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大钧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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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史(1949-2007)试读：
前言
这部《中国当代史（1949—2007）》，从1949年写到2007年。58年的历史可以分为6个时期，大致上与本书的6个章节相对应。
1.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7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年主要是统一祖国大陆，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后4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短短7年时间，实现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如此深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和伟大进步。
2.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0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这10年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阶段虽然在1957年6月开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总体上讲，成绩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二阶段：从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60年秋。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方针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努力地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由于受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尚未觉悟到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在庐山会议后期纠“左”又中断了，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局面。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工作上的失误是主要的，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第三阶段：从1960年冬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再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这个阶段，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大兴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群策群力，艰苦奋斗，纠正错误，渡过难关。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雷池之内，纠正得很不彻底，但是这个阶段，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在恢复经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第四阶段：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个阶段，由于坚持“八字方针”，由于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并且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延伸到党内的高层，步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3.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文化大革命”的10年，我们想把它分为4个阶段：（1）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和全国动乱局面形成的阶段。（2）从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和武汉“七二〇事件”，全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到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面夺权”和所谓“斗批改”阶段。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但“九大”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迅速加剧。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急于“抢班夺权”，林彪一伙策划武装政变和林彪叛逃。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3）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大。江青集团几个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从此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开始向周恩来等发难，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初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斗争，被迫中断。“批林批孔”运动使全国动乱再起。（4）从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个阶段，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学习理论和“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毛泽东错误批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四人帮”的覆灭。
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1年12月，我们把这15年的历史组合为一章，称为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我们的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13年的重要历程。改革开放13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13年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话，就是“上了三个大台阶”，即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提前实现小康。
改革开放13年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阶段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第二阶段：从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1981年、1982年、1983年这三年主要在农村进行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形成。“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三阶段：从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在新的中央集体领导之下，我们党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中经受考验，稳住局势，顶住压力，在艰难中坚守阵地，捍卫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5.从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是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开展，2000年我国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91年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11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到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特征：一是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治国方针，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朝气蓬勃的快车道，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全面出台，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三是中共十四大，全面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从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阐述了党的基本纲领。1998年3月召开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提出本届新政府“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任务。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抗洪救灾确保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开始实施。香港、澳门回归祖国。2000年我国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初步建立了小康社会。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国进入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江泽民在中共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6.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到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中共十六大的主要贡献是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并将其概括为“十个坚持”，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5年党和政府工作很多很重，并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本章论述的主要内容：（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2）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取消农业税。（3）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4）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5）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维护社会稳定。（6）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7）《反分裂国家法》。（8）《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9）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0）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十七大的主要贡献是把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整合和统一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共十七大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和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修订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业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学术上出精品，而且注重教学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结构。
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前后历时20年，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深化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持，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因具开创性而获得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学改革继续深化。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并与历史学系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教学需求相配合，我系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这套教材涵盖了历史学科各门主干课程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本科阶段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在系内的多轮使用中，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同时，由于具有编审谨严、结构合理、分量得当、适应面广的优势与特色，这套教材在各高校历史学科受到普遍欢迎。
时至今日，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历史学系又在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与特色设计发展之路。按照学校的部署，组建了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首先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编写出版的历史学基础课教材进行修订，力求通过高水平教材的修订与使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次修订，仍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结合学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加入新的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以顺应当今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为21世纪的大学历史教育提供一套较为新颖、完善且适用面广的基础课教材。考虑到这套教材已具备的特色与优势，所以总体框架上不拟作过多更动。具体而言，原有章、节、目结构大体不变，正文中根据内容需要附插图、地图，每章之后附有若干思考题，全书后选附大事年表、中英文译名对照表和参考书目等栏目。根据学校新的教学计划，个别书名作了调整，《历史学概说》改为《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世界现代史（1914—1945）》与《世界当代史》合为《世界现代史（1900—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为《中国当代史》。按照高等院校历史学科现行的课程设置，并考虑到教学上的实际需求，《中国近代史》仍仅包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的历史。《中国当代史》则在原有基础上作了较大改动，主要是增加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诸多新内容。
本次修订，虽作了部分更动，一些方面得以完善，但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2004年5月第一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1949.10—1956.9）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上半年，历时3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获得了解放，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方面代表人士，开始加紧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制定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条例以及代表名额的各项规定，并选举毛泽东等21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决定成立6个小组分头起草相关文件。经过3个月的积极筹备，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代表们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会议还基本通过了各个小组起草的多项文件草案，并确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662人。在人民政协的宏大阵容中，不但包括了全国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和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有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以张治中为首的前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部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强调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能够战胜国内外反动派，而且能够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中国人民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林伯渠、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分别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内容作了报告。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上述历史性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共同纲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之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任务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机关，是一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为政协会议闭幕期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全国领导机关，并选举了180人组成政协全国委员会。其中，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在天安门前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从1840年以来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会后，毛泽东率领政协全体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一一执锨铲土，以示对先烈的崇敬之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全国人民团结的盛会，它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履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
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系统，详见下页表），开始各项政府工作。
会议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28响，它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28年。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典礼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后进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阅兵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全国已解放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占世界人口近四1/4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激励和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二、全国大陆的统一 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至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中国东北、华北全境，华东、西北和中南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广州，国民党军队还有100余万人，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台湾及沿海岛屿上负隅顽抗，主要是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因此，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新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军事任务。
为了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开始向华南进军。10月14日解放广州，歼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解放了除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11月上旬至12月开始进行广西战役。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白崇禧集团除了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全部被歼，广西全境顺利解放。19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和一野、四野各一部军队开始向西南进军，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2月27日解放成都，国民党集团在大陆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被歼灭。
1949年9月26日新疆宣告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2月9日在新疆迪化举行了解放军、起义部队的入城式。到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进军新疆的任务。
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9月至10月进行了漳厦战役，解放了漳州、厦门和福建全省。10月下旬，三野一部发起金门战斗，首攻大金门岛。由于轻敌急躁、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和敌情变化等原因，致使这次战斗失利，解放军损失3个半团9000余人。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海作战。4月16日至5月1日解放海南岛。5月19日，解放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7月8日、15日，先后解放嵊泗列岛和北麂山岛等岛屿。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30余万人。
1950年1月，人民解放军开始做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10月6日，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消灭藏军5700余人，解放了昌都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以武力顽抗的企图，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经过反复谈判和协商，双方代表于5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根据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10月26日进驻西藏首府拉萨，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溃败时，留下了一批溃散武装人员，成为遍布各地的武装匪徒。1949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剿匪作战，歼灭残匪约240万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国民党大部分溃散武装，使社会秩序基本安定，政权得以巩固，生产和社会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新解放的地区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肃清残敌，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一切公共机关、产业与物资，迅速组织恢复生产等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军管会或各地人民政府先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村称农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的特殊形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从军事管制制度过渡到正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适当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老解放区来的工作人员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领导层人员中，以中共党员为主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为了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2月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随后，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了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省、市、县人民政府为行使政权的机关，受主管大行政区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在不设大行政区委员会的地区，省人民政府受政务院直接领导；市、县人民政府则分别受所隶属的省、市领导。1950年12月8日，政务院第62次会议通过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具体规定了区、乡人民政权的性质、职能和组织机构。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全国行政单位已建立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4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大区最初为一级地方行政机关，1952年11月改为中央派出机关，并更名为行政委员会），28个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山西省、平原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辽东省、辽西省、吉林省、松江省、黑龙江省、热河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青海省、新疆省、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广东省、广西省、贵州省、云南省、西康省），1个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1个地方政府（西藏），8个人民行政公署（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川北、川南、川东、川西），1个地区政府（昌都），12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北京、天津、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西安、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67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2087个县人民政府。
到1951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两周年时，全国有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了省、市、县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以及人民政府的委员。到1952年底，所有的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已分别增至19个省、85个市和436个县，绝大部分乡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已由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这就充分发挥了人民参政的积极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人民革命成果，进一步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进一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三、国营经济的建立 社会经济秩序的整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立刻没收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并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也是建立国营经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其中在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中占80%，钢铁生产中占90%，电力行业中占67%，煤炭行业中占33%，有色金属和石油行业中占了100%，水泥行业中占45%，硫酸行业中占80%，织布机行业中占60%，糖业中占90%，并且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还包括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其中详细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办法和政策。要把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区别开，接收企业时要“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即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过来，尽快地恢复生产，然后根据需要，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到1949年底，在金融业方面，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两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业储金局；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地方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在交通运输业方面，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单位下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计有铁路2.18万公里、机车4000多台、客车4万辆、货车4.7万辆，铁路车辆及船舶修造厂30个，各种船舶20万吨。在商业方面，没收了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在工矿业方面，接收了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兵工及军事后勤系统。
针对某些私营企业中还隐藏着一些官僚资本股产的情况，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并颁布了《关于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根据这两个文件，将原国民党政府及其经济机关、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和国民党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在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作了彻底清理，并收归人民政府所有。事后按资产原值估算，没收的全部资本财产约合人民币150亿元。至此，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而接管的金融、工矿企业等物资财产，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经济中的重要部分。
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还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收回长期被外国把持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外汇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对外国在华财产，仅没收了日、德、意三国的，对其他国家在华财产均不予没收，只废除它们依照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这些企业，由于失去了特权，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它们或申请歇业，或放弃经营，或要求转让给我国政府以抵偿其在中国的债务，或由我国政府作价收购。1950年6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冻结了在其管辖区内的中国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英国也几次劫夺中国在海外的船只、飞机等财产。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950年12月28日、29日，政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和《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规定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和宗教团体的登记办法。1951年4月征用了英国在华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及其在上海的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制造厂，征用了美国在上海的三个石油公司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油料，接管了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并代管其全部财产。
新中国通过没收原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部分官僚私人资本，收购、征购、征用以及没收的外资企业，再加上解放区原有的公营经济，组成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随之，国营经济基本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据1949年统计，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80.7%；在全国大型工业的总产值中占41.3%；在全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包括手工业）中占48%；在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所占比重也较大，电力行业中国营资产占58%，煤炭行业中国营资产占68%，生铁行业中国营资产占92%，钢材行业中国营资产占97%，机器及机器零件行业中国营资产占48%，水泥行业中国营资产占68%，棉纱行业中国营资产占49%。国营经济还控制了全国的铁路和大部分现代化运输业、绝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许多重要的物资和工业原料，如粮食、棉花、煤炭、钢材、铜、钨、锡等，均为国营经济所控制。
国营经济的建立，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包括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等个体经济）沿着新民主主义轨道协调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稳步前进；并为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资本，发展工农业生产，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保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新中国从国民党政府接收下来的是全面崩溃了的经济。以1949年与1936年相比，工业产值下降了约50%，农业产值下降了约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亿斤。据统计，从抗战前的1937年6月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的12年间，国民政府的通货增发达到1400亿倍，物价上涨36807亿倍。同时，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军费开支也需要增加。另外，救济经费支出骤增，加重了财政困难。1949年城市中有400万失业人口，农村有4000万灾民需要救济。新解放地区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老解放区公务人员一起，共达900万人，致使行政经费骤增。此外，医治战争创伤，恢复铁路交通和治理水患，都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支持。这样一来，1949年国家财政收支出现了2/3的赤字。国家为了解决急需，不得不增加人民币的发行量。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人民币发行量增加约100倍，1950年高达270倍。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家、不法商人也乘机开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进行破坏和捣乱，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经济的困难程度。在全国范围内，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从1949年6月至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物价，打击投机，缓解通货膨胀，并且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49年8月，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上海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大区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解放区人民稳定生活的方针、实施方案和步骤，并决定调动全国的财力、物力，稳定城乡市场，控制物价；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制止投机资本家哄抬物价。为此采取了下列措施：
1.取缔倒买倒卖银元等非法活动，加强金融管理。
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大小马路上充斥倒买倒卖银元的“黄牛”，带动了整个物价的狂涨。人民政府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严禁金、银、外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交易，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限期收兑。在上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依法逮捕惩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200多人。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也采取了同样措施，惩办了一批金、银、外币投机分子，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对私营金融机构也加强了管理，坚决取缔了经营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机构，将其纳入了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
2.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平抑市场物价。
上海解放不久，很多投机分子就叫嚣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棉、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为此，国家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等主要商品。各主要城市的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掌握了大批粮食，控制了煤炭供应量的70%，棉纱的30%，棉布的50%，食盐的60%。以此作为打击投机势力，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当1949年11月2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等，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取得“粮棉之战”的胜利。近两个月的物价涨风，迅速回落下来。自此，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3.加强市场监管，保护正当工商业活动。
国家公布了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业。人民政府严格管理市场交易，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并实行市场价格管理，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破坏。还把大宗物资采购工作，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使国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以及市场物资供求趋于平衡。为此，中共中央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会议确定了1950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做目前必须做的事。为此，会议决定，要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物资供求、现金出纳的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统一财经工作主要内容包括3个方面：（1）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2）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为了把分散的物资集中起来，有计划地调节国内供求，控制市场和组织对外贸易，政务院决定，国营贸易机构的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的调度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和指挥，非经中央贸易部批准，其他部门和下级贸易部门均不得改变中央贸易部的业务计划。国家还决定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库存物资，均由中央财委统一调度。（3）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国家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及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这一决定，立即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收到明显的效果。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从1950年3月以后，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也日趋稳定。例如，1950年3月的全国批发物价总指数为100，1950年12月下降到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国家财政收支也趋于平衡，1950年第一季度财政赤字占支出总数的43%，第二季度下降为40%，第二、第三季度下降为9.8%，第四季度只占支出总数的6.4%。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四、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且，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外交原则的指导下，新中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丹麦、越南、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有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按照一般国际惯例，只要两国政府互致承认电文，就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还盘踞着台湾并占据着联合国内的中国席位。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应当代表中国人民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提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由于美国等国的反对和阻挠，这一要求未能实现。1950年11月28日，经过中国政府多次交涉，终于冲破美国的阻挠，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大会上作了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发言，有力地揭露了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由美国进行“托管”或“中立化”的主张。但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一直遭到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大会的拒绝。
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句话，形象、生动又通俗地表述了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启程访问苏联，就中苏两国之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经过协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协定》规定：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中长铁路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中苏两国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五、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和策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物价趋于稳定之后，社会经济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出现了生产缩减、商品滞销、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劳资纠纷增多、失业人口增加等现象。1950年1月至4月，京津沪汉等14个城市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全国16个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量，4月份比1月份分别下降83%和47%。到4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个，失业工人在20万以上。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劳资纠纷频频发生，私人工商业者惶恐不安。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新解放区的土改尚未进行，农业生产不可能迅速发展，广大农村的购买力也不可能很快增长。1950年的国家预算中，军费和行政经费占了约50%，只有约24%能用于经济建设。第二，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及各经济部门内部的关系还未理顺，存在着严重脱节和无政府状态。比如国营贸易前进步伐偏快，华北地区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粮食、棉纱、棉布、煤炭、食盐、煤油等主要商品占80%左右，有些物资在某些城市的国营比例占到100%。同时，国家在税收、公债任务的分配上不够公平，户与户、行与行、地区与地区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有些私营企业负担过重。另外，不少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上具有盲目性，因而产生了停厂歇店现象。第三，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改组，过去以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上的虚假繁荣突然消失了，使一向依靠这种虚假繁荣生存的私营工商业顿时陷入困境。过去的一些私营工商业，也因社会制度改变，致使许多货物失去了市场，不再适应新社会人民的需要。由于以上原因，出现了暂时的新困难。
这些困难，虽然是暂时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但它牵涉到工人和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经济的恢复和政权的巩固。当时，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有不满情绪，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关系有些紧张。面对这些困难，社会上有人主张国营经济不要发展，即所谓“不要与民争利”；有人主张扩大信贷，降低利息，恢复证券交易所等；有人甚至主张向资本主义国家求援。与此同时，党内产生一种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1950年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人认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现在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应是“利用、限制、排挤”；“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这些观点违反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确定的四个阶级合作、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共同发展的基本精神。
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及时提出调整关系，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同时，批评了党内部分干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为了全面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并总结工作，明确任务，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获得这3个条件，保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任务的实现，必须做好8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并对行政系统进行整编。（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在报告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为创造3个条件，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
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各阶级的动态，阐明了党关于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他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议批评了在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粗暴对待知识分子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急于进行改革的“左”的情绪，指出这些是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错误思想，阐述了在各项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的方针和政策。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地改革、财经工作、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毛泽东的报告、讲话和会议决议为三年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路线、策略和行动纲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方面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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