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音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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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连人物(品读大连·第一季)试读：
我爱大连
大连出版社将要编辑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我非常赞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曾经参与过这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领导人之一，我对大连总是有一种偏爱，总是觉得这个城市所蕴涵的文化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这套丛书动员十几位作者，分十几个专题对大连的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和梳理，我认为这项工作十分有价值。
大连是一座充满活力、现代感非常强、文化不断创新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和个性的城市。因此，如何在新的时期找出大连的文化定位，挖掘大连的文化内涵，突出大连的城市性格，使城市的根和魂能不断通过文化来体现，并最终提炼出大连的城市精神，既是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所要关注的，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很多城市面貌趋同，城市个性模糊。实际上，城市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单纯增长，文化内涵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竞争力将决定城市未来的竞争力。
因此，我觉得此次大连市委宣传部和大连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可谓正当其时。从多层面多角度挖掘、整理、总结、诠释大连的风物人情、文化脉络、人文价值，并以图书的形式把这些宝贵的非物质财富积累、沉淀下来，无论是对于大连这座年轻却饱经沧桑的城市来说，还是对于600万大连市民乃至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情。当然，在宣传城市、促进交流、满足各界人士阅读需求、提升市民文化素养、锻造城市品牌力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大连人，我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
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大连建市时间较短，很多人以此认为她没有文化，甚至使用了“文化沙漠”这样的词汇来定义她，很多大连人往往也是一提到“文化底蕴”就没了自信。实际上，大连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她缺的不是文化，而是发现的眼睛、挖掘的意识、提炼的行动。这正是我们应该做并且正在做的。
最后，我想借用一句大连的流行语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
这句话揭示了每一个热爱故乡的大连人内心深藏的情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愿怀着赤诚之心为她作出自己绵薄的贡献。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旅大拾趣土生土长，得失可鉴关向应关向应：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他离开了家乡，更改了名字，走上革命征途，四海为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看一看，但是，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
贺龙，人称“贺胡子”，为人坦诚，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脾气有些大。“两把菜刀闹革命”，在“四一二”的血雨腥风中，敢于出任南昌起义总指挥，参与创建人民军队，与蒋介石的百万大军真刀真枪地斗，没有一些脾气，行吗？
脾气大的人，不太好相处。但是，关向应却与贺龙和睦相处了十几年，友情笃厚，以“贺关一体”闻名于世。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至，身在前线的贺龙放声大哭。不久，他在《晋绥日报》上发表悼文《哭向应》：“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出生入死。无论是在战场上、工作中，还是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的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生，毛泽东亲笔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能够与“贺胡子”处得来、处得好的人不一般，不是神人，也是能人。关向应生前，是大连乃至东北籍中最高级别的中共干部，历任团中央书记、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他从1924年离开大连，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但生前死后，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向应街道、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等，表达了大连人民对关向应的深切怀念和自豪。毛泽东为关向应题词 一
十多年前，我去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今金州新区向应街道）关向应纪念馆参观。关向应的家，坐北向南，硬山式草房三间，碎石头垒的墙。西屋土炕上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是他少年生活、学习的地方；东屋是他父母的居室。屋宇狭小，光线黯淡，唯一的奢华用品，就是一座老式座钟。东窗前，老槐树下面，有一盘石磨，磨牙已磨得粗钝，看来是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当时的感受很强烈。这里无法与淮安的周恩来故居相比，甚至无法与韶山毛泽东故居相比，一句话：贫寒。
关向应是满族人，而清朝时，满族拥有许多特权，有一个时期，男孩一出生，政府每月就发给2两银子，一年24两，相当于一个低级官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的人们把这一俸禄称为“铁杆庄稼”，意思就是旱涝保收，一辈子有吃有穿。八旗子弟生下来就衣食无忧，提笼架鸟、吃喝玩乐成为他们打发时光的基本选择。关向应是1902年9月10日生人，那个时候，清廷还在苟延残喘，因为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割地赔款，已经无力按时发放津贴。再厚的家底也经受不住坐吃山空啊。满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底层家庭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据同村知情人介绍，关向应的故居是按照原先样式重建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家比现在还要残破。可以说，他的家与周围的乡亲们相比，只算差不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确是至理名言。
生儿为喜，所以，关向应学名关致祥，小名就叫喜麟子。
关向应上有慈祥的奶奶，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原来是一个织布匠，肩上承担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劳累可想而知。忙时，他就扛着织布机外出织布补贴家用；闲时，他就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干活。由于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大连地区沦为殖民地，日本商品倾销大连，日本布是机器制造，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实惠，城乡行销，中国土布难以匹敌，大连地区农村的织布业很快就破产了。关向应的父亲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难糊口。10岁那年，父母本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送他上了私塾；可是，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读书之余，还不耽误帮助家里放猪拾草。所以，父母节日缩食，一路供养，他上了私塾，又上了亮甲店第二蒙学堂、普兰店公学堂，1920年4月，又让他到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读书，成为全屯有名的读书人。沾亲带故的人，见到他都是喜麟子长、喜麟子短，问寒问暖，亲热得不得了。东海牧屋摄故居居室摆设
关向应好读书，但不死抠书本。课余时，总好找些古典文学作品来看，尤其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古文观止》和《国事悲》等书。他被书中描绘的英雄形象所感染，更敬佩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的豪壮行为。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向本班和同宿舍的同学讲述书中精彩的故事片段。关向应时而讲《水浒传》中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故事；时而又讲《国事悲》中日本吞并朝鲜的悲惨史实。这期间，关向应不止一次地对妈妈和奶奶表示过对世道不公平的强烈愤慨。
一个深秋的夜晚，奶奶关上门，神秘地问：“喜麟子，你看东家场院上，粮谷成堆，车马成流，你不眼热吗？”关向应正色答道：“奶奶，我不眼热，也不稀罕，东家的东西不是好来的。为什么都是人，财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我们穷人，整日辛劳，还要忍饥挨饿？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越说越气愤：“等我长大了，非得给他平一平!”二
1922年3月，关向应从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毕业。作为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学校把他安排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在海港负责监理进出口货物。因为不满日本经理对中国人的连打带骂，他只干了一个月，就炒了老板的鱿鱼。回到家里，父亲很生气，让他背着柳条筐满村子拣拾畜粪，收集农家肥。邻居见到他昂首而过，如同路人。还有的人指着他的背影念叨：癞蛤蟆别想吃天鹅肉，念大书的还得回来拣粪，这都是命啊！
不久，经人介绍，关向应到大连泰东日报社庶务部，做了一名小职员。
像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关向应从小就开始忧国忧民，胸怀大志。《关向应革命实践资料》中写道：
关向应好读书，但不死抠书本。课余时，总好找些古典文学作品来看，尤其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古文观止》和《国事悲》等书。他被书中描绘的英雄形象所感染，更敬佩那些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的豪壮行为。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向本班和同宿舍的同学讲述书中精彩的故事片段。关向应时而讲《水浒传》中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故事；时而又讲《国事悲》中日本吞并朝鲜的悲惨史实。这期间，关向应不止一次地对妈妈和奶奶表示过对世道不公平的强烈愤慨。
大连印刷总厂工人钟鲤庭当时在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学徒，年龄与他相仿。钟鲤庭回忆说：“有一天，我看见账房里新来了个瘦骨伶仃、精神头很足的青年人。他两只明光光的眼睛很和善地瞅着人。我向他人一打听，才知道他是账房里新来的雇员，名叫关致祥。不久我们便熟悉了。当时在账房里做事的人，都有点瞧不起车间工人，他们自以为拿笔杆儿的总比工人高一等。可是关致祥不这样，他喜欢工人，爱干工人的活。工作时间，他常跑到车间，帮助工人拣字与换红，下班以后也愿与工人唠扯，因此，我们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
树挪死，人挪活。在泰东日报社，关向应认识的人渐渐增多，眼界渐渐打开。业余时间，他参加了中华三一学校，请石三一老师补习文化。“有一天，我们采纳了关致祥的建议，不在教室上课了，而是搬到石三一屋里上课。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师讲，学生听，而是随便坐着漫谈。有时，她给我们讲各国的革命故事和各国劳动人民的穷苦生活，给我们讲古代农民起义的故事和近代的工人运动斗争情况，她从马克思的生平和革命活动，讲到列宁的革命故事。这些，对关致祥和我都是些新知识，给我们揭开了许许多多的谜。过去认为穷人受穷是命苦，现在有些明白了。我们心胸开阔了。”钟鲤庭说。
1923年12月，关向应结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政治老师李震瀛。当时，共产党员李震瀛与陈为人一道来大连考察工人运动，认识了《泰东日报》记者刘躬，刘躬邀请他俩参观了妻子石三一创办的三一学校，进而认识了关向应。“他们给关向应的帮助和教育，也是先由两人的生活环境、家庭景况、职业前途，渐进到社会现象而时事政局。关向应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局面和社会现象是很有感慨的。如他对连年军阀混战，闹得民不聊生，水旱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从关里往关外逃难的难民填满街巷，有的吃草根树皮，有的卖掉亲生儿女等现象痛心疾首。他们又把党团出的刊物介绍给他看，又问他看后的感想。他认为这些刊物的内容合理，很喜欢看。李震瀛、陈为人和他谈中国的前途，革命性质，国共合作的道理，也谈过苏俄的社会制度，工农的生活情况。他们是在三一学校或散步时谈的，并未开过什么会。”李震瀛曾对后来担任过中共大连特支第一任书记的杨志云说：“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谈话就能看出来，如关致祥一见面谈话就认定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三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24年，关向应已经22岁。那个时候，男的18岁成家是普遍现象，而满族男子成家会更早一些，因为满族有个风俗，就是喜欢娶年龄大的女子做儿媳妇。道理也很简单，婆家娶进了大姑娘，既可以多一个劳动力，还可以早日生儿育女，早日享受清廷的“铁杆庄稼”。所以，父母开始四下托人，在同村给喜麟子找了个对象，并多次催他回乡结婚。
而关向应胸怀鸿鹄之志，渴望纵横天下，岂愿意年纪轻轻就受家室拖累？在《自传》中，他写道：“家里因我在外做事，一方面问我要钱，一方面要我结婚。我本来做事得的工钱很少，连辅助家用都不能，一旦要结婚我更无法担负；同时我感到这种痛苦，才想跑出做工，但我并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形，糊里糊涂地跑往北京住了一个月，也没找着工作，遂又回到大连。不久，有朋友在奉天北铁岭办报，我就到那边学印刷，这是1923年的事。在铁岭做工一年，至1924年3月因李震瀛同志在大连活动，我同时亦被朋友叫回大连，同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成为大连第一批共青团员。
不久，关向应就随李震瀛去了上海，远走高飞。他的侄子关世元介绍说：“原本家中已经给他定好了一门亲事，却不想这个孩子已经跑去了上海，而且音信全无。或许在关向应父亲的眼中，这个长子，永远都是那个离经叛道的孩子，是亲自追到上海也不能见上一面的孩子，是在长年累月的等待中等不来一封家书、一条口信被怀疑已经死在外面的孩子。……直到解放了，家里人才知道我大伯在延安去世几年了。”
在《忆兄长向应》中，妹妹关运兰说：“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向应兄走的时候是4月。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关向应走的时候，虽是阳春时节，他却心空飘雪，到上海之后，索性把名字都改了。他很少与家人通信。在难得一封给叔叔的信中，他写道：“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冷言嘲词……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屠（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四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关向应就像一块生铁，百炼成钢。
1932年1月25日，组织派遣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与贺龙并肩战斗。
当时，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他领导的“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任连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其中包括黄埔一期毕业的战将孙一中（原名孙以棕，安徽寿县人。曾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时任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
到达湘鄂西之后，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关向应公开表示：“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他还代表中央，在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上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
1933年1月下旬，中央分局又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坚持要继续“肃反”。与会者纷纷表示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要解散党我坚决反对。”但是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滥用自己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解散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从此，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3名党员。到了年底，红三军在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中损失惨重，仅存三千多人。
翌年6月，红三军到达贵州省德江县的枫香溪，中央分局开会研究创建黔东根据地问题。贺龙在会上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不能再吃下去了!”他强烈要求结束无目标无前途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停止“肃反”，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坚决支持贺龙的意见，夏曦失去了市场。关向应（左）与贺龙关向应（左二）、贺龙（右一）等在雁门关前线
在红军长征时期，从1935年11月起，贺龙、任弼时与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突破敌人重围，在乌江两岸与敌周旋，飞渡金沙江、翻越万年雪山，并在甘孜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之后历经千辛万苦，过草地、闯天险腊子口，于1936年10月在甘肃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期的生死考验中，关向应与贺龙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1941年10月，关向应肺病复发，组织上送他到延安治疗，医生确诊为空洞性肺结核。此后，关向应只要到延安，贺龙总要抽出时间前去探望。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第二天，因前线情况紧急，贺龙仓促离开。临行时，他未能当面话别，特意给关向应留下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关向应读了又读，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金州向应广场
著名作家沙汀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解放后再版更名《记贺龙》），发表后影响很大。“在开头两章，我还直接写到他和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只是没有提名，仅仅称之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而已。那位身材瘦长，留着一横浓黑唇须、身披草黄色皮短大衣，神态自若、动作娴雅的政治委员，不正是我们敬爱的关向应同志吗！”后来，在《难忘的会见》中，沙汀说：“我是1950年才知道关向应逝世消息的，而且知道他就安葬在延安，更知道他逝世不久晋绥分局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情形。是贺龙致的悼词，但是刚用颤抖的声调读完一句，便泣不成声，由旁人代读了。正是关向应的这位亲密战友，在六十年代初，还通过一位同志捎话给我，批评《记贺龙》一书对关政委写得太少，而关政委在一二○师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 五
虽然离开大连后，直到1946年病逝延安，关向应再也没有回故乡看一眼，但关向应与大连的故事，一直不断。
1946年3月8日，在大连市各界妇女建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上，马丹被推选为主任。巧合的是，马丹正是关向应的第二任妻子。
1924年年底，组织上送关向应到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成为中国班第二期学员，同期学员还有从国内来的叶挺、孙浩、李求实等以及从旅欧支部转来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等。1925年1月，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5 月，关向应前往苏联，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党的“六大”，参加团的“五大”筹备工作。6月21日，他代表团中央向中共“六大”作青年工作报告。“六大”闭幕，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期间，他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秦缦云（1908｜2001，山东济南人）结婚。随后，她一直陪同关向应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8月，关向应从上海到武汉，秦缦云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工作。12月14日，在汉口的日租界同仁会医院生育一子，关向应为其取名叫“拯”，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够拯救人民出水火。因秦缦云患产后热，关向应整日忙碌无暇照料，关拯被寄养在教会办的育婴堂里，化名“曹拯儿”。12 月底，关向应与秦缦云等人奉命撤回上海，其子被人抱走，不知所踪。后来，关向应前往湘鄂西，与秦缦云中断联系。秦缦云又与盛忠亮结婚。盛忠亮也非等闲之辈，他于1907年8月27日出生，湖南石门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1934年10月，被捕叛变。1949年以后，秦缦云又与盛忠亮去了台湾。直到1986年秋天，年迈的秦缦云回国探亲，专程到延安，瞻仰关向应的陵墓。
当时，延安供应特别紧张，为了保证关向应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应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当他听说贺龙半百得子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天，他主动地给婴儿取名“鹏飞”，并躺在病床上，喘息着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著名作家沙汀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解放后再版更名《记贺龙》），发表后影响很大。“在开头两章，我还直接写到他和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只是没有提名，仅仅称之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而已。那位身材瘦长，留着一横浓黑唇须、身披草黄色皮短大衣，神态自若、动作娴雅的政治委员，不正是我们敬爱的关向应同志吗！”后来，在《难忘的会见》中，沙汀说：“我是1950年才知道关向应逝世消息的，而且知道他就安葬在延安，更知道他逝世不久晋绥分局为他举行追悼会的情形。是贺龙致的悼词，但是刚用颤抖的声调读完一句，便泣不成声，由旁人代读了。正是关向应的这位亲密战友，在六十年代初，还通过一位同志捎话给我，批评《记贺龙》一书对关政委写得太少，而关政委在一二○师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
1937年冬天，在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县城，由山西第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部长程子华陪同，关向应到总会所属妇女团检查工作，认识了18岁的“川妹子”马丹(四川合江人，原名邓开慧，化名马丹、周炎琳)。1937年9月，关向应为八路军团以上干部作报告“1938年春天，我调到岚县动员委员会组织部任副部长。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心里未免感到有些茫然、孤独。程部长特地嘱咐我说：‘今后工作上有困难，可以请示关政委。’”在《向应同志对我的教诲》中，马丹回忆说，“我第一次到那里请示工作，贺师长和关政委很亲切地招呼我坐下，还叫警卫员(当时叫特务员)倒水给我喝。……临走时，关政委赠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一本是《静静的顿河》。这两本书都签有他的笔名‘始炎’。我十分喜爱这两本书，一直珍藏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林枫同志率领的中央干部团奔赴东北革命根据地时，才将它留在晋西北。”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关向应到延安，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0日，他与正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的马丹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在城里一间小馆子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都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首长和军队干部都没有参加。”会议以后，在回晋西北抗战前线前夕，关向应严肃地对马丹叮嘱道：“从感情上讲，我这次很想带你回前方，但为了你的前途，你需要好好学习。你是党的干部，我不能只把你看成是我的妻子，我们只好暂时别离了，你同意吗？……我此次回去，可能还要去比晋西北更远更艰苦的地方。我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你不用担心。你在后方要多自尊重，不要给我任何刺激。”
1940年5月，马丹学业结束，返回晋西北，在山西兴县城外李家湾的一二○师部住了两个星期。不久，就被分配到兴县妇女救国会工作。离开前几天，关向应对她说：“贺师长和我是很亲密的战友，他一贯很关心我，听说你要回地方工作，怕你来回路远，想给你一匹马。如果他真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最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的，你不要有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从此，马丹都是用两条腿和一根打狼棍从县城走回师部，夫妻团聚。关向应从来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去看过她。
遗憾的是，马丹的“辣子性格”难以改变。当丈夫生病去延安治疗，正需要她前去照料时，她却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照顾病人的。这个历史镜头，近年被老鬼写进了《母亲杨沫》一书，才为人们所知。
1945年11月，林枫担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他是关向应的老部下。1947年，林枫曾派马丹去大关家屯，看望关向应的亲属。林枫说：“马丹和关向应共同生活过，虽然因为关向应同志病重没有让马丹去延安，而共同生活过的人，怀念是深切的，别人比不了。派她去办这件事，很合适。”事后，马丹给他回信说，关向应的父亲还在世，生活很苦，兄弟四人，关向应是长兄。不久，林枫报请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特批了一笔抚恤金，请马丹经手转交关向应的亲属。
1949年年底，马丹随同第一批南下干部奔赴广州，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省旅游局副局长。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不无感慨地说：“我和关向应结婚8年，共同生活的日子还不到一年……”
1992年9月，关向应诞辰九十周年。为了纪念他，马丹特意创作了一首题为《悼念关向应同志九十冥寿》的诗，以表达心中的怀念之情：
九十流年半在阴，分飞劳燕痛离林。
一生奉献乐忘己，八载救亡报国忧。
理想于今初实现，音容永在万民心。
中华此日创新貌，欲慰英灵何处寻。
2007年9月10日，关向应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室内展区将关向应的一生分设4个展厅，通过实物陈列、照片展示和场景模拟等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他的求索人生。开馆以来，每年吸引30多万人前去参观。关向应纪念馆夏文运台儿庄大捷幕后的“无名英雄”
在人们的印象中，“皇军”翻译官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而作为“皇军”高级翻译官的夏文运，却被抗日名将李宗仁誉为“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曾任李宗仁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特意给大连市史志专家回信，深情而详细地回忆了夏文运为台儿庄大捷立下的鲜为人知的不朽功勋：
夏文运利用职务之便，将接触到的日军高层秘密报告给中国军队，与李宗仁单线联系。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多次受到日本军警、军统特务的追捕，后来还被上海军管会关押过，但每次他都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旅大拾趣
1960年年初，十河信二（1884年4月一1981年10月，1930年就任满铁理事，二战后曾任日本恢复经济协会会长、国铁总裁，被誉为“新干线之父”）在美国访问期间，专门拜会了寓居新泽西的李宗仁，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交谈中，李宗仁仔细询问了夏文运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老夏啊？
后来，李宗仁又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及夏文运，称他是抗日“无名英雄”，“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曾向有关部门打听夏文运子女情况，并希望见他们一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夏文运是何许人也，竟能让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念念不忘？为什么他多次受到日本特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1950年年初又被上海军管会逮捕，成为众矢之的？解放后，他被误定为在逃的“大汉奸”，布告贴满了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子女、亲友深受连累，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当年的日伪报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夏文运在抗战时期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渐渐地为更多人知晓……九兄弟齐心供养一棵读书“苗子”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时候因其是彭祖故乡，而被称为彭城。它地处中国大陆南北方中心地带，北邻山东省，西接安徽省、河南省，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素有“五省通衢”之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北伐时期的李宗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同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支日军旗开得胜，得意洋洋，自以为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目标指日可待。于是，他们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后来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和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枢纽——徐州，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占领徐州，然后携手向西攻占郑州，并利用中原腹地平坦地形，发挥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的优势，沿平汉线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中国抗战中心城市武汉。抗战的前景凶多吉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能继续……”（《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6页）因此，李宗仁决心在徐州地区背水一战。
但是，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大都是“杂牌军”，虽然总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战斗经验不足，特别是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日军配备有火炮、坦克、装甲车等，还使用了当时违禁的毒气弹——瓦斯，空中还有一个飞行团直接配合地面作战。中日两军实力悬殊。因此，“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同上，第706页）。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宗仁认为集中优势兵力，有针对性地排兵布阵，就有可能痛击一个方向的来犯之敌；如果日军南北两路同时进攻，则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将存在着被敌人“包粽子”的危险。但是，敌人是狡猾的，他们的军事部署是绝密的，谁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敌人的军事情报呢？
李宗仁纵有满腹经纶，应对南北两匹日本饿狼，他也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奉命潜伏上海日军内部的夏文运发来密报，神不知鬼不觉，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我方方向悄悄转变……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新区七顶山街道人，1905年12月28日出生。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占南京；同月2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济南。两支日军旗开得胜，得意洋洋，自以为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目标指日可待。于是，他们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后来延伸，更名为京沪铁路）和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的枢纽——徐州，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占领徐州，然后携手向西攻占郑州，并利用中原腹地平坦地形，发挥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的优势，沿平汉线向南推进，迅速占领中国抗战中心城市武汉。抗战的前景凶多吉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我们抗战还能继续……”（《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6页）因此，李宗仁决心在徐州地区背水一战。夏文运全家福（后排右一为夏文运）
夏家祖居大连金州城南的毛茔子，满族。夏文运的爷爷30多岁就英年早逝，奶奶夏刘氏生性刚强，善于持家。丈夫病逝不久，她带着7个儿子2个侄子，挑着一担“家产”离开毛茔子，辗转来到金州城北荒野之地七顶山安家落户。一家老小开荒种地，省吃俭用，生活逐渐安顿了下来。夏文运的侄孙夏重震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说：我亲耳听我的爷爷说过，太奶奶夏刘氏领着儿子们创业时非常艰苦，吃饭时，就在地中间摆上一小碗大酱当菜，儿子们只要是筷头子在酱碗里响一下，不管粘没粘上大酱，就算就到菜了。吃完饭，酱碗里全是筷头子插的小洞洞，大酱并没减少多少。这半碗酱，一家人能吃三五天。饭后，儿子们把碗一放，又操起镢头开荒去了。
夏文运的父亲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老小，俗称“夏老九”，是个车把式。夏文运兄弟姊妹4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名叫夏文玉，而叔伯兄弟好几十。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夏大姑娘”，深讨奶奶的喜欢。当时还未分家，全家老少、雇工有100来口子。8岁那年，当家的奶奶夏刘氏发了话：“夏大姑娘”像一棵读书“苗子”，以后就别让他学农活了，叫他好生读书。咱老夏家也该出一个识文断字的秀才。从此，夏文运背上小书包，进了当地的老虎屯第一普通学堂。夏刘氏去世，九兄弟分了家，但大家仍然齐心协力供养夏文运到南金书院读书。以后又考入旅顺师范学堂。
1925年，夏文运以第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津田校长爱怜他的才学，特意说服“满铁”的老总，每月资助他50日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以广岛高等师范交换生的名义赴日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夏文运从广岛高等师范毕业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但是，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并与郭沫若、刘大杰等有过密切交往。经过刻苦学习，夏文运提前一年拿到了所有的学分。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沈阳（时称盛京）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又向姐夫家借钱，再次返回日本，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正式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成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硕士之一。奉命“潜伏”， 谢绝任何报酬
1927年10月，冯庸大学由奉系军阀元老冯德麟长子冯庸（1901—1981）变卖家产开办，当时设立了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东北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学，冯庸亲任校长之职。因为冯德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张比冯小9岁，叫冯大哥，两家关系密切。张学良与冯庸取字都叫“汉卿”，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冯庸比张学良大一点，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所以，张学良一降生，张作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着“小六子”。长大之后，张学良与冯庸也成为“把兄弟”。“九一八”事变后，年仅30岁的冯庸被日军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关东军要员和汉奸百般游说，诱劝其为日本效力，都被严词拒绝，冯庸表示：“死耳，誓不为卖国贼。”后经“满铁”参事、冯庸大学体育顾问冈部兵太等日本友人保释，才获得自由。他改名换姓，由大连搭乘飞机前赴日本，借口要去日本的温泉疗养，结果又由日本搭乘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轮船逃往上海；之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冈部兵太因此受到宪兵队的谴责，不得不辞去“满铁”职务。据说，阪垣征四郎从印度视察归来，途经香港才得知此事，他大发雷霆，说：“冈部这家伙，应该晓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做错事是要引咎切腹的。体育运动家也应有体育运动家的道德准则嘛！”
后来，冯庸大学迁往北平，借一校舍复课。1932年秋，并入已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因家务拖累，夏文运没有随冯庸大学前往北平，因此失业。
1932年春，在生活无着之际，经南金书院时的老师卢元善（1888—1959，时任伪满洲国军政部秘书长）介绍，担任了军政部秘书兼翻译，开始与关东军产生联系。不久，他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混得很熟。
1935年6月，他陪同和知鹰二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李宗仁与和知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翻译。在交谈中，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这些国家丰富的矿藏、粮食、燃料等资源，这样，日本就能以战养战，克服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等先天不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另一派，则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消灭共产党于摇篮之中。和知属于“北进”派，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等人政见相反，存在派系矛盾。双方会谈时，李宗仁总是对和知晓之以理，他说：日本侵略中国，必将促成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本想打败中国绝非易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大搞法西斯，横行世界，中国必将获得有力的外援，并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知听后，颇有同感。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之后，觉得夏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找机会开导他，唤醒他的爱国良知。一天，在广州东山马棚岗，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自己的住处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怎么还甘心情愿地为敌人服务呢？”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拨得轰然作响，犹如失散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他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已经是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还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着“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做亡国奴。夏文运擦干眼泪，郑重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夏某我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义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进行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汉，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5年和1936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大举侵华。于是，在1936年秋，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海滨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全面侵华的帷幕。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李宗仁说。密报犹如及时雨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说，1938年1月底，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之际，夏文运通过设立于上海日本租界的梅谷旅馆中的电台（报务员是广西人刘某、邓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迅速西撤，诱敌深入；2月初，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了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淮河防线，企图在淮河北岸的小蚌埠建立桥头堡。李宗仁因为暂无北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果断地把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由山东派往安徽淮河前线增援，2月15日，第五十九军抵达前线，迅速投入战斗，经过数次“拉锯战”，22日，小蚌埠被收复，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拼杀中，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坚守阵地，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始终未能越过淮河天堑。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
南线日军进攻失利后，龟头紧缩，不敢轻举妄动；日军被迫组织北线进攻，希望挽回败局。阪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阪垣师团、矶谷师团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1936年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日军少壮派，几乎都出自这两个师团。两个师团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只有61公里。台儿庄若丢失，则徐州不保。日军两个师团来势汹汹，台儿庄危在旦夕！
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又接到夏文运密报：阪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阪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牌子很大，实际上却只有5个步兵团的实力；庞炳勋率领将士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阪垣师团，连连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无将可用。李宗仁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夏文运不辱使命，再次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于是，李宗仁下定决心，根据日军精锐阪垣师团、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图谋，准备将计就计，在台儿庄地区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彻底戳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因此，李宗仁迅速避虚就实，抽调在淮河前线的第五十九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痛歼3000多名日军，使其溃退90余里，彻底打乱了阪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南线日军进攻失利后，龟头紧缩，不敢轻举妄动；日军被迫组织北线进攻，希望挽回败局。阪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阪垣师团、矶谷师团是侵华日军的急先锋，1936年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日军少壮派，几乎都出自这两个师团。两个师团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只有61公里。台儿庄若丢失，则徐州不保。日军两个师团来势汹汹，台儿庄危在旦夕！
台儿庄战役，历经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我国将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万将士血染大运河。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影响深远。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大捷是全军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夏文运的情报对于李宗仁捕捉战机、减轻将士伤亡，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战役之后，李宗仁与夏文运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李宗仁回忆录》中，他高度评价道：“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方言：他）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这表明，李宗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他要是闭口不言，谁能知道台儿庄大捷的幕后，还有夏文运的一份特殊贡献呢？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日军，到老也没弄明白，李宗仁为什么会对他们的军事计划心知肚明、了如指掌？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终生引以为荣，临终前特意留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让自己永远陪伴着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灵们。周总理曾称赞李宗仁一生做了两件大好事，一是领导打赢了台儿庄战役，二是晚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定居。
1966年6月24日，李宗仁与最后一任夫人、著名影星胡蝶的私生女胡友松在北京正式登记结婚。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弥留之际，老泪纵横。他握住胡友松的手，叮嘱道：“你个性太强，我不放心，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1999年，胡友松打开尘封了30年的壁柜，取出李宗仁遗物，把它们如数捐献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她被聘为李宗仁史料馆名誉馆长。在没有男伴的情况下，她还破例拍摄了一组婚纱照。参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之后，她对陪同人员说：“珍藏历史，鼓舞现在，激励后人，昭示未来，这是台儿庄人民用台儿庄大战所体现的那种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拼搏与奉献精神，为台儿庄大战树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李先生的夫人，我真的感到很自豪。除了感动和自豪，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洗礼和灵魂上的震颤。”夏文运故居曾多次遭到追杀
1939年1月，张群担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7月，在接受UP(合众社)、AP(美联社)、AFP(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他洋洋得意，将松冈外相对汪精卫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情报向记者披露。
外国记者十分吃惊，问道：“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是怎么搞到手的？日本可是一个保密体制严格的国家啊。”为了让他们相信，张群顺口回答：“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
于是，中外媒体都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之手获得日本情报为主题，进行大肆报道，震惊世界。日本军方闻讯后，紧急追查。和知少将受到怀疑，被撤掉“兰机关”机关长职务，不久又被调往台湾，担任台湾军参谋长。
为了夏文运的人身安全，和知特意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暗示说：“上海天气不好，宜暂留香港。”夏文运立即偷逃到香港，躲了起来。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夏文运在上海的住宅，把书籍、服装翻了个底朝天。大大佐威胁说：夏某泄漏了皇军机密，抓到他，定斩不饶。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和知少将喜出望外，四处放风：高宗武本是重庆方面的间谍，他是泄漏机密的人，而并非夏文运。经过他与老同学、“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游说，终于取得谅解，夏文运才结束了潜逃生涯，安然返回上海。
同年12月，夏文运利用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日本开国2600年纪念大会之机，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情报。回国后，他及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递交了长达9600字的秘密报告。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0月26日，李宗仁及其秘书长萧一山、副参谋长甘沛泽等一行10余人，由汉中飞抵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不久，夏文运就前往中南海，拜访老朋友，受到热情接待，并成为座上宾，两人时常走动，关系密切。后来，盟军以战犯之名，逮捕了曾任日本侵略南亚、东南亚的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和中国宪兵队司令官等职务的和知少将，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被无罪释放。
1946年3月10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在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纪念周。15日，他原计划离开北平，偶尔听说夏文运就在这里，喜出望外，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为此，行期延误了一天，遭遇雷雨，命丧南京戴山。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立即去见李宗仁，请求援救。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不是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夏文运因此获释，并成为李宗仁的智囊之一。为李宗仁竞选“献宝”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国民政府于翌年春天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总统。1948年4月19日，“国大”正式开会选举总统。蒋介石以高票当选。但是，在副总统竞选中，却出现了大独裁者蒋介石不愿看见的“失控”局面。
1947年7月中旬，李宗仁发电报邀请程思远（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北上，让他帮助谋划竞选副总统事宜。一个星期后，程思远带着李宗仁分别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回到南京。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李宗仁提出了竞选副总统的要求，并写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竞选与否还得听蒋委员长的裁决。在给吴忠信（蒋介石的密友，蒋纬国的干爸爸，大选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信里，他希望吴先生在蒋介石面前代为疏通，并随时反馈信息。不久，吴忠信复电说：“已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无成见。”随后，李宗仁就在北平成立竞选办事处，开始筹备。
李宗仁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又明争暗斗几十年，他对于蒋介石奸诈多疑、出尔反尔的秉性格外了解。怎样才能化解或减少老蒋的干扰呢？一天晚上，他特意请来挚友夏文运，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密商。酒酣耳热之际，夏文运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认为，要想说服蒋介石，首先要“摆平”一个在蒋介石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从1912年起，戴某出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一直以幕僚身份追随孙中山，备受器重。当年，蒋介石多亏了戴季陶的美言，才被孙中山破格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平定商团叛乱中，戴季陶又向孙中山进言，称赞蒋介石励精图治，才堪大用，进一步加深了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又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并给其起了新名字“蒋中正”。蒋介石成为大独裁者后，对戴季陶十分青睐。
听完夏文运的分析，李宗仁转忧为喜，连干三杯，并请夏文运秘密操办。
戴季陶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送他什么礼物为好呢？送金钱，太俗气；送名人字画，他未必看得上。经过一番思考，夏文运决定投其所好，寻找稀有的佛教经卷或法器送给他，因为戴季陶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法名不空。
第二天，夏文运、古闲二夫、西本愿寺住持等人一起走进中南海，将佛舍利赠给李宗仁。在一个精巧的玻璃盒中，佛舍利镶嵌在金塔之上，放射出神秘的光芒。李宗仁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分别时，还特意与客人合影留念。
1948年3月23日，李宗仁率领自己的竞选班底飞到南京，正式竞选副总统。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再次食言，竭力阻止他参选。为了抑制桂系势力，蒋介石亲自出面劝孙科参加竞选，孙科勉强答应，并提出条件，要求副总统兼立法院院长。4月3日晚，蒋介石见李宗仁执意参选，又在黄埔路官邸单独召见他，责令其退出竞选，并声言：“我不支持你，你还能选得到？”
但李宗仁并没有知难而退。4月23日，国民大会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参加竞选者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等六人。其中国民党籍四人，民社党一人（徐傅霖），莫德惠以社会贤达身份参选。当日验票结果是：李宗仁754票，孙科595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后三名淘汰出局。后两轮投票，依然是李宗仁领先。29日上午，“国大”最后一轮决选副总统，投票结果是，李得1438票，孙得1259票，李宗仁当选。消息播报后，蒋介石大失所望，“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作者采访夏氏后人
不久，夏文运就找来了日本人自治会会长古闲二夫，此人是孙中山挚友宫崎滔天的外甥，加入过国民党，与董必武、居正、柏文蔚、邹鲁等交往颇深，也是一名收藏家。战后，经夏文运引荐，他与李宗仁相识。听说李宗仁急需佛教礼品，古闲二夫格外重视，挠头想了半天，才说：北平朝阳门外有一座日本佛教寺庙西本愿寺，收藏着三粒佛舍利。现在，寺庙已被迫关闭，为了防止佛舍利被盗，日本僧人就把它藏了起来。如果这一宝物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用，我愿意前去游说。
第二天，夏文运、古闲二夫、西本愿寺住持等人一起走进中南海，将佛舍利赠给李宗仁。在一个精巧的玻璃盒中，佛舍利镶嵌在金塔之上，放射出神秘的光芒。李宗仁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分别时，还特意与客人合影留念。临死也未加入日本籍
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前往南京赴任，夏文运失去了“保护伞”，悄然离开北平，回到上海居住。
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离开大陆飞抵香港，入太和医院治疗。12月5日，他偕夫人郭德洁等10余人，从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包机飞赴美国，一去不复返。夏文运彻底绝望，感到自己所做的情报工作有口难辩，与其受到冤屈，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他下定了偷渡日本的决心，并设法将豪宅私下变卖，兑换成黄金。事情泄露，他因倒卖黄金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一天早晨，他被警察科长叫到办公室接受调查，意外遇见了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
抗战时期，潘汉年的得力干将、地下党情报专家吴克坚被日本宪兵抓捕，受到严刑拷打，肋骨打断了。夏文运与他是同行，在情报交换中结下友谊。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夏文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曾到监狱里探视过他，并给他送饭送药，予以关照。解放初期，吴克坚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上海帝国饭店三楼办公，夏文运居住在沙发花园（今上方花园），与帝国饭店相距咫尺，两个人经常聚会。吴克坚曾问及他今后的去向，夏文运说：“我想到日本去。”吴克坚点头赞赏：“日本务必要去，希望能为我们多做些工作。”夏文运反问：“做些什么工作好呢？”吴克坚表示：“像您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任何工作都可以胜任，例如剪贴搜集日本报纸，就有大用处嘛。”
那天，吴克坚亮出证件，问明警察科长抓捕夏文运的理由，然后严肃地指出：“夏先生将要到日本去，你应该立即释放他。”
当晚，夏文运获得自由。处理完家务事后，他途经香港，只身登上一艘澳大利亚的货轮，重新踏上日本国土。后来，他由日本政要岸信介担保，获得了在日本的居住权，并受好友十河信二的邀请，担任过日本国铁嘱托（编外雇员）。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期间，特意看望了他。夏文运退休后，在东京经营过一家中华料理店。生前，他曾多次表示过要回祖国探亲的愿望，可是，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没有如愿。1970年11月3日，夏文运患脑出血在东京逝世，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寺庙）；为了保持自己的中国心，他至死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1971年春，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总理邀请十河先生访华时，曾拟由夏文运陪同。可是夏文运已经作古，十河先生也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最终未能成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夏文运不为名利、不畏生死，专门为李宗仁等爱国将领提供了许多抗日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特殊，生前他三缄其口。到了日本，很多情况也不便于公开，因此，他的贡献鲜为人知，受到很多误解，被家乡政府视为在逃的“大汉奸”，“文革”中，众多亲友受到连累，胞弟夏文玉和一个叔伯弟弟在“夏家大院”中遭迫害致死。个人的情感生活并不圆满
夏文运曾长期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任职，回乡稀少，每次返乡，总要以重金馈赠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亲友。他讲情重义，乡亲们千里迢迢地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妥善安排食宿，用家乡话与他们叙家常，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41年，他在太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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