的重大意义
慈善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德，其在当今社会发挥的作用日益重大。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从1998年的长江流域洪水、2008年初的雪灾及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到2010年的西南大旱、青海玉树地震、南方暴雨成灾以及新近发生的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经济发展也受到重大影响。突发的自然灾害急需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救援和救助，政府也因此面临灾区重建和恢复的严峻考验。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政府财政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及社会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是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公共政策的调节而实现的收入分配是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而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当前大部分个人还不富足，不能成为捐赠主体的情况下，企业的捐赠就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企业捐赠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捐赠资金的最重要来源，只有在“5· 12汶川大地震”发生的2008年，国内个人捐款才首次超过企业（杨团，葛道顺，2009）。作为一条可行的资金筹措渠道，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企业捐赠，为灾区建设贡献了大量资金，对缓解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存在的财力物力不足的状况，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三）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不断增长，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捐赠总量不断攀升。2008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2007年，我国捐赠总额达到223.16亿元，约占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9%，人均捐赠达到17.16元。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更是激起了全民的慈善热情，我国慈善捐赠总量更是呈现“井喷式”增长，捐赠水平达到历史最高点。根据四川省民政厅的公告，截至2009年11月30日，四川省财政厅共接收“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40.93亿元。2008年中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我国近年来的捐赠总量统计如表1.1所示。表1.1 2006—2008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资料来源：杨团，葛道顺.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39.
虽然在重大自然灾害的推动下，近两年我国的捐赠水平呈井喷式增长，但受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传统文化、企业内部资源及外部利益相关者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捐赠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根据《美国慈善（2008）》（GivingUSA2008）的统计，2007年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同期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为223.16亿元（折合约为30.5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09%，美国捐赠总额是我国的100倍，即使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美国也是我国的24倍。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人均捐赠1024美元，而我国仅为2.35美元，美国是我国的436倍。2007年中美慈善捐赠水平的比较如表1.2所示。从2008年来看，我国捐赠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仍只相当于美国的1/20和1/6（杨团，葛道顺，2009）。表1.2 2007年中美慈善捐赠水平比较资料来源：杨团，葛道顺.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40.
具体到上市公司，根据公益时报社和企业公民委员会的统计，纳入2006年度慈善排行榜的500家上市公司中，数百家公司的捐赠数据为零，年捐赠额超过百万的上市公司，只是很小一部分。上海证券交易所2007年对沪市135家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卷调查显示：2006年，40家沪市上市公司慈善捐款额为零，88%的被调查上市公司慈善捐款没有超过100万元，捐款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只有1家（上海证券交易研究中心，2007）。2009年12月，由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针对全国203家大中型企业以及1285名北京、上海、广州等6个城市的居民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的企业公益尚处在起步阶段，2008年中国企业公益指数得分为46.3分（满分100, 60分为合格），仍处于“不及格区”（零点调查，2009）。总体而言，慈善在我国的发展仍然十分滞后。（四）制度法规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随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期望不断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推广。在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早在2002年，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就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应尊重银行和其他债权人、职工、消费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2006年1月施行的《公司法》总则中提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意味着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法律义务。2008年初，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极大地推动着中药企业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也纷纷出台政策规范，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06年9月25日深交所颁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中第五条规定：公司应按照本指引要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定期评估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自愿披露公司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1月2日，深交所又推出我国证券市场第一只社会责任型指数——泰达环保指数，鼓励上市公司从单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延伸和扩大到关注自然环境资源、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社会责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来。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交所于第一时间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并首次提出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概念，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在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计算并披露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从而帮助社会公众更全面地了解公司为利益相关者及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真正价值。2008年12月31日，上交所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三类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分别是在上交所上市的“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在以上一系列政策规范的要求下，企业社会责任在沪深两市不断得到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进入了一个制度建设与规范的新时期。二、理论背景（一）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交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通常被置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研究。自从谢尔顿（1924）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来，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逐渐成为企业与社会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国内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方兴未艾。为了对现有成果做一个全面的了解，本书作者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分别以企业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为检索项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统计，得到十年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趋势（见表1.3）。
由表1.3可以看出，近10年来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文献快速增长，近年来已成为研究热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学术著作也不断出版，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李立清，李燕凌，2005）、《企业社会责任发生机理研究》（唐更华，2008）、《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李正，2008）、《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战略选择》（姜启军，顾庆良，2008）、《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陈英，2009）等。上海证券交易所2007年将“公司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的研究主题。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责任调查，并出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2006》。表1.3 2000—2009年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趋势汇总注：①在CNKI全文数据库中的检索项为“篇名”，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库中的检索项为“题名”，匹配方式均为“精确”。②在国内学术界，“企业社会责任”和“公司社会责任”都被不同的研究人员使用，因此同时对其进行了检索。③检索时间为2009年10月10日，因此2009年的数据并不完整。由于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因此，不同时间的检索结果并不相同，但整体趋势是一致的。
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也受到了各级各类科研基金立项的重视，在2009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中，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课题为11项，在2009年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课题中，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立项课题共14项，其中学科门类为法学的1项、管理学8项、经济学2项、社会学1项、交叉学科1项、新闻学与传播学1项。受到学术界这一主流趋势的影响，本书作者在选题及博士论文初步写作的过程中，也一直将研究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层面，曾拟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作为研究题目，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研究计划，先后写作8万多字，可谓枝繁叶茂，但不见主干，难以深入。细观国内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后，发现现有研究虽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未达成一致的共识，甚至结论相互矛盾（第2章将详细总结）。造成研究结论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社会责任蕴涵隽永，言近指远，然于其诠释，歧异颇多，未能就其形成一致公认的界说（卢代富，2001），研究人员对这一核心概念体系如何测量争议较多，导致实证研究的结论含糊不清。（二）现有研究弱化了慈善捐赠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特殊地位和增强作用
在卡罗尔（Carroll，1999）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结构中，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包含多维度的概念体系，而且这些维度在方向和概念上存在含糊与冲突，因此，很难用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如果不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多面体的概念进行“解剖”，只是泛泛地研究这一宽泛的概念，得出的结论就不具有针对性。慈善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高级形式，是不同于其他责任的一种自愿性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将慈善从企业社会责任整体中剥离出来，单独对其进行研究，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应用价值。
然而，与企业社会责任如火如荼的研究相比，有关慈善捐赠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捐赠”作为题名进行了文献检索，发现现有文献大多为泛泛之谈，研究方法也主要局限于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例如，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曾在2000年针对上海企业的捐赠情况进行调查，2001年9月至2002年4月又组织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对30家大型企业进行了第二阶段的个案比较研究，并出版名为《公司与社会公益》的研究报告。2009年该中心又组织编写了《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以反映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图景。但是，社会学界开展的问卷调查研究仅限于定性描述和案例分析，不能对公司捐赠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揭示。管理学界真正开始重视公司捐赠问题的研究源于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此后陆续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例如，山立威（2009）对上市公司“5·12汶川大地震”捐赠的经济动机进行的研究，方军雄（2009）、燕波等（2009）对上市公司捐赠的市场反应进行的研究。但管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刚刚起步，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作者以“捐赠”作为题名，以“2000—2010”作为时间区间进行检索，得到的文献仅有6篇，其中对企业捐赠进行研究的文献仅有4篇，包括：《基于法学的视角对公司捐赠的利益冲突和平衡进行的研究》（刘亚莉，2008）、《基于经济学视角对公司捐赠的税收激励》（郭建，2008）和《对公司捐赠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曹洪彬，2007），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仅有一项，即田雪莹（2009）对企业捐赠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及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进行的研究（第二章第五节将详述）。
总之，慈善捐赠进入管理学的研究视野是新近才发生的事情，目前还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由于国内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上，大都只将慈善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而略加涉及，忽略了慈善捐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强作用以及其对企业社会形象改善的特殊重要性，进而导致慈善在企业竞争战略中的地位被低估。（三）中国企业面临的捐赠市场环境与西方不同，国外的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实际
有关公司捐赠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多是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而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受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捐赠市场环境，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捐赠行为表现具有不同于国外的鲜明特色，这一状况使得西方的理论和实证结论很难直接移植到我国，并用来解释中国的实际。（1）我国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与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组织结构差别很大，政府的强势地位可能会对我国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方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和公众主导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和行动，政府的作用相对微弱。然而，我国政府的强势地位使得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进程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的，企业的行动严重依赖于政府在和谐社会的政策和行政措施（楼建波，郭秀华2009）。（2）在西方，捐赠是一种自愿行为，而在我国，很难确定捐赠是否“自愿”，政府对捐赠市场的干预，“行政募捐”、“索捐”的存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使得许多中国企业的捐赠是“被迫”自愿的。这种“被迫”自愿的捐赠行为可能会使中国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表现出与西方企业的不同之处。（3）中西方慈善文化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慈善思想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现代西方更是具有发达的社会慈善机制，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理念深入人心，慈善事业较为成熟。虽然中国自古也有慈善思想，但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以亲情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为子孙创造优越条件的财富观使得中国慈善文化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消除了私有制，慈善也随同消失。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几年频发的自然灾害的推动下才进入快车道，慈善文化的差异也造成了中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4）中西方社会捐赠资金的主要来源不同，相对于西方国家个人捐赠的重要地位而言，企业捐赠是我国捐赠资金的最重要来源。在我国，由于基金会发展时间较短，民间遗产捐赠也未形成规模，因此，企业捐赠对社会公益捐赠资金的贡献率要远大于国外企业，企业捐赠长期是慈善捐赠的主体，只有在较为特殊的2008年，个人捐赠才首次超过企业捐赠（钟宏武，2009），因而企业慈善捐赠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改善社会形象、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工具，但管理学界的现有研究却聚焦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表现上，强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优势效应，忽略了慈善捐赠这一特殊社会责任表现方式的增强作用，导致慈善在企业竞争战略中的地位被低估。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理论主要是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建立起来的，国情和文化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的捐赠市场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捐赠行为表现与西方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西方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国家未必适用。因此，结合中国国情，对公司慈善捐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十分必要。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开启了中国慈善历史的新纪元，慈善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空前关注，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契机，也使得从管理学的视角对公司慈善捐赠进行深入研究更加可行而富有意义！第二节研究问题的提出
对政府的慈善政策制定而言，企业的慈善捐赠实践尤为重要，迫切需要理论与实务界回答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前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二，公司慈善捐赠行为具有经济效果吗？捐赠能否为企业带来好处，实现“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即“行善并赚钱（Do good and do well）”（Wood，Jones，1995）的有利经济后果？因此，本书也将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开展研究。一、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
尽管捐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企业行为，但是，在面临近乎相同的内外部环境的条件下，不同企业的捐赠表现却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6）发现：大型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盈利企业、处于成长和成熟阶段企业的社会捐赠相对较多。2006年，有60.7%的大型企业慈善捐赠超过10万元，上市公司为50.5%，国有企业为27.9%，民营企业为19.9%，盈利企业为26.4%，成熟阶段的企业为26.3%，成长阶段的企业为24.4%（金碚，李钢，2006）。田雪莹（2009）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的调查发现，捐赠水平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差异明显，房地产业最高，达0.94%，其次为金融保险业0.51%，医药企业捐赠水平达到0.43%；从企业经济性质方面看，差异也很大，国有企业高居0.74%，民营企业为0.31%。
灾难背景下，不同的企业对捐赠表现也相差甚远。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中，*ST昌河（股票代码600372）2008年一季报亏损8911.04万元，但捐出现金330万元；太平洋证券一季度巨亏超过2.5亿元，捐出了100万元。毛利润率超过40%的万科地产却因与其暴利明显“不对称”的200万元捐款遭遇“捐款门”事件的困扰，严重影响了企业形象。与之相对比的加多宝集团（1.1亿）、荣成钢铁（1.1亿）、日照钢铁（1亿）却因卓越的捐赠表现赢得一片赞誉。不同企业的慈善捐赠表现存在差异，为了根据企业自身的行为逻辑，寻找解决企业慈善捐赠策略及国家慈善政策制定的有效途径，本书将采用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从企业的内部出发，解开公司慈善捐赠行为背后可以解释的原因，对不同企业的捐赠表现差异作出合理解释。二、公司慈善捐赠的价值相关性
根据经典的企业理论，企业是契约的集合体，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价值创造是企业存续和发展的根本目标。然而，行善却意味着企业要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不以获利为目的的活动中，这必然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成本与利润之间的矛盾隐喻着企业不应该捐赠，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捐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企业行为（燕波等，2009）。例如，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加多宝集团捐出了一个亿，公司社会形象大大提升，进而使得2008年的销量达120亿元，“王老吉”品牌深入人心。遭遇“三聚氰胺”事件困扰的伊利股份2008年的税前亏损为19.55亿元，但其2008年的捐赠金额却高达5525万元，在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在2010年4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赈灾活动中，连续3年亏损的陕西上市公司ST金花为玉树地震捐款1250万元，仅次于该活动中捐款排名第一的中石化。越来越多的企业一掷千金，花费巨资投资慈善。那么，善行会有善报吗？捐赠是否会如企业所愿，达到“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以及西方学术界所言之“行善并赚钱（Do good and do well）”（Wood，Jones，1995）的有利经济后果呢？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慈善行为是否会赢得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青睐，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呢？只有当企业慈善活动长期持续为其捐助对象创造真正的价值同时又能增强企业经营绩效时，它才能满足企业获取外部市场收益和内部经营管理双丰收的底线（Bruch，Walter，2005）。因此，对“捐赠对企业有何价值”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和持久性。
对“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国内外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前期捐赠对企业后续财务绩效的影响，而非前期财务绩效对当期捐赠的影响，因此，实际是指“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已在文献中，用来表征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通常包括会计类和证券市场类（Bert Scholtens，2008），会计类指标主要指的是账面的净资产收益率等，市场类指标指的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通常以公司的股价进行衡量，体现为公司市场价值的高低。就本选题而言，作者仅研究了上市公司捐赠行为对其资本市场表现的影响，即慈善捐赠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不考虑捐赠对企业账面财务绩效指标的影响。为了行文方便，本研究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简称为“慈善捐赠的价值相关性”。
为了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回答，本研究将社会学、公共经济学、法学所关注的边缘性研究课题运用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本书的研究问题如图1.1所示。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捐赠动因的不同可以把捐赠型公司分为四种类型：经济动因主动型、制度动因主动型、道德动因主动型和平衡型（Schwartz, 2003）。事实上，企业捐赠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动因，利他性捐赠动机在现实中确实存在。本研究虽然强调的是公司捐赠的经济动因及经济后果，但也承认并肯定“利他型”捐赠公司的存在及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作用。图1.1 本书研究问题第三节研究对象与研究期间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书拟选择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1）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而目前我国的政策法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上市公司中。从2002年证监会出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到深交所200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及上交所2008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企业社会责任在上市公司中一步步得到加强，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强化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和排头兵。（2）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更有动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进行慈善捐赠。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坚力量，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其在对社会发挥重大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对社会公众利益具有显著影响。第一，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上市公司具有规模大、管理规范、制度先进等特点，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较其他公司更为规范。第二，上市公司的财力、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为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充足的财力物力保证，会有更大的动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第三，上市公司面对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上市公司在发展及上市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支持，上市后又在资本市场筹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比一般企业吸收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上市公司理应在关注自身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既是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回报，也是树立其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3）上市公司面临着更大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外界压力。上市公司被称作“公众公司”，作为资本社会化的典型组织形式，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充分关注的目标，其活动已被视为一种典范并被加以期望，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会起到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由于股票的上市流通，因此上市公司任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并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及股东财富的增长。（4）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大多是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非常客观的原因在于，在我国，对于微观企业而言，只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可以公开获得。由于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的财务等数据是公开的，且经过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可靠性可以得到保证，加之国内已有多个成熟可靠的数据库（例如CSMAR数据库、CCER数据库等）可以获得公开的上市公司的研究数据，数据的采集成本相对较低，而要取得非上市公司微观层面的财务、公司治理等数据则相对困难得多，数据可靠性也得不到保证。二、研究期间的选择
为了增加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普遍适用性，本书不仅对灾难事件背景下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及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其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所表现出的长期趋势进行了研究，以发现其特殊时期的表现与长期规律的不同或相同之处。为了揭示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及价值相关性的长期趋势，本书将采用上市公司2004—2008年连续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之所以以2004年作为面板数据的时间起点，原因在于：①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2005年我国才开始出现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才逐渐被学术界重视。②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较为缓慢，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2004年企业公民委员会、《公益时报》和胡润合作推出中国第一张慈善家排行榜，同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打开了民间资本流入慈善领域之门。③本书所需要的实证数据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财务数据（例如公司规模、财务状况、现金流量、企业价值等），但是，2006年年底中国会计界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革。根据2006年财政部第33号令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自2007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即1项基本准则及38项具体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的执行使得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处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按照证监会的规定，如果企业采取了新的会计处理原则，应该利用新的原则重新核算去年和前年的重要科目。目前，国内数据开发商提供的金融与财务研究数据库中，只有北京色诺芬的CCER数据库中提供了按照新会计准则调整后的数据，然而，这一调整最早可追溯到2004年，因此，基于数据的可比性要求，只能将研究时间起点追溯到2004年。④钟宏武（2007）曾以沪深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为依据，对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书将只利用最近几年数据，检验这一命题在新的制度背景下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和规律。
此外，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以及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使得2008年和2010年成为中国慈善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此，除了以连续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之外，本书还将以灾害事件为背景，选取重点时间截面进行研究，以增强研究结论的解释力。第四节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一、文献研究法
学术研究是在他人发现的基础之上不断延伸的，即牛顿所言之“巨人的肩膀”。因此，本研究十分重视对现有文献的搜集、阅读和整理，并为我所用。作者通过搜集、阅读国内外有关本主题的研究文献，开阔了视野，了解到有关该研究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并从中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从而选定了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作者对文献涉及的时间、空间、载体形式和主题都有周全的覆盖，把握了该项研究的基本状况。本研究文献检索的平台包括西安理工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文献检索平台。获取文献的途径主要包括：①CNKI数据库（包括期刊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博士论文数据库、优秀会议论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②外文数据库主要包括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拥有的EBSCO、PQDD、Emerald、Science Direct数据库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拥有的Springer Link和Sage数据库。③在确定研究问题和对较为宽泛的文献进行搜集时，谷歌学术搜索和百度搜索也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信息。④对于上述数据库中无法得到的文献，通过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情报室与其他高校进行了文献互助，获得了重要的有价值文献。⑤本研究所需要的纸质文献来源于公开出版的各类学术著作。作者获取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第一手材料，保证了文献的客观真实性。对于二手材料，作者认真考察了其出处，以避免受到使用者主观立场的影响。
文献研究是作者整个博士研究生阶段文献研究的自然延伸。按照导师独创的研究生六级培养模式的要求，每个博士生在入学后，每周都要参加研究所的学术讲座，且每位博士生每学期要至少就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讲一次学术讲座。进行学术讲座的过程中，本人所确定的研究领域最初为企业环境会计，之后，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思路逐步拓宽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并完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综述》等综述性文章，就此领域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随着文献阅读的逐步深入，在确定博士论文的最终研究主题时，导师指出，如果将研究停留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整体层面，研究的创新性受到很大挑战。2008年，受普遍关注的“5·12汶川大地震”的启发，导师高屋建瓴地调整了研究方向，本书作者也锁定了公司慈善捐赠这一研究主题。细化了研究主题后，就此又搜集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并完成《公司慈善捐赠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价》、《公司捐赠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等综述文章，使得本书的写作思路更加清晰。因此，文献研究法并不只是前期阶段的工作，而是贯穿了作者写作过程的始终，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对文献取舍、反复研读、归纳整理的过程。二、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
早期，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司捐赠的研究大多限定在社会学界，本书将这一涉及多学科的边缘性研究课题纳入管理学的研究视角下，采用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实证分析方法是管理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是对管理科学贡献最大的研究方法。本书所指的实证研究是一个与规范研究相对应的概念，是狭义的实证，即具有“假设—数据—检验”等关键环节的国际主流研究方法，在会计领域这一方法被叫作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 accounting research）（韩传模，孙青霞，2006）。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调查、观察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包括二手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构造模型分析得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的研究方法（马庆国，2008）。本书遵循了实证研究的基本范式，即研究问题的提出、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概念界定和模型构建、提出研究假说、选择样本及数据来源、实证分析、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讨论、研究局限及下一步的研究建议。三、计量经济学方法
本书将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从数据类型看，不仅涉及上市公司2008年的横截面数据，而且使用了其2004—2008年连续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从模型来看，研究中不仅应用了管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而且应用了计量经济学中最前沿的Panel Data模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并将面板模型中最新的两个重大领域——面板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应用其中，增加了研究的动态性和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从估计方法来看，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加权）最小二乘法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经典计量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如正态性、非自相关、同方差、多重共线性、模型稳定性、非参数检验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本书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时遵循以下步骤：第一步，根据理论假说确立实证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具体的数量特征性结论。第二步，根据所确立的实证对象的理论模型形式，具体设计其对应的经济计量模型形式，包括把有关不可观测的变量转化为可以观测的变量，将理论命题转化为可以进行检验的统计假设，收集、整理数据资料，并确保数据含义与其模型中变量含义的一致性等。第三步，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并对统计假设进行检验。第四步，对估计、统计假设检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四、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事件研究法是一种常用的金融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用于研究当市场上某一个事件发生时，股价是否会波动，以及是否会产生“异常报酬率”（abnormal returns）。事件研究法集中于探讨事件（如合并、收购、收益公告或再融资行为、捐赠行为等）的发生对股票价格（或企业价值）带来的冲击（袁显平，柯大钢，2006）。本书在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中，以上市公司对玉树地震的捐赠行为作为事件背景，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探讨了上市公司慈善灾害危机响应是否会对公司股价和超额收益产生显著影响。
综合运用以上研究方法，贯穿于本书的技术路线如图1.2所示：图1.2 研究的技术路线第五节研究内容及本书框架体系
本书共包括七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并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研究内容及论文的框架结构进行介绍，起到统领全篇的作用。
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析。本章对公司慈善捐赠的理论基础、主要概念，以及国内外有关公司捐赠的影响因素、公司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和评价，通过比较发现了国内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和空白点，提出了本书的研究设想及力图创新之处。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章从高阶理论、组织冗余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战略慈善理论对公司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和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中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本章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提出的研究假设，从高层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冗余资源和公司治理结构三个层面，同时使用上市公司2008年的横截面数据以及2004—200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非参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对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对研究假设进行了证实，并就主要的研究发现进行了解释和讨论。
第五章，中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本章从两个角度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价值相关性展开了研究：其一，利用上市公司2004—2008年连续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对公司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试图发现公司慈善行为的价值相关性在中国资本市场所表现出的长期的一般性规律；其二，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上市公司玉树地震捐赠这一慈善灾害响应行为（CPDR）对其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的影响，以证实灾难背景下公司慈善行为是否会提升企业价值，带来“战略慈善”的有利经济后果。
第六章，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激励回报机制的构建。本章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制度背景，借助于相关案例对我国捐赠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制约捐赠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第七章，结论与讨论。总结研究工作和得出的研究结论，归纳本研究的创新点、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并指出研究局限，对进一步的研究设想进行展望。
本书各章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1.3所示。图1.3 论文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框架图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析第一节公司慈善捐赠的理论基础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对公司慈善捐赠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及由此拓展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公司慈善捐赠提供了理论支点。（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由英国学者谢尔顿（1924）在其所著《管理的哲学》一书中提出（刘俊海，1999；张志强、王春香，2005；马力、齐善洪，2005等）。他提出，公司的经营，应该与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这种思想冲击了“公司的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这一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观念。1953年，被誉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博文（Bowen）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标志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真正开始，他提出了企业及其经营者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并给企业社会责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商人按照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来追求相应的政策，作相应的决策或遵循相应的行动标准。随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争议不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责任观点。
从产生之初到近百年的发展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学术界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概念，企业社会责任蕴涵隽永，言近指远，然于其诠释，歧异颇多（卢代富，2001）。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从产生之初就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相关定义目前已达上百种（沈洪涛、沈艺峰，2007）。已有文献已进行过较为全面的归纳，因此，这里仅给出主要的代表性定义。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之外，还必须对全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代表人物卢代富（2001）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沈洪涛（2006）给出的定义是：“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现代公司在创造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处理好与公司相关的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司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在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中，西方学术界大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以卡罗尔为代表的四责任概念框架。
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卡罗尔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一个涵盖各种企业责任的概念，由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概括得最为全面，因而其观点被普遍接受，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卡罗尔（1979）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责任的期望”。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企业必须承担经济责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y），这是企业最重要的责任，因为企业根本上是经济性组织，企业必须盈利，经营者有义务为所有者谋求应得的回报；第二，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满足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和伦理责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第三，慈善责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慈善责任最初被划分为自愿型责任（或自由决定的责任）（Discretionary Responsibility）。1991年，卡罗尔对企业社会责任四部分定义进行了完善，把自由决定的责任正式确定为慈善责任。这样，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形成了著名的卡罗尔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如图2.1所示。
卡罗尔（1979）强调这四个责任并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相互叠加的，这样排列的目的只是强调社会责任的发展顺序。①经济责任：在市场交易中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经济责任是社会要求企业做到的，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是企业创立的直接目的，是企业继续存在的动力，没有经济责任，就谈不上其他社会责任。②法律责任：遵守法律。社会在赋予企业经济任务的同时，制定了要求企业遵守的法律。因此，遵守法律是企业对社会承担的责任。③伦理责任：在市场交易中以公平和负责任的方式，尤其不是法定要求时，要求企业的行为模式完全遵循道德标准，包含了超越法律规定的、社会成员所期望或禁止的活动。伦理责任包含和反映了新出现的、社会要求企业遵守的价值观和准则，尽管他们比现行的法律要求更高。④慈善责任：企业自愿以比实际所承担的责任和期望更高的企业准则来指导企业活动。慈善责任也称为自愿的或自行处理的责任，慈善活动纯属自愿的活动，法律没有规定，社会也没有对企业普遍提出这样的要求。例如企业志愿者服务社会、向文化机构的捐赠都是企业在主动履行慈善责任。卡罗尔指出，四责任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相关者模型，每一种责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各有侧重。经济责任影响最大的是所有者和员工，因为如果经济效益不佳，所有者和员工的利益都会直接受到影响。法律责任对所有者来说很关键，但在当今社会中，企业面临的多数诉讼威胁来自员工和消费者。伦理责任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影响，但最常涉及的是消费者和员工。慈善责任主要影响的是社会，接下来是员工（卡罗尔，1991）。图2.1 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资料来源：ARCHIEB.CARROLL. Thepyramidof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towardthemoralmanagementof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 BusinessHorizons，1991，34（4）：228.
第二，以布鲁梅尔（Brummer）为代表的并列责任观。
布鲁梅尔（1991）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同于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与企业道德责任的一种企业责任。布鲁梅尔通过对各种企业责任的比较把企业责任划分为四种，即企业经济责任（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法律责任（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企业道德责任（The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和企业社会责任（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Corporations）。布鲁曼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责任并列在一起，因此被称作“并列责任观”。他认为，只有在和其他三种责任的比较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含义。
第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仅指经济责任）。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是一个“商业组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只需对企业的所有者（股东）负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就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1970）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和相应的道德标准的前提下赚尽可能多的钱。”他旗帜鲜明地声称：“在自由经济中，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他的资源，按照游戏的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带来成本的上升、利益的流失，消耗企业的现有资源，从而降低企业的经营业绩，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企业将资源投资于公益事业等行为，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反而会消耗企业的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绩效。”（三）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慈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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