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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09 03: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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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奇平,张伟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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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

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试读:

前言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分享经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即分享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理论。它的现实意义在于正面回答:信息生产力,到底代表什么人的利益。

一、研究分享经济的新视角

同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我们的视角有两处不同:一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内生了技术,综合了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二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综合了垄断竞争理论,这使它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专著。

从内生技术的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角度观察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只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利益角度的说法。分享经济只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利益版,反映的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侧面。也就是说,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本身,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就可以称为分享经济。除了这个侧面,信息化与网络经济还有相反的资源配置的侧面,那是本研究项目第二阶段的研究对象。

分享经济理论在此可理解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界定的信息经济学,它研究的对象代表着信息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方面的机理。这明确有别于研究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信息经济学”,如张维迎的《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但本研究在博弈论上与传统信息经济学有一个交集,将博弈论提炼为双层规划,用以研究利益相对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本研究的一个独特立论是,分享经济对应的机理是新垄断竞争。新垄断竞争理论来自互联网实践,指“平台基础业务分享+增值应用收费”的双层经营模式,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从资源配置角度称为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理论必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就是在研究分享经济;研究分享经济,就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它们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有各种传统,但垄断竞争的传统却没有。本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就是开辟了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二、本研究贯穿的主题

本研究的最终发现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分享经济的到来,姓社姓资这种关于拥有的争论虽然仍有意义,但分享还是不分享这种围绕使用的制度建设,将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分享经济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使用而非拥有”,代表一种新的经济趋势:在生产力发展超过工业化达到高级阶段后,共享发展理念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引领力量。财富的拥有者只有分享使用——实现共用(分享固定成本)——才能得到比专有专用更为丰厚的回报;而劳动者凭借对生产条件更具包容性的参与进行分成,实现更直接的财富创造与收获。简单地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就是本研究贯穿的主题。

劳动创造世界,本是人类一种素朴的认识。由一位普通劳动者谱写的《国际歌》实际体现了一种古典经济学之美,强调通过活的劳动亲自、直接地创造价值。新古典经济学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转而强调靠“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如作为资本拥有者的精英)代理创造世界,虽然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专业化效率,但由于把拥有权绝对化,造成人类围绕财富分配的巨大矛盾。通过对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分享经济理论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扬弃以往的生产方式,在信息生产力的新高度上,复归人类最素朴的观念,即“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人参与,为人人服务。

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的扬弃体现在,把新古典主义的合理性继承在平台中,发挥其提高专业化效率,实现规模经济的积极作用,使精英的能力得以自由发挥,并通过租金回报得到善待;但更强调的是,通过平台的开放与分享,在个性化增值的新背景下复归古典主义的劳动创造价值状态,最大限度提高多样化效率,实现范围经济,最终使普通大众复归到凭借自身努力,亲自创造与获得价值、实现梦想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信息生产力代表谁的利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要说,信息生产力代表的将是全民的利益。这里的全民特指扬弃了劳资阶级对立后的社会建设者。它有三层意思,一是亲自劳动的劳动者(例如草根大众),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二是分享生产条件使用的资本拥有者,当他们不把自己的利益同前者对立时,也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三是知本家——即实现直接劳动与资本一体化的人——即上述两种人的合体,将成为最大受益者。如果说有受害者的话,那一定是将拥有与使用的利益对立起来,把劳动与资本对立起来的人,他们越是维持与扩大这种对立关系,他们就越将成为受信息生产力发展冲击的人。

三、本书的内容结构

本书分价值论、均衡论和福利论三个方面论证上述结论。

1.分享经济的价值论

传统经济的均衡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均衡,分享经济的均衡是以使用为中心的均衡。以使用为中心的均衡,必然是以租值为中心的均衡。因为租就是使用费。

分享经济的价值论,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观点,重新审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从中发现,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这是分享经济特有的价值逻辑。以此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历史的正反合,与逻辑的正反合是对应的。历史上的“正”是农业经济,以使用为中心(物物交换的经济),它在逻辑上对应的是使用价值;历史上的“反”是工业经济,以价值为中心(货币经济),它在逻辑上对应的是价值(交换价值、效用);历史上的“合”是分享经济,以更高的使用价值为中心(信息经济)。分享经济独特的价值主张,就体现在合题中。在不经过上述研究之前,人们对“使用而非拥有”中使用的第一感觉,是正题(利用意义上的access);经过上述研究,在已有思想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使用不是复古,它是合题(参与意义上的access)。

2.分享经济的均衡论

分享经济就是关于租的经济。租就是“进入壁垒的垄断程度”。租在利益上,对应的是使用者的权利。在专有经济中,拥有决定使用。支配权一旦滥用,一定造成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两种权利滥用:一方面是对供给能力的过度使用,而对有效需求的刻意压制(例如强制储蓄效应)。使用者在支配权滥用的经济中,权利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支配权滥用造成资源闲置。

在分享经济中,由于稀缺的要素从资本转向劳动,使得使用者的权利,开始在分成中具有越来越大的权重。这是生产力的作用,而不是生产关系主动调整的结果。经济学家们不了解的新的事实是,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在生产和服务转向个性化、差异化后,会出现广泛的稀缺。这改变了理论家原来预设的生产条件。新的经济学要让合约双方都明白这种形势,通过技术经济变化,再重新审视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

增值意义上的租值的出现,第一次在稳定均衡条件下,使劳动者分享剩余的比例超过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这对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重大的新情况,它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在信息生产力条件下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推论。

分享经济采用双层规划的方法来刻画均衡。数学规划原本是服务于资源配置理论的,但加入可代表利益相对方的“双层”这一互动因素后,可以在数学方法上内生利益博弈。

分享经济理论在“新垄断竞争”均衡框架上利用双层规划。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具有平台和增值应用上下两层,垄断竞争的差异化效果主要通过多元化的增值应用服务实现,平台在其中承担分享、分摊固定成本的作用。我们用双层规划来从数学上描述这种上下双层结构。其中,上层规划代表平台规划(平台拥有者规划),下层规划代表APP规划(平台使用者规划)。为了简化(避免两层双层规划),设平台代表同质性组,APP代表异质性组。新垄断竞争的均衡点与垄断竞争相同,但由于新设了平台使用者租金补偿平台(即FC),因此均衡从不稳定的二维均衡,变为稳定的广义均衡。这是与工业时代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它的依据主要来自实践,它的解释力也主要体现在新经济上。

3.分享经济的福利论

如果说价值论是经济学的出发点,福利论就是经济学的归宿点。均衡论只是经济学的中途,均衡本身不是目的,福利的实现才是目的。

分享经济的福利经济学是体现“使用而非拥有”特征的福利经济学。这里的使用,是指实践活动,强调的是access的参与之义。它显示,人类的福利,从自然性的消费(物质需求和欲望满足)、社会性的价值(获得更多金钱),最终将达到自我实现(自我参与)的高度。在传统经济中,人的高度个性化、高度社会化,高度自由的发展,只是一种偶然的个人现象;分享经济追求的福利,则是在物质需求满足和社会价值实现基础之上,进一步包容性地实现使人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机会,实现各自的梦想。在这个意义上,分享经济的“使用而非拥有”,已不仅关系闲置资源利用,更主要关系人的自由的实现。

分享经济对福利经济学提出范式转变的要求。传统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与标准经济学一样,都建立在同质性假定之上。同质性本身是公平与效率对立的范式上的根源,反映出工业化范式的福利经济学的时代局限。分享经济理论作为垄断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其福利论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差异化特征。分享经济理论从个性化、定制的实践出发,提出异质性范式作为基本的福利范式,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以自由看待发展,以选择多样性引领价值创造,使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分享使用的基础上得以统一。实证表现就是分享经济通过免费(公平)赚钱(效率),从公平出发达到效率,从效率出发达到公平。使公平比效率的效率更高,效率比公平更加公平。从中显示出信息化文明不同于工业化文明的特质。

工业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工业社会主义也不是历史的终结,一个不再把宝押在“拥有”之上,而还原《国际歌》中的“使用”逻辑(“全靠我们自己”亲自创造)的社会,才是工业化完成之后,人类可以期待的美丽新世界。

在那里,人们将体验一个“不隔”(王国维语)的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者2016年10月第1章分享经济理论的问题意识

本项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分享经济研究”项目基础第一阶段成果。项目定位于基础理论与政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即分享经济理论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分享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理论,第二阶段研究分享经济的资源配置理论;政策研究即分享经济政策研究。本阶段性成果即其中的分享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理论,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它的现实意义在于正面回答:信息生产力到底代表什么人的利益。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我们的研究角度与众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内生了技术,综合了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二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综合了垄断竞争理论,它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1)部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专著。

从内生技术的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角度观察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只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另一种角度的说法。也就是说,信息化与网络经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可以称为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只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利益版,反映的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侧面。除了这个侧面,信息化与网络经济还有相反的资源配置的侧面,那是本项目第二阶段的研究主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享经济理论是另一个角度或利益版本的信息(2)经济学。分享经济理论在此可理解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界定的信息经济学,它研究的对象代表着信息经济的利益相互作用方面的机理。这明确有别于研究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信息经济学”,如张维迎的《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但本研究在博弈论上与传统信息经济学有一个交集,本研究将博弈论提炼为基础方法上的双层规划,用以研究利益相对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本研究的一个独特立论是,分享经济对应的机理是新垄断竞争,提出新垄断竞争理论。这一结论的实践来源是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指“平台基础业务分享+增值应用收费”的双层经营模式,是信息化与网络经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从资源配置角度称为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理论必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就是在研究分享经济;研究分享经济,就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它们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有各种传统,但垄断竞争的传统却没有。本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创新,就是开辟了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发展和创新政治经济学不是本研究的目标和任务,只是研究分享经济的核心问题不能绕过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而不得已为之。

最终的发现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分享经济的到来,姓社姓资这种关于拥有的争论虽然仍有意义,但分享还是不分享这种围绕使用的制度建设,将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分享经济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使用而非拥有”,代表一种新的经济趋势:在生产力发展超过工业化达到高级阶段后,共享发展理念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引领力量。财富的拥有者只有分享使用,实现共用(分享固定成本),才能得到比专有专用更为丰厚的回报,而劳动者凭借对生产条件更具包容性的参与进行分成,实现更直接的财富创造与收获。简单地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就是本研究贯穿的主题。1.1 分享经济利益论的议题设置1.1.1 如何提出利益问题:回到李嘉图

分享经济的问题分为利益与资源两个方面,其中,利益问题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元问题进行如下设问:利益问题应该如何提出,或者说分享经济理论的利益论的议题应如何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如果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很可能是提出如下见解,比如,通过分享,人们会得到出行方便、消费便利、物尽其用等好处。深入一点儿想,也无非想到,分享使生产要素更为有效配置,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等。

实际上,解析利益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根部,有两个重大的分叉,在分享经济研究上都会表现出来。一是从新古典主义的生产要素分配论角度;二是从古典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利益相互作用(社会关

(3)系)的角度。上面提出的问题,不能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但角度却忽略了内生社会关系,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基础上一开始就走偏。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不同于研究闲置资源利用的角度在于,它从利益相互作用而非资源配置角度切入问题。它研究谁将从分享经济中受益或受损,应该如何分配分享所得利益,谁最应支持或反对分享经济,为什么要支持或反对。

理论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按其侧重重心在资源配置与利益相互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两类。前者可称为斯密问题,后者可称为李嘉图问题。以斯密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马歇尔以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李嘉图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古典经济学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对分享经济来说,闲置资源利用,主要是一个斯密问题(配置问题,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是资源如何能够实现最优配置,通过利用闲置资源,在不改变生产关系条件下做大蛋糕;使用而非拥有,主要是一个李嘉图问题(利益问题,即主体与主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则是谁能从分享中得到最大利益,通过使用而非拥有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分好蛋糕。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使用而非拥有”与工业化时代的所有权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按照海洋法系的财产观,资源不使用就是浪费;但按大陆法系的财产观,拥有者具有可以合法浪费的权利,分享经济应如何看待财产呢?搞分享经济连产权都搞不明白,一旦深入研究就会迷失方向。

当前分享经济的议题,更多是从资源配置角度设置的,但本项目的第一阶段研究则主要从利益相互作用角度设置议题。由于李嘉图一直强调利益相互作用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称这种议题设置为“回到李嘉图”。但有别于李嘉图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分享经济的基础理论需要发展为内生技术的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或(4)简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

如何设置分享经济的议题,与如何看待利益的性质有关。认为利益是物,方法就会倾向于经济“物理”学(接近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方法),把利益视为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果认为利益是社会关系,方法就会倾向于经济“分配”学(接近社会科学中的以人为本方法)。后者倾向于把利益理解为人与人之间权利互动的结果,把经济理解为争夺利益份额的斗争。心物一元的观点进而认为,人与人的社会互动(分配蛋糕)与资源配置(做大蛋糕),二者将在相互转化中统一于广义均衡(内生利益相互作用的均衡)。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分享经济,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有别于斯密)的核心问题。工业化时代,利益相互作用表现为利益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他说:(5)“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

对分享经济来说,这种分配不光是生活条件的分配(协同消费),更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拥有权、使用权的分配(如租值分成)。分配的核心是价值问题。这里的价值有所特指,劳动价值论所说价值,在其古典含义中,含有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价值,而不是资源配置决定价值的意思。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实际也是一种价值现象,它是有“社会”才具有,而在鲁滨逊状态下则没有的现象。这样的价值体系与斯密的供求价格体系,是相反的体系。这两个体系的相反相成,指向了本研究中所指的垄断竞争状态。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无论左右,在这一点上都相对一致。例如,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从根上否定效用函数这一概念。理由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在诟病效用函数表现不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往轻里说叫利益博弈,往重里说叫阶级斗争)。因为效用最大化,没指明生产方中哪个要素主体获得利益多,哪个获得利益少。新古典理论预设其中没有利益矛盾(即零摩擦条件下不合“理”的利益相互抵消,因此不发生我们有所特指的“相互作用”),其实矛盾是有的,经济中的刚性客观存在,很大部分就来源于此。分享,表面上是资源分配,背后却是利益分配。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有着现实依据。对利益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理论上的说法,遇到实际问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甚至上层建筑,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不适应现象。比如,对网约车治理来说,有政府部门可能就会认为,只有顺风车才算分享,而约租车因为有利益回报因此不算分享。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因现实问题引起的,与具体规制对应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利益理论,还没有在所有的地方讲通。再比如,按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使用而非拥有”不能成立,因为资源归属于我,利用还是不利用(甚至浪费),拥有者具有随意支配权(滥用权),滥用资源并不违法。分享经济虽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在关于利益的权利法理上,于法无依。可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钻书袋,而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已火烧眉毛的实际问题。1.1.2 如何解析利益问题:技术、制度与均衡

针对现实,分享经济理论在利益相互作用方面回答的是下述问题:分享经济赢利是否有正当合法的权利作为依据?分享资源和财产,将对利益关系产生何种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影响(例如分享如果不姓社也不姓资,姓什么)?分享引起的经济和制度上的连锁反应,与技术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古代的分享与互联网分享有何不同)?等等。

标准经济学假定人的利益是围绕最大化(实质是两权一体化下以支配权为中心)而达成一致的,而政治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认为这种最大化中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利益相互作用,这种冲突导致最大化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社会关系冲突导致摩擦),需要用适当的制度设计,在付出一定交易费用后平衡这种矛盾。

分享经济特殊在拥有与使用两权分离,“使用而非拥有”。需要通过支配权的利益与使用权的利益相互作用达成合约解决矛盾。此前,在工业化中,两权冲突不明显,经理人与工人享有的都不是充分的使用权(只是受雇者;受雇者不具有与独立使用权对应的分成收益权),而未来的分享经济的利益关系更像历史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各自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双方分成),当一线劳动者的“资本”(知本)比重超过拥有者时(例如C2B,即消费者到企业),危机发生。平台“垄断”租金(假设不仅是闲置而是无限可复用)与双创的分成比例应如何确定,成为分享经济亟待研究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超出了原有的理论的最大边界,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分享经济的解释力都会骤然下降。为了在分享经济问题上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这才提出经济学大思路调整的问题。

大的思路是,第一,创新出基于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或内生技术的制度经济学,实现二者的综合,以说明经济变化的技术来由,比如云计算如何产生了SaaS模式;第二,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垄断竞争基础上实现综合,以解释分享经济内生差异化为什么还能达到全局均衡,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三,在古典经济学传统内部,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解决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缺乏显示度的问题,使分享经济中的分成规律得以用可计量的方式显现。

这一大思路的出发点是,由于当前的分享经济对理论经济学的突(6)破,主要是突破了隐含的生产力假定(原有理论未明言地预设了工业化技术与工业化生产力),为了更替生产力上的前提假设条件,因此有必要注入技术经济学分析的新鲜血液;同时,由于分享经济涉及的利益问题,集中暴露出以往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解释框架不统一,为了对利益分配给出“统一场”式的解释,在新的综合中,利益、分配、交易费用、制度、创新、垄断等诸多分散概念,统统被统一在代表复杂性的异质性这一概念中,用租值计量,简化博弈论为双层规划数学方法,对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进行数学化处理。1.1.3 对利益分析方法的两大改进

分享经济理论通过新垄断竞争理论,将分享背后的利益相互作用机理,建立在技术经济关系——即生产力(技术关系)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结合——这种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之上。它带来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改进。

首先为政治经济学注入技术经济学的新基因。

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起步期,是具有技术经济学基因的。突出反映在对英国纺织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当于现在互联网一样的技术革命)的深刻理解上。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许多基本结论,都与工业技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些结论有许多是不能脱离工业化背景而独立存在的。可以说,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力是内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

但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在当代中断了。当信息生产力正在成为经济现代化新的驱动力和先导力量时,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及时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统,调整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结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信息技术作用的理解过于肤浅,对由此带来的分享这种生产关系改变不闻不问、完全失语。既然政治经济学不能自我完成与信息化趋势保持一致的工作,作为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专业研究者,就需要从外部引入技术经济学的传统,帮助政治经济学家更好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并沿着这一逻辑更新出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新的生产关系结论,特别是关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生产关系结论,其中可解释的当前已大量发生且深具未来潜力的现象,就是劳动者在市场经济完全竞争中就可以获得高于资本家比例的剩余价值这一奇异现象。

信息技术革命背后代表的是一种差异化的异质性力量(又称创新),这是一种与同质化的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相反的生产力。政治经济学已许久没有对生产力变革做出基础理论级(范式级)的反应。为推动它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正视信息生产力的存在,我们不惜引入技术经济学来“帮助”它“提高认识”,克服它隐含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工业生产力万古永存,因此生产关系(包括反映这种关系的排斥分享的排他性使用与专有范式)亦不变——的惰性假设;将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其次是要为政治经济学注入均衡理论的新基因。

分享经济是一种表现为“平台分享+差异化增值”的新垄断竞争均衡现象。垄断竞争在张伯伦的原始出处里,代表着异质的完全竞争(7)。差异化在分享经济中通过分享主体APP的个性化、定制化实践,成为核心现象。差异化是垄断竞争与传统完全竞争的不同所在,它是产品从趋同(如传统中国制造)转向不同(如未来中国创造)的驱动力所在,也是分享经济背后的“技术-经济”发动机中的经济驱动力所在。

政治经济学长期隐含着完全竞争假定,但这种完全竞争与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又完全不同。究其实质,差别在异质性范式——我们用异质性指代实证上的差异性(如个性化)——之上。政治经济学隐含着对人的理解上的异质性范式,这种异质性表现为对利益相互作用(社会关系)分析的坚持。为有别于新古典主义人性假定,把人的利益本身(人性)假定为异质性,以区别于物化(同质化)的人性假定。坚持以人为本,即坚持以社会关系的人为本,而不是以物化的人为本。这样就可以把政治经济学合理地解释为异质的完全竞争理论,或内生利益相互作用的完全竞争理论。如此,可以通过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进行同质-异质两种完全竞争理论在均衡水平上的比较。在找出分歧的实质以及融合的桥梁基础上,发现分享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分别用1.2节和1.3节来讨论,最后形成1.4节中综合的结论,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用垄断竞争,而不是其他方法对分享经济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来龙去脉。1.2 技术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综合1.2.2 关于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思考1.技术经济学纳入、介入制度分析的必要性

技术经济学以往排斥制度分析,侧重会计、工程分析,但信息技术不仅作用于经济(生产力),也作用于制度(生产关系),而经济制度也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技术与制度(权利机制)的关系,同研究技术与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关系,至少应具有同等的理论合法性。

技术经济学传统上不研究制度,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包括制度)这一技术经济链条,应归哪门学科研究呢?如果技术经济学不是故步自封的话,应全面研究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技术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技术对制度经济(利益分配)两个方面。当前,研究分享经济,就遇到这样的需要。分享经济既涉及技术现象,不懂云计算就搞不懂如何分享;又涉及经济现象,不懂经济原理和权利关系,就可能与版权、法规冲突。如果技术经济学不研究这类问题,别的专业就更难指望。比如,政治经济学虽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但指望它研究“信息技术-经济”的特殊作用链条,很难保证专业性。典型表现是研究不清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区别,导致以为是同一种生产力,而耽误对生产关系相应变化的研究。

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结合,有两类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一是制度经济学;二是政治经济学。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以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为中心考虑经济问题(可引申到利益均衡问题),不同在于前者强调私有产权,后者偏向公有产权。在分享经济问题上,两种理论有潜在的结合点:如果将支配权与使用权分开,一旦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者,参与使用非排他性生产资料,矛盾可能以分成的方式解决(这不同于主张由劳动力拥有支配权、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制度设计)。由此可以形成面向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或内生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理论对技术经济学提出一个新问题,信息生产力决定信息化生产关系。分享就是信息化生产关系的核心点。

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技术经济学有一个独特的认识,认为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的反向技术,必然带来内生的不同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从工业技术支持下的同质规模报酬递增,转向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异质范围报酬递增。

两种技术(工业化技术-信息化技术)分别的观点,对某些关键的制度结论产生了影响。传统的利润率递减,是建立在工业技术条件下的判断。根据技术的不同,固定成本的有无,报酬递增、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都是可能的。这与利益分配,只有间接的关系。事实上,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生产关系,利润分配的格局可能是一样的。反倒是经济周期对资本与劳动力实际比例关系有明显的影响。危机使资本破产或在要素占比中相对劳动份额下降,并不是由于利润率递减,而是因为资本跌入了流动性陷阱,因为它自己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使自己的稀缺性变得下降。产能规模的缩小,是这件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技术内生后所观察到的报酬递增现象,使利润率递减这一结论成为有限结论。问题的“技术-经济”关系的关注点转向了不同技术的经济属性的不变。根据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学研究,工业技术导致规模报酬递增,信息技术导致范围报酬递增,是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技术-经济”关系最见区别之处。

信息生产力的出现正在产生制度影响。随着固定成本的技术性质的不同,造成政治经济学没有考虑到的两种不同方向的报酬递增的分别,一种是主要与工业技术相联系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种是主要与信息技术相联系的范围报酬递增。后者与分享经济有内在联系。把这一技术经济结论推广到利益关系上,会导出与此前工业时代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大为不同的结论。

一旦确认存在范围报酬递增,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发现的一个重大利益结论就浮现出来,这就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占有剩余价值的比重可能超过资本家。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劳动者占85%,资本家占15%,这在以往任何理论都是说不通的,但在实践中却发生了,并由此汇聚成分享经济的全球性浪潮。

背后不为一般政治经济学家所知的、本来应由他们专业研究的最突出社会关系变化是,从与工业生产力相适应的侧重拥有权的专用性制度安排,转向与信息生产力相适应的侧重使用权的分享经济。从凡事问姓社姓资(只问拥有不问使用)的经济,转向强调共享共治(“使用而非拥有”)的经济。这是自有现代经济学以来,技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同时面临的没有见过的理论挑战与机遇。抓住机遇的办法,就是让技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相向而行。

它导致了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方式的出现,既不是让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也不使劳动者因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不能参与剩余分配,而是让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利用对应APP(手机软件)的范围报酬递增,在补偿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固定成本投入后,获得剩余分成。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就不存在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没有这种范围报酬递增,也就不会有基于APP的租金反哺,不会有以租代买的分成合约。这就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因为不像恩格斯那样熟悉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而在头脑中出现的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关的理论盲点。

当前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方向上的技术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单纯把信息技术当作技术,而弱于对利益关系、制度规制的分析,难以应对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急迫需求(典型如最高法院判决奇虎360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案缺乏反垄断法的经济基础理论支持)。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是,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却走向了信息生产力不决定任何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悖论。制度经济学研究未能及时反映分享经济发展新情况,导致政策滞后(典型如政府规制约租车时,对分享经济产生基础理论级的错觉,以为顺风车是分享经济而约租车不是,隐含了分享一定不经济的假设)。

在技术变革的高潮期,为了让“技术-制度”理论恢复对实践的解释力,应战方向应是,使长于技术分析而忽视利益分析的技术经济学,向制度分析方向上靠;使长于制度分析而对技术作用较为陌生的政治经济学,向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作用的方向上靠(使政治经济学对技术和生产力的敏感,恢复到工业时代对蒸汽机和纺织技术影响的敏感水平)。

分享经济理论的研究,尝试用技术经济学介入制度分析。这样做对政治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将是帮助解决造成信息生产力分析与社会关系分析两张皮的瓶颈问题。在解释分享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中,使政治经济学跟上英国蒸汽纺织机出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技术-经济”结合水平,以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坚持实在。2.技术经济学内生制度分析的可能性

在技术经济学中内生制度,从计量角度说,主要是把利益相互作用本身,在顶层框架级就内生化。通过双层规划(详见第4章),内生利益相对方x和y。将原有的均衡解,解释为x和y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方法上解决了把李嘉图问题置于经济分析中心的问题。这种理论策略比新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策略,更适合对分享经济的解释。

用双层规划取代单层规则(即新古典主义以降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之所以可能,不仅是由于数学上的理由,更主要是它的解释力,有两个重要的技术经济实践作为基础。(1)改变使用权益的虚拟现实经济

分享经济是关于使用的经济(“使用而非拥有”),技术上的虚拟引起的最大经济改变,就是指向使用的,因此虚拟与当代分享经济有着牢不可破的“技术-经济”联系。

虚拟技术是信息技术不同于工业技术,且与工业技术特征相反的主要技术。基于虚拟技术(包括电子编码解码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实践而形成的虚拟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使用的经济学。虚拟不仅是技术,更是经济,它带来经济上“使用”价值利用方式的颠覆性改变,进而带来产权的颠覆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经济学又必然成为价值论和产权论层面上的分享经济理论。

这里的虚拟经济不是指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中的虚拟,在两点上不同于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虚拟,一是它的介质不是数字信号;二是它的介质承载的是一般等价物。这决定了使用价值上的区分,价值1 000元的虚拟柜台可以通过复制,用来当作资产供无数人、无数次地使用;而复制1 000元金融符号,不能当1 000元钞票反复地印来使用;电子商务信息是关于一对一精准营销的个性化具体信息,金融信息只是关于一般等价物的抽象信息,如果在货币上涂抹具体信息,会涉嫌损坏货币。

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分享经济,一定是虚拟使用的经济。虚拟现实技术与分享经济,在虚拟使用上相通,既具有技术意义上的虚拟使用特征,也有经济意义上的虚拟使用特征。虚拟经济学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技术经济学,它是以支撑符号使用价值的虚拟技术为技术基础的经济学。

首先,虚拟是关于使用的:非排他性使用成为主角。

虚拟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网络替代市场,一对一精确匹配使用。可以一对一匹配的,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如物物交换。其中,价值作为调节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与金融经济不同,分享经济的虚拟经济在APP实践中形成的将是情境定价(如一物一价),而不是价目表价格。

虚拟经济中的使用价值一旦虚拟化,可以通过符号表征为具体的信息,如VR(虚拟现实)形象,既可以指代实体,也可以附加不同具体信息。其中,实体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而符号使用价值没有排他性,经济性质有所不同。而虚拟经济中的价值,并无虚拟实在之分,如虚拟的一元人民币与实体的一元人民币等值。虚拟的只是货币的载体介质的技术属性,而非币值,性质没有改变。

对分享经济来说,虚拟独立的技术经济影响在于,它带来了“使用而非拥有”中的使用的技术关系的特质。由技术上的虚拟而引起的实质性的经济变化在于,使用从排他性向非排他性转变。这一转变,使分享使用,从技术上不经济,变为技术上经济。

其次,虚拟是关于产权的:使用先于拥有。

分享经济的核心命题是“使用而非拥有”,意思是使用比拥有更具有价值优先性,也就是使用优先于拥有。

分享经济的单位不是企业,而是“平台-增值应用个体”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视为一个虚拟企业,既可以是虚拟企业联盟,也可以是虚拟个体联盟。虚拟在这里的意义是指产权上的“使用而非拥有”。即虚拟企业内部的主体,在拥有上不是一个主体,但在使用上是一个主体,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彼此分享资产的使用。一定意义上是指,既可以全面分享使用资产,也可以局部分享使用(例如只分享品牌、供应链或物流等)。

虚拟经济学还是关于虚拟企业的经济学,在网络生态中,所有权超越了企业的边界,将效率和公平扩散到整个使用资源的共同体中。

由虚拟引发的在使用价值的延长线上的连锁经济机理反应包括:资本专用性理论需要修改成资本非专用性理论;建立在资本专用性理论上的企业理论(如企业边界理论),需要修改为“企业-产业”生态理论及平台经济理论;反垄断理论需要修改为适应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等。

接下来的改变,就开始冲击经济学:制度上排他性的产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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