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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建农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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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毛泽东试读：

序：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一百二十年以前，中国——湖南——湘潭——韶山，一处坐落在偏僻山坳里的普通农居，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毛泽东。正像那首被后人争相咏唱的歌曲中所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是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之子，生活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却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伟人。是什么铸就了毛泽东？是什么使他摆脱了父亲为他设计的由米店学徒逐步发家致富的道路？是什么使他由一个说湘潭土话的私塾学生成为五四时期的一方青年领袖？是什么使他由相信皇权至上发展为信奉维新改良，进而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什么使他由崇拜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到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其一生一世的唯一信仰？是他救国济民的赤子之心，是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宏大志向，是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不断进取精神。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是执著的。为寻求救国之路，他走三湘、下武汉、两上北京、三赴上海；为求民众的大联合，他从发出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和自修大学，直至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创建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又是务实认真和富有创造性的。湖南中共地方组织的建设，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不能算是开展得早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深入细致，而成效显著，一再得到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的赞许和推崇；湘区近代工业在全国而言，也远谈不上发达，但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发动组织下，湖南工人运动却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各地职工运动都陷于低潮，唯有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被著名的职工运动领袖邓中夏称为“硕果仅存”；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和国民党没有任何渊源，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却因他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诚和坚定，因他卓越的统战才华和远见，受到国民党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敌视，不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现代农民运动的，在他1925年冬回韶山开展农运之前，浙江萧山衙前和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早已经闻名遐迩，但是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由他领导发动起来的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成就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事业”；除去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湖南新军中的半年下士经历外，毛泽东谈不上有什么军旅阅历，更没有读过一天军校，但他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切实感受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急切和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如果说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是作为后起之秀投入中国社会变革洪流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年的砥砺锤炼，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已经成长为具有独立见解的坚定的革命领袖。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毛泽东这不无懊悔的话语，透映着他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大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回绝了要他去苏联留学或是去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建议，而选择了“下湖上山”，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暴风骤雨所造就的一代历史伟人。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对此问题上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从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并阐明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著名论断，更主要的在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产业工人数量少而广大农民居于革命战争主力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如何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领导其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

作为一个从未带过兵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凭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从浏阳文家市到永新三湾村，到宁冈，到茨坪，直至赣南、闽西和闽粤边，深深地印下他跋涉探索的踪迹；蒋介石，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总司令的阅历，但留下的却是“进剿”、“会剿”、“围剿”，一次次失败的耻辱。这绝对是两个等量级的较量。毛泽东靠什么能打败蒋介石指挥的精锐之旅。靠的是众志成城，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靠红军指战员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把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并进而独立自主地开辟了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是唯一能引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全国各红色根据地人民和各路红军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最多时发展到三十万人，特别是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给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四万万同胞带来了希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描绘的那样：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犹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往胜利的大道并非尽是坦途。毛泽东能指挥他那支原来并不被人们看重的农民武装粉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次次“围剿”，却无法说服党内那些奉共产国际决议为神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他因坚持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一再受到指责和排挤。眼见亲手创建的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受挫而锐减，苦心经营的苏区在一块块地丧失，毛泽东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尽可能的设法避免和减少“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为了扭转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败势，他几次犯颜直谏，而不被采纳。在长征的危急时刻，为防止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中被彻底围歼，他又反复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力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进。在他的积极努力下，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挽救了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舵手，英勇的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跨越万水千山，踏上胜利的彼岸。三、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徘徊二、三十年“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徘徊二、三十年。”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中国革命自遵义会议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二十年间，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的客观总结。在这二十年间，虽然中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依然强劲，虽然中国革命的任务依然艰巨而复杂，虽然还有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拍打冲击，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处在要为一个连部的照明油灯究竟是用一根灯芯还是两根灯芯而筹措的困境，但是航向已经明确，党的核心领导空前的坚强有力。因此，再也没有出现像大革命后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中期那样，来自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全局性的颠覆和失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劈波斩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险阻，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征尘未洗就投入到摆脱尾追之敌、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急迫任务之中。他亲自率部东征，运筹西征，联合张杨，抗蒋拒阎，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毛泽东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日夜操劳，更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而焦虑。如果说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段关系的变化，正确地制定并促成坚持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在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数次斗争中，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中国人民求生存、求解放、争独立、争民主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不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他始终战斗在按照这一理论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并且承担了最重要的领导职责，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毛泽东身上，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善于胜利的超人智慧是交相辉映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他毅然亲赴重庆和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在和平协议被蒋介石撕毁后，面对气势汹汹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断，并在战争中阐明了十大军事原则，领导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强敌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转战陕北的艰险岁月里，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后，他和他的战友们精心部署并指挥了同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决战。这场大决战，其规模之大，参战人数之多，战况之激烈在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埋葬了蒋家王朝，也彻底结束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的黑暗统治。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一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反复构想过的奋斗目标。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隆隆炮声中的胜利推进，毛泽东开始逐步把主要精力转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工作。1949年元旦，他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3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和制定夺取最后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战略；6月，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新生政权的国体和政体：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四、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

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萦绕在他心际的既有胜利的自豪和喜悦，又有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感。但他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开国之初百废待举的局面，担任党、军队、国家和政协最高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凭借着多年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审慎地观察和研究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国策，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在政治上，他狠抓民主建政工作，在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于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他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并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在经济上，他在领导全国人平抑了建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之后，致力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结构和全面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经过三年的努力，初见成效；军事上，他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彻底肃清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完成了除台湾等岛屿之外的祖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在外交上，他为新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周边国家、对敌视新中国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分别采取了“一边倒”、睦邻友好和开展民间外交等政策，迅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树立起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思想文化工作方面，他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针，号召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以及捍卫国际主义原则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消灭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再加上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的清理，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这种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采取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方法，用非暴力的方式，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石。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五、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提出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循着这条路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还是循着这条路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又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使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仍旧是循着这条路子，毛泽东没有盲从他国的建设经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率先开始探寻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最早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尽管曾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但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直是他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他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认为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提出并阐明了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样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的，实际是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特别是创立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要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办法等；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并响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从微观到宏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比如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政策等都作了原则的规定和深刻的阐述。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因民族问题四分五裂时，人们无不深感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的民族区域自制政策的英明与伟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应强调的是，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率领全党共同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鲜明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号召全党“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了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正是由于他注重调动和发挥全党同志的智慧，才使得全党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全面的丰硕成果，并指导中国的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曾经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卓越贡献，他说：“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探索中也有过偏差和严重的失误，并且由于他的失误所造成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但那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如果毛泽东当年不是顶住各种压力另辟蹊径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那么明朗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那么，一旦出现像苏东剧变时的情形，其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在谈到毛泽东的失误时指出：“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可以告慰毛泽东的是，在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继续和发展着他的未竟之业，特别是秉承着他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口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开创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辉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事业，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深情地指出：“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们以及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他们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殚精竭虑、前赴后继，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壮丽诗篇。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的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的前程光明而美好。”

1.关于党对苏区私营企业政策

苏区私营工业的生产方式，多是手工业。从经营者的阶级成分看，一部分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属于小手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所指出：他们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夺取革命胜利，对他们应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以争取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线中来，同时，注意防止他们的动摇和妥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手工业主是革命的团结对象，因此，应当采取保护的政策。我们党在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曾几经波折。

土地革命刚刚开始不久，瞿秋白主持的党中央在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上就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对他们应该“彻底扑灭”。至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在[2]现时亦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基于这种认识，他错误地提出，在根据“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结果，因“小有产者”（富农小商人）也同样的被打击，破坏后又没有注意建设，弄到社会一般的破产，经济没有出路，生活非[3]常困难，顿呈一种萧凉景象。毛泽东在领导苏区的党组织和群众进行实际斗争中，渐渐地意识到这种错误的危害，并自觉地予以抵制。从而纠正了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私人工商业政策方面的错误，使根据地的私营工业得到了保护。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李立三支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4]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随之，开始对根据地的私营工业实行全面没收的政策，再次给苏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同年9月，“立三路线”被纠正，它对私营工业实行全面没收的政策，随即也被纠正。

1931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统治。在苏区私营工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犯了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虽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同志的坚决抵制，但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始终未能得到彻底纠正。二“左”倾机会主义在私营企业政策方面的错之初步探误，集中地表现在劳动保护政策上。

以国家颁布劳动法的方式，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置于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是我党的一贯主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在苏区出现了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时，苏维埃政府颁布劳动法，贯彻党的劳动政策，就是完全可能和非常必要的了。其作用就是通过调整劳资关系来维护新型的生产关系，维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但是，这种劳动政策，必须按照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从有利于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否则，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一共制定和颁布了三个劳动法。它们的颁布和实施，使苏区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苏区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区工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些劳动法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左”的条文，尤其是1930年5月，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的《劳动暂行法》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一苏大”劳动法）“左”的色彩最浓。它们的贯彻，给苏区经济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法应起的积极作用。这些“左”的劳动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机械地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过高的劳动条件。“一苏大”劳动法所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大中城市工运斗争的口号，借以反对资本家用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剥削工人，是正确的。这是针对城市中企业生产多系机器生产，工人劳动强度高的特点提出的。但各革命根据地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偏僻农村，又面临游击战争的环境，基本上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只有规模不大的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在这种情况下，不顾根据地的实际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不区别国有工厂、私营工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一律硬性推行八小时工作制，显然是错误的。“一苏大”的劳动法还规定：“每个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四十二点钟的连续休息。”“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连续工作到六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两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在危害工人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必须有四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并且，每年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节假日，除去地方性的革命纪念日和传统节日外，还有一些在苏区实行的纪念日，如列宁逝世纪念日、“二七”纪念日、巴黎公社纪念日等等。纪念日全天休息，在纪念日和休息日（如星期日）“前一日工作时间，至多不超过六点钟。”这些规定，不从苏区的实际出发，盲目搬用苏联劳动法的有关条目，严重脱离了各革命根据地的实际。

其二，片面的社会福利要求。当时的劳动法除去有最低工资额（是根据社会生活情形和工人家庭必须费用作标准，由政府随时颁布，社会生活增高，最低工资也随着增高）之规定外，还有许多片面的社会福利要求。如“无论何种企业必须发给工人工作专门服”，“雇主于应付的工资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数目，作为社会保险之基金。”社会保险的抚恤种类有：“免费的医药帮助”、“暂时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津贴”、“失业津贴费”、“残废及老弱的抚恤金”、“婴儿补助金”等。另外还规定：“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的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未建筑寄宿舍的，每月由工厂津贴相当的房金。”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超现实理想主义色彩，背离了苏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大大超过了苏区私营企业的承担能力。

其三，在苏区组织同盟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对象、地点、环境的变化，在根据地随意组织总同盟罢工，影响了苏区的生产运输和市场供应，影响了革命战争。当时，陈云就曾指出：“在根据地组织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的作战和行动，而且却被资本家利用去团结一致，来反对工人的斗争，来实施对苏维埃经济上的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非但对于工人阶级最高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利益，而且不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不能正[6]确地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除去“左”倾的劳动保护政策外，“左”倾机会会主义者还对苏区的私营企业实行了硬性摊派、征收、超负荷的所得税，甚至无条件地没收等其他“左”倾政策。这些“左”倾政策的贯彻执行，给根据地的经济事业特別是私营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首先，片面地强调工人对私人资本的监督，工人监督委员会的权力至高无上，无所不统，结果资本家以至店东、小作坊主的经营管理权被剥夺殆尽，甚至有学徒强制师傅劳动的现象。小有产者和资产者普遍失去投资经营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苏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其次，过高的劳动条件，过分的工资、福利支出以及不合理的摊派，大大超过了苏区私营企业的负荷力。因无利可图或难以支撑，私营工厂、作坊、店铺纷纷倒闭，企业主或裹携资金外逃或消极怠工。这样，就使苏区经济日渐萧条，难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难以打破敌人对苏区经济的封锁，更难以支撑革命战争的后勤援助任务，严重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

再次，由于对私营企业打击过重，结果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级马上反水，“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7]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削弱了革命阵线，扩大敌对势力，孤立了自己。

造成这种“左”倾政策泛滥的根源，从客观上讲是我们党缺乏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经验，加之严酷的战争环境压迫，容易造成敌我混淆。而更应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主观上的原因。这主要有三：一是盲目学习苏联经验，不加鉴别地照抄照搬，搞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二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没有认识到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还有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过渡阶段，三是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苏区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缺乏客观的分析，过于看重了苏区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没有认识到在红色政权下私营经济对苏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三

上述情况说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使我们党在私营企业政策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但仅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机会主义并不是始终占据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苏区人民创建和巩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推行了一些适合苏区私营经济特点和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在实际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使是在“左”倾机会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许多同志还进行了勇敢的抵制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左”倾政策的危害和损失，捍卫了党的正确路线。

我们知道，早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根据地之初，就曾提出“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后来在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结合苏区的实际，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苏区的多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和生产合作社事业是新生的经济力量，但十分弱小。私人经济“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因此，“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8]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在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之下，中央和苏区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文件，具体的阐述了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办法。

如1931年11月，“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了苏维埃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基本方针。即：“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而并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及工会委员会实行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即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合作社或苏维埃[9]政府管理。”

1932年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了《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按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无论国家的企业、矿山、森林等和私人的产业，均可投资经营或承租、承办，但须由双方[10]协商，订立租借合同向当地苏维埃政府登记。”

可见，当时在政策上是允许私人资本存在的，并准许私人资本自由投资或承租、承办国家的企业、矿山、森林和私人的产业。私人企业的产权仍属私有，但须在工人的监督下组织生产。

那么，工人应该怎样行使对私营企业生产的监督权呢？在“左”倾机会主义者那里，他们把工人对私营企业监督权无限夸大，使企业主或作坊主几乎无权过问生产，再加上劳动法中某些条文的苛刻限制，实际形成了变相没收一切私营企业的局面。

这种“左”倾政策遭到毛泽东等人的批判和抵制。陈云当时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就明确地指出：“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別按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这个店铺作坊的生产。对于生意清淡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资本家继续营业，同时应领导工人在他们自愿的条件下，减少一部分工资到企业不致倒闭为度。在某些企业的工作关系上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如木船等），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与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11]我们的周围。”在这里陈云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对象主要是指那些怠工，故意停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而对于确实有困难无法维持生产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帮助资本家克服困难继续营业。在监督生产时，应区别不同情况，以发展生产为目的，以不致倒闭为最低限度，反对机械地执行政策。

1933年5月，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区店员手艺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工人应如何对私人企业进行生产监督的问题。决议指出：“监督生产的办法，过去把现金完全集中于工人管理，不让资本家有丝毫权柄来支配现金，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监督生产方法，应该时刻计算企业在生产上、贸易上、经济上的情形，监督生产数量上的提高，要求资本家在一定期内报告营业与经济状况，不让其故意将现款收藏停办货物，不让资本家故意浪费、破坏生产、登记现款与货物。”这段引文的基本思想是要把生产搞好，它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工人民主监督私人企业的内容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企业主的产权和经营管理权。虽然仍存在统得过严等“左”的倾向，但比那种“不让资本家有丝毫权柄来支配现金”的“监督”方式，进了一大步。

从上述情况看，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对于私营企业的正确政策是允许并鼓励其存在和发展的。在原则上也主张尊重私营企业资本家的产权和经营自主权（实际上没能做到）。按照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正确路线对于私人企业的政策来归纳，当时苏区私人企业的管理体制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国家法律政策的指导和限制，其二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其三是私营企业工人对生产的民主监督。这既有国家的限制，保证私人经济不超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许可的界限；又有工人的民主监督，来防止企业主的舞弊和怠工，维护工人的权益；还照顾了企业主的利益，使其产权不受侵犯，并允许企业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从该体制本身看，它符合中国革命性质的要求和苏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反映了我们党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私人资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倘若能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毛泽东等提出的鼓励私人资本发展的方针，那么，这种正确的管理体制的贯彻，必将对苏区私人经济的发展和根据地经济的繁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长达四年的统治，使苏区私人企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打击。极大地影响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苏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影响了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这个阶段党在关于私营企业政策上的实践与探索，使我们党无论在指导思想、具体政策上，还是在实际运用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的多数同志对中国私营企业，特别是对落后地区手工业性质的私人企业之特点，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可以说，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私营企业管理上的探索，尤其是对“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挫折的认真总结。就不会有全国解放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顺利改造。尽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苏区私营企业的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在改造旧经济、建设新体系的坎坷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它雄辩地证明，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必须遵循的一条真理。注[1]《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参见1948年2月8日《人民日报》。[2]翟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参见《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七期。[3]《杨克敏关于湘贛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3页。[4]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275页。[5]《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第173～180页。[6]《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第11页。[7]《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69页。[8]《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119页。[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第239页。[10]同上书，第265页。[11]《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0页。

2.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对富农政策的演变

一般地讲，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大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资料和资金，经常以雇工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他们与地主的区别是自己参加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1]分”。而中国的富农，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又具有其特点。一是具有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的性质，他们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还兼放高利贷。这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从个体小农经济中分化产生的少量富农经济，力量十分单薄，不可能冲破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多重束缚，所以，造成他们的畸形状态。二是这种富农经济在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5%，占有10%～15%的土地。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富农占其农户总数的15%，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富农经济在整个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富农剥削不是农村中的主要剥削方式。

但由于富农在农村的经济地位处于中农和地主之间，对富农的政策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着能否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满足无地和少地贫农对土地的要求，同时也由于对富农的政策还牵涉到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所以，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极其敏感和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土地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1926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发表了他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他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介于“大地主”和“自耕农”之间的“小地主”阶层。毛泽东认为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11%，“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有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其血统与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这里所说的“小地主”，实际主要就是指富农，但也包括了小地主。毛泽东勾画了他们的基本轮廓和政治倾向，为指导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农民运动提供了初步的阶级分析。

1927年3月，毛泽东在对湖南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之后，第一次提出“富农”的概念。他认为“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对于农民运动，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大革命失败前后，根本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确定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也就成为一个急切的问题。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确定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而实行“减租”。毛泽东对此有异议。他认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2]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富农、中农的地[3]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阶级路线。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对富农和小地主做了区分。

总之，在这个阶段中国现代农民运动还只是初步开展起来，土地革命基本上尚未实行。但是站在第一线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农村革命的阶级路线问题。他不是一般地提出贫农是主力、中农必须争取，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而是具体地分析了农村各阶级，特别是一开始就注意到富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对富农政策的重要性。他认真分析了中国富农的构成、经济地位和剥削方式，及其政治倾向。他不是简单地把富农归结为反动势力，而是既指出富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同时又看到富农区别于地主的一面。正是基于这种审慎的分析，毛泽东在讨论确定没收土地的对象和范围时，没有去争论究竟是没收占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的土地，还是没收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的地主的土地，而是从地主和富农在剥削方式等方面的差别上，提出“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方针。因此，他关于土地革命的方针较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通过的方针，更切合实际。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阶段，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不是十分深入和准确，显得比较直观。因而对一些概念的运用还比较含混。二

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是在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和深化的。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队伍深入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但是这场摧毁封建统治基础的土地斗争，一开始就受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干扰。首先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他们不加分析地认为：富农、商贾与地主、高利贷者同是“中国农村的剥削者”。因此，要没收一切土地，取消一切债务。要以“不顾忌的手段”去镇压“贵族式富农”的反动，防止他们同地主勾结。

中央的错误指示逐渐贯彻到各革命根据地，先后造成湘赣边界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抵制。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今后农村斗争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实行赤色恐怖，毫无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左”倾政策的影响，但又有所区别，其区别之处就在于它不认为富农和地主一样同是革命的主要敌人，而认为在土地斗争取富农中立的必要和可能。毛泽东当时痛感打击中间阶级过重，使分田运动“大受阻碍”，造成了我们的孤立，“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1929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闽西“一大”，并亲自为大会修改了《政治决议案》。这次大会贯彻了党“六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总结井冈山和闽西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共“六大”制定的对富农政策做了具体的落实和发展。第一，富农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与豪绅地主不同，是可以中立的。第二，在革命初期时，应集中力量反对地主豪绅，对富农则“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当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时，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但只没收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可过分打击，以保持其中立。第三，“富农凡亲自参加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必须防止他们占据政权中的领导职位。[4]第四，允许富农放债、雇工和出售余粮，即给富农经济留有活动余地。同时，又对其放债利息、雇工报酬和粮食价格作了具体的限定。[5]

中共闽西“一大”制定的对富农政策表明，毛泽东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出发，从开展土地斗争的策略需要着眼，已经摆脱了中央“左”倾盲动政策的干扰和影响，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对富农政策，对富农问题的认识也较以前加深。他不仅从斗争的策略上考虑，提出要争取富农中立，而且认识到富农一般还自己参加劳动，富农经济还有资本主义化的一面。因而，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地主的政策应有原则的不同。

正当毛泽东领导赣南闽西军民按照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斗争的时候，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央的错误指示，又使党对富农的政策受到严重干扰。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来《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责中共在对富农问题上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来信认为，中国的富农绝大多数“都是小地主”。因此，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在反对地主的同时，应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指出：“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因此，“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地反对富农。”此后，在李立三指导下的党中央，指示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反富农斗争，在党内还开展了反对“富农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当时也对苏区土地斗争中确实存在的牵就富农的现象进行了斗争，但与共产国际和“立三中央”的形而上学指令不同，他是在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后，有分寸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富农的斗争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了著名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篇光辉著作。《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寻乌调查》是毛泽东调查寻乌城乡情况的记录。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限制富农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寻乌的“半土地主性的富农”占农村人口的4%。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雇佣劳动的条件也是半封建性的。因此，在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广大贫苦农民同时要求废除富农的半封建剥削。为了争取广大贫农，必须采取限制富农的政策，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1930年6月，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次入闽。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在长汀南阳（今属上杭）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革命史上第一个专门解决富农问题的文件——《富农问题》。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针对当时出现的右倾的错误，提出了限制富农的一些正确政策。即：（一）坚持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二）在分配土地的原则上，除肯定“抽多补少”外，还肯定了闽西特委关于“抽肥补瘦”的原则，使富农“不得把持肥田”；（三）在政权建设上规定，不得使富农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权机关职务等。这些政策是必要和可行的。但是，在会议期间到达南阳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央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致使《富农问题》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示的影响，实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其结果，把富农财产中不属于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部分也没收了，限制了他们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实际上要消灭富农经济。而且，对富裕中农采取和对富农、地主一样的政策，严重侵害了中农的利益，在政治上把富农和一部分中农推向敌对阵营，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土地斗争因阻力过重而无法实行。“立三路线”对中央的统治被结束后，1930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赣南。他在过去寻乌调查的基础上，又先后进行了兴国、木口村、东塘等处调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丰富了自己的见解。

1931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通告从根本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是工农民权革命阶段，“尚不是消灭富农阶段”。通告还纠正了把富裕中农划为“初期性富农”进行打击的错误，重申土地斗争绝对不能侵犯中农。通告针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对土地的强烈私有观念，特别指出：“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同月，毛泽东又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指出：“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由”。

这样，毛泽东从新的高度上再次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土地革命路线、特别是对富农政策问题上的干扰和错误，重申保留富农经济和限制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还较好地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而且，由于明确了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租借，就为富农经济保留了活动余地，也使一部分劳动力强的农民希望上升为新富农的愿望成为可能，这反映了“民权革命阶段”的特点。所以，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共“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对中央的统治后，第三次“左”倾错误对土地革命路线的干扰，又是主要地集中在对富农政策问题上。他们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和“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原则，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主张立即消灭富农经济，实行所谓“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明确的阶级路线”。1932年2月，“左”倾冒险主义者要求迅速检查土地分配情况，立即没收富农分得的好田，由此开始了一场旨在贯彻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的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全面铺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查出了一批借宗族和地域关系隐匿漏划的地主和富农。但是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指令，查田运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偏差，把一部分中农划为富农，并对富农采取了过火政策。这致使一部分农民恐慌。当时在瑞金县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的成分，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6]富农就远了一点。”

和“左”倾中央制定的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不同，毛泽东认为查田运动应“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他强调：“查田运动中，应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的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同时还应看到，“富农与地主有区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7]当地主待遇”。

为了防止混淆农村阶级阵线，毛泽东根据多年领导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经验，在进一步对中央苏区的阶级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1933年6月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对农村各阶级的划分作了质的规定。其中关于富农，毛泽东写道：“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对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占很大比例并且是主要的。”随后，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从量的方面规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对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作了具体的规定。关于地主和富农，《决定》明确，是否自己参加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1人每年有1/3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指犁田、莳田、割禾及其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引者注）叫做劳动。”劳动时间不满1/3或从事的是辅助性劳动，叫做“附带劳动”，仍属地主范畴。关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标准，《决定》指出：有两个标准，一是剥削数量标准，一个是剥削时间标准，即：“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富农则超过15%”；富农的剥削时间，是“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或大部，剥削分量超过其家一年总收入的15%者，叫做富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当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左”倾盲动主义者“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错误主张的影响。但是毛泽东在两个文件中结合中国农村和苏区的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详细准确地划定了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大大发展和完善了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著作中提出的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从中国富农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和数量，以及中国富农剥削和经营的方式、地租剥削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等几个方面，详尽勾画出中国富农的特点和他与地主、富裕中农的区别，为其以后制定更为完善的对富农政策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和公布，不仅对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查田运动中造成的阶级阵线混乱起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对指导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分析和划定农村各阶级的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制定和发表，还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富农问题的认识及其对富农政策的理论的成熟。三

毛泽东对中国富农问题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深入逐步加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提供了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但并没有具体指出中国农村的哪部分人属于贫农、中农，哪一部分又应该属于地主和富农。毛泽东在开始时也只是直观地看到地主和中农之间还有不同于前二者的阶层或阶级，他把其命之为“小地主”或“富农”。但对这一阶层的特点还把握不准。在领导当时农运的实践中，毛泽东从这部分人的政治态度着手进而探讨其经济情况，转而再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相联系，逐步搞清了中国富农的一般状况和特点。从而明确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制定正确的对富农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对中国富农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不同任务，适时适事地制定出不同的对富农政策，以配合完成各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1935年12月1日，刚刚指挥取得长征和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毛泽东，就致电张闻天，提出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富农问题上错误政策的具体意见。12月15日，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并以此作为适应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改变土地政策的开端。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确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代之以减租减息政策的过程中，对富农政策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强调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的租息“也须照减”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富农作为农村的资产阶级还具有“民主的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份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也可能保持中立”。而且富农在生产中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因而，要对富农采取更宽松积极的政策。毛泽东对富农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是考虑到当时民族矛盾压倒一切矛盾的现实，也有拆散富农、资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联合的可能，以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考虑。

抗战胜利后，在关系中国的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的生死较量中，毛泽东一方面反对激化阶级矛盾，对地主和富农乱打、乱杀的过“左”做法；另一方面，坚决地支持广大贫苦农民渴望获得自己土地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和归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因此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要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分配给农民。这项决策在解放区的实施和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广大新区的陆续开展，赢得了广大翻身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在领导涉及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又提出了暂时不动富农经济的策略。他在访问苏联期间给刘少奇的电报和回国后给邓子恢等大区领导人探讨这一问题的电报中详细论证了这样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第一，这次土改的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的偏差。如果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进行分配，而保留富农经济不动，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以前老解放区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战争结束，土改就显得特别重大。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富农，则将“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我们已经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组织上都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保留富农经济也是比较妥当的。第四，现时形势与过去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时的情况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式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领导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农采取了更为宽大的政策，从而大大孤立了地主阶级，保护了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使得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社会大变革得以顺利进行，在中国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关于中国富农问题的理论，只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宝库中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里，诸多政策的一项。它是具体的细微的，又是重要的、复杂的。毛泽东不拘泥于现成的理论和说教，而是从中国富农的实际状况出发，深入调查、反复摸索，顶住了“左”的或右的干扰和压力，把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同中国农村的阶级阵线、同整个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同中国革命的性质、同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相联系，制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理论。虽然它只是毛泽东思想理论长河中的一片浪花，但它透映着思想家的深邃和光辉，不仅推进了土地革命实践的开展，而且使后人从中得到启迪和振奋。注[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43页。[2]1927年8月18日在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3]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4]中共闽西“一大”《政治决议案》。[5]中共闽西“一大”《土地问题决议案》。[6]《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参见《斗争》第32期。[7]《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

3.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国际也在1930年就把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迫使红军“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1]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的惨重牺牲，更加重了人们对根据地的依赖。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找到新的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这是当时全党全军的共识。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则是大不相同的。

把持中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更清醒地注意到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意见虽然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但还是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激烈反对。

纠正“左”倾的错误军事路线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彻底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并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这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也是革命根据地能否得以重建的前提。遵义会议在解决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同时，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打了一扬拉锯战。毛泽东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一渡赤水，放弃了北渡长江入川的计划，避开敌人锋芒，转到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在扎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的会上，分析了当时的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说：“目前，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2]用敌人的过失，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进一步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3]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告虽然也阐述了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但它更突出地强调的则是“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此后，中央拟建根据地的区域又几经变化，但毛泽东不为其所限制。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取得了重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第一个阶段的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直接成果。

如果说毛泽东在重建根据地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主要致力于领导红军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那么，第二个阶段则着重于确定应在什么地区重建根据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国革命的不平衡发展，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而把持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出于争夺军权和党权的个人野心，以及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主张南下人烟稀少的四川西康边境地区。张国焘坚决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甚至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于是引发了党和红军内部的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摆脱危机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的调整。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北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全国的各路红军是在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放弃各自的根据地踏上长征征途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却逐步地反败为胜，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找到并巩固和发展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国民党盘根错节统治的南方转到了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北方。二

遵义会议还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了中央的组织问题。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纵的。比如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和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总书记，特别是扶植王明上台和让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中央领导层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员和决策机制。再加上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在客观上促成遵义会议和会后对中央领导人选和决策机制的自主调整。先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上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遵义会议上增加毛泽东为中央常委，重新明确朱德和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并强调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4]分工时进一步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就剥夺了原“三人团”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上还决定让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突出了他在中央核心层的作用。会后不久，据周恩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即张闻天）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5]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落时（一说是叙永的石厢子，另一种说法是在威信的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那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还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要职；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特别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从当时党内情况出发，回避开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集中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而在遵义会议后变更党内“负总责”这一最高领导职位时，毛泽东又谦虚地推举张闻天替代博古。这样，就最大的程度地争取了中央领导层同志们的支持，很好地维护和促进了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就愈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一般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之高明。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在遵义会议已经成功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再次成功地运用于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有所创新，树立了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虽然真理在握，但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他很注意发挥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作用，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发挥了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不退让。张国焘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党内争论，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严重程度。因此，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北上方针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三是表现出灵活性。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帮助，并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行径，同时他又努力说服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在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于是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严重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必须强调的是，在遵义会议后的这场伟大转折中，毛泽东虽然始终没有担任“党内负总责”或中革军委主席等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在党内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他那无可替代的杰出领袖才能和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在纷繁复杂的生死大搏斗中逐步地得到全党和全军的衷心拥护。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6]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与此同时，在长征途中和毛泽东一起劈波斩浪的一批领袖人物，也在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拥护和认可，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并且全部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由小到大、中国革命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组织保证，也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遵义会议虽然是着重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但在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那前后已经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者撤职处分，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同“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又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后开始全面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干部路线，他果断地停止了仍在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北方局和中央代表对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搞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撤销陕甘省委，改派李富春为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7]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

由于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三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这是一对复杂而又尖锐的并必须解决的矛盾。

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缺乏独立自主性，往往依赖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指导，有些给中国以很大的帮助，有些则因偏离中国实际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日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度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还照搬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认为日本侵略我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要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遭受严重损失。共产国际“七大”，以及在其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始转变方针，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开端。在抗日战争前夜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确立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正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自主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同王明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联蒋抗日”的主张相比，毛泽东不仅有更科学的分析和更可行的办法，而且有切切实实的实践。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思索不是一般地去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17日，长征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8]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就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而王明关于“联蒋抗日”的空泛口号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历史不能假设，王明虽然提出“联蒋抗日”在先，但他没有参加国内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如果我们以王明1937年11月回国后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做法进行反推理，那么，按照他的主张去“联蒋抗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毛泽东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9]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10]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11]毛泽东“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是我[12]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中共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总之，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毛泽东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双方力量的消长，日本侵略的加深和蒋介石态度的转变等），适时地提出“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等阶段性的口号，以促成全国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步骤和方法。前文讲到，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毛泽东就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到达陕北后，在粉碎敌人“围剿”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对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他为红军制定了“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作东北军的工作”的[13]战略方针。毛泽东还对根据地周边的各路国民党军做了政策上的区分。即把东北军、西北军同其他地方军阀武装加以区别，把晋绥军、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马鸿宾等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军加以区别，对他们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逐步建立起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争取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武装对红军抗日救亡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循着这样一条路线，毛泽东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仔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抗日战争前夜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并实践了党在历史性转变时期的政治路线。他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党成熟的标志。它虽然没有提出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却为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做了组织准备；它虽然也没有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但它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纠正和随后所实行的那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却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精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场伟大转折表明，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注[1]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2]《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7页。[3]《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页。[4]陈云，《遵义会议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参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5]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年谱》，第446页。[6]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7]《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8]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发言，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497页。[9]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76页。[10]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19页。[11]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68页。[12]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73页。[13]1936年5月2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46页。

4.长征：团结胜利的战歌

长征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围剿”，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在苏区的损失了90%。使全党上下困惑不解，为什么人是昨天的人，枪是昨天的枪，昨天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指挥下打胜仗，今天却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引导下打败仗。于是，有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的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在实际上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为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笼统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凯丰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真理在握，但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而是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同张国焘进行坚决的斗争的同时，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也对张国焘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行径的俄界会议上，还耐心地劝说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和信服，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途中，由于形成了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从而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呈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二、长征的胜利是全国各路红军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

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无奈之举，但它又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行动。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1934年11月，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这三支红军的突围远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主要是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起战略牵制敌军的作用。方志敏所部未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先是寻淮洲在作战中牺牲，不久方志敏、刘畴西也在怀玉山中被捕后英勇就义；红六军团则成功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并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是一路冲破重围，胜利地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巩固和发展了陕北和陕甘根据地，为各路红军的大转移保留了惟一的落脚点。

三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和战役合作，更是对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战争有所不同，长征开始后除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后方部队之外，各路红军都投入到战略大转移之中。这在客观上为各主力红军间的战略配合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与此同时，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也积极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

在战略转移中的各路红军共有过七次会师，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方志敏所部）的会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以及最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等。每一次会师，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将士来说，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无须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思想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先行北上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们会同红十五军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并发动了东征和西征，建立了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率领红二、六军团（不久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贺龙、任弼时等，连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战胜了张国焘的阻挠，和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中革军委的指挥北上抗日，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形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三、军民团结同甘苦，官兵一致克凶顽

被迫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指战员们，离开生活和战斗了七八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也痛感缺少人民的支撑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失落与困难。基于人民军队的本质，同时也出于失去根据地人民支持的痛楚，全党和全军上下在长征路上，都十分重视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和动员。尽管军情危急，戎马倥偬（平均每天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但是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总是打垮反动势力，救助穷苦百姓，播撒革命火种，建立红色政权。特别是红军将士一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发自内心地对穷苦百姓的爱护与帮助，深深地打动了沿途的广大群众。沿途的黎民百姓箪食壶浆迎接红军，参军作战，送粮草，捐衣被，救伤员，当向导，不惜毁家舍命，赴汤蹈火。据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17000多人。长征中，红军还在近20个民族居住的地区播撒了民族平等的火种，谱写了“彝海结盟”这样万古流传的篇章。长征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做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向16个省的2亿多人口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的狭小区域里孤军奋战不同，长征则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长征使共产主义的“福音”，由苏区一隅传向了全中国。

官兵一致是红军基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长征这场最危险、最艰难的生死考验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在长征中，红军的领袖和各级指挥员承担了比普通战士更重的责任。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山峰，茫茫无边的草地，领袖和各级指挥员与普通的战士一样，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完；敌人的枪弹和天上的飞机轰炸，并不因为你的职务高低而对任何人格外开恩。每一个战役展开，每一次战斗打响，从总司令到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土城战役时，朱德就曾亲自端起机枪冲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留下姓名的营级以上指挥员共432人。红军长征历经11个省，翻越了18多座大山，跋涉了近百条河流。许多险关、激流，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用毛泽东的话讲，“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一路斩关夺隘，大小战斗600余次，击溃和歼灭敌人数百个团的兵力，俘虏敌军两万余，攻占62个中小城镇。这些战斗形势之险恶，战事之激烈和红军将士之英勇，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正是红军将士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硬是走通了前人走不通的路，战胜了极其凶残的敌人，从许多被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了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甚至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和茫茫水草地。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缺少粮食，没有医药，而且地势险峻，气候变化无常。千年雪山，积雪终年不化，人烟绝迹。红军将士手拉手，甚至用绳子连在一起，不，是把生命绑在一起攀登跋涉。一支身着单衣、饥寒交迫的疲惫之师，凭着阶级的友爱，抱着必胜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豪迈地征服了一座座雪山。茫茫草地，一望无边，时而雷雨风雹，时而烈日炎炎。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还有的人一脚踏入沼泽，别的同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活生生地被泥潭吞没而无力救援。到后来，连掩埋战友遗体的力气也没有了，后续部队不是靠路标，而是循着烈士的尸骨辨别前进方向。有人估计，草地吞噬的红军将士的生命，相当于长征中各次战斗中牺牲人数之和。在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辨别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生命跨越了时空，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成为一个大“我”，活着就是一切，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支撑着红军英雄们身躯的，不只是食物，也不只是意志，而是阶级兄弟的情谊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使红军终于超越了生存极限的困难，成为绝境天兵。四、北上抗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就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稍后，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5年12月17日，刚刚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北上抗日和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顺应了民心，也切合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实际。正如斯诺当年所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遵循这一战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如在党内和红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调整国内关系、改变对富农政策等。同时制定和实施了创建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此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适时地引导党的政策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通过这些战略、方针、政策和步骤，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团结起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总之，在危难之刻人们出于求生存的本能每每能迸发出精诚团结之心，但同时也总伴有惊慌、涣散和屈服。源自求生本能的合作，往往只是直接相关者在局部环节上的短暂合作。而在万里长征的两年光阴中所呈现的全党上下和军民之间、官兵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生死与共的亲密团结，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后来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用求生本能所无法解释的。长征的光辉历程表明，这种团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统率，必须有一大批经得起磨难考验的骨干力量去忘我奋斗，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为支撑，还必须有现实的目标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引导；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是在同有碍奋斗目标实现的各种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中达成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千难万苦促成这种团结，从而形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力量，终于赢得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辉煌的篇章。

5.红军长征的最早记录

当各路红军转战正酣之时，范长江就以《大公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于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从成都出发到西北各省游历。他西北旅行考察的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常常是红军刚撤离，他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进行局势分析。他将沿途见闻写成69篇通讯，自1935年9月起陆续在《大公报》上刊出。范长江西北之行的多数通讯，被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可能是出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考虑，编入此书的通讯对红军行动的报道还只是一些片段，并不系统。当时他在《大公报》上还有7篇专门关于红军行动和红军领袖情况的报道，如1935年9月13日《大公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在第一时间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尔盖地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10月9日刊载的《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则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统率的中央红军向北发展的五条可选择的路线，并详细探讨了吴焕先、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行动路线；11月21日刊载的《红军之分裂》竟然比较准确地记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裂的原因和过程；11月26日刊载的《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更是以惊人地准确，描述了中央红军的构成和人数锐减过程，甚至得出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后“毛泽东所统率的八九千人，仍为中央红军的主体，这一部分人的行动，仍代表红军的根本意图”的结论；同日刊载的《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是通过采访一个掉队的红军人员，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经过湘桂黔滇川甘，直至陕边的大致过程；11月28日刊载的《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讲到陕北红军发展迅猛时写道：“刘之个性强，富煽动性，政治与军事知识皆有相当长处，更加以地方黑暗政治为背景，容易煽动，遂成今日之局。”1936年1月4日发表《松潘战争之前后》一文，进一步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原因，具体阐述了国共双方在松潘战役军事部署的得失和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被歼的经过，特别指出这场战役的后果之一“是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

范长江的这些报道，从第三者的角度第一次十分准确而又系统地介绍了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情况，立意公允，但又时常流露出对红军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的关注，为《大公报》争得很大的声誉，《中国的西北角》热销一时，范长江也从此一举成名，成为较早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

几乎与范长江同时宣传长征的是陈云。有所不同的是，陈云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他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的。长征开始时，他又被指定为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后又担任军委纵队的政委，是中央决策核心的成员。1935年1月15至17日，陈云出席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后，他和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受命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档案依据。在红军勇夺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即1935年5月2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泸定会议。会议决定派遣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这样，陈云惜别朝夕相处的战友，由当地的地下党员席懋昭和随红军长征的冕宁地下党党员陈梁护送，经天全、雅州（今雅安）、成都、重庆，辗转于8月5日到上海。后经宋庆龄精心安排，由马海德护送乘船赴海参崴，于8月20日抵达莫斯科。此后不久，陈云回顾自己在长征途中8个月的不平凡经历，假托为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化名“廉臣”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约4万5千字，不仅是出自作者的亲历亲闻，而且是在作者离开长征队伍不久即写出的，加之作者曾经参与长征的领导决策这种特殊身份，因而具有真实性、权威性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主要是：第一，系统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中华民国旧省名），而转入四川之理县、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万二千里行程。单就战役而讲，《见闻录》较详细地记载了连破敌人四道封锁、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勇夺泸定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具体描绘了红军将士一路夺关斩将势不可挡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这虽然不是长征的全部路程，但如此系统地正面记述红军长征的历史还是第一次。第二，为后人研究长征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例如，一些学术著述论及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长征时，大多一味责难“左”倾领导者不准备不动员，仓促行动。事实上，难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早已明朗，就连博古本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左”倾领导者将行动神秘化，或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是有的，但完全不进行任何准备，不进行一定的动员是不可能的。《见闻录》中记载“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一段话，就很能启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路。再如转兵贵州问题，有的论著认为，中央作出改变长征方向转兵贵州的决定不是在通道，至少是在红军占领黎平两天以后（1934年12月16日以后）。《见闻录》则在叙述了国民党军薛岳、周浑元等在城步、绥宁、靖县一带部署重兵阻止我与贺龙、萧克之红军会合的态势之后，明确地写道：“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经过贵州之黎平府。”另外，1982年6月，陈云在答复有关部门询问他是否参加过黎平会议的复信中也曾写道：“中央决定不在湖南会同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向贵州进军。我和刘伯承应博古之约，在洪州司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前进。”红五军团（陈云当时随五军团行动）抵达洪州司的时间是12月16日，第二日即移驻中赵，18日抵黎平。由此可知中央决定转贵州的时间应在到黎平之前，通道转兵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总之，这样的事例和线索在《见闻录》中有很多，是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宝贵凭据。第三，《见闻录》不仅系统地记载了长征中红军将士行军打仗的主要过程，而且还涉及红军的俘虏政策、红军的群众工作、红军的组织纪律、红军的民族政策、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帮助、红军的抗日爱国热诚等多方面的内容。此外，《见闻录》还假借一个国民党军被俘军医的第三者眼光，如实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在为路旁饿以待毙的农妇让衣让粮时所表现的一片爱心；如朱德与士兵水乳相融素有“伙伏头”的称谓；如“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像徐特立林伯渠等的乐观、豁达、和蔼、可敬等等。在《见闻录》中提到的红军将领有几十人之多。在国民党方面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大加诋毁的情况下，如此全面真实地歌颂红军及其领袖，宣传红军的政策及红军的英勇无畏与不可战胜，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振奋民心，团结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的作用，而且至今仍是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素材。《随军西行见闻录》写成于1935年秋，最早发表于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再次发表此文。8月5日出版的《救国时报》还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版权启事》。这样就首先在海外宣传和报道了红军长征。目前所知，国内最早印行此文的是1937年3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全文收入了此稿。该书是由北平进步青年王福时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在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汇集并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共8篇300页。第一篇《毛施会见记》，是1936年7月15日至9月23日毛泽东与斯诺（当时他根据译音取中国名字为“施乐”）历次谈话的记录（不包括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与斯诺谈自己生平和红军长征的内容）；第二篇《红党与西北》，是斯诺1937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讲演稿；第三篇是根据斯诺访问苏区后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等报刊上发表的13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第四、五、六篇是根据英文刊物《亚洲》刊载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的三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第七篇《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是3月10日毛泽东亲自托人捎给斯诺请他“广为宣播”的；第八篇就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需要强调的是该书虽然都是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但专门谈红军长征的只有陈云这一篇。此外，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这是毛泽东“长征”诗的首次发表，与现在流行的版本对照，“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当时为“金沙水抬悬岩暖”。《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第一版印行5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各地出现过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国内出版的单行本较早的有两种，即1937年11月民生出版社本（题目改为《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和陕甘人民出版社1937年12月本。此外，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还将斯诺采访毛泽东关于红军长征的那段记述同陈云的这篇文章一同束集出版，题为《长征两面写》（32开本，62页，北京图书馆收藏）。1985年1月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发表了这篇著作。199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又根据1936年7月莫斯科出版的此文单行本，重新校订，再次全文收入此篇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系统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

陈云当时还有一篇关于长征的重要文献，即1935年10月15日，陈云（化名“史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和《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风格和读者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报告从正面叙述了长征的经过，并对其中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因果分析和评论，更由于是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因此，其史料价值和思想性之高，是同期所有关于长征的宣传报道和读物都无法比拟的。比如说学术界在论述遵义会议在实际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时，往往只能从毛泽东所起的主导作用进行探讨，因为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都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这篇报告在介绍长征中如何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明确写道：“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就为我们研究遵义会议后是否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佐证。陈云这篇报告很长时间未能公开，2001年第4期《党的文献》才首次发表了此报告俄文记录稿的翻译整理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陈云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

与此报告相关，陈云还有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1937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发表有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一文。笔者1995年在撰写一篇论文时曾向当时负责《陈云文选》编辑的一位同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陈云的秘书）询问此文的作者是否就是陈云，他说他曾问过陈云，陈云否认写过此文。但笔者将此文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照，二者的起止时间是一致的，内容上也有许许多多的相近之处。而且，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中也将此文归在陈云名下。可是因为有权威人士的否定，只好存疑。1996年第5期《党的文献》重新发表《英勇的西征》，并在注释中明确，“施平”就是陈云。2001年陈云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发表后，对比之下明显可见，《英勇的西征》不仅主要内容与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大致相同，甚至有些段落的行文也相一致。“施平”应该是“史平”的谐音，《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对共产国际报告整理的，或者说是其“压缩版”。陈云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宣传长征的第一人。三、毛泽东亲自组织的长征宣传浪潮

毛泽东作为领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统帅，对长征胜利的历史非常自豪，也十分重视对长征的宣传。1936年8月5日，他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函：“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他们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和杨尚昆的征稿函所提到的“国际宣传”，主要是指为当时正在陕北苏区进行采访活动的美国记者斯诺提供素材。斯诺是1936年7月13日抵达当时的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的。从7月15日开始，到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谈话。其中，7月底到9月下旬，斯诺到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进行前线采访。据文献查证，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涉及的主要问题是：7月15日，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9月底至10月上旬，应斯诺的一再要求，毛泽东与斯诺谈了他个人的生平。但是，正如斯诺后来所记述的那样，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诺记录下来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平，而主要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他刚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得尤其细致。后来出版的以“毛泽东自传”或“毛泽东自述”冠名的各种书籍，大多就是在斯诺根据这些谈话写作发表的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的。因此，其内容除了叙述毛泽东的自述的简要生平外，几乎都有对红军长征过程的描述。除系统地采访毛泽东外，斯诺在苏区先后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的红军战士。刚刚结束的红军长征，仍然是他们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斯诺是1936年10月离开陕北的，毛泽东在8月发起的《长征记》征稿活动为他提供关于长征的系统资料，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他题写了《七律·长征》。斯诺可谓满载而归。

斯诺离开苏区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写出多篇的报道。11月12日，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就开始分期刊登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在稍后些的日子予以转载。接着，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斯诺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发表演讲的稿子《红党与西北》；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回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美亚》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新共和》刊登了《中共为何要长征》；《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此外，《生活》杂志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一千美元索购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斯诺自己回忆，他单是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当然，斯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在撰写上述相关文章的基础上，写作和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刚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球。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的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加印了五次，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书出后，一个月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中的最畅销书。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十余种文字出版，驰誉全球。在斯诺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发表不久，相关的汉译本随之问世。《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中译本是胡愈之组织翻译由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其广泛流传的盛况，已为众所熟知。还有一些字数不多的小册子，也流传广泛。如汪衡根据斯诺在《亚洲》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翻译、由上海文摘社于1937年11月印行的该书汉译本，当月就又印了第二版。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记载，截止到1949年，汪衡的这个译本，陆续有华北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佳木斯东北书店、华北书店、冀中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北京民主书局、辽东书店、吉林书店等多家、多版次的翻印本问世。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上还可以看到，在汪衡译的《毛泽东自传》出版前后，还有多种其他译者翻译和别的出版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问世（也都包括大量关于长征的内容）。比如，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3日版；张洛甫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平凡译，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版；张宗泽译，延安文明书店1937年10月再版；以及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版；毕正译，新建出版社版；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版等。在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和非法地位的情况下，斯诺关于中国苏区报道的著作不仅能够热销一时，而且长久不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著作真实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传播了红军长征事迹，弘扬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正如斯诺后来所言：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本书的大部分不是我写的，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读者从中“可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毛泽东和杨尚昆发起的《长征记》征稿活动，截止期为1936年10月底。由于征稿活动开展期间，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向陕北开进的途中，因此，所征集到的稿件几乎全部是反映红一方面军长征情况的。共有200多篇稿件，50多万字。经由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于1937年2月编成《二万五千里》一书。该书由110篇文稿、30多万字，分上下两册，当时没有印刷，只是抄写了20份。直至1942年1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才把《二万五千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印行。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选取其中51篇文稿，另收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自1937年1月15日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载）、《由甘肃到陕西》（自1937年7月5日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载，当时的篇名为《由甘肃到山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后一阶段》）等文章资料，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名，正式公开出版发行此书。《二万五千里》虽然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印行，但仍为宣传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它的部分文稿刚刚征集上来就提供给斯诺之外，整部书稿编成后曾由潘汉年带到上海一部，潘将稿子转交给董健吾，嘱咐他设法出版。董健吾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1936年2月，他和张子华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托曾经潜往陕北苏区，传递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希望与中共接触谈判的信息。同年7月，又是由他带领斯诺和马海德到陕北的。董健吾根据《红军长征记》，编写成《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化名“幽谷”，在1937年7月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刊出，文末还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为掩人耳目，作者在序言中自白：“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虽然篇幅不长，但把红一方面军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都按时间顺序交代得非常清楚、准确。将《西引记》的内容与《二万五千里》相对照，可见《西引记》中的有些情节直接引用了《二万五千里》的文字。例如，强渡乌江一节，引自刘亚楼的《渡乌江》；在茅台的经历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关于“火焰山”行军的内容，引自艾平（张爱萍）的《火焰山》。《西引记》的公开发表后，引起轰动。除有一些刊物转载外，还有一些根据此文编写的读物出版。如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黄峰编《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赵文华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的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这些文章、书籍的出版，多少弥补了《红军长征记》（即《二万五千里》）未能及时印行的缺憾。

这一时期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宣传物，比较著名的还有继斯诺之后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王炳南的前妻）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10月被红六军团裹携一同在长征路上生活了18个月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全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在被释放离开红二、六军团后，撰写了《抑制的手》一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他在长征中的奇异经历。该书于1936年12月由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汉译本名为《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勃沙特成为第一个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谱写的一幕英雄史诗，是一曲前无古人的绝唱。这段真实的神话，在第一时间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极大地震撼着中国和世界。人们惊奇地看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自己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处于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但却肩负着民族解放的期望，胸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凭借着崇高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忍不拔，团结友爱，英勇奋战；他们以劣势的装备和兵力，却冲破了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超越生存极限的各种艰难险阻，硬是从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一条生路，并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新高潮。这一人间奇迹，使得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四万万中国同胞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兴盛的希望，也使得全世界的善良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坚强。

6.长征中围绕领导权的斗争

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各路红军在其战略转移中都曾遭遇过重大的挫折与困难，方志敏所部更是基本上全军覆没。红一方面军作为红军的主力之一，又是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动，更成为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重点。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受惨重牺牲，8万6千中央红军锐减为3万，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给党的领袖和红军将领，乃至全体红军，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而这一严重挫折又与中央根据地被迫沦陷过程中的一次次沉痛记忆联系在一起，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把持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的严重愤懑，进而引起人们对军事路线的深刻反思，声讨的矛头直指“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

事实上，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是在长征前夕专门为实施战略转移而成立的。1935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中[1]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的“三人团”，负责筹划和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和对红军指挥权的把持，却由来已久。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进一步加以指责，并完全剥夺其对红军的指挥权。虽然在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周恩来和朱德等继续实行毛泽东既往的军事方针（毛泽东开始时也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的筹划），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后，“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入贯彻而所采取的红军主力分兵出击、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主力军团准备与国民党军“总决战”等军事冒险行动，已经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分兵把守、短促出击、以堡垒对堡垒、决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军事教条主义主张全面渗透，军事指挥权也逐步地为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苏区实际的“洋顾问”李德等人所完全把持。他们实行一条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而“三人团”成立后，军事指挥的进一步专断，使“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达到顶峰，并最终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更洞察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坚决抵制那种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围绕战略方针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红军将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争夺红军指挥权和领导权的斗争，就激烈地爆发了。

转兵贵州的意见，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的讨论，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在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上又得到进一步的重申，并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这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形成的重要成果可概括为三：一是彻底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决定仍由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二是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2]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三是决定俟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并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以上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围绕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一阶段的主要情形。

遵义会议作为“伟大的历史转折”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45年4月21日，党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3]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遵义会议当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那么，怎么认识这一史实与上述两个历史决议所做论断之间的差异呢？

第一，中央红军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阶段红军节节失败的惨痛现实，使全军上下达成共识，毛泽东是替代已经走投无路的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重新走向胜利的唯一恰当人选。关于这两点认识，有很多回忆材料可资证明，因为众所熟知，故不再赘述。

第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是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及其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主导者。这包括适时提出正确的进军路线、作战方针和思想发动、组织串联等。有关于此，也有很多史料佐证，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第三，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4]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杨尚昆也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5]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在随后酝酿更换党的“总负责人”时，据周恩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6]一个时期。”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是红军和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的主要人选。只不过是他个人坚决不同意而暂缓。

第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领导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大大小小决策中，也确实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这是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们一致的认识。陈云是党中央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他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最高职务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根据毛泽东事实上所发挥的作用，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7]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几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明确要求删掉其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一语中的“实际上”三个字。他说他当时是党的秘书长，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会后的行军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8]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二

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的作用主要是在会后发生的。同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其领导地位能否得到全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护，在当时还是个未知数，关键是要摆脱长征以来的危险被动局面，使红军转危为安。这个过程几经周折。（一）遵义会议在解决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同时，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打了一扬拉锯战（从未能实现战役目的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开会，决定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于29日拂晓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伺机北渡长江。（二）2月2日，红一军团攻打叙永城未克，电台又侦知川军有5个旅从北面压来，与从背后追击上来3个旅，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2月3日至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叙永石厢子的万寿宫（当时属古蔺）开会，决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避开敌人锋芒，准备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

在石厢子还有一个重要决策，就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对此，学术界一直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的花房子。我的理由是：其一，陈云当时的记录和周恩来等多位亲历者事后的回忆都是在向威信进军途中川、滇、黔交界处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或村子）。当地的学者实地考察后确认，在三省交界处，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一个以“鸡鸣三省”命名的村庄，而三省交界的岔河一带被人们通称为“鸡鸣三省”。具体地说包括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等地、贵州毕节县的德胜等地和四川叙永的水潦（距石厢子仅有10分钟的车距，同属今天的石坝彝族乡，笔者在2012年6月22日曾实[9]地考察）等地。其二，杨尚昆回忆“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10]刘英回忆也是2月5日。更重要的是，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于2月4日1时来电请示行动方针，并要求“中央和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2月5日，项英再次来电催促中央“请立复”。2月5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复电，郑重告知：“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指原中央苏区——引者注）的问题”，指示他们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指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五人成立中革军委中区分会，以及军委分会与中央分局的分工等重要内容。这份电报开头处标识“万万火急”，电报末尾又特意说明“决议详情续后”，这表明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发出的（比如马上要出发）。根据项英4日的来电和5日中央的这份回电确定，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肯定在2月4日至2月5日召开过会议。而且，学术界也普遍推论，在讨论给项英复电内容之前，肯定要先讨论决定了张闻天与博古交接权力问题，然后才可能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正式复电项英。其三，军委纵队在石厢子的两天正好是除夕和大年初一，这是中央领导在一渡赤水后至2月9日到扎西镇期间，唯一一次在一个地点逗留两天的机会。朱德2月3日22时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明确：“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因为没有会议记录留存，我们只能从发出的电报分析开会讨论的内容。查朱德在2月4日的23时半和2月5日的凌晨3时，分别签署有电报。其后最早的电报则是5日21时的。其中2月5日凌晨3时的电报分别调整了红一、三、九军团的行军路线，并明确：“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这一计划实际上也是这次会议讨论决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四，在5日的21时半的电报中，朱德明[11]确：“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明拟续向扎西前进。”据当时因受伤而和军委纵队同行的陈伯钧日记记载：2月5日，“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75里”，“到宿营地已次日2时了”。陈的日记中还讲到有滇军一营固守碉堡，不能立即克敌，形成对峙。军委二局（负责收发电报和监听敌台）的伍云甫2月5日日记记载：“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即花房子——引者注）宿营，路甚难行（3里路约行3小时），23时半才到。”这些电报和日记表明，2月5日白天，军委纵队行军一天到水田寨，因为有守敌干扰，又绕道到3里外的花房子宿营，已经很晚。翌日（2月6日）天亮就又行军45华里到石坎子了。由此，我们推论2月5日晚抵达花房子后，中央和军委领导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集会讨论党的最高领导权交接、给苏区中央分局和项英复电和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等多项重要内容。所以，在没有更可靠的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我认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凌晨（至少可以肯定2月4日是开过会）在石厢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朱德在2月5日的凌晨3时签署的电报可为佐证，说明至少在5日凌晨3时会议还没有结束。综上可知，石厢子会议决定了三件事情：一是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二是关于苏区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动方针和成立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三是调整并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进军方向。

著名学者程中原把2月5日至9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行军路上分别于水田寨、石坎子、大河滩和扎西镇的江西会馆召开的一系列会议，通称为“扎西会议”，并认为这些会议与遵义会议有着密切的联系，[12]是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了的”和“未解决好的”问题。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受其启发，我认为尽管从地域关系说，石厢子会议不像其他几次会议都是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召开的，但就其所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与上述会议是完全一致的，是上述会议的开端。或者说石厢子会议属于“扎西会议”系列之一，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继中央常委再行分工更换最高领导之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有一些重要的举措和行动。一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全军传达，用毛泽东一贯力行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针武装各级指挥员的思想；二是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减少了番号和指挥层次，充实了一线战斗部队，并进一步彻底清理了行装；三是加强了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军区（原中央苏区）的沟通和联系，促成各路红军的协同配合；四是划拨400多精干指战员，组织了由干部团政治科科长余泽鸿和红三军团师政委徐策率领的川南游击队，以策应主力红军的行动。这些举措和行动，使全军上下步调一致，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地加强。（三）扎西会议期间，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度确定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这时，通过军委二局破译敌军电报得知，不仅滇军主力从昭通、毕节压了过来，而且川军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都跟进围追上来，形成合围之势。毛泽东和军委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杀个回马枪。主力红军于2月18日和19日，出敌不意，分别从太平渡和二郎滩再渡赤水河，插向敌军防守薄弱的黔北地区。2月下旬，红军强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追歼吴奇伟，取得击溃黔军8个团、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俘虏3000人的重大胜利。这是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1934年4月广昌战役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3月4日，根据张闻天的建议，为加强和统一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签发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重新担任的第一个军队领导职务。（四）遵义战役胜利后，红军上下，欢欣鼓舞，高级将领们也都积极寻找战机，欲图再打几个大胜仗，彻底转变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但是，在事实上，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特别是又无根据地为依托，红军不仅在实力、装备方面，而且在伤员安置、后勤补给、敌情侦察和隐蔽行动等方面，都存在超乎寻常的困难，很难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才是第一位的任务，而寻机歼敌则需要足够的耐心。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主张硬啃，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双方互不妥协，毛泽东提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打打鼓新场，并免去毛泽东的这一新任职。当晚毛泽东仍然对此战的后果担忧，就去找周恩来，经过仔细分析，周恩来同意暂缓发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召集会议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大家，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因此事触发，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以来每每要通过政治局和军委联席会议形式讨论决定作战方针的状况，不能适应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他建议成立新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张闻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临机决断，全权指挥部队。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主导地位从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五）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与强敌周旋。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彻底改变了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以上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围绕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二阶段的主要情形。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不仅为亲身经历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广大红军指战员所称道，而且也一直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毛泽东本人更是称其为他战争生涯的得意之笔。但是，2010年第11期《炎黄春秋》发表夏宇立的文章《四渡赤水评价考》，对此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其中特别把毛泽东提议成立“新三人团”自己成为成员一事，称为“权谋”。这里谈两点我的认识。

第一，遵义会议除了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外，还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党和军队的组织问题。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纵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中央领导层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员和决策机制。再加上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在客观上促成遵义会议和会后对中央领导人选和决策机制的自主调整。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隶属关系和其由历史形成的影响力，也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当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因此，在这次自主决定主要领导的权力过渡中，采用的是平稳的逐步过渡。首先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上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决策权，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第二步是遵义会议上剥夺了原“三人团”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但没有立即撤消博古党内最高负责人的职位。而让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突出了张在中央核心层的作用。第三步是在叙永县的石厢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第四步是成立“新三人团”，进一步组织上突出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核心地位，但是并没有改变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地位。不仅如此，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还一度让他接替王稼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要职；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而实际是党内和军内主心骨的毛泽东，却始终不肯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从当时党内情况出发，回避开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集中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这样，就最大程度地争取了中央领导层同志们的支持，很好地维护和促进了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边，赞同和支持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这就愈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一般肯定党的政治路线之高明。上述情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坚定的党性原则与高超的领导艺术，以及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

第二，四渡赤水之战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之战，是在红军士气最低落、身心最疲惫、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生死攸关的绝地反击；对于被推到历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泽东来说，则是对其军事指挥才能和军事思想的最直接的检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把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等一系列严峻情况的挑战。从军事学角度看，指挥四渡赤水之战不同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的战略指挥，也不同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粉碎敌人“进剿”、“会剿”和“围剿”时的战役指挥，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指挥，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红军的生死和中国革命的兴亡。当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从1935年1月下旬离开遵义到5月9日全军渡过金沙江，长达4个月时间。在整个令人窒息和倍感煎熬的战役过程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盘托出了，其战术安排也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不要说红军作战部队的基层干部和普通战士，就是在中央决策层的领导和高级红军将领中，能够完全理解毛泽东战略意图的也为数很少。特别是在当时瞬息万变的危急形势下，客观上也不允许把全局的作战计划悉数告知分路行军的各军团首长。因此，质疑和责难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多年的艰苦磨砺，造就了毛泽东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信，他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排除了各种困惑和干扰，率领全体红军将士迸发出钢铁般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力量，硬是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这其中，至为重要的是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正如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所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13]战的胜利。”就这样，中央红军“人是昨天的人，枪是昨天的枪，昨天打败仗，今天打胜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成就了红军这段神话般的历史。四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围绕红军的领导权问题爆发了更为激烈的斗争。

由于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影响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严重膨胀。从表面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什么地区寻找和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国际也在1930年就把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迫使红军“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14]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的惨重牺牲，特别是四渡赤水战役中无根据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难和痛楚，更加重了指战员们对根据地的依赖。对此，红四方面军同样是感同身受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找到新的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这是当时全党全军的共识。如果说，在长征中关于领导权问题斗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主要是围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展开的（实质是实行什么样的军事路线）；那么，在此阶段争执的核心则是进军方向问题。

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首先是基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边的敌情和相关战略方向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当时夹金山以南是国民党的追兵严阵以待，向东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个团重兵把守，向西则是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向北经川西北到川陕甘地区，那里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其次，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努力的落空等客观事实，使毛泽东等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大环境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也会在强敌的持续围攻下陷落，还必须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与支持。因此，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与中国西北等地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毛泽东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他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5]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这样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战略发展方针是当时唯一可行、后来又被实践证明的正确方针。相形之下，张国焘所坚持的西进南下方针，及其所谓“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蛊惑，则显得苍白无力。其与中央进行争执的实质，是个人野心膨胀，企图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同时也反映出其逃跑主义的军事主张。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在遵义会议以来已经成功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发挥到极致，树立了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虽然真理在握，但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他很注意发挥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作用，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发挥了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不退让。张国焘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党内争论，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严重程度。因此，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对张国焘觊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和对红军最高指挥权，以及挑战党中央北上方针等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等，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三是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为了促成北上方针的实施，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帮助，并一再做出很大的妥协让步，比如先是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进而动员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行径，同时他又努力说服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甚至在10月5日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以后，毛泽东在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11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提议：中央[16]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的名义。这就为以后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张浩从容协调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埋下了重要伏笔。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于是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严重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在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1935年9月9日，毛泽东率红一军、红三军（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摆脱危机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的调整。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北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

以上为长征中关于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三阶段的主要情形。

综上所述，长征中的领导权问题关系到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和正确行动方针的能否顺畅地贯彻，关系到全党的团结与否和红军战斗力的强弱，关系到是彻底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还是被其歼灭，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与中国革命的兴衰。这是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纷繁复杂而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解之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之所以最终能交出胜利的答卷，其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大智大勇；全体红军将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与吃苦耐劳精神；由共同理想信念凝结起来的全党和全军的团结等等。归根结底，最为重要的是，经过无数次成功与挫折的磨练，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坚强领导核心。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开始独立自主地根据所面临的实际，确定自己的路线，最大限度地团结和组织调动一切力量，审时度势，为达目的而努力奋斗。如果在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的领导群体没有形成共识与决心，就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否定“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并剥夺其领导，长征就不可能出现根本转机；如果没有在四渡赤水阶段血与火的生死较量中检验，遵义会议会议的成果就得不到巩固和发展，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就不可能真正确立，也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主动权；如果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制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也就不可能有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并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亲历者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把党的成熟作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17]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注[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版，第262页。[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3页。[3]《毛泽东选集·附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5]《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18页。[6]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7]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8]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9]翟昭明，《“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参见《光辉的扎西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10]《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11]《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12]程中原，《关于扎西会议的几个问题》。参见《光辉的扎西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页。[14]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1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17]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7.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中国革命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主要是在南方发动并取得胜利的；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等也是由南向北发动的；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依然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步展开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南昌起义后向广东的进军、海陆丰的武装暴动和广州起义，都有先建立两广根据地，再度北伐的意图；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也认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1]成红军的成分来。”当时先后建立的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和陕北之外，基本上分布于中国的南方省份。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发生转变，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步由南方向北方转移。这是因为：

其一，自明成祖定都北京以来，北方长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但是，清末以来，继满清封建统治的被推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及其随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的土崩瓦解，在中国北方，不仅旧的反动统治势力已经被摧毁，而且继之而起的新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的势力，也在新军阀混战、南京国民政府的削弱政策的打击，以及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过程中，遭到重创。中国北方的反动统治力量大为削弱。

其二，大革命后期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的蒋介石政权，由于得到江浙等富庶地区地主买办阶级以及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1928年12月，随着东北易帜而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接着，南京政权在与各路军阀混战中，一一胜出。特别是在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内战——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以及汪精卫等国民党内各反蒋政治派系的联合挑战，其统治力得到空前的巩固和膨胀。虽然，此后直至蒋介石政权最后在大陆覆灭，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甚至是武装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但都已不足以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蒋介石政权把持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命脉。

其三，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平息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其统治的中心区发动更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使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与此同时，他还纠集大军对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红军和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在强敌的进攻下，先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关于红四方面这次战略转移的决策是否得当，这里不论），转战川陕；不久，留下坚持在鄂豫皖地区斗争的红二十五军，也踏上了战略转移之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丧失；接着，湘赣革命根据地也陷入危急，红六军团作为战略先遣队撤离湘赣根据地，赴湘鄂西与贺龙部会合，湘赣根据地失守；与湘赣根据地共同作为中央苏区战略支撑和屏障的闽浙赣苏区，此时在敌人的围攻下，红十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被捕就义，苏区沦陷；最后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后，也落入敌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与分布在南方的各路红军一样，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其四，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热河的武装侵占和对华北地区侵略渗透，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出现和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的爆发，以及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酝酿，表明以抗日救亡为核心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中国的北方日益高涨。

而位于北方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北），硕果仅存，历史性地成为党中央与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新的革命高潮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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