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繁荣贸易举措(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玉梅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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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繁荣贸易举措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豪商巨贾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上古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社会分工更加详细。随着商业的发展，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商人，成为该时期商业领域的领军人物。

范蠡用大智慧开创了我国商业文化；子贡凭借“孔门十哲”金字招牌，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商；白圭的经商之道和贸易理论，无愧于经济谋略家的称号。

以“奇货可居”著称的吕不韦，更是以风险投资成为古今中外第一人。这些豪商巨贾，开启了我国商业史先河，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被尊为商圣的范蠡

范蠡的神奇之处在于：从政可为宰相，经商能为巨富。他用大智慧开创了我国商业文化。被后人尊称“商圣”，更被供奉为财神。

范蠡出身贫寒，父母早亡，由哥嫂扶养成人。他从小就天资聪慧，博闻强识，喜欢读书，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理论。

当时著名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到范蠡的家乡南阳云游，范蠡拜其为师，跟他学习经济知识和经商技巧。

范蠡和楚国名士文种是好友。当时列国纷争，相互争霸兼并，楚国政治不明，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于是，两个人商议之后，来到越国。范蠡和文种入越后，深得越王勾践重用，勾践任范蠡为大夫，又擢为上将军。

范蠡对勾践忠心耿耿，出谋划策，与文种同心协力为越国共谋良策，促进了越国强盛。最后灭掉劲敌吴国，勾践当了霸主。

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欢歌笑语，十分高兴。此时，只有勾践一人面无喜色。范蠡看到后，暗自叹息，深思熟虑后，决定携带家眷悄悄出走。

范蠡临行前告诫文种：“勾践为了兴越灭吴，不惜卧薪尝胆。如今如愿以偿，却不想将功劳落到大臣名下，猜疑嫉妒之心已见端倪。看来与越王只能同患难，不能共享乐，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如不及早急流勇退，日后恐无葬身之地。”

文种并没有和范蠡一起出走。后来，勾践果然赐文种一剑，令其自杀。文种临死前后悔当初没有听范蠡的话。

范蠡乘舟到达齐国后，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在齐国，范蠡在海边选了一片土地，和儿子一起开荒种地，种植谷物，并引海水煮盐，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没有几年光景，就治下家产数十万，成为当地巨富。

后来，齐国国君听说了范蠡的事情，觉得此人是个奇才，就想任命他为相。可是范蠡却把相印交还了齐君，还把大部分资财散发给了乡邻好友，一家人又重新迁居他处。

这次，范蠡到了“陶”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定陶。当时陶地客商云集，店铺鳞次栉比，商业往来频繁。他认为陶是天下的中心，是交易买卖、互通有无的商业要道。这正是经商的好地方，就先定居下来，自称“陶朱公”。

相传，范蠡有一次来到一个镇子的集市上经商。当时镇上很是热闹，有各种各样的店铺，人们熙熙攘攘，连大树底下也都摆满了杂货小摊，有皮毛肉类和各种山货。

镇子旁边有一个大湖，范蠡向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昔日洪水横流时，大禹治水的熊耳山下古莘卢邑。

那时禹王带领民工在山的东北角处劈山开石，疏通河道，使洛水东流后水位下降，留下一片几十里的大湖，人们才在湖边镇上安居乐业。

范蠡了解到当地盛产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品，但是农民缺少食盐、葛麻布衣、日用杂品等。他觉得做生意的好机会来了。

于是，范蠡就在当地开了个杂货铺，做起了收购山货的生意。他收购的山货价格很高，一传十，十传百，供货人都往这里跑，还不满一个月，各种山货就堆满了几个大库房。

这些购回来的货物很快就卖完了，他把往返一个来回的利润一盘算，赚了很多钱。后来，当地的农民也都纷纷来批发些盐和日用杂品下乡去卖或换货，学着做生意，这个地方的人渐渐地也都富裕起来。

有一次，一家收山货的店铺起火，范蠡的店铺就在隔壁，结果殃及鱼池，范蠡的店铺也随之起火，接着，接二连三，一条街的店铺都烧着了。

镇上的人都忙乱救火，但范蠡却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到附近的镇上去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筑房材料。

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大家都开始忙着建新房子，范蠡采买回来的大批竹木砖瓦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人们纷纷来找范蠡买这些建房子的材料。

范蠡原来被烧毁的店铺虽然损失惨重，但卖砖瓦木材所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百姓的需要。

范蠡经营了几年山货，又积累了几十万家财，他把绝大部分资财都送给他的好友和乡邻，又散发许多钱给穷苦人，人们都感谢不尽。当地县令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商人，就把范蠡经商的镇子命名为“范蠡镇”。

范蠡年老时，由子孙持家，最后的家产越来越大。当时有一个叫猗顿的人听说陶朱公经商有法，就拜他为师，后来经商致富，也是家产达千万。时人每当说起富豪，就把他俩并称为“陶朱猗顿之富”。

范蠡经商受人称赞，他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富豪者，行善积德应该是第一要务。

范蠡有一次做生意到了商洛，据说这里是最早发明青铜器的地方。商洛当时生产的青铜器具很精美，远近闻名，当时上至豪门，下至百姓都以使用青铜器为荣耀。范蠡打听到邻近的秦国需求量大，他想：物以稀为贵，如果把商洛的青铜器运到秦国，肯定能够赚取高利。范蠡于是就雇了很多牛车和人，到商洛地区收集青铜器，然后到秦国去卖。在去秦国的时候，为了标明身份，就在牛车上和青铜器上都铸个“商”字，“商”的意思是游走买卖。到了秦国国都咸阳，秦人看到牛头上写着“商”字，青铜器上铸有“商”字，加上一件件器具光亮耀眼，精美绝伦，于是人们都叫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很快就把器具抢购一空。“商人”后来就成为买卖商品人的代称，“商人”的名称由此而来。

在经商过程中，范蠡总结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比如他对商品的价格上涨或下跌的趋势有着精辟的见解。

范蠡将商品分为“谷物类”和生活所需的“非谷物类”，他认为，“谷物类”商品与“非谷物类”商品的价格波动方向相反：当收成好谷物价低时，人们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多，使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当谷物价高的时候，人们对其他商品需求减少，它的价格就会下降。

范蠡认为，凡是商品，必以将来迫切需要者为有利可图，所以夏天要预测皮毛商品，冬天要预测葛麻商品，手中还要经常掌握着实物的积蓄，因为商品价格的涨落不是无限度的，上涨到一定限度就会下跌，下跌到一定限度就会上涨。

商品价高时，就要尽快把手头商品像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地抛售出去；商品价格下落时，要把它看作珠玉一样，大量收购进来。这样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范蠡还提出了一个“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待乏”原则。就是说，在水灾之年做车的生意，在旱灾之年做船的生意。这初听似乎违背常理，其实是大有道理，因为当水灾时，大家都在做船的生意，利润必定不高。而车的生意此时必定无人问津，如果趁此机会囤积一大批车，水灾一旦结束，车将成为特别需求的商品，价格必然上涨。这时，将水灾之年积下的车一下抛出，就能迅速获取巨利。

范蠡本一介布衣，一生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拓展阅读相传范蠡是十六两老秤的发明者。当时人们买卖东西都是用眼睛估计，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后来，范蠡偶然想到了井里汲水的方法：井边竖一木桩，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于是，他便仿照着做了一杆秤，并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作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此外又加上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范蠡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

儒商之鼻祖的子贡

子贡是卫国人，名字叫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子贡是孔子得意门生，是由孔子亲自教育出来的商人，属于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是有史以来名副其实的儒商。孔子称其为“瑚琏之器”，在孔门十哲中以言语闻名。

子贡不仅在道德、学识、能力具有超群的才华，能够做到富而不骄，富而好礼，而且他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有孔门高徒的招牌，因而在商业竞争中，他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是一般商人无法比拟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工商业开始兴起并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此前那种宗族公社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模式，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状态已土崩瓦解。具有丰富的学识，新颖的思想，出众的口才，谦虚的品格和不甘平庸的进取精神的子贡，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投身商海，大展身手。子贡出身于商人家庭，20多岁继承祖业开始经商。子贡虽然家累千金，但他不忘天下人。《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等典籍都记述了子贡自己掏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见，子贡是一个施于民而济于众的商人。

子贡投奔到孔子门下以前，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商人了。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在众弟子中，孔子与子贡的关系超出一般。子贡钦佩和崇敬孔子，对孔子评价最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宣传者和捍卫者。

孔子曾经招了3000多学生，规模很大，加之周游列国，人在旅途，费用很高。而子贡作为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又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自然成了孔子教育事业的主要赞助者。可见子贡的重情重义。

子贡在经商发财以前，也是比较贫穷的。靠着经商，他脱贫致富了。子贡经历了穷和富两种人生体验，于是开始深入思考：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有钱了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

子贡思考的结论是：“贫而不谄，富而无骄。”意思是说：贫穷的时候，没有自卑感，不低三下四地讨好别人；有钱的时候，没有自大感，不盛气凌人、趾高气扬、傲慢无礼。

子贡对于自己的想法非常得意，并且自信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于是，他就自己的想法向孔子请教。

孔子教导他，贫而不谄，富而无骄，当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比不上“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就是说：贫穷，却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富有，却喜欢学习礼仪，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孔子强调的是人的内在修养。人的内在修养，是要靠不断学习而得到提升的。而如果缺乏内在的修养做基础，就有可能只是装样子给别人看。

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的行动，反而会成为非常痛苦的，甚至是虚假的东西。听了老师的话，子贡豁然开朗，懂得了内在修养更加重要、更加根本，德行的修养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对于修养，应该不断地追求进步。

孔子的教导对子贡后来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的思想，使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心理上的幸福。

相传，孔子病危时，子贡未能赶回。他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3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3年，共守墓6年。

儒商的价值观所包括的是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一言以蔽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子贡作为我国历史上正宗的儒商，具有特殊的贸易技巧和儒商的高水平。

子贡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把鲁国问题放到大背景之下来看。然后采用了商业竞争中经常使用的“借助外力”的策略，利用自己以外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子贡善于洞察时事。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十几年，所到之处，都是与各国的王公贵族打交道。而且他做的是珠宝生意，他的客户，也多数是有钱有势的王公贵族。这使得子贡对于各国政治情况有非常清楚的了解。正是在洞察时事的前提下，他的营销策略更有针对性，从而使贸易活动收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子贡做买卖需要见诸侯时，各国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礼节来会见他，可见子贡的富有和声望达到了什么程度。

子贡能抓住人的心理，诱之以利。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君都愿意相信子贡的意见呢？就是因为子贡对于人的利己本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天下所有人，都为着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奔忙。

子贡作为成功的商人，要比一般人更能深刻地认识到人的这种利己本性。所以，他在进行贸易的时候，首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从对方自身利益出发，激发起他们的利己之心，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利己之心，让他们觉得，按照子贡的意见办，就能够得到最大利益。

子贡是孔子的高徒，这个身份本身就非常有号召力。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很多诸侯国的君主不愿意采用孔子的主张，也不打算重用孔子，但他们对于孔子的道德文章还是很尊重的。因而也格外重视子贡这个名门高徒。

子贡跟随孔子学习多年，拥有很高的素质和修养，举止斯文，彬彬有礼，能言善辩，谈吐不凡。他的意见所产生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因此，他的商业活动屡屡成功。

儒商子贡靠着他的良好修养，不仅在他的时代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重，而且也被后来历朝历代的商人奉为楷模。拓展阅读子贡曾经自命不凡，最初并不把孔子的学问放在眼里。他对孔子的敬仰经历了一个过程。子贡跟着孔子学习不到一年的时候，自认为学问已经超过孔子。学到第二年的时候，虽然不再自以为超过孔子，但也觉着自己与孔子差不多。等到学到第三年的时候，子贡才真正认识到了自己比孔子差得远。越学习越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老师的水平是不可能达到的，就仿佛登天无路一样。子贡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有知识又爱好学习的商人的进步。

商人政治家的吕不韦

吕不韦是战国后期卫国的大商人，他也是杂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由经商而经国，其气魄之大、眼光之远、创意之妙，可谓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实在当不为过。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商经”。正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后来已经成为一句成语。寥寥四个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战国时期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到了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衰落得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前景黯淡。吕不韦眼见国内无望，便出国寻求发展的道路。

吕不韦最先选择的事业是经商，从事贸易。离开卫国以后，他就在韩国的旧都阳翟开始经商。阳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禹县。

在阳翟，吕不韦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豪商，被称为“阳翟大贾”。这时的吕不韦，大概也就30岁左右，已经是家累千金，富可敌国，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大约在公元前262年，吕不韦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赵国都城邯郸，并在这里偶然发现一个气度不凡的年轻人。

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年轻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嬴柱的儿子，名叫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

当时，秦赵两国经常交战，赵国有意降低异人的生活标准，弄得他非常贫苦，甚至天冷时连御寒的衣服都没有。

吕不韦知道这个情况，立刻想到，在异人的身上投资会换来难以计算的利润。他不禁自言自语说：“此奇货可居也。”这就是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奇货可居”。奇货是指稀少珍奇的货物，可居就是可以进货囤积。“奇货可居”，就是现在投资购进稀缺的商品，留待将来高价出售。

吕不韦不愧是一位国际级的大商人，他将异人作为投资对象来审视，精明地察觉出异人这一“商品”的价值。

吕不韦是老谋深算的投资大家，他认准目标以后，行动非常慎重。在邯郸初见异人时，他声色不露，只是在心中审度盘算。回到阳翟，他先作调查，搜集有关异人各种信息，经过仔细研究，再三计算核实以后，制定出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投资到异人这个升值空间中去。

由于事关重大，吕不韦觉得需要同父亲商量。他专程从阳翟回到濮阳老家，就拟定的计划征求父亲的意见。在《战国策·秦策》里，留下了吕不韦与父亲谈话的片段。

这段谈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吕不韦问父亲说：“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父亲答道：“十倍。”

他又问：“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父亲答道：“一百倍。”

他再问道：“经营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吕不韦的这一句问话，就是他看中异人的价值所在，也是解答“奇货可居”的关键。在吕不韦的眼里，异人的商品价值，不是普通的商品价值，而是政治权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由此，吕不韦要从经营商业转入经营政治，他要由买卖商品转入买卖权力。他要投资异人，拥立异人成为秦国的国王，然后自己自然会从中得利。

对于一位商人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的投资计划。然而，这个投资计的利润究竟有多大，他拿不准，他心中不安，他希望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一个中肯的估计。

吕不韦的父亲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两个字：“无数。”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吕不韦将如此重大的问题，专程回家与父亲商量，可见他对父亲的敬爱与尊重，同时也可见他在重大问题上对父亲意见的重视。吕不韦父子之间的情深义重、心心相系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得到父亲的理解，吕不韦心中最后一丝不安消去。他辞别父亲，立即动身前往邯郸，将计划付诸实施。

吕不韦首先拿出一大笔钱，买通监视异人的赵国官员，结识了异人。他对异人说：“我想办法，让秦国把你赎回去，然后立为太子，那么，你就是未来的秦国国君。你意下如何？”

异人又惊又喜地说：“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有那一天，我一定重重报答你。”

吕不韦于是拿出500金送给异人，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500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去秦国游说。到秦国后，他计划用重金贿赂安国君左右的亲信，把异人赎回秦国。

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但他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吕不韦很精明，没有直接去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而是采取了更稳妥更有效的迂回策略：去找华阳夫人的姐姐。

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姐姐施展口才，说异人如何贤达，如何聪慧，广交天下朋友，富有大志。虽然身处异乡，但天天想念慈祥的安国君和贤惠的华阳夫人，有时到了深夜还思念得流泪。

吕不韦说到最后，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被自己的话打动了，便请她将礼物转交给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接受了吕不韦替异人交给她的礼物，又听说了异人对她和安国君的态度，便对异人有了好感。

吕不韦又劝说华阳夫人的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让她尽早在20多个公子中挑选一个好的作为自己的义子，并立为储君。这样一来，以后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异人便是最合适的人选。

吕不韦商人式的精明算计，正好是华阳夫人日夜耿耿于怀的心事，姐姐来了一提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华阳夫人便利用安国君的宠爱，说服他立异人为继承人。

事情办成了，异人的处境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了异人足够的钱财，还让吕不韦做他的师长，扶助异人。

从此，吕不韦便长住在了邯郸，和异人一起广交天下宾客等待回国做太子，更期盼以后继承王位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安国君即位后，是为秦孝文王，他马上立异人为太子。秦孝文王在位不久即去世，太子异人即位为王，这就是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非常感激吕不韦拥立之恩，拜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并把河南洛阳一代的12个县作为封地，以10万户的租税作为俸禄。秦庄襄王去世后，太子嬴政即位。公元前247年，刚13岁的嬴政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这时的吕不韦权势更大了，而且取得了“仲父”的称号，这是当时的帝王对宰相重臣的最高称谓。他食封大邑万户，还拥有上万名家僮，财富巨万。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吕不韦召集很多的门客，让他们搜集史料，最后辑成一书。吕不韦认为此书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就用自己的姓氏命名为《吕氏春秋》。

可以说，“投资”异人是吕不韦一生做的最大的最赚钱的一次生意，真正称得上获利无数。这个投资将“奇货可居”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拍案叫绝。拓展阅读吕不韦在赵国做异人的老师时，曾经用重金买来一位能歌善舞的美貌姑娘让她与异人同居，因姑娘来自赵国，被称为“赵姬”。公元前259年，赵姬生下一子，就是嬴政。赵姬生子以后，异人把她立为夫人。秦国太子安国君继位后，立异人为太子。异人便带着赵姬和儿子嬴政回到秦国，老师吕不韦总算盼来了这一天，也随行一同归秦。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曾得助于吕不韦，可见吕不韦当初对异人的“投资”其价值何等之大！

商通四海

秦汉至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秦汉的统一，使商业活动开始通行四隅，官商与民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分裂政权为了获取战略物资采取安商政策，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了更大发展。隋唐的统一，对于我国境内外商业发展更具正面影响。

在秦汉和隋唐这两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由于空前统一、国力强盛，商贸活动日益频繁，以至于形成了以我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系。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商贸的最大亮点。

秦汉时期商业的活动

秦汉时的商贸活动，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秦汉时期商业能够得到发展，首先是全国的统一，政治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次，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利于各地区交流，促进商业发展；再次，道路等交通设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有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秦汉时期商业的发展，体现在官营商业、民营商业，以及与少数民族居住地和世界各国的商业活动。秦汉时期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郡、县地方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而重要资源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

秦代官府经营商业的做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

汉文帝之时，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汉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

汉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

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关于民营商业，在战国时期，秦国就已经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时“初行为市”，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

因此，秦国以及统一全国后，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海内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

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汉代许多土特产都成为了商品，如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鱼、盐、漆、丝，楠木、梓木、生姜、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等。以致在当时的大城市中，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从事商贾之业，是致富的主要途径。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所说的两大类型的商贾进一步增多：一是所谓“行商”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周流天下；二是“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些人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贱买贵卖，从中取利。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产盐铁的郡国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盐、铸铁之业又兴盛起来。

除了盐铁之外，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洛阳商业发达之状况，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

不过，东汉时期的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

秦汉时期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域外也有商业活动。这些地方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比如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还有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表明当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

到了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也比较发达。

此外，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发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发生关系。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诸国的商业贸易频繁，有利国用。

秦汉时期商贸活动，不仅强化了当时国人的商业观念，而且加强了同周围邻国的友好交往。拓展阅读汉武帝曾经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和乌孙国夹击匈奴，以消灭边患。张骞率使团访问了西域的许多国家，广泛开展贸易活动。西域各国派使节回访长安，汉王朝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东汉派班超出使西域，他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班超首次将丝路从西亚一带打通延伸到欧洲、到了罗马，罗马也顺着丝路首次来到东汉京师洛阳，这是目前丝绸之路的完整路线。

魏晋南北朝的贸易往来

其具体表现是：市场类型多样化，商人队伍不断扩大，及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效力有所减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经济发展呈现出断续性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但从多方面情况来看，还是呈发展上升之势。

各地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均已形成比较完善的区域性市场，市场之间的联系不再依靠行政权力，而是一种类似外贸的市场运作体系。同时，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市场还被打上了军事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在其都城均需要商品流通，建设商品市场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政务。

市场规模一般以廛、肆为主。廛比肆大，为某种货物集中批发销售之区；肆则相对较小，侧重于零售。这种大型集市在这一时期一直延续下来。

除了这种集中的大型市场外，还有一些中小型专业性市场，如在洛阳东石桥南，有北魏朝时的马市。

由于这一时期陆路和海路交通从未中断，使得对外贸易活跃起来。南方的外贸口岸以广州为主。当时我国南方贸易的国家有大秦国，有在今中印半岛南部的昆仑国，南方通过海路进行贸易的还有朝鲜半岛。当时北方市场以各政权的首都以及西域为主，采用的交易方式主要为互市和朝贡贸易。由于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各分裂地区出于发展经济、获取战略物资和便利生活的需要，经常在各自的边界开展互市，而且南北互市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设立互市一般具有军事目的，是为了能获得对方的军事物资。比如弓竿、漆蜡等主要用以制造军器，因此各方对互市取慎重态度，反复商讨互市商品。对于私自互市者要进行严厉处罚，对于有关国防安全的商品，更是严禁并防止间谍冒充商人刺探机密。

当时还出现了比较特殊的军市。由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战争的频繁，军事行动各方为了保证军队的日常用品和军事物资的供应，便在军队所到之处设立市场，吸引商人，流通物资。

军市是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驻扎军队的地方，由军队出面设置军市，军市上的租税收入也就供军用了。这种办法，对解决军队的经济收入和当地居民的商品流通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能够出现和存在。

各政权不仅在其都城建设商品市场，完善市场管理也是一项重要政务。这一时期的市场管理也力求完善，主要表现在有专人负责，有健全的市场秩序，有正常的市场交易时间。

当时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员称“市长”、“市令”、“市王”，下属有“市吏录事”等。市令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市场的运营秩序。有的分裂政权还设立了管理商业的中央机关，称“商贾部曹”。

在市场秩序上，一些官府也抓得很紧。为了保证公平交易，市场还设立公平量器。市场均有一定的开罢市时间，当时一般按照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鼓为罢市，钟当为开市之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商人的成分复杂多样。由于分裂动乱的历史环境，封建礼法制度的约束力受到严重削弱，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已很少顾忌传统的贱商思想。

从皇帝开始，各社会阶层均大量参与商业活动。既有民商又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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