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默生,培根,胡适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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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试读：
一 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善待自己，给自己一个笑脸，让阳光、快乐走进你敞开的心灵。
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培根
毋庸置疑，外在的偶然因素会影响人的命运，如相貌、时机、别人的死亡和施展才能的机会等，但人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所以，有个诗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他命运的设计师”。
上述的外在原因如果总是出现的话，这便是某个人所做的愚蠢事情，因为它只是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的时运。众所周知，最快捷的成功就是趁着他人的出错而获得的成功，“蛇必须吞噬其他的蛇才能成长为巨龙”。有些优点的确显而易见，值得每个知晓它的人的称赞；但是一个人隐蔽的长处或者一个人表现自己的有效方式，往往才是一个人获胜的关键法宝。这些方式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更不能相互传播，也许西班牙字眼disemboltura可以大概探个究竟：只要一个人没有褊狭的观念并且待人处世的态度端正，他头脑中前进的方向才能和命运之轮的前进方向一致，并同时起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李维在形容加图时虽然说：“这个人的体魄强健，心智成熟，因此无论他出生在哪个家庭都会有较好的时运。”但是，他最后还是发现这个人具有“灵性”。所以，只要一个人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命运女神的踪影；虽然命运女神的一双眼睛被蒙住，但是她还是有自己的行踪的。
命运的轨迹就像是天上的银河，无数的星星聚集在一起组成了银河，但是看上去银河不是分散的星星点点，而是一条完整的光带；同样的道理，促使一个人有较好的时运也是由于他身上的小小的优点或长处，或者说是一些好的习惯和能力。
人们对于其中的奥妙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意大利人却可以洞察其中的天机。当意大利人谈论一个几乎很少出差错的幸运儿时，他们一般会说一句：“这个人倒是会几分装聋作哑。”而人人都熟知的，常常使人走运的习性不外乎两种：一是少几分真诚朴素，二是会几分装聋作哑。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最为忠君爱国的人很少走运，而且永远不会走运，因为一个人连自我都不考虑的话，他必然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很容易就会得到的幸运，仅仅造就了一批鲁莽汉和冒险家；但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换来的幸运，却可以成就杰出的人才。
幸运就其本身来说，是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尚的，即便仅仅是出于尊重她的两个女儿——“自信”和“声誉”。自信一直留存在幸运的人的心中，而声誉则保留在知晓幸运者的那些人的心里。智慧的人为了防止他人嫉妒自己的优点，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长处归因于上帝和命运之神，这样他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优势了。
另外，神灵的保佑也使得他们的不凡之处得以展现。于是，恺撒曾经在暴风雨中对舵工说：“你的船不仅载着我，还载着我的运气。”所以，苏拉宁可把自己称为“幸运的苏拉”而不是“伟大的苏拉”。并且历代的人们都观察到，凡是过分把自己的成就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很不幸。
据史书记载，雅典将军提谟修斯每次做政府述职时，总是喜欢说一句：“这次胜利绝不是仅仅依靠运气。”结果后来他没有建过更伟大的功勋。毋庸置疑，有些人的运气如同荷马的诗歌那样，而荷马的诗歌比其他人的都要顺畅；普鲁塔克在把阿偈西劳和伊巴密浓达的运气与提摩列昂的运气作比较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比喻；人与人的运气不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运气也取决于每个人自身，这一点也是明白无误的。
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
胡适
一九〇三年，我只有十二岁，那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美国的莱特弟兄做第一次飞机试验，用很简单的机器试验成功，因此美国定十二月十七日为飞行节。而十二月十七日正是我的生日，我觉得我同飞行有前世因缘。
我的前十多年，曾在广西飞行过十二天，那时我做了一首“飞行小赞”，这算是关于飞行的很早的一首辞。诸位飞过大西洋、太平洋，我在民国三十年，在美国也飞过四万英里，这表示我同诸位不算很隔阂。
今天大家要我讲人生问题，这是诸位出的题目，我来交卷。
这是很大的问题，让我先下定义，但是定义不是我的，而是思想界老前辈吴稚晖的。他说：人为万物之灵，怎么讲呢？第一：人能够用两只手做东西。第二：人的脑部比一切动物的都大，不但比哺乳动物大，并且比人的老祖宗猿猴的还要大。有这能做东西的两手和比一切动物都大的脑部，所以说人为万物之灵。
人生是什么？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在唱戏。看戏有各种看法，即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怎样算好戏？怎样算坏戏？我常想：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意义的大小浅深，全在我们怎样去用两手和脑部。人生很短，上寿不过百年，完全可用手脑做事的时候，不过几十年。有人说，人生是梦，是很短的梦。有人说，人生不过是肥皂泡。其实，就是最悲观的说法，也证实我上面所说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全看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算他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既然辛辛苦苦的上台，就要好好的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不要跑龙套。人生不是单独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能看见和想象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有能看到上至数百万年下至子孙百代的能力。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人都逃不了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这一杯茶（讲演桌上放着一杯用玻璃杯盛的茶）就包括多少人的贡献，这些人虽然看不见，但从种茶，挑选，用自来水，自来水又包括电力等等，这有多少人的供献，这就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我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有社会的意义，譬如我随便往地上吐口痰，经太阳晒干，风一吹起，如果我有痨病，风可以把病菌带给几个人至无数人。我今天讲的话，诸位也许有人不注意，也许有人认为没道理，也许说胡适之胡说，是瞎说八道，也许有人因我的话回去看看书，也许竟一生受此影响。一句话，一句格言，都能影响人。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千五百年前，离尼泊尔不远的地方，路上有一个乞丐死了，尸首正在腐烂。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叫Gotama，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不知穷苦的，他一看到尸首，问这是什么？人说这是死。他说：噢！原来死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能不死么？这位贵族少爷就回去想这问题，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想了几年，出来宣传他的学说，就是所谓佛学。尸身腐烂这一件事，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飞机在莱特兄弟做试验时，是极简单的东西，经四十年的功夫，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点行为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学堂讲话，讲的内容很荒谬，但他的O字的发音，同普通人不一样，是尖声的，这也影响到我的O字发音，许多我的学生又受到我的影响。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到一外国人家去，出来时鞋带掉了，那外国人提醒了我，并告诉我系鞋带时，把结头底下转一弯就不会掉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又告诉许多人，如今这外国人是死了，但他这句话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顶小的事情到顶大的像政治经济宗教等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看不见，影响还是有。在孔夫子小时，有一位鲁国人说：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最伟大的人格，像耶稣、孔子等。立功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立言包括思想和文学，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朽的。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看得贵族化，要看得平民化，比如皮鞋打结不散、吐痰、O的发音，都是不朽的。就是说：不但好的东西不朽，坏的东西也不朽，善不朽，恶亦不朽。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这就给我们一个人生标准，消极的我们不要害人，要懂得自己行为。积极的要使这社会增加一点好处，总要叫人家得我一点好处。
再回来说，人生就算是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子的梦。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有一首诗，题目是“梦”。说：“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定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不要丢掉这梦，要好好去做！即便是唱戏，也要好好去唱。
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沈从文
一切存在严格地说都需要“时间”。时间证实一切，因为它改变一切。气候寒暑，草木荣枯，人从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时间，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他，他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没有生命，他自然更无意义和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与少数人的聪明，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去等待死，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黄土来掩埋他，蛆虫来收拾他。
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如此单纯，“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因此次一等的聪明人，同次一等的愚人，对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找出第二种结论，就是“怎么样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虽更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然而生活得失取舍之间，到底也就有了分歧。
这分歧一看就明白的。大别言之，聪明人要理解生活，愚蠢人要习惯生活。聪明人以为目前并不完全好，一切应比目前更好，且竭力追求那个理想。愚蠢人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现状，保证习惯。（在世俗观察上，这两种人称呼常常相反，安于习惯的被呼为聪明人，怀抱理想的人却成愚蠢家伙。）两种人即同样有个“怎么来耗费这几十个年头”的打算，要从人与人之间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即或择业相同，成就却不相同。同样想征服颜色线条作画家，同样想征服乐器音声作音乐家，同样想征服木石铜牙及其他材料作雕刻家，甚至于同样想征服人身行为作帝王，同样想征服人心信仰作思想家或教主，一切结果都不会相同。因此世界上有大诗人，同时也就有蹩脚诗人，有伟大革命家，同时也有虚伪革命家。至于两种人目的不同，择业不同，那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
看出生命的意义同价值，原来如此如此，却想在生前死后使生命发生一点特殊意义和永久价值，心性绝顶聪明，为人却好像傻头傻脑，历史上的释迦，孔子，耶稣，就是这种人。这种人或出世，或入世，或革命，或复古，活下来都显得很愚蠢，死过后却显得很伟大。屈原算得这种人另外一格，历史上这种人可并不多。可是每一时代间或产生一个两个，就很像样子了。这种人自然也只能活个几十年，可是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一切人生命都有时间的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
话说回来，事事物物要时时证明，可是时间本身却又像是个极其抽象的东西，从无一个人说得明白时间是个什么样子。时间并不单独存在。时间无形，无声，无色，无臭。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亡找证据。正因为事事物物都可为时间作注解，时间本身反而被人疏忽了。所以多数人提问到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时，没有一个人敢说“生命意义同价值，只是一堆时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
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
他们的方法不同，他们的时代不同，他们的环境不同，他们的遭遇也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心，同样为人类向上向前而跳跃。
智慧是命运的征服者
爱默生
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每一股喷泻而出并且气势汹汹地要吞噬我们的混乱的浊流，在智慧的疏导下，就会成为有益的力量。我们说过，命运是尚未为人识破的道理。汪洋恣肆的海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淹没船只和水手，就像淹没一粒灰尘一样。可是，一旦人类学会游泳，学会驾驭风帆，曾经淹没人类和船只的海水就会被他们劈开，它就会像载着自己的泡沫一样负载着他们，宛如一叶羽毛为一种动力所运载。寒冷从来就不会体谅人们的凉热，它穿透你的皮肉，刺痛你的血液，把人冻得恰似一滴露珠。可是，一旦你学会了滑雪，那么，它就会给你提供一种优雅、甜蜜和富有诗意的运动。寒冷能够刺激你的四肢，振奋你的大脑，激励你，鞭策你，促使你在成长的道路上飞奔，成为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先锋。
寒冷和大海将锤炼出一个天下至尊的撒克逊民族。上苍不忍心抛弃这个坚韧的民族，而且，在把这个民族封闭于大洋彼岸的英格兰1000年之后，大自然又赐予了100个英格兰，100个墨西哥。它将吞并和统治所有的生命，而不仅仅是几个墨西哥——海水与蒸气的奥秘，电流的奔波震荡，金属的可塑性，空气动力汽车，有舵气球……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等待着你的探索和发现。
斑疹伤寒是最为肆虐的疾病之一，每年，死于它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战争的屠杀。然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排液方法，就可以消灭斑疹伤寒。航海时，由于坏血病而导致的灾难可以通过柠檬汁和其他可以携带或者可以获得的食品来加以消弭。霍乱与天花引起的人口减少，已经由于排液和接种疫苗而告结束。而其他任何一种瘟疫也都同样连接在因果的链条之上，只要我们破译了其中的密码，就可以击退它们，驯服它们。每当我们用人工去抽取毒液，通常都能从被征服的敌人身上抢夺出某些有益的东西。任性的洪水在人的教育下转变为听话的仆人，为他们辛苦劳作；野兽可以成为人们的食品、衣服，或者用来进行劳动；化学爆炸已为人们所控制，人们对付爆炸，犹如摆弄钟表一般。这一切原先的洪水猛兽，现在都已成为人类骑乘的骏马。人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动，以马的腿，以风的翅膀，以蒸汽，以气球的气体，以电力……他踮起脚来，宣称要凭借自己的本领去猎取那只雄鹰。他要使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他的使役。
直到不久之前，蒸汽还是令我们惊恐不安的恶魔。任何一位壶匠或黄铜匠，在制作水壶的时候，都不得不在它的盖子上留下一个释放这个魔鬼的小孔，以免被激怒的它兴风作浪，掀起水壶和屋顶，甚至将整幢房屋掀倒、摔碎。然而，沃塞斯特侯爵、瓦特和富尔顿却认为：哪里有动力，哪里就有上帝，而非恶魔。动力必须为人类所发现和利用，而决不能白白地浪费掉。这头恶魔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把水壶、屋顶和房屋掀起来吗？那它就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大力士工人。他可以被利用去掀走、封锁和强迫另外那些更加难以对付和危险的恶魔，譬如，大面积的泥土、高山、水的重量或阻力、机械以及世界上一切人们的劳动。他将延长时间，缩短空间。
即使是迄今为止最为高级的蒸汽，现在也没有产生过什么不同的结果。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众口铄金！大众的舆论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令人害怕的事情。那些喜欢娱乐的民族曾经作过尝试：要么把它们驱散，要么把它们羁押在重重社会阶层之下——第一层是士兵，然后是领主，最上面是一位堂皇的国王。并且，用城堡、军队和警察的锁链和镣铐加以牵制、桎梏。
但是，有时候，宗教的原则会乘虚而入，进入其间，冲破这一切铁与火的牢笼，并且把置于其上的每一座高山都撕裂、颠仆。那些政治上的富尔顿们和瓦特们相信统一性。他们早就看出来了，看出大众的舆论是一种巨大的动力。通过满足这种动力（因为正义令每一个人满意），通过对社会进行一种不同的安排——把它集合在一个相同的层次上，而不是把它堆积起来形成一座山；他们努力地因势利导，使那件可怕的事情变成一个国家的最无害处和最有生气的形式。
我乐于承认，对命运絮絮叨叨地进行说教是非常讨厌的。又有谁愿意让一位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颅相学家来对他的命运下结论呢？又有谁愿意相信：在他的头颅、脊椎和骨盆里，早就种下了撒克逊或凯尔特民族所特有的恶德呢？他曾经对自己寄予多高的期望啊，他曾经笃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是现在，这些恶德却断言，他不过是一头自私自利、大吹大擂、奴颜婢膝、胆小怕事的动物。一位渊博的医生曾经告诉我，对于那不勒斯人，这一事实也毫不例外：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变成地地道道的无赖。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说得过去。
但是，这一切不过是仓库和军械库。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缺陷心存敬意，而对自己的才能要敬畏有加。因为，一项出类拔萃的才能总是过多地汲取他的力量，使他枯萎、凋落；而另一种缺陷，却在背后默默地为他加油，滋补他那日益干涸的源泉，使生命的杠杆保持平衡。忍耐是犹太人最为明显的标记，现在，它已经使犹太人成为地球统治者的君王。如果命运是矿石和采石场，如果邪恶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善的作用，如果局限性就是我们应有的力量，如果灾害、敌对势力、重负就是使我们飞翔的翅膀和方法——那么，就让我们热烈欢迎它们吧！
生活中必须要有毅力和信心
居里夫人
生活对于任何人都不简单，我们不仅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还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某些事情有天赋的才能，甚至，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把一件事情完成。当事情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问自己：“我已经竭尽所能了。”
某一年的春天，我生病需要在家里休息几周。当我注意到我女儿们所养的蚕时，感到极大的兴趣——它们结着茧子，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五十年里，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以及对真理的探讨。回望一生，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时光。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艰辛地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像在梦幻之中一般，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一生之中，我自始至终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是否应该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的。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相当于抛弃了一笔财富。但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但我们在工作中，已获得了最大的报酬。而且，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被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深深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更不会热衷于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唯一的奢望，即能够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件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我并非天生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以前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哪怕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十分懊恼，但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受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发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琐事，如植物、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坚信，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沉浸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就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身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原因。
不知足才是人性的
林语堂
有人说，不知足是神圣的；我却以为不知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号的阴沉动物，在动物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面孔。我往往觉得这种动物很像哲学家，因为唯有哲学家，才会有忧郁和沉思的表情。牛似乎不会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知足：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那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都排除。唯有猴子能够显示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够伟大啊！
九九归原的说起来，哲学或许是由讨厌的感觉而开始。无论怎样，人类的物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种忧郁、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类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象力。我们都有一种脱离旧辙的欲望，我们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大家都有着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上尉，上尉梦想做少校或上校。一个气魄宽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当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在事实上讲起来，这种工作方法确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对于自己并不像世人那么的注意，珍妮·盖诺（Janet Gaynor）对于自己也不像世人那么的注意。世人对一切伟人说，“你们不都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人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道：“伟大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家照菜单零点的餐馆，每一个顾客，总以为邻桌顾客所点的菜肴，比他自己所点的更有味，更好吃。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语，说：“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自己。
这种特性无疑地是由于我们有想象力和梦想才能。一个人的想象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地感到快乐知足。同样离婚的案件在理想主义上和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当中，一定比无想象力的人们多。一个理想中的终身伴侣的幻想会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若在缺乏想象和理想的人们便永远不会感觉。笼统地说来，人类有时也被这种理想的力量引入歧途，有时则辅导上进；可是人类终是完全靠这种想象力而进步的。
我们晓得凡是人类都有志向和抱负。有这种东西是可贵的，因为志向和抱负大都被视为高尚的东西。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照梦想而行事。有些人比一般普通人多做了一些梦，正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梦想较多的孩子，或是有一个梦想较少的孩子。我得承认我私底下比较喜欢那个有梦想的孩子。虽则是个比较忧郁的孩子，也没有关系；他有时也会享受到更大的欢乐、兴奋和狂喜。我觉得人类的构造和无线电收音机很相像，所差者我们收来的不是播来的音乐，而是我们自己所产的观念和思想。有些灵敏的收音机能够收到其他收音机所收不到的短波，因为这些更远更细的音乐不大容易收到，所以更觉宝贵。
而且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的。这些梦想常和我们终身共存着。因此，如果我自己可以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美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
所以，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安迪生、史蒂芬、司谷德（SirWalterScott）这三个人在幼年时都梦想过。这种奇妙的梦想，结出了最优美最瑰丽的果。但是较平庸的孩子也会多少有过这些梦想。他们梦想中的幻象或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快乐是一样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一颗思慕的和切望的灵魂，怀着一种热望去睡觉，希望在早晨醒过来时发现他的梦想已成为事实。他并不把这些梦想告诉人家，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长的自我的一部分。小孩子的梦想当中，有些较为清晰，有些较模糊，清晰者产生了迫促这梦想实现的力量；而那些较不明晰的便在长成的时候逐渐消失。我们一生中，总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但是，“有时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已经死了。”
讲到国家也是这样，她也有其梦想，这种梦想可以经过许多的年代和世纪，依然存在着。有些梦想是高尚的，有些却是歹恶的。征服人家，和那些独霸世界一类的梦想，都可说是恶梦；这种国家比之那些较有和平梦想的国家不安得多。不过另外也还有较好的梦想，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梦想着和平，梦想着各国和睦共处，梦想着减少残酷，减少不公平，减少贫穷和痛苦。
恶梦常想破坏好梦，因之二者之间不断地搏斗苦战。人们为梦想而斗争，正如为财产而斗争一样。于是梦想即由幻象的世界，走进了现实的世界，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实力量。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所以梦想是真实的。我们有时也会有混乱的梦想和不符现实的梦想，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梦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之一：一个做梦者常常梦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要逃避到哪里去。知更鸟常常引动浪漫主义者的幻想。人类有一种热烈的欲望，想把今日的我们变成另一种人，脱离现在的常轨；只要是可以促成变迁的事物，一般人便趋之若鹜。战争总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城市里的事务员有机会可以穿起军服，扎起绑腿布，可以有机会免费旅行；同时在战壕里已经渡过三四年生活的兵士，而觉得厌倦了的时候，休战也是情愿的，因为这又使他们有机会回家再穿起平民的衣服，打上一根红领带了。人类显然需要这种刺激。假如世界真要避免战争的话，最好各国政府行一种制度，每隔十年募集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人，送他们到欧洲大陆去作一次旅行，去参观博览会一类的盛会。现在英国政府正在动用五十万英镑去重整军备，我想这笔款子尽够送每个英国人民到利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地中海边名胜区）去旅行一次了。他们以为战争的费用是必需的，而旅行是奢侈。我觉得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需的，而战争才是奢侈哩。
此外还有其他的梦想，如乌托邦的梦想和想长生不老的梦想，虽则也像其他的梦想一样地模糊，但是十分近于人情，而且是极其普遍。不过人类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死，到了那时恐怕他们也要不知所为。长生不死的欲望，跟站在另一极端的自杀心理属于同类。二者都厌恶这世界，以为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如果问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呢？我们只要在春天到乡间去游览一次，就能知道这句问话是不应该问而觉得惊异了。
乌托邦的梦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仅是一种信仰另一世态的心境，不管它是什么一种世态，总之只要和现代人类的世态不同就是了。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国家中最坏的国家。他所生活的社会是最坏不过的社会。他依然是那个在餐馆里照单点菜的家伙，相信邻桌所点的菜总比他自己所点的好吃。《纽约时报》“论坛”的作者说：在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只有俄国的聂泊水闸是一个真正的水闸，而民主国家永没有建筑过水闸，当然也只有苏联才造过地底车道。在另一方面，法西斯报纸告诉他们的人民说，只有在他们的国度里，人类才找到世界上唯一合理的、正确的、可行的政体。
乌托邦的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的宣传主任，他们的危险便在这里。为纠正起见，他们必须有一种幽默感。
我为何而生
罗素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如此有力，以至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小时的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生命中其他的一切。其次，爱情可以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孤寂的人的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寻的人生境界。虽然它对一般的人类生活也许太美好，但这正是我透过爱情所得到的最终发现。
我曾以同样的感情追求知识，我渴望去了解人类的心灵，也渴望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同时我还想理解毕达哥拉斯的力量。
爱情与知识的可及领域，总是引领我到天堂的境界，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却经常把我带回现实世界。那些痛苦的呼唤经常在我内心深处激起回响，饥饿中的孩子，被压迫被折磨着，给子女造成重担的孤苦无依的老人，以及全球无情的孤独、贫穷和痛苦的存在，是对人类生活理想的无视和讽刺。我常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减轻这不必要的痛苦，但我发现我完全失败了，因此我自己也感到很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人是值得活的。如果有谁再给我一次生活的机会，我将欣然接受这难得的赐予。
我的人生信念
托马斯·曼
不管是简单地或详细地，我觉得要将我对人生和世界的哲学概念或信念—或许应该说是我的观点，或我的感情？—有系统地陈述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经由图像和韵律间接表达我对世界和人生总是这种习惯并不适宜抽象的说明。我现在的情况，倒有点像浮士德被格列卿（Gretchen）问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时一样。
当然你的意思并不是要考问我，但事实上你的询问与此相似。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要说出我对宗教的感觉可以说比要说出我对哲学的感觉容易些。真的，我否认我对精神方面的问题持有任何空论的态度。我一直惊奇于有些人为何这样轻易将“上帝”这两个词说出口—或甚至于写之于纸上。对我以及和我同类的人而言，在宗教上，某种程度的谦虚，甚至缺乏信心远比任何过度的自信更为适宜。我们似乎只能以间接的方法来研讨这些问题：利用比喻，即伦理的象征，这样可以使这概念与宗教脱离关系，暂时除掉教士袍，而只从事于合乎人性的精神问题的探讨。
最近我听到一位博学的朋友讨论RELIGLO这个拉丁词的来源和历史的一篇论文。这个词的动词形为RELEGFRD或RELIGARE，它的非宗教的意义是照顾、留心、想起等。它是NEGLEGFRE或NEGLIGERE（疏忽大意）的反义词，意指专心、挂虑和仔细、谨慎、小心之态度而言—也就是一切不当心和疏忽的相反词。整个拉丁时代，RELIGIO这个词似乎都保持着知觉、良心上的顾虑等意思。在最早的拉丁文字里，这个词的用法就是如此，并不一定与宗教或神的事情有关。
读了这文章我觉得很高兴。我对自己说，如果那样子便算是笃信宗教了，那么每位艺术家，仅以其艺术家的身份，都可大胆地自认为是笃信宗教的人了。因为还有什么会比不当心或疏忽更与艺术家的本性相悖呢？除了专心、谨慎、注意、深切的关怀—总而言之，仔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显著地表现出他的道德标准以及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呢？艺术工作者当然是最细心的人，智慧高的人都如此，而艺术家以其创造性的才华建造人生和心智间的桥梁，只是此一类型的一种表白而已—或者我们应该说，一个特别令人欣悦的怪物？是的，细心就是这种人最明显的特征；他深切而灵敏的注意着整个宇宙精神的意旨和活动，真理之外衣的更换，正确而必须的事物，换言之，即上帝的意旨。有心智和精神的人，必须不顾那些愚蠢，受到惊讶，依恋于当代颓废和罪恶事务的民众间所引起的恶感，而全心全意地为上帝服务。
那么，艺术家、诗人—由于他不但对自己的作品，而且对善、真，和上帝的意旨都能全神贯注—可以说是一个对宗教虔诚的人了。当歌德用下列词语赞美人的高贵命运时，他的意义就是如此。
思想永远正确的人，永远完美而伟大。
再换句话说：对我这类人而言，有人性才有对宗教的信仰。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性来自对人类的神化—事实上这根本没有什么根据！当一个人的话日日与冷酷无情的事实互相矛盾时，他在观察我们这些疯狂的人类之后，还敢尽发乐观的豪言吗？每日我们都看到人类在犯着十诫里的恶事；日日我们都为前途失望，我们非常了解为何天使们自创世以来一见到造物主对他那可疑的手工显出难解的偏心时，他们就会脸露轻蔑。然而—今天更甚以往—我觉得不管我们的怀疑如何有根据，我们绝对不能对人类心存讥讽和轻视。虽然人类的罪恶昭彰，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在艺术的形式、科学、真理的追求、美的创造、正义的概念等方面所显露出来的伟大和可敬的特质。每当我们说出人类或人性这两个字眼时，我们便触及一个“大秘密”，如果我们对这“大秘密”已无知觉，那么我们便已经屈服于精神的死亡。
精神的死亡。这几个字听起来倒很有宗教味道，而且令人有异常严肃之感。今天我们的时代特别严酷，人类的整个问题以及我们对它的看法都有着生存死亡一般的严肃。对每个人而言，尤其是对艺术家，这是个精神存亡的问题；用宗教的术语来说，这是个救赎的问题。我深信：一位作家如果不能面对并且为他人解决人生问题，而致背叛精神界的事物，那么他自己本身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不可避免地，他将会发育不全，他的作品将蒙受损失，他的才能将会衰退，直到他不能赋予他的创造以生命。即使在他受责备以前所创造的作品，而且一直是上乘又有生命的东西，最后也将不再给人如此的印象。它将在人们眼前呈现完全崩溃的景象。以上这些便是我的信念；我的脑子里确有这样的例子。
当我说人类是一大神秘时，我是否夸大其词了呢？人类来自何方？他来自自然，来自自然界的动物，而且行为和其同类毫无差异。但是在其身上，自然发觉到他自己。自然创造了他，不仅仅是要他主宰他自己。也在他身上，自然敞开胸怀承接精神的奥妙。他探询、赞赏和判断自己，就仿佛是在一个既是他自己又是属于更高一层的一个创造物身上。发觉自己，便是有良心，能辨别善恶。较人类低一层的自然不知道这些。他是“无罪的”。但在人类身上，他便有罪了—也就是“所谓堕落”。人类便是自然离弃纯洁之后的堕落；这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也就是说，有良心之情况乃高于无罪之状态。基督徒所谓的“原罪”不仅是使人接受教会控制的一种策略。那是作为精神体的人对其天生的柔弱、犯错的倾向，以及在精神上能够超越这些弱点的一种深切的觉醒。这是对自然的不忠吗？绝对不是。那是对自然最深邃的要求之反应。自然之创造出人类就是为了他本身精神化之目的。
这些概念既合乎基督教义，又合乎人情。而且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我们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对我们将会有益处。对于今天那些未受足够教育而企图“征服基督教”的一些人，我最反感。我同样深信未来的人类—也就是现在正从各种的努力和试验吸取生命，且为当代优秀人才努力奋斗的目标，那是即将诞生的，包含全人类的一种新知觉—在基督信仰的精神里，在基督教的二元论（亦即灵魂和肉体、精神和生命、真理和“此世界”）中，这种人文主义将永不会耗尽其生命力。
我深信人类的一切努力，必须能有助于这种新的人类的知觉之诞生，才能算是好的，值得的，当我们这个无望又无领导者的阶段过去之后，所有人类将生活在这一知觉的庇护与支配之下。我深信我这些分析和综合的努力。只有当它们与即将来临的诞生有关时，他们才有意义和价值。事实上，我相信一个新的、第三类人一定会到来，在面貌和基本性质上都将与其前辈不同。他以乐观的态度注视人类，但他不是过分夸赞人类，因为他有前人所没有的经验。他勇敢地面对人类的黑暗、凶恶，这些极端原始的一面；而对其超生物的精神价值也怀有敬仰。这新的人将是全世界性的—他会有艺术家的态度；就是说，他能认出人类的伟大的价值和美好乃在于人类是属于两大领域，自然界和精神界。他会知道在这一事实内，并不含有浪漫的冲突和悲剧的二元论；而是命运和自由抉择之完美有效的融合。基于此，才有对人类的爱心，而人类的悲观与乐观在此爱心中也会互相消融了。
年轻的时候，我迷惑于那将生活和精神、肉欲和超度互相对立的悲观而浪漫的宇宙观。从这宇宙观中艺术得到了一些最迷人的结果—虽然迷人，但对人类而言，却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和合理的价值。简言之，我是华格纳的信徒。但是大概由于年龄增长的关系，我的爱心和注意力逐渐地集中在一个更适当更健全的典范上：那便是歌德。他是恶魔和文雅的混合体，也因此使他成为人类的骄子。我并不是轻率地选择他作为我穷尽毕生之力以赴的史诗之英雄，他是一位得到天地万物赐福的人。
约瑟夫的父亲雅各曾对他赐福，是希望他幸福的一个愿望。就我而言，这是对我理想的人类最简要的说明。不管在心灵和人格领域内的任何地方，只要我能发现我把这些理想表现出来，例如黑暗和光明，情感和理智，原始和文明。智慧和愉快的心灵等之融合—简言之，即我们所谓人的那有人性的神秘体：我就献出我最诚挚的忠诚，我的心就有其安心的所在。让我说得更清楚些：我的意思并不是把浪漫变得更微妙，也不是把野蛮变得更精致。我只是将自然阐明，那便是文化；作为艺术家的人类，艺术乃是人类步向自己的崎岖道上的向导。
对人类的一切爱需留待未来，对艺术之爱也是如此。艺术就是希望……我不是断言人类未来的希望落在艺术家的肩膀上；而是说艺术是所有人类希望的表现，是幸福而平衡的人类影像和模范，我喜欢常常想着：一个未来即将到来，那时一切非由智能控制的艺术，我们将它斥之为魔术，没有头脑不负责任的本能之产品。我们之斥责它，就如它在像我们现在所处这样无能的时代里受到赞扬一样。事实上，艺术并非完全是甜美和光明。它也不全然像地球深处那么黝黑、盲目与古怪，它不仅仅是“生活”。未来的艺术家对其艺术将有更清晰、更恰当的见解；艺术是天使的魔术，它是生活和精神之间有翅膀，有魔力，有幻影的调和者，因为一切调和之本身便是精神。
二 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叔本华
能够自得其乐，感觉到万物皆备于我，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的拥有就在我身——这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一句话值得反复回味：幸福属于那些容易感到满足的人（这也是尚福的妙语所表达的同一样思想，我把这句妙语作为警句放置这本书的开首）。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人除了依靠自身以外，无法有确切把握地依靠别人；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给人所带来的困难和不便、烦恼和危险难以胜数、无法避免。
获取幸福的错误方法莫过于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原因就在于我们企图把悲惨的人生变成接连不断的快感、欢乐和享受。这样，幻灭感就会接踵而至；与这种生活必然伴随而至的还有人与人的相互撒谎和哄骗。
首先，生活在社交人群当中必然要求人们相互迁就和忍让；因此，人们聚会的场面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拘谨、掣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交聚会。
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越具备独特的个性，那他就越难做出这样的牺牲。因此，一个人逃避、忍受抑或喜爱独处是和这一个人自身具备的价值恰成比例。因为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一个人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自身。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身体的孤独和精神的孤独互相对应，那反倒对他大有好处。否则，跟与己不同的人进行频繁的交往会扰乱心神，并被夺走自我，而对此损失他并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智力方面定下了巨大差别，但社会对这些差别视而不见，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社会地位和等级所造成的人为的差别取代了大自然定下的差别，前者通常和后者背道而驰。受到大自然薄待的人受益于社会生活的这种安排而获得了良好的位置，而为数不多得到了大自然青睐的人，位置却被贬低了。因此，后一种人总是逃避社交聚会。而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做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
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具有深度的交谈和充满思想的话语只能属于由思想丰富的人所组成的聚会。在泛泛和平庸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对充满思想见识的谈话绝对深恶痛绝。所以，在这种社交场合要取悦他人，就绝对有必要把自己变得平庸和狭窄。
因此，我们为达到与他人相像、投契的目的就只能拒绝大部分的自我。当然，为此代价，我们获得了他人的好感。但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他就越会发现自己这样做实在是得不偿失，这根本就是一桩赔本的买卖。人们通常都是无力还债的；他们把无聊、烦恼、不快和否定自我强加给我们，但对此却无法做出补偿。绝大部分的社交聚会都是这样的实质。放弃这种社交聚会以换回独处，那我们就是做成了一桩精明的生意。另外，由于真正的、精神思想的优势不会见容于社交聚会，并且也着实难得一见，为了代替它，人们就采用了一种虚假的、世俗常规的、建立在相当随意的原则之上的东西作为某种优越的表现——它在高级的社交圈子里传统般的传递着，就像暗语一样可以随时更改。这也就是人们名之为时尚或时髦的东西。但是，当这种优势一旦和人的真正优势互相碰撞，它就马上显示其弱点。并且，“当时髦进入时，常识也就引退了。”
大致说来，一个人只能与自己达至最完美的和谐，而不是与朋友或者配偶，因为人与人之间在个性和脾气方面的差异肯定会带来某些不相协调，哪怕这些不协调只是相当轻微。因此，完全、真正的内心平和和感觉宁静——这是在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觅到；而要长期保持这一心境，则只有深居简出才行。
这样，如果一个人自身既伟大又丰富，那么，这个人就能享受到在这一贫乏的世上所能寻觅得到的最快活的状况。确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友谊、爱情和荣誉紧紧地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但归根到底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寄望于自己，顶多寄望于他们的孩子。由于客观或者主观的条件，一个人越不需要跟人们打交道，那么，他的处境也就越好。孤独的坏处就算不是一下子就被我们感觉得到，也可以让人一目了然；相比之下，社交生活的坏处却深藏不露：消遣、闲聊和其他与人交往的乐趣掩藏着巨大的，通常是难以弥补的祸害。青年人首要学习的一课，就是承受孤独，因为孤独是幸福、安乐的源泉。据此可知，只有那些依靠自己，能从一切事物当中体会到自身的人才是处境最妙的人。所以，西塞罗说过，“一个完全依靠自己，一切称得上属于他的东西都存在于他的自身的人是不可能不幸福的。”
除此之外，一个人的自身拥有越多，那么，别人能够给予他的也就越少。正是这一自身充足的感觉使具有内在丰富价值的人不愿为了与他人的交往而做出必需的、显而易见的牺牲；他们更不可能会主动寻求这些交往而否定自我。相比之下，由于欠缺自身内在，平庸的人喜好与人交往，喜欢迁就别人。这是因为他们忍受别人要比忍受他们自己来得更加容易。此外，在这世上，真正具备价值的东西并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受人注意的东西却往往缺乏价值。每一个有价值的、出类拔萃的人都宁愿引退归隐——这就是上述事实的证明和结果。据此，对于一个具备自身价值的人来说，如果他懂得尽量减少自己的需求以保存或者扩大自己的自由，尽量少与他的同类接触——因为这世上人是无法避免与其同类打交道的，那么，这个人也就具备了真正的人生智慧。
促使人们投身于社会交往的，是人们欠缺忍受孤独的能力——在孤独中人们无法忍受自己。他们内心的厌烦和空虚驱使他们热衷于与人交往和到外地旅行、观光。他们的精神思想欠缺一种弹力，无法自己活动起来；因此，他们就试图通过喝酒提升精神，不少人就是由此途径变成了酒鬼。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人需要得到来自外在的、持续不断的刺激——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与其同一类的人的接触，他们才能获取最强烈的刺激。一旦缺少了这种刺激，他们的精神思想就会在重负之下沉沦，最终陷进一种悲惨的浑噩之中。
我们也可以说：这类人都只各自拥有人性的理念之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因此，他们需要得到他人的许多补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人的完整意识。相比之下，一个完整、典型的人就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而不是人的统一体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这个人的自身也就是充足完备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平庸之辈比之于那些俄罗斯兽角乐器。每只兽角只能发出一个单音，把所需的兽角恰当地凑在一起才能吹奏音乐。大众的精神和气质单调、乏味，恰似那些只能发出单音的兽角乐器。
确实，不少人似乎毕生只有某种一成不变的见解，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能力产生其他的念头和思想了。由此不但解释清楚为什么这些人是那样的无聊，同时也说明了他们何以如此热衷于与人交往，尤其喜欢成群结队地活动。这就是人类的群居特性。人们单调的个性使他们无法忍受自己，“愚蠢的人饱受其愚蠢所带来的疲累之苦”。人们只有在凑到一块、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有所作为。这种情形与把俄罗斯兽角乐器集合起来才能演奏出音乐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一个有丰富思想头脑的人，却可以跟一个能单独演奏音乐的乐手相比；或者，我们可以把他比喻为一架钢琴。钢琴本身就是一个小型乐队。同样，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微型世界。其他人需要得到相互补充，但这种人的单个的头脑意识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统一体。就像钢琴一样，他并不是一个交响乐队中的一分子，他更适合独自一人演奏。如果他真的需要跟别人合作演奏，那他就只能作为得到别的乐器伴奏的主音，就像乐队中的钢琴一样。或者，他就像钢琴那样定下声乐的调子。
那些喜爱社会交往的人尽可以从我的这一比喻里面得出一条规律：交往人群所欠缺的质量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人群的数量得到弥补。有一个有思想头脑的同伴就足够了。但如果除了平庸之辈就再难寻觅他人，那么，把这些人凑足一定的数量倒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因为通过这些人的各自差异和相互补充——沿用兽角乐器的比喻——我们还是会有所收获的。但愿上天赐予我们耐心吧！同样，由于人们内心的贫乏和空虚，当那些更加优秀的人们为了某些高贵的理想目标而组成一个团体时，最后几乎无一例外都遭遇这样的结果：在那庞大的人群当中——他们就像覆盖一切、无孔不钻的细菌，随时准备着抓住任何能够驱赶无聊的机会——总有那么一些人混进或者强行闯进这一团体。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团体要么遭到了破坏，要么就被篡改了本来面目，与组成这一团体的初衷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人的群居生活可被视为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精神取暖，这类似于人们在寒冷的天气拥挤在一起以身体取暖。不过，自身具有非凡的思想热力的人是不需要与别人拥挤在一块的。在《附录和补遗》的第二卷最后一章里，读者会读到我写的一则表达这层意思的寓言。一个人对社会交往的热衷程度大致上与他的精神思想的价值成反比。这一句话，“他不喜好与人交往”，就几乎等于说“他是一个具有伟大素质的人”了。
孤独为一个精神禀赋优异的人带来双重的好处：第一，他可以与自己为伴；第二，他用不着和别人在一起。第二点弥足珍贵，尤其我们还记得社会交往所意味着的束缚、烦扰甚至危险，拉布叶说过：“我们承受所有不幸皆因我们无法独处。”热衷于与人交往其实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倾向，因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大部分人道德欠缺、智力呆滞或者反常。不喜交际其实就是不稀罕这些人。一个人如果自身具备足够的内涵，以致根本没有与别人交往的需要，那确实是一大幸事；因为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与人交往，我们平静的心境——它对我们的幸福的重要性仅次于健康——会随时因为与人交往而受到破坏。
没有足够的独处生活，我们也就不可能获得平静的心境。犬儒学派哲学家放弃所拥有的财产、物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享受心境平和所带来的喜悦。谁要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放弃与人交往，那他也就做出了一个最明智的选择。柏那登·德·圣比埃的话一语中的，并且说得很美妙：“节制与人交往会使我们心灵平静。”因此，谁要是在早年就能适应独处，并且喜欢独处，那他就不啻获得了一个金矿。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做。正如人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匮乏的驱赶而聚集在一起，一旦解决了匮乏，无聊同样会把人们驱赶到一块。如果没有受到匮乏和无聊的驱赶，人们或许就会孤身独处，虽然其中的原因只是每个人都自认为很重要，甚至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而独自生活恰好适合如此评价自己的人；因为生活在拥挤、繁杂的世人当中，就会变得步履艰难，左右掣肘，心目中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就会被大打折扣。在这种意义上说，独处甚至是一种自然的、适合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它使每一个人都像亚当那样重新享受原初的、与自己本性相符的幸福快乐。
但当然，亚当并没有父亲和母亲！所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独处对于人又是不自然的，起码，当人来到这一世界时，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孑然一身。他有父母、兄弟、姐妹，因此，他是群体当中的一员。据此，对独处的热爱并不是一种原初的倾向，而是在经历经验和考虑以后的产物；并且，对独处的喜爱随着我们精神能力的进展和与此同时岁数的增加而形成。所以，一般而言，一个人对社会交往的渴望程度与他的年龄大小成反比。
年幼的小孩独自待上一会儿就会惊恐和痛苦地哭喊。要一个男孩单独一人则是对他的严厉惩罚。青年人很容易就会凑在一块，只有那些气质高贵的青年人才会有时候试图孤独一人，但如果单独待上一天的时间，则仍然是困难的。但成年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做到这一点，他们已经可以独处比较长的时间了；并且，年纪越大，他就越能够独处。最后，到达古稀之年的老者，对生活中的快感娱乐要么不再需要，要么已经完全淡漠，同辈的人都已一一逝去，对于这种老者来说，独处正好适合他们的需要。但就个人而言，孤独、离群的倾向总是与一个人的精神价值直接相关。这种倾向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并不纯粹自然和直接地出自我们的需要，它只是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对此经验进行思考以后的结果，它是我们对绝大多数人在道德和思想方面的悲惨、可怜的本质有所认识以后的产物。我们所能碰到的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发现在人们的身上，道德上的缺陷和智力方面的不足共同联手作祟，那样，各种令人极度不快的情形都会发生。我们与大部分人进行交往时都感到不愉快，甚至无法容忍，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虽然在这世界上不乏许许多多的糟糕东西，但最糟糕的莫过于聚会人群。甚至那个交际广泛的法国人伏尔泰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世上，不值得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比比皆是。”个性温和的彼特拉克对孤独有着强烈的、永恒不变的爱。他也为自己的这种偏好说出了同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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