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一瞬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洛瑞·李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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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一瞬间试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从法国境内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在雪中走了整整两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了十二月；这不过是我在那时做的诸多蠢事之一罢了。但第二天晚上，在边境线附近，在一个牧羊人的带领下，我终于翻过了最后一个山头，沿着小路来到一个小农庄。

到达那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农庄看起来就好像层层叠叠岩石中的一块。我敲了敲门，没等多久，一个拿着步枪的年轻人开了门。他举起一盏灯照亮我的脸，然后仔细打量着我；我看到他戴着共和军的袖标。“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我说道。“请进。”他回答。

我回到了西班牙，等待我的是一场横跨整个冬天的战争。

年轻人把步枪背到了肩上，示意我进屋来。穿过昏暗的通道是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屋子里，一对老夫妇，另一个拿着枪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十一岁左右、面容憔悴的小姑娘正站在那里。他们就像拍全家福那样挤作一团，对我露出呆滞的微笑。

他们让我进屋时，四周一片静默——这些人突然见到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年轻人，没穿外套，膝盖以下被雪浸湿，背包里露出一把小提琴弓。“哎！”突然，老妇人招手让我去炉火边，在那儿，高高堆起的松果正泛着熊熊火光。

我蹲在炉火旁，在呛人的烟雾中暖和起来，用力感受着这“到达”的时刻。穿越边境的巨大岩石时，我曾第一次有了类似的感觉。那时，气压与声音、气味的变化，令人仿佛感到有一扇大门在身后合上，将我离开的那个国家彻底关在门外；与此同时，随着比利牛斯山南麓不断延伸，伴着新鲜空气的涌入，一扇全新的大门豁然而开，将与此前不同的满目疮痍与西班牙的辽阔土地展现于眼前。我的身后是高卢烟和酱料的气息，喷香的肉和丰饶的农田；而在我的面前，我只记得那鬼魅般的情景——破布和柴烟散发的难闻气味，干鱼的咸味，酸坏的葡萄酒和恶心的感觉，石头和荆棘，老马和腐烂的皮革。“你要吃什么吗？”老妇人问道。“别发火。”她丈夫说。

他清理了桌子的一角，老妇人递给我一把勺子和一个盘子。另一边，小女孩正在擦一把枪，她皱着眉，伸着舌头，好像是在完成作业。冒烟的松果堆上吊着一口老旧的黑锅，老妇人从锅里舀了一些汤给我。汤很烫，但味道寡淡，这锅野兔的骨头汤可能已经煮沸十次了，变成了水一样的神秘液体。吃饭的时候，我的衣服不断冒出热气，身体打着冷战，不过也渐渐暖和起来。与此同时，两个男孩跪在门口，正抱着他们的步枪观察我。所有人都在看我，除了擦枪的女孩——她正专注在更要紧的事上。不过从外表看，除了那神秘的背包，我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威胁。但即便如此，最初充满怀疑的沉默氛围也结束了，轻松欢快的低语渐渐充满了整个房间。“你是什么人？”“我是英国人。”“啊，是的，他是英国人。”

他们礼貌而庄重地互相点头表示赞同。“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翻山过来的。”“没错，他翻过了那座山……靠步行。”

在我喝汤时，他们全都在桌旁围着我，一边揪眼皮一边眨眼，欣然点头并重复着我说的一切，就好像在迁就一个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他是来加入我们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而这又引发了他们的一阵动静，连那个女孩都仰起憔悴的脸庞，傻笑起来。但我也很高兴，在暴风雪中的峰峦间徘徊了两天之后，我竟能够如此轻松地到达这里。我现在同朋友们待在一起了。身后是洋溢着和平气息的法国，而眼前厨房里的这群人却正遭受着战争的盘剥——男人们抽的是山毛榉叶做的烟；汤被熬到水一样寡淡；在我们周围，手榴弹像一串洋葱一样挂在墙上；火枪和子弹带堆在角落；敞开的橙色箱子里，银色子弹像鱼一样密密地排在一起。这个时期，战争尚只发生在当地的范围内，所以步入这里就好像踏进了另一个房间。而这正是我故地重游所要探访的。不过此时，我已被困意淹没，听着模糊成一片的低语声，感受着脚下属于西班牙的岩石。男人们的眼睛眯得更紧了些，注视着我这位不速之客和正被火烤干的笨重行李。这时，老妇人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肘领我上楼，其中一个男孩紧跟在后面。我被带到一个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墙上刷过白粉的石头裸露了出来，屋里有一张很大的铁床，上面盖着厚厚的羊皮。我筋疲力尽地躺下，老妇人在地上放了一盏煤油灯，把冰凉的手放在我额头上，然后对我生硬地道了声“晚安”。房间里没有门，只在墙上有一个豁口，那个男孩舒展身体，疲倦地横躺在那儿。他的下巴靠在枪筒上，大大的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快要沉入梦乡之时，我才想起我所有的行李都落在楼下了，但此刻

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对全副武装的兄弟叫醒，他们已经穿好兔皮斗篷准备出门了。他们递给我一桶雪让我洗漱，然后小心翼翼地领着我走下台阶，让我坐在凳子上，老妇人则给我倒了一些咖啡。小女孩的头发已经梳得光亮，她正在往弹药带里填装弹药。在我喝咖啡的时候——尝起来就像生锈的纽扣味——她一直盯着我看，容光焕发的脸上透出一丝狡黠。“他翻山过来的。”小姑娘活泼地说，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男孩们咯咯地笑起来，老头咳嗽了一声。

他们拿来了我的行李，帮我甩在肩头背好，告诉我马和马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了。“他们特意从镇上派了车来。他们不想让你继续逗留在这儿了……毕竟你是大老远跑来加入我们的。”

两个男孩半推着我走上小路，其他人跟在后面，然后停下来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朝他们青紫的手指哈气。老妇人和小女孩头上围着鲜艳的披巾，老头却不知为何戴了一顶高顶礼帽。

等在路边的马车看起来好像做工粗糙的施肥车，车夫脸上挂着空洞而焦虑的神情。“走吧，走吧，走吧。”他哀怨地不停小声抱怨着，嫌恶地瞥了我几眼。

男孩们帮我坐到车后面，并跟着我爬了上来。“就是他了，那个英国人。”他们用一种滑稽的语调生硬地说。

车夫不屑地哼了一声，展开了鞭子。“马和马车，”其中一个男孩说着，轻推了我一下，“我们得救救你的腿，你一路翻山越岭，腿一定累坏了。如果我们不保护你的腿，我们还要你做什么呢？你也就对我们没什么用了，对吧？”

我开始对这种轻佻的调侃感到些许无聊，只好沉默地坐着，打着寒颤。男孩们紧挨着我在两边坐下，像哨兵一样举着枪，随时准备射击。每隔一会儿他们就用枪指指我，欢快地互相点头，好像处在一种神经质的兴奋状态中。“出发！”车夫吼道，不耐烦地抖动缰绳。老头和他的妻子庄重地举手示意，告诉我要听从上帝的安排。小女孩朝马扔了一块石头——或许是朝着我扔的，但石头打到了马，惊得它猛然一动。于是我们开始缓慢地移动，顺着陡峭的山路嘎吱嘎吱地向下走，现在，兄弟俩一人一边抓着我的胳膊肘。比利牛斯山高耸在我们身后，山体雪白而坚硬，山峰被升起的太阳染成红色。男孩们对着这样的景色不禁点了点头，咧嘴一笑，然后又突然推搡起我来，露出栗色的牙齿。

在这个冰冷的冬日清晨，我们打着滑溜过玻璃般闪亮的岩石，摇摇晃晃地沿着山谷前进，途中经过一些被雪覆盖的村庄，俱都空空荡荡，悄无声息。这样令人遍体生寒的寂静绝非自然的状态，因为自然状态下的安静总会被山羊铃铛或鸟叫声打破，而这种寂静却像是一场瘟疫光临此地，致使万物俱绝。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多个场合都意识到了这点——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战争带来的、使人昏沉和麻木的感受。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到了一座同样被岩石阴影遮蔽的小镇，它伫立在山坡上。一个驼背的妇人缓慢地走过来，背着很大一担柴禾。一只猫飞快地窜进墙上的洞里。我发现兄弟俩突然变得紧张不安起来，上身挺得像柱子一样直，抿紧嘴唇坐在我旁边。两个穿着卡其布雨披的民兵从一个门廊走出来，快步沿街走到我们前面。这时甚至连车夫都打起了精神，煞有介事地打量着周遭，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将要发生。民兵领着我们走上广场，走向破旧的市政厅大楼，上面挂着共和军的旗帜。兄弟俩冲台阶上坐着的几个哨兵喊了几句，其中一个起身进了大楼。我想，是时候来一个恰当的欢迎仪式了。我下了马车，兄弟俩跟在后面。这时，四个带着刺刀的卫兵走了出来。“我们把间谍给你带来了。”兄弟俩说着把我推向前。卫兵们紧紧围住我，给我戴上了手铐。

他们把我在一个地窖里关了两天。头一天他们给了我一种汤，但第二天就把我忘了——等待与遗忘正是战争中的另一个部分。地窖里阴冷潮湿，墙上结了一层冰，好像蛛网纹路的蕾丝。但幸运的是，我已经被之前那间小屋的卧室锻炼得坚强了许多，在那里，洗脸盆里的水在冬天会冻成冰块。这个小房间古怪而狭窄，形状像棺材一样，墙四周甚至还有铁环，就好像要从里面把房间拎起来似的。天花板上只挂着一个昏暗的黄色灯泡，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我只能睡在坚硬的地板上。

我躺在那里，浑身打着哆嗦，也没有人来看我，就这样迎来了第三天。我懒洋洋地猜测着现在还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外。我不请自来地来到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并未受到同志般的热情欢迎，却只换来怀疑和沉默。事后，我惊讶于当时的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现得多么平静，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又是多么顺理成章。

佩雷斯上尉也是我预料之外的一位，他是第三天傍晚来找我的。伴着钥匙转动的轻微声响，他打开了地窖的门。他并非那种长着络腮胡子的传统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位衣着考究的苗条男子，身穿优雅的束腰制服，衣冠楚楚，光彩照人。他脚上的马靴擦得锃亮，把他的腿衬得好像涂了一层巧克力般富有光泽。他在门口朝我微笑，递给我一个装着咖啡的锡杯。“你休息好了吗？”他用轻柔的嗓音问道。

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弓着背坐在地板上，看着他拿来两把椅子面对面放好。“请坐。”他温和地说，“或者我该说，起立，坐下。”说着他略显做作地笑了一下。

这位军官看上去双眼困乏、做派慵懒，但一在我对面坐下就立刻变得无礼而冷淡。我是怎样到西班牙的？又是从哪里出发，因为什么？在我告诉他来龙去脉后，他遗憾地摇摇头。“不，先生！你不可能是翻过比利牛斯山而来的。你不可能带着这些‘马戏团道具’翻山过来。书、相机……竟然还有一把小提琴，上帝啊。”他把一只纤细而温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这位年轻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不是翻山过来的，绝不是。你是走海路过来的，是船或者潜水艇把你送上岸的。你是从不来梅出发的，对不对？你别惊讶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我们甚至连你要来干什么都知道。”

他苍白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摇着头完全不理会我的否认和解释，然后又捏了捏我的膝盖。“但是同志……”我说。“佩雷斯上尉。”他纠正道。“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看我的护照。”“我们有好多呢，亲爱的孩子。全都是假的。我们甚至还发现一间办公室，租一天二十块。”他严肃地看着我，“是那把小提琴出卖了你，还有你的德国口音。要知道，你谁也骗不了。”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拍了拍手。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我之前见过的那四个卫兵闯进地窖，房间里立刻被挤得满满当当，几乎不留任何缝隙。他们以一种“友好”的方式紧紧围住我，尽量让刺刀避开其他人的眼睛。“跟着他们走。”军官说道，“他们会照顾你的。”然后他退回走道，让出了空间。我们经过他身边时，他打响指示意向我们告别——光芒四射、油光可鉴又一尘不染，他是我在那场战争中见过的最后一个这样的人。

卫兵们把我打发到院子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空中挂着一轮冰冷的月亮。整个镇上空空荡荡、一片寂静，沉沉夜色里门户紧闭，连一丝孩子哭闹或狗叫的声音都听不到。我的守卫们放松了下来，步伐沉重地走在我旁边，轻推着我的胳膊肘，边喘粗气边吹口哨。他们的个子都像鞑靼人一样矮，鼻孔里冒出热气。最矮的那个转着他的步枪冲我笑。“哎呀，”他说道，“你走了那么远的路来见我们。我们听说是翻山过来的？”“没错。”“嗯，我们快到了。你不用再绕着城转来转去了。”

我们确实没再走多远——在月光下，我们沿着一条小街走进了一个简陋的废品厂，一直走到地上的一个坑洞旁。卫兵们把四周的雪清扫干净，掀起铁盖，把我扔进了漆黑一片的洞里。那里不是很深——大概六到八英尺，但很窄，周围都是石头。“晚安，金发小伙，”他们喊道，“这下面比山上暖和，这种天气，你明白吧？”他们在我头顶上方盖上铁盖子，插好沉重的锁。之后我听到他们在雪地里跺着脚走远，我又是孤身一人了。

这个洞的底端比上面宽敞，我蜷缩在潮湿发霉的稻草上。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从护栏往外看，连星星都看不到。我用膝盖抵着下巴，朝手指头哈气，开始思考我的处境。此刻，我对自己的遭遇仍未感到惊讶。的确，我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质疑或反抗。但从我到西班牙的那天起，就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接管了我的命运，但那时的我还没有发觉这有多么蹊跷，也并不知道我把自己推向了怎样的险境。

我知道自己一定不是唯一一个穿越边境来投奔共和军的人，一定还有其他只身前来的志愿者——但他们也像我一样被扔进这样黑乎乎的狭小坑洞里了吗？这会不会是用来考验我们的训练？以此证明我们意志忠诚？

我现在又冷又饿，在这样漆黑冰冷的寂静里，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危险的气息。我想我受到的明显不是常规的“招待”。起初在市政厅地窖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两天可能只是例行公事，但之后我被头朝下地扔进了这个好像中世纪就建成的坑洞里，似乎表明我被特意挑选出来了。

但我依然没有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困扰，这倒愈加激发了我的冒险欲望。我那时正处在年轻气盛的年龄，从不怀疑我从危难中幸存下来的可能性，傻瓜一样相信我正过着幸运和受神庇佑的人生，而这种幻觉也正与人们发动战争的原因相同。独自一人置身于这吞噬万物的寂静中，我感到了命运的封印，既沮丧又兴奋。虽然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但我那时却并不知道自己离死亡有多么近……

可能过了几天，也可能只是几个小时，我听到头顶渐渐有脚步声靠近。铁盖被打开了，我瞥到一缕星光，这时另一个俘虏被扔进了洞里，倒在我旁边。“现在你们就能成立个委员会了！”有人朝下面喊道。接着，铁盖被重新盖好，缓慢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一片黑暗中，我们挨得很近，现在的我们是这个石头“坟墓”里互相看护的囚犯，又像是一对狱卒。“他们给了你这个。”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我，递给我一片坚硬的碎面包。这里的空间刚好容得下我们两人一起躺着，虽然我看不到他，但至少空气变得暖和了。我们一起在这个漆黑的洞里待了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只有卫兵过来，打开人孔快速抬起铁盖，递给我们面包、兑水的葡萄酒和一个桶。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和一个看不清脸的陌生人紧紧挤在一起，感觉实在很奇怪。通过他的声音和呼吸，一起吃东西喝酒时无意中碰到他的手，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他身上还有一种新鲜而原始的气息，一种来自野外、混合着松树与橄榄的气息。我记得我们每天都睡很长时间，陷入了一种极其困乏的状态，醒着的时候我们会聊聊天。他说自己是个逃兵，语气似乎很高兴，因为我们之间完全相反的差别而大笑不止。我努力想加入这场战争，他却努力想要逃离，而现在我们俩却被困在同一个漆黑的洞里。我是从法国翻山来到这里的，他却是在逃往法国的路上被抓的，而最能确定的事则是，据他说，我们都会被枪毙。

的确，为什么不杀了我们呢？这个逃兵看起来已经听天由命。我的这位同伴把现在的形势解释给我听，他耐心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倦怠，却毫无怨言或自怜。西班牙的这场内战持续了十八个月，已经进入了激烈的冬季战争阶段。共和军节节败退，无法再心存侥幸，只能力求万全。佛朗哥叛军的装备更加齐全，在国外也有强大的同盟；而我们这边却没有武器，没有朋友，连食物也几乎没有了，并且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人——除了死人。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这样的可疑分子呢？他们没法留着我们、养活我们，更别说放了我们。公开审判我们就更不可能了，对他们来说太过奢侈。相比之下，杀了任何可疑的人则更安全也更迅速，因此这理所当然地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的这位同伴说自己叫迪诺，今年二十二岁，出生在瓜达拉马山的一个小村庄里。在他小时候，村子被摩尔人烧毁，他和弟弟一起跑过边境，成了爆破手。他们总是单独行动，而他亲眼见到弟弟因为导火线出了问题而被炸飞。他曾在瓜达拉哈拉参与战斗，但他不喜欢那种作战方式——大多时候在壕沟里游荡，接着就是屠杀和一片恐慌——因此他又一次离开，想要朝北去往法国。他被逮住了两次，又两次逃了出来，但他觉得这次他们是真的抓住他了。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是的。他看到过很多囚犯和逃兵被枪毙，而说起共和军处决犯人的方式嘛——随意，毫不正式，通常气氛愉快。和迪诺一起被关在黑暗里，我一边听着他用温柔调侃的声音描述那些场景，一边想到自己正离死期越来越近，不知道我们俩谁会先被叫走。

毫无预兆的，这一刻在我们半睡半醒之时来临。头顶的铁盖被悄无声息地迅速抬起，有人低声叫着那位年轻逃兵的名字，我们俩只来得及在暗中摸索到对方，匆匆握了一下手。

迪诺举起胳膊，他们把他抬到出口，在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了他的脸。他的脸消瘦，两颊凹陷，一双大眼睛却神采奕奕，他长而尖的面孔好像埃尔·格列柯画中升天的圣徒。终于，两个黑影把他从狭窄的通道拉了上去，铁盖再次被合上。我听到了玻璃杯叮当作响、一些随意的闲聊、迪诺短促的笑声，接着响起了枪声……

我靠着墙仔细听着，一切都结束了，我颓然倒在稻草上。我的手碰到了逃兵落下的军便帽。帽子被汗浸湿了，还带着他脑袋的温度。

几天之后，在黎明时刻的红色天光里，有人拉开铁盖喊道：“嗨，金发小伙！”一双胳膊伸下来帮助我上去，我的手腕被抓住，整个身体被举出了这座坟墓。

我的双腿在颤抖，但我把这归咎于两个星期没锻炼的缘故，晨曦灼伤了我的眼睛。这次轮到我了吗？整个院子闪着雪光，而我预料中的仓促准备——椅子、手推车、平底木箱、手里握着一瓶干邑的困倦军官，还有衣衫褴褛、排成一列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的士兵——这一切都在。不过却不是为我准备的。另一个年轻人被捆在椅子上，猛抽着烟，像鹦鹉一样喋喋不休。

而我却被人领着快速穿过院子，来到一条小路上，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在一辆老旧的黑车旁边等着我们。他们把我推上后座，分别坐在我的两边。一个宽肩膀、戴帽子的男人坐在司机旁边。

我们的车开得飞快，沉默地穿过这座闭塞而悲惨的城镇，驶向空旷的郊外。我们爬上一条坑洼不平的路，来到了荒凉的高原。风卷起粉色的雪花。高原上零星散落着岩石和荆棘，灌木被雪压弯了腰，广阔的冬日天空将这一切笼罩其中。

车里因为不透风而变得燥热，两个卫兵穿着厚重的棕色大衣，此刻像出汗的马一样冒着热气。他们的鼻孔里也热气腾腾，鼻子油光发亮，汗水滴落在他们膝盖间的刺刀上。

他们俩都长得很奇怪，其中一个个头很矮，像小丑一样，有着青紫色的下巴；另一个粉嘟嘟、胖乎乎，一看就是娇生惯养的男孩。我试着跟他们聊天，但没人搭理我，只有人会意地吹了声口哨。我们开得很快，沿着一条空旷而昏暗的路不断前进，每到一个拐弯处，所有人都随着车摇晃。

我们正朝哪儿去？等着我的又是什么？虽然卫兵们沉默不语，但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有什么东西已经主宰了这一切，它势不可当，既无法扭转，又无法叫停，一些言语和思想上的疯狂与混乱已经误判了我来这里的单纯原因。那时的我还不曾意识到，把任何一个人放入类似的情境中，都很可能被罪恶感淹没。

起初我认为，我突如其来的被捕入狱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伪装做戏，也和军队特有的粗枝大叶有关；但如今我觉得自己越陷越深，落入一些模糊的罪名之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也已不再苦苦寻找答案。

太阳越升越高，将石头照得发白，眼前的景色好像过度曝光一般一片空白。吹着口哨的卫兵坐在我两侧，虎背熊腰的军官在我前面，我确信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厄运。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光线——毕竟我刚刚在黑暗中待了两个礼拜——我眼前的景象颤动着渐渐成形，变得越发荒凉野蛮。但我从未感到眼前掠过的景色是如此珍贵，这无可取代的世界披着千疮百孔的外衣，到处都是人类留下的潦草痕迹，譬如一间盖着稻草的破旧小屋，或是一片坡状梯田。虽然车里弥漫着油烟的热气，我的每一次呼吸却都显得昂贵难得，好像偷来的一样。就连这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虽然怪异而邋遢，现在也渐渐呈现出命运赋予的力与美，他们既是守护者也是破坏者，手中握着某个人的生命线。

我们的车大概行驶了一小时，前排的军官突然坐直打了个响指，车便靠边停下了。冰冷而死寂的荒原弥漫着黄色的雾气，除了远处的树丛，一片空旷。他们命令我下车，一个卫兵拿枪顶着我的背，朝树的方向指了指说：“走！”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么远的地方，他们在监狱那边明明可以更隐蔽地完成任务。但这里确实又非常合适，无疑他们之前曾在这里行刑过。军官下了车，咳嗽了一声，吐了口痰，然后朝我走过来，轻推了一下我的肩膀。“来吧，金发小伙，”他说，“快点儿走。”于是我抬起头向前走去。

我看着广阔而冰冷的天空、铺满石头的平原，朝着远处的树丛走去。我听到我身后的卫兵们拉动枪栓的声音。这里确实可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地方——被岩石环绕的平原，须臾间将尽的黎明，周遭空荡的寂静，还有前方的小树林，对一次安静的处决或谋杀来说简直如天造地设一般。我能感觉到薄底鞋下头石块的锋利。身后的卫兵拉动了枪栓。

如果我的死期已至——现在我已经非常确信这一点——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看。我的目的很简单，如果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能到达前面的小树林，那就是我逃跑的最后机会，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离我最近的这棵树已经被风吹弯了腰，看起来有一千岁那么老，它的根像融化的蜡一样倾泻在岩石上。卫兵在我后面呼哧呼哧喘着气。我能在他们开枪前到达那边吗？我能在子弹飞速击中我之前听到枪声吗？我能在眼前一片漆黑之时听到任何声响吗？我几乎是在装模作样地缓步走着，极力掩饰我的急切。终于，我走到了树林边，准备逃跑……

其中一个卫兵走上前抓住我的胳膊。“好了，金发小伙，”他说，“坐下。”他的同伴已经蹲在树底下，用刺刀打开了一个沙丁鱼罐头。那位军官和司机边打哈欠边挠着痒加入了我们，大家围成一圈坐下。他们给了我沙丁鱼和一些面包，一瓶干邑在我们中间传递了一圈。我看着手中的食物和周围自然而安全的地形，一阵难以抑制的喜悦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卫兵们舒展身体，开始聊足球。军官拍掉衣服上的灰尘，给我卷了一支烟。他冲着眼前由老树和岩石构成的风景挥挥手，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野餐地点，他们大约一个星期来两次。我问他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当然是去菲格拉斯。”他说道。他们要把我放到军营去。“我觉得你应该更愿意开车而不是走过去。”

但他说仍然由他负责看着我，如果我愿意这么想的话。一直到他们把我送到旅指挥部，他才算完成任务。他用那双雾蒙蒙的蓝眼睛古怪地看着我，有些生气，有些好笑，又很冷淡。

为什么他不早告诉我这些？那辆车，全副武装的卫兵，山上偏僻的下车地点，这是另一次考验还是什么愚蠢的西班牙把戏？他真的和看上去一样无害吗？如果我当时猛冲进树林里，他还会觉得好笑吗？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我那么做了，一切就都结束了。第二章菲格拉斯城堡

菲格拉斯城堡坐落在城中一座贫瘠荒芜的小山上，堡垒和塔楼错落有致，好似风景画一般，被巨大的石板圈在中间，如同白色的雅典卫城。入口的小路有着预料之中的荒凉，令人生畏，但一走进布满铜钉的大门，我却感到一种清修般的宁静。诚然，这座几个世纪以来矗立在岩石之上的城堡展示了它管辖西班牙北部边境的威力，不过在如今看来，这难免显得有些戏剧化，少了一些原始的野性。

这就是那个“军营”，我此行的目的地，从北部进入西班牙的志愿兵会在这里集合。我的护卫一路上停下来喝了好几次茴香酒和干邑，现在看起来更加热情和愉快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自然想早点离开，于是推着我走进门口那个正面是玻璃墙的接待处。“我们又给你带来了一位！”他冲房间里喊着，“他是英国人，我想，要不就是荷兰人。”说着，他把我的行李扔到房间另一头，拍了下我的背，抬起沉重的眼皮朝我眨了眨眼，然后走了。

一位军官坐在窄桌前向我鞠了个躬，他的眼睛浮肿，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他吸了吸鼻子，询问我的名字和直系亲属，并把我的回答写在一个儿童练习册上。写字的时候，他的舌头也随着钢笔的走向不停转动，呼吸沉重，有节奏地吸着鼻子。终于，他要了我的护照并扔进一个抽屉里，我看到抽屉里还有好几本不同颜色的护照。“我们会替你保管好的，”他说，“你需要一些预防剂吗？”

虽然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还是说了声“好”。他递给我一袋东西，我放进口袋里收好。接着，他给了我一张崭新的一百块比塞塔，一顶缀着流苏的军便帽，然后说：“你现在是一名共和军士兵了。”他意味不明地打量了我一会儿，接着突然站起身，举起拳头敬了个礼。“欢迎你，同志！”他喊道，“你不会在这儿待很久的。等我们集合起一个护卫队的人就带你们走。同时，你需要参加训练、政治教育、互助讨论等好多活动，还要学习制胜策略、见一见医生。解散！”

他讲话的时候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可能是加泰罗尼亚或者法国口音。他把行李踢回我面前便走开了。我捡起行李，走到了院子里。

此时已将近中午，冬日柔和的阳光穿过北边的地平线，群山好像破碎的玻璃一样捕捉着这光芒，每座山峰都闪烁着蓝色和白色的光晕。在南边，大地在冰冷的海浪中下沉，而在东边则是泛着紫色的海。在地下待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我被这光线灼伤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才适应眼前的景色。我定睛看着无垠的天地和辽阔的远方，为它们的壮阔感到兴奋不已。菲格拉斯城堡和它的庭院如同在纯净的气氛中缓缓升起，离这冰冷清澈的天空越来越近。我不再去想自己究竟是如何到了这里，而是全身心地享受这个美妙的、到达的时刻。

城堡的院子被刷成白色的土坯墙环绕，墙上放着几盆歪歪扭扭的天竺葵。大概三四十个男人懒洋洋地倚在墙根，聊天、抽烟或是吃面包。他们衣衫破旧，风格迥异——有些和我一样穿着便服，另一些穿着柏柏尔人的长斗篷，或是非洲白种猎人身上那种艳俗的夹克，还有些人身上套着军用毯子，从剪得参差不齐的洞里露出脑袋。

我坐在一小群人边上，一个小伙子正在用英文讲话，他说自己叫丹尼。丹尼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全身上下瘦得只剩鼻子和下巴，弓着小小的身躯，红红的手掌布满皱纹。他是来自伦敦柏蒙西的码头工人，今年二十二岁，看上去有些营养不良。他走动的时候四肢来回晃动，就像老房子墙上的壁纸。“那么我们终于到了，对不对？”他一边不停地重复着，一边发出咯咯笑声。他先是端详了我一会儿，然后又去看那壮观的山间景色，用手紧抓着瘦骨嶙峋的膝盖。“那些家伙说我不可能到这儿，那些老太太也这么说。那现在这样叫什么？我还是到了，不是吗？”

他的两只小手紧握着，用发颤的眼神斜视四周，薄而忧伤的唇间发出嘶嘶声。“我们到这儿了，不是吗？……喂，道格？嗯？”他转头对蹲在旁边的男人说。“而且又来了一位，嗯？”他说着指了指我，“他们正该死地成群结队而来呢。”

丹尼旁边的那个苏格兰人忧郁地看着我，好像在担心我帮不上什么忙。据他们说，他们已经在军营里待了一个星期。所有人看上去都既逞强又迷惘，但这个苏格兰人还表现出一种对其他大多数人都近乎亵渎的蔑视。“看看这个家伙，”他说着指指丹尼，“他既不会用枪也不会舞棍、搬石头。如果我们还不比他强，就只能求上帝保佑了。”

丹尼身体一僵，无奈地看了他一眼。“但我们还是到这儿了，不是吗？”丹尼说。

他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到这里了。丹尼指着院子里聚在一起的其他人，他们或坐或站，待在各自的小团体里，有些在打牌，有些在吹口哨，有些在盯着远处发呆，还有些在整日的等待中筋疲力尽，睡得正熟。丹尼说所有人都在这里了：荷兰人、德国人、波兰人，还有从巴黎来的流亡者、从马赛来的在逃暴徒、从威尔士来的乡下人、从英格兰达勒姆来的矿工、加泰罗尼亚人、加拿大人、美国人、捷克人，还有六个面容苍白、沉默不语的俄国人。

那些威尔士人正聚在一起用威尔士语聊天。达勒姆矿工们正抱怨着这里的食物。那个苏格兰人好像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些白兰地，正在兴头上，语无伦次地表达着他强烈的蔑视。“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怒气冲冲地吼着，“教教他们什么叫政治权威，或者把他们彻底摧毁。我们就要这么干。”“他醉得太厉害了，”丹尼说，“他还不知道他在哪一边呢——对不对，你这个杂种？”

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男人在地上玩象棋，用石头在沙子上画了方格。他们的神情严肃又担忧，不满地瞥了一眼道格，用公务员般的正式腔调讲着话。

这又是在我预料之外的。在这支特殊的军队里，我原以为会看到肩并肩的兄弟情谊、有着共同目标的勇敢同志情谊，而不是这样按不同国家分裂成的小群体，他们分散在院子各处，只跟自己人愁容满面地讲话。他们中间弥漫着一种不安和警惕的气氛，相互间充满了不信任，甚至是厌恶。

我离开丹尼和道格，漫不经心地四处游荡，假装自己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星期。但在之后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上演第一天早上的情形。几个法国无赖蹲在角落，耸着肩一脸不悦；波兰人如高贵的王子般沉默不语，太阳晒在他们漂亮的颧骨上；捷克人在小册子上胡乱涂画，然后递给其他人修正；俄国人则来去无踪，仿佛是光影间的幻觉；英国人则总是一边玩牌一边咒骂。

但大体上，我们依然是一群难以被分类的年轻人，虽然志趣不同，但都期待在新的领域挑战胆量。这座城堡和庭院就是我们的起点——一方洒满淡淡的阳光、被皑皑白雪环绕的天地。

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一些人坐船，一些人从法国搭乘违法的火车，但大多数人都是从佩皮尼昂坐着卡车偷渡来的。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从伦敦经巴黎到西班牙的志愿兵们已经有了这样组织严密的交通方式，因此我才傻傻地孤身一人前来，甚至还挑了寒冬时节。尽管如此，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行踪并非完全无人察觉。从佩皮尼昂开始我应该就被人盯上了，一直到穿越整个法国。我不太确定事实是否如此，但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因此保住了性命。

第一天中午，大概一点钟的时候，有人开始用棍子敲起桶来，于是大家涌入一个狭长的棚屋吃午餐。几个老妇人分给我们锡制的盘子和勺子，从一口大缸里给我们舀豆子汤。豆子汤滚烫而厚重，居然还混着一点焦油，但对于在洞里挨饿快两个星期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饕餮盛宴。

如今，我又一次回忆起那种全身上下各种感官都高度专注的感觉，嗅觉与味觉仿佛都被充分调动，饥饿使人恢复了食欲，我一边一勺勺喝着滚烫的汤，一边感受着无人擦洗的桌子上那厚厚的灰尘、汤盘上生锈的金属、外面刺骨冰冷的景色，甚至还有汤里每颗豆子的饱满。

这一餐吃得简直如同在难民营里过节一样，虽然这里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监狱。人们挤在一起，低着头快速舀汤，或者四处游走找面包；大家一个个都衣衫破烂、不修边幅，却乐呵呵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身上有我期待中的那种激情和斗志。我们好像通过这餐饭互相融合在一起了——除了法国人和俄国人——他们坐下，站起，四处走动，始终待在自己沉默寡言、充满警惕的小团体里。

午餐之后，我和一小群人走到外面——道格，丹尼，还有荷兰人乌利和本·夏皮罗——一个健壮的布鲁克林犹太人，一起盘腿坐在下午微弱的阳光下。我们僵硬地靠在一排刷成白色的油桶上，那些穿着雨披的人也纷纷裹紧了身体。

起初我们只是呆滞地坐着，沉默不语。这里看上去没有什么纪律或者规程，也没有什么管事的人过来说我们。

道格说：“我已经来这儿十天了，但还没摸过枪。”“我连见都没见过。”乌利说。“到处都是你这样的人，离开闲逛可太危险了。”道格说道。“我家里有五把呢，”乌利说，“为了在水上打鸭子。要是我知道他们这里有需要就全都带来了。”

我们又无所事事地待了一会儿，然后被叫去听讲座，老师是一个穿长黑雨衣、脸色粉白的比利时人。他借助一堆地图和口号来证明佛朗哥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台下众人似乎突然丧失了兴趣，于是讲座就这样渐近尾声。“明天是政治教育课，”老师说，“现在是自由时间，大家可以去城里。下课。”说完他拿起地图走了。

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悠闲地走出城堡的大门。门口的哨兵把步枪靠在墙上，正和一群孩子在外面的小路上玩耍，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举起拳头致意了一下。

菲格拉斯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山城，有整齐的道路和漂亮的房子，还有开阔的空间供晚上散步。然而战争让这座小镇渐渐凋敝，变成了空城，在这里覆盖上一层阴郁不幸的尘垢，好像就连窗户都不能反射亮光。此刻，这渐暗的黄昏似乎带来一阵不自然的寂静，仿佛所有生命都销声匿迹了。

沿着山路往下，车站旁有几间屋檐低矮、冷冷清清的酒馆，地板上湿漉漉的。道格和乌利领我从一间逛到另一间，显然他们在这里人气颇高，每走进一间酒馆，吧台后驼背的老女人都会举手致意。

但这并非我记忆中的小酒馆模样——在那些酒馆里，巨大的葡萄酒桶外挂着水珠，闪闪发光的酒瓶上贴着故弄玄虚的斗牛士标签。事实上，在这儿我完全没看见酒，于是又走进一间酒吧后，我点了咖啡。他们给了我一杯热气腾腾的棕色泥浆，喝起来有皮革和铁锈的味道。“放下那东西，”道格说，“跟我们来。”我们走下楼梯，来到一个灯光幽暗的酒窖，墙上贴满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海报，生动而粗陋的图片上满是拳头和人脸，画中人叫嚷着表达反抗，为自由而怒吼，他们高高举着枪和旗帜，飘动的横幅上印着颜色鲜亮的标语。

一个瘦削的老头站在拐角处，看到我们走进酒窖，立刻转身背对我们，弯下腰试图把什么东西藏进斗篷。他腿间传出一阵翅膀扑棱和鸟类的刺耳尖叫声——他正偷偷把一只鸡塞进口袋。“好了约瑟普，”乌利说着探头打量起满地垃圾的酒窖，“在哪儿呢？拿出来啊老兄。”“哎，”老头气喘吁吁道，“又是你这个法国人，老天啊！为什么你不回自己的国家去呢？”

乌利和道格分别用西班牙语和苏格兰黑话咒骂着，欺负戏弄老头，直到他抱着手臂挣扎着跑到屋子另一边。他一边嘟囔着咒骂战争和外国佬，一边在一叠粗麻布中翻找，掏出一个满是污渍的羊皮酒壶。

我们坐在地上轮流喝着酒，这是一种乡下酿的干邑，酒液辛辣灼烧。

约瑟普把挣扎不停的鸡挤成一团塞进斗篷里，暴躁地看着我们喝酒。这个毛茸茸的黑色酒壶完全由山羊皮和树脂做成，干邑酒则是苦油提炼的。但它灼痛了我们的嗓子，温暖了内心最深处的角落，而这正是我们三个坐在酒窖地板上的男人此刻最需要的。“上帝保佑这里。”道格擦着嘴嘟囔道，“我永远不想离开这儿，永远都不想。”

丹尼突然迈着蛛网一样的小脚，悄无声息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他满脸歉意，抠着鼻孔。“哎，谁能相信呢？”他咯咯笑着说，“我们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有没有给我留一滴酒？当然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道格厌恶地看着他，但还是把干邑递给他。丹尼笨拙地冲我们点点头，喝了口酒。

我们来西班牙不过几星期时间，还没怎么准备好为自由和事业而奋斗，现在却蹲在这个北方酒馆的酒窖里欺负一个疯癫的老头，一个个喝得醉醺醺。

看我们已经喝光了三壶酒，约瑟普哀怨地求我们付钱，道格递给他一张崭新的一百块比塞塔。“不，不要！”约瑟普却摆着手拒绝接过那张钞票。“这是政府发的好钱。”道格说着，把钱塞进他手里，“拿着，这是一个士兵的工资。”

老头屈起膝盖，不满地抱怨着，握成拳头的小手推着道格。“不，不！”他哭叫着，“我不能忍受！卡梅丽塔！尤拉莉亚！快来！”

一个纤细的身影像灵缇犬一样轻盈地滑过，温柔地走下酒窖的楼梯。老头伸出颤抖的手抓住女孩的肩膀，他斗篷里的鸡冲出来飞到了墙上。“你到哪儿去了婊子？”他吼道，恶毒地掐着女孩，“你为什么又留我对付这些法国人？”

女孩转头看向我们。“随便给他点儿什么。”她小声说，“皮带，围巾，烟——什么都行。不过快点儿，他快发疯了。”

女孩穿着镇上常见的紧身黑裙子，有着西班牙裔印第安人那样的长眼睛。她推着老头走上楼梯，让他上床睡觉。道格、乌利和丹尼跟在后面，一边断断续续地唱着歌，一边催促他往前走。

一缕冬日的晚霞透过墙上高高的百叶窗投射进来，我感到在干邑酒浓重的气味之后，还有一种轻柔的麝香味。那个年轻的女孩蜷缩在阴影里，她褪下自己的裙子，正往赤裸而满是瘀青的肩膀上倒白兰地。

她一边用修长的棕色手指把酒液揉进皮肤，一边警惕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好像彩色玻璃的碎片，在落日余晖中闪烁着。我听到男孩子们在楼上跺脚的声音，他们正伴着老旧手风琴奏出的嘶哑音乐唱歌。但我无法加入他们。我被困在底下，困在这个酒窖里，困在干邑的气息中和这个幼兽般光泽油亮的女孩的身影下。

她轻抚着上臂，动作近乎猫的舔舐，弓着脖子低着头，黑发垂下来。她再次抬起眼睛的时候与我视线交汇。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瓶干邑，把赤裸的肩膀转向我，默默等待着。她的皮肤斑驳，细小的青紫色瘀痕一直向后延伸到被裙子遮盖的地方。我在掌心倒了几滴干邑，笨手笨脚地擦在她湿润灼热的皮肤上。女孩叹息一声，僵直了身体，然后随着我的动作摇晃起来，将我带入她的节奏中。

她那件磨旧的黑裙子松垂着，为我笨拙的手指腾出了空间。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带着一种令人着迷的专注。她轻轻转动肩膀，露出更多布满瘀青的皮肤。我又往掌心倒了些干邑。她慢慢躺倒在粗麻布上，我的手随着她的身体移动。楼上的男孩们唱起了《牧场是我家》。

除了急促的呼吸声，女孩一直沉默不语，任由夕阳的红色光芒洒在她身上。她那舞者才有的纤瘦身体，现在几乎赤裸至腰部，露出了优雅的皮肤，似一块精致而纤薄的波斯印花布。她仿佛想将自己的美丽与瑕疵通通任性地展示出来，又或者根本不在乎这些。她握住我的手停顿了片刻。“法国人。”她含糊地说。“英国人。”我生硬地回答。

她耸耸肩，用泉水般轻柔的声音说了句脏话——不是用加泰罗尼亚语，而是纯正的安达卢西亚方言。她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像手铐一样扣在我手腕上，身体像蛇一样快速扭动着，与我交缠在一起。

当夕阳终于消失不见，我们微喘着平躺在那里，等身体晾干。我拿过羊皮酒壶喝了一大口酒，然后递给了她。她摇摇头，但将身体靠紧我，好像在帮我取暖。方才的她还只会惊慌失措地喘息啜泣，而现在的她却看着我的眼睛，好像一位母亲。“我的金发男孩。”她温柔地说，“年轻啊，太年轻了。”“你多大了？”我问道。“十五岁……还是十六岁，谁知道呢？”她突然坐起来，身体仍旧半裸着，精致而满是瘀青的肩膀骄傲地拱起。“我杀了他。”“谁？”“那个老头。我爷爷。他虐待我……感谢上帝发动了这场战争。”

那只鸡在墙角缩成毛茸茸的一团，好像睡着了。女孩转过身，迅速将我身上收拾干净，然后整理好自己，把衣服套在她馨香而纤细的身体上。然后她挽起松散的长发，盘成一个光亮的发髻。楼上的跺脚声和歌声都已经停止了。

我惊讶于此刻是如此简单又如此神秘，仿佛一扇丝绒大门开启又合上。尤拉莉亚不像我以往认识的那些西班牙女孩——她们通常咋咋呼呼、锋芒毕露，在楼上的窗边跟你调情，或是和其他姑娘手挽着手，吵闹着在街上闲逛，性感、放肆，又自信于自身的魅力，却害怕单独和男人相处。

而肩颈线条优美的尤拉莉亚则有一种娴静的高贵和优雅。她也是放纵的，这种放纵有时来得极其突然而毫无防备，好像违反了她的意愿。但就算她并非心甘情愿地接纳这种放纵，至少也已成为她天性的一部分，而这源自于强加给她的习惯和长期的教导。

她穿上破旧的拖鞋，告诉我她不会继续待在菲格拉斯了。她说她是从南方来的，不知道具体是哪里，但从十岁起就在这里做苦工。从前她必须一辈子待在这里直到身心枯竭，做一个被那些上了年纪的员工虐待的妓女，睡在楼梯下等待他的召唤。现在，她不再别无选择，而是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西班牙已经焕然一新，这个崭新的国家为像她这样的女孩铺就了更勇敢的道路。她不再需要跟这个疯猪一样的酒馆老板待在一起。她要去马德里，成为一名战士。

酒窖里越来越阴冷。突然，女孩转身拥抱了我，急切地用她灼热纤细的胳膊搂着我。“法国人！”她低声说，“我终于找到了我哥哥。”“英国人。”当她悄悄溜走时，我说。

第二天清晨，军营里突然通知紧急集合。天刚蒙蒙亮，散开的人群就开始分组在院子里集合。那个指挥官是谁？他穿着雨披，脚踩一双沾满污渍的长筒靴大步走来，亲切地迎接我们，流露出一股焦虑不安的气息。

经过投票，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参加一些训练。伴着军号声，大家溜达着走向练兵场，排列成行。也有些人掉头跑开，以为军号声意味着撤退或空袭。

于是，留下的这些人三个或四个一组来回踏步，彼此喊着口号，加速跑，跌倒，掉队，站定，争吵，终于从各个方向走过指挥官身边，他正站在椅子上向我们敬礼。

我们这群人看起来很不平均：有高有矮，大多很年轻，脸颊消瘦，衣衫褴褛，面容苍白，都是沮丧而忧虑的欧洲后裔。虽然我们糊涂地一圈圈走着，眼睛里却似乎有一种越发迫切的情绪。我们摸索着寻找关于勇气的命令；而那一刻终于来了，就在我们集合在一起，排列成行踏步走，或是再一次掠过指挥官身边，将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的时候，我们感到胸膛快要炸裂，嗓子发涩，好像每个人都已成为英雄和战士。就连捷克人和俄国人都仿佛暂时受到感染，彼此露出无力的笑容。

那天下午，在宣告了我们拥有向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的手足情谊之后，我们聚在乱糟糟的棚屋里开会，一起学习打仗的策略。几组人围坐在桌旁，把多米诺骨牌摆成战场阵型。有人提出要进行军事训练，有人附和，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一个俄国人用炭条在白墙上画箭头，所有箭头都以菲格拉斯为中心，指向东方——或者家乡。

道格穿着一件新皮夹克在棚屋里跑进跑出，他身后跟着一个戴着凡尔登头盔的瘦小法国男人。我感受到周遭有种忙碌却意志坚定的氛围，这是我到达这里后头一次从人们的嗓音中听到了力量。“他们没跟你说吗？”道格叫嚷着在我桌旁停住脚步，他浓重的苏格兰口音里带有军事学校里抑扬顿挫的音调。“下午他们要组织一场展示，两点整要阅兵。赶紧换一套得体的制服吧，你这个英格兰软柿子。”

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到广场上集合，每人手拿一根长棍用来代替枪。我们要进攻一个山上的“据点”，那是一个敌军的机关枪射击点，我们要从裸露的高地的正面和侧面发动袭击。“这次进攻将会震慑敌军，并遭到顽固的抵抗。”指挥官说道，“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

我们来回跑着，把石头当足球踢来踢去，随意变换着位置。敌方高喊号令之后，我们的反应反而比他们更激烈，立刻翻过墙冲山顶跑去。我们能听到机关枪在高地顶端突突的射击声——这是用棍子敲打生锈油桶模拟出来的声音。

到达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哎，进攻啊！”有人喊道。我们犹豫不决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一个站在前面的家伙脸朝下卧倒在地上，开始朝着山顶向前扭动身体。于是我们都照着做，有那么一会儿，这真的很有趣——但很快我们就不这么想了。这样前进，速度很慢又不舒服，浑身上下都沾满土，而且很无聊。有些人抱怨起来，我听到一个人说：“他妈的，开什么玩笑！”于是我和另外几个人站起身来，重新开始行走。前方仍然不断传来敲击油桶的声音，我们一步步朝山坡上走去。道格喊道：“低下你们的头，你们这些蠢货！”他几乎整个身体都藏在岩石中间，屁股高悬在半空中。远处，落后的那群人正从左右两边扭动着身体往山上爬。这场景看上去煞有介事，所以我也重新匍匐在地，跟着前面人的靴子向前爬。

快到山顶的时候，油桶的敲击声离得越来越近，我们的领队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喊道：“前进！上膛！”于是我们立刻跳起来，飞奔着冲过最后的几码，尽全力大喊着扑向敲击油桶的那些人。他们窃笑着，举起胳膊投降了。

在裸露的山坡上连爬带走二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毫无损伤地夺取了一个机关枪据点。我们不再喊叫了，这真像一场知名的胜仗，如果我们拿了真枪，也一定会获胜的。

这天的训练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反坦克训练中落下帷幕。一个人推着一辆盖有油布的手推车，围绕广场转圈，我们站在门口，朝小车扔瓶子和砖头。推车的人是伦敦来的丹尼。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很生气。

第二天晚上，一个小孩给我捎来口信，我便得闲溜到了镇上。这次我是一个人前来，但没有立刻去约瑟普那里，而是先去了广场附近的一家老酒吧。我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像长颈鹿一样的长脖子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山时，是他领我翻过了最后几个山头。那时他沉默寡言，态度生硬。“我不是对谁都提供这样的服务的，”他当时对我说，“不要以为我们是专门给人做向导的。”而现在他做的却正是这个工作。他身穿皮夹克，头戴贝雷帽，长长的脖子上挂着围巾。他正站在酒吧中央跟一群没戴帽子的年轻人讲话，他们每个人都拎着小包裹，看上去有些困惑。法国人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眼睛在他们身上不停移动，给予他负责的这些年轻人特殊关照。他递给每个人一支法国香烟，推着他们向门口走去。他的外套崭新，鞋子擦得锃亮，显然最近没怎么走过山路。或许他是用卡车把这一小群人送过边境的。离开房间的时候他与我擦肩而过，在眼神交汇的刹那眨了眨眼。

我在冰冷的夜雨中走下街道，发现约瑟普的酒吧已经关门了，里面漆黑一片。透过百叶窗上的裂缝，我能看到星星点点的蜡烛微光，几个老妇人坐在一个黑色的木盒子旁边。吧台上散落着破瓶子，几束黑绉纱垂在后面的镜子上。我在想是谁派人去军营给我捎信的，为什么叫我来这里？口信的内容十分简洁，那个男孩悄悄走过来，直接问我是不是“法国人洛伦佐”，然后悄声说：“你得去约瑟普那里一趟。”

我敲了敲门，一个老妇人很快打开了门，让我进去。她问我是谁，我如实回答了她。我问她：“唐·约瑟普在哪里？”她笑了笑说：“砰！他去见上帝了。”她指了指那个敞开的箱子，老头就躺在里面，他漆黑的脸孔闪着光，好像一块煤。“砰！”那个老妇人又重复了一次，她吃吃笑着在胸前画十字，“上帝原谅他。”“尤拉莉亚去哪里了？”我问道。“她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她说，“一个小时之前就走了……”我再也问不出什么，除了那个老头是被枪杀的；而在她看来，老头不知廉耻，不过是咎由自取。

我看着这个干瘪的老妇人，她的双眼因目睹死亡而兴奋地发光，空气中弥漫着蜡烛燃烧的猪油味。我知道她们并不是在守灵，甚至不算哀悼，而是庆祝生命中的一部分被彻底清除。我也知道是尤拉莉亚——我那残忍的小舞者叫我过来的，让我看看她做了什么。但她的口信来得太迟，让我与她擦肩而过。和清算所">第三章去往阿尔瓦塞特和清算所

到菲格拉斯城堡十天后，陆续抵达的志愿者已经能组成一队。那时我们在军营各处寻找睡觉的地方——院子中的帐篷里，食堂的桌子下面，有些特别幸运的还能睡在铺了稻草的地牢里。一天天过去，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他们衣衫褴褛，梳着平头，脸颊凹陷，（与我一样）都是三十多岁人的代表。在人群中总能轻易分辨出哪些是英国人，他们紧张地晃着脑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气场，还总是讲着自嘲的笑话。跟我们一样，这些人也能被划分成前科犯、酒鬼、干瘦的矿工、码头工、吵闹的政客，以及神情恍惚的大学生，他们总是忙着给男朋友写宣言和便条。

我们现在要集合被送往战场，或者至少是离那里更近的地方。但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虽然有些困惑，但我的答案仍然足够简单。其他人中的绝大多数也是这样，原因无非是失败、贫穷、欠债、犯罪，或者被妻子或爱人背叛——通常来说，正是这些原因让人只身前往异国的战场。但我相信，我们这群人还共享了一种独特的东西——一种以宏大而单纯的姿态展现个人牺牲与坚定信念的机遇，而这样的机遇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毫无疑问，这是在民族主义和大屠杀的迷雾笼罩之前，20世纪最后一次让一代人有这样的机会。

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即将投身的这场战争，装备用的是老旧的步枪和卡壳的机关枪，指挥我们的则是虽然勇敢却茫然无措的外行。但那一刻并不存在半真半假的事实或者犹疑不决，我们已经找到了全新的自由——几乎如同一种新的道德观；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魔鬼——法西斯主义。

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公开讨论这些，只是在漫长而无所事事的闲聊中提及。除了那些中欧人偶尔写下的檄文和大学生们蹩脚的方言，我记忆中只有一份声明直率地表达了对这一话题的真正关切——有人在厕所的墙上用炭笔潦草地写下：

那些法西斯混蛋在韦斯卡谋杀了我的朋友。老兄别担心，我来找他们了。哈利

离开的日子终于来临，不过我们终究不是坐卡车走的。雪太厚了，我们只能坐火车。在简短而敷衍的阅兵仪式之后，我们排成了三队。这时，指挥官突然拿着我的行李走过来。“你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他说着把行李绑到我的肩膀上，“除了相机都齐了。”他沉着脸疲惫地看了我一眼，“同志，我们不对你抱太大期望。但别忘了，我们会密切关注你的。”

城堡敞开了大门，铰链落下，我们排成两列松散的队伍，拖着脚步走向车站。刺骨的风雪卷着沙砾吹过小镇，吹过街道，打在我们脸上。我们路过约瑟普的酒馆，窗户已经被木板封上，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正蜷缩在外面。到了车站，一群老妇人、年轻女孩，还有几个小男孩聚在站台上为我们送行。我已渐渐熟悉了这样忧郁又似乎辉煌的场景——穿黑衣服的老妇人们眼含泪光地看着我们，她们沉默不语，好像是死神的守护天使；女孩们捧着干瘪的小橘子，这是她们能拿出的最珍贵的礼物；男孩们则拘谨而严肃，手握成拳头高高举起。整个站台好像一幅阴沉的黑白图画，画中有黑色的衣服和老旧的熨斗，一团团寒冷冬日的蒸汽氤氲其间，点亮了整个画面。一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火车停在那里，每节车厢的空间大约像马车一样大，上面有小小的窗子和木质座椅。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大块灰面包和一小包橄榄，于是我们带着这些口粮爬上了车。

伴着减震器和轴承叮呤咣啷的噪音，火车猛地前后晃动，我们准备出发了。女孩们跑上前，把手里的小橘子递给我们，眼睛里闪着光。小男孩们排成一行向我们喊道：“祝福你们，同志们！”老妇人们则抹着眼泪朝我们挥手。

我和六个声音低沉的士兵坐在同一个车厢里，他们昨天才到这里，其中有一个其貌不扬的加泰罗尼亚小伙，他满是痘痕的脸颊上长出一大片胡楂，就像是五月的坟墓前抽芽的枝条。在我们大家喋喋不休地谈话时，他自称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坚定地信仰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使他能够恰如其分地吹嘘自己，说他虽然生在巴塞罗那，却不比我们这些外国人更像西班牙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加入了军营。他不停拍着胸脯说：“保罗·瓜施，国际化的加泰罗尼亚人，这就是我！该死的国际化，中国—俄国—加泰罗尼亚—波兰人。没有该死的父亲、该死的母亲、该死的上帝。”他说自己曾参与烧毁了赫罗纳的三座教堂，洒汽油，扔火柴，“呼！”

终于，我们受够了他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他闭嘴。但他似乎没办法停下，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土豆，在胸前划个十字，然后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念叨着：“该死的托洛茨基，犹太人的王。”

火车以八英里的时速哐啷哐啷地扭动着向前开，忽快忽慢，时不时便停一会儿车，如同一个疲倦的动物喘息着停下来休息。我们从这个阴沉而荒凉的国家中穿过，交错的道路渺无人烟，散落的村庄空空荡荡，好像是谁被弄瞎了双眼。

就在这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中国家那种弥漫在空气里的肮脏，它就如同一场严重的感染，让土壤腐烂，再耗尽所有的色彩、生命和声响。这里并非战场，但战争中的所有暴行都在这里显现，轻巧的谋杀，抑或略显旺盛的复仇欲。这片土地被折磨、玷污，直到斑驳陆离，全人类似乎都被逐出了这里。生命中应有的欲望已经消失，没有人动弹一下，就连树木都仿佛枯萎了；这里看不到任何狗、任何孩童、任何马或任何女孩，看不到冒烟的炉火或者晾晒的衣服，没有人在门口聊天或在河边散步，也没有人探出窗外或目视着火车从身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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