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明,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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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历程试读：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册，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人类起源之谜
盘古开天辟地之谜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也屡见于史册。盘古故事虽兴于汉，盛于三国，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生存、发展，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有一段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著名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记词典》中称上面一段文字“颇具哲理化意味”。不错的，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这里讲到了天、地、人。作为开天辟地的人（盘古），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盘古生其中”“盘古在其中”，显然，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就是说，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其二，所谓“神于天，圣于地”，讲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韵，得地之灵气。“人”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大自然）中吸取养料，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其三，与天地俱进的观念。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变的，地也是变的，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一日九变”，这里说的变，就是发展，就是成长。“我从哪里来？”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人”从天地中来，就是说，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经万八千岁”——实际上是更久长，“人”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人”。
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明代周游著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这样写来：（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开。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盘古的“将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凿开”，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再说，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即所谓的“久而天地乃开”。正是这种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精神，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一些专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那是一点不错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道理也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盘古生于天地间，一旦死去，又回归于大自然，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颇具哲理化意味”的。盘古之生，乃“神于天，圣于地”，从天地中汲取精华，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泽。这是最完整、最彻底的回报。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这些年来，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归结起来，一为“外来说”，二为“本土说”。“外来说”认为，盘古形象来自境外。有些专家认为，印度古经典《黎俱吠陀》载，宇宙间万物都是“大人”创造，盘古氏实际上是从“印度大人”演变而来。还有专家说，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译。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专家指出，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亳社”转化而来。“亳社”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是无所不能的，盘古亦如此。“亳”转音为薄、蒲、蕃、潘，双音则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转音为盘瓠、盘古。盘古既为土地神，那么，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另有专家指出，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搜神记》卷三：“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字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食会稽郡一千户，其后子孙昌盛，号为犬戎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也略同。当然，许多专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并非真是一只狗，而是以“犬”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他带领自己的部属，帮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联盟首领）的叛乱，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创建了后来的所谓“犬戎之国”。如果那样，盘古则是“南蛮”的祖先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专家以为，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如果这一记述无误，那么“龙首蛇身”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
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那么，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我们从盘古形象中，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勤奋、勇敢、大度、洒脱的品性嘛，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
巫山人元谋人之谜
巫山，横亘于四川、湖北两省的边境，北与大巴山相连，远远望去，活脱脱是一个大写的“巫”字，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巫山了。长江在巫山间穿行，这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绚丽的长江三峡，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界，而且以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谷底为河湖沉积发育，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的化石，是科学家们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的理想处所。无独有偶，长江三峡与东非大裂谷一样同属世界范围内造山运动活跃时期的产物。两地虽然地隔万里，但有着惊人相似的地形、地质、地貌结构。长江三峡地区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这里，应该是古人类繁衍的理想处所。
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先后云集于三峡，希望在这里有所发现，发现从猿走向人的踪迹。其中有英国的欧文，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格兰，他们到三峡地区作了考察，并发表了作品，但没有发现中国最古人类的化石。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些国外的考古学家的头上。
幸运终于降临到了一支年轻的中国考古队的头上。经过苦心的开掘，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考古队员终于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含有两颗臼齿的下颌骨一块，新生出的恒门齿一枚。
考古队员们欣喜异常，将这里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巫山人。
现在，幸运的巫山人的后代可以对自己的远祖“巫山人”展开尽情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许是在200多万年前气候发生突变的缘故吧，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树头的果子不见了。一群原先在树头鲜蹦活跳的猴子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的危机和死亡的恐惧。
怎么办？
也许，绝大多数的猴子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坚持在树头。结果，等待着它们的只能是一场悲剧。
也许，有少数的猴子试探性地跳下了树头，走向了空间更加广阔的草原。
正是由于这关键性的一步的迈出，现在被人们称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在树头生活，活动的方式当然是爬行和攀缘，到了草地上，为了观察和探视，必须直起身子行走；当年在树头植物的鲜果垂手可得，而现在必须利用工具去追杀比自己弱小的生灵，或者想方设法去采撷果实；过去常年寄居于树头，过着“有窠氏”式的生活，现在必须利用三峡地区星罗棋布的溶洞，过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实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在“巫山人”当年居住过的溶洞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尸骨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由猿变成人的粗糙的打制石器，发现了他们食用过的，后来基本消亡了的116种哺乳动物尸骨的化石。
或许是同时，或许是稍后，迈出这样关键一步的还有远在云南省北部云南盆地的“元谋人”。这是滇中高原上一个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工作者，在元谋县城东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山麓小丘上发现了两颗化石积度很深的人的门齿化石。这是同一个成年男性个体的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经鉴定，这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这就告诉我们，170万年前，这里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走上了“人化”之路。
科学证明，“元谋人”是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由于自然界的剧烈的变故，他们艰难地从树居生活转向了地面生活。他们既要顺应自然，还得利用自然界的物体，如树枝或石块作“工具”，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工具渐渐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谋人牙齿的同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制的粗糙而简单的石器工具。《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一书的编者胡尔克说得好：“认识了某些工具的性能，进而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这就已由猿的范畴进入了人的时代了。制造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只要能利用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不管这工具多么原始、简单，它就标志着由猿进入了人类的时代。”巫山猿人化石发现地点
同样的进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进行着。200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在双沟松林村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其性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是后来的“双沟人”的远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万年前。在双沟，后来又发现了江苏境内最早的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在双沟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的新推测：双沟发现的长臂猿与北京猿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双沟下草湾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也许是历史的某种机缘，双沟长臂猿的后代子孙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后，重又回到了地处江苏双沟的老家来了。考古证明，双沟地区在历史上也发生了从森林环境向草原环境的转化，双沟人顺应了这种转化。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类（可能是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中的一种）在这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化。元谋猿人化石地点发掘现场
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华古土本身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原始的狩猎者之谜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依存于石头的。如果说人类有着300万年的发展史的话，那么，用石头来防身，用石头来猎物，至少占据了290万年的时间。而石器之外的骨器、陶器、铜器的出现，最多只有一万年。事实上，骨器、陶器、铜器、铁器出现以后，石器仍然存在着。看来，石头要与人类相始终了。
人类从动物群中走来。当猿从树头走向草原，走向平地以后，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肉食在食物中地位的大幅度提高。自然的生存欲和发展欲使原始人懂得，要在平地上在强者如林的草原上要争得一席之地，就必须有强壮的体魄。而要有强壮的体魄，又必须肉食。这从根本上说不是个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个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问题。
原始的人类一代一代地生存着，又一代一代地发展着，发展成了勇敢的狩猎者，尤其是男人。而获取狩猎者资格的手中的武器，就是石头。不是简单的、自然状态下的石头，而是经过打击、改造过的石头，我们称之为石器。
在山西芮城西侯度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不少石器。石器有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
在陕西蓝田县出土的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石球，还有一些无以名状的石制工具。
在北京周口店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器有了更大的进步。北京人的石器原料有脉石英、绿砂石、石英岩、燧石和水晶，制法有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石球，以刮削器为最多，这也是与狩猎有关的吧！
在贵州观音洞原始人遗址中，我们发现的石头制器有3000多件，原料为燧石、硅质灰岩、细砂岩和火成岩，石器分为刮削器、端刮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同样以刮削器为多。石器不只加工一次，还加工二次，以至于三次，多次。
石器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狩猎攻击能力的提高，意味着猎获物的逐步丰富。
山西芮城西侯度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简单，所获猎物并不怎么丰厚。在遗址中有切割痕迹的鹿角和烧烤过的动物骨骼。有趣的是，由于猎物太少，不能满足西侯度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他们常将骨头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这种情况到了蓝田猿人时代就改变了不少，他们食用的动物食品有三门马、大熊猫、野猪、斑鹿、剑齿象、中国貘、爪兽、硕猕猴和兔等，而且数量大为增加。中期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生活环境有了不小的改善。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如剑齿虎、肿骨鹿、硕豪猪等绝灭了，人类的食谱中不见了这些动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少见或不见的动物，如野马、野驴、赤鹿等。在大同盆地边缘生活的许家窑人，以野马为主要捕猎对象，他们因此被称为旧石器时代的“猎马人”。在他们生活的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以吨计，可见其肉类食物之丰富。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发明了弓箭，以石头为箭头的箭可以在百步之内击中猎物，这样，捕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使用了箭的峙峪人和河套人，在捕猎野马、野驴、野羚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可以以遗址大宗的动物化石为证。
由于捕猎物的增加，使远古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进而促进了人体本身的发展。就拿脑容量来说，其发展速度也是十分显见的。蓝田人的脑量平均为780CC，比南方古猿的脑量（430~700CC）增加了。到了北京人时代，脑量最高的已达1225CC，最低的也有859CC，以所获的六个头盖骨平均计，也有1059CC，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1400CC也相去不远了。其他如身高、体重，体重的减少等方面，也都随着狩猎业的发展、肉食量的提高而有所进步。
不错，古人类是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的。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一直走了几百万年。
山顶洞人人种之谜
大约距今18000年以前，在“北京人”曾经长期活动和生活的北京周口店地区，自然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从龙骨山下流过的坝儿河虽然仍然存在，但水势小了，变成为一条孱弱的小溪，到了冬天，常会出现干涸现象。以前曾是湖泊或沼泽的地方，变成一处处小水塘，水塘里生长着青鱼等淡水鱼类。平原上出现了一些干旱多沙的地区，时常可以看到鸵鸟在那里昂首阔步。龙骨山上的树木稀疏了，但不远处还生长着森林，斑鹿、狍子、野猪出没在森林里面。山下的辽阔的草地上，奔驰着野马、羚羊、野兔。这个时期，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生活着一群被称为“山顶洞人”的原始人。近世发掘出来的这批原始人头骨的化石，以其奇特的相貌引起世人普遍的关注。
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对这些人类化石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
著名的人类学家魏敦瑞对头骨化石考察后认为：其中一个男性头骨经测量很像是某些西欧智人的化石，一名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很像美拉尼西亚类型，一名年纪轻一点的女性头骨的化石像是爱斯基摩人类型。这位魏敦瑞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山顶洞人不是土著的，与土生的“北京人”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他们是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最后绝了种。
因为魏敦瑞在国际人类学界是极具权威的，因此后来不少人都因袭其说。
依据山顶洞人洞穴中没有什么像样的石制工具这一事实，有些科学家顺着魏敦瑞的设想作了推断，认为在与当地蒙古人种的械斗中，外来的山顶洞人是失败者，而与之斗争的蒙古人种是胜利者，“胜利的敌人是不会空手而回去的，因此所有山顶洞人精制的成形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以及一切可使用的杂物，都被当作胜利品扫数掳去。”
当然，这样分析是并不怎么具有说服力的。
山顶洞是山顶洞人的“家”，那是谁都不会怀疑的。这个“家”是自上而下的“三层楼”。除洞口外，分为上室、下室、地下室。上室深约8米，宽约12米，是山顶洞人们日常生活、栖息的地方。下室在洞穴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是山顶洞人死后的墓葬之地。地下室在下室的深处，是一条南北长约3米、东西宽约1米的裂隙地带，是山顶洞人的贮藏室，包括植物及动物。山顶洞人的头骨发现在下室中，也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墓室中，刚出土的时候，头顶向上，稍向左方倾斜，看得出是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和顺序安葬的。如果山顶洞人是在与本地的蒙古人种斗争中被杀死的，那么，在当时十分野蛮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暴尸荒野，而相反要加以很好地礼葬呢？
至于对山顶洞人的相貌，人们也认为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中国的人类学家吴新智对权威的魏敦瑞先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魏氏对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过分强调了其差异而对其共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个头骨都比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这些有的是晚期智人所同具的原始特征，有的则与今日蒙古人种相近。他们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吴新智认为：“山顶洞人可以看作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洞。”
而不少学者则对山顶洞人之谜回答得更干脆。他们认为：山顶洞人头骨从形态观察上讲有着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以及有下颌圆枕等。可以肯定，山顶洞人是蒙古人或黄种人的祖先。他们头顶圆横，前额比较饱满，眉脊已不明显突出，脸型和鼻型已与现代黄种人接近，吻部也不再向前伸出，下巴已经明显长了出来，比起他们的老祖宗“北京人”来，山顶洞人可以称得上是“五官端正”了。
中华文明源流之谜
的确，所谓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美丽的梦，而编织这一梦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尊为中华史学之父的司马迁。
子承父志，司马迁要编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恼的是“太古”时代史料的缺乏、紊乱。杨朱认为：“太古之事灭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五之争或隐或显，亿不识一。”他一连用了“若存若亡”、“若觉若梦”、“或隐或显”三个不肯定形容词，目的无非是要把“太古”历史时期从历史序列中抹去。这是一种对民族的始祖抱虚无、迷惘、玩忽的消极态度。这时，司马迁站出来了，他是有责任心的，他要从无头绪中理出头绪来。
司马迁跑了许多地方，“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江，南浮江淮”，但还是不行。三皇五帝的传说纷纭得很，也讲不清。经过几度反复，他决定一笔把“三皇”抹掉，独独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黄帝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为五帝中第一帝，后四帝是“黄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孙某玄孙。五帝之后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黄帝子孙，这样一来，大一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人们一直相信司马迁为当时人和世代子孙编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在20世纪以来的百年考古面前显得不怎么站得住脚了。
就拿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说，它像满天星斗，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元谋猿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这些直立人分别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着，说是某种文化之源，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来自何处？可能就来自当地的一种类人猿。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东缘，生存年代距今约为170万年。他们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当地一种纤细型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山西的西侯度人，与云南的元谋人相差约10万年，他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传承关系。还有更古一点的巫山人，也不见得与元谋人、西侯度人有什么源流上的纠葛。这样看来，在几百万年前，中华古土上的人就表现出多源态势。
后来进入智人阶段，有马坦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他们之间有的有些许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各为源头，独立发展的。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拿起了新石器，过起了定居生活，向社会更高的文明度迅进。
从河南许昌的灵井文化遗址，到陕西大荔的沙苑遗址，到山西北部怀仁县的鹅毛口文化遗址，到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遗址，到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到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到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到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到西藏东部昌都县的卡若文化遗址，它们之间有的有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有的则自有源头。自古并非大一统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令人震惊的。在辽宁喀左县东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坛遗址，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都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多源”与“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这段时间，黄河流域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当于现今的长江流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水土无流失，这样，生产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区前面，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华夏地区的文化所影响、改铸、吸纳，渐渐地形成了起于多源而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元”文化。
河姆渡人下海远行之谜
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概念。他讲到了大海和陆地，讲到了人：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人们历来相信这话。但是，河姆渡人的活动给了黑格尔论断以重重的一击。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能“超越土地限制”吗？不！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吗？不！
生活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人，他们是中国水作农业的代表。那里出土的稻谷的外形、颗粒大小都已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对河姆渡人来说，土地应该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却“超越土地限制”，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
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地处江南的宁绍平原。这里河湖交叉，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解决水上交通成为他们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务。船，是这里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当时条件下，木制船只的制造大约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和规模。
从河姆渡出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结构看，它的建筑技术上水平已相当的高。在木结构的交叉连结上，河姆渡人开始突破捆扎式，那采用榫卯工艺，其中有柱头榫、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榫，以及平身柱的透卯、转角柱互成直角的卯和企口板。这些榫卯制作精巧，结构科学，而且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处理。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建筑技术，除了用之于房屋建筑外，必然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条件。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造船业是有一定规模的。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河姆渡人制作的大型船只，但我们却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木桨，有桨必有船，那是十分肯定的。
1973年，在河姆渡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用整块木料加工而成的木器。上部截面略呈方形的柄部已残断，下部如柳叶形，中间厚而外侧稍薄，两侧并不对称。残长为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从制作方法、形状及使用后磨损状况看，这显然是一支船桨。
1977年，又在河姆渡出土了6支船桨。都是用整段木头加工而成的，十分的坚固。柄部粗细适中，断面有圆形、方形两种。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减薄，制作精细。其中一支残长有92厘米，另一支残长有62厘米，其他大、小不等。
但是，我们敢断言，这些还不是河姆渡人的代表作。他们走出大陆，走向大洋大海，需要的将是更精巧、更有分量的鸿大制作。
在遗址中，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两件模仿的陶舟玩具。一件为方形体木舟玩具，另一件舟体看起来好像半个月亮，俯视略呈菱形，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下还附有穿孔小耳，形态逼真。这两件精美的陶舟艺术品，反映了河姆渡人与舟的密切关系。
在河姆渡人遗址中，有大量水生动物遗骸。这些水生动物，不仅有生长在内河的，还有生长在大海中的鲸鱼、鲨鱼。他们能出海捕鲸、抓鲨，不只说明他们造船和捕鱼能力的高超，还说明他们有着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别样的文明。正如张自成、钱治在《复活的文明》一书中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与中原风格迥异的早期海洋文明。”
原始人短命之谜
在原始时代，人的寿命是很短的。据对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的分析，69.2%的猿人化石生前年龄在14岁以下，达到或超过40岁的只占8.5%。在欧洲情况也差不多，据对尼安得特人化石的分析，死于11岁左右的占了40%，死于40岁以上的仅占5%不到。
这是可悲的。
科学家对人的自然寿命作了研究，认为至今为止，再长寿的老人也没有达到生命的极限。一位著名学者指出，各种动物的寿命期限为生长期的五到七倍。人的生长期为22~28年，这样推算人的自然寿命该为120岁到190岁之间，甚至可以活得更长。就是说，原始社会时期一般人只活到了自然寿命的六分之一。
这是多大的人间悲剧啊！
造成这一悲剧的有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问题，但人们长期忽视了由动物体传染给人体病菌病毒的问题。正是来自动物体的病菌和病毒，吞噬了数以万千计的原始人的生命。这一点已经为考古学所证明，就是原始人也会从动物身上传染到疾病的。
人类为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依靠一部分动物，靠它们来提供食物的来源。除了“六畜”之外，原始人还要与更多的动物打交道。居住在汉水流域的下王岗人，猎获物中就有象、苏门犀、苏门羚、麝、斑鹿、梅花鹿、狍、水鹿、豪猪、野猪、猕猴、黑熊、豹、虎、孔雀、鱼、龟、鳖、水獠、大熊猫、豹猫、水牛、貉，等等。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原始人，他们接触的动物都要比他们的后代子孙为多。
为了生存，原始人必须广泛接触动物，以至于驯养动物。但是，动物——作为众多疾病的传播媒体，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人的生命之旅，也是一次危险之旅呀！
牛是人类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驯化动物之一。牛从自身的肉、乳、皮，几乎全身都为人类所利用。牛在默默地为人类奉献这一切的同时，也把自身的一切疾病转移给了人类。在人类历史上有好几样最猖獗的传染病，如麻疹、肺结核、天花等，都源于牛。这或许正是牛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由牛传播的天花，在人类历史上不知灭绝了多少人。有记载表明，16世纪的发生在墨西哥的一次天花大流行，一下子“杀死”了近2千万印弟安人，帮助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块土地。有文字记载的传染病疫情记录告诉我们，近5个世纪来已有2亿多人口丧身于传染病。应该承认，500年前人类抗击传染病的能力还要差，所受的灾难还要深重得多。人类历史相对于500年来说，是6000倍（如果人类的发展史为300万年的话），在这期间内要被传染病夺去多少人的生命呀，而这一点，恰恰为世人所忽视了。来自动物的致命“礼物”
可以说，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受到动物所携带的病菌的侵犯的。要知道，细菌实际上比人类更聪明，它们能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人生病。由动物到人的传染，大致经历几个阶段：先是动物将病菌传给其密切接触者，然后在相关人群中传开，之后是在病人身上“安家落户”，形成慢性的、待时而起的、久久伤害人类的疾病。
人类驯化动物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中国很早就有“六畜”之说，也就是指最常见的6种家畜。其实，就人类而言，在大约5000年之前就驯化了的有14种，经常接触到的那可能在上百种。人类在驯养接触动物中发展，也在这过程中经受着考验。善待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学会取利除弊，这是人类进一步前进的必要条件。
楼兰古城突然消失之谜
通西域的张骞真是见多识广，他在回国后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了楼兰，他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讲得有点模糊，但大致意思还是清楚的，楼兰在离长安五千里之外，那里有较高的文明，而且筑起了城墙，与盐泽这个湖泊相邻。张骞说的这段话，记述在司马迁著的《史记·大宛列传》中。
古楼兰在哪里？司马迁当然讲不清楚。现今，我们知道，古楼兰在新疆境内罗布泊西岸，在现代当属最荒凉的地区了。可是，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有湖泊，有绿洲，曾经是绿色的文明之地。聪明的楼兰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远古的绿色文明。
遗址内的居民区现在还依稀可见排排房柱丛立。这些民居一般由三至五间组成一套单元房屋，有的甚至多达八间一单元。住房10号房址，大厅南北长7米，东西宽5.5米，面积达38.5平方米。大厅规模如此之大，为中原所不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大厅一侧设坑，有的两侧设坑，有的三面设坑。有的大厅还发现了火塘遗迹。
在这里，也已经有了自己的陶文化，陶甑、陶釜等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需用品。
在这里，有着大量的木制餐具，可见，当时这里是水萆茂盛、树木森森的。木制餐具有木桶、木盆、木碗、木勺、筷子、木瓢、木叉、木酒杯等。其中，筷、叉共同被专家视为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通向楼兰的孔雀河下游，考古队发现了大批古墓。其中几座墓葬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是一层套一层共7层由细变粗的圆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形象似一个大太阳，不由得让人产生种种神秘联想。棺木中还保留着几具较为完好的楼兰女尸。她们鼻梁高，眼睛大，头发浓密微卷，散披于肩后。头上戴有素色小毡帽，帽绿缀红色毛线，帽边插几支色彩斑斓的雉翎。墓中出土有木器、骨器、角器、石器、草编器等器物，经科学测定，女尸及墓中器物至少有4000年历史。可见，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人们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相当发达的文明。
后来，在楼兰地区，建起了城市，城市的形制有方城和圆城，以方城为多见。因为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在城市建筑上也荟萃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
较为后起的一座楼兰古城建于罗布泊西北，距罗布泊不到三公里。遗址在两条古河道中间，古河道由东向西注入罗布泊，古城中间有一条水渠与这两条古河道相连。
楼兰古城呈长方形，东城墙长333.5米，南城墙长329米，西墙和北墙均长327米，面积达10万平方米。城墙用粘土与红柳枝及芦苇间杂修筑，厚度从30厘米到1米不等。
古城内有一斜穿城址的水渠，把整座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这可能是兼灌溉和民用两利的水力系统。在城内渠道之西，遗迹较为集中，可能是当时的居民区。在略偏西南处，有一座很大的院落，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57米，南北宽约30米，院内沿北墙和东墙各有一排建筑。北面的一排是主体建筑，残存六间房间。墙壁用红柳编织涂泥，房址前还保存有三级阶梯，可见房屋的地面高于外界地面不少。
在西城墙下，亦有一组较大建筑，南北长20多米，东西宽约15米，是由许多房间组成的一组建筑。此外，在城西侧的北部和南部，也有大量建筑遗址，可见，楼兰城在被废弃之前，城内建筑是十分密集的，同时，人口也相对相当密集。
问题在于，楼兰人来自何处呢？从他们使用现在中亚已经灭绝的文字看，似乎“楼兰民族”来自中亚。如果这样，那么，他们经历怎样的迁徒路线，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呢？在交通工具十分不便的条件下，他们徒步来到这里的吗？
这里有过与世界先进文明并驾齐驱的几千年的辉煌期。可是，为什么到公元三四世纪就销声匿迹了呢？有人说，这与大自然的沧海桑田有关。这里曾是一片绿洲，可是，公元3世纪以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并改道南流，这样，楼兰地区被大自然遗弃，这里的文明也随之消失。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楼兰文明的消失与人为因素有很大关系。汉、匈奴和其他游牧国家常在楼兰这块土地上挑起战争。战争破坏了这里的文明，直至使这里的文明消失殆尽。当然，这都只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推理，究竟怎样，还有待于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证明。
远古时空混同之谜
在西方，很早就产生了纯时间和纯空间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在其范畴表中，分析了时间和空间范畴，提出时间与空间本身加以界说。但是，在中国远古，时间与空间却被嫁接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时空混同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礼记·月令》这一典籍，记述的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种人的思维横式和思想方法。东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春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和对应；南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夏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和对应；西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秋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和对应；北方这个空间概念，却与冬季这个时间概念相结合。《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就是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式衍化出来的。“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吕氏春秋·孟春纪》）“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吕氏春秋·孟夏纪》）“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吕氏春秋·孟秋纪》）“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吕氏春秋·孟冬纪》）在这些篇章中，把时间作为主轴，附会上空间，再连结以人事，这样，远古人类的思维模式被描摹得活灵活现了。
促使原始人将时间与空间折叠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太阳的观察和理解。太阳的年周期运行为人们提供了划分四季的尺度，而太阳的日周期运行又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方位尺度，原始先民将这些想当然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时空混同的观念，春天的太阳与初升的太阳相应，成为东方的象征；夏天的太阳与正午的烈日相应，成为南方的象征；秋天的太阳与傍晚的太阳相应，成为西方的象征；冬天的太阳同夜间转入昏暗地底的想象中的太阳相应，成为北方的象征。这样的时空观念，显然比之西方的把时空抽象成纯时间和纯空间要实在些，这也许影响了中国人日后的崇实风貌。
时空的混沌，又与色彩的混沌相焊接，使中国远古人类的时空观念更具东方特色。“色”是具体物质的抽象，这也是一种能力的反映。春天，草木繁盛，放眼望去，一片青绿色，这样，远古的人们以“青”来概括春。夏天，烈日炎炎，庄稼和野生植物都熟了，果实的金黄色充斥宇间，远古的人们以“赤”来概括夏。秋天，落木萧萧，群英凋谢；天宇间似乎多了一份空白，于是，远古的人们以“白”来概括秋。冬天，日短夜长，转眼间黑暗就笼罩了大地，远古的人们就以“黑”来概括冬。其实，四季运行过程中都是各色俱全的，只是某一季节某种色彩被造化特别的强化罢了，原始的先民能抓住某一季节的主色调加以联想，本身体现了人类比之其他生物的高明处。
后来的五行说，则是人类联想思维的更上一层楼了。由春季，东方，联想到“木”；由夏季，南方，联想到“火”；由秋季，西方，联想到“金”；由冬季，北方，联想到“水”；由四季，中央（中方），联想到“土”。原来是东、西、南、北四方，配以四季。现在是东、西、南、北、中五方，单个的四季之外又加一个全天候的“四季”，配以金、木、水、火、土，这样，我们远古人类的思维越来越完备了。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五行学说，不少是后人加工的，但毋庸置疑，其思想源头是在远古的。
当然，远古人类的时空观是朴素的，现在看来又是非科学的，它终究只是反映了原始人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恩格斯语），但是，正像不少专家指出的，从更深层看，它“是对太阳运动为基准的时空坐标的神秘表述”，从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某种超前智慧的闪光。
“黄帝四面”之谜
在陕西省黄陵县县城北一华里处，有一座不高的山叫桥山。桥山上古柏成林，郁郁葱葱，气象万千。桥山顶上有一座高大的陵墓，那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人文之祖黄帝的陵墓。
黄帝，在《史记》中被说成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异人，圣人。他“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节用水火材物，劳勤心力耳目”，是中国许多发明创造的肇始人物。
我们要问的是，黄帝的形象历来如此的吗？不少史料证明，并非如此。
至少，在原始社会时期，或者说在原始社会末期，当时的先民塑造的黄帝的原型不是这样的。当时的黄帝是一个神，而不是人。
在《太平御览》引佚书《尸子》中有那么一句话：“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这里，首次提出了“黄帝四面”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何谓“黄帝四面”？解释有种种，由于其他书中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此谁都定不下来。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战国佚书四种，其中《十六经·立命》篇明确记载了黄帝的奇特模样，“方四面，傅一心。”这是讲挂在黄帝庙（明堂）中的黄帝像，这个黄帝像有着四张面孔，这一点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黄帝四面”因为没有具体的说明，就成了一个久悬不决的谜。但，在世界神话之林中，不乏“四面神”的形象，可为参考。
梵天是印度教万神殿中的主神。梵天据传产生于最高神本身，是智慧之神，创造之神，一切生物的始祖。梵天被描绘成有四个脸的神物，各个脸面向一方，各掌管着宇宙的四分之一。
在《旧约·以西结书》中，记录了以西结亲眼见到的耶和华显灵的情景，那也是“四个脸面”的神：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火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精金。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象是这样的：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在四面的翅膀下有人的手。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
人类的灵性往往是相通的。我们可以设想：“黄帝四面”的四张脸，完全可能像印度神话中的梵天一样一面代表一方的智慧和创造之神，各各掌管“宇宙的四分之一”。至于具体“四面”的形象，那可以不同，也是不重要的。“黄帝四面”也可能像耶和华显灵那样，为人脸、狮子脸、牛脸、鹰脸，实际上也是主宰生物界的一切的意思。我们还可以设想，“黄帝四面”会不会是一张脸是喜，一张脸是怒，一张脸是哀，一张脸是乐，囊括世间“四情”。当然，“黄帝四面”还可以作其他想象。
据说，从神学（或神话）角度看，“四”是一个神秘数字。“三”是动态完美的象征，“四”则是静态完美的意象。四域、四方、四联神、四相神、四季、四时期、四元素、四方形，还有那“伸向四方的十字架”，都代表着一种静态的、永恒的完美。“黄帝四面”代表的主旨当然也应该是一种完美，一种至高和至上。
但是，经过若干时日以后，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的需要从虚幻走向更多的现实。人们对黄帝也进行了改铸，“黄帝四面”仍然是“四面”，但解释是不同了，向现实转化了。《尸子》中的那段话是这种转变的反映。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
孔子对“黄帝四面”作了现实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四面”不是四张面孔，而是四个“方面”“方位”，四个方面的“四人”，这四人配合得很好，很有成绩，因此称之为“四面”，这样，“神话变成了历史。”黄帝也走下神坛，回到了人间。
写《史记》的司马迁对孔子的对“四面”的诠释心领神会，在此基础上，把人化了的“四面”说进一步实化，他在《五帝本纪》中写道：“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四面”变成了四个人，而且是有名有姓的四个人。其实，这四人都具有象征意义：“风后”，指像大风一样能吹去天下尘垢的人；力牧，指尽力于管理民务的人；常先，指常能为天下先的人；大鸿，指具有鸿大志向的人。这些人同心合力，成为黄帝的“四面”。
黄帝形象的由神到人，可能出现在由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转折关头。从黄帝算起，说中国的文明社会是上下五千年，是贴切的。
九鼎存亡之谜
“九鼎”是与大禹直接相关的，因此，在正式研究九鼎之前，我们先要较为详尽地介绍一下中华历史上建有巨大功业的大禹其人，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很有必要的吧！大禹的功业实在伟大得很，如果要归一归类的话，大致可归为四类：一是治水，这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没有大禹领导下的治水工程，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二是“令益予众庶稻”，这是件很大很大的事。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不搞农业怎么行？搞农业而不种稻子又怎么行？三是道德建设，他自己就是个榜样，“声教讫于四海”，能想到这一点就了不起；四是又一次巡行全国，进行行政区的划定，这就是“九州”。到这时，才能够说是大功告成。
九州是与九鼎紧相关联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九外问题作一点解释。据《史记》记载，大禹是一面巡行一面进行行政区的划定的。“禹行自冀州始”，这是个入海处，然后是沆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然而，这九州本身也是个远古的历史之谜。九州的地域划分怎样？人们只能说出个大概来，具体的谁都说不清。更为重要的是，是怎样的九州？也有争议。《书·禹贡》作上述的九州（《史记》的说法是据《禹贡》的），而在《尔雅·释地》中却有幽、营两州而无青、梁两州；另外，在《周礼·夏官》中有幽、并两州，而无徐、梁两州。这样，在九州中实际上有五州成了疑案。后来屈原在《离骚》作了十分聪明而得体的处理，把九州统称为全中国，有诗云：“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这样一来，许多具体的问题都解决了。后世的人们大多都是这样使用“九州”这个词儿的，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句，也正是从“全中国”的意义上来理解“九州”的。
因为“九州”与“九鼎”关系特别的密切，因此我们就多说了几句，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九鼎”的问题了。“九鼎”是神州重器，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它的来龙去脉却很值得研究。相传，夏禹治水成功后，就着手于“九州”行政区的划分及建设，接着就开始铸“九鼎”。这里首先要说的是铸了没有？是想铸“九鼎”，还是真的铸了“九鼎”？这看来一时也说不清。
想不想铸鼎问题似乎不存在，因为“鼎”在当时人看来事关国计民生，又是国家政权和权力的象征，这个“鼎”是非铸不可的。我们怀疑其是否真的铸了，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当时大概铜器刚刚被发明出来，用那么多的铜去铸“鼎”不知是否可能，群众的心理上也不知是否通得过；二是当时交通不发达，要从九州把铜运来，然后铸造加工，看来困难不小；三是历代的统治者都把九鼎看成是“传国之宝”，可谁也似乎没见到过这宝贝。
如果是真铸了，还有个怎么理解“九鼎”之“九”的问题。照字面讲，“九鼎”就是九个鼎的比较简约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禹动员九州的人们把各州的铜都运一点到都城来，于是就铸成了九个鼎。在鼎上，铭刻上大禹通过巡行了解的山川地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九鼎上刻的就是我国最原始的、也是第一幅全国的地形图了。
但是，有些专家对“九鼎”之“九”又作出了新的解释，以为在当时铜资源并不多的情况下，大约是只铸了一个大鼎。既然是一个大鼎，为什么又叫做“九鼎”呢？专家们作了解释，说因为铜是由九州进贡的，代表了九州人的心愿，因此还是叫“九鼎”。这当然也是讲得通的。“九鼎”的历史命运也是个难解的谜。“九鼎”初铸时，中国社会还处于原始社会时期，鼎的主要意义在于祭祀鬼神，并向周边邦国显示实力，后来进入阶级社会后它就完全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了。大禹之后，“鼎迁于夏商”，之后，又为周所据有。周亡后，情况就复杂了。一说是：“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同一个太史公，同一本《史记》，又说，周亡后，“周鼎亡在泗水中”，“鼎乃沦没，伏而不见”。之后，多少人都去找过“九鼎”，可谁也没有发现过。
秦汉两朝的找鼎风潮时起时伏。秦始皇是有雄才大略的，他统一了全国以后，当然是很想获取“九鼎”的。一次，他让人到泅水里去打捞“九鼎”，差一点是捞到了，可是在这骨节眼上，打捞用的绳子断了，结果没有捞到。有人叹道，这就是历史的命运。汉初诸帝忙于恢复经济和平定叛乱，顾不上那宝鼎。到了汉文帝时代，一切都变了，国力强盛，社会平稳，文帝就又想起了“九鼎”。这时有个叫新桓平的，先是献玉杯，在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字，后又说在黄河边汾阴处可有“九鼎”出。不久，新桓平的阴谋被识破，文帝也再无兴趣找“九鼎”了。武帝登极后，四出巡游，目的之一就是寻找“九鼎”。公元前116年，有人在地底下发掘到一只刻有让人看不懂的文字的宝鼎。汉武帝叫内行的人看了看，说是真东西，于是便改元为“元鼎”，但武帝从来没告诉过人是不是“九鼎”。看来不像是，不然不会不几年又改元为元封了。从这以后，就再少有人提起“九鼎”的事了。当然，人们的心里还是想的，只是不敢贸然提出罢了。“宝鼎出而与神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宝鼎是兴盛的象征。《史记·封禅书》中说：“昔泰帝（太昊）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这说明宝鼎不只大禹时有，黄帝、泰帝时代都有。只是人们不容易得到罢了。
宝鼎是神州重器，据说，它是“遭圣则兴”的。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它不只是一件无价之宝，更是一件吉祥物。那一个得到了它，就能吉祥如意。记得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给联合国送去了“世纪宝鼎”，这是怎样一种祝愿呢？想必我们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理解的。
早期人类“右手偏向”之谜
人手是万能的。人手有着极为特殊的结构。一只手有8块腕骨，5块掌骨，14节指骨，59条肌肉，3大神经干，还有特别发达的血管系统统和神经系统。正是这些“零部件”的合理组合，才使我们的双手灵活自如。
手是人体中最富于活动力的部分——人手一天中至少要活动2500万次。
手是人体中最富于表现力的部分——人手可以表现出70万种不同的手势。
可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为什么有着“右手偏向”呢？而这种“右手偏向”源远流长，早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种偏向已经形成。
偏手倾向，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现代人类毫无疑问是主要使用右手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2万人作了包括握笔、用筷、掷东西、刷牙、用剪刀、划火柴、穿针眼、握钉锤、握球拍、洗脸在内的10项活动的调查，发现右手偏向者91%，左撇子只有1%，余下的部分是混合型的。可见，现代人以“右手偏向”为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将人手和猿“手”作了比较，认为：“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
相同的“手”，但手性是否也相同呢？有人对黑猩猩和猕猴作了实验，它们从个体来讲可能有用“手”偏向，但从整体上讲，没有右手偏向或左手偏向。
而人有，事实证明，就是早期人类，这种“右手偏向”也十分明显。
德国科学家对梅登黑德附近出土的118件手斧采集品做了考察，根据对手斧对称或不对称的评估，特别是对标志手斧最厚部分的中脊位置的研究，科学家能将右手手斧和左手手斧区分开来。研究认为，至少在2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已有“右手偏向”。
中国科学家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进行分析，也发现这些大部分都与右手为主作业有关。
由此，科学家们认定，从猿类走向人类的灵长类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手性的一场重大革命。
为什么会有手性革命？手性革命为什么不是“左手偏向”，而是“右手偏向”，对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而这种种解释，从根本上说还只是一种猜测，离科学的论述似乎尚远。
一种解释是：从洞穴岩画中可见，在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人们的亲情意识大为增强。无论是部落复仇战争中的伤亡，还是疾病或意外的死亡，都会引起死者家属乃至部落成员的极大悲哀。在当时条件下，哀悼死者的标志性风俗是割断左手的一段手指。由于割断的是左手手指，这样，平时劳作的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到右手头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右手偏向”。
一位病理学家的解释很有意思。他挑选了88人作为实验对象，其中12人是左撇子。他给这88人服用相同剂量的神经性药物，结果几乎所有左撇子出现了强烈的大脑反应，有的甚至像癫痫发作一样，而右撇子们却安然若素。由此，这位病理学家作出推断：我们的祖先在开始认识植物时，还分不清有毒食物和无毒食物。在他们采集时，左撇子对有毒植物极为敏感，甚至动不动就中毒，也会有死亡的。而右撇子对有毒植物的忍受力和排除力就要强得多。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右撇子越来越多，以至于形成了“右手偏向”。病理学家的观点十分鲜明，“右手偏向”是人类生理上的一种自我保护。
问题是，既然绝大多数人的右手灵活程度高于左手，那么，为什么大多数母亲怀抱婴儿时常用左手抱婴儿？对此，一些心理学家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母亲用左手抱婴儿时，婴儿靠在母亲的左胸侧，能听到母亲心脏的搏动声，这与孩子在娘胎时就听惯了的搏动声相同，因此，婴儿一听到这声音就显得格外的安宁。还有些科学家认为，母亲用左手怀抱婴儿的习惯，与大脑两半球的分工有关。人的大脑的右半球最善于处理和加工富有情感色彩、容易使人动情的信息。母亲用左手抱婴儿时，左眼能看清婴儿的一笑一颦，左耳能听清婴儿的咿呀之声。这些使母亲最为兴奋的信息，会传入大脑右半球进行加工处理，能使母亲对婴儿的表情和声音心领神会。
此外，还有种种猜测：人类的“右手偏向”也许缘于社群制作工具的压力；也许是训练男人在徒手使用穿刺武器过程中，必须保护他们心脏所在的身体左侧而让左手闲着；当时人发现长期使用左手者寿命往往不长，为了健康原因必须多用右手。
然而也不能否认，才华出众的人往往是左撇子。大军事家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查理大帝、拿破仑都是左撇子；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左撇子；大艺术家达·芬奇、毕加索、卓别林是左撇子；美国科学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左撇子；不少运动健将、奥运冠军是左撇子。由此，有人提议，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应该改变一下祖先传给我们的“右手偏向”，或者改“右手偏向”为左右开弓，那样，可能对人类的发展更有利。
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之谜
长期以来，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文明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观念。可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大大突破了这一传统观念的时间界限，于是，在史学界就有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的争议。
中华文明有多长？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人们也没有什么异议。可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说明东、西、南、北各地一些文明源头都在五千年以上，有的有上万年之久。1997年8月，在“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论点。会后，由祖国大陆学者史式和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赞同。
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说法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一书中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据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从黄帝元年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2000年，一共是4698年，接近于五千年，简称五千年，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承认了“五千年说”。
在当时提出五千年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举世公认的正史之首《史记》就是从黄帝写起的。
而西方世界力主以已经有了有系统的文字、已经有了青铜器、已经有了城市、已经有了神庙为一块地方或一个族群是否进入“文明”的必备四条件，用这一框子去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序列只能是：埃及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六千余年；巴比伦第二位，文明史为五千余年；印度为第三位，文明史为近五千年；中国为第四位，中华文明被定为四千余年。有些对我国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四千年之说，只承认三千余年，从“盘庚迁殷”算起，那全长只有3400年。
20世纪末由英国崔瑞德和美国费正清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起始是从秦汉两朝写起的，这当然是极为不妥的，为了补救，不得不在“总编辑序”中申明，“自70年代以来考古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以至“一再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看法”，但由于对此还没有“普遍公认的综合”，“出于无奈”只得从秦汉时写起。
这种“普遍公认的综合”难道非得由外国人来做吗？不，从根本上说，应该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做的。在《东南文化》杂志1991年第1期中的《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一文中，苏秉琦教授对采访者说：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可以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概括为：超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放在面前，上述结论应该是人们可以接受的。
超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这些也许只是中华文化根系的冰山一角，随着时日的推移，诸多文化根系还会显山露水。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开始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相对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这时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比黄帝时代还早，大约在一万年到五千年之间。
东南西北的各地都发掘出属于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湖南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玉蟾洞”的史前洞穴中，发现了一枚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片和两粒半古稻，经测定，这枚陶片和这两粒半古稻距今1.4万年！
另外，在湖南澧县梦溪乡八十当，找到了近万年的古栽培稻，在杭州萧山跨湖桥发现了“江南先祖”的遗址。在河南中部舞阳贾湖村发现了稻作物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契刻文字，发现了随葬的龟甲。在河姆渡，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轻舟出海的海洋民族。在东北红山，发现了让世人惊诧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在太湖流域的良渚，发现了大型的祭坛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墓。……
这些中华大地上的远古文明，有的超越万年，有的逼近万年，有的达七八千年。
都说神农氏，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神农氏。
五千年的古国——
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五帝本纪》）这里说的“诸侯”，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末期的方国之主。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在这时期，青铜器和铁器出现，用以生活、生产和战争中的武器。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以及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代，都在距今五千年到两千年之间。
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这种统一实体以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形式出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这一个个王朝代表了中华一统的实体。
史式先生在《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一文中说到：“如果读一部新史书，知道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知道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知道全世界人类200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追本溯源，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落后于人的时间，不过百分之四而已，则每一位中华儿女，将有何感想？这些史事，能不振聋发聩；这些史事，能不激动人心！”
反山“琮王”之谜
一提起良渚文化，人们马上会联想起为数众多、琢磨精良的玉器。玉器是良渚文化之宝。而在各类玉器中，又以玉琮为最珍贵、最精细。反山12号墓出土的“琮王”上的神人兽面复合像，更是让人百读不厌、浮想联翩。高踞于复合像上端的神人，是超人脱兽的祖先神灵的象征，还是族人共同崇拜的对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都有大量大小不一的玉琮出土，琮为礼器，亦为神器，由此能否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巫政结合的玉琮时代？一个又一个的谜，引发人们去思索，去追寻。
反山出土的“琮王”以其硕大、精细而闻名于世。反山墓地共出土玉琮21件，均为外方内圆、中部有一大圆孔的方柱体。而“琮王”射径达17.1~17.6厘米，孔径为4.9厘米，高8.8厘米，重达6.5公斤，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它的精细的制作、神秘而讲究的纹饰，引发了人们无穷无尽的遐思。
最让人赞叹不已的是活灵活现的8组神人兽面复合像。8组像的纹饰基本一致，只是在雕刻的详略以及图像的大小上有些差异。
神人兽面复合像的上半部是一帧人像。人像面部是充分图案化了的。人面是一个倒梯形，上大下小，梯形的内部妥帖地排列着眼、鼻、嘴。重圈为眼，实际上外圈为眼眶，内圈为眼珠，是充分写实化了的。为了使其双目显得炯炯有神，双目基本上画成了圆形。鼻子宽而扁，是按中国人特有的体貌特征绘就的。嘴大而阔，内以横长线和短直线加以分割，简洁地画出人的上下两排牙齿。这哪里是什么神人？简直是活脱脱的一个人面素描。
人头顶上是一圈内卷的罗纹，象征头发。头发上面有一冠，冠高耸而宽大，差不多是人脸部的三四倍大，可见，远古祖先对冠是十分重视的。
颇具特征的是人体上肢的姿态。上肢粗壮有力，平举，叉于腰间，而那人体之腰又是与兽面重复的，因此又可以说双手是叉于兽头部。
人头下是一个兽的形象。画面以极为夸张的手法突出地表现了兽狰狞的面部和锋利的爪子。两只大眼，每只的大小差不多与人的脸部大小相等。鼻子长且宽，鼻翼外张。嘴巴十分阔大，嘴中间以小三角表示牙齿，上下各有一对獠牙外伸。獠牙大而尖利，令人生畏。对兽的理解，专家们似乎并不相同。有的认为，人体下面是一尊有头有身有腿脚的兽体，而有些专家则并不这样认为，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认为，那兽形“样子很像是挂在那个双腿盘坐的人身上的一个兽面胸牌，用以显示其神圣和威严。”兽面胸牌是为突现人的尊严服务的。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琮作为一种瑞玉，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作为一种礼器而存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周礼·大宗伯》）。礼天和礼地都还是比较虚的，更主要的是礼人，用以表示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大小、不同品位的琮，由不同的人使用。我们至今还弄不明白当时社会分化的具体状况，但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总归是有的。其次，琮又可作为一种符节，“琮以发兵”。手里拿着琮，就可以代表氏族或部落贵族发号司令，调动武装力量。
琮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呢？这就与琮上面的神人兽面复合像有关了。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图腾。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崇拜自然，崇拜自然力和某种自然物，于是，就以某种自然物的图形作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和标志，称为图腾。图腾作为保护神，往往是凶猛的，有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琮上的神人兽面复合像中的兽面具有这样的特性，那两颗大獠牙和锋利的爪子，足以撕碎一切来犯者，以保护主人以至整个族人的安全。
有人以为，神人兽面复合像是一种族徽，是同族人等的标志。这也没有什么错。族徽常常是与图腾同义的。问题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族徽呢？我们觉得，它充斥着原始的人文精神，把人的精神、人的力量提升到了极致。人在上，兽在下；人支配兽，兽受制于人。虽然，作为人的保护神的兽，它的功能在于保护人；但是，为能使兽保护人，人必须首先制服兽。人只有能制服兽，兽才能服服帖帖地去保护人。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这可以看成人类在数十万年斗争中积累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最可珍贵的理念。事实上，有了这样的理念，人才成之为人。
神人，其实只是一个“人”字，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字。在原始人心目中，其实也只是如此。
有人认为，神人兽面复合像本身标志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到来。琮是宗庙祭祀中的灵物。琮的外圆内方的造型，象征着天、地、人三者的贯穿。但是，琮作为一种物，它本无声，怎样化无声为有声呢？桥梁便是巫师。他们的神通广大的法术足以沟通天地、神祗、人。正因为他们神通广大，其权势也就特别的大，其权势很快渗入了氏族和部落的行政权力中。张光直先生认为，“琮的意义尤为重大，是巫师借以通天地的法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巫政结合并产生特权阶级的玉琮时代。”（《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玉琮时代，那么人类的古史将重写。
文明进化之谜
“北京人”用火之谜
“北京人”的发现，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纪大发现。1929年，时年25岁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惊喜地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下震惊了全世界。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只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发掘达到了高潮。中国另一位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活动，接连发现3个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为之震惊和激动。
从地下发掘出的石器及动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当时的周口店一带草木繁盛，有着大量的湖泊和沼泽。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和植物。我们的“北京人”经常靠捕猎水牛、羚羊等动物为生，偶尔也能捕猎到剑齿虎和其他大型动物。除此之外，许多植物的根茎及果子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如果将“北京人”的遗骨加以复原，他们的相貌大致是这样的：前额平低，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盖着眼睛。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容量平均为1000多毫升。他们的肢骨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在使用上臂时几乎和现代人一样运用自如。他们的下肢虽然还有些屈膝，但已经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尤其要紧的是，他们能不能使用火呢？为了解开这个谜，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遗迹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厚达几十厘米到几米的灰烬层，看到了烧过的朴树子、木炭、烧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烧过的鹿角及其他各种动物骨骼。朴树子被烧后呈灰白色；烧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满龟裂纹和斑驳的痕迹；烧过的鹿角有裂纹；烧骨数量最多，除与烧过的鹿角一样有多种色泽外，还有发出蓝色和蓝绿色的。通过这些，我们大致作出这样的结论：原始人捕猎第一，“北京人”估计还没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们懂得引进自然火种。引进自然火种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还使用树枝作柴，带有油脂的兽骨也常用来作为燃料。
第二，“北京人”不仅懂得引进自然火，还懂得控制火、保存火。“北京人”居处的灰烬不断增加，在第四层灰烬厚度达到4米，这已经足以说明他们能够控制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朴树子的发现，本身就证明他们在烤食植物种子。被烤黑了的各种动物骨骼更是证明他们将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当然，火除用以熟食外，还可用以御寒、照明，洞口点上火，还可用以防御野兽侵袭。“北京人”用火的被证实，一下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可是，在种种证据前，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有人从洞穴的一个角落里采集到少量样品，说明这仅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为了证实北京猿人的确会使用火，从2001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径，利用地球化学方法——元素碳进行使用火原始人用火的研究。火燃烧后都会留下某些“蛛丝马迹”，除了常见的碳屑外，还有碳丝、微晶石墨和炭黑等，这些都属于游离碳，肉眼一般看不见，通常被人统称为“元素碳”，元素碳极易和其他颗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认为，“元素碳可以作为一种示踪剂，来显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过火”。
研究的结果显示：所鉴定的大部分土样和动物骨头的碳含量都比较高，比天然火燃烧要高出一到数个数量级。沈承德长期在瑞士进行古人类学术研究，看到实验显示后说：“这么高的浓度，只可能是就地产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后留下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这一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周口店猿人地点用火遗迹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认为，人类学会使用火，是比蒸汽机的发明更伟大的事件。这样看来，“北京人”仅此一项，其对人类的贡献就非同一般了。
我国农业起源之谜
关于农业的发明权问题，是古来人们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亦称厉山氏）发明了农业，还有人说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个人发明了农业，周人则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而发明了农业。讲法虽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认中国人民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
在诸多神话传说中，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让人信服。
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故事很多。清马《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神农生于随县北界厉乡村，内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皆动。”
神农为了发明农业，吃尽了千辛万苦。《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述异记》卷下谓：“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世本》云：“神农人身牛首。”
应该说，史籍提供的关于神农氏发明农业的种种资料是十分珍贵的，神话故事中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情节，又刚好与考古发掘相契合。
第一，寻找种植植物的种子。
神话故事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说，上帝从天下起粟雨来，神农“遂耕而种之”，于是以粟为种植的主粮。二是“丹雀衔九穗禾”说，此丹雀看来是一只神雀，它衔来了良种“九穗禾”，于是，“帝乃拾之，以植于地”。三是“尝百草”说，在神农发明种植前，所有植物都属于“百草”之范畴，神农通过“尝百草”，选出了良种，“耕而种之”。
三种说法中，以前两种为虚妄，多神话色彩，与实际难符，而第三种说法是实事求是，也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在没有发明农业之前，什么可食，什么不可食，什么可种，什么不可种，不太清楚，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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