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刘易斯·托马斯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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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聆乐夜思(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试读：
难忘的火灾
对负有规划未来战争之责的军方人士来说，最艰难的任务，想必是全面周到而与时俱进地判断，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对方会怎么做。为审慎起见，就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首先要包括那“最坏的情况”。20世纪战争的记录已经证明，最终发生的往往就是那最坏的情况，而那种情况通常是事先没有谋划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英国人并没有想到他们要丧失整整一代最优秀的青年；欧洲人也没有算计到，德国社会的解体会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交战各方都在磨刀霍霍时，没有人预料到，德累斯顿和考文垂最终会被挑出来作为攻击目标。在越南，美国人开出的可能结果列表上，哪儿也找不到终于落败的结局。后来在柬埔寨，在老挝，美国的方案上也没考虑过失败。
今天，我们生活于一个拥挤的世界，人口密集，通信方便，整个地球表面上所有人都在密切交流。从适当的远处看，整个地球就像是一个社会、一个社区，那是一个高度社会性的物种在挨挨挤挤着，试图寻找有什么途径能达到成功地相互依赖。到这一阶段，我们显然需要动手构建某种世界文明了。现在，我们所有人要面临的最终的最坏情况，就是我们物种的自我毁灭。
对于这个星球，即使真的这样，也算不得新鲜事儿。化石记录中充满着各种生物的悲惨故事，当它们如日中天时，看上去真是令人咋舌的成功，尔后，却随着一场接一场灾变灰飞烟灭。三叶虫是优雅好看的甲壳动物，曾经到处都是，可现在只有化石，没有活的。恐龙出现过，称霸过，后来一下子说灭绝就灭绝了。
瘟疫、陨星碰撞、火山、大气层随二氧化碳的浓度而发生变化、地震、地球表面温度剧热剧冷等，都曾在此时或彼时列入部分生物圈的最坏情况表。但是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这样聪明、这样足智多谋的物种，都不大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些艰难时世，不管有多艰难，都不能把我们从地球表面抹去；我们是些皮实的、容易恢复的动物，善于应对艰难时世。假如我们玩儿完，那就是被自己，通过热核战争给玩儿完。这件事是会发生的，因为军方那些做计划的人，以及密切注意他们的那些政府，正在猜想那最坏的情况，而且在猜错。
眼下实际上只有两大集团，苏联人和我们，但不久就会有其他人，他们已经在排队等候了。
两下里都在猜测，或早或晚，对方总会首先开火。为防止这事发生，每一方都拼了命要获得一种武器技术，这一技术要能达到两种目标：第一，防止对方首先开火，方法是拥有足够的火箭，以便在对方第一次打击齐发之前就摧毁它（当然，这意味着自己的第一次打击）；第二，作为备份保险，要拥有足够强有力的后备反击力量，足以给对方的人民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在今天的城市化世界，这意味着城市被摧毁。1980年8月，卡特政府发布名为“59号总统令”的国策修正案，文件规定，在一场“持久、有限的核战争”中，敌方的指挥、控制网络和军事基地会成为主要打击目标。即便如此，一些城市和城镇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然后无疑是更多，甚至可能是所有城镇。“不可接受的”这个术语带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说热核炸弹造成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有限地使用这种武器已不再属于最坏的情况。战略武器旨在整个地毁灭敌人——陆军、海军、城市等一切。而战术核武器另当别论。它们小些，规矩些，能够端掉有防御工事的据点，有选择地、轻巧地拿掉坦克师什么的。这样说的话，战略武器对自己国家造成的损害也许是不可接受的，而战术武器则提不起这号问题。
这就来了。最坏的情况是铺天盖地的火箭自天际而来，对准了城市。还有一种仅仅算作较坏的情况，则可能是忽视了战术武器的长处，那种武器较小，外科手术般准确，在常规战场上形势对己方不利时需要使用。好像是这样。
也许事情正好相反。所有方案中最坏的情况，或许正是微型热核炸弹的战术使用，尽管比起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所带的那些大家伙，它们不过是“噗”的一下而已。
说起“噗”的一下，有必要回头想想广岛和长崎。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1945年8月6日和9日从我们的B29轰炸机扔下的那两颗炸弹，比起我们今天手头现有的家伙来，不过是原始的先驱，还算比较没劲的装置，甚至是相当精巧的技术古董，好比是丝纱罗灯1。跟我们现有的相比，它们确也不过是“噗”的一下罢了。如果我们和苏联人真的把所有的核武一下子使出来，几分钟内，我们可以造成的破坏，比很久以前那两个8月的早晨所造成的伤害要厉害一百万倍呐。
你怎么去想象这个一百万倍？你必须首先较为细节地、确切地知道，广岛和长崎的破坏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努力想象，把它扩大一百万倍。如果你想象不出，那就罢了。今天的一颗顶好的氢弹，至少产生一千倍于广岛或长崎那号炸弹造成的冲击波、热量和辐射。十二英里（1英里=1.609千米）直径内，没有东西会活下来，不管怎样防护或“加固”防护。以波士顿作例子，你就会确切地猜想到，现在的炸弹能做什么，比如明天早上。
有件事是肯定的：这样一颗炸弹不会留下任何人参加什么委员会，去制作一本速写与油画集，像几年前出版的《难忘的火灾》那样。那本画册包含了一些人的记忆，他们是当时广岛的居民，多数人在震源——市中心的相生桥——两英里许半径之内。他们没死，三十年后画了这些画。若是一颗今天的炸弹，那些人全都会在爆炸后若干分之一秒内蒸发掉，靡有孑遗。他们记得最生动，画得最令人伤心断肠的，是他们周围的死人，坍塌的建筑，最不堪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胳膊上、躯干上挂下来的一条条黑色的皮肤。他们记得那绝然的无助，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以及垂死者身边那些伤者的孤独。读着他们的描述，忍着眼泪看那些画，人们确凿地感觉到，任何社会，不管组织得多么复杂，都无法应对那一事件。不管设置了多少医生和医院，事先准备了多少医疗技术前来救助，比如来到今天的波士顿或巴尔的摩，火球升天那一刻，所有这些帮助都将在新太阳的光辉里消失殆尽。至于那核辐射，一个近乎致命的辐射病例，偶尔还可以在今天有全套手段的高专特救护室里获救，牵涉没完没了的输血，没完没了的骨髓移植。但你如何一下子应付一千个这样的病例，或者十万个？且不说还有更多常规伤残、常规烧伤的人们，那更要多达数百万人。
面对热核武器战争带来的那些不可避免的事件，“灾难”和“大灾难”这样的用词儿让人觉着轻浮。“破坏”一词简直就不着边际。语言里就没有词儿来形容它。单个的人可能活下来，但“活下来”这个词本身就不对。然而，照政府里身居高位的那些人的思维逻辑，他们自信能钻到地下防空洞找个地儿藏起来（十有八九他们能），完事再从地下冒出来，还由他们接下来掌管社会（这就不能了，因为社会已经死了），或者，更荒唐些，那些大公司的执行官员，他们先就在山里设立了地下总部，出来之后精神已然错乱，还想着要重新安排电话线路，或者照管自己的石油业——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思维可言。《广岛和长崎：核轰炸之物理的、医学的和社会的后果》一书厚达七百页，平实地描述了1945年8月发生的一切，包含数张照片和大量图表，图示着文字里的巨量细节。偶尔能在寥寥几段不动感情、力求真实的文字里找到几个句子，表露出至今留存在日本人心头对于这种武器和美国动用这种武器的深深的反感和嫌恶。有条简短的注解，说是1945年之夏，大多数日本城市遭到了广泛的轰炸，广岛却被留了下来。人们满心欢喜地相信了一个传言，以为美国人不炸广岛是出于尊敬，因为这个城市是有名的佛教中心。后来，原子弹轰炸之后不久，人们就意识到，之前这个城市被保留下来，没遭到常规武器的破坏，原来为的是确切地测度新型炸弹的威力。有简单的回忆说，一个月后来到现场的第一批美国记者，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物理破坏的程度，以及那一装置的巨大威力所留下的迹象。有进一步的注解说，联合占领当局不让发布任何关于人员伤亡的消息，特别是关于辐射疾病的消息。“1945年9月6日，占领军总部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受原子炸弹之害、濒于死亡的人，应听其死亡。官方的态度是……受辐射伤害的人不值得救护。”于今，当然啦，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跟咱们国家订有和平条约，但人民还记得。那一绵绵不绝的悲惨记忆在内心深处流淌，其深度远非芸芸美国人所能想见。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尚有三十七万，这些人身体和心理上所受伤害的长久见证，巨细无遗地记录在《广岛与长崎》一书中。除了他们，全体日本人民也都惊吓于另一个国族怎么能对那一惨剧至今如此麻木不仁。
再回到那各种情况，最坏的情况。今天，当美国和苏联把所有能挪出来的美元和卢布全数投资于更新更强的军备，拥有的火箭足以在两国所有住人的地方造成人工的太阳，还有法国，英国，印度，中国，南非，可能还有以色列，谁知道另有什么国家也在要么囤积自己的炸弹、要么准备建造这样的炸弹，当此之时，请猜猜看，你认为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最坏的可能会是什么？可能发生的错误中，最坏的是什么？
一个很坏的错误，尽管可能算不上最坏的错误，将会是一种技术并发症。这种情况公众还没大谈论过，但对于所有军事科学家却已经像一架弥天大网，随时都会落到他们头上。这情形现在还只是理论上的，未经检验，恐怕也无法检验，但实在是非常可怕。想法是这样的：一个相当规格的核炸弹，比如千万吨级当量的，在某国非常高的高空，比如二百五十英里上空爆炸，或者一组数个这样的炸弹在某大洲上空爆炸，就会在其下的大气层中引发如此巨大的电磁能，以至于地球上所有的电子装置全部失灵，或彻底摧毁——所有计算机，收音机，电话，电视，所有电网，所有通信设施，全部瘫痪，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莫斯科或华盛顿所有该按的电钮，假如任一国处于辐射覆盖之下的话，也都失灵。发射井打不开，发射不出火箭。当此之时，受累一国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那么，另一方的继发火箭就能够把他们的目标火箭一个个拿掉，像从树上摘果子一样容易。只有游弋于远方海下的潜艇部队尚能还击，而它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发火信号，就是国内信号全失。这时，侵略者自己的城市就会命悬于单舰作战的指挥员手指尖上，跟世界其他部分脱离了接触，被迫读取沉寂的意义。
倘此说成立，它将为游戏引入一条新的逻辑。金属屏蔽可被用来保护部分的军事通信线，而有些线路也已经在更换为光缆。核工厂可以作部分屏蔽，大约也足以使它们免于整体融化掉。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敢说能防得住这一新的怪异威胁。
任何第一次打击，都会牵涉这一先发制人的技术操作，而且都有风险：大洋里什么地方会有反击，或者陆基火箭中尚存的智能会进行反击，但永远有一个诱人的前景：敌国像汽车前灯下的野兔一样瘫伏不动。不管怎么猜，猜错的结果都将是灾难。我想，双方军事学院的教师们早就在脑子里和电脑里把这桩事过了一遍又一遍，寻找着新的原则了。
但总而言之，瞻念前途，我看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各方政府易于悬想，任何敌方政府中，掌握战争政策的人们未必都算得上真正的人。我们一直就在这样推测苏联人，毫无疑问他们也正是这样推测我们。当然我们了解自己，盲目地相信自己：我们当中，谁能想到自己会为任何理由发射出集束火箭，给另一国家造成百万倍于广岛的破坏？我们都会断言（我发誓恐怕并非人人敢于断言），说谁也不会。可是我们认为，那边会有人并不跟我们一样想。
有可能，就在当下此刻，通往终点的道路已经铺好，办法是使用那些战术的“舞台”式小炸弹，尽可能做得小做得准确。如果对方的坦克占了我方的上风，而我们就要输掉一次行动，就叫他们吃一枚！一旦他们回敬一枚较大些的，就叫他们再吃一枚更大的。打退他们，我们会说，叫他们吃个够。往来几个回合，洲际弹道导弹就会腾空，整个人类就会给大卸八块。
我希望上述两书能被广泛翻译，然后摆到各国政府最高层官员那些若有所思、工于算计、没有表情的眼皮底下。或许，那会让他们比从前更加用力地考虑未来，考虑他们个人的前程，想一想一个回合的核炸弹后还能不能留下现今执政的任何政府，或者留下现今指挥任何事情的任何军官。
或许，军方人士应该坐到一起，以中间的立场，不考虑那些政客和外交家，也许再由各自的首席医疗官员和医院行政官员陪同，一起谈谈这档子事。他们肯定会是奇怪而稀见的一伙，在某种意义上不食人间烟火，但他们了解彼此，或至少能够学着了解彼此。经过数天的讨论，不动感情地，冷冰冰地，但是尚未闹翻，“同行是兄弟”的古意犹存，他们就可能得出结论：世界正跑在一条错误的轨道上，人类不能用这种武器打架而依旧为人；由于军火行业的存续离不开有组织的社会，那就到了该住手的时候了。那些将军们自己应该足够明白，是该下令冻结核军备的研发，然后逐步地，有序地，小心翼翼地裁减这种军备了。要么，他们也可以学学制造长矛，尽管他们活着用那玩意儿的机会也很稀少，不会比我们局外人多很多。
与此同时，战备在继续，梦一般的仪式在预演，要以整个地球为燔祭的祭坛，把惨剧的人牲奉献与一个想象中的斜睨之神。广岛衣冠墓的墓碑上，刻着这些字样：保持和平，因为错误不能重犯。碑文自有它的生命。一开始只是当地人的祈祷和许诺，后来改变意义，成了一句警告，现在，它又变成了一句威胁。
眼角
有些东西，人只能从眼角看见。最妙的例子，小孩子都知道的，就是那些隐约可见的小星星。这样一颗小星星，当你直视它时，它隐去了；而当你移开眼睛，凝视近处的夜空时，它重又出现。如果你挑出彼此相邻的两颗这样的小星星，聚焦于其中一颗，它消失了，而同时你就从眼角看到另一颗。你可以让你的眼睛来来回回，关闭处在你视网膜中心的一颗而打开另一颗。这一现象有个生理学的解释：在我们视网膜的周边，更多一些视杆，那是用来感知光线的细胞；而在视网膜的中心，则更多一些视锥，那些细胞是用来感知色彩的。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音乐里。巴赫的赋格曲里，有些音符串你并不是真能听见的，除非同时响起了其他音符，主导了那片地方。有些旋律，只能从大脑的角上听到。音乐的真谛端在于此。
有一时，我曾经犯愁，担心计算机会不会如此强大，如此精致，至于能取代人的大脑。人工智能这个想法曾把我吓得半死。一台足够大的机器，已经能做各种各样超出我们能力的智力活儿：多少分之一秒内算出靠人脑需用好多年才能算出的数学答案，凭记忆绘出精确的图画，甚至能制造出一串串声响，让你不得不承认那像是音乐。计算机能翻译整本教科书，自己撰写博士论文，甚至能朗读印刷的页面，发出非人的机器语声。它们会彼此交流，在全球的网络上自己举行咨询会和委员会。
当然，计算机会犯错误，小错不断，让人心烦。但这些错误几乎总会得到纠正。在这方面，它们根本是非人的，而正是这点，让人想一想会松口气：计算机不会接管世界，它们取代不了我们，就因为按设计它们不像我们这样，生来就有模糊性。
试想想，一台计算机要按照程序制造语言时所面临的困境吧。咱不说黑长尾猴之间那种好玩的声音交流，也不说聪明透顶的黑猩猩天才们所作的符号交流，咱只考虑真正的人话。语法倒不是过于困难，由原形词，也就是那种最初的，纯粹的，用来指称实物的不带歧义的词来构造某种词汇，应该也不成问题。可是，要它们犯人类在用词时所犯的那种必要的错误，像我们这样，在建造语言时本能地，直觉地犯一些错误，改变词义，让它们意指大为不同的事情，处心积虑地构造出花样百出的歧义，那就不可能了，而没有这个，话就永远成不了人话。
如果你想一窥人的大脑有什么特殊性质，致使机器望尘莫及，那就看看语言的记录。比如，看一看我们日常所用的隐喻，正是这些隐喻讲述着我们是谁，我们住在哪儿，我们来自何方。
不妨就从地（theearth）这地儿开始。Earth一词从前指的是我们行走其上的地面，我们种庄稼、挖蛤蜊的泥土，还有地球本身；我们也用它指称全人类，比如我们说，整个大地为一个孩子的美丽而欢呼。
我们语言中表示earth的最早的词，是那个印欧词根dhthem，看看我们对它做了什么。我们通过增加后缀，把它变成拉丁语里的humus（土，地）；今天，我们称那种把肥沃土壤连拢在一起的复杂多聚物为humicacid（腐殖酸）；不知怎么，同一个词根还成了humility（谦卑）。换一个后缀，那个词成了hu-man（人）。是土地变成了人，还是人来自土地？有一种解释，可能包含在一个可爱的同源词里边，它就是humble（地位低下）。接着，humane（仁慈的，人道的）一词被建造起来，把大地和我们自己都延伸了。在古希伯来语里，有个词adamha意指土地，而指人的词则是adam（初人亚当即是这个词）。怎样的计算机会如此自己运行，这样子摆弄来摆弄去？
我们也从另一方向达到这一定义自己的系统。指人的最初词根是wiros；后来一路抬举我们，演变出virile（男子气的）和virtue（德行），这够让我们虚荣的。可是，它也演化出日耳曼语里的weraldh，意为人生，并由此演变成我们英语里的world（世界）。
在这种追根溯源中，我们领略到一种深藏的蕴意。人的世界乃来自这个星球，跟泥土的生命共祖同源，和所有其他生命一起谦卑地生活着。我想不出如何给电脑设计程序，让它想出这样的想法。反正20世纪的电脑是做不来这样的事。
时髦的说法是，世界起源于“大爆炸”。我们老是这样，用一些错误的字眼描述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起源，而避免用另一个词儿，怕它让这个世纪难堪。当然不会有任何爆炸，因那时还没有空气去传导那声波，况且也没有耳朵听见。那是别的什么，发生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绝然无声的寂静里。它就是“大光”2。
从前我们还说那是什么混沌（chaos）。但是，那时候的世界，还不是我们今天会用混沌一词指称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用这个词，指的是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乒乓乱撞。希腊语里的chaos可不是这个意思。人家的意思就是虚空3。
到了我们语言里，我们拿过它来，从chaos，变成了cosmos，意思不过是秩序，齐整。我们惊异于这秩序，而我们的宇宙学者和物理学者们不肯罢休，还在继续寻找这份秩序之令人震惊的新方面。我们过去从整个这回事做成了一个词universe（宇宙），字面意思是把所有万事万物笼统为一。我们惯于说，它是个miracle（奇迹），至今还纵容自己说宇宙之妙不可思议（marvel），而把这两个词，miracle和marvel的原本意思保留在潜意识里。它们的古老词根是smei，指的是一笑。见所未见，是给人这东西大欢喜的，而知所未知，就更让人欢喜无限，而最最让人欢喜的，乃是思所未思。最晚近的惊奇是土星的光环。我的所有物理学家朋友们都为这一现象神魂颠倒，惊异于对于行星动力学的小小违反，震惊于那些莫知其所以然的、像乱刻乱画一样穿插于道道光环中的带子和轮辐。让物理学家们看到新的、无从索解的东西，是件好事。那意味着，自然界的规律又一次需要再加一条新注脚。
最大的惊奇，乃在于我们自己本地近郊风光的太阳系。还不是火星；火星自有令人惊异之处，但还不够令人瞠目结舌。没找到生命的征象，是不免让人失望；从火星登陆舱传回的照片，确也有点让人悲哀：可怜那长着长腿的装置，茕茕孑立，举目无亲，用它的多节手臂到处刺探，捡了一块又一块标本，一块一块都是不毛的火星土块，想从中寻找生命的闪现可是啥也没有。茫茫火星上，唯有的生命迹象就是那登陆舱，那只是人的思想从地球到火星的延伸，绝对是孤独的。
土星也不是多大的惊奇；木星不是，金星不是，水星也不是。瞅瞅其他的几颗，也都未足为奇。
让人绝倒的惊奇，我们迄今所知的整个宇宙间最怪异的结构，所有科学之谜中最伟大的宇宙科学之谜，抗拒着我们所有的理解努力的，是地球。我们刚刚开始品味到它有多么奇异、多么了不起、多么让人惊讶得屏声敛气。它是太阳周围漂浮着的最可爱的物体，包裹在自己吹出的蓝色气泡里，制造和呼吸着自己的氧气，从大气中把自己的氮固定在自己的土壤里，在雨林表面形成自己的气候，用自己的活的成分构撰起自己的背甲：白垩石崖，珊瑚礁，早期生命形式的古老化石，现在又是一层层新生挨挨挤挤长满球体，特洛伊上面摞着特洛伊。
从适当的远处，从外星来客的眼角看，它必定像是一单个活物，附着在圆圆的、暖暖的石球上，在阳光里打转。
让科学管事儿
300年来，我们做科学，试科学，用科学，用它来构建所谓的现代文明。当代技术每一奢侈的项目，从运河船闸，到拨号电话，到盘尼西林，到火星登陆舱，无不是通过分析由某一系列科学试验提供的数据凑合而成。同时，我们最担心会对文明构成威胁的那些技术，也是这样凑合成的。成堆储存的炸弹有放射性，出毛病的发电厂有核泄漏，酸雨，杀虫剂，土壤贫瘠，臭氧层耗竭，外大气层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三百年的时间，足以检验一条达到人类相依而存的新途径，足以让我们沉下心来对科学的方法来一番苛刻的评估，甚至足以让我们投票表决是否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件事好有一争。一开始就有抗议的声音发出来；19世纪在工业革命早期还曾提高了嗓门儿，发生了暴力抗议；时到如今，就核能问题，随便哪天都能把着急的人群召集到街头。有些声音说，把科学还回去，它并不真的管事儿，我们试过，它并不管事儿；倒退三百年；弄点别的，弄点对人类更有把握的。
当然，科学家们不同意。部分是出于职业的偏见，但也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方式看待过去五十年里科学的发展历程。总起来说，这个世纪的主要发现，是窥见了我们对于大自然之无知的深度。过去的一些似乎清楚合理的事情，一些绝对肯定的事情，比如牛顿力学，从我们指头缝间溜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套新的巨大谜团，整个宇宙变得不确定和意义模糊；有些物理学定律隔几年就修正一次，有些定律干脆取消了，还有一些经历了有立法含义的修正版本，好像它们是国会法案。
在生物学，那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发昏。仅仅三十年前，当DNA分子的迷人几何形态披露在大众面前，遗传基因的线性语言初被解码的时候，我们还称之为生物学革命。一时间，事情似乎变得简单而明白。细胞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机器，是一个机械装置，随时可以拆开、重装，像只小小的手表。而就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忽又变得不可思议的复杂，里面满是怪怪奇奇的部件，其功能非今天的想象所能理解。DNA本身也已不再是录在带上的一套直白的指令。基因之间，夹有一些长条，看上去是些废话，是组装蛋白质时剪辑掉的，然而对于组装的过程却依然至关重要；有些基因叫作跳跃基因，从一段DNA移动到另一段DNA，重新安排信息，霎时间达成某种程度的花样异变，过去我们还曾以为那种异变需要千万年的长久演进。细胞膜不再是简单的细胞外皮；它原是流动的马赛克，是一大片至关重要的荡漾着的信号之海，自身就是一个器官。细胞彼此交流，像窠上的蜜蜂一样交换着信息，协调着彼此。基因由一些性质神秘的外界分子打开、关上；基因内里某处有些开关，打开或关上时，就能把任何正常细胞转变成癌细胞，有时也能再转回来。
不只是要做更多，而是什么都要做。生物科学，身后浪迹里跌跌撞撞拖着医学，上路了，但仅仅是上路了。前方所有的，如继续做那些基础研究的话，前方可能有的，将远远不止是征服人类疾病，或推广农业技术，或在大海里养殖营养品。随着我们更多地理解一般有生之物的基本过程，我们将更加了解自己，或许包括我们的大脑——这个星球上任何神经构造也无法与之比拟——是如何达到了地球本身的意识的。说我们通过如此努力就能变得明智，或许未免奢望，但我们至少可以获得某种水平的信息，在这个水平之上，一种新的智慧可以立基。眼下我们还是一个无知的物种，慌乱于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所为何来这些哑谜。要押宝让科学继续，可真是一场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城里唯一的游戏。
从仪器里近观火星的死土，近观土星的怪异光环，近观土星、木星、金星和其他星球那奇怪的表面，那真是不似人间，人类对于太阳系探索的前途于此可见一斑。但从理论上讲，没有理由说，人类就不能亲身前往那些地方，甚至更远，到星河旅行。
解决能源问题要靠科学，舍此更无他途。当然，太阳在那儿，随时供我们采取，但我们不能安坐在政治会厅走廊的沙发里，一味猜想和企盼；那需要长年甚至多年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可能性需要我们加深探索。核裂变能源，尽管有当前的诸多短处，包括往哪里放置垃圾，究竟可以通过做好研究来使之更安全可靠；而氢聚变，从大洋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裂变核能安全得多，正在前方等待我们去探索。一旦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单细胞微生物的可变基因，我们或许就能学会制取大量的氢气、乙醇或甲烷。如果继续大量烧煤，我们将需要一些研究模式，用来预测我们究竟可以向这个星球的大气里面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以免冒险去融化南极冰架，淹没我们的海滨。我们将需要科学来保护自己免受自己之害。
如今，表达对于计算机的恐惧，已经成为时髦了。人们害怕这种机器会代替我们思想，怕它们思想起来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好，怕它们自我构建，自我复制，接管并最终取代我们，等等。我承认我也有过自己的恐惧，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怕它们，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它们。或许不但我，任何人，包括计算机专家自己，也都还没有足够了解它们。让我宽慰的是，关于那像是巨大的神经节一般满地球纵横交错连在一起的计算机网络，我确定地知道一点，这就是，它们的小小芯片里装满的点点信息，都是人类头脑给装进去的；也许它们也能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但这种思考至多不过是人类思维的远房表兄，而唯因其新，才有着潜在的巨大用处。“地球科学”这个相对较新的名词本身就是一种鼓舞。知道我们自己亲爱的星球，已成为大批专业研究者为之神魂颠倒的研究课题，拿地球当一个活细胞一样研究着，也像一个细胞一样可望发现它运作的细节，着实令人欣慰。一个个人造卫星日夜不停地仔细观察着它，记录着它的云块的形变规律，它的表面所有部分的温度，它的森林、作物、水道、城市和不毛之地的分布和状况。地震学家和地质学家探测着在地表下深处这种或那种东西——或许是甲烷吧——推动下板块的移动，思索着纷至沓来的关于大陆不断漂移的证据，日愈精密地计算着揭示地震机制的数据，一次又一次惊异于自己的发现。他们所用的仪器越来越像CT扫描一般精确可靠。地球仍有着深深的秘密，但它们在那儿，等着我们去钻探。
天文学家久已成了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久已成了天文学家；而两者久已又成了我们过去所谓的化学家，远而检查着亿万光年之外云团里的氨或甲醛的水平，近而测量着冥王星大气里甲烷的浓度，东一头西一头地撞，撞入一些悖论里。当代物理学专靠着悖论过活。尼尔斯·玻尔就曾说道，伟大的真理者，它的反论同样是伟大的真理。我们的太阳并没有放射出理论上那么多的中微子；哪里出了点错儿；不是太阳出了错，是我们的知识出了错。有射电天文仪器去监听宇宙创生的残留声音，天文学家给吓愣了，难得听见自己的思想。
社会科学家比起上述两者就更其落后，然而假如一旦他们终于沉下心来面对正确的问题，他们就可能做成最要紧的科学事业。我们对待彼此的行为，乃是最奇怪、最不可测的东西，在我们不得不生存其中的纷纭现象中，唯它才几乎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在整个自然界中，对于人类的最大威胁，乃是人类自己。为解开这一最让人头痛的谜，我们需要最聪明、最灵活、最年轻的头脑，他们能够梦想出从未想出过的主意，能够驰骋想象于巨大的深度，我敢希望，他们因有巨大的计算机而倍加灵巧，而对于长长的问题单和庞大的数字却存有疑问。
在这个国家，基础科学一直没有成为国家行为。这一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改观，那时候，一些有影响、有远见的政府顾问指出，不管战争需要什么技术，都要在基础研究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才能获得。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白宫创立了一个官方机构，宗旨很明确，是为了向总统提供科学建言。那个机构叫作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主席是新设的政府官位，名为科学顾问。全国健康研究院，是战前就存在的，本来是一组较小的研究室，做着癌症和传染病方面的研究。战后时期却迅速扩张，涵盖了生物医学所有学科。专门组织了国家科研基金，以资助基础科学。每一个联邦部门和机构，也都组织了自己的研究力量，各自负有与该部门相关的使命。规模最大的计划，是国防、农业、太空和核能等部门组织的。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基础研究是由各大学承担的，于是，大学日愈依赖于联邦政府的资助。甚至这些大学的存续，也系于联邦政府了，以至于引发整个学术界的警报。做现代科学研究的费用日益增加，特别是今天的精密复杂仪器日趋昂贵，再加上联邦政府一个劲地削减各方面的开支，这就让大学陷于深深的麻烦。与此同时，慈善基金，战前曾经是大学里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现在已显得杯水车薪，贡献甚微了。
除了联邦政府的国家研究所和学术机构，这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尚有第三脉资源，那就是企业。直到最近，企业的科研还在相对孤立地进行着，跟其他两脉并无联系。这一点已有改变的迹象，让人对前景颇为鼓舞。一些对高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负有责任的公司，已经跟几个研究型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已在物理学和化学长线研究方面投入巨资。好几家制药公司也已跟医学院和私家研究机构联合，投资于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
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伙伴关系。这个国家的未来很可能有赖于我们是否能与私营方面建立一种新的联合研发体系。尽管目前已有一些前景看好的合资研究机构正在运行，但为数还嫌少些；在企业这一块，还是倾向于注重应用研究与开发，而拒绝考虑基础科学。在学术机构这一块，则避免涉足与新产品的研发关系较近的领域。两方互相排斥，都以为对方来路不正，基本是假科研。一方不过是赚钱机构，另一方则迂腐不切实际。与此同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却早已找到有效的途径，把企业的研究同官方机构和学术科研联系起来，用不了多久，就会把这个国家甩在后面。在有些领域，最显眼的是设计制造新的科研仪器方面，他们已经进入前沿。
美国传统的科研格局，运作时显然有些掣肘之处。公司科研受制于它的性质，只能注重有利可图的产品，而研发过程也只能高度保密；而学术科研，从本性上讲，则必须公开进行，其进步有赖于一发现新的信息就马上自由交流。然而，这对于彼此合作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展望未来，基础研究将要产生的成果，对于企业已经是生死攸关；企业界投资于基础研究将会是顶顶明智之举。哪怕仅仅是浅尝一点基础科研，只要尝到一点直接的甜头，都会产生长远的效益。而大学的科研圈，尽管大谈什么象牙之塔，也是在朝思暮想如何能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与企业研究者建立行之有效的联系，将大有助于早日认识到自己成果的潜在实用性。
科学时代的真正开始也就是三百年前的事。就是在那时候，人们才刚刚意识到，人类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乃代表了一个深切的愿望，也许深藏在人的染色体里：想要通过试验和确认试验来认识世界。将科学做得能够应付眼前的问题，只是在20世纪才刚发动，而挂上快挡仅仅是最近五十年的事情。对什么事情作出解释，那是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不缺乏的，但现在，我们必须以新的习惯思索和生活，要求对那些解释做出可重复的观察和事实的证据。这种时代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混：我们已经从怀疑和不信的童年成长而来；我们感觉到什么事情都需要证据，就连像我们的意识如何运作这样深奥的事体，也还是要拿出证据来，尽管那里迄今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清楚的证据可以预期。不确定性，幻灭感和绝望，都是生活于科学时代所要付出的代价。启蒙是我们追逐的目标，但它不是一下子来到的，而是一点一点地、偶或来到的，即使来到，也从来不是宏伟明亮，使大众洞悉一切。没有承诺，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浮出存在之谜的深渊。
虽然这么说，我们还是已经开始在世界规模上做着科学，依靠着科学，寄希望于科学了。不光是科学家，每个人都这样；不光希望着启蒙而已，而是希望能有把握地预期新的技术，那从来都是大船后面的飞沫一样，随在科学后面到来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预料，一项新技术如何更有可能出现，在国际水平上如何更有效地关闭那些威胁到我们星球生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谈不上首先是，更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考虑我们自己的生存）的东西。将来，我们必须携着技术更加沉重地前行，因为需求会日益加重，而赌注将会异常高昂。现在还是在应付，或试图应付四十亿人的需求。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两倍于此数的人的需求，也许是刻不容缓的需求，而用不了多久，这个数字会再翻一番。对人类智谋的真正挑战，还在未来的一个世纪。
我猜想不到，我们要平安度过前头的时光，还需要从科学知道些什么。但我愿意就致知的方法作一预言：我们不能够事先发号施令。我们不能对自己说，需要这种或那种技术，因而我们将做这块或那块科研。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将像从前一样，不得不依赖一般的、基础的、一视同仁的科学，靠它来获得新的洞见，为技术发展开辟出新的前景。科学是有用的，有时还是不可或缺的，但当它前进时，那前进的方式是制造惊奇；你也不能事先规定我要的是哪一类惊奇。对技术是应该严加警戒，监控，批评，甚至由全体选民投票表决，但对科学本身却要让它自由行动，如果我们想要它管事儿。
炼金术
炼金术由来久矣，那是人类最深层、最古老愿望的一个表现：想发现这个世界终有意义。此术的工作理念是，大地上所有东西必定都是由某一种元物质组成的。这一理念，导致了数百年艰苦的工作，旨在将现成物质分离还原，再根据炼金术士的喜好重新安排之。若能找到那一元物质，那就没有什么能逃得出人的掌心。将贱金属变成金银，直小可之术耳，与这一宏伟前景相比何足道哉。如若懂得了那一基本物质，你可以做的，比获得金钱要多得多。你炼得成包治百病的灵药，你能为天地祛除邪恶，在此过程中，你做得成一种万能溶剂，想溶解什么就溶解什么。这是个使人陶醉的意念，一代又一代的炼金术士劳作终生，试图将物质还到最终之原。
做炼金术士可是个严肃的行当，需要长年的学徒和大量夤夜的钻研。从这一职业最早的年月，就已有大量的材料要读。文献可追溯到古代世界的阿拉伯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作者，再往上追溯，尚有早至公元前10世纪的印度早期梵文。所有这些古老文件都包含多得可怕的整套知识，大多表现为咒语的形式。那些咒语乃是年轻炼金术士必修的学问，按其设计，就是让门外汉无法破解。有人认为，“tibberish”（急促不清的话）这个词，源出于8世纪炼金术士扎比·伊本·海晏，他因施行巫魇，怕遭杀头，就把自己的法术编写成隐晦的咒符，几乎谁也听不懂他说的啥。
实在的，大多数人认为，炼金术士在他们的丹室里舞弄的那一套，就是巫魇。满屋子乌烟瘴气，又是砒霜，又是水银，又是硫黄，还有煮着浸着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各色各样稀见的植物。我们往往会站在今天科学的高处回看，认为那些人不过是可笑的角色，是乖张孤僻不合群的人，头戴小丑的高帽，从事些毫无意义的研究，一条死胡同走到头，换条死胡同再走下去。然而实际未必如此。他们的工作自是艰辛而充满挫败的，但却是实验化学和物理学的起步功夫。他们执迷于中的那个中心理念，认为有一个基本元素或粒子，世上万物都是由它组成的这个想法，直到今天不是依然令物理学家着迷吗？
他们从没有成功地从贱金属炼成金银，也没有从那些植物浸出液做成长生不老药，当然更没有使这个世界摆脱邪恶。然而他们也有所成就。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他们把事儿舞了起来。他们在实验室里鼓捣来鼓捣去，不停地彼此说着话，设置一个又一个试验，写下一摞又一摞笔记，这些笔记从阿拉伯文翻译到希腊文再到拉丁文再翻译回来，事业就做了起来。更多的人员发生兴趣，卷入工作，于是，就像此后的科学研究中一直发生的那样，一件事情引向另一件事情。随着时序的推移，工作的进展，经过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新的、确切的东西开始出现。关于金属和合金的性状行为的坚实的知识学到了，酸碱盐的性质认识了，热力学的数学表达也整出来了，就这样，只消几个世纪，来那么几次跳跃，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及其所有奥秘就给揭示出来了。
关于科学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近来颇有一些忧虑，这些忧虑，包括对于技术的担忧，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3世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就曾下诏焚毁有关炼金术的所有手稿，理由是这个行业是反自然的。在他治下，炼金工作从此转入地下，损失了一些资料，但仍有大量翻译成其他文字，流传开来，并得以保存。
自古以来，在民众的心目中，炼金术一直是跟巫魇相联系的。部分原因是此术的目标，也就是把一种物质转变成另一种，看起来就跟巫术差不多，因为按照定义，巫术也是把东西变来变去的。还有原因是那个杂合的名目：alchemy（炼金术）这个词，al这部分仅仅是阿拉伯语里的冠词，但chemy这部分，却是黑色土地的意思，来自希腊语khemia，指的是埃及。另一个发音相似的词khumeia，意思是浸出液或灵药，这一意思被融合进炼金术一词，成为它意义的一部分。其中埃及的意思起源非常古老，可一直上溯到透特，那是掌管魔法的神，后来转成赫尔墨斯，那就是炼金术里掌管封印的神，是炼金术士仰仗来封固据认为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真空容器的。炼金术的想法大概跟语言一样古老，语言与法术相关联这一想法也是同样古老的。毕竟，trammar（语法）一词在中世纪曾经用来指高深的学问，但同时又隐含有熟习炼金术的意思。Grammar的前身是tramarye，意思是秘术和巫术之学。在苏格兰语里，trammar写成tlam-our，意思恰恰就是咒语和施魔法。
医学也有个阴暗的起源：它起源于数千年前的古老萨满巫术，到中世纪乃与炼金术密不可分。炼金术士的当务之急是金属及其性质，于是导致一些试验，虽然如今看来这些试验大多徒劳无益，其内容却真是在试验各种金属的疗效的。16世纪名医帕拉切尔苏斯，他的大名就是来自对汞和砷的热情使用。他的理论基础，现在看来完全是神秘主义的，全心全意服膺炼金术哲学，认为它是贯通天人之理，是同时理解宇宙和人身的钥匙。受他的影响，三百年间患各种各样疾病的病人都被施与大剂量金属，主要是汞，剧烈的通便乃成了标准的医疗行为。
于今，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科学，医学则还在成长的途中。不管在物理学、化学还是医学，早先那种暗中摸索真正科学方法的努力，现在是哪儿也难以找到了。炼金术已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心智的化石，如此古老，以至于让我们回忆起来再也不用难为情了，但那份记忆还在。科学始于暗中摸索。这法子起作用，因为从事其中的人在工作，而且是一起工作。他们会兴奋、激怒，他们大声叫唤着交换着一点点信息，还有，最为叫绝的是，他们彼此纠缠不休。
今天或许仍有类似事情发生着，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在科学的所有领域的最晚近、最辉煌的方面，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敝行内的一些人，还有像物理学和化学这些真正“硬”科学领域的同行们，往往会轻视甚至轻诋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喜欢说，他们的资料是“软”资料。我们没有给予行为研究领域内诸多学科以应有的承认。谈论到精神分析、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就好像这种种探索是囫囵一块儿，有关人士都戴着同样的小丑高帽儿。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时下这些学科主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能吸引相当数目的学生，这些学生认为，探索人类行为，有着不可抵抗的前景，他们热切地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强大有力的科学方法来从事那些探索。在这些学生看来，社会科学议程表上的所有事项，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迫不及待。今后的年月里，事情可能会证明，一个关于人类的坚实学科将会形成，像量子力学一样坚实，充满着深刻的洞见，虽然也像物理学迄今这样，困惑于各种模糊不清，但将有新规则、新方式把事做成，比如，摆脱热核武器，摆脱爱国辞藻，摆脱民族主义，一下子全都摆脱。如果出现任何这样的结果，我们将会回首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以及他们亲密的人文学科同事们，认为他们乃是启动了一门新科学，其成就完全可以跟旧时的炼金术士相提并论，而达到那种成就的路途，就是干脆去研究问题。只不过，这一回不再是物理世界的统一性，而是人心的基本、根本的统一性了。
聪明的动物
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由于职业的原因，注定要过着比他们的大多数同行更其玄乎的日子，总是要冒着被他们所研究的动物给愚弄的危险，更糟糕的是，还会自己愚弄自己。不管他们的试验涉及经过驯养的家畜，还是从地里逮来的野物，实验动物当着研究者的面所能想出的令人惊奇的花样简直无穷无尽。有时候，你真要觉得，动物们天生就有遗传程序，专为令人困惑，特别是让心理学家困惑。
当那些科学家训练动物做这做那，而自己的职业名声有赖于受试动物的诚实无欺时，那可就更加危险了。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是聪明的汉斯，就是那匹世纪之初的德国马，由于动物行为学里那个技术词汇而永垂史册了，那个术语就叫作“聪明的汉斯错误”（Clever Hans Error）。那匹由海尔·冯·奥森拥有和训练的马，不但能解复杂的算术题，还能从黑板上读题，准确无误地用一只蹄子敲打出正确的答案来。更有甚者，换个全不相识的人提问题，它的主人不在现场时，它照样能表演出那些计算。这可把科学家们弄懵了，一帮又一帮的人对它进行了强化的研究，当真认为它有着跟人一样的智力，甚至有可能比人还要聪明。后来，到了1911年，终于有个奥庞斯特教授发现，汉斯所做的根本不是什么算术，它只是观察试验者的行为。微妙的、不经意的动作——点头，屏气，敲到正确答案时点头的停止——都被那匹马丝毫不爽地读出，成为它停止敲击的提示。
每读到关于那一现象的讨论，我总希望聪明的汉斯会得到更高的评价。通常关于此事的描述，多是揭穿实验者或那匹马或两者的某种下意识的骗局。当然，那匹马并不是真的会做算术，可是，记录表明，它观察和解读人，大大优于人理解马，甚至优于人理解人。
然后是猫。对于意在了解动物心理的行为学家，猫构成着长期有效的非难。猫的头脑是个不可思议的谜，实为人类所望尘莫及。据说猫是最不通人性的动物，可同时，所有养猫的人都可以作证，它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灵。1979年，《科学》杂志上刊出一篇文章，作者是B·R·莫尔和S·斯图塔德，文章题为“格斯理和费力斯博士耍猫记，或两个博士让猫给耍了”。文章写得极好，讲的正是这一物种家常会玩的那些科学把戏。三十五年前，E·R·格斯理和G·P·霍尔顿两人描述过一个试验。把一群猫放在前脸儿是玻璃的迷宫箱里，训练它们找路出来。在箱子前部，竖一根细细的直棍，推动小棍，门就打开。叫两个实验者大感兴趣的，还不是那些猫怎样学会去撞那根直棍儿，而是在它们撞棍儿之前，每一只猫都要表演一番长长的、高度程式化的礼仪动作，在箱子前板上摩摩头，擦擦背，转几圈儿，最后才去撞那根小棍儿。该实验成了实验心理学中的经典之作，有些人甚至疑心，猫类会不会有某种迷信：在小棍开门之前，有必要来一番仪式，于是有了那一连串神神叨叨的动作。
莫尔和斯图塔德重复了那个格斯理试验，观察到同样的“学习”行为，但是，旋又发现，那一行为仅仅发生在受试猫能看到人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在屋里守着那箱子，那些猫就啥也不做，只是呼噜呼噜打瞌睡。只需看到人类的身影，就足以发动起它们那套忸怩缠绵的动作，不管有棍儿没棍儿，有门没门。才不是学到的什么行为模式，根本就是猫在戏人。
法国科学家R·肖万曾经一度研究过蚂蚁群落的边界问题，他还曾求助于热心的物理学家，带了放射性化合物和盖革计数器前来帮忙。他们将一个蚁丘的蚂蚁做了标记并加以跟踪，以便了解它们是否进入到一个邻近蚁群的领地。正在观察的时候，几个物理学家忽然像芭蕾家一样跳起舞来，中止了试验，同时，成百只蚂蚁，两个窝里的都有，涌上他们的脚面，钻到他们裤裆里。在生态学家肖万的眼里，两方做出的都像是有目的的行为。
蜂类更是充满惊奇的东西，谁研究它们就迷惑谁，产生的传奇事迹数不胜数。我们认识的一位女士，有个姐姐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办养蜂场。有一回，这位女士去看望她。两人把车停在小路上，穿戴起防护衣具，穿过田野去巡视蜂窠。不知什么原因，那天下午蜜蜂小姐们大发脾气，对两人发动了集团进攻，浑身上下都落满了。咱慢慢地走开吧，姐姐说，早晚它们会放了咱。两人一直走得清清爽爽不见蜜蜂了，于是绕着地边走了一圈，回到车上，发现蜜蜂在那儿等着她们。
我讲个新出的蜂故事，管保会让所有人叫绝。是从巴西发来的报道，说是有种帮植物授粉的长舌兰蜂，其雄蜂对DDT上了瘾。亚马孙地区有些人家喷洒这种药物控制蚊子，这些人家忽然遭到成千上万只蜂的入侵，它们群集在墙上，把DDT收集到后腿的“小袋”里，装满袋子飞走。整个夏天的几个月里，大多数人家全都闹了DDT荒，居民们十分抱怨那嗡嗡的聒噪。对这一行为至今没有解释。那些飞虫没受到DDT的伤害。蜜蜂只要六微克那么点DDT就足以迅速致命，可这些野蜂，成车拉走两千微克却毫无不便。可能，这些野蜂只是喜欢DDT那味道或气味，但谁知道它们不是有意识要保护自己的蚊子堂兄呢。关于蜂子，关于其他动物，你尽管想象好了。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
说气味
公寓的后卧房里，吸尘器发出高调的悲鸣，跟厨房里茶壶的蒸汽报警器的啸鸣难以分辨。唯一帮我判断是否该去照看火炉的方法，是查看手表：一天中有一定时间开吸尘器，另一时间烧开水。客房的电话，其响声颇像后门的电铃，所以，你可以等它再响而三响，然后起身。前门某处有种吱吱轧轧的不规则声响，听起来像是一群人在纷乱中脱橡皮套鞋，但仔细听之，则听得出那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声音，不用作出反应，是门边墙里古老的电梯在发响。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日逐熟悉了这些，无何窍门可言。或有时，我们生活周围的声响出了新花样，以至于让我们困惑，难以分辨：曾有人送我家一只八哥作圣诞礼物，名叫拜伦，这畜生会模仿近处的所有声响，惟妙惟肖，于是整座房子都飞忙起来：应门，接电话，给门合页上油，开窗查看是否落下了物件，窥看无人的洗澡间，想知道是谁在冲水。
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给视觉误导。眼前的大多数东西都明摆在那儿，不会被误认为别的什么，除非甘愿花钱上魔术师的当。有时候，黑暗的天幕下纽约城中的灯火，那样子像是从近处看到了永恒。平常时候，我们的眼睛不好糊弄。
嗅觉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我们应能预测今后数百年生物科学的前程，途径是估算要全面完整理解气味还要多少时间。这不像是一个凌驾于整个生命科学之上的多么深奥的问题，但其中还是包含一片一片的神秘。且说烟火气：燃着的烟草、煤烟、柴火烟、树叶烟。首先是烧树叶冒的烟。这是唯一一种我通过想象就能把它唤回意识的气味。我能够坐在椅子里，想，而清楚地唤起秋天烧树叶的气味，它给编了码，储存在某片额叶的什么地方，一旦想它，就能向我右半脑的所有部位发出爆破似的信号。但别无其他：如果我试想冬天的爱丁堡那浓密的气味，或是不小心烧着了的塑料梳子的气味，或是一朵玫瑰，一杯葡萄酒，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我能得到想要记起的任何一张面孔的清晰画面，也能听见我想记起的任何一段贝多芬四重奏，但除了那树叶的篝火，我再也不能真正凭空记起任一种气味。当然，我知道樟木的味儿，柏木的味儿，当它们出现在我鼻子前时，我能丝毫不爽地说出它们的名字，但就是不能通过想象让它们变为实在。
嗅出某物，嗅出任何东西，那行为像极了思想行为本身。就在感知那一瞬间，你即时感觉到大脑在运转，把那种气味发送到这儿那儿，在整个脑子里搬演出复杂的保留剧目，登记一个又一个投票中心的选票，看有没有什么迹象，能帮助记起什么熟人、往事或关系。我猜想，事情也应该如此，因为掌管嗅觉的细胞本身就是大脑的正式细胞，而只有这些神经元的轴突上携带着从外部世界收集来的第一手信息。它们没有树状突起，而有着睫状突起，装备有感知各种各样化学刺激物的感受器，在某些方面像淋巴细胞一样神秘莫测。有理由相信，每一个这样的神经元都有自己特定种类的感受器，跟淋巴细胞一样，每一个神经元都预先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对于不同种类的发味物，有响应者，有不响应者。而且，它们也是唯一会自我复制的神经元。小鼠的嗅觉感受细胞大约二十八天就换一茬新的。我想应该有修正版本的无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嗅觉学习和嗅觉适应现象。小鼠的嗅觉感受器能嗅出自我与非我的区别，那是一种势利的天赋，同样是由掌管自体移植排斥的H2基因座加以编码的。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鼻黏膜里的淋巴细胞也携带有这种遗传信息，把它们赋与从基细胞生出的一代代新的嗅觉感受器。
这些脑细胞在医学上的最可称道之处还是，它们并不受到感染，至少并不经常受到感染，尽管它们在鼻子的世界里暴露于那么多微生物。在那冲洗浸泡着这片脑子表面的黏液里，一定有着最不同寻常的抗生素，包括某种和事佬式的抗病毒物质。
假如你要寻找什么东西，来扯平寻常动物的脑子和我们这些超灵长物种大脑之间的悬殊，鼻子这一装置将很宜于供人谦卑地思考。比起普通的狗，或是野地里任何的啮齿动物，我们还算是原始的、感觉迟钝的生物，是生物学上的败笔。天知道有多么奇妙精彩的世界让我们错过了。
我猜想，如果努力尝试，我们应该能改善自己。毕竟我们这个物种里也有些个体在闻味儿方面赋有异秉。造香水的、品茶师、鸡尾酒调制师，等等，据说，这些人能通过反复操演不断提高技艺。也许，我们能不再浪费巨大资源于化妆品业，去制造种种化学物质以便伪装或简直毁灭气味，转而研究开发一些途径，去加强大自然的气息，去面对大千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先就应该紧紧抓住所剩无几的伟大气味不放。我投票保留树叶篝火的味道，必要时通过立法来保留。这一种乃是纯粹的欢喜，像音乐一样易于完好无损地唤回，从塞得满满的无数标准尺寸神经元列柱中搜检出来，带有泥土做伴的童年时光的所有细节，在大脑的所有角落激发出往事的记忆。秋天马路边的一场篝火，包含了教育所需的所有元素：危险、惊奇（虽然事先知道，用合适的棍子，插到叶堆底下合适的部位，立时会跟来一阵灼目的热火和香气，但这些发生时，还是让人惊喜不置）、风险还有把握运气的胜利（如果你在恰当的时刻跳过火堆，火苗就会错过你的裤子），最要紧的，还有同伙同伴同气的馨香（如果老远就闻到树叶的香气，便知道邻近街区有伙朋友，也在自己的树叶中跳跃狂欢，没准儿还有谁给烧着了）。
改变这个是个错误。管它有烟没烟，管它什么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等等。放弃烧秋天的树叶是个损失。现在我们急于保护环境（仔细想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搂起树叶，装进黑色的大塑料袋，像包起的死尸一样沿街边摆开，由垃圾车拉走，拉到哪儿埋掉，或填入大海，或作柴草，或做酒精，或是做这年头他们用秋天的落叶所做的任何东西。不。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还给孩子们去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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