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arry Collins,Dominique L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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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耶路撒冷试读：
序曲
|Preface这声音他们太熟悉了。在1948年5月这个下午之前的几个月里，这种凄惨的呜咽声标识着他们存在的边界。那是英国人的风笛声，现在它最后一次回荡在耶路撒冷古老的石路上，预示着这些还滞留在耶路撒冷古老城墙内的英国士兵也要开拔了。他们排成纵队行进，默默无语、不苟言笑，有节奏的军靴踏步声和行将消逝的风笛声混在一起。在每一列纵队前后各有一名士兵，胳臂上倒挂着一支司登冲锋枪，和他们平素一贯的目不斜视迥异，不住地扫视周围充满敌意的石头建筑。
从犹太人的街道两旁、装饰着石雕的会堂窗户里，从传道授业的圣堂发霉的门廊里，蓄着大胡子的老人望着他们前进。他们的祖先也曾这样望着其他士兵走出耶路撒冷：有巴比伦的、亚述的、罗马的、波斯的、十字军的以及土耳其的，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短短32年统治行将结束、正在抽身离去的英国士兵的军事前辈。这些老人是拉比、《塔木德》学者、律法的解释者，数百年来，他们和他们的前辈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段被遗忘的犹太遗迹——下面，靠着他们散居的兄弟、大卫城的守护者的接济为生，他们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钻研经典，脸色苍白、弯腰弓背。他们谨守安息日，他们贫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律法的明确规定。他们熟记《托拉》经文，辛勤抄写世代相传的《塔木德》文献。他们每天跪在圣殿山的石头面前，祈求终有一天，亚伯拉罕的上帝会将他的子民从他们被丢弃的地方带回锡安地。
这一天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是如此，他们从街区堵着沙袋的窗户和庄严的石头墙上开凿的枪眼里，注视着这些英国士兵。这些武装起来的人已经没有耐心按上帝的指示行动了，他们下定决心，要用自制的手榴弹和他们抓在手中的司登冲锋枪，加速上帝预言的到来。在最后一名英国士兵消失后，他们就将冲出去抢占英国人数月来控制的位置，那是将老城的犹太区和阿拉伯区分割开来的一连串有利地形。
最后一列英国士兵沿着街道走下去，突然停了下来，向左转入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铺成的小巷里的路，它通往占地面积很大的亚美尼亚宗主教领地。队伍在奥尔·查伊姆街（Or Chayim）3号的石拱门前停了下来。
屋里，犹太区的年长居民末底改·维恩嘉顿（Mordechai Weingarten）拉比在古书和犹太银器环伺之下，阅读着令人气定神闲的圣典，已然度过了一个下午。陷入沉思的他，听到敲门声还犹豫了一会儿。
他站起身，穿上黑色马甲和外衣，扶了扶金丝边眼镜和黑帽，迈步向场院走去。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英国少校，别着萨福克团黄红相间的军徽，右手悬挂着一把约莫一英尺长、锈迹斑斑的铁条。他向这位年长的拉比郑重地鞠了一躬，并把它交给了他。那是一把钥匙，耶路撒冷老城七门之一锡安门的钥匙。“从公元70年直到今天，”他说，“耶路撒冷的城门钥匙从未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是18个世纪以来，你的人民第一次获得此项特权。”
维恩嘉顿用颤抖的手接下钥匙。有一则犹太人的传奇说，就在罗马皇帝提多摧毁圣殿的那天晚上，城里绝望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钥匙抛向了天堂，呼喊着：“上帝啊，从此以后就由你来守护这些钥匙吧！”现在，这位并不合适的代理人把它们交还给犹太人，立正并敬礼。“我们的关系不总是那么轻松愉快，”他说，“但还是让我们像好朋友一样告别吧。祝你好运，再见。”“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维恩嘉顿轻声地说，“你赐给我们生命和食物，准许我们活到今日。”然后，他对英国人说，“我以我人民的名义接受这把钥匙。”
英国人转过身去。他迅速命令他和士兵列队离开拉比的小院子。夜晚的阴影降临到了耶路撒冷老城。很快，一种新的声音代替了风笛的回响。维恩嘉顿紧握着这把锡安门的钥匙，听见这声音，怔住了。这声音提醒他的人民，他们开启大门的力量多么微弱，他们对于这些石墙围起的新领地的所有权或许将会非常短命。耶路撒冷将再一次变成战场。拉比在渐浓的夜色中谛听，这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仿佛遍及整个老城。
那是令人感到不祥的、恐怖的枪声。
子弹一颗一颗从头顶飞过，这位阿拉伯女子本能地紧张起来，她加快脚步，穿过阒无一人的街道。在阿希亚·哈拉比（Assiya Halaby）的前面，朱利安路（Julian' s Way）的山顶就是她的目的地，在那里的一幢六层楼的石头建筑里，她曾经工作了许多日子。这座难看的建筑辖制着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的天际线，而住在里面的人则主宰着整个城市的生命线。这幢以那个在犹底亚山上选择建都的国王名字命名的建筑，乃是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的所在地。
这天早上，大卫王宾馆的大堂几乎是空荡荡的。黄色的防尘罩覆盖在扶手椅和沙发上。平日里一尘不染的地面上扔着废纸。六个用红蜡封着锁的档案柜摆放在门口，就等着货车将这些曾经带给人希望的法令存入英国某个尘封的档案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最后几个英国公务员，就像官方鸡尾酒会上的最后一批食客似的，在略微有些尴尬的气氛中说着闲话。
阿希亚·哈拉比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大卫王宾馆，向他们告别。她走进宾馆，发现她是同事——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中，唯一一个前来向这些统治着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人来告别的。
在午后的大卫王宾馆三楼办公室里，她作为英王政府的雇员，为他们办了最后一件公事。她签署了一份特别的补充支出授权书，批准农业部发放650巴勒斯坦镑，以支付两位编外护林员守护杰宁森林的工资。她明知这些森林里的树木永远不会知道有这些护林员保护性的巡视，但她还是干脆利落地用她官僚主义者的钢笔画了圈。也许是该签署这份授权书，因为在许多方面阿希亚·哈拉比是巴勒斯坦的英国行政当局的产物。
她出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中产家庭，从英国行政当局那里获益甚多。首先，多亏了它，她获得了妇女的解放，一个象征性的事实就是，1939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耶路撒冷机动车登记处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仪式结束后，阿希亚成为巴勒斯坦第一位拥有并驾驶汽车的女子。
和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阿希亚·哈拉比并不真的相信英国人会离开。那些曾经教导她，要热衷于把人类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居然“逃跑了，还留下了一个真空”，这简直不可理喻。可是现在，和阿希亚握手告别后，他们鱼贯爬上等候在一旁的巴士，就这样匆匆离去，甚至没想到要为唯一一个来向他们告别的巴勒斯坦人留下一条安全的回家通道。他们的车队沿着朱利安路一路下行，往大马士革门绝尘而去。在他们身后，阿希亚·哈拉比最后一次挥手作别。大卫王宾馆现在已是门可罗雀。在这座曾象征着巴勒斯坦统治权的堡垒里，让人还能想起英国人的，就只剩下一些纸片，像秋天的枯叶，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面飞舞着。
阿希亚·哈拉比回到家，发现她兄弟留下一张纸条，要她赶紧到老城的穆斯林区和他会合。她收拾了几样东西：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一只婴儿枕头、一只泰迪熊，还有一套绿色的两件套。出门时又顺手从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好在以后的几天里翻阅。
和许多耶路撒冷人一样，阿希亚·哈拉比认为，从那天早晨起将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很快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就要竖立起一堵高墙，墙上的石头将让这座她出生的城市成为她的流放地。不是几天，而是几年的时间里，她都要去思考她在那天早上带出来的书上的内容。那本书的书名是《阿拉伯的觉醒》。
身穿刚熨好的英国皇家炮兵将军服，一副严厉而庄重的样子，这位苏格兰人迈步走出官邸正门，停下脚步，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风景。某个对圣经知识一无所知、早已被人遗忘的官员，像游客似的瞥了一眼，就决定在这座恶意之山上修造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官邸。此举必定让那些生活被此地居民所决定的人对其生活嘲笑不已。现在，阿兰·康宁汉爵士（Sir Alan Cunningham），最后一任的高级专员做最后一次回眸，欣赏脚下的壮观景象，亘古不变的耶路撒冷城墙在荒瘠的山头一览无余。
然而，康宁汉爵士几乎没有时间沉思。作为英国的高级专员，还有最后一项仪式在等待着他举行。就像在遍布山脚的教堂一样，他所代表的行政当局也有自己规定的仪式。今天上午，康宁汉爵士将主持一个典礼，标志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统治的终结。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英帝国就开始觊觎巴勒斯坦了，战后更是迫不及待要获得统治权，其战略性目标，一是要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北部通道畅通，二是要构筑一座通往伊拉克荒漠的桥头堡，因为那里盛产一种新的财富：石油。战后，英国以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形式，取代奥斯曼土耳其当局，最终确立了其统治。
这种统治一开始可谓志在高远。英国承诺帮助当地流浪的犹太人，为本地人提供教育，用开明的基督教殖民主义的典范取代土耳其人的暴政。但是，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英国在巴勒斯坦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没有谁比最后一任高级专员更加明白，英国人留给这个5月清晨的，只有混乱和战争。康宁汉爵士最后看了耶路撒冷一眼，一个念头让他极度苦恼，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就在那里，在他花园的墙头下面，16万人民在等着他离开，好捉对厮杀。
他转过身去。有几个人——军官、政府官员和一些新闻记者——正恭候一旁。康宁汉一张一张脸看过去，他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阿拉伯或犹太社团的代表前来向他道别。他在官邸前面站定。在阳台上，五名高地轻步兵团的士兵笔直地站在那里。7点整。清晨，空气透亮，军号声咽。康宁汉爵士立正。风笛缓慢而庄严地奏响，英国国旗从耶路撒冷蔚蓝的天空徐徐降落。
看着落下的国旗，康宁汉爵士感到“一种极大的悲哀”传遍全身。“为了实现这么小的目标，却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失去了那么多的生命。30年过去，我们几乎一事无成。”他想。
送他去机场的黑色豪华轿车启动了。那是一辆四吨重的戴姆勒装甲轿车，原为乔治六世在巡游大轰炸肆虐的伦敦时特制的。克雷蒙·艾德礼首相将它送到耶路撒冷，以确保康宁汉的安全。这个倔强的苏格兰佬总是拒绝乘坐。根据安全人员的正式命令，它将载着他做最后一次伤感的耶路撒冷之旅。
在坐进轿车前，他绕着官邸走了一圈。他要沿着官邸的花园小径再做一次告别散步，否则就不愿离开，因为三年的耶路撒冷生活，他已深爱上这座花园。有多少次，他曾在花园的玫瑰花丛里徜徉，思考某个判刑的犹太囚犯的命运，或者竭力忘却被恐怖分子炸碎的英国士兵尸体的惨状。他熟悉每一丛薰衣草，每一朵攀缘上花园墙壁的蔷薇，每一棵精心修剪的细长的阿勒颇松树。“现在，”他想，“谁来照料这花园呢？”
1948年5月14日，圣地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英国将军的离开，一个古老国家在此重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采取一种公开的、全新的方式争夺这片土地。其结果则将给中东带来20年的烦恼，也令全世界为之瞩目。PART I|第一部耶路撒冷：“哀恸有时，跳舞有时。”1947年11月29日- 1947年12月20日第一章在法拉盛草地公园做出的决定
1947年11月29日，下午，纽约法拉盛草地公园。在一幢曾是溜冰场的巨大空穴般的建筑里，57位联大成员中的56位集中在一起，将决定位于地中海东部一块狭长地带的未来。那里的面积仅为丹麦的一半，聚居的人口比圣路易斯还少，那里曾经是古代地图绘制员心目中的宇宙中心、少年世界的人类一切道路的终点：巴勒斯坦。
在联合国的短暂历史中，再也没有什么讨论可以比得上关于这块土地所引发的争论更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因为，所有成员皆以某种方式与它的精神遗产相联系。摆在联大面前的是一项动议：将这块古老的地方分为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该项动议代表着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集体智慧，这个委员会受命寻找一条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控制巴勒斯坦长达30年斗争的途径。
这项动议，可谓地图绘制员的梦魇，往好里说是一种妥协，往坏里说令人憎恶。它将巴勒斯坦57%的土地划归犹太人，却不顾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及过半土地是阿拉伯人的事实。在犹太国家里，阿拉伯人拥有更多土地，而在移民之前，那个国家容纳的犹太人几乎不足千人。每个国家分为三部分，由一些跨国公路相连，整个分治计划就是凭借这些公路发挥作用。两国在军事上均无险可守。
至关重要的是，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的重心的耶路撒冷，联合国的计划是拒绝两个国家拥有对它的主权。由于对耶路撒冷的情感既深且广，极易引发争议，不能将其委托给任何一个国家管理，因此，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将在该城及其周边地区实行国际共管。
这项动议对于犹太人而言不啻为一个惊人的打击。再造一个没有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的犹太国家，对于犹太民族而言无疑是一个诅咒：复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两千年前的离散归结为一句话：“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散居犹太人的会堂最重要的一堵墙均面向东方的耶路撒冷。每一个正统犹太人家的墙面，也都不经意地命名为耶路撒冷。犹太新郎在婚礼上要将一只玻璃杯打碎在自己脚下，表示对圣殿被毁的悲哀，祈祷他的婚姻能够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激发喜悦和舞蹈。犹太人传统安慰人的话“愿全能者带给你和所有为锡安和耶路撒冷哀恸的人”，也令人联想到这座圣城。甚至召唤犹太人重返他们古老家乡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是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锡安来命名的。
多少代人，虽然无兴趣也无决心——甚至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前去仰望一下犹底亚的群山，但是每逢逾越节结束，都还会相互祝愿，“明年在耶路撒冷过节”。
除了这些精神上的牵挂，还有战略上的意图。耶路撒冷每三个人中有两个是犹太人。他们占巴勒斯坦全部犹太人的六分之一。占有耶路撒冷和一条通往大海的狭长走廊，犹太国家就能够在巴勒斯坦的犹大地区的垓心获得一处坚固的立脚点，否则该国将陷入险境，成为一块仰靠地中海鼻息的沿海飞地。
在梵蒂冈的敦促下，拉美天主教国家向犹太人明确表示，他们赞同巴勒斯坦分治，但代价是耶路撒冷国际化。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希望获得分治所必需的票数。犹太人心情沉重地让步了，他们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却要付出失去耶路撒冷的代价。
虽然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动议，令犹太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的60万犹太人——失去耶路撒冷，但是仍然承诺，他们能够实现两千年的梦想以及当下的迫切需要。以一种人类历史上无法比拟的持之以恒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犹太人念念不忘他们自公元70年就已被驱离的圣经时代的王国，即使千年的离散已成永远。在他们的祈祷里，在他们人生的重要时刻，在他们的仪式里，他们总是提醒自己，对于那块应许之地何其依恋，他们与那片土地的分离何其短暂。
他们的祖先是最早一批逃离美索不达米亚、以流浪为生的希伯来部落，在历史加给他们千年战争、迁徙和被奴役的诅咒之前，几乎没有踏足过这片土地。最终，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逃离埃及，用了40年时间返回犹大底亚的山地，建立了他们的首个主权国家。
大卫和所罗门在位时，国力强盛，但持续不过百年。在欧、亚、非商道交会处生存，在这片强邻环伺的土地上建国，希伯来人注定要遭受千年不绝的入侵。亚述、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每个国家都调兵遣将，在此攻城略地。一次在公元前586年，另一次在公元70年，征服者给他们带来最严峻的考验，将他们流放，摧毁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献给他们，也献给全世界之神耶和华的圣殿。多次的离散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孕育出他们对其古老故乡坚韧不拔的依恋之情。
令这情感变得更为炽烈、更加急切的，还在于这些离散的犹太人每到一个避难的港湾都会遭受迫害。犹太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在于另外一个宗教，悖谬的是，那还是一个致力于人与人相爱的宗教。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热情高涨，为了让异教的大众皈依基督教，就将一种灵性上的歧异强加给犹太人，以突出他们的宗教与其神学前辈之间的差别。提奥多修二世皇帝在其法典中将之合法化，用来声讨犹太教，破天荒地将整个犹太民族视为另类。
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特（Dagobert）把他们从高卢驱逐出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抓捕他们的孩子，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拜占庭皇帝赫拉克留（Heraclius）禁止犹太人的崇拜仪式。至于十字军，灵性上的歧异变成了系统的杀戮。十字军们叫嚣：“Deus vult！上帝所愿！”他们进军耶路撒冷，沿途摧毁每一个不幸的犹太社区。
大多数国家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以宗教组织起来的中世纪手工艺和商业行会不对他们开放。教会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而基督徒也不得居住在犹太人周边。尤为可恨的是，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的决议，将犹太人定义为一个不同的种族，强迫他们戴上区别性的徽章。在英格兰，是摩西所受十诫的石版之复制品；在德国，是一个黄颜色的O字，也就是后来第三帝国用来标志毒气室受害者的黄色之星的原型。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以及后来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将犹太人赶出他们的国家，并在驱逐他们之前剥夺其财产。甚至黑死病也被归在犹太人头上，他们被指控把蜘蛛、青蛙腿、基督徒的内脏和祭品碾成粉末，往基督徒的井水中投毒。大约有两百个犹太社区因为这种野蛮的狂热而惨遭屠戮。
在这些黑暗的世纪里，犹太人在西方唯一正常生存的例子是在哈里发统治下的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犹太民族获得了他们在散居期间从未有过的繁荣。基督徒收复失地运动结束了这一切。1492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
在德国，犹太人被禁止乘坐马车，进城时另外收费。威尼斯共和国用“隔都”这个词丰富了世界的语言，它是指威尼斯的一个区，Ghetto Nuovo——新犹太区，用它来管制犹太人。在波兰哥萨克叛乱时期，犹太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残暴、狂热的折磨，十年之间就有十万犹太人被消灭。在沙皇越过波兰西进时，世界上近半数的犹太人陷入了黑暗时期。犹太人被限制在历史上最大的隔都栅栏区里，12岁至25岁的犹太人被强制服兵役，他们还要为犹太食物以及安息日蜡烛缴纳特别税。犹太妇女必须领取妓女用的黄票，才能在大城市的大学中心逗留。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后，在沙皇士兵的帮助下，暴徒肆意焚烧并屠戮一个又一个犹太社区，留下了一个新词：pogrom（大屠杀）。
数百年来，这些屠戮乃是在通往希特勒毒气室的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血腥的里程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可怕的遗产，对他们而言，第三帝国的焚尸炉只不过是其命运的最后的、最可怕的展示而已。
可是，非常反讽的是，造成犹太人对这种血淋淋的历史做出决定性反抗的事件，不是大屠杀，不是杀戮，也不是哥萨克士兵的野蛮暴行，而是一次好战的仪式，一次精神性的杀戮仪式，那就是1895年1月对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公开羞辱。
在战神广场的空地上聚集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维也纳新闻记者。和德雷福斯一样，赫茨尔也是犹太人；和德雷福斯一样，他也过着安宁的生活，看上去已无可辩驳地融入了欧洲社会，很少关注自己的种族和宗教。突然，在狂暴的广场空地上，赫茨尔听到身边有个暴徒开始高呼：“处死叛国者！杀掉犹太人！”他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明白了，人群的叫嚷并不是冲着德雷福斯的血，而是冲着他的血，冲着所有犹太人的血而来的。赫茨尔心烦意乱地离开现场，并在自己的痛苦中诞生了一个异象，改变了他的民族的历史和20世纪的历史。
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赫茨尔殚精竭虑，为它绘制了蓝图，那是一本一百页的小册子，名为Der Judenstaat——《犹太国》。
该书开篇即言：“凡是下定决心的犹太人，必将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
两年后，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家赌场里，赫茨尔召开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发起了这场运动。参加赫茨尔大会的代表选举了一个国际犹太人执委会指导这场运动，创立犹太民族基金和土地银行，在他希望建国的巴勒斯坦购买土地。接着，他们为这个号称亘古长存的国家找到两个不可分割的符号：国旗和国歌。
国旗白蓝相间，代表犹太人在祈祷时所披的方巾塔利兹（tallith）的颜色。选作国歌的希伯来歌曲之名更加恰到好处，代表着赫茨尔及其追随者所拥有的最为丰厚的资产，那就是Hatikvah——《希望》。
* * *
在赫茨尔的追随者们提议返回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从未绝迹，甚至在散居的最黑暗时期，犹太人的小型居住区仍散见于萨费德、提比利亚和加利利。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基督教统治下遭受过最残酷的痛苦。早期的基督徒禁止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十字军则将圣城的犹太人活活烧死在会堂。
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稍微宽容一些。奥马尔哈里发让他们受到的折磨相对少一些。萨拉丁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他虔诚的穆斯林；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他们可以迈出返回应许之地的脚步。1860年，英国慈善家摩西·蒙特费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在耶路撒冷老城墙外建造了犹太村，他的同胞每人只要花一英镑便可以在城外过夜。到1895年冬天，当西奥多·赫茨尔见证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撤职时，在耶路撒冷的五万居民中已有三万是犹太人。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一系列变故掀起了巴勒斯坦移民的新浪潮。他们代表着赫茨尔运动的第一批成果。作为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移民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从他们中间诞生了领导这场运动长达半个世纪的领袖。其中就有吕便·沙里（Reuven Shari），克里米亚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位钢琴家。“我刚拿到法律学位，便出门挖壕沟，”他回忆道，“而我的妻子则用她受过训练、用来演奏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双手去挤牛奶，因为这是我们开发这块土地唯一的手段。”
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律师之子，名叫大卫·格林，来自普朗斯克（Plonsk），那是一座距离华沙西北38英里的工业小镇。靠着在父亲的书房门口偷听，他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那间书房乃是普朗斯克的锡安主义者最喜欢的聚会场所。大卫·格林并不喜欢父亲书房里的争论，他要去实践犹太复国主义，而不只是空谈。
他生活艰难。和他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一开始就要忍受饥饿、疟疾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努力开垦这片他立誓要开发的土地。
在抵达巴勒斯坦的第二年，他从雅法（Jaffa）出发，穿过巴伯·艾尔·瓦德（Bab el Wad）峡谷，步行两天半，去寻找他生活原动力的象征耶路撒冷，但他发现的却是一座巴别塔。在犹太教的精神中心，这位震惊不已的犹太教小伙子发现，犹太人“相互之间说着四十种不同的语言，一半人不能相互交谈”。
他深信，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不同的犹太人社团根本没有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不久，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担任了一份犹太复国主义工会报纸的主编，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完成第一篇社论后，他看着页脚下自己的签名。希伯来语中没有什么姓氏叫“格林”的。他想了一想，就擦去他的姓，用一个新的希伯来字代替，从今往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姓氏。意思是“幼狮之子”。这个姓氏就是本-古里安（Ben-Gurion）。
半是因为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半是因为竭力联合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协约国，英国为大卫·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第一次提供了机会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给著名犹太银行业家族的英国分行首领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份117字的短笺中，劳合·乔治的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承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项承诺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它包含一个条件：这个犹太民族的家园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这项承诺至关重要：在发出这些宣言的时候，大不列颠正在将巴勒斯坦从德国的战争盟友土耳其人那里分离出来。贝尔福的庄严保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吸收进了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治理巴勒斯坦的条款里。
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民族家园，在承诺中慢慢成长起来。曾经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贝尔福宣言》之后第一个十年间感到沮丧的移民，随着波兰和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而大幅增长，在1935—1936年间达到高峰。犹太人的投资也滚滚而来。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前15年，达到8000万英镑，几乎是英国这一时期预算的两倍。
除了历史的纽带、英国的承诺以及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家园的肇始之外，一个更为惨烈的悲剧迫使犹太人在1947年向联合国要求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战争结束后，犹太民族不得不直面一个极其恐怖的现实，其残酷性甚至从未见载于人类相残的史册——纳粹德国的毒气室有系统地屠杀了犹太人600万同胞。犹太人的当务之急，同时也让联合国表现出极大关注的是：尽快将大屠杀幸存者召集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创造一个强大的、自力更生的社会，以避免类似悲剧在犹太民众身上重演。联合国对他们权利的认可，在犹太人看来，仅仅是对于全世界带给他们的痛苦的公正补偿。
* * *
在阿拉伯人看来，尤其是在12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看来，将他们曾经作为主体民族生活了700年的土地一分为二，乃是白人的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巨大不公正，用来弥补他们犯下的罪过。除了个别例外，犹太人数百年来相对安全地居住在阿拉伯人中间。散居的黄金时代是在哈里发统治的西班牙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关闭大门时也欢迎犹太人。以德国毒气室为顶峰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犯罪行为，出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的东方国家所为，不是阿拉伯人的主张，应当由那些国家而不是他们来承担这些罪行的后果。除此之外，在阿拉伯人看来，700年的连续居住，相比于犹太人的历史渊源——不管这渊源有多么深远，他们更有资格主张对这片土地的权利。
在阿拉伯人眼里，《贝尔福宣言》纯粹是帝国主义行为，是英国人拿他们根本无从主张权利的土地的未来作为抵押，在宣言发布之际，丝毫没有顾及占巴勒斯坦92%人口的阿拉伯人的愿望。对阿拉伯人而言，巴勒斯坦冲突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该寿终正寝了，在那个时代里，欧洲殖民势力任意摆布亚非世界的非白人命运的不当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就像这些民族一样，阿拉伯人在长期主宰他们事务的列国面前也有自己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大卫·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签发他的社论之后不到一年，七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其中两名是巴勒斯坦人，在大马士革开会，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他们起了一个诱惑性的名字：艾尔-法塔特——“少女”。其宗旨是将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解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复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宣言，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主张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
阿拉伯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贝尔福宣言》。因急于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对德国的土耳其盟友，英国承诺支持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庞大的独立国家，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回馈。这一承诺包含在驻埃及的特派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与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麦加的谢里夫之间的八封往来书信之中。
麦克马洪这些以含糊的外交用语著称的书信里，并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但是字里行间的语气令阿拉伯人相信，承诺他们建国的疆域包括了巴勒斯坦。1916年，在T. E．劳伦斯的鼓动下，他们发动了那次著名的起义。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举行的暗中谈判，从根本上淡化了英国驻埃及特派代表向阿拉伯人所做的承诺。如果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肢解，那么法国就坚持要分得它的那一份战利品。一份称为塞克斯-皮科的秘密协议——这份协议分别以参与签订的两人的名字命名，马可·塞克斯爵士代表英国，雅克·乔治-皮科代表法国——最终让法国捡了一个大便宜，英国承诺支持的那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竟然也在其“势力范围”内，而阿拉伯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也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
阿拉伯人感觉到自己被英法两国出卖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又遭到《贝尔福宣言》的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如梦初醒。他们狂怒的焦点便不可避免地集中到犹太复国主义，回到阿拉伯人觉得已经答应给他们的土地上了。
而对于那些获得英国允许，来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倾向于按照圣经时代对这片土地的描绘来想象这个国家。那些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异族人竟然会和他们争论这片土地的所有权，的确令他们震惊不已。从官方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多年来对于阿拉伯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这块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主张，从来不闻不问。赫茨尔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演讲中根本没有提到过阿拉伯人，他在著述中认为阿拉伯问题无足轻重。
直到1925年，也就是《贝尔福宣言》发布之后的第八年，查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才警告说：“巴勒斯坦不是罗得西亚，那里住着60万阿拉伯人……他们同样拥有对家园的权利，和我们拥有的对家园的权利一样。”
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先驱们深受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先知的影响，他们和这些先知同样遭受沙皇的迫害，渴望建立一个将犹太教传统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国家。他们已经将犹太复国主义转型为某种实质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运动，令其追随者充满社会纪律和集体责任的意识，这对他们之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他们最基本的构想中有一个观念，认为犹太民族要靠体力劳动获得救赎，用荒废已久的工作的汗水荡涤他们在隔都中养成的精神状态。对于他们的犹太国家理想而言，挖掘壕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哲学家的主义。他们决心建立一个拥有各种技能的工人阶级队伍，要求犹太劳工替犹太企业干活。犹太总工会（Histadrut）迫使犹太厂商只能雇用犹太工人。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土地——许多是从贝鲁特的阿拉伯外居地主手中得到的——他们赶走靠这些土地为生的阿拉伯佃户，把它们留给犹太定居者。那些被这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逼得背井离乡的阿拉伯农民流动到城市，又发现了另外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犹太总工会禁止他们在多数犹太人拥有的工商业机构里面工作。
犹太人热心推动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的复兴，维持着他们自己的效率极高的教育体系。通过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他们安排自己的政治事务，将阿拉伯人撇在一边。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有一种倾向，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行动的团体，生活和教育水平较高，而阿拉伯人则低人一等。
在阿拉伯人看来，那些犹太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设施，对他们的土地造成了侵略。犹太复国主义的劳工政策，必然导致一个新的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阶级形成。犹太人倾向于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里，自认为高阿拉伯人一等，这令阿拉伯人深感痛苦和怀疑，扩大了这两个社团之间的鸿沟。
和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邻居相比，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抱负晚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由于工业和社会的落后，并且刚刚摆脱数百年受压迫的殖民统治，这些阿拉伯人对于现状的反应只能是朴素、幼稚的。他们不断拒绝每一个提出的妥协方案，坚持主张：既然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那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只是赋予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有效性。由于他们狂热的领袖拒不让步，他们的立场使他们一再丧失机遇，根本无法限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坐大，无法明确分清他们在那里的权利。相反，阿拉伯人的怨愤周期性地爆发，在1920年和1929年，以及1935—1936年彻底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中演变为暴力行动。
现在，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具现实性的动议，体现了他们30年来一贯的态度。那就是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人的国家，犹太人可在这个国家里作为少数民族存在。他们甚至提议，让一位曾经参与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狂热的阿拉伯政治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
在统治了巴勒斯坦30年的英国看来，这场争论不管多么不体面，总算是结束了一场噩梦。巴勒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的那个11月下午，是全球唯一一个还有英国士兵战死疆场的地方。
英国起初为减轻自己的负担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做的自相矛盾的许诺，现在让自己深陷巴勒斯坦泥潭。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英国顾忌到阿拉伯人的反应，坚决不许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这导致和犹太人发生公开冲突。这场冲突十分严重，以至于需要十万英军——一个士兵对六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维持一种摇摇欲坠的秩序。由于无法自己解决问题，英国最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联合国。
凡是支持用分治来解决巴勒斯坦困境的国家，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承受重重压力，并被迫赞同、通过法拉盛草地公园计划。迫于世界上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社团的强大压力，美国立法者听任那些赞同巴勒斯坦分治，呼吁不要禁止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请愿书、宣言和声明如同洪水一般四处奔涌。然而，这也是一个讽刺的时刻，美国巴勒斯坦政策虚伪的一面也暴露无遗，正当联合国大会的讨论引起对成千上万无家可归者的同情之际，美国国会拒绝通过自己的难民救济法案。同样也是这些美国立法者，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一边毫无保留地敦促250万犹太难民登陆有着1200万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一边只允许4767名难民登上美国的应许之地的海岸，这只相当于一艘非法的巴勒斯坦移民船“出埃及”号上的难民人数。
在白宫的直接命令下，美国动用各种手段，向那些反对分治或者尚未决定是否支持分治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压。杜鲁门总统以个人名义，告诫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赫谢尔·约翰逊（Herschel Johnson）, “分治投票必须通过，否则我们就要付出陷入地狱的代价”。他的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直截了当地威胁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巴罗迪（Alexander Barodi），如果法国反对分治就切断联合国对其的援助，着实让他大为震惊。
虽然做出了上述努力，在原定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日子，1947年11月26日，支持分治的国家仍然面临着一次可以预见的失败。通过决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为了抵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选票，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需要22票，多于联合国大会的三分之一票数。为了冲抵每一张反对分治的额外选票，他们还缺两张赞成票。代办处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一边计算那个星期三上午联合国大会57个成员国的选票，一边警告他的同伴：“太悬了，我们必须再拖一拖。”
在经历了两千年的等待之后，犹太民族还需要再等待一小会儿，找到所需要的额外时间，确保获得通过分治决议的足够选票。夏里特选择的策略是用冗长的演说，迫使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议延期，不能发起投票。他们的拖延战术不仅为犹太代办处领导们赢得了一个额外的晚上，还有一个感恩节的休会期，这期间他们可以拉还不够数的选票。
在至关紧要的休会期间，四个反对分治的国家，希腊、海地、利比里亚和菲律宾承受了种种外交压力和威胁。美国再次动用白宫的威慑力，施加其巨大的影响力以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菲律宾总统卡洛斯·罗哈斯（Carlos Rojas），警告说：“菲律宾如果还是继续努力投票反对分治，它将失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朋友和支持者。”26名议员发电报给罗哈斯，敦促他改变菲律宾的投票。菲律宾大使被白宫召见，听取了直白而强硬的新闻发布会。最后罗哈斯命令他的代表团“以国家更高的利益”，改弦更张，投票赞成分治。
在受到犹太人抵制其产品的威胁之后，凡士通橡胶公司的哈维·凡士通（Harvey Firestone）亲自干预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Tubman）。杜伯曼被告知，如果利比里亚不改弦更张，公司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扩大橡胶种植面积的计划。资深政治家阿道尔夫·A.博尔利（Adolf A. Berle）也出马了，给海地政府施加压力。希腊人则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他们所日益仰仗的援助者正面临一场内战，另一方面又担心散布在阿拉伯国家中的许多希腊殖民地也重演分治的历史。
直到11月29日，星期六下午，第一批代表团开始进入他们临时搭好的投票厅进行投票时，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早在第一辆运送代表团的黑色豪华轿车驶入这幢曾经的大溜冰场时，唱着歌的、喧闹的人群就站立在大街两旁，挥舞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和标语牌。
慢慢地，为代表团保留的300个座位开始有人入座。沙特阿拉伯的国家首脑埃米尔·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勒·艾尔-阿齐兹（Emil Faisal ibn Abd al-Aziz）穿着黑色和金黄色相间的长袍，神态庄严，引导阿拉伯代表团就座。会议厅十分拥挤，犹太代办处的几位代表只好挤在新闻记者席观察会议进程。尊贵的科学家查伊姆·魏兹曼没有出现在队伍中。魏兹曼做了25年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家，是主要的谈判能手，曾经促成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他全部的生命旅程，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可是，当三个年轻同事到他的宾馆包间里喊他时，他情绪太过激动以至于不能离开。他紧紧抓住门，靠在上面开始啜泣。
开场仪式很简短。现在各代表团的立场广为人知，几个月的争论最后将人们带到了这个星期六的下午。
英国的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神情孤傲、凛然，一副淡定的样子。十天前，他字斟句酌地阐述了英国的政策。英国将听任巴勒斯坦随时做出自决。联合国大会不必寻求英国政府的协助，制定任何尚未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接受的计划，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过只有英国自己明白——卡多甘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对于巴勒斯坦事务，英国洗手不干了。从那以后，英王政府对争议的唯一贡献就是为一份委员会的报告加上一个句号。
5点刚过，大会主席、巴西人奥斯瓦尔德·阿兰哈（Oswald Aranha）敲响槌子，制止最后一位发言人，向他面前的人们庄严宣布，现在就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开始投票。摩西·夏里特从观察员席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即将为他的民族历史做出最重要的投票决定的沉默的人。他第一百次默数他的票数，不敢想象失败的代价，他明白，正如他向大会警告的那样，他的人民“决不接受任何让他们屈服于多数阿拉伯人的企图”。
距观察员席不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贾玛尔·侯赛尼（Jamal Husseini）也在等待开始投票。几分钟前，在代表团前厅，他重申过去数周来一再重复的威胁：如果联大投票分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在英国离开之后立刻向这一决定宣战。
助手在阿兰哈面前放了一只投票箱。票箱里有56张纸片，每张纸片写着大厅里代表国家的名字。阿兰哈伸出手，慢慢从箱子里取出纸片，计票由此开始。他展开纸片，向他面前的人们看了一眼。“危地马拉。”他宣布。
话音刚落，全场一片寂静，甚至记者席也鸦雀无声。有一瞬间，300名代表、观察员、新闻记者都感到了敬畏，他们意识到，在这个时刻即将做出重大庄严的决定。
危地马拉代表站起来。与此同时，从观察员席上，一声尖厉的希伯来语的呼喊打破了会议厅的寂静：“Ana Ad Hoshiya，主啊，拯救我们吧！”这是饱受岁月沧桑和痛苦的人发出的呼喊。第二章“终于，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
在这个经过改造的溜冰场里，有一拨人即将决定那块世界中心土地的命运，与此同时，远在6000英里之外的圣城耶路撒冷，正无动于衷地等待着其命运的最新消息。
无论在她古老的犹太圣殿献祭动物，还是基督献祭给十字架，还是在城墙上不断更新的献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耶路撒冷那样生活在血腥的诅咒之下。然而，她的名字，据传来自古希伯来文“Yerushalayim”，意思却是“和平之城”，她的首批居民是从橄榄山上下来的，他们原先住在山上一大片象征和平的棕榈树下。这里的先知们都宣称上帝带给人和平，犹太国王大卫曾定都于此，称“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将耶路撒冷视为圣城，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打上了神圣的烙印，它的墙垣承载着以宗教的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大卫和法老，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托勒密和尼禄，提多和布永的戈弗雷的十字军，帖木儿和萨拉丁的撒拉森人都曾在此排兵布阵、烧杀抢掠。
而今，在11月午夜的墨色天空下，耶路撒冷呈现出一片平安景象。远远地有一圈灯光像卫星一样环绕着它：在北面是拉姆安拉（Ramallah），东面远处是死海平原、耶利哥，南面是伯利恒。附近有第二道灯链，从一座山头越过又一座山头，在夜色中守卫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灯光来自卡斯特尔村（Kastel），它坐落在一座山头上，扼守着耶路撒冷唯一一条通向大海的道路，实际上这条道路是十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生活补给线。在那个11月的夜晚，这条绵延数英里的柏油路，成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生死存亡的关键。这条道路沿线的灯光无一例外属于阿拉伯社区。
这条公路有一段称为雅法路，耶路撒冷就从这里开始。它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商业干道，两边排列着银行、商店、咖啡厅和剧场，混合着东方和中欧犹太区的独特生活方式。在它的北面簇拥着许多犹太会堂。狂热的、正统犹太教哈西德派捍卫者住在米亚·夏林姆（Mea Shearim）。南边是该城的现代犹太区。再向南，就主要是一批同样现代化的阿拉伯居住区。
雅法路的尽头便是高傲而庄严的老耶路撒冷城墙，它将老城禁锢在这一圈壮观的石头里面。裹挟在一大片迷宫般有拱顶的巷子和隐蔽的通道里面的，是五万民众，他们各按种族和仪式分割成相互独立的隔都。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基督教区和穆斯林区，这些传统的居住区就是围绕着既是耶路撒冷的荣耀，又是耶路撒冷的诅咒的三大圣地的神经组织。
犹太区以东200码，在一条不足十英尺宽的小巷，环绕着一面巨大而不规则的石墙。这些石头就是所罗门圣殿的花岗岩遗迹，犹太教的精神中心——哭墙，犹太教两千年来哀恸自己流放的象征性灯塔，在千百只手、嘴唇和前额的充满敬意的爱抚之下散发着赭色的光泽，这些石头抵抗住了千年来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每一次天灾人祸。有一些穿黑色外套的正统犹太人，晃动着身体，应和着他们古老祈祷词的唱歌般的旋律，在这个圣龛边永远地守卫着既光荣又哀伤的历史。在这面巨大的石墙的缝隙里，塞满了纸条和便签，有的表达对上帝的忠诚，求他祝福新生的男孩、身体不适的妻子、萎靡不振的企业，尤其是在这个11月的夜晚，祝福他的子民得救。
数百码开外，有两幢石头的穹顶建筑和一幢罗马式钟楼，它们曾经是照亮在夜色中满载香料的商队的又一座灯塔，这个圣地就是当初欧洲民众狂热参与的十字军的目标。这些石头建筑环伺着基督教世界最为神圣的圣龛——圣墓大堂，它建造在传说中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山头。那里麇集着台阶、石柱、祭台和圣堂，各种基督教派的教士在那里会集，希腊人、科普特人、拉丁人、亚美尼亚人、迦勒底人、叙利亚人，他们互相反感着对方，向他们各自复活的救世主唱着相似的圣歌。
对于另一种信仰而言，耶路撒冷重要的象征位于东边。圆顶清真寺（Qubbet es Sakhra）安详雄伟地坐落在空旷的广场上。在其宏伟的圆顶之下，在刻满至仁至慈、绝对独一的真主铭文的清真寺里面，有一块灰色岩石，就是古时候的摩利亚山。那块岩石上有淡淡的印迹，虔诚的穆斯林认为那是天使哲布里勒的手印，天使将这块岩石带到人间，让先知穆罕默德在那天晚上乘白马从这块岩石上登霄。
以同样的极大热情环绕在老城屋顶上的，还有教堂钟楼的风琴、宣礼塔的热切召唤，以及犹太会堂的羊角号，让耶路撒冷去做无尽的祈祷。对于城里的千百万人而言，它们提醒着耶路撒冷只不过是一次神秘之旅的中转站，这次神秘之旅的目的地是穿越该城东墙下面的一条深深的沟壑。那里，在橄榄山空旷的山坡下，有一条圣经时代的约沙法谷。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最后审判的号角将在那里吹响，召唤所有人类的灵魂到那里去。这一预言令耶路撒冷成为一座人类往彼处去死、往彼处去生的城市，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散乱地长眠于山谷中一片白色墓碑的海洋下面，生前在耶路撒冷未能获得的，死后获得了：他们为此城所有权的主张在此终于获得和解。
除了耶路撒冷的传统分区外，最近又多出了一种新的分区。由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英国当局的冲突，英国人用铁丝网将犹太人社区划分为几个英国控制下的安全区，其中一个便是包含生活设施在内的大片核心区。城里的犹太人用英国外交大臣恩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名字，将它蔑称为“贝文格莱德”。尽管如此，对所有片区而言，随着1947年11月29日的暮色降临，耶路撒冷就要获得在过去300年来从未有过的喜乐：统一。在家里，在咖啡馆，在俱乐部，耶路撒冷的民众被一条电线以及一种共同的痛苦和焦虑串联在一起，犹太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都围坐在收音机旁，聆听与这座城市命运攸关的遥远的争论。
那天晚上，如同他们婚后生活的每一个夜晚，安巴拉·哈利底和萨米·哈利底（Ambara and Sami Khalidy）夫妇端坐在他们书房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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