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志彪,郑江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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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中国：长三角发展新模式(中国经济问题丛书·长三角研究系列；“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试读：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代序)十八大后追赶战略下的均衡中国与经济变革

十八大后的中国全面进入了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时期。从追求发展速度到速度与民生的双重追赶，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重大经济变革趋势。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依赖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经济将出现“滞涨”并陷入发展陷阱。为顺利实现这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的效应，需要我们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立足点，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采取的是追赶型发展战略。如果我们把过去三十多年来从贫困快速迈向基本小康作为中国实注1施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的话，那么随着GDP总量进入世界第二、人均GDP接近6 000美元，中共提出的“两个100年”的目标，就意味着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以赶超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第二轮追赶战略。实际上，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有条件走在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地方和作为实施追赶战略的第一方阵，早已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注2

第一轮追赶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全面启动了“两个全面”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这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的追赶战略，其定性的内涵是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具体表现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外，在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还有更加严格的标准，如提出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显然，与第一轮追赶战略中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比，第二轮追赶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五位一体”的相对均衡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实现。

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第二轮追赶战略与第一轮追赶战略相比，在战略的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大报告判断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前提下，第二轮追赶战略将会面临或怎样的发展环境？它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根据发展战略的变化改革经济发展体制，以适应发展战略变化的要求？一、从速度追赶到双重追赶：均衡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中共执政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定量的指标体系从十六大提出追求GDP翻番，到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GDP，再到十八大提出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与GDP翻番指标共同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出今后中国共产党会更注重人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加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调整为“关键”。这一改变并非无足轻重，而是精心谋划。这意味着过去集中资源投放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以及所造成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中予以正视并妥善地解决。例如，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不解决，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十八大报告在关于今后经济发展的部署和任务中，没有再继续沿用“加快发展”这个词，即使对于农村和中西部注3地区，也没有要求“加快发展”。这充分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必须从过去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的立足点上来。

综合来看，以“两个翻一番”和“两个全面”的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战略，但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的背景不同。实施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基本背景是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成为迅速实现追赶的唯一可以为社会各界接受的发展理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政策倾向于追求速度和数量，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被充分理解的行为。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了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了大台阶。在中华民族逐步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调节好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合理关系，在保持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发展实惠。

第二，战略的出发点不同。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出发点是要脱贫。迅速解决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非均衡发展。该战略成效明显但也遗留下来许多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这成为第二轮赶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克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仍然遗留着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等。目前全球70%的贫困人口分布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的现实，值得已经步入基本小康社会注4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中国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奉行增长第一的策略，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其他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同。过去的追赶战略，一切围绕发展速度，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只是GDP、只有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甚至互相攀比速度。这造成了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较多等问题。十八大所确定的追赶战略，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即GDP翻番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充实和内涵的提升，则属于要解决的民生和收入提升问题，属于经注5济、社会、文化、法制、生态等相对均衡发展的追赶战略目标。这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再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主要目标，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

第四，战略的支撑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启动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开放，走的是出口促进发展的道路。从最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或原材料，发展到后来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低收入、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市场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来解决的。经过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的开发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的迅猛发展，使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的严重的粗放性，必须尽快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作为发展的支撑点，即“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注6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产能过剩的困境，而且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前提，是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市场优势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凸显了适时纠正非均衡战略、尽快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战略的实现机制不同。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 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和集中使用的方式。注7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一切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追赶战略目标和内容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消除市场失灵领域的非均衡格局，如消除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每个人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通过“强市场”来消除政府管理过多、管制过度、管控过死等体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新一轮追赶战略下的经济变革

经过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至10%以下，2012年则跌破了8%。未来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面对长期的相对低速的增长。实施相对均衡的追赶战略，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机理和效应，主要表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一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注8的中长期动力。我认为转型面对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

第一，作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如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8年开始反转，2010年这一指标已经从2008年的41%上升到48%；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注9GDP的比重也在上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自2007年起逐年上

注10升。，由此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如果考虑中美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考虑到航运成本、隐藏的“冰山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美国趋于收敛，是促进美国“制注11造业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若干年内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稳步下降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除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价值都在被重估，中国过去低成本的要素价格正在补涨。近年来，中国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的支出水平、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由此叠加上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十八大承诺的民生工程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将追求人民幸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外生推动和内生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利益增长的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三，这一场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会对中国经济自发地产生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冲击，迫使经济出现以“转体制、转方式、转发展的立足点”为主要特征的转型升级需求和压力，同时这个过程的主要副作用是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趋势。一方面，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动力。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包括农产品价格在内的所有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经济增速会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周边一些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会“倒逼”企业产业升级，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在可能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滞胀中，社会可能因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低就业、高通胀”的“滞涨”的漩涡。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显然短期承受这种“阵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将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三是把以依赖投注12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本调整和劳动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陷入发展的陷阱。

因此，我们说要避免陷入发展的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说要在相对均衡追赶战略下，如何面对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变革的挑战，及时转换发展政策取向，从而抓住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对政策决策者来说，为了应对要素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首先是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控制好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还远远不够。考虑到中国物价的变动极大地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后者又不是货币管理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的变量，因此需求管理政策需要辅之以供给面的改善政策，以扩张有效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例如，世界油价问题、粮食进口问题、矿产资源进口价格问题等，都是显著地影响中国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变量，都不是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可以自主调节的变量，而需要从供给角度开拓新的多元化的供给来源，或寻找新的替代解决方案。再如，为了应对“低增长、低就业”的压力，必须纠正长期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不良倾向，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低一些的增长率不可怕，可怕的是增长无效率。政策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是“居民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注13收”的协调同步增长。为此，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要从偏向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偏向于追求直接关系民生的就业和反通胀上来，建立和不断完善各类社保、医疗和养老体系，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企业界来说，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对从事实业的企业压力最大，但是也会给勇于创新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一是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升，是企业抓住商机变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地研究和开拓居民消费的升级趋势，在更加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中找到蕴藏着的巨大商机，体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二是以收入增长为依托的内需扩大，必将带来具有本地化生产和消费特征的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率先行动的企业将在各类生活类服务业如养老、医疗、健康、家政、旅游等行业中寻求到重大发展机遇，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法律财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三是消费的升级和差异化，将给企业以明晰的信号，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从而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除工资快速增长的负面作用，等等。三、经济变革的战略途径：向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要质量

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正运行于重大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底部阶段，一旦以3D打印机为特征的智能化技术革命浪潮正式确立，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衰退的底部阶段。中国将长期面临并不宽松的全球发展环境。而影响国内中长期经济运行的环境因素，即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的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土地红利，都在逐步消失，同时体制瓶颈、发展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等制约因素集中出现。

另一方面，支持持续增长的因素则表现为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正在发力；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弱，但是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累积；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但是创新驱动的红利正在增长。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实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具有缓冲能力，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理，中国具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和城市的再城市化的红利，也有很大的空间和厚度。

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困难不在速度的高低，而在于在既定的、适合的速度下，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提出了如何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做好持续发展这篇文章的问题。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根据我的粗浅认识，十八大后的中国在追赶战略目标下，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以建立应对经济重大变革时代的均衡发展机制：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均衡关系，确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只有需求这个龙头调整好了，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以追赶战略下增长所依赖的市场为例，过去追赶战略所依托的是外需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步失去了这种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条件。因而怎样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去实现新一轮的追赶，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目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分崩离析，同时欧盟和美国将达成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后，它们之间每年的贸易总额将达到4 500亿欧元左右。为此需要中国学者认真严肃地评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联盟的具体内容，以及一旦实施可能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开放战略，更紧迫地实施基于内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再如，虽然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可能诱导企业提高生产率从而消除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各种负面作用，但是如果这种需求仅仅是外需而不是内需，也无法引导企业进入自主技术创新的轨道，更无法实现赶超战略下相对均衡发展的目标。因为实践证明，自主创新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国际代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能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的业务(如加工制造装配)，而无法做“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因为在国际代工下，一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业务又被牢牢地掌控在跨国企业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发展国内价值链，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和纵深的产业转移基地，培育掌控产业价值链两端的中国跨国企业，才能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我们依托于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惟其如此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变革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第二，从供给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产业间均衡关系和产业内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和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实体内容。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就是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替代那些容易引起经济泡沫、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产业，就是要摆脱中国经济对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依赖，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消耗产业的依赖，解除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发展进程的危险格局。建立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进行充分竞争；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并购等资产重组形式，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代替那种“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的低水平过度竞争的格局，利用自己的内需力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因此产业的均衡化和高度化，既表现为国民经济资源不断地流入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同时在不断地淘汰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也表现为产业内部的资源在市场信号驱动下通过竞争选择向效率高的企业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供给结构调整的通俗说法是用加减乘除法：(1)加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其形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从而逐步替代房地产这个事实上的现实中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减法。要逐步淘汰“三高一资”产业，使政府预算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类似泡沫化的房地产业等的“沙滩”上。(3)乘法。要通过提高鼓励创新等措施，提升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度，増加专利和核心技术。(4)除法。通过法制化建设，推进市场竞争环境的相对公平化，使市场主体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对称化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

第三，从空间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东中西经济布局的均衡关系，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治理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如目前沿海三大城市群(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和增长极，面积只占全国3.4%，创造了全国近40.6%的GDP，全国70%左右的货物出注14口，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正处于走向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启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经济集聚状态将会进一步显现，而同时“过密效应”下所显示的大规模的产业扩散效应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在引入了开放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因素后，可以发现并不仅仅是政策的区域歧视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出口导向、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注15差异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二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导致了中国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严重不均衡。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很自然地就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保持相对的均衡。回归地区均衡发展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不仅从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间接的经济效率看，也可以直接起到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应该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步得到有效实注16施的政策。三是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要从加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建设和完善国内价值链，发挥国内价值链中微观治理机制对产业布局和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讨论，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论述。

第四，从动力机制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从低成本驱动的发展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更换发展的引擎系统。过去我们的发展，总体上属于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进入国际竞争，是一种典型的“后发战略”。进入相对均衡发展时期后，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延伸低成本“比较优势”或“雁阵形态”的产业配置和转移格局，但是从本质上看，最终还需要形成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真正彻底地进入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我国广大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的基本条件。这时，科技创新就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上。在制度创新的支持下，突破发展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也在于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由此才能用高经济回报化解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价格再评估的巨大压力。在创新经济发展中，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会由追赶者和赶超者逐步变为并行者，甚至成为领跑者，同时在角色定位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循者、模仿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在市场结构的地位上，将由弱势的追随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位置上，将由从事低端国际代工的“被俘获者”变成为价值链的控制者和“链主”。为此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财富效应刺激科技创新的有效氛围。还要建立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定期垄断的专利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转化机制，等等。

第五，从调节机制结构看，最需要的是重新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均衡关系，建立“强政府+强市场”的调节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弱市场”逐步向“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和政府去挤出市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强势政府”，不是干预经济多、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坚守自己的公共调节职能、坚定不移地控制住自己干预企业经营投资的冲动的政府，是坚守政府理性边界、只扮演适合于自己的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的政府。就政府行为动机来说，比起干预经济，控制住自己不干预是更加困难的行为，是更强势的政府！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如果坚持走“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那么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最重要的机制结构改革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强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二是变“弱市场”为“强市场”；三是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第一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本书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引入了国际贸易的因素，强调了出口导向贸易、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的决定性作用。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同时，我们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认为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从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国内价值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是创新体制机制，塑造“强政府+强市场”的调节机制。根据我国体制变迁的趋势和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区域发展中的具体作用领域做了归类分析。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又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区域协调发展之所以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活动,发生在特定的空间结构中，如果没有在特定空间中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产业体系, 没有形成有利于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专业化分工格局，就不可能奠定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独特的东中西产业梯度体系，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但是也是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主要体现。当今世界，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是通过重组经济地理格局促进注17发展的三大基本手段。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就是遵循这种经济地理的变迁规律和方式，使东中西尤其是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断推进的城市化提高了经济密度；人口、劳动力和企业活动向高密度区的东部地区集聚和迁移,大大缩短了经济距离并降低了交易成本；中国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根据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减少了分割，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走向繁荣的发展中的中国区域经济，由于密度、距离和分割这三大因素的作用，拉开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且迅速极化，在生产、财富增长和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协调发展方面的问题。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应该看到，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虽然导致了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不均衡，但是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是政府的政策所引起的，而是在市场的基础上由市场与政策的双重作用所形成的。但是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这时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很自然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在空间上确保均衡。回归均衡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不仅从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间接的经济效率看，可以直接起到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应该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步得到有效实施的政策。随着2008年后宏观经济进入较低的增长平台，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中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启动了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活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沿海地区的事实说明，波澜壮阔的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它是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的主要力量。十八大之后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新政，将“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也就是说，在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制约下，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机制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调节机制；但是，对市场驱动型增长难以惠及的老少边穷地区，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也是必不可少的。即，利用市场的力量“发挥比较优势”，以及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大扶持力度”，将是我国未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则。这是十八大报告对建立与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的最重要的概括，也是我国制定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本章将从我国区域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描述中，概括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本章的理论创新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引入了国际贸易的因素，强调了出口导向贸易、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和政策选择的依据。一、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仅仅是政策原因导致的吗？

当我们试图去寻找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与长效机制时，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如下本质性问题：引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高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究竟是由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不回答上述基本问题，就无法真正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这一重要的政策目标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更不能据此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

现在有些人把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有意或者无意地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大致上是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指向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偏向沿海地区，财政分权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等原因，所以导致了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它把表面现象作为解释问题的深层原因。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观点，那么就好像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路径与长效机制，就在于与中央优惠政策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小。如果这样，复杂的区域发展协调问题也似乎就变得十分简单：只要中央给中西部地区或其他相对后进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就可以使其经济顺利起飞了。

其实，中央的经济政策只有在顺应经济趋势和规律的前提下，才会对经济系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其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使一时的作用力度较大，也不可能长久。也就是说，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的问题，只能从中国经济系统的内生性方面去找，而不能仅仅用外部强行植入的经济政策来解释。从根本上说，偏向沿海发展的经济政策，也是由沿海自身的发展优势所内生的，否则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例如，自2000年1月国务院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政府也帮助当地投入了巨大的资源，西部发展面貌虽然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由于极化效应的作用，东部发展得相对更快，东中西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全球经济危机出现之前，不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趋势，而是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只是由于最近几年，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成本上升的影响，一部分向投资环境有所改善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这些地区出现了发展加速的势头。但是，这进一步说明了主要是市场机制而不完全是政府在起作用。

区域发展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一个区域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制度创新能力，二是区位优势。在不考虑制度创新能力因素的前提下，区位优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会极大地降低区内企业和其他成员的与交通运输有关的交易成本。一个国家之所以要从战略上首先选择沿海地区进行开放，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的区位条件和它对降低交易成本的效应，可以在早期容易更多地吸收来自国内外的投资尤其是FDI。同时，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宜的生活居住条件等，诱使国内外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和技术的频繁的、双向的流动，这种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往往会促进该地区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助推发展进程。

从新经济地理理论来看，上述这两个因素会产生所谓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即因为对那种依赖交易成本降低的国际贸易来说，区位条件优越能够直接降低运输成本，制度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可以直接降低国内外企业的营运成本和风险，所以贸易就会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冰山成本”最低的沿海地区，或者有巨大市场交易机会的边界地区。而那些远离海岸线的内陆省份，由于“冰山成本”较高而缺少国际贸易的机会，因此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相对低速或者停顿，以及使收入分配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与中央的区域经济政策表面上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更为深刻的内在因素是由区位优势、创新能力决定的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中央区域经济政策首选沿海地区、倾斜沿海地区，实际上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运用。从根本上说，是沿海地区较低的“冰山成本”直接导致了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经济活动在沿海地区大规模集聚，从而使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产生巨大的差距。由此可见，中国地区之间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既与政策因素无关，也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性质无关。只要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那么在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作用之下，一定会导致产业与人口在沿海地区的规模集聚，从而造成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距。

为了说明上述理论，我们不妨以长三角地区南京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历史为例进行说明。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西北部的重要经济节点，其在经济发展的总量与核心指标上，近二十年来与区内领先城市相比较，表现出“总量较小、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经济开放程度较弱”的特征。对长三角中南京经济地位被“边缘化”、出现“塌陷”现象的原因，理论界的解释不外乎有两点：一是“阴影论”，即南京与上海的距离太近，在与上海的竞争中受上海发展的覆盖；二是“结构论”，即南京周边城市都比较弱，不像上海和杭州那样，周边都是发达城市。前一解释把自身落后的原因归结于强者，后一解释则把原因归结为弱者，都没有从经济运行自身的规律和发生作用的条件去寻找原因。

其实，南京发展滞后的真正原因，与它没有把握江苏发展的两次重要机遇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一次是1984年左右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后迅猛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在这两次机遇中，南京作为省会城市虽然在政治上天然是受益者，但是由于发展竞争客观上偏向于临近上海的苏锡常，因此南京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尤其是苏锡常之间增长的差距不断扩大。

第一次机遇是基于制度的竞争。苏锡常是活力四射的乡镇经济，南京都市圈则是衰退的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为什么在苏锡常出现，而没有逻辑地出现在南京都市圈？这既与苏锡常的历史文化有关，也与它们靠近上海、接收上海的辐射有关。这个差异决定了后来发展基础的不同。苏锡常地区的集体经济后来顺利地改制为民营企业，既抓住了1997年后民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又为上市融资和吸收外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二次机遇是基于技术的竞争(主要是指距离、运输技术和成本)。苏锡常是外向型经济，而南京都市圈则偏内向型经济。如上文所述，苏锡常经济高速成长的原因，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地理效应，而南京都市圈在这一轮竞争中，因地理位置相对远离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经济距离缺乏大幅度吸纳FDI的成本优势，所以没有明显分享到这一效应，其在长三角中的位置逐步陷入“塌陷”。

第三次发展机遇是基于创新经济的竞争。创新经济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这一场新的区域竞争中，很可能扭转南京在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颓势，重新崛起“宁镇扬”经济增长极，并与苏锡常一起，成为支持整个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中的“哑铃型结构”。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能力，从根本上说更多地取决于依托内需的创新体系，因而科教资源丰富、区域创新体系相对健全的南京都市圈，就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区域经济竞争中拔得头筹。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第三阶段的创新经济为什么要基于内需市场而发展？自主创新为什么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而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则没有前途？这是因为，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做的是别人早已研发好、设计好的外包订单，自己只能成为别人的零部件供应商，被别人纳入其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做加工贸易。因此苏锡常经济的特征和指向必须转型升级，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自主创新模式，否则将有可能在“十二五”时期之后出现衰退。二、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对区域发展有何影响？

在地区经济差异协调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分析视角，它与上述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全球价值链(GVC)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增长和发展的影响问题。在上一轮经济发展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产业集群，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制造平台或国际制造基地，使该地区首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角度看，中国接受的是它们主动发出的制造业的国际外包订单，属于GVC的低端环节。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以全球性城市为节点，其总部或总部分支机构往往配置在沿海大城市，主要是为了利用其生产性服务业发达、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它们把其制造过程和工厂设置在沿海基础设施发达的其他省份，如江浙、广东等，一是为了更方便地使总部高级的生产性服务机构和人员能够“面对面”地服务于它们的制造企业，二是为了在节省制造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享受到邻近大城市的外部经济。

GVC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东部地区国际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加速了这些地区“世界工厂”、国际制造基地的形成。外向化程度高的产业在这些地区的高度集聚，不仅使这些产业享受到了来自GVC高端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溢出，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水平，客观上也加大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我国东部地区定位于GVC中的低端环节，限制了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能力的发挥，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使我国中西部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在本地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机会，只有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从而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只能得到低级要素的报酬，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自身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的选择。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附加值低的外资代工企业，对当地的生产成本尤其敏感。一旦当地的生产成本上升，它们更可能的选择，并不是留在当地进行产业升级，而是进行产业转移。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就会外移而不是内迁。这样又使中西部地区缺少发展机遇。

第二，以国际代工和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一般都是处于产业链下游，低附加值，不掌握核心技术等，进多出多，产品往往是给他人所用。加工贸易行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设备进口也很多。出的更多的还是人力，使用别人的设备、别人的技术，给别人做产品。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消费者的苛刻要求，以及外国政府对产品质量和环境的严格规制要求，在国内设备与国外设备具有较大技术落差的前提下，往往需要动态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生产和出口。这种发展格局，不仅使研发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国在设备引进方面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的、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对中西部地区的机器设备需求，转向对国外的需求，这就打乱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产业布局和分工，使中国原本配置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装备工业在技术落后的同时，又失去了据以进行产业升级的市场份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国内部发展差异的不断扩大而且长期难以收敛，跟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全有较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得地区间的要素报酬趋同，从而缩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因城市化程度差异和制度创新不足等原因(如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等)，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分割。我国的生产向东部地区集中的同时，人口却由于要素市场的分割而没有逻辑地相应向东部集中，而是滞留在原地、闲置在当地。这种生产和人口分布的失衡，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以想象的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流出的中西部地区人员，其人均收入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更大。

这就提出了重视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来实现注18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建立我国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完成注19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对策之一。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价值链以本土企业为主，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同时，国内价值链包含着高附加值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这些利润就为继续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

其次，建立国内价值链后，中国不仅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而且也可以通过把订单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此时，产业转移就成为中国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行为。

最后，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弥补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同时链条的延伸和完整，带来了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可以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地理区位、市场化和全球化是解读中国东部经济和中西部经济的主要视角。未来在把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基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内价值链”这个重要的范畴将在协调区域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长三角为例，不难发现，长三角初步形成了国内价值链，价值链上的“链主”即高端的生产性服务功能主要由上海提供，而价值链上的江浙，则作为主要的国际制造基地接收现代生产性服务的投入。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的形成，既与上海作为全球性城市的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有关，也与江浙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制造业基础、建设优良的基础设施、注重科技教育的传统和优秀劳动力素质、相对规范的政府运作能力等因素有关。长三角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领头羊。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格局中，缺少的就是像长三角这种具有国内价值链特征的协调发展机制。如果中国能够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多塑造几个像长三角这种国内价值链机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呢？三、“强政府+强市场”：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政府和市场以及它们相互间的结合方式，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弱市场”逐步向“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地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和注20用政府去挤出市场。

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意味着现阶段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新一轮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追赶战略，必须坚持走“强政府+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这一选择所涉及的最重要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三个方面：一是要对“强政府”的功能重新定位；二是要变“弱市场”为“强市场”；三是要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以这种思路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需要在上文揭示区域发展差异原因的基础上，主动去做那些有可能做好的事情，主要在于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对影响区域区位条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超前投资，具体可以采取以国家为主导带动社会主体多元化投资的体制。通过对原本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自然就改善了这些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改善了企业经营的外部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这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最根本的路径和机制。

二是通过简政放权，给地方一定的制度创新空间。在不与中央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大的、因地制宜的立法权，鼓励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域情大胆进行制度创新，降低企业营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是塑造利益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通过其竞争和竞赛给经济体系注入发展活力。如果地方具有制度创新的空间，必将进一步搞活中国经济。

三是要破除一切不利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管制和税制，特别是要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和不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鼓励劳动力在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由此来促进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趋于收敛。这一条是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也是今后贯彻落实中的主要困难之一，因为取消这一起源于二元结构下工业化偏向于城市发展的基本策略的户籍制度，会触及深层的利益矛盾。户籍制度在我国的强化，表现在它与特定城市居民的特定福利紧密挂钩，甚至入学、复员转业、交通事故赔偿都与户籍有关，故各地居民基本福利的均等化，是取消它的前提。因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此事不仅要求地方投入，而且需要中央政府承担区际基本福利均等化责任。

四是东部地区要在中央产业升级政策的鼓励下，把努力攀升GVC的高端环节作为结构调整的主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原本在GVC中属于相对低端的环节，按照梯度产业转移的规律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为此要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设计针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制，彻底淡化单一的GDP目标和税收目标。否则，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就会运用各种扭曲价格信号的方式阻挠本地产业移出。

五是中国东部地区要利用扩大内需的战略机遇，把自己在GVC中进行国际代工而学习到的经验，逐步运用到建立国内价值链(或国家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的过程中。通过“留下公司，转移工厂”的国内价值链转移产业方式，实现产业在地区间的梯度转移。另外，加工贸易型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是要努力与国内的零售企业合作，奋力开拓内需市场。中国很多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的优质商品都是国外抢手货，但奇怪的是在国内却打不开销路。主要是这些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零售商之间存在很多对接障碍：如在品种批量和配送方式上，零售企业要的是多品种小批量，加工贸易企业做的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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