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语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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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靛蓝小孩(第二季)试读：
主编介绍
周语，散文家，安徽散文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靛蓝小孩》（indigo children）书系的主编。关注现代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研究，主编有“禅”系列读本（龙门书局）等各类出版物30余种。
代表出版物《白云深处：终南山隐士的十年生活》，《指尖流水》，《汉语春秋》，《花落烟云梦》等等。
另有作品、访谈见于《大家》《东方艺术》《东方航空》《Global Times》《Inner Light心探索》《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中国图书商报》《国学》《文学报》《文艺报》《文学教育》等。
米米七月：我是一粒米
文/米米七月别把我看不起
一粒米一粒米
来得不容易——米米七月
米米七月，女，出生于1986年，土家族女孩。她十八岁就写出令人震惊的小说《他们叫我小妖精》，目前是国内最有潜力的青春女作家之一。
家里人在六月底又闹了起来。
主要是爸爸的单位一直拖欠工资，三月份的钱还屡领不到，反而多出一笔车费要向家里伸手要。接着妈妈像家里揭不开锅一样大吵大闹：你们破单位让人活不活？
爸爸解释：医院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陆续领了一些人，只是跟抢差不多.老早守在门诊，不等一天的钱进帐就夺了去，两天的营业额可以发三个人。
妈妈指指我，我了解她的用心：无非是想让爸爸显得拖儿带女些，告诉大家他也是个需要钱来养家糊口的人，大家千万不该排挤他。另外有我在，不怕爸爸为工资的事对家里有所欺瞒。
他跟你说他下放到小山村的生活：学木匠手艺不专心，跑去向一个瞎老头请教拉二胡，被几个力大如牛的丫头追求。有的人听得投入忘了出牌，我也喜欢听。他在家未必讲给我。有时候借口给他送钥匙送茶杯，送了又舍不得走，站久了见他也不赶我便顺势坐下来。
有时候我端一只泡满茶的搪瓷缸子挨着他坐在麻将桌边，余光看到别家的牌，为他拿到一张危险的牌欲出又止而提心吊胆。他一再向他的牌友声明我是在外面和谁和谁打输了大钱一时手头紧才和你们打的。我背后反问他既然有钱输为什么不先向家里交一些？他哭笑不得，我怕他们看我没钱看不起我骗他们说的。
为了缓和家里的气氛他开始揽大部份的家务做。实在厌烦了我奶奶会帮他做一些.我奶奶是个很伟大的老人，她主动把退休工资交出来，别的儿女接她她都不去，一心留下来扶爸爸一把。用爸爸理所当然的话来讲：嘿，我是你奶奶的小儿子，断肠儿。奶奶从前在文革是地方上红极一时的人物，拿过枪骑过马，腰里捆一根废旧的输油管见人就打，大家叫她司令郑。现在居然被我妈妈降服了。真的只要家里有纠纷无论大小对错她总会迅速站到妈妈那边。我和爸爸就异口同声：司令沦落了！至于我妈妈，她少量的回忆生长在勤工俭学里。她始终记得她们长时间的不念书，被学校派到深山的农场里砍树搬树，为修校舍而争学分。半路上搬不动了就把木头从陡坡上推下去，后面的人不笨也懂得偷懒也跟着推，前面的她一路狂奔，像被追杀一样。她抱怨高中下来还是大字不识几个。
我最怕在学校集体填一种类似家庭成分收入一览表的东西。我在父母单位下面写无，我不明白有这样一个对我们丧失保障的单位跟随没有单位差多远。老师偏偏误以为你值得再发掘发掘便说如果有的同学家里父母是自己做生意的也要具体交代一下。
在七月十几号的时候收到几笔稿费，我十分欢喜地找户口，也叫上了妈妈。她少有地牵了我，一路上她千方百计要把我拿了稿费的事说给任何一个路人听，连我们买梨子时的水果小贩也不放过。小贩开始还陪笑，看到我们将半箱的烂梨子全捡干净就笑不起来了。半路上她猛然担心起我的学习，唯恐我因为写小说而影响学习。我告诉她我们高中语文也要考作文，这完全可以当作平时的作文练习。她顿然放了心。反倒我爸爸不喜欢，认为我年纪太小懂得太少只放不收不好，我写的他也看，通常是指指点点，不信我写的这么好。
反正我在我们巷子里影响恶劣。一出门邻人就喊小作家来了小作家来了！又出版了什么文章？发表了什么书？在街上撞到我也要指着我，瞧那姑娘报告写的几多好！一写就是几千字！
我也不敢再去看爸爸打牌。一到那儿爸爸就摇头晃脑得意地说我女儿又写了什么什么登在哪里哪里。他这回的牌友是个用木头雕菩萨卖的人，大家叫他雕客。雕客逗我：那你领了钱可要分给你爸爸打牌。爸爸笑嘻嘻地抢着说：谁说没有分？还不是拿在手里来不及攥热又给你们抠走了！
他志愿我念好的中文系，写大型的东西。他跟我说不知哪个朝代，拜了一个十二岁的宰相名叫甘罗。因为年纪太小，面见皇帝还是他父亲顶着他去的。皇帝笑着出对：子将父作马。甘罗答曰：父望子成龙。他强调：米米，你小时候一定让我顶着你才肯出门。
其实当时我的成绩己经不好了。我几次把我数学跟不上的情况反映给他，他总是不以为然，认为我是压力太大想报复吓唬他们一下。我妈妈开始给我买一些减价的旧书籍。她只顾着买封面有两个字的书，就像她所听说的我们高中所开设的课一样：语文、数学、历史，都是两个字的。似乎这样才好。她甚至替我物色了一个出租书店，每月交三块钱，随到随看。我勉强去过几次，尽是些年代久远的书，其中还有八十年代的《当代》。我看了几本2000年的《女友》便无心看了，不愿再去，她又怪我做事虎头蛇尾。爸爸心血来潮时给我谈一点哲学和文学，背几段漏洞百出的词给我，多半我们学过了，我也不好纠正。
我连买一双鞋子也要骗他们。他们也好骗，把百把块一双说成几十块一双他们也相信。妈妈责备又不是没的穿，有的完全没必要买。可是她哪里晓得我对鞋子以外的任何东西不会再怀这么深的感情。
初中时候一个家境极差的女同学，家里一共只有三双女式鞋供她母亲她妹妹她轮留穿。她母亲上街去希望穿的体面些就首先到我们学校换走今天轮到她穿的皮鞋。她上体育课还要爬到对面三楼教室找她妹妹换白球鞋。然而这个长期活跃于换鞋的母亲居然生了癌，后来她休学陪母亲到广州治病，在拥挤的火车上站着写信给我。
本来托人联系到许多大医院，最好还是我们只好又回到市里的医院。
她母亲就在她身边，有时候咳她一肩膀的血，她奇怪自己的不悲伤，觉得即将离开她的只是个从来没有给过她好的生活还要天天和她争夺鞋子的女人。
米米，你原不原谅我的想法？
我该怎么说呢？这么可怕的想法。可怕来自我们冷漠的心怀委屈。
我是个看重鞋子的人，以为一堆鞋子是一场生活。这样说来我妈妈的生活很不如意，她几乎没有像样的鞋子，永远是一双过时的窄尖皮鞋，像飞镖一样。我爸爸的一双棕色皮鞋令我难过，鞋身绕着一圈小孔，如果用作夏天里排汗那为什么冬天也要穿？我怀疑是雨鞋的样式，小孔用来排灌进鞋肚的水。有年冬天他真的穿过，不过配以不易查觉的同色袜子，不是目光讲究的人也不会追究。夏天里他几乎天天光着脚，有时候光脚到市中心买报纸，我偶尔跟在他后面，迎上去在人行道上同他抢一张新鲜的纸。我只是至今不能容忍同时穿小脚裤和尖头皮鞋的人，觉得他们悲伤而有杀气，收拢的老式伞一样的下肢，尖嗖嗖的，依佛一飞腿志在戳死人。
到了晚上全家看电视，有几个雷打不动的节目妈妈是要看的，比如从地方台的新闻里搜寻她认识的三姑六婆，在《玫瑰之约》里看一堆劣质男女的逢场作戏。她觉得她们没诚意，比不上她二十几岁的时候。
她说你爸爸那年刚刚参加完恢复后的第二届高考，语文考卷上就有一道填□□奔月的题。恰好我叫宗娥，名字里有个嫦娥的娥，你爸爸趁机写情书给我，表示自从高考试卷上见到我以后心里又怎样怎样想。她埋怨：当年那么多人高考，又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填出，凭什么要嫁给他？爸爸也不认帐：又不只我一个人填出，凭什么让我负责？
她看《金玉满堂》好奇这个戏名怎么这么古怪叫《金鱼满塘》？她看《封神榜》看到申公豹在周文王面前表演人首异处时被南极仙翁派出的仙鹤将他分离的头啄走，她会拍手叫好：看你耍弄不耍？头都被人家缴了！讲不尽的好话，才退还。
妈妈一直不喜欢我做家务，认为我是将来的大学生文化人，不该和这些杂事沾边。可是我却喜欢。我喜欢在兑了洗涤剂的水里捞几只油腻的碗，它们有的有锯齿状的缺口有的没有.有时候帮着晾一些刚洗的衣服，晾上去还是皱巴巴的稀里哗啦地滴水便很过意不去，踮着脚又去拧，一小溜冰凉的水便沿着举起的微弯的手臂内侧爬到腋窝里。
我挨了骂只好愣愣地站在她的旁边。我看见她的侧影她很尖很窄的鼻头她长长的鼻毛探了出来。这样的鼻毛，就像我们高二生物课本上最后一章〈适应性〉所讲的，是长期和家务打交道灰尘扑鼻的缘故。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多么爱她。
春树：美好的美好生活
文/春树春树，1983年出生，2000年从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2004年2月，北京少女作家春树带着她的《北京娃娃》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她是“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人物”。她的出现受到了国际媒体以及各个社会领域的关注和讨论。
14岁时，我们都喜爱美好。
还记得那时和邻居同样是14岁的初中女生站在楼道的阳台前一起涂淡粉红色指甲油的情景。我们的眼神里都有种喜悦，因为可以在周末到来时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而不会遭到老师的责备。
那时的夏天，我渴望有一件太阳裙。后来真的有了，圆领儿的鲜橙色太阳裙，长度刚刚到膝盖上面几厘米，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穿着它，刚洗过澡系着一条红发带的头发还微微发湿，在院子里看男孩子们踢球。
那是在叛逆青春期之前的像珍珠般美好的童年。对物质的记忆是温暖的，那条裙子，那条红发带都混和着感情，挥之不去。
16岁认识娇娇的时候，她穿着一双粉袜子，我们躺在她家的床上谈友情爱情男孩学校。那天，她拿出一瓶眼霜，用戏谑的口气说现在就要开始保养，不然就来不及了。
17岁的时候，我听摇滚，喜欢戴大大的墨镜穿紧身牛仔裤。那时候的物质观是欲求不满，全世界都是我的宝藏，而钱只有可怜的一点点。于是学会了买旧物或者自己改造衣服。那时候突然发现家长的黑色呢子大衣自己穿起来虽然大了点，但还是很好看的。
那时心中并没有名牌的概念，甚至买不起一瓶心爱的香水。身上只有不到十块钱，而感觉却比路边的自动取款机还要富有。尽管全身衣服加起来不到两百块钱，却感觉无比满足，无比自豪。那是段成长的岁月，我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养分，从广播书籍，演唱会和不同的朋友身上。在与同类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穿同样风格的衣服，听同样的音乐，谈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那时候物质对我们来说，是种分辨同类和表达自我的必要手段。
迷惑的岁月。我们都有过迷失，都会从青涩到成熟。在这段尴尬的过程中，物质一度控制了我。
20岁。在我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我穿着自己买的一万块钱的红色礼服，与许多年轻的诗友们挤在一起，轮流上台朗诵各自写的诗歌。那夜真是胜景，会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一万块钱花得值。
后来，物质开始超过精神，成为第一需求。我们追求名牌，尽管它并不适合自己。我们开始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一个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开始追求车子、房子，更贵的衣服、更高的享受。我们甚至变得虚荣。就像我在英语并不过关的时候，买过一本《名利场》。实际上，我根本看不懂。这就像我认识的一位时尚编辑，据江湖传闻，他曾经把借来拍照的名牌衣服换成从襄阳路买来的A货，并成功偷得老板的Chanel雨伞一把。他全身都有名牌，连红袜子都肯定是名牌。他还是第一位我见到的用iPhone的人。他幽默又有创意，但我听了他的故事后，只觉得啼笑皆非。
我们忘了最美好的事物是那些永远无法用钱买到的东西。比物质更高贵的，是灵魂的奢侈。是写出一首诗、画出一张画、创作出一幅作品，甚至是默默无语观赏美景的瞬间的快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最佳的物质生活，就是穿着打扮衣食住行无不体现出你真正的性格，与你所追求的生活完美相合。它应该像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美妙的大自然与高科技的完美结合一样。
未来。这是一个美好的词，象征着希望。
曼杰施塔姆的这一首诗，目前最能表达我对物质的态度，它是我希望未来能够达到的物质状态——精神与物质的平衡：
我很早就爱上贫穷和孤独，
我是个贫穷的艺术家。
为了用酒精煮咖啡，
我给自己买了一架轻巧的
小三腿桌。
张佳玮：26岁了
文/张佳玮张佳玮，1983年夏生于无锡，网名信陵公子，现居上海。“80后实力派五虎将”之一。hoopChina-虎扑体育，篮球区论坛、电视篮球节目《篮球风云》风云人物。是年轻一代体育迷们至爱的热门人物。
春困秋乏夏打盹。回到无锡，莫名其妙开始想睡觉。就跟《我爱我家》里蔡明说梁天，一天不睡足十四个小时就跟病了似的。我问妈是怎么回事，妈说：是因为你回到家了呗。
家里有鲜鸡汤、梅菜扣肉、毛豆炒藕、红烧肉吃。有让人一坐上去就想躺，一躺上去就想睡的床。早上穿双拖鞋哗哒哗哒，走半个小时的路去吃馄饨和小笼包。晚饭之后去溜狗，陪爸妈看无锡电视台又长又傻的东西。时间被拖得很长。慢悠悠的午后，打一个呵欠都能听见脊椎骨咯拉拉响。
妈妈偶尔去谈生意，前天被一个土鳖经理气到了，回来吐苦水——自己么不报价，我报价么又骂我，怀疑我看车的眼光差——大多数时候，蹲在家里，在网上打牌打麻将虐人家小青年，对付小狗。她说，我不回来的话，她平时都不爱做饭了。爸和她胃口都小了，吃饭也是清淡为主，还不如小狗吃得多。
爸每天上班，偶尔开车给我妈做司机，四处玩。烟抽得少了。酒还是老样子。妈一直念叨。
妈和爸一直在问我打算。房子要拆迁了，预备看我的行止，决定要什么样的房子，要一套还是两套。我只好含糊其辞。
我一再跟爸妈强调说，在涉及到他们未来买房啊生活啊什么的，就可以不用为我考虑了。爱怎么过怎么过，别想着给儿子留什么之类。有些话藏着没说：一个其实等于无业的自由职业者，比同时代人的唯一优势，也不过是可以居无定所到处游荡。如此说来其实有点自私——这个年纪，终究还是想到处走走看看，于是唯一的指望，就是可以不牵累爸妈了。
虽然我知道，说了也白说。
凌晨时妈妈祝贺我今天26岁。二十到三十这个阶段过了一大半。越往前走，可能性就越少。因为人生就是从液体到固体的凝结过程。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如万千众像的多棱镜。认识我的人眼里看到的我的人生，大概呈现不同侧面和造型。
在我的意识里有两个生活的概念。一个是我认为的日常生活概念，一个是我认为的自我概念。前一个就跟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里面所说，被外界的影响调拨得东飘西荡，很大程度上，所谓日常生活概念，就是爸妈看我的概念；后一个，大概是我从小一直根植不变的概念。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心骋游世界，而身体长期居住在里斯本那条小巷子里。一个无法改变的事情：你的身体总得为一些谁（比如自己，比如自己所爱的人）停留着。
到26岁为止，在我感觉的日常生活概念里，我好象什么都没做到；在后一个自我概念里，好象还凑合，但整体好象呈下降趋势。换句话说，这两个自我在不断融合，经常一而二，二而一。有时在迷糊之间，似乎做给父母看的那个外在形象就是真实的自己。
有点乱，仔细想一想。大体上，我是按着自己的自我概念路数走，偶尔看一眼日常生活概念里的我自己。或者可以这样概括：按照自己所想的路走，偶尔照顾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形象——后一点是为了不至于让爸妈担心。毕竟一个无业青年，如果不给出点相比于同年龄段的高收入，和疑似还可以的社会地位，爸妈会倍感担心。
只不过，到最后这两者总要决裂的。既保持在爸妈心目中的小乖好孩子形象，又继续走自己所想的道路，终究要矛盾。更糟糕的是，因为所见所闻不断变化，自我的目标概念也在模糊。大体方向，一直是能够去见些更广阔的世面，看些书，写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各种标准错杂纷繁，又由不得自己。林语堂所谓读书的中国人，应当有一种淡漠（对日常生活）和一种热情（对理想生活）。说来容易，做着很难。
偶尔想到，就把这个矛盾往后推一推。像斯佳丽一样，“我今天先不想这问题，我以后再想。”
2010年夏天估计会做一些改变。毕竟也准备了许久而且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有时会害怕回家。因为家里太舒服而且太诱惑人，就像一碗暖汤一盏热茶张季鹰的西风鲈鱼莼菜或者一张让人睡进去就不想走的床。回到这里，就会混淆了目标、生活方式和价值。有朝一日回来了，意味着我累了，不走了，就在无锡陪着爸妈，买车买房吃喝游赏，过太平日子了。
我最怕的可能不是被诱惑，而是得出“以往我的生活方式都是错的”这个结论吧。海明威被斯泰因打击为“垮掉的一代”后一度内心纠结不已，率多此类。最害怕的，其实是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及付出的时间统统被否定了。
在上海，或者以后去某国（这是计划的先决……），无固定职业的专栏民工，为某些不为人知的目的噼里啪啦的做一些被朋友说“没必要这么忙”的活，每天高强度的读和写，有一个拿来自欺的伟大理想，可是目标虚无模糊没有定数。26岁本来是不适合干这种事的年纪啦。所以，没事读读《流动的圣节》也因为此。没事摸摸自己的头：看人家跟我这年纪时也貌似挺苦却自得其乐的。所以现在这样自我安慰。当然，这种想法多少有些自欺欺人。
如果觉得辛苦，就这么想：让自己这么辛苦，是为了让你继续有做梦的可能性。30岁，35岁，40岁之后，哪怕你再辛苦，梦也没得做了。听上去挺贱的，就好象某些家长为了送孩子上名校四处找赞助费门路，能有机会送人家钱还乐得屁颠屁颠的。我还能够在这个万物都被逐渐确定、钉死、凝固化的时代，飘来荡去的做着自己的一些梦，也算是一份不错的26岁生日礼物了。
徐则臣：生活在北京
文/徐则臣徐则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首届中国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二十五岁开始，时间突然有了加速度，很多想好的事情都来不及做。而在二十四岁时，我还觉得时光晃晃悠悠，什么事都可以容我一一道来。那时候我待在一个小城里教书，运河从城市穿过，我向一群和我年纪相当的学生讲授美学和写作，下了课一个人躲在宿舍里闷头写小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到外面看看，出走的念头大风一样鼓舞着，让我对将来充满莫名其妙的希望。希望里可能有什么，不知道，也不必知道，只一个抽象的信念就足以让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浑身生出使不完的劲儿。二十四岁这一年我来到北京，生活跟过去形成一个尖锐的转折，我把行李箱放在这个叫北京的城市上，想，一切从现在开始。
我没来过北京，对北京也没什么概念，想象里的北京和“我爱北京天安门”联系在一起，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歌曲、影视和媒体在我们内心里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宏大的专有名词；还和道听途说中的首都联系在一起，我老家的很多年轻人都在北京混饭吃，我们称之为“跑北京的”，他们率先发了财，他们带回来无数真伪难辨的遥远的细节，在这些细节里，金光闪闪的颜色时常要暗下来，或者比金光闪闪更耀眼；此外就是北大、清华等高校，这是所有经过高考的人暗藏心中的圣地，而我考的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这朝圣般的旅程；当然，更为重要的理由在这里：它能让我出来看看。我憋坏了，迫不及待要到世界上看看。
没看过北京，没在它的某条街道上喝过一杯水，这个城市对我依然是抽象的。但我觉得我们是亲人，我们会一点点熟悉起来的。
所以考研成绩下来之后，我第一次来北京，紧张得几近煎熬。不是为面试和教授们的发问紧张，而是担心被淘汰，因为在此前近二十年的考试中，我很少有哪次能够提前胜券在握。考不取，意味着通往世界的一扇巨门对我关闭，而我当时通往世界的机会似乎极为稀少。那些天好像正赶上沙尘暴，风大，我穿得不多，积攒的一点信心和体温很快被吹没了。尘沙满天，很多人把头脸裹在纱巾里穿过马路，像一群奇怪的阿拉伯人。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转了很多圈，尤其是未名湖边，旮旮旯里我都踩了一遍，心情相当悲壮，要是考不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来第二趟。踩一脚少一脚。美丽的湖光和塔影，宏大庄严的学府气派，那些视北大生活为平常的自由的北大学生，简直没天理。但他们的确很刺激人，我咬牙切齿地想，要是能来念书，这未名湖我每天都来转转，来日方长，做什么事我都来得及。
这第一次，我对北京的印象并不好。楼很高，灰头土脸的；马路干白迂阔，车堵得嗓子眼疼；公交车绕的弯子过多，来去的站牌不对称，我把车坐错了好几次；天安门没有想象中的高大。需要一场大雨，把这个城市的灰尘洗掉，我想象中的北京的繁华应当是鲜亮的。但我喜欢北大和未名湖。
九月份进了北大。一直到毕业，环湖漫步不超过十次，其中大部分还是陪朋友参观。可见，即便时间允许你随心所欲，你还是有很多事情干不成。当然，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什么能干成什么干不成，我要说的是时间突然在我二十五岁之后有了加速度的事。
二00二年秋天，报完到我住进万泉河边的万柳北大研究生公寓。那里有几千号研究生，我的窗户面对西山。我一直感觉不清它的准确方向，但窗户里既然嵌着连绵的西山，那一定是朝西了，夏天下午的阳光照进来，地板烤得仿佛随时会燃烧。冬天很好，我乐意坐在阳光底下看书、写东西。我对0二年的印象、乃至整个万柳生活的印象，总避不开那把廉价的电脑椅子。从硅谷买的，六十块钱，我深陷其中过了三年。看书，写论文和小说，上网，看电影，发呆，椅子里的生活占据了时间的绝大部分。刚来北京，除了看书上课写作我无所事事，对写作似乎有长远的规划，我想时间足够宽裕和漫长，一切都来得及。我不逼着自己干活，除非为了在某个时间前必须干完什么事，我才会加班加点。万柳距离北大十里路，没课我不去学校，生活主要在宿舍区展开。
到了第二年，我二十五岁，有一天发现自己竟然忙起来了。看书上课写作之外，有了很多朋友和外面的生活，而且，我需要零散地赚点钱来买书和补贴生活。除了北大，出了万柳我还需要去其他地方，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从这件事跑到那件事上，由这个人见到那个人；然后是我有意识地想认识一下北京，我要去看看；所有的事情加起来，不用掐指，时间不够了。列好的读书计划开始拖延，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经常因为逾期要交罚款。经常要把时间切割成很多碎片，每一片单独命名，相应地决定坐车还是骑车，看这本书还是那本书，写这篇东西还是那篇东西。也许是因为跟世界的联系开始多了，认识的朋友也多了，刚来北京我只认识老师和同学，现在相互嘱托的事情也多了，想法时刻在变，阅读的胃口也在变，成了杂食动物，各种书籍多得必须堆到床上去。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止步的迹象。工作之后的生活远比待在学校里复杂，下了班我常感到疲惫。大概我生就是见不得繁乱的人，大概我所认为的繁复在别人不过等闲，但对我，头绪多我会不知所措，我一直绝望地羡慕一心可以二用、三用乃至很多用的人，我不行，我把通往世界的那扇门打开，岂料外面风大，鱼贯而入，吹乱了我的生活。手表的指针转速和我身体里的指针转速步调不同，我的计划有点跟不上，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一个声音就告诉你：时间到。另一个声音又响起：时间开始了。
朋友们说，这是通病。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针的罪，那家伙比刀锋利，拦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废了。他们的比喻真切生动，可我希望时间慢下来，生活简单些，让我从容地做好每一件想做的事。我开始怀念过去工作过的小城，慢悠悠的运河水流的节奏，我骑着单车在水边巷子里穿梭，几百年的老房子静立两旁，没有人催你；而不是现在这样，你要赶在红灯之前冲过路口，你要跟上大部队的节奏，慢了背后就喇叭齐鸣。你需要一天一天计算着过，精确到小时和分钟，还要提防那些突发事件，它们会把你空白的时间填满，把你制定的计划推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让自己的想法逐渐务实，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来得及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值得去做。这，不好也好，好也不好。二十五岁以后的北京生活，我被迫一只眼睛看路，一只眼睛看手表。
苏枕书：毕业晚会
文/苏枕书苏枕书，中国国内多家知名刊物专栏作者，现留学日本，其作品风格沉静自然。2009年3月获得第四届新纪元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一等优秀奖。目前国内最好的青春作家之一。
前番因为贪睡，错过了毕业合影。今晚的毕业晚会无论如何也是要去的。
在会场看到了从零五年到如今的许多照片，一张张放出来，很教人感慨。
四年其实并不短暂，在我看来，还是一天一天过来的。每一件事，每一种欢喜、快乐，每一番得失，都留下痕迹。看到了四年前新校区的模样，尘沙漫起，机器横陈。记得当时父亲送我，从机场路过来，到新校区不过十五分钟路程。那赤地千里的荒芜模样教我颇为沮丧，认为自己是被宣传图册中老校区春时的樱花秋时的红叶欺骗了。
翻到那时候的照片儿，自己是很小的一枚，斜梳一根辫子，锁骨清晰，凉风满袖，完全是小孩子的模样。就这样一天一天过来，自己也很有些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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