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诞琦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自由的老虎试读：
前言
我从未把这本书看作一个传记集，或者一本关于大学的随笔。它是一个由作家菲茨杰拉德引起的意外。
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充满了私人感情。高二那年，因为某种幸运或是不幸，我被上海的一所公立中学送到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私立高中做交换学生。在那个几乎都是白种人的寄宿高中，只有三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业不再是偏执地追求的东西，可是同学们却偏执地追求运动成绩，追求紧紧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个异常孤寂的小镇切断了我过去的生活，也轻易推翻了我对世界刚刚建立起来的理解和信念。世界不再是“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可是世界也并没有变得更宽，美国历史课上所教授的观念似乎只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能长成和父母一样保守而狭隘的美国中上层阶级。在这里，过去和现在都成了虚构的倒影，我对自己的身份和周遭的世界充满了焦虑。几个月后在英语课上，我读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它是那么执迷于繁华世界却又不断在写繁华之后的深渊，那么故作轻浮却又那么宽广。它成了整个美国第一个我真正理解的东西。
一年后，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我之前从未去过它的校园，也不认识任何校友，最后选择了这所大学，一大半是因为这是菲茨杰拉德的母校。
五年后，我临近大学毕业，出于对菲茨杰拉德的感激，我决定写一篇菲茨杰拉德的小传。好几个下午我坐在学校档案馆里查资料，逐渐发现菲茨杰拉德深深地影响了三个他从未认识的后辈校友，一个是杰出的外交家乔治·凯南，一个是知名传记作家斯科特·伯格，还有一个是炙手可热的金融记者迈克尔·刘易斯。几周之后，我和一位校友彼得·海斯勒聊天，菲茨杰拉德是他最崇拜的作家。他在普林斯顿的恩师约翰·迈克菲（同时也是普林斯顿校友）的鼓励下，海斯勒在中国待了十余年，为《纽约客》杂志写中国的长篇报道，如今他的书《江城》和《寻路中国》正在中国大陆热卖。好几个月之后，我去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意外发现馆长许杰（同时也是校友）和海斯勒有隐秘的联系，而上海出生的许杰又联系着这所大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
于是，每一个校友都领我去认识下一个校友，当我不断追踪这些线索时，他们带我去了许多地方，见了许多东西：档案馆、图书馆、柬埔寨的公益组织、英国布莱切利园的谍报机构、天津南开中学的话剧团、发自莫斯科的八千字长篇电报、三千年前的一头青铜犀牛、横穿美国的马戏团、漂浮在盛夏的海上所写完的一本关于梦境的小说……毕业之后的两年，我花掉所有的业余时间来认识这些校友、聆听他们、叙述他们。当我把他们一一写完时，我感觉又从大学毕业了一次，也许这所大学的名字不叫“普林斯顿”。
我本来的计划是观察一棵大树。枝叶交错，我最终看到了一片森林。这并不是整片森林，而是森林中我性情所至更加偏爱的那些树。沈诞琦2013年5月
毁掉菲茨杰拉德的女人
十年后他给当年的自己取了个了不起的名字：杰·盖茨比，而那些他与她相爱时走过的街道搭成了一架梯子，一直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被女人毁掉的。这话有失公允，女人成就了他，女人也毁了他。伟大的人总是被成就他的东西毁掉，无一例外；而大部分人之所以默默无名，只是因为没有遇到能成就他们的东西。
姞内瓦反复恳求他：“请，别把我理想化了……”而他从十八岁的那场新年舞会起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她供奉在最高不可攀的祭台上。十年后他给当年的自己取了个了不起的名字：杰·盖茨比，而那些他与她相爱时走过的街道搭成了一架梯子，一直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然后，在最高不可攀的祭台上，“她洁白的脸贴近他自己的脸，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儿那已经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盖茨比吻了黛茜，菲茨杰拉德却从未吻过姞内瓦，正因为没有，她完美无瑕。她不只是黛茜，还是伊莎贝拉、罗莎琳、吉斯敏、朱迪、米妮、婕瑟芬妮。那些爱情故事里受着无上宠爱的女子，都是他幻想着的姞内瓦，而故事的扉页永远献给另一个女子——他的妻、“给珊尔达”、“再一次给珊尔达”。《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茜伤心地对盖茨比说：“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爱过汤姆，那不会是真话。”同样的，就算菲茨杰拉德单独和姞内瓦谈，他也不能说他从来没爱过珊尔达。恰恰相反，他爱珊尔达远胜过姞内瓦，因为他娶了她，因为他眼看她变老，因为他恨她，因为他们彼此逼死了对方。
一、“我只记录闪光的时刻。”
他和她分手后互相要求对方毁去所有通信，她照做了，他没有。四十四岁时，他死于酗酒引发的心脏病，死时濒临破产，妻子关在疯人院。他时年十九岁的独生女整理遗物，在一个标记为“绝对私密”的档案夹里找到了二百二十七页打印稿，全部是一位名叫姞内瓦·金的女子的来信。
他的独生女将信件寄还原主。姞内瓦·金早已为人妻人母，丈夫是芝加哥百货商店大亨。姞内瓦将书信放进衣橱的角落，衣橱里挂满了华贵的晚礼服，每天晚上她都在这个衣橱中挑选一件，端庄美丽地出现在晚餐桌前，扮演与生俱来的皇后。在这等级森严的豪富家族，每一代只有最美丽的女子才被命名为姞内瓦。姞内瓦，语出达·芬奇的名画吉内薇拉·班琪（Ginevra de'Benci），佛罗伦萨的贵族小姐，优美，纯洁，智慧。她的外祖母叫姞内瓦，她的母亲叫姞内瓦，她叫姞内瓦，她的女儿叫姞内瓦，她的外孙女中最美的一个也叫姞内瓦。又过了许多年，姞内瓦会问她同名的外祖母：“外婆，这箱子里锁着什么？”她盛装浓抹的外祖母神秘地摇摇头。直到她死的那一天，人们才发现了箱子里的二百二十七页书信，书信上压着一本日记，少女在热恋的晕眩中记的字句，日记的扉页上题着：“我只记录闪光的时刻。”姞内瓦·金（1898—1980）
姞内瓦的右手小指闪着光，是一枚玫瑰金的戒指，戒指上刻着“Big Four 1914”。1914年，十五岁的姞内瓦是芝加哥“四大金花”之冠，四个最美丽最富有最尚交际的少女。这并非纨绔子弟私下评选的花名，而是姞内瓦和她三个门第相当的好友自封的称号，她们煞有介事地专门定做戒指，又穿着漂亮裙子合影留念。大概也只有身世最好容貌最美的女子能有这般自知和自信，而姞内瓦两者都有。她的父亲是成功的证券商，她的外祖父是建筑大亨。她通体圆润无骨，小而精致的手，长而瘦弱的腿，头发深而卷，深棕色的眼睛永远闪着亮光。她的声音低沉沙哑，高声说话时不断变着调子，像在歌唱，“把每个字都唱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决不会再有的意义”。
1915年1月4日，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场新年聚会上，十八岁的菲茨杰拉德见到了十六岁的姞内瓦。姞内瓦原是造访同学暂留圣保罗，因其早就芳名远播，暂留圣保罗这一消息也迅速传开。当时就读普林斯顿大二的菲茨杰拉德回家过圣诞节，久闻姞内瓦的美名，别人问他1月4日的聚会去不去，他就在朋友圈子里放出话来：“如果姞内瓦去，我就去。”她去了，他去了，他在一大群少男少女中见到了她，前后只说了几句话。而这几句匆忙的交谈已经俘获了他，他本该第二天乘火车返校，却决定推迟一天，好在第二天的舞会上和姞内瓦跳舞。1月5日晚上他们跳了一整夜的舞，11点他要去赶火车，她送他到门口，四周都是熟人，出于害羞他们没有接吻，他们握着手，他说他会写信，她说她会回复。当夜的日记里她匆匆写下：“斯科特完美极了……他11点离开去普林斯顿——噢！”
十八岁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完美极了，只要不提他的学业和他的父亲。他高中时就全校倒数第一，颇费了番人情关系才进了普林斯顿，大一期末全部科目都为中差，他并非资质愚笨，只是懒于受人驱使。他母亲的娘家本是极有钱的，可惜外祖父死得早，孩子又多，庞大的家产到菲茨杰拉德幼年时就所剩无多。他的父亲生意失败，靠在小舅子的公司做杂货销售商支撑家用。虽是温饱无虞，但依照父亲的地位，他本无缘进入上流社会子弟的交际圈，人家不过念在他外祖父的面子上，每每聚会都还叫上他一起玩。而只要不提学业和父亲，菲茨杰拉德完美极了。他长相极度英俊，脸部的轮廓甚至比女人更美，他嘴唇敏感又柔软，淡金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又小心地梳到后面。青春期的几年来，他已经自成一番风度，说话时既风趣又不失真诚。十年后他会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这样描述自己：“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你这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两三次。他面对着——或者似乎面对着——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这诗意的描述自然是夸张的，却又恰如其分。多年后菲茨杰拉德和整个世界的所有朋友都闹翻了，包括他的老友海明威、他的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可所有这些朋友仍在回忆录里念叨着他浑然天成的风度和英气。而1915年1月5日晚上，姞内瓦也感觉到了那种面对着整个世界又凝注在她身上的偏爱。
1月5日，菲茨杰拉德回到了普林斯顿，姞内瓦回了康涅狄格州威斯多佛女校。1月7日，他的第一封特快专递送到姞内瓦的手上，落款是“暂时忠实的”。1月11日，她的第一封回信寄到了他手上，落款是“偶尔薄情的但现在忠实的”。从那天起的两年间，他们交换了几百封书信。她的倾慕者众多，他的身边也不乏女伴，这本是一场你情我愿的游戏，把一沓沓书信炫耀给朋友看，显得自己如何如何受欢迎。可是不知哪天起谁开始动了真心：1月20日：“斯科特，几年前我因被称为‘快枪手’而高兴。当然这很疯狂，可我那时太年轻，我现在也不过十六岁……所有人都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可我没有。我很诚心地讲话，可是没人相信……我们多相像啊，你知道的我比其他人所谈论的我要多得多。”1月25日：“今晚我多愁善感了。我多希望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噢，我多希望，斯科特，我就留在这样的情绪里，想着圣保罗的那天晚上，直到明天早晨。斯科特，别以为你不在我就把你忘了，我一直在想着你。”
2月20日，菲茨杰拉德决定去姞内瓦的学校看她。戒律森严的女校只有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接受来客访问。菲茨杰拉德起了个大早，由普林斯顿经纽约转火车去康涅狄格州，在临近的小镇下车，又转了一部电车才到女校。他被带进了一个四面玻璃的小房间，姞内瓦坐在里面，穿校服，不化妆，身边坐着负责监视的伴护。整个探访一个半小时，他们只是握着手说话，而姞内瓦在日记里满足地写：“噢，再次见到他太高兴了。我疯狂地爱着他。”6月8日，姞内瓦的母亲来接她回家过暑假，途经纽约时邀请菲茨杰拉德吃晚饭。菲茨杰拉德永远忘不了那顿在丽兹酒店顶楼花园的晚餐，多年后他在散文中回忆说：“姞内瓦掠过的身影把整个丽兹的屋顶照亮了……”
姞内瓦曾在信里写道：“我告诉你，我们总共见面正好十五个小时！”而她又不停地幻想，“如果有完美的一小时，在某天，在某地，只有我们两个，那该多好。”姞内瓦想用完美的一小时听他更甜蜜大胆的情话，菲茨杰拉德想用完美的一小时补上他的吻。可这一小时从未出现，他们不停地期待着，在不同地点匆匆相见，却每次身边都簇拥着过多监视的目光。渐渐地，他明白了完美的一小时只在虚构的世界存在，他开始写短篇故事，第一篇就叫《完美的一小时》，寄给姞内瓦逗她开心。一个月后姞内瓦回复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也叫《完美的一小时》，讲嫁入豪门却婚姻不幸的女主角几年后重见旧情人。女主角的名字叫姞内瓦·金，旧情人的名字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即使在热恋中，她都警醒地知道，他配不上她。他恐怕也知道，于是出于自嘲表示很爱姞内瓦写的故事。他的一生中多次改写过这个故事，最后一次是十年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女主角的名字叫戴茜·费伊，旧情人的名字叫杰·盖茨比。
1916年8月他最后一次去姞内瓦的家，她的父亲告诉他：“穷小子休想娶富家千金。”这句话终结了这段感情，也带来了难以磨灭的耻辱。
二、野蛮人的公主
那年除了姞内瓦，还有更值得菲茨杰拉德担心的事。1915年秋季学期结束时他因成绩过差而暂时退学。1915年圣诞节普林斯顿三角剧社照例在全美巡演，演出喜剧《邪恶之眼》，剧本和歌词作者菲茨杰拉德却因成绩原因被禁止随团演出。在芝加哥的两场演出，“三百名年轻的小姐占着剧院的前排。演出结束时，她们站起来，向演员抛着花束”。那晚最该收到花束和赞美的菲茨杰拉德却坐在阴冷的家里，失落愤懑之余开始写另一个关于姞内瓦的故事。
1917年春，美国宣布参加一战，千万青年报名参军。菲茨杰拉德已停学一年，注定不能从普林斯顿毕业。他顺着人潮参了军，参军倒给他从普林斯顿正式退学找了个光荣的借口。他曾敏感地幻想自己会死在法国的战场上，而整个1917年和1918年他不过是在不同的训练营受训，每晚在军官俱乐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自我主义者》，还没等到被派上战场，一战就结束了。对那一代美国青年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头至尾都是多愁而无害的梦，鲜活的呐喊厮杀传到他们耳朵里已成旷远的回声，千万人倒下了——却从不是他们。东北部的上流社会青年被笔挺的军官制服和修长的佩剑装饰着，现在除了父辈的发迹史他们终于有了新的荣耀。他们被运到“野蛮的南部”受训，一切都那么新鲜：疯长的作物、赤裸的黑人、高耸的干草、无节制的烟酒。在这片浑然天成的原始之中，十八岁的珊尔达·莎尔走进每个村庄每个城镇的舞池，就像野蛮人的公主。“如果珊尔达来，其他女孩子就直接回家了。”“她在，今晚别指望跳上舞了。”“最挺的鼻子，最坚决的小小的下巴。”“阿拉巴马和乔治亚最美的女孩。”珊尔达·莎尔是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在她家庭所给予的教育里，女性特质被当成了一件艺术品，又常常被误解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她生长在阿拉巴马州最舒适的家庭，是阿拉巴马最高法院法官的小女儿，备受家人溺爱。荒蛮的外部世界滋养着她不羁的内心，正如舒适的家庭生活滋养着她惊人的美貌。最好的舞蹈老师教她芭蕾，最好的文法老师教她法语，她还被鼓励看书写诗。她在后来回忆起少女时代，“我从未觉得一丝不如人或者羞涩或者怀疑，我也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十八岁，她刚从高中毕业，是所有南部少年的梦中情人，甚至——不只是梦中情人。她胆大包天，和许多男人有非正式的婚约，虽然所有男人都得不到最终的诺言。她早就学会抽烟喝酒，把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她半开玩笑地说“曾吻过几千人，还准备再吻几千人”。珊尔达·莎尔（1900—1948）
1918年7月初，一等中尉菲茨杰拉德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乡村舞会上邂逅了珊尔达，这几乎是个和姞内瓦的相识一样的开始，公主的身边围绕着过多的爱慕者。在同年写成的《浪漫主义自我主义者》中，他会为假想的自己安排一个更私密的邂逅，在暴风雨的傍晚，在干草垛背后，他的公主在吟诵魏尔伦的《秋歌》，然后公主察觉到了他：“谁在那里？你是谁？曼弗莱德，圣克里斯多夫，还是维多利亚女王？”小说里的他高声而短促地说：“我是唐璜！”
7月中旬他收到姞内瓦的信，她第二天就要和父亲生意伙伴的儿子订婚了，她兴奋地讲：“即使说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孩都显得太谦虚了！”过些日子他又收到了姞内瓦的婚礼邀请，他没有出席，可婚礼邀请信被他贴在一本永久珍藏的剪贴簿上，剪贴簿的第二页是芝加哥报纸对婚礼的报道，姞内瓦的侧面像占了报纸的一整版。1918年9月4日，姞内瓦·金结婚。1918年9月7日，菲茨杰拉德在笔记本上写：“7日，跌入爱情。”这一次，是和珊尔达。1918年末，一战结束，菲茨杰拉德回到纽约。他请求珊尔达和他订婚，她同意了，当然和她同意的其他许多婚约一样，只是非正式的。
珊尔达反复强调“物质毫无意义”，可过了不久她又说“卑琐的单调的生存真可怕啊”。物质毫无意义，因为在她的生活里物质从未匮乏过；她能为浪漫牺牲物质，而她的浪漫就是无数的物质在合适的时机精确地进入她的生活。为了娶珊尔达，菲茨杰拉德还要赚很多很多钱，而成绩不佳的大学肄业生所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名不见经传的广告公司写谁都不当回事的广告词。
1919年6月，远在阿拉巴马州的珊尔达失去了耐心，终止了婚约。几天后，心灰意冷的菲茨杰拉德从公司辞职回到家乡圣保罗市。没有学位、没有工作、没有恋人。
三、天堂的这一侧
1919年夏天，在圣保罗市的父母家里，菲茨杰拉德唯一拥有的东西，是已经两次被斯克里布纳出版社退回的长篇自传小说《浪漫主义自我主义者》。出版社的老一辈编辑认为手稿结构混乱、不知所云，而年轻的编辑麦克斯韦尔·柏金斯从中看到了作者的潜力，鼓励他改写。“现在这个故事没有实质性的结尾”，“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都没有把结尾推向高潮”。在家中闷热的阁楼里，菲茨杰拉德照着柏金斯的建议改写了小说，9月4日他把修改稿寄给了柏金斯，改名为《天堂的这一侧》（This Side of Paradise），情节基于他的普林斯顿生活和两段恋情。这是他最后的赌注，他想要用这篇小说进入文坛、赢得名声、赚够钱、夺回珊尔达……恐怕所有人都会说，他想要的实在太多了。
1919年9月16日他收到柏金斯的回信：“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准备出版你的书。”1920年3月26日，《天堂的这一侧》出版，这是一本拼写错误百出的青春小说，却因跃动鲜活的时代感感染了读者。3月29日，第一版售罄。3月30日，菲茨杰拉德发电报给珊尔达：“书卖得好，速来纽约。”4月3日，菲茨杰拉德和珊尔达在纽约著名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结婚。至1921年，《天堂的这一侧》再版十二次。
一夜间，菲茨杰拉德功成名就抱得美人归，一切如梦似幻。他在散文《爵士时代的回声》中写道：“这是奇迹的时代，这是艺术的时代，这是富余的时代，这也是讽刺的时代。”因为这篇散文，美国历史上纸醉金迷的20世纪20年代又被称为“爵士时代”。在接下去的十年里，菲茨杰拉德夫妇是爵士时代的绝对代言人，他的短篇小说卖到四千美元一篇，各类电影版权收益更高。珊尔达的相片和访谈常出现在各类小报上，永远美丽优雅，永远特立独行。更多的人赞美她是“一个女神”“天生的皇后”。他们是所有派对的座上宾，是所有高级商店和酒吧的常客，是从不关上行李箱的疯狂旅行者。在纽约、巴黎、蔚蓝海岸，他们的别墅就像盖茨比的房子那样夜夜笙歌。《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段极抒情的情节：多年后，穷小子盖茨比功成名就，在纽约长岛戴茜家别墅的对岸买了一栋巨大的豪宅。他不敢贸然拜访戴茜，只是每天举办来者不拒的豪华派对，希望有一天能吸引戴茜的注意，可是戴茜总没有来。临近午夜，盖茨比从热闹的派对里走出来，望着戴茜的家，“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不知在菲茨杰拉德奢华的派对上，他是否也这样无数次地幻想根本不存在的又小又远的绿灯，姞内瓦就在灯的后面，也许有一天真的会循着欢笑声出现在这些派对上……他一定经常想念她，因为他继续在所有的创作里怀念着她，用赚到的钱支持他和珊尔达放纵无度的生活。菲茨杰拉德和珊尔达。
就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吧，就让黄金时代的光晕永远留在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因为这一刻梦幻得无以复加，这之后一切将可怕而残酷。这一刻他们多开心啊，他们在蜜月的酒店出口不停地玩旋转门，在酒店大堂里旁若无人地侧身翻，他们坐在出租车车顶兜风，他们跳进了广场饭店的喷泉，又湿淋淋地站在桌子上跳舞，他们去剧院看喜剧，约定在最不好笑的地方放声大笑……
然后疯狂的快乐越转越快，把快乐都甩走了，只有疯狂——她对文字有天生的灵感，他欣赏她的才能，鼓励她写作。然后——他说服她用他的名字发表短篇小说，因为这样报酬更高。他开始在小说里大段大段抄袭她的日记和信件，并丝毫不以为然。没几年他的酗酒恶习越陷越深，他常常彻夜不归，即使在家也是酩酊大醉。她的生活空虚无聊，开始重拾芭蕾，她已经二十七岁了，再也不可能成为职业芭蕾舞演员。可正因为如此她更疯狂地训练自己，每天练舞八小时。1930年，高强度的芭蕾舞训练诱发精神崩溃，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然后——1932年她完成她唯一一本小说，自传《最后的华尔兹》。菲茨杰拉德强迫她删掉与她精神病史有关的情节，并非因为他想保护隐私，而是他已经在自己将出版的小说《夜色温柔》里用了同样的情节。他曾当着精神病医生的面对珊尔达说：“省省吧，你这个三流的作家和三流的芭蕾舞演员。”然后——酗酒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杂志和报社陆续中断了与他约稿。直到有一天，菲茨杰拉德在任何书店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书，任何的书店营业员都表示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作家。因为珊尔达的病，他们的婚姻自1933年起就名存实亡。没人相信珊尔达的病能够痊愈，她从一个精神病院搬到另一个精神病院，设施更差，房间更脏。
1940年12月21日，年仅四十四岁的菲茨杰拉德死于酗酒引起的心脏病突发。他的葬礼和他十五年前小说里描述的盖茨比的葬礼一样寒酸简陋。他死前破产，遗嘱中要求“最便宜的葬礼”。他曾像盖茨比那样夜夜敞开大门办派对，却只有很少的亲友来参加葬礼：他的女儿、他的编辑柏金斯，还有好友女诗人多罗茜·帕克。珊尔达困在精神病院，无法参加葬礼，报纸介绍珊尔达为“他不合法的妻子”，尽管在死的前两天他还写信给珊尔达聊女儿的情况。多罗茜·帕克在葬礼上失声痛哭：“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在盖茨比寂寞的葬礼上，一名出席者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1948年3月11日凌晨，珊尔达所在的精神病院失火，珊尔达被困在顶楼，活活烧死，年仅四十七岁。
当年菲茨杰拉德从如日中天的20世纪20年代每况愈下，文学圈里的朋友众口一词骂珊尔达毁了他。“珊尔达生活太铺张了，他不得不写那些不入流的小说糊口。”“珊尔达太古怪，太多变啦，他心肠真软。”到了20世纪60年代，菲茨杰拉德被评论界再度发现，各类学术研究风生水起，女权主义者掀起了研究珊尔达热，珊尔达的书信日记一经公开，诸多女权主义者又异口同声：“是傲慢自私的菲茨杰拉德毁了一个天才的作家、画家、芭蕾舞演员。”
他毁了她，她毁了他，可这远远不能说清他和她之间最深沉的理解和冲突。他控制不住把她灵光四溢的日记抄进自己的小说，她控制不住在作家的妻子之外为自己寻找其他的身份。他和她都困惑了，哪一部分的生活是自己的，哪一部分的生活是对方的。即使在她最疯狂最虚弱的日子里他们还交换着炙热的情书。她对他：“月亮像失落的钱币掉进深山，草地阴沉而刺鼻，我想让你靠近，我触碰你，像秋天的平静，甚至带一点夏天最后的回声。”他对她：“你是我见过的最精致最可爱最温柔最美丽的人，即使这样也言犹不及。你所忍受的我，没有其他人能忍受……”
关于死亡，珊尔达在1919年春曾致未婚夫菲茨杰拉德：“今天我去了墓地——你知道的，那不是个公墓——我想去打开山那侧一座生锈的地下室的铁门。它被冲洗白了，覆盖着泪汪汪水汪汪的蓝色小花，小花也许是从死人眼睛里长出来的，碰上去黏糊糊的带着让人作呕的味道……为什么墓地非得让人感到空虚呢？关于这个论调我听得太多了，格雷先生的话也很有说服力，可是我怎么也不觉得任何曾经生长的东西是让人绝望的——所有断裂的石柱和紧握的手掌和鸽子和天使象征着浪漫，然后一百年后我想让更年轻的人来猜猜我的眼睛是棕色的还是蓝色的——当然，两种颜色都不是——我希望我的墓看起来像已经有许多许多年头——多奇怪啊，那一排南部邦联士兵的墓，有两三个会让你觉得它们是死去的爱人或死去的爱情——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甚至上面黄乎乎的苔藓也一样。古老的死亡真美——真真正正的美——我们会一起死——我知道——甜心——”
他们没有一起死，不过他们葬在了一起，在他父亲的故乡马里兰州。他的初恋姞内瓦还要多活四十年，亲眼见证菲茨杰拉德死后哀荣水涨船高，《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版再版，被奉为美国文学经典，可她毕生都把当年的情书和日记锁在衣橱的角落里，从未想过站出来说：“我就是那个戴茜。”
面对面的办公室
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在一份几千人签名的请愿书下向这位计算机之父和二战英雄做了官方道歉：“我们很抱歉。你本该被更好地对待。”一、左边的办公室
冯·诺伊曼教授每年换一部新凯迪拉克。早上10点，他把爱车停在帕尔玛物理实验室门口，神采奕奕地走进隔壁数学系的办公室。那时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才刚成立，和数学系挤在一幢叫作Fine Hall的楼——“还不错的楼”。冯·诺伊曼教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以免别人把他错当成学生。他太年轻，三十出头，却已经到达了学术顶峰，和五十多岁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维布伦、数学家亚历山大一起成了高等研究院最初任命的四位教授。
十八岁那年，他犹太裔的父母试图把长子拉出对数学的执迷，学些更实际的东西，于是他们达成了妥协，冯·诺伊曼同时在三所大学注册：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学习化学工程，每晚完成柏林大学数学专业的作业，在每个学期末回布达佩斯大学参加他从没上过课的数学考试。二十二岁那年他不但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拿到化学工程学位，还通过了大卫·希尔伯特坐镇的数学博士答辩。整场答辩希尔伯特只问了一个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晚礼服，你的裁缝是谁？”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希尔伯特钦点的年轻人，不但写了完美的博士论文，还是个翩翩佳公子。约翰·冯·诺伊曼（1903—1957）
博士毕业后的三年，高产的三年！他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的三年一共发表了二十五篇论文！包括一本八十年后仍然重印的量子力学教科书，可是……对于这个高速前行的天才，这些光荣也已经是陈年往事。二十七岁时，纳粹刚刚抬头，而美国也恰好走出了大萧条，维布伦代表普林斯顿去欧洲招兵买马，工资开价比冯·诺伊曼在德国挣的八倍还多。踏进美利坚的第一天，他打趣地对同行的匈牙利老乡维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说：“我们该让自己更像美国人。”当即，维格纳改名叫“尤金”，冯·诺伊曼改名叫“约翰”，并且和稍微熟一点的人就勾肩搭背地说“你们叫我强尼（Johnny）吧”。
强尼，强尼。强尼·冯·诺伊曼就不着痕迹地混进了满大街都是强尼的美利坚大熔炉，还有谁知道他刚出生时那个卑微的匈牙利名“亚诺斯”（Janos）？还有谁知道他在德国那几年日耳曼化的“约汉纳”（Johann）？不过他改了名字，却死活不肯把姓氏里的“冯”去掉。二十几年前他有钱的犹太老爸向行将就木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买了这个贵族称号，于是带着暴发户气息的诺伊曼家族转眼就变成了代代相传的贵族冯·诺伊曼，多亏奥匈帝国国库空虚等钱用，否则十足的犹太血统怎么能捐上这个高贵的名头？在普林斯顿，一到周末冯·诺伊曼肯定请教授们上他宽敞奢侈的大宅喝酒跳舞，宾客盈门、觥筹交错。“冯·诺伊曼请客谁不去？”讲出这话，就好像请客做东的是奥匈帝国的某个最尊贵的日耳曼裔公爵。
二、右边的办公室
冯·诺伊曼教授对面的办公室坐着博士生艾伦·图灵。开朗外向的冯·诺伊曼教授和孤僻紧张的图灵没什么闲话好聊，只知道这个总穿一身乱糟糟运动衫的年轻人前几天差点把自己的那部二手福特车倒进了卡耐基湖。冯·诺伊曼教授横穿大西洋必买头等舱，常年西装革履，每年换一部崭新的凯迪拉克，略略发福，讨厌运动。有一次妻子想让他学滑雪，他恼羞成怒甚至以离婚威胁。与他恰恰相反，博士生图灵则在几个月前坐着末等甲板舱从英国漂到美国。他常年一件套头衫，开一部状况堪忧的二手福特，身材瘦削，热爱运动，是跑赢过奥运会选手的马拉松健将。一到周末，他和同学打垒球比赛，分成两个队，“大英帝国队”对决“叛变殖民地队”。艾伦·图灵（1912—1954）
刚来普林斯顿那会儿他不是没试过去交朋友，拥抱新生活，可是上个月当一名卡车司机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油腻腻的手搭在他肩上直呼其名和他侃大山时，堂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毕业生着实被这种粗鲁的风气吓了一跳。别误会了，他不像冯·诺伊曼教授那样公子派头，他爸爸不过是大英帝国驻印度的一个小公务员，可是英伦岛国的教养让他觉得一个陌生人把脏手搭在他肩上实在有点亲昵过分。他也讨厌陌生人叫他“艾伦”，还是“图灵先生”更妥当些。除了难以适应美国的新环境，图灵先生还有更糟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的体面社会里止于手势和眼神的问题：喏，你知道的，他有点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啊……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啊。
数学天才艾伦·图灵先生是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
这个无可救药的问题是这样开始的：当图灵还在谢伯恩男校读高中时，他认识了比自己高一级的克里斯托弗·马尔孔。瘦弱的、过于瘦弱的马尔孔，每个学年都因病长期缺课，可他聪明的头脑竟然使他在偶尔上学的几天能补上所有功课，门门考试成绩第一。是这样毫不费力的聪慧吸引了图灵，而当他更接近马尔孔时，他惊喜地发现他和自己一样，对科学有着自发而浓厚的兴趣。在马尔孔偶尔上学的日子里，他们坐在相邻的座位听课，又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以便能不断讨论科学问题：马尔孔说如何在家里搭化学实验室研究碘，图灵说如何手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36位，马尔孔说你知不知道薛定谔的量子力学有趣极了，图灵说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有趣极了。他们谈梦想，讨论自己的性情和才能更适合物理还是数学，如何为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晚钟响了，他们回各自的宿舍睡觉，又在凌晨爬起来站到阳台上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并写信把观测结果告诉对方：“我从没见过更好的木星。今夜我看到了五个环，甚至能看清中间那个环上的斑。”“我今夜看到了仙女座，但一会儿就消失了。”那个冬天，毕业班的马尔孔已顺利拿到了剑桥三一学院的奖学金。图灵还有一年才毕业，马尔孔鼓励他来年也报考剑桥，“因为那里的科学最好，而且我能经常看见你”。这句嘉勉的话说出口不到一个月，一个晴朗的凌晨，图灵起床看见月亮刚巧经过对楼马尔孔的窗户落下。“今晚的月亮格外美”，他写在记事本上预备第二天告诉马尔孔，他还不知道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了。那个凌晨，克里斯托弗·马尔孔暴病夭折。
落葬日，时年十七岁的图灵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信给马尔孔的母亲：亲爱的马尔孔太太：我因为克里斯而很难过。一年来我们一起学习，我从来没交过像他那么聪明、迷人而又谦卑的朋友。我和他分享了研究的乐趣，还有对天文的热爱（这是他引发的），我想他也是这么觉得的。现在，尽管有一部分乐趣因为他的死而消逝了，即使这一切不再因为他而那么有趣，我也要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到研究上，就像他仍然活着那样。他会希望我这么做的。我深知你此刻的悲痛。你忠诚的，艾伦·图灵1930年2月15日又及：如果你能给我一张克里斯的小照片我将十分感激。我愿以此来缅怀他的榜样和成就，督促我更仔细更优秀。我会思念他的面容，他走在我身边时微笑的模样。幸好我保存着他所有的信。
马尔孔死后一年，图灵的未来决定了，他要去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就像给马尔孔太太的信里所承诺的：“以此来缅怀他的榜样和成就。”这一年中，无数次对马尔孔的哀思恐怕也让他渐渐明白了比友谊更深的感情。是爱情吗？图灵无法回答，也不屑回答。落葬日那封痛切的信，还有这一年来（以及他的余生）为了纪念马尔孔而突飞猛进的学业都说明了这份感情比爱情更高：他在竭尽所能挽留死者。又有谁会为那么美好的感情而惊慌呢？于是图灵坦然接受了，并在余生从未试图遮掩自己的性取向。
三、希尔伯特的落日
每个清晨和黄昏，图灵习惯一个人沿着河岸边长跑边思考问题。1935年夏天，当他还在剑桥国王学院读本科时，某次跑到精疲力竭，躺倒在草地上，斜阳西照，运动让他神思凝聚，他脑中经历了一场风暴，忽然想到了回答希尔伯特“判定问题”的办法。他兴奋地一跃而起，跑回寝室写下自己的思绪。他的身后，照耀国际数学界三十余年之久的希尔伯特的太阳，终于落山了。
大卫·希尔伯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数学家，凭一己之力使数学走上了更严谨系统的现代之路。1900年，三十八岁的希尔伯特如一位新任的武林盟主，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他在国际数学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三个问题”，立即成了数学界集体奋斗的目标，其中的第八个问题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更是成了数学的桂冠。二十八年后，暮年的希尔伯特又提出了三个数理逻辑上的大问题，简单说来，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一、数学是完备的吗？二、数学是相容的吗？三、数学是可判定的吗？其中的第三个问题，即被称作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如果说1900年的二十三个难题洋溢着壮年人的踌躇满志，那么1928年的三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老人对秩序和条理的向往。希尔伯特十分希望，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这将使数学建立在完美严谨逻辑的基石上，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而存在。
可惜，这个井井有条的逻辑美梦只做了三年，年轻的奥地利人哥德尔就发表了震惊数学界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数学不可能既是完备的又是相容的。这个定理以十分有趣的形式否定了希尔伯特1928年的第一和第二个问题。到1935年夏天，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图灵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他想到了否定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办法：用机器。他想象着一种虚构的“图灵机”，可以从一条无限长的纸带子上读取命令进行操作，从而模拟人类可能所进行的任何计算过程。图灵有效地证明，我们不能用一个算法来判定一台给定的图灵机是否会停机，所以“停机问题”是一个无法判定的数学问题，即希尔伯特的第三个命题答案为否。
巧合的是，第二年春天，正当图灵把关于判定问题的论文初稿交给导师纽曼过目时，大洋彼岸，普林斯顿大学的阿隆佐·邱奇教授——逻辑界数一数二的学者——抢先一步发表了新论文，利用自创的λ演算否定了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看到邱奇如此巧合的论文，导师纽曼顺水推舟写信推荐图灵去做博士生。1936年夏，邱奇的新博士生图灵来到了普林斯顿。
当年11月，图灵关于判定问题的论文，即多年后将声名大噪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终于发表，学界反应极其冷淡。12月图灵在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做了关于这篇论文的演讲，听众不足十人。这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三个问题的论文为何遭到如此冷遇？有几个原因：其一，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如此有趣奥妙，已经吸引走了学界关于希尔伯特三问题的大部分兴趣；其二，邱奇当年春天的论文已经率先解决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虽然图灵的解法天差地别，也比邱奇的解法简洁得多；其三，用“机器”解决数理逻辑问题，实则是此篇论文最闪光的部分，可是过于新颖，不容易被主流学界接受；其四，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和著名教授邱奇比起来，图灵才初出茅庐。他在家书中愤愤地说：“只有名人才会吸引听众。”
不，不完全如此。至少还有一个人会认真阅读无名小卒的论文。对门办公室的冯·诺伊曼教授——图灵默默仰慕又羞于开口的偶像——认真读过这篇论文。他不但读过这篇论文，还读过所有期刊上的所有论文。他是一本雄心勃勃的百科全书，任何人的任何知识都逃不出他的法眼。图灵的论文一发表，敏锐的冯·诺伊曼已经嗅到了图灵机广阔的远景，他对朋友说，你该去找我对门的图灵，他那篇论文正好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他慷慨地给朋友建议，自己却最终没亲自找图灵聊聊。他的注意力在有趣的图灵机上停留了一下，又跳到另一些截然不同却同样有趣的问题上：量子力学、流体力学、博弈论……世上千千万有趣的问题都吸引着冯·诺伊曼，他脑中有千千万要实行的计划——图灵机不过是其中一个。
可是，博士生图灵仍然因为这篇论文而给冯·诺伊曼教授留下了印象。两年后图灵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只有冯·诺伊曼教授提出了挽留：年薪一千五百美元聘图灵做自己的助手。对于一个年轻的数学家，能师从传奇般的冯·诺伊曼教授是梦寐以求的机遇，一千五百美元的薪水也比图灵在英国能找到的教职待遇好得多。二十六岁的博士生图灵拿着冯·诺伊曼的聘书在普林斯顿校园里晃荡，理性使他不得不好好考虑这个千载难逢的肥缺，可是啊——英国人图灵吸吸鼻子，鼻子里呼到的空气有点太粗鄙，清清耳朵，耳朵里听到的英语有点太懒散。他走过哥特式的普林斯顿校礼拜堂，那只是更加宏伟古老的剑桥国王学院礼拜堂蹩脚的复制品。普林斯顿礼拜堂的尖顶插入新泽西州的蓝天白云，英国人图灵却没法欣赏这儿的晴空万里，他的目光越到了大西洋彼岸，那里，纳粹的阴云密布欧洲。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
1938年夏，博士毕业的图灵忧心忡忡地回到英国剑桥，在数学系做一学期才给十英镑的临时教员，教一门听者寥寥的“数学基础”。他预备慢慢攀爬学术的梯子，成为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九个月后，意外降临：纳粹的阴云终于骤降成狂风暴雨，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四、Station X．Site Y．
二战的爆发给英国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镇带来了一点可喜的新鲜，一万多人连夜从大城市挤火车逃难到这个平庸乏味的小镇，可是不久大部分又挤火车回去了：宁愿被炸弹炸死，也不要在这小地方无聊死。艾伦·图灵却逆着人潮，搬到了这无聊小镇最无聊郊区的一家最最无聊的小旅馆里，每天骑车三英里去镇中心的布莱切利园上一个谁都不知道在瞎搞什么的班，下班回来还自愿给冷冷清清的旅馆酒吧打杂。旅馆老板娘看着这个闲得发慌的小伙直摇头：健健康康的大男人，怎么不去打仗呢？
可是，图灵正在打仗。他的敌人：哑谜。看似死水一潭的布莱切利园，此时已有了军事代号：Station X，保密等级：绝密。这里是英国政府密码学校的驻地，海陆空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组织各占一隅。几百名工作人员日夜不停地破解德国人的无线电报，为了最大限度保密，大部分职员根本不知道工作的真正目的，除了几个核心解密成员：象棋冠军、填字游戏高手、数学家。27岁的图灵很快在这个核心团队里有了绰号：教授。
此时的欧洲上空，无数来自德军的电波正以摩斯码的形式来回穿梭。这些摩斯码发出前由一种称作“哑谜机”的加密器加密，在接收方又由同样的“哑谜机”解密。直到二战结束，德军从未怀疑过哑谜机的坚不可摧，所有军种所有级别电报，一律用哑谜机加密，加密电报中放心大胆地沟通了所有军事信息：潜艇位置、军队人数、攻击路线、伤亡报告……哑谜机。
德军的信心源于哑谜机复杂的加密方法。虽然每个军种对商用的哑谜机都略有改进，不过所有哑谜机基本构造相同：键盘、接线板、多个转子、指示灯。当密码操作员在键盘上按下一个字母（比如字母A），电流会通过一个可自行改接的接线板，启动一个或者多个转子转动，同时点亮某个字母指示灯（比如字母L），于是字母A被加密成字母L。哑谜机精巧的设计使得在下一次按下字母A时，它将被加密成另一个不同的字母（比如字母P）。更巧妙的是，当且仅当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哑谜机拥有同样的初始设定时（同样的接线板、同样的转子排列、同样的转子初始位置），密码L才可以被接收端的哑谜机还原成A。而对于不知道初始设定的敌方，他们面对的可能情况多达10 114种！
雪上加霜的是，德军每个军种所用的哑谜机略有不同，相对于三个转子的陆军哑谜机，海军五转子的哑谜机要复杂得多。在布莱切利园只有两个人相信这层层加密状如天书的密码可以被破解：一个是布莱切利园的老大，因为“海军电报必须被破解”，否则被德军潜艇战封锁的英国将坐以待毙；另一个是“教授”图灵，因为“如果海军电报能破解，那实在太好玩了”。“教授”发现，在加密文件中找规律的本质是重复搜索，而搜索是一种机器可以代替人脑的工作。当时，布莱切利园从曾经研究过哑谜机的波兰数学家那里继承了一种叫“炸弹”的原始解密仪器，每一个“炸弹”模仿一个哑谜机的转子，许多“炸弹”相连接来模拟一种哑谜机的初始设定生成可能的电报。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穷举搜寻答案的算法，需要遍历所有可能排列，费时费力。图灵洞察到，只要运用几个简单的事实——比如，一个字母的密码不可能是其本身；原始文本中一些字母（比如s）的出现频率一定高于另一些字母（比如x）；一些固定词语（比如“元首”）将高频出现——就能大大改进波兰人的笨法子，来快速寻找最有可能的转子设定。用现在的算法语言来说，他将“穷举法”改良成了“贪心算法”。“贪心算法”改进后的“炸弹”对抗五转子的海军哑谜机大获成功。每次一方发出电报后，德军的接收方过几分钟将发一封短电报表示“收讫”。许多回，电波中还未监测到“收讫”电报，图灵的“炸弹”机已经将密码还原成了原文，可见“炸弹”的解密速度常常比预知原始设定的德军都快！布莱切利园的研究人员自豪地说，德国人真该问“教授”他们的电报到底讲了什么。
可是，随着战争深入，转子更多的哑谜机不断投入运用，最后竟出现了十二转子的密码机。面对十二转子，即使图灵改进过的“炸弹”都需要十几天时间才能解密。战场瞬息万变，布莱切利园急需更快速的机器。很显然，提高速度的关键在于把机械构造的“炸弹”机改成更快速的电路装置。1943年，在图灵的鼓励下，布莱切利园工程师弗拉沃斯（Tommy Flowers）设计了一台叫作Colossus的巨型机器，在战时充裕的经费支持下，Colossus实体机很快获准建造。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电子化、数字化、程序化。它利用光学在长条纸带上读取电报原文，经过一千五百个真空管的电路计算，将解密结果输出到电传打字机上。1944年6月1日，经过完善的Colossus二号机抵达布莱切利园。离诺曼底登陆只有五天。
诺曼底登陆，这个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唯一方法，无疑是一场豪赌。盟军三百万主力兵力要从海上和空中登陆易守难攻的诺曼底，很可能伤亡惨重。为了保存兵力，盟军的情报网精心编造了一则假情报故意透露给敌方，希望德军以为在诺曼底将有一次只是“小规模”的军事转移。而德军能不能上当则唯有通过由Colossus解密的德军电报检验。幸亏有快速的电子计算机，解密很顺利，德军的电报显示只有一小支部队被派往诺曼底。更幸运的是，电报还详细说明了军事安排、物资转移、军种调遣，德军手中的牌一览无余。
6月6日凌晨3点，Colossus破解了一条德军自诺曼底刚发出的绝望的电报。“天啊，天上怎么来了那么多伞兵？”
随着这些伞兵安然降落，二战的转折点到来了。
大西洋的另一边，1943年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数学教授乌拉姆的办公室里闯进了一个女学生。学期只过了一半，她却要求提前完成期末考试，以便“为战争服务”。她坐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答完了教授在信封背面临时写下的几道题，然后消失，谁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几天，乌拉姆身边有许多朋友消失了。在食堂打照面的同事、物理教授、自己带的研究生，他们打了个“为战争服务”的假条，就神秘莫测地走了。乌拉姆心里痒痒，写信给自己朋友中人脉最广的冯·诺伊曼，询问是否有能为战争服务的工作。他回信了，说自己忙得很，不如某月某日在芝加哥火车站见面——他在那里正好有两个小时的转车时间。乌拉姆在站台见到了风风火火的冯·诺伊曼，以及——他身后的两位保镖，这才意识到他朋友正在忙活的事对大战意义重大。冯·诺伊曼神秘地表示：有一件很重要的项目也许能让乌拉姆帮忙，不过他还不能说是什么事，在哪里，有谁。
几周后，乌拉姆收到了一封政府委派信，要求他去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荒僻之地，就去图书馆借新墨西哥州地图册。于是他惊喜地发现，在地图册的借书卡上，整齐地排列着之前消失的所有熟人的名字。他们都消失到了这个前所未闻之地。
火车在一个荒凉的车站停下，黄沙遍野，峭壁陡崖，像时间尽头一样死寂。这里就是Site Y，刚刚起步的研究项目叫Project Y，保密等级：绝密。战争结束后，前者将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后者便是鼎鼎大名的曼哈顿计划。在这片萧索瑰丽的沙漠中，聚集了一群活力旺盛的年轻人，平均年龄二十五岁。他们是那么青春，喜欢派对交际，第一年就添了八十多个小宝宝，不断造新宿舍都满足不了这个蓬勃的小定居点。他们的领袖奥本海默三十八岁，他们的信使冯·诺伊曼三十九岁。他们的任务：制造摧毁一切活力和生命的超级武器——原子弹。
四年前，爱因斯坦和西拉德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物理学的推进已经使得通过核裂变获得巨大能量指日可待，只要德国人愿意，他们有知识和能力发明这种武器，美国必须赶在纳粹德国之前掌握核技术。随着美国正式参战，核技术的研究越来越紧迫。一个名字被提出来：罗伯特·奥本海默，聪明果敢，当机立断。另一个名字被提出来：约翰·冯·诺伊曼，因为他已经坐镇另外十几个军事项目，正好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冯·诺伊曼教授是军方最喜爱的合作人。犹太人的身份让他对纳粹嫉恶如仇，为了替关在集中营的朋友报仇，他渴望和手段强硬的人合作，醉心于各种新式武器。作为数学家，他认为只有当数学有应用价值时，数学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少时在父亲逼迫之下学习的化学工程意外地派上了用场，他很容易明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讨论，再用数学的语言解释给数学家听。他最擅长把一项看似庞大无解的任务庖丁解牛，分拆成小零件委派他人，让底下每个人觉得自己拿到的那部分恰好是最擅长的本职。他是天生的领袖和传令官，坐镇导弹研究实验室、美国数学学会战争委员会、国家防御研究委员会……不像大多数为了保密而被强制定居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科研者，他进出自由。日理万机的冯·诺伊曼教授哟，他穿梭在普林斯顿、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阿伯丁兵器试验中心……全美的战时科研进展他一清二楚，人家刚跟他讲了两句，他就能接上来，“某某在芝加哥也做这事”，“哈佛的某某已经搞出来了”。
曼哈顿计划最大的困难不是制造出核裂变反应，而是控制原子弹的威力。爆炸的冲击波将反复震荡叠加，最终的力量难以预测。曼哈顿计划的高度机密性和核试验的昂贵成本使得大规模试验不可能经常进行，而人力又难以计算如此多的非线性方程。如何提高计算能力成了当务之急。
事实上，计算能力这个瓶颈也困扰着其他军方科研项目。于是，1943年，当听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群工程师为了计算导弹轨道（另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方程）而开始建造一台名为ENIAC的巨型机器时，冯·诺伊曼立即敏锐地想到：也可以用这台机器去计算原子弹冲击波的能量。在他的牵头下，ENIAC建完后第一项测试任务居然不是导弹轨道而成了核弹方程，整个测试将原本几个月的人力计算缩短到了几天。完成测试后他脸色苍白地回到普林斯顿家里倒头睡了十个小时，醒来后不吃不喝，久久才向妻子吐出一句话：“我们造了一头怪兽。”
怪兽，他指的不是核弹，而是计算机。
看到了ENIAC的广阔前景后，冯·诺伊曼毛遂自荐要做ENIAC的数学顾问，让发明者埃克特（Presper Eckert）和莫持利（John Mauchly）受宠若惊。他们亲自领冯·诺伊曼参观机器，在一间两百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两个工程师指给他看：这里是一万八千根真空管、这里是电源、这里是读卡器、这里是维修站……可是，人家的设计冯·诺伊曼却看得比设计者还清楚，他一回去就写了份百余页的报告：“一台计算机的基础组成是：存储器、控制器、运算器、输入输出设备。”至今，世界上的大部分电脑仍在沿用这著名的“冯·诺伊曼结构”。当同事们纷纷以“计算机之父”赞扬冯·诺伊曼时，平素并不谦虚的他却不断向大家推荐图灵1936年的论文，他老老实实地说，“计算机的基础概念要归功于图灵。”1945年7月16日凌晨，第一颗原子弹Trinity在新墨西哥州试射成功。奥本海默看完试射后引用了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中的诗句：“我已成为死神，三界的毁灭者。”
1945年5月，德国投降，证据显示德国当时的科研进展还未能制造出原子弹。7月，洛斯阿拉莫斯第一颗原子弹试射成功。8月，在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的授意下，两颗本为抵御德国人的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造成二十余万人死亡。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五、MANIAC
在二战的巨大压力下，英美两国独立制造出了最原始的计算机，Colossus和ENIAC。它们惊人地相似：都利用打孔卡输入，都运用真空管计算，都体积庞大，都对二战胜利功勋卓著。二战史学家普遍认为，布莱切利园的工作使欧洲战场的战事缩短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并直接切断了“沙漠之狐”隆美尔将军在北非的补给线；而曼哈顿计划则终结了太平洋战场。现在，在这个戏剧性的擂台上，两个核心人物图灵和冯·诺伊曼都决心改进这两台原始机器相似的缺陷：只为专门目的设计，不能储存程序。改进的方向很明显，一如图灵在1936年的论文中所预言的那样，造一台能完成任何目的的图灵通用机。
二战结束了，冷战的阴影旋即逼近。核威慑成了一扇关不上的门，在间隔重重的美苏关系中，美国很快发现要求自保只能继续扩大核优势。氢弹的研究成了攻坚关键，而如何提高计算能力又成了重中之重。要造一台好机器！冯·诺伊曼教授对此深信不疑。
在哪里造？就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面有难色：“我们这儿一直搞纯科学，造这么一台大机器有点不像话吧？”“钱哪儿来？一年十万美金的预算，你得让数学系经费翻三番！”“造了放哪儿？三间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二十四小时引擎折腾，我们这儿可没这样的兵工厂。”鬼精明的冯·诺伊曼笑着对院长说既然这样那就算了，谢谢院长费心，一回头却给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IBM轮番写信：“我有兴趣到你那儿工作。”三所机构喜笑颜开，发出了热烈的聘书。好个冯·诺伊曼，姜太公钓鱼，把哈佛的聘书给芝加哥看，把芝加哥的给IBM看，每个机构衬着别人的价码轮番加价，要是能把鼎鼎大名的冯·诺伊曼请到，送个金屋银屋都值！等到他胜券在握，把哈佛的天价聘书呈给普林斯顿的同事看，伤感地说自己要辞职，教授们联名写信给院长：“失掉冯·诺伊曼将是普林斯顿的悲剧！”那院长也只能咬咬牙：去造你那台要命的机器吧。
1947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建造的MANIAC计算机在任何意义上都超过了前任ENIAC。ENIAC用了两万个真空管，MANIAC只用了两千个。ENIAC重达三十吨，MANIAC只有一吨。最关键的是，ENIAC不能贮存程序，每个不同的任务都需要重新排布电线，而MANIAC可以读取由打孔卡上二进制编码的程序（运用二进制是图灵论文中的提议），贮存在存储器中。它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全能自动电子计算机，是后世所有计算机的母型。它完成的诸多军方任务中，最惹眼的一次是耗时六十昼夜的计算，其结果证明了氢弹制造的可行性。
1957届校友乔舒亚·德拉诺夫（Joshua Dranoff），日后成为西北大学化工系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利用MANIAC完成了他的化工博士论文，其中设计了一个用计算机模拟实验结果的步骤。他告诉我，每一天机器运行之前有漫长的检修，技术工拿着一箱电线和真空管爬进MANIAC内部逐一更换坏损零件。各个专业的学生等在实验室外叽叽喳喳地排队签到，他们都想尝尝MANIAC的鲜，在论文里时髦地用计算机做个小项目。1958届校友杰里·波特（Jerry Porter），日后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教授，是第一个运用MANIAC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学生。他大三大四时还带领一帮同学负责MANIAC的夜班值勤，他们得盯着示波器屏幕，时刻监测MANIAC宝贵的1024比特随机存储器不被烧坏。这个夜班工作激发了他对计算机的兴趣，日后的学术生涯他专注于计算机数学领域。1952年科学家们在MANIAC前合影。左五为奥本海默，右一为冯·诺伊曼。
于是乎，在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由ENIAC掀起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科学搞得风生水起，并很快由IBM公司实现了商业运作。到1960年MANIAC光荣退休被捐赠给史密森尼国家博物馆时，全美已经拥有了六千台计算机。
在废墟上的英国，博士生图灵的运气远没那么好。二战后，为保护英国情报网，布莱切利园大部分文件资料被焚烧销毁，其余被归为机密档案。胜利的光荣属于海陆空三军，而布莱切利园的工作人员必须对战时工作保持沉默。头号功臣图灵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可即便是他的母亲，也只知道：“他做了点了不起的事情。”
图灵被分配到国家物理实验室工作，迫不及待地想要改进Colossus。他向实验室提交了一份项目申请，详尽地阐明自己将如何建造一台能贮存程序的计算机，事无巨细地列出所有图纸和经费计划。可是，战时布莱切利园的高效和无节制的战争经费已经让位于战后拖拉的官僚作风和经济危机。过目这份申请的负责人没有一个看出这庞然大物的用处，大部分人甚至不相信计算机可以造出来——可笑可叹。与ENIAC的风光截然不同，为情报服务的Colossus对外界是“不存在”的。图灵甚至不能告诉别人，这台他们认为不可能造的机器已经造出来了。
1948年，受够了国家实验室的官僚作风，图灵跳槽到曼彻斯特大学计算实验室，这里受到美国ENIAC的激励正在建造英国第一台贮存程序式电脑Manchester Mark I。图灵本该大有作为，可是制造这么大一个机器需要和很多人协调，他孤僻的性格很快让同事与之疏远，大部分建议被当作书呆子的意气而姑妄听之。不久，他聊以自慰地发现，造计算机的难点主要是硬件而非数学模型，那还是把琐碎的工程问题留给工程师吧。他呢，作为数学家只要能够“想”就行了。想——他开始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计算机想一种下象棋的程序。四年后，他会自己扮演这台虚构的计算机，严格执行自己的程序，和朋友下了一场真正的象棋比赛，每一步耗时半小时。他和朋友下输了，却赢了朋友的妻子一局。对于数学家图灵，即使永远没有计算机的实体，这件事也已经做完了，因为“想出来”就是“做出来”。
六、咬了一口的苹果
在曼彻斯特大学，图灵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在计算学理论上。1950年，他提出了至今仍广泛使用的“图灵试验”，即让测试者向两个对象——一个为机器、一个为自然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根据双方的回答，测试者不能辨别孰为机器，则这个机器应被视为有智能的。别有意味的是，图灵在提出这个试验时用了一个精巧的隐喻：假设两个回答者是一男一女，提问方在问出一系列问题后不能判断哪个是女人，则可以认为那个男人也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他是在这里影射自己性取向上的差异吗？我们不得而知。可完成论文后没多久，他就在一次散步时结识了十九岁的阿诺德·莫里（Arnold Murray）：水泥匠的儿子、惯偷、小混混。这让人不禁想起当年中产富裕的魏尔伦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十六岁的兰波：一个乡下来的野孩子，境遇的极端不同招致强烈的爱欲。如同魏尔伦和兰波一样，图灵的故事也有一个甜蜜的开头和一个毁灭性的结尾：有一天，图灵发现自己家中失窃了，他报了案，窃贼是莫里的朋友。于是经过简单的询问，图灵向警方承认了和莫里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他的入室盗窃案非但因此得不到法律保护，他反而被送上法庭受审。法官给出了两种惩罚，任他选择：坐牢或者化学阉割。当时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同性恋源自过剩的雄性欲望，可以通过注射雌激素来抑制。两害相权，图灵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样能免于坐牢，至少能待在家里继续做数学，他并没有充分了解雌激素注射的副作用。他被持续注射雌激素长达一年，导致胸部发育，变声，阳痿。
1954年6月7日，他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
让图灵生命最后两年处境悲惨并最后导致他服毒自杀的“不体面罪”，他当时是极其天真地就在警方面前承认了。他不但口头承认了，还兴冲冲地手写了五页花体字的供述。读过这五页纸的警察认为“像散文一样流畅”，“虽然有些措辞太难读懂”，“他真以为他在做正确的事”。图灵事后告诉朋友，他之所以这么坦白是因为他以为同性恋很快就要合法了，一切都可以摊在台面上谈。
至今，图灵惨死六十年过去了，这一切还远不能摊在台面上谈，同性恋行为在大部分国家仍受到广泛争议，虽然尊重和合法的呼声在青年一代中越来越高。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在一份几千人签名的请愿书下向这位计算机之父和二战英雄做了官方道歉：“我们很抱歉。你本该被更好地对待。”
1957年，五十三岁的冯·诺伊曼因骨癌病逝，癌变原因很有可能源自曼哈顿计划的核辐射。军方代表日夜守在他的病床前，以防他在药物作用下泄露军事机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这个数学天才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不能做了，却还逐字背诵幼年读过的《浮士德》给探望的亲友解闷。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而遍历人间百态的大学者，这不正是冯·诺伊曼的一生？
冯·诺伊曼去世后，一切都不同了。曾经那么容易实现的事情，现在却困难重重。继任者们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搞来那么多钱？怎么招到那么多聪明的人？“而且，说到底，我们为什么非得造一台机器呢？”冯·诺伊曼手下忠心耿耿的工程师们还梦想着造一台更好的MANIAC，用晶体管造，稳定性比真空管好得多……可是，这一台机器永远没造成。源泉死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创造便停歇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出了计算机科学最令人激动的发迹史。接下来，将是IBM和MIT的天下。为纪念图灵百年诞辰，2012年英国发行了一张图灵邮票
七、“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回到1939年，大战之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1939年2月13日，剑桥哲学系教授维特根斯坦走进“数学基础”课教室，失望地发现他的学生图灵今天缺席了，于是对班上宣布，因为图灵缺席，“今天的课只是参考性的”——要知道这门课的要旨就是听维特根斯坦和图灵吵架！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正在剑桥数学系以临时教员的身份教授一门同样叫作“数学基础”同样听者寥寥的课，不过维特根斯坦的课是关于“数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而图灵的课是关于“奠定数学基础的公理是哪些”这个数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课上，他喜欢把所有对数学基础的攻击悉数射向图灵，而图灵也很喜欢针锋相对地反击。两人激烈地争吵，而后发现自己对彼此领域的理解前进了一点。在这个常年一身运动衫、又紧张又内向的年轻人身上，维特根斯坦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除了思考最基本的问题，这世上没有其他事要做。三十年前，出生于欧洲最富有家族的维特根斯坦也是同样不修边幅地站在逻辑学家罗素面前，他急于从罗素口中知道自己有没有严肃思考最基本问题的才能：如果没有，他就预备去自杀。
而今天，这个与自己惊人相似的年轻人图灵没有来上课。图灵正骑着掉链子的自行车去“钟屋”——他心爱的克里斯托弗·马尔孔生前最常去的教区教堂。今天是马尔孔去世九年的祭日，马尔孔的父母决定以儿子的名义为教堂捐赠一个小礼拜堂。图灵坐在礼拜堂里参加捐赠仪式，对面的彩色玻璃窗上绘有圣徒克里斯托弗的事迹。马尔孔死后，彻底的无神论者图灵已经几十次来到这座教堂缅怀十七岁的夜晚，他们从图书馆回宿舍一路上所谈论的雄心壮志：如何为科学作出真正的贡献。现在，图灵完成了剑桥和普林斯顿的学业，这个雄心已经变得更加具体。他的脑中已经看到了一部精巧的机器，一部能完成所有“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机器。这不再仅仅是一台机器，也是对马尔孔的交代。
多年之后，冯·诺伊曼教授会向美国政府保证，世上只需要十五台这样的机器，全部由像自己一样聪明的科学家操作，用以计算最重要的问题：弹道曲线、核反应方程、天文观测。而图灵的愿景在更深的地方：钻研过希尔伯特1928年三个问题的博士生图灵伤感地意识到，数学是不完美的，逻辑是不完美的，哲学是不完美的。即使在最抽象最笼统的意义上，我们仍然永远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在这摇晃的地基上我们永远造不出任何完美的事物。我们必须不断修葺改造，在每一次稳固地基的同时试图变得更好。
如果造一台完美的机器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否造出一台不完美但是像孩童一样不断成长的机器呢？于是，图灵梦想着他的图灵机，那是一种可以不断读取自身修改自身的机器，在许多次失败的尝试后能学习到成功的诀窍。图灵梦想着许多图灵机连接在一起，一台提出问题，许多台都可以回答。可以是任何问题：从弹道曲线到老奶奶的购物清单到家庭旅行的地图路线。可以由任何人操作：从最聪明的科学家到小学肄业生，因为每台图灵机提供的答案将经过更多的图灵机甄选。
我们知道，冯·诺伊曼关于世界只需要十五台计算机的断言错了。世界沿着图灵的梦想延展下去，一个扁平的千姿百态的世界。我们知道，图灵的梦想已经那么熟稔地被今天的人类挂在嘴边：互联网、人工智能。
回到1937年，文章一开头描绘的那个早晨。
三十四岁的犹太裔教授冯·诺伊曼是家财万贯的公子哥，不过他一定是公子哥中最勤奋的一个。他每天5点起床，昨夜他派对宴请的朋友还一个个倒在沙发上打呼噜，他已经在书房里沙沙写了几页论文。9点开早饭，他停止工作走出书房，和留宿的朋友谈笑风生邀请他们下次再来。10点，他的凯迪拉克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帕尔玛物理实验室前面，他身着标志性的西装走向相邻的数学楼，继续写论文。
此时二十五岁的同性恋博士生图灵也已经穿着标志性的破运动衣沿着学校树林跑完了半程马拉松。他在树林里看到了几只英国见不着的颜色鲜艳的青蛙，几朵庞大的蘑菇，暗自好笑了一会儿。他到帕尔玛物理实验室捣鼓了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制造一台能做乘法的机器——然后穿过天桥走进数学楼，向办公室对门的冯·诺伊曼尴尬地打个照面，继续研究λ演算和图灵机。
那时候，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楼和物理楼有一座天桥相连。爱因斯坦教授精神很好，每天穿梭天桥许多次，在数学和物理之间来回奔跑。那是一个离我们遥远的伟大的科学年代，基础学科之间有许多天桥和地道相通，科学家从一个学科开始挖凿，最后挖到另一个学科的金矿。希尔伯特在世纪之初的著名演讲为几十年内的数学突飞猛进提供了指路牌，爱因斯坦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观，一个个新化学元素接踵而至犹如上天的惊喜。集合论不过半个世纪，拓扑学才三十几年，量子力学十年……在这个幸福的基础科学的时代，犹太人冯·诺伊曼和同性恋图灵坐在面对面的办公室里，这两种备受歧视的身份将困扰他们一生，可是此时，他们心无旁骛，只有一个愿望：做一个数学家、数学家、数学家。
幸福的数学家。
第一个中国人
——一所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史在这样的彩排中，每个人都会最终感到一种疑惑：这里是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谁？一切不再是如表面看到的那么清楚分明：中国人、美籍华裔、懂中文的韩国人、刚学中文的非洲人……似乎在这些用肤色和血统所划分的身份之外，每个人还有其他自我选择的身份。一、第一个人
1979年冬，周曦三十岁，在上海师大读物理系大二。他和共和国几乎同龄，出生于1949年10月4日。共和国的政治风云蹉跎了他大半的青春。十七岁，“文革”开始，高中停课。十九岁，插队落户到上海郊区宝山刘行，种植水稻和棉花。二十三岁，上海紧缺中学老师，于是招了一批“还没完全忘记功课”的“老三届”高中生突击培训。于是之后的几年他在上海沙径中学教化学，在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情绪中，他的学生得过且过，没有几个对学习有热情。二十九岁，中国恢复高考，像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进了考场。他的考分很高，本可以依志愿进复旦交大，谁料当年的上海高考负责人却是上海师大的负责人，做了小手脚把几个考分最好的学生转到了师大。这样荒诞不公的故事在荒诞不公的大环境下倒显得稀松平常：有书读已经不错，就不要挑三拣四啦！于是周曦抖擞精神到华师大物理系读书，不敢有半点埋怨。
也是在那几年，中美关系开始破冰，恢复了停滞三十年的民用邮政，周曦家里开始收到普林斯顿研究生校友会寄给他父亲周同庆的邮件。1979年的冬天，老父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多年，无法回信。在母亲的鼓励下，周曦斟酌再三，凭着听广播学会的英语向研究生校友会写了一封信：我很想去普林斯顿继续学业，希望得到帮助。渺无音讯的好几个月后，他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招生办公室的回信，“研究生校友会把你的信转给了我们。你应该向招生办公室申请，需要递交一篇自我陈述，两封推荐信，全部过往成绩单。还需要通过托福考试，或者由两位英语老师出具证明……”
这些名词他闻所未闻，幸而有一位曾经久居美国的老邻居耐心解释，并为他翻译了大部分材料。1980年春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祝贺他以转学生的身份加入普林斯顿物理系大二，给予全额奖学金。那个年代办理护照签证的程序异常烦琐漫长，于是他告知招办也许要在开学之后的好几周才能来学校报到。事后他得知，当时的招办差点发出了一封信：“如果你在开学两周之内不能报到，我们将很遗憾地不能接受你的注册。”多亏当时主管国际学生的伊萨维女士（Janina Issawi）向招办主任求情：“这个人，无论迟到多少周都要让他注册。如果他今年不来，也许他永远都出不了中国。”她的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想出国”这个意愿本身，都可能被当作政治问题记入档案，影响终身。
1980年10月，周曦取道香港来到普林斯顿。当他为香港的发达程度惊叹不已时，接待他的香港亲戚却摆摆手：“如果美国是一百分，那香港才三十分。”这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十二年，也是周曦人生的第三十二年，而他却是第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周曦和父亲周同庆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楼家中，摄于1956年。
为了照顾他的严重超龄，学校把他安排在校园之外的一座研究生宿舍楼。我问他本科生涯中有没有交到朋友，他迟疑地报了三个名字，然后说，最初的几个月他适应新环境十分辛苦，平时交往的大多是本系的同学，谈论的话题不超过专业范围。他说，回想起来那时候十分孤独，第一个在美国的圣诞节他提笔给国内的老同学们写了许多信。当然是孤独的，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境遇除了孤独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一个饱经苦难的人突然来到一个世外桃源，却几乎切断了和过往的所有联系。在普林斯顿的三年，他只回家探过一次亲。其余的日子，唯一聊解乡愁的，就是去东亚图书馆翻阅中文报刊，还有就是想象他的父亲周同庆也曾在同一个校园的同一座楼里就读。
父亲周同庆的人生经历，能看成是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境遇。这个中学语文教师的儿子，凭着勤奋好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毕业后又得到了那一年“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唯一名额，进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1933年周同庆从普林斯顿物理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光学。回国后，时年不满二十七岁的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被戏称为“宝宝教授”，之后他又担任了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一职。1940年，在物资匮乏空袭不断的重庆，他和助手们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回声探测仪，为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日本投降，他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方俊鑫、华中一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上海集中资源办复旦大学，原属交通大学的许多理科教授被重新分配到复旦，周同庆被聘为复旦大学光学教研组主任。1953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第一支国产X射线管。1955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他出访印度，回国后才发现“反右”开始，他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已经被分配去养猪，再也没有回到他身边。政治上的不被信任使得他的科研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基本停滞。20世纪60年代初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周同庆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开始带研究生了。但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在“文革”中，一些复旦老教授被纳入了“理科大批判组”，批判对象之一是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周同庆却敢于反问：“批判相对论你们有实验根据吗？没有的话，我批不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提这样的问题肯定有严重的后果，然而，他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科学。
这里暂且不去叹惋政治运动对那一代科学家的学术生命造成的损害，我想先讲一讲周同庆所受益的“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这个奖学金的设置是近代中国史上富有戏剧性又影响深远的事件。2009年夏天，普林斯顿概率论教授辛勒（Erhan Cinlar）曾在我面前深情地回忆起他刚过世的好朋友，著名概率学家钟开莱。辛勒说他第一次注意到钟开莱就是因为他简历上写着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期间获得的奖学金叫义和团赔款奖学金。他们头一回见面，辛勒迫不及待地好好嘲笑了一番钟开莱的奖学金，“打拳的人为什么会造反呢？造反了又怎么会赔钱呢？赔钱了又怎么会变成奖学金呢？”
如果没有亲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唐：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招致八国联军出兵，贫弱的中国在被动挨打之后，还不得不向诸列强支付庚子赔款。1909年，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方面决定减免部分赔款，改用于赞助培养赴美留学生，并设立留美预备学堂，即清华学堂。1925年学堂始设大学部，即清华大学，而周同庆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毕业生。除了促成清华大学的创立，庚子赔款奖学金还培育了一批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从1909年到1911年，中国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了三批享受庚款奖学金出国的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清华大学日后的校长梅贻琦。这三批庚款奖学金获得者，也包括了历史上最早从中国大陆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学子：日后的外交官邝煦堃和陆军少将王赓。
事实上，1909年后凭庚款赴美的留学生，已经不是第一批来自中国的官派留学生了。早在1872年，在容闳、曾国藩、李鸿章的倡议下，晚清政府一共派出过前后一百二十名十岁上下的幼童赴美留学。这是一代名臣曾国藩平生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这些幼童还未启程，曾国藩便逝世了。可是，这场大胆社会实验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天真年幼的孩童很快适应了西方生活，接受了启蒙主义的观念，推崇自由民主，渐渐对封建礼教产生了抗拒之心，这一切都被常驻美国的晚清官员反馈回北京，被保守官僚谴责为大逆不道，最终导致原定十五年的留学计划在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就中途夭折。一百二十名留学生全部提前召回，其中只有极少数完成了学业。这第一代留学生在美国大多学习工程、矿业，回国后却被安排在各类衙门做初级官员，没有得到重视和珍惜。这一批人中除了詹天佑最终为中国铁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外，大部分人度过了碌碌无为、郁郁寡欢的一生，其中更有许多人被直接派到了甲午海战的战场，还没有施展一丝一毫在美国学到的技术，就为国捐躯了。
而1909年后，凭庚子赔款奖学金出国的留学生，日后的命运要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幸运一些。一则庚子赔款虽为公费，但是政府对这些留学生的控制力已经减弱，不能再对他们的学业和生活做硬性规定；二则中华民国的风气更加开放，接受了许多西方的观点和制度，留学生回国后更受重视，在各领域都出了成功的典型。于是，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清朝寿终正寝，庚子赔款奖学金也因之停滞多年，可中国青年赴西方留学的热潮却在庚款留学先驱者的带动下，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民国的几十年政权动荡，可“公费留学”这个政府培养人才的观念却保留了下来，不但民国中央政府拨专款专项用于公费留学，就连各路省级政府、军阀、汪伪、日伪政权也不敢怠慢。清华学堂作为留学准备学校的地位也固定了下来。
二、第一个国际学生中心
1911年，一名年轻的军官张世膺被袁世凯暗杀，为了表彰他的事迹，他十八岁的外甥陈和铣被列为江西省首批公派留学生。1912年冬天，陈和铣自东北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俄国和德国，最后抵达法国巴黎，和他同车厢的旅伴是陈寅恪。接下来的十年，他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回国后陈和铣出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教育厅厅长，随后他淡出国民政府，来到上海专心办教育。历史悠久的上海世界小学就是他和李石曾等人于1936年创办的。在上海，他和妻儿住在梧桐树林立的思南公馆，二小姐陈国瑞1930年出生，在专门招收上流社会淑女的中西女中读书，放学回家得闲，便由母亲领着读古诗，由家教领着学法文。
2012年秋，我来到二小姐陈国瑞的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是看起来顶多五六十岁，容貌年轻、身板硬朗、谈吐优雅、思维敏捷。拜访她那天是我头一回知道她娘家姓陈，学校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认识她，都叫她宝拉·邹（Paula Chow）。宝拉讲一口纯正流利的英文，以至于最初的几年我都以为她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于是，那天，当平日一副国际派头的宝拉坐在沙发对面，再次变回住思南公馆、念中西女中的陈家二小姐，当她脱口讲出一串解放前老上海的路名，当她翻开老照片给我看她的全家福，看到她英俊漂亮的父母还有那个顶优雅不过的她自己，我霎时想起陈丹燕那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陈丹燕赞叹不已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黛茜”也许正如少女时代的宝拉。可是，宝拉所经历的中西女中，与陈丹燕所勾勒的那个专门弹钢琴、学家政、满足现代人对民国名媛幻想的贵族学校并不相同。宝拉说自己在中西从未上过一节家政课、钢琴课，倒是记得学校功课紧，古文、英语、数理化，样样要求严格。20世纪50年代宝拉与胡适的合影，时任普林斯顿东亚图书馆馆长的胡适当时应邀向一群中国留学生演讲。
如果不是多舛的中国近代史，二小姐陈国瑞本就是这样一个安安稳稳的大家闺秀。1943年日军占领中西女中，她随同学转学到震旦女中，并在那里毕业。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家决定分批移居美国。当时在上海有一个热心的毛神父从美国的女子大学中找来了一百多个奖学金名额给中国的女学生，宝拉拿着奖学金去了威斯康星州的一所天主教女子大学艾奇伍德学院读本科。两年后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升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专业为“社会服务管理”。在一场朋友的订婚派对上，她认识了从广东来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邹至庄。几年后，两人结婚，陈国瑞随夫姓成了宝拉·邹。
博士毕业后，邹至庄拿着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推荐信到麻省理工大学做助理教授，逐渐成为计量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而宝拉则利用专业特长在波士顿做社工，救助孤儿和边缘少年。20世纪60年代起，邹至庄常年担任台湾当局经济顾问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起，他每年夏天都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办的福特基金资助的经济学研究生班，并将一大批中国青年学子送往欧美顶尖学校深造。如今，他发明的“邹检验”已经成为大学本科计量经济学入门课的必学内容；而每年人民大学“福特班”的考卷也由他出题，被学生们戏称为“邹检验”。1970年，在经过了麻省理工、康奈尔大学、IBM等处的教职工作后，邹至庄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计量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邹至庄、宝拉和三个孩子来到了这座小镇。
和如今广泛推行反歧视政策的美国大学文化不同，20世纪70年代的普林斯顿，远非“男女平等”，也不追求“种族多样性”。1968年，学校刚刚聘用了第一位女性正教授。1969年，大一新生第一次招收了女生。至于“种族多样性”：当时的普林斯顿有三百多个国际学生，大部分为研究生，对于这些国际生，学校从来没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和辅导。在20世纪70年代的这所美国白人男性主导的学校里，女性和国际学生都处于边缘地位。而全职太太宝拉却在1974年给校长写信，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学生中心，帮助他们提高语言能力，融入美国社会。1996年普林斯顿国际节的照片。左二为宝拉，左三是教务长耶利米·欧斯垂克（Jeremiah Ostriker）。
在最初的几年，这个国际学生中心只是以宝拉无偿志愿的形式存在着。1978年，校方终于批准将国际学生中心融入学校管理系统，宝拉被聘为中心主任，直到2010年末她以八十高龄退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为万国国际学生服务的温暖之家只占着一个六平方米的迷你办公室，作为主任的宝拉只领着相当于“半全职”编制的薪金，只有一个助手帮忙，却几乎在学年中的每一天都会组织活动。今日，学校一千五百余名的国际学生中，许多人的美利坚之旅便是从“国际新生周”的一系列迎新活动开始的。在学期中，有每周定期的民族特色聚餐，有与各类专业或者宿舍合搞的演讲、文艺、社交活动，还有“亚洲文化月”“拉美文化月”“国际节”等庆祝民族文化的大型系列活动。她的办公室向所有国际学生、学者敞开。通过宝拉，这些初来乍到者走向了热心的本地居民和英语辅导志愿者。
三、第一个话剧社
我大一那年，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决定搞一个中文话剧社。这个“普林斯顿中文剧社”成了美国第一个大学生中文话剧团。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当时本科四年加在一起，一共才有二十来个大陆来的学生。且不说在这个华人极少的东部小镇辛辛苦苦排出一台戏到底能有多少看得懂的观众，就连能不能找齐那么多会讲中文的演员排一台戏都成了问题。
可是，这个剧社居然办起来了，还成了所有人最乐意出力的一件事。从那之后入学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人都与这个话剧社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淘宝上定演出的戏服，在出租莎士比亚剧道具的仓库里寻找可能冒充中国家具的玩意儿，在网上搜集各种音频做声效……在摸索着排出了第一出戏《暗恋桃花源》后，一位定居在学校附近素昧平生的中国女孩主动找到了剧社。她学过舞台化妆，此后的每一出戏她都无偿来为二三十号演员化专业的话剧妆。
2010年春，剧社成立不到两年，就决定去纽约公演《雷雨》。这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子，纽约剧院的租金高得吓人，剧社困难重重，一面在努力做宣传拉赞助，一边又担心卖不出票造成大额亏损。临近公演前没几天，剧社收到一位九十岁老人的来信。他说，他的眼睛耳朵已经没有从前那么灵敏了，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在第一排预留一个座位。然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上次看《雷雨》是七十五年前的上海：二十三岁的曹禺刚完成《雷雨》剧本，刚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老人看的《雷雨》正是此剧第一次大规模公演，演出方是唐槐秋创办的传奇的中国旅行剧团。2010年4月《雷雨》在纽约的公演。
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历史重量让我们相信，单单为了这一位老人，为了这延续七十五年的纽带，这一场纽约公演都是值得的。
2010年4月末，《雷雨》在纽约的凯雅剧院公演，吸引了三百余名观众。
到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了话剧。那个春天，我们天天占着食堂阁楼上的一间小教室排练：《倾城之恋》剧组全体合影。
一个学了几年中文的韩国男生念着简单粗暴的白家三爷的台词：“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好！我白老三虽穷，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我只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我会帮着你办离婚么？拆散人家夫妻，这是绝子绝孙的事。我白老三是有儿子的人，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
一个北京姑娘念着上海小姐白流苏的台词，仔细把北京的儿化音都去掉：“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们穷了，是我把你们吃穷了。你们亏了本，是我带累了你们。你们死了儿子，也是我害了你们伤了阴骘！”
一个在天津出生幼年就随父母来美国的姑娘演着白家四奶奶，她认不了几个字读不了剧本，全靠我们一句句读给她听她靠记忆背诵：“赤口白舌地咒起孩子来了！就凭你这句话，我儿子死了，我就得找你！”
我们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女孩去演白流苏的广东女佣阿栗，最后找来了个刚学中文没几天的非洲女孩，于是“广东女佣”临时变成了“菲律宾女佣”。直到正式演出前的一周我们都在不厌其烦地纠正她的读音和节奏，甚至为了几个她很难发正确的音而专门改了台词。我们对着这位困惑的非洲姑娘用英文解释，范柳原到底爱不爱白流苏，如果爱她他为什么要走，还为什么要给白流苏留下一个女佣，女佣和女主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时候，教室的门没有关紧，我们听到楼下说着英文的学生来来往往奔向食堂。暂时没有戏份的演员摊着厚厚的英文课本在做作业：数学、工程、经济、政治……白三爷的一个读音发错了，白四奶奶仅凭记忆在背台词，女佣阿栗的外国口音太重了，甚至就连演员中“最纯正的中国人”白流苏也不太确定自己的发音是不是太京片子了……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在试图重现属于张爱玲的上海和香港。
在这样的彩排中，每个人都会最终感到一种疑惑：这里是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谁？一切不再是如表面看到的那么清楚分明：中国人、美籍华裔、懂中文的韩国人、刚学中文的非洲人……似乎在这些用肤色和血统所划分的身份之外，每个人还有其他自我选择的身份。那到底是什么呢？是用英文向非洲姑娘去解释范柳原和白流苏的爱情吗？是从未到过中国却不断重建那个20世纪40年代的殖民都市吗？是在这座美国小镇一边说着不流利的中文台词，一边赶着明天就交的几十页英语论文，并且把这两件事情都接受到生活中去吗？
四、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我所在的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经常在这些不同的文化节上表演，可是，我们并不是“中国文化”在学校的唯一代表。学校里还有一个号称专跳中国舞的舞团，起名叫“三八舞团”，成员是自小成长在美国的华裔，跳一些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舞蹈，廉价的旗袍、折扇、水袖，样样齐全，但跳出来的绝非中国民族舞。还有一个舞狮团，成员多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大的华裔，在学校的国际节上他们总会搭台表演，弄得好不热闹，不过我想他们的表演会更让他们怀念东南亚的家乡而非中国。还有一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生会”，成员大多是美籍华裔，很多不会讲中文，也更喜欢从一些极不地道的美式中餐馆里叫外卖聚会：左宗棠鸡、湖南牛、蓉蛋。
刚入学的那一年，对于这些让我哭笑不得的团体，我脑中还有清晰的拒绝意识，“这些人和我不一样。他们不是中国人”。然而一年又一年的新生入学，把“中国”的定义弄得越来越朦胧宽泛。随着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出国留学热，更多的孩子还未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就在低龄留学或移民。事实上，现在每年的普林斯顿大一新生中，已经找不到全然在大陆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的新生，大多数人已经在海外留学了几年，或者自小便在海外长大，对国际文化更熟悉，英文更流利，更容易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于是，身份成了一种自我定义，也是宽容他人的定义。当“中国”两个字变得那么流动松弛，当一个人的身份不再由身份证和户籍规定，人会感觉孤独，像是漂流于海洋而非扎根土壤。可是人也会因此独立，想要不断离家远行，去拥抱广阔的世界。于是，我啰唆了这么久想要讲的，似乎早就被我校的校训给囊括了：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
在1896年，时任校长、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普林斯顿的校训“为国服务”。而直到1996年大学成立二百五十周年之际，校长夏皮罗才把校训扩充为“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显然是为了顺应全球化的浪潮。然而，早在校训修改前的二十多年，从思南路走出来的上海小姐宝拉已经在这所学校身体力行着为万国的国际学生服务。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人周曦，1983年从普林斯顿本科毕业，198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博士毕业，之后赴达拉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做博士后。在当年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年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来美国留学成了周曦人生信仰上的探索。他出生之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Theodore，本意是“上帝的礼物”。在达拉华大学他开始参加附近华人组织的基督教会活动，并于1990年受洗，多年来一直参与教会的事奉，在信仰中找到了安慰。周曦从事薄膜半导体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平面显示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几年前他应朋友之邀回国，到一家新创的太阳能公司任首席科学家。2011年周曦退休，和太太定居在他在美国的第一站，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周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我说，父亲周同庆在博士毕业归国后真正全心全意做研究的时间，只有1933年到1937年的短短四年。那之后他的科研便不断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文汇报》专刊重发了周同庆研制的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旧照。可是周曦说：“一个普林斯顿博士，一辈子只能做这么一点事，真有点浪费啊！”
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最大的触动便是这种浪费。一个有着科学天赋的少年大好的青春却在农村插秧喂猪。一个倡导民主清廉的政治家在美国三流大学教书。而我们自己呢，当我们几百遍地在这个说英语的异邦重复着张爱玲的句子，机械地矫正着那些初学中文的外国演员的发音，我不相信我的同学们没有感到荒谬和浪费。
可是这种浪费，也许还有另外一面。
2011年3月末，《倾城之恋》在校园里的一个学生剧院演出。我们的旁白是剧社的元老之一，当时已经毕业一年了，在纽约做交易员，在买进卖出忙忙碌碌的一天后，他坐在电脑前为这出话剧的旁白做远程录音。范柳原是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同时在自己搞创业，开演之前的没几天他订婚了，为剧组平添了许多喜庆气氛。白流苏大四了，毕业之后会去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最后一场演出之前，导演对她说：“白流苏，好好演最后一场。演完这一场，你就再也不是白流苏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应声流下泪来。
周五周六晚上的演出我们卖出了所有的票，除了本校学生，观众中有许多新泽西州的华裔居民，还有专程从纽约、波士顿、费城、甚至西海岸赶来看戏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吸引其他地区的观众，剧社打出的广告是“为所有外地来的观众安排住宿”，于是几乎所有普林斯顿的中国本科生都在那几夜敞开宿舍的大门，接待一两个陌生同胞住上一宿。演白三爷的韩国男生人缘很好，吸引了一大串不懂丝毫中文的亚裔女观众捧场，看着幻灯片上一页一页的英文字幕，照样大笑，照样唏嘘。为来看戏的观众包免费住宿，在中文话剧上播放自己翻译的英文字幕，这恐怕是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独此一家的两项传统。
宝拉和丈夫邹至庄刚从台湾回来，也来看戏，她说她一直很喜欢张爱玲。前一个冬天宝拉从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普林斯顿国际学生中心退休，于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去问候她，她说：“哎呀你们怎么能演得那么好呀？哎呀实在是太好啦。”但愿她没有骗我，但愿这一场《倾城之恋》能让她想起童年的上海。
在这些格外投入的票友和观众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妥协：中国传统和美国文化、野心勃勃的理想和柴米油盐的现实。可是妥协并不是失败，也有可能是坚持：一个人坚持将几段迥异的生活连接起来，投身于广大的世界而寻找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想让白流苏去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以为只有那样才能让现代人返璞归真。其实，何必去原始森林，只要离开故土去任何的异邦久居都是一种对自身的探索之旅，都是在上下求索而最终回到那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原点。
说明：本文根据笔者对周曦先生和陈国瑞（宝拉·邹）女士的采访以及笔者在本科期间参与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的经历写成。本文的初稿经过周曦先生及其两位姐姐、陈国瑞女士、邹至庄教授的修改和指正，同时我也向我的同学彭英之、王逸丰、顾诗尧核对了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的诸多细节。十分感谢周曦先生和陈国瑞女士提供的珍贵照片，感谢王逸丰提供的普林斯顿中文剧社剧照。感谢我的朋友王天策在本文的采写和修改阶段提供的诸多帮助。
一封长电报
如果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凯南广阔而细腻的内心也许会迫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一生并把一生都讲尽的作家。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具体事件是决定性的，除了自己不断地追问质疑。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临时外交使团代办乔治·凯南卧病在床。使团的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青黄不接，凯南暂时顶替大使收发从华盛顿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驻苏联的外交官，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已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经济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1946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这几个月来似乎在闹各种小脾气。当然，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和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申请表。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政策早就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莫斯科的使团，等着莫斯科例行公事地回两句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杜鲁门的总统办公室。
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罗茜·赫斯曼小姐（Dorothy Hessman）草拟回复。他得了重感冒，发烧、鼻窦发炎、牙龈出血。在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疲于奔命、无功无过。不出意外的话，时年四十二岁的他再熬几年将凭着老资历被派到无关痛痒的欧洲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他盯着多罗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复，长得就连已经习惯老板谨慎作风的多罗茜都吃了一惊。
这封著名的长电报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指明美国对苏政策的正确方向。它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揭示了，虽然苏联人民是和平而友好的，可是苏联由于地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客观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削弱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与纳粹德国相比，社会主义苏联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上仍是一股弱小的力量，绝不会冒险扩张。电报因此判断，与苏联立场对应的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是：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乘之机、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开头，凯南为电报的罕见长度辩护：财政部的征询涉及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十分和我们惯用思维格格不入的问题，同时也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分析相当重要。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
这短短两句话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八千字电报更能概括凯南的一生，可是凯南厌恶概括、总结。这位十分复杂、十分精细的外交官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界，他努力纠正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上“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在短短两年内因此迅速崛起又因此迅速失势。对自己，他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是一样的），几十年不辍地记下翔实的日记。我认为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千页自传是这个时代少数值得一读的自传作品，因为极少有人能如此耐心地站在自身之上观察自己、审判自己，也极少有人像他那样仅仅靠着敏慧的思辨从自己所能接触到的琐碎小事中预测出历史的进程。1946年2月22日凯南发出的长电报。
如果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凯南广阔而细腻的内心也许会迫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一生并把一生都讲尽的作家。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具体事件是决定性的，除了自己不断地追问质疑。在凯南自传的开篇，他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的、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为他人所知……”于是，为凯南这类人立传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戏剧性地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所定义。冷战史学家尽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上的‘围堵策略’。”这些陈述句都是事实，可是却恰恰体现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是怎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那么让我们暂时抛下1946年2月的这封“长电报”在华盛顿激起的千层浪涛，越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越是曲解了凯南本人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灵魂，最好的阐释是找到他的那块“小玛德莱娜”点心。
一
威斯康星州圣约翰军事学院的寝室清晨6点响铃，十分钟后全体学员穿戴完毕列队点名，十五分钟后他们回寝室叠被子理房间吃早饭。毕业班学生乔治·凯南和大家一样集训、长跑、野营、欺负新兵，和大家一样在准许外出的周一下午去偷苹果、造防空洞、打雪仗，和大家一样嘲笑普通中学的男孩过分柔弱放纵，和大家一样在自习室一览无余的长桌子上写作业——却在正经课本里夹了本小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这便是他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候补中尉乔治·凯南偷偷摸摸地读着，“午夜过后很久，普林斯顿的塔楼和尖顶仍可以看清——星星点点有几盏晚灭的灯——然后，突然从清澈的黑暗中传来钟声。这里的一切是无穷尽的梦：往昔的精神滋养了新的一代，从混乱不羁的世界中被挑中的青年仍然浪漫地汲取着死去的政客和诗人犯过的错和忘记的梦。这新的一代，叫嚣着陈旧的呼喊，学习着过去的信条，虚度想入非非的悠长日夜的一代；是注定最终要进到肮脏而灰色的乱世去追寻爱情和骄傲的一代；是比前辈更害怕贫穷更渴望成功的一代；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意识到所有的神明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站不住了的一代……”这样的一代！凯南拼命克制着激动的泪水，这么骄傲又这么绝望的一代，他也是这样一代中的一员！可是……为什么他还没有体验到任何骄傲，任何绝望？他用眼睛的余光环顾四周，这些循规蹈矩的同伴体验到了吗？哪怕零星的激动，哪怕从遥远的黑暗中传来的钟声。
凯南十六岁，瘦高个，已经从刚入校时的下士层层晋升为候补中尉。十六年前他生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近郊，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父亲是税务律师，时年五十二岁，不久再娶。他很自然地以为是自己的出生导致了母亲的死，并从懂事起一直活在强烈的自责之中。直到青春期的尾声，父亲才偶尔想到向他解释母亲并不是因为难产而死——不是为了安慰他，而是这件事恰好在某次谈话中被他父亲想起来了。这个解释来得太晚，沉积多年的负疚已经塑造了他神秘内省的性格。现在的读者看来，为父如此冷漠疏离的态度简直荒谬，可这在凯南的成长中却一再重演。在迎娶新妻前，父亲没让凯南和他姐姐有任何心理准备。凯南十三岁时，他又毫无解释地把凯南送去军校而不是像姐姐们那样上普通中学，尽管他从没打算让小儿子真正去从军。
外面的世界这时已经迈入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观念革命，而在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维多利亚时代僵硬做作的风气硬是延长了半个世纪。一切的行动都是出于天父规定的职责，而一切的感情都是体液失调的疯狂。所有都是“应该”怎样，而非“想要”怎样：用餐应该安静，室内应该缓步而行，周日应该去教堂，孩子不应该向大人提问……游戏和喧哗常年禁止，谈话总是从宗教开始又以宗教结束。父母在固定的座椅上看报、做针线活，孩子们呆坐在幽暗的楼梯下冥想着一堆混乱的概念和幻影。在这座楼梯的转角下，黏稠的不愿逝去的时光，七岁的凯南曾经和九岁的姐姐讨论，如果一个人不再想活，他有没有权利去死。
为这本就迷雾重重的童年再添上一层宿命论调的是一位同样叫作乔治·凯南的远房亲戚，这个家族至今唯一的名人，与小凯南相差六十岁，却不仅同名同姓，还恰在同月同日生。这位探险家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度过了一生最重要的时光，把流放地看作是俄国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融合的突出特征。1870年出版的《在西伯利亚的帐篷生活》和1891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是美国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地理的开端，在美国国内影响广泛。老凯南膝下无子，于是当归乡还家的老探险家得知有这样一个同名同姓的小亲戚，他怀着奇异的父爱写信给小凯南的爸爸：“你有一个和我同名的儿子。当他长大到可以读懂我的文章，如果我性格或者经历上的某些东西能够传到他的身上，这对我将是极大的满足。”不久后，两位乔治·凯南见了平生唯一一面，虽然两位凯南都很期待，但可想而知，八岁的稚童实难与六十八岁的老人有实质沟通。在这次冷清又尴尬的会面后，小凯南寄去一封幼稚的感谢信，老凯南的妻子读完信后断言：“任何写出这种愚蠢信件的小孩肯定一辈子没出息。”可是她预言错了，小凯南的一生将戏剧化地处处回应着老凯南的经历。这个沉静木讷的孩子此时已经悄悄地把这种同名同姓同月同日的巧合当作强大的暗示，他想追随这位探险家的人生胜过追随自己的父亲。
不过，这命运的巧合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很朦胧的鼓励，他对自己发了誓，让自己加油，却不知道如何做才能靠近这个探险家的人生。童年倏忽即逝，一两件畅怀的事夹在一长段拘谨幽暗的岁月里，然后他莫名其妙地被父亲送去了圣约翰军事学院，就像大部分孩子一样，既不明就里也不知反抗。军校四年，他以为自己毕业了将像同学一样按部就班地加入陆军或海军，而临近毕业他却读到了菲茨杰拉德的处女作《天堂的这一侧》，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作者激情昂扬地向十六岁的读者揭示了一种崭新的生活：以感情去决定行动，以经历去修正观念。这本出版一年内就再版十二次的青春小说在东部的大城市已经成了少男少女风行的谈资，而在威斯康星州闭塞的小镇里它仍然鲜为人知。是一位英俊的英文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同学中公认的“诗人”凯南，他还介绍了在当时极富争议性的作家王尔德、萧伯纳，还冒着校方的责骂带孩子们去芝加哥看戏——多年后这个品位摩登的老师在抑郁中自杀。暮年的凯南在回忆录里感谢这本书带给他的“激动和顿悟”。激动和顿悟，这恰恰是十六岁的孩子在之前的生活里所匮乏的。而这一种激动和顿悟在小说里是和普林斯顿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幽静的校园、哥特式的尖顶、艺术化的生活……被小说鼓舞，凯南决定放弃海军而报考普林斯顿。次年春天，仓促准备的凯南以最后一名被普林斯顿录取，是圣约翰军事学院中唯一入美国东部大学就读的毕业生。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年过七旬的老父给出的唯一建议是“上了大学也别忘记去教堂”。这条陈腐的建议让凯南更加确信自己再也不能从这个脱离时代的老者那里获得有益的教导，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迎接大学的新生活了。
二
可想而知，1921年夏末，年轻的凯南怀着多么高的期望来普林斯顿报到。出租车开到拿苏街和大学路的交叉口，高耸的哥特式塔楼迎着月色勾勒得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一模一样，这月下的一瞥的确能称得上是“天堂的这一侧”，可校园生活的现实却泼给他一桶冷水。当时的新生寝室按成绩分配，以最后一名录取的凯南被分到了远离校园的一间简陋的寝室，与主学区隔绝，更别提经常欣赏哥特式的塔楼了。当时的普林斯顿学生主体仍为富裕的东部上流社会子弟，与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菲茨杰拉德相比，同样来自中西部中产阶级的凯南却为低微的身世和口音自卑，不知如何与这些比自己高出一等的同学交往。雪上加霜的是，大一的圣诞节他为了攒够钱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去邮局打零工，在暴风雪中挨家挨户递信，结果染了猩红热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几乎死去。当他终于病愈返校，他的同学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小团体。没人愿意和这个正在狂补功课、身体虚弱、家境“贫困”的威斯康星人交朋友。
就这样，凯南在普林斯顿郁郁寡欢地挨了四年，成绩中等，缺课无数，结交的朋友都是和他同样格格不入的边缘学生，没有参加任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