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振昌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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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帝国史话德意志帝国试读：
前言
德意志帝国，是近代德国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由于统一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帝国时期的德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水平均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工业、商业、航运和新能源开发等方面所具有的发展速度和潜力，已使它无可争辩地成为驱动欧洲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科技和文化领域，这个时期的德国更是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和工商业发展一样，是把德国塑造成世界一流强国的重要条件。借助于科技创新，19世纪下半期“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以至于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德国已从“一群无足轻重的王室成员统治下的无足轻重的邦”，一跃而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然而，由于帝国统治集团所奉行的内外政策，德国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上升态势很快就因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由于战时的巨大消耗和外交上的孤立，最终战败的帝国伴随着一场革命风潮的冲击走向解体。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众多的古典帝国漫长的兴衰周期，德意志帝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迅速崛起而又急速败亡的新型帝国典型。
形成德意志帝国这一特点的原因首先在于帝国建立的条件。德意志帝国的创建是从1789年迄今的民族国家运动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向周边和外缘地区扩散的产物。由于长期的政治分裂和各个邦国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德国现代化的启动、发展以及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主要是在普鲁士王国主导和影响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和王朝战争来实现的。这一历史选择决定了普鲁士王国作为新的民族内核对德意志的双重影响：既发挥了强有力的政府对民族统一和国家现代化的积极影响，也使普鲁士的保守势力和军事扩张传统在新国家的建立和社会变革中，优于新兴的民主自由派，取得支配地位。就前者而论，正是普鲁士拥有的、先体现在军队管理，以后又贯彻到政府部门中的发达的科层制度，不仅以高效率的军事组织很快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而且以高素质的文官体系，先在普鲁士，后在统一帝国政府中，有力地推动了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成为第一个在国家政权强有力的驱动下，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典型，并取得了远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的显著成就。
然而，普鲁士式国家、普鲁士王室的权力和威望、兼任帝国宰相的普鲁士首相所享有的地位、普鲁士邦议会及其下院的三级选举制、封建势力占优势的上院、缺乏民主机制的官僚机构、路德新教的国教以及专制色彩浓厚的政府控制下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都决定了这个新国家所具有的保守倾向及其与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之间深刻的矛盾性。进入帝国时代，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以及国际范围争夺殖民地、附属国日益剧烈的形势下，急于表现自己意志和实力地位的德皇及其顾问，必然会在缺少民主机制制约的条件下，向周边大国发起挑战。这种挑战势必会冲击旧的国际秩序，引起国际力量的重新改组；同时，也会使维持旧的国际秩序的力量与其他反对改变国际格局现状的力量联合起来，抵制这种挑战。如何在不招致诸多力量反对的情况下，实现与自己实力地位相应的目标，需要有冷静务实的态度和高超的外交技巧，但是，普鲁士军事扩张主义传统的存在和德意志帝国实力地位的快速上升，使得德国统治集团不仅公开表示对现存秩序的不满，而且要求扩张的欲望和态势更具挑衅性。这不免引起邻国的恐惧与不安。一场维持旧秩序或改变旧秩序的国家联盟之间的总体大战就会不可避免。与古代漫长的战争和有限的战争消耗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开辟的现代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消耗和破坏是空前的。德国由于地理位置和战时所遭受的严密封锁，无法支持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因此战前尚处于巅峰发展的德意志帝国，仅经历4年战争的冲击，便迅速败亡。这说明，因工业化、科层化的结合而快速崛起的新国家，最终因民主化滞后，奉行扩张侵略，不可避免地为战争所摧毁。
德意志帝国从兴起到败亡的历史启示十分深刻。它表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和一个高效率的政府，是促进本民族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帝国时期，德国异乎寻常的经济发展为以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典范。但是，当帝国时期创造的巨大财富和生产资源开始被用于扩军备战，企图以武力争取成为霸权国家时，帝国潜在的衰亡就开始了。因此，它同时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发展多么迅速，只要它奉行霸权主义，热衷于对外扩张，它必然会在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中走向衰亡。今天，许多历史上推行侵略扩张的帝国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一些大国想继续扮演历史上的帝国角色，仍想以潜在的“帝国”形式，打着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虽然国与国之间国情不同，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原因和节奏不同，但只要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迟早都会像德意志帝国一样，从巅峰走向低谷，最终败亡。作者2014年7月/ 引言 /重建古典帝国的失败
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形态出现于大约距今一千多年以前。此前，这个民族曾作为欧洲各民族统一发展进程中的组成部分，经历了由原始的日耳曼部落融合为地方性王国，最后达于帝国的发展过程。
8世纪末形成的查理曼帝国，是在罗马奴隶制帝国解体后，日耳曼文明与罗马文明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在全欧范围内重建古典帝国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的分散发展和长期反复发生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冲击，缺乏统一基础的帝国昙花一现，很快走向政治分裂。在帝国解体后的混乱中，以帝国东部疆土为核心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雏形。“德意志”（Deutsch）原指流行在莱茵河右岸、与罗曼语相对的一种民间方言，9世纪中叶泛指这一语言的使用者日耳曼人，11世纪后开始被用以特指德意志国家和人民。德意志国家最初由五大部族公国（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和洛林）发展而来，10世纪中叶，随着统一王权的肇兴，开始演变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实体。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936—973）在罗马加冕称帝，从此名义上包括北意大利在内的德意志国家就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但是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取得罗马帝号并没有赋予德王统治意大利的实际权力，相反却因为维持帝冕所承担的义务，分散了统治德国的力量。从奥托一世起，历代德意志国王都围绕加冕或谋求对意大利的统治，同罗马教皇发生程度不同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11世纪中期以后曾以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达到高潮；在12、13世纪又演变为控制北意大利城市和夺取南部西西里世俗统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导致了德国王权的全面崩溃，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从1254年起，德国历史处于无国王的“大空位时期”（1254—1273）。持续性的混乱维持了19年，直至1273年，在教皇赞助下，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1273—1292）登上王位，极度衰弱的神圣罗马帝国才再度出现。鲁道夫试图重建帝国的统一基石，但为时已晚。在德国地方贵族的强烈反对下，德意志不可逆转地逐渐趋向于散漫的公国联盟和一种不健全的君主选举政体。这一趋势在1356年查理四世（1347—1378）时期颁布的《黄金诏书》中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依照这个诏书，德国皇位将由七位大诸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确定。选侯拥有对自己领地的最高统治权，不得分割并实行长子继承制，皇帝不得干涉。皇帝赐给城市或任何人的权利，如有损选侯的利益，均属无效。《黄金诏书》是对中世纪德国政治分裂局面在法律上的确认，是帝国统一悲剧性失败的总结，注定了德意志未来六百余年中不得统一的命运。它以有利于教皇，有益于诸侯，不利于王权和损害城市的方式，成为维持德国永久分裂的根本法。这个诏书的法律效力一直延续至1648年，并作为一种制度性遗产，深深影响了德国统一以前的发展历程。
德国政治分裂是皇权与教权长期斗争的产物，但是教皇并非这场斗争的真正胜利者。作为最高精神权威，教皇权势在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和英诺森三世（1198—1216）时期曾达到最高峰。他们为教权至上的理论所鼓舞，以极端不妥协的方式，把意志强加于欧洲各主要君主，用圆通的手法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教廷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威力。然而，当教皇过度地卷入欧洲强权政治的漩涡，使教权发挥出空前的政治化功能的时候，他们所肩负的拯救灵魂的精神使命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当他们像世俗封建主一样，为财富和权力所累，充满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渴望时，他们对普通信众的精神感召力不免黯然失色。随着他们与普通教徒之间的精神鸿沟日渐宽阔，在叙任权之争以后，享有250年政治优势的教皇权位，开始处于江河日下的衰微之中。
到16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涌流和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流行于全欧的教会制度开始受到宗教改革者的猛烈抨击，教皇及其属下的各级神职人员成为这场批判风暴的直接对象。德国是这一运动的引爆中心。自马丁·路德（1483—1546）率先发起对教会的反叛以来，不到10年时间就不可阻挡地粉碎了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一统天下。在德意志，新的信仰不胫而走，迅速掀起一场反教权主义的政治动乱。不愿放弃罗马天主教精神遗产的皇帝，未能利用这一民族复兴的形势重振统一王权，而是与过去的对手携手合作，分享了教权主义衰落的命运。皇权不再是统一的象征，而成为德国一个教派的领袖。从1546年起，以“施马尔卡登同盟”著称的新教诸侯与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同盟之间的矛盾迅速发展，很快演变为局部战争。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倾其全力镇压新教的叛乱，力图恢复天主教的传统地位，但在内外反对势力的干预下，天主教同盟最终为新教邦国所败。1555年，双方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确认“教随国定”的原则，达成暂时妥协。《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皇帝对诸侯的巨大让步，它标志着路德教的事业和诸侯国的权利获得完全胜利。由于帝国的每一邦国可依据“教随国定”的原则选择自己的信仰，路德新教就获得与天主教平等的合法地位，新教诸侯也借此赢得与皇帝分庭抗礼的法律依据。自此德意志正式裂变为相互对峙、充满矛盾的两大世界，皇帝重建天主教统一帝国的愿望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新的妥协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双方的矛盾，敌对阵营的紧张关系持续加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对抗冲突，至17世纪初，因波希米亚的纠纷演变为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在德意志土地上发生的欧战，它具有德国内战和国际混战的双重性质。战争以宗教纷争为爆破口，但以世俗利益和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和领土分配为主要动机。受新教诸侯支持的捷克同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代表的皇权和天主教同盟之间的冲突首先拉开战争的序幕，接着因外部势力的插手演变为争夺欧洲霸权的国际战争。法国是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国际力量的真正组织者。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世留（1586—1642）奉行传统的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他以历代法王所标榜的“尊重德意志自古以来的自由”为号召，在国际范围内组成广泛的反哈布斯堡同盟，并在德国新教诸侯初战失利的形势下，先后在幕后策动丹麦和瑞典发动两次大规模入侵德国的战争。能征惯战的瑞典军曾以横扫北德意志的凌厉攻势，对德皇构成重大威胁。皇帝被迫起用捷克名将瓦伦斯坦（1583—1634）与之周旋，并通过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与新教各邦达成妥协，孤立了入侵的瑞典军。瑞典人的辉煌胜利很快因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在吕岑战役中的阵亡受到削弱。军纪日渐松弛的瑞典军最终在皇帝与西班牙联军的夹击下走向失败。此后，法国从后台走向前台，联合瑞典向皇帝和西班牙发动了新的攻势。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持续了13年，直至1648年10月，精疲力竭的双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才正式落下帷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神圣罗马帝国走向解体的重要里程碑。它以满足战胜国的领土要求，确保德国诸侯独立的国家地位，并进一步削弱德国皇权为内容，在事实上葬送了神圣罗马帝国。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法国从德意志西部割去了若干战略要地和最富饶的地区；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取得大片土地，控制了流向波罗的海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河河口；荷兰人不再从属于帝国，并控制了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下游两岸地区；瑞士的永久中立获得国际承认。这些都从法律上缩小了帝国的边界。但是对帝国最沉重的打击并非领土的变更，而是和约所规定的帝国新结构。三百多个小邦和一千多处骑士领地，超越皇帝的权威成为独立的、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中诸侯邦国已拥有实施外交和缔结国际条约的独立权利。没有三百多个诸侯、教士和自由城市代表组成的帝国议会的同意，皇帝不能立法、征税、征兵、宣战或媾和。由于在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帝国议会也同皇帝一样毫无权威，冗长的辩论、无益的空谈，使它变得声名狼藉。自1663年在累根斯堡讨论反土耳其人进军多瑙河的措施以来，这个议会既未解散，也未重新召开，成为“永恒的帝国议会”，直至1806年同帝国一道不光彩地终结。帝国的涣散状态还因许多邦国君主身兼外国国王而加剧。勃兰登堡选侯在1701年成为普鲁士国王，汉诺威选侯在1714年继承了英国王位，波兰王位曾为两代萨克森选侯所继承，身为皇帝的哈布斯堡家族从三十年战争后就是波希米亚的世袭国王。这样，来自邦国的、外国的、宗教的、世俗的各种利益冲突，使得任何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政府的愿望都成为不可能。在此后大约150年里，残存的帝国逐步蜕变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无权的皇帝成为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共同玩弄的政治足球；分裂的德意志，由于长期在欧洲不能发挥国家作用，已由一个政治概念演变为地理名词。到了19世纪中期，一个在中部德意志乘火车旅行的人，常会发现，每隔一两个钟头，士兵的制服和铁道栅栏上的条纹颜色就会改变，实际上他已从一个小邦进入另外一个国度。至此，帝国的存在已不复为臣民所记忆。
随着统一的政治生活的消失，德意志人的心理开始为许多新的感情所支配，邦国爱国主义、地方主义的发展，使统一的民族情感几近冬眠状态。在文化领域，由于封闭落后，德国逐渐落伍于西欧邻国。面对英国、荷兰、法国日新月异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长期萧条不振的德意志，相形见绌，变成了一个缄默的国家。与其西邻灿烂高雅的文化成就相比，德意志成为欧洲较高文明中一个相对落后的部分。
然而，中欧这种政治真空和文化真空的局面是不会长久地维持下去的。随着大西洋沿岸人民率先进行的变革的影响，沉潜在德意志人心灵深处的统一愿望和民族情感必将再度复苏；在摆脱古典帝国单一结构的僵化外壳之后，德意志多元文明结构所蕴含的社会变异潜力，也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挥。不过，新的变化不是起源于传统帝国的核心地区，而是不自觉地开始于一个前途无望的地区。在帝国东北边陲一片平坦多沙的贫瘠土地上，一支活跃的、适应性强的变革力量正在缓慢地兴起。它所处的边缘地位及其与周边环境长期斗争形成的竞争活力，使之易于突破传统帝国僵化模式的限制，率先走上变革之路。这支力量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后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是德意志乡土中德意志特点最少的地方。它较少受传统因素的束缚，易于产生变革要求，是德意志文明系统中异变因素的汇聚中心。它诞生于一片混乱之中，并在远离帝国有效控制的边缘地带默默地发展起来。由于这个邦国的出现，人们在旧帝国的残垣断壁中，看到了一个与帝国旧体制迥然不同的国家结构和走向民族君主国的新类型。从此，伴随着帝国古老形态的解体，德意志进入向民族统一体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第一章 /一个外缘地区的崛起
普鲁士国家的兴起，是一部不断地在地理上、政治上由德意志的外缘向中心发展的历史。了解这个外偏中心的形成，我们需要追溯到它尚处于默默无闻的、遥远的过去。一、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形成
从12世纪起，在波罗的海南岸平坦开阔的波德平原上，有两块在地理上并不连接的近海土地先后与德国历史发生了密切联系。其中一块叫勃兰登堡，一块叫普鲁士。勃兰登堡是中世纪德国封建主在反斯拉夫人异教徒的多次战役中，作为帝国的边疆区而建立的前哨据点。这里原是一片荒芜的沙丘平原，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为大海所封闭的内陆没有突出的自然特征和自然边界。1240年以后，随着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陆续为德意志军事贵族所征服，这里开始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边地侯爵领地。柏林城兴建于13世纪初，由施普雷河两岸两个斯拉夫居民点构成，1317年与克尔恩合并为一个城市，1442年被确定为勃兰登堡侯国首都。勃兰登堡的前身是斯拉夫人建立的勃兰尼堡公国。自1134年，萨克森地方贵族阿斯卡尼家族的阿尔布莱希特（绰号“大熊”），从皇帝洛塔尔三世（1125—1137）手中获得对这块领地的统治权以来，历代勃兰登堡边地侯一直奉行向东扩张的政策。在“东进”浪潮的推动下，12世纪末，阿尔布莱希特的后裔已将其领地从哈菲尔河流域扩展到奥得河畔。至13世纪末，其疆土已达波兰西境的瓦尔塔河和维斯瓦河流域，并逐步控制了斯拉夫人的滨海地区，使这个边疆殖民地不断得到发展和扩大。到阿斯卡尼家族统治末年，勃兰登堡的疆域已达4.5万平方公里。侯爵通过招徕移民、建立城市、发展商业，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化。1356年，依据《黄金诏书》勃兰登堡侯爵获得帝国选帝侯称号。
从勃兰登堡向东，越过帝国的东部边界和一片辽阔的斯拉夫人滨海居住区，有一块德意志的“飞地”，就是普鲁士。普鲁士的原始居民属立陶宛人的一支，世代生息繁衍于维斯瓦河和涅曼河之间的滨海土地上，是这里最早的主人。12世纪末，波兰封建贵族在维斯瓦河口构筑但泽城堡（格但斯克），开始以此为据点同立陶宛争夺对普鲁士的控制权。在迭遭失败之后，波兰贵族马佐维亚公爵被迫向德意志条顿骑士团求援。条顿骑士团原为德国天主教会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组织，13世纪初在德国教会的征召下进入这一地区。1230年，骑士团与波兰贵族立约负责进攻普鲁士，作为交换条件，将取得库尔默兰等边境被征服土地的统治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残酷征服，骑士团占据了这块遥远的“飞地”，并通过大量移民和强迫劳役，使普鲁士逐渐德意志化。骑士团在征服和统治普鲁士的过程中，逐渐由一个负有宗教使命的军事组织演变为国家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以军事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所取得的有效经验，以及靠宗教禁欲主义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在其成员中培养的抽象的超个人效忠观念，对未来的普鲁士国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与汉萨同盟开展广泛的贸易，骑士团把商业精神和竞争意识带入这块原始的土地，也通过编著大量的拉丁文和德文文献，以及表现在各种实用性建筑上的艺术风格，展示了骑士团地区的文化精神。这些没有先例的成就，增强了骑士团的实力，稳定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在站稳脚跟之后，骑士团开始排挤波兰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并联合立沃尼亚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扩充疆土。1308年骑士团出兵占领但泽，不久又把势力扩张到东波莫瑞，切断波兰的出海口。德国骑士团的扩张对波兰和立陶宛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迫使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向骑士团反击。1410年7月15日，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会战中重创骑士团。至此，骑士团的扩张势头受到遏制。以后，由于内部纷争，特别是1454年爆发的延续达13年的普鲁士人起义的打击，骑士团的势力开始走向衰落。1466年，骑士团与波兰签订《托伦和约》，被迫放弃所占有的部分领地，包括但泽、托伦、马林堡和波莫瑞东部被波兰收复；剩余的普鲁士土地仍为骑士团领有，但必须臣服于波兰。至此，骑士团的中心转移到柯尼斯堡，作为依附于波兰的藩属，暂时中止了在东欧的扩张。
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不同的历史起源和相互独立的发展过程，在15世纪以后，由于霍亨索伦家族的兴起开始发生密切联系。霍亨索伦家族原为德国士瓦本公国的小贵族，10世纪因统治瑞士北方的索伦城堡而得名。1192年，这个家族因与皇帝亨利六世（1165—1197）联姻，获纽伦堡伯爵封地，开始成为望族。1411年，纽伦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六世（1372—1440）利用勃兰登堡宗室断嗣、领地发生混乱的机会，用金钱从皇帝西吉斯蒙（1410—1437）手中获得了对这块边地侯领地的临时管理权。这是霍亨索伦家族统治勃兰登堡的开始。在担任该地临时行政长官期间，弗里德里希多次利用皇室困难而慷慨解囊，以便从身负重债的皇帝手中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永久统治权。6年后，为酬谢这位久受考验的追随者，皇帝终于将这片土地连同选侯爵位一并封赠给弗里德里希。从此，勃兰登堡作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核心，伴随着统治形式从侯国、公国、王国发展为帝国，一直没有变化，延续了500年（1417—1918）。其间，霍亨索伦家族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以及其他类似手段，不断扩大其统治范围。其中对普鲁士公国的兼并对它的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臣服于波兰的普鲁士，由于早期推行的德意志化政策一直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16世纪初霍亨索伦家族的旁系阿尔布莱希特当选为骑士团首领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阿尔布莱希特（1490—1568）是霍亨索伦家族纽伦堡一支的领地继承人。他掌握骑士团以后，接受马丁·路德的建议，宣布宗教改革，使骑士团的教会地产在路德新教的旗帜下逐步世俗化。由于改革富有成效，脱离天主教以后的东普鲁士逐渐变为这个家族的世袭领地，获得普鲁士公国的称号，但对波兰的臣属地位没有改变。
阿尔布莱希特在普鲁士的家族统治仅维持了两代，至其子阿尔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1568—1618）逝世，其统治因家族断嗣而宣告中断。此前，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1598—1608）为兼并普鲁士遗产，刻意安排其子西吉斯蒙（1572—1619）与普鲁士公爵长女安娜联姻，取得了对这块“飞地”的法定继承权。由于同波兰的藩属关系依然存在，勃兰登堡选侯不惜采用贿赂手段，先后取得波兰王公和议会的承认。至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最终形成（1618年）。
在兼并普鲁士前后的几十年里，勃兰登堡选侯还通过类似的方法，先后在德意志西部取得克勒弗、马尔克（鲁尔地区）、拉文斯堡和拉文施泰因等下莱茵公爵的领地遗产（1614年），三十年战争后又将明登、卡敏、哈尔伯施塔特等分散领地纳入自己的版图（1648年）。这些领地多位于威悉河、莱茵河下游经济发达地区，虽与勃兰登堡在地理上并不相连，但它使霍亨索伦家族与西欧较先进的地区发生了直接联系，为它在西北德意志新的扩张提供了基地，是普鲁士国家由外围深入旧德国领土的重要起步。
这样，从1417年正式承袭勃兰登堡选侯遗产以来，在200年里，霍亨索伦家族的地产已发展为三块辽阔而又分散的领地，即大为扩展了的勃兰登堡、远离德意志的东普鲁士和镶嵌在其他邦国之中富裕发达的下莱茵地区。领土面积亦由原来的4万多平方公里扩大到8万余平方公里，成为一个从德语区最西边延伸至最东部的、漫散的领地联合体。三大板块中，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上较为接近：遍布沙质低地和沼泽、森林，濒临大海，冰冻期稍长，因而在早期殖民垦殖的传统基础上，形成以容克贵族地产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区。由于两块领地都有大河贯通全境（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涅曼河等），并流向大海，故而有着发达的航运和商业，在波罗的海对西方的贸易中，两地的粮食出口占有重要地位。西部的下莱茵地区，面积虽小，但地处著名的莱茵谷地与威悉河中游，气候湿润，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是人口密集和农业发达的地区。由于西欧的传统影响，这里有着丝绸制造、亚麻工业和铁制品生产的悠久历史，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
三块领地之间在自然地理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领地联合体多样化的经济需求和人口流动，并通过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协调互补，增强了这个家族统治应付内外挑战的能力。但是，一个在空间上相互隔离、缺乏完整统一边界的分散领地，本身又潜伏着强大的分离因素。这种因素又因为三块领地臣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不断得以加强。因此，这个时期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仍处在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在诸侯并起、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它依然面临着严峻考验。二、军事立国
勃兰登堡—普鲁士形成不久，就因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丹麦、瑞典干涉军的入侵极大地蹂躏了德意志的北方，但作为名义上的新教信仰拯救者，他们仍得到北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勃兰登堡选侯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他们采取中立态度。当时的选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是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中性格最软弱的人。由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11—1632）的入侵，他在波美拉尼亚的继承权已受到严重威胁，但作为瑞典国王的妻舅和新教诸侯成员，又不容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因而他的骑墙态度既有对瑞典国王的厌恶，也包含对德意志皇帝的恐惧，而后者颁布的教产复原敕令也已危及他的领地安全。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他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颇为可鄙的角色，并招致了他的领地上各封建等级的蔑视。到他统治末期，由于邦国内各等级贵族纷纷与皇帝结盟，他的领地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
1640年，他的儿子、20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才为摆脱困境带来一线转机。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后世称“大选侯”，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实体的真正奠基人。他诞生和成长于战时困难环境之中，目击了他的邦国饱受战祸蹂躏的残酷现实。在他即位之日，这场战乱已延续了22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成百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被劫掠一空，无数的难民流落他乡，狼群在旷野上到处漫游。战乱和饥馑造成了人口锐减，东普鲁士的人口密度不到法国的1/4、英国的1/3，连柏林这样的都会，人口也从1.4万人降至6000人。威廉面对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所承袭的领地被称作“铁罐堆里幸存的一个瓦罐”。由于勃兰登堡是一块平坦、开阔、无天然险阻可供据守的平原，威廉认定只有创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领地才能得以防守，并使邻国有所顾忌。为此，他通过扩大领地内各等级贵族对农民的剥削，换取了他们对君主以固定税收来维持一支邦国军队的支持。勃兰登堡统治者的传统收入主要来自王室产业，部分来自政府税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就任选侯之初，还能用王室产业的收入来支付政府机构的基本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就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的东西，并且需要从税收上筹集新的收入。由于早年在荷兰的经历，那里的财富和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担任选侯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有着发展国内工商业的强烈愿望。他热诚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商人，并接纳了来自法国受宗教迫害被迫流亡的大批新教徒。在他统治时期，柏林的法国手工业者已占总人口的1/6，成为这个原始城市最进步的成分。他慷慨资助各种企业，并使军队的需要取代民用需要，成为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此外，他已不再满足于以固定的土地税作为唯一的税收来源，而是竭力学习法国，通过征收城市消费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来开辟新的财源。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些税收以及旧的土地税，已由一个军人组成的机构专门征收。依赖这些小本经营，也包括君主本人的极度节俭，至选侯统治中期，邦国的军队规模已达3万余人。通过严格的操练和残酷的体罚制度，他使这支军队成为他扩充疆土、镇压人民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对这支军队悉心爱护，以至小心翼翼，通常备而不用使其养精蓄锐，以便在重要关头发挥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他更多的是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运用这种策略，他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中，已经崭露头角。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技巧，他果断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勃兰登堡赢得了远波美拉尼亚、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卡敏等地方，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东部和西部的领土范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对战后瑞典据有近波美拉尼亚、垄断奥得河口始终耿耿于怀。三十年战争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和打开波罗的海贸易通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为自己和后继者定下了三大奋斗目标：解除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夺取波罗的海南岸，控制奥得河口；通过新的扩张把所有领地连成一片。
为了实现前两个目标，他充分利用了波兰和瑞典在波罗的海的矛盾。1655年，波、瑞之间发生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周旋于两方之间，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时而追随波兰反对瑞典，时而又与瑞典结盟反对波兰。他的3万军队也作为结盟的筹码，曾参与瑞典横扫波兰的进军，也曾作为反瑞典的同盟开进日德兰半岛。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为勃兰登堡谋取最大利益。结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在1657年9月通过《韦劳条约》，以承认他对普鲁士的主权与波兰达成谅解。在倒向波兰一边之后，他同瑞典争夺近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口的斗争未获成功。尽管1675年在费尔贝林失利的瑞典一度退出近波美拉尼亚，但瑞典盟友法国的出面干涉，最终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功败垂成。对此，他念念不忘，直至临终还嘱咐他的后继者要设法解除这个阻挠他占有近波美拉尼亚的“可憎同盟”。尽管如此，晚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还多次转移阵线。他曾接受每年10万塔勒的补助金，成为法国的盟友，支持法国在德意志的扩张，以后又因不满法国对瑞典的长期支持转而与荷兰结盟。在此期间，他也以支持德意志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实现了同皇帝的和解。然而，即便在此时，法国的重金贿赂仍能使他命令南下土耳其的军队按兵不动。的确，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堪称他的后辈效法的典范，这种不以道义，而以邦国利益为原则的对外政策，也成为普鲁士国家的一大传统。至1688年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实现了他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即从波兰领主手中解放了普鲁士。但他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却是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这些都为他的后继者进一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将这个新国家提升到欧洲一流强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三世（1688—1713），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不具备他父亲的魄力和远见，生性软弱，缺乏自信并且喜怒无常。由于崇拜路易十四，他推崇法国的一切，竭力模仿凡尔赛宫廷的豪华，纵情歌舞饮宴，恣意挥霍国家资财，热衷于以豪华的排场来显示君主的尊严和声威，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典型的挥霍浪费者。但是在他统治时期，他的邦国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由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发展为“普鲁士王国”。
1700年，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即将爆发。由于法王路易十四与瑞典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奥地利面临腹背受敌之势。弗里德里希三世利用皇帝的困境，以提供8000名援军为条件，换取皇帝同意，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升格为王国。这是以臣民的躯体为抵押，换取的一次“晋升”机会，大大满足了弗里德里希三世早就渴望称王的野心，也得到大多数容克贵族的支持。由于考虑到东普鲁士尚处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外，他有意选择了“普鲁士王国”作为统一国号，以示新国家不受皇帝管束的独立性。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意为国王之城）加冕称王，改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普鲁士国王”这一称号起初仅限于东普鲁士，即“在普鲁士的国王”（the King in Prussia）；后来这一称谓的法定权力扩大到他的整个领地，变为“普鲁士的国王”（the King of Prussia），“普鲁士”就成为邦国所有领地的代名词。这一变化表明国王提高权力和集合权力的倾向都得到加强。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统治结束于1713年，代之而起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重新恢复了其祖父大选侯的军事传统，使普鲁士逐渐发展成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专制主义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生性残暴，悭吝粗俗，喜好骂人、打人，是坐在普鲁士王座上的粗暴农民。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唯独对扩充军队、巩固权力情有独钟。为了创造维持和加强军队的前提，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他父亲奢侈浪费的宫廷生活，削减王室经费的3/4，用于军队建设。除了军队，他对花费每一分钱都十分吝惜。在赴柯尼斯堡加冕的时候，他花费2547个银币就完成了这一隆重的典礼，而他父亲为此曾花费500万银币。他爱护军队，却以棍棒、体罚惩戒任何玩忽职守的个人。他喜欢穿一件简朴的士兵制服潜行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像领主对待他的庄园一样监督整个国家。这位“军人国王”曾以喜爱高个子士兵而闻名遐迩。在他的“长汉团”里，成员的身高均在6—7英尺，既从欧洲招募，也接受过彼得大帝从亚洲送来的几位。由于从境外招收的士兵日益增多，专门从事招兵的军官多达一千余人。为扩大兵源并保持军队合理的年龄结构，1733年5月他颁布了“征兵区条例”。条例把全国分为若干区，每区5000户，各区必须为驻扎在本区或本区附近的某一团队提供兵员，并保持适龄青年的比例。这种招募制以后长期为他的后继者所仿效，并为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重视扩大军队的数量，同时十分注意通过严酷的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他为军队规定了新的训练方式和演习形式，力求通过严格的操练，使士兵养成守纪律、讲服从的习惯。为了吸引容克贵族子弟进入军队，他创办了专门的贵族士官学校，为他的军队培养高效、廉洁、富有自信的军官队伍。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除了继承地产的长子以外，其余的容克子弟差不多都成了穿制服的军官。他把贵族和农奴的关系搬进了军队，军官也像容克地主对待农民一样对待他们的士兵。国王本人，由于沉湎于军事操练，也被人们视为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官。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也像他的祖父一样，对他苦心经营的军队爱护备至，经常备而不用，以至于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亲自作过战。在维也纳宫廷，这位“一直舞刀弄枪，却从不拨动扳机”的国王，常被传为笑谈。然而他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已远远超过其祖父在战时的数量。在他继位时，普鲁士军队数量达4万人，而在他离世前已扩大到8.3万人。在当时柏林的10万人口中，仅士兵就占去2万，这是一个超过任何欧洲城市的比例。此外，由于这支军队不常作战，他还拥有一笔为数700万银币的军费余额。这是一笔与他的国家幅员和人口极不相称的积蓄，而由它所供养的军队同样是一个与人口和资源极不相称的庞大力量。就人口而论，普鲁士居欧洲第13位；就面积而论，它只占第10位，而它却超常地拥有欧洲大陆第4位的强大军队。与法国的16万军队、俄国的13万军队、奥地利的10万军队相比，普鲁士所维持的8万军队可以说已达到人口和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考虑到这个新国家形成的较短历史，那么，这就是一个统治者通过宰割本国人民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做到了一个君主能为军队所做的一切，他是普鲁士军事立国原则的真正开创者。在这方面他已超过其祖父大选侯。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他通过完善国家税收体系，为维持军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经费来源，此外，为强化中央集权对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对文职人员的改组，也为他实施军事立国的战略提供了制度方面的富有效率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经济政策是完全适应他的军队发展需要的。在他统治末年，国家收入增加到大约700万塔勒，其中有600万花费在军队身上。工业、商业、文化、农业等一切都以军队的需要为转移，并且只有在能够为增加军队税源的时候，才会受到国王的重视和鼓励。为了维持和扩充军队，国王开始像他的祖父和西欧国家的君主一样关心能提供税收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国家工场以及初步的保护关税制度也跟着建立起来。1721年，他开始对波兰的进口谷物征收进口税，1732年则完全禁止进口波兰谷物。根据同样的精神，1718年已禁止原羊毛出口；补充的措施则是禁止进口外国布匹和棉花。通过保护关税得到发展的手工工场，不只是有助于筹措资金，还为扩大军需品生产创造了条件。其中为制造军服建立的柏林仓库，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工场。此外，他还特意不定期地组织一些集市和博览会来增加商品流通，以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
同大选侯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积极鼓励从德意志各地或国外向普鲁士移民，移民的成分主要是新教徒，人们甚至认为在启蒙运动开始以前，这位军人国王就异乎寻常地允许信教自由了。1732年，大约有两万多名新教难民被奥地利人驱逐出萨尔茨堡教区，他们被吸引到普鲁士，虽历经无数苦难，最后都在东普鲁士定居下来。此后来自德意志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前来。他们许多人拥有财产，并掌握一定的工艺，在普鲁士享有免服兵役、迅速开业、一段时间可不纳税的优待。即便是农民，也可得到提供路费、给予土地，也许还有牲畜和家具的承诺。正因为国王把人看作是“最大的财富”，有计划地引进国内，所以普鲁士的人口增长率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与之相比拟。18世纪勃兰登堡的人口密度增加了两倍以上，其中有20%源于这个时期的移民或其后代。
随着税收范围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普鲁士旧有的官僚管理系统也亟待扩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延用容克贵族，许多市民阶层出身的人也被吸收进文官队伍，他们被委以高级职务，成为职业官僚，逐渐摆脱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机构的束缚，变为强化王权的独立性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像训练军官一样教育他的文官，他认为一名官员的天职是无条件地、准时地、认真而迅速地履行职责，完全献身于工作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因此，他的文官队伍和军官队伍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许多下层的文职官员通常是由以前的军人充任的。所以，在普鲁士与众不同的是军队独立发展自己的生活，并由于自身的需要创造出了国家机构，使国家机器发展成一种支持武装部队的工具。普鲁士的文官形成于大选侯时期，从一开始就以对政府“忠诚”和效率著称于世。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时期，这支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构成的队伍，对国王更为忠诚，对贵族更为顺从，对军队更加望而生畏。为国王或为国家服务的意识，不仅在文官队伍中深深生根，而且被誉为全民族的最高美德。由于普鲁士很晚才由一个人为的分散领地联合体发展而来，缺乏那种文化传统久远的国家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心理，所以使得依靠义务、服从、服务与牺牲为内容的军事规范成为整个普鲁士贵族认同的军事美德。这种统一感情，由于士兵的服役期高达25年，由于几乎所有的容克贵族都有成员在军队供职，以及军队与国家机构的密切结合，而变成了一种国家规范。适应军队的需要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使得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军队生活扩展到全民族，使普鲁士成为一座大兵营。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以他所发展和扩大的军队深深地影响了普鲁士的政治生活，而且以残酷的刑罚制度培育了普鲁士军人蛮横、粗暴、盲从和暴戾的作风。他对整个军队的偏爱与他对单个士兵严厉的体罚形成奇特的对比。他常常以棍棒、权杖、皮鞭拷打和惩戒一切敢于自行其是的人。严厉的惩罚使人人胆战心惊，最可怕的刑罚是被送去“铺铁轨”，其残酷程度在有史以来的文明国家中是前所未闻的。由于上行下效，普鲁士各级军官也都专横粗暴，对上司奴隶般地服从，对士兵傲慢和暴虐，这成为历代军事统治者的遗风，影响德国达200年之久。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外交政策上比较审慎，除了执政之初因介入北方战争（1700—1721）以高昂的代价（200万塔勒）获得奥得河口地区外，没有实现控制整个波罗的海南岸的夙愿。就此而论，他有别于他身前身后的“军国主义者”，但他对军队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热忱，却把整个国家生活纳入军国主义轨道。依赖他所创立的基础，他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二世把普鲁士的国家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军事立国战略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表现。三、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早期扩张
1740年，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去世，以及德意志最大的邦国奥地利所发生的变化，中欧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普鲁士在北方的兴起，打破了德意志分裂混乱的传统格局，在北德意志形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外偏中心；另一方面，在南部，以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核心的奥地利，也通过一系列王族联姻、领土兼并，以及在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争中所经受的考验，开始形成一个新的多民族国家联合体。哈布斯堡家族，自从1438年阿尔伯特二世（1438—1440）承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以来，几乎无间断地保持这一地位近400年之久。但是自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2—1519）试图重建统一帝国的愿望失败以来，皇帝愈来愈成为奥地利君主国的领袖。1701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重建家族帝国的最后尝试，但由于西班牙王位最终为法国波旁王朝获得，它与西班牙的历史联系就此割断。在摆脱帝国枷锁以后，哈布斯堡家族逐渐从“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毫无价值的外壳中脱颖而出，形成以奥地利领地为核心的君主国实体。这是一个重要转变。从此，这个家族虽然继续担任德意志帝国皇帝，但这一职务已成为它为奥地利谋取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同普鲁士近似，奥地利国家的领地也大致由三个分散的部分构成。最古老的辖区是以维也纳为中心的上奥地利、下奥地利、蒂罗尔、卡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尔尼奥拉；其次是波希米亚王国，包括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最后是由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本土构成的匈牙利王国。与普鲁士不同，奥地利的三块辖区在地理上基本是连在一起的，差别主要是文化上的。波希米亚是重新皈依天主教后才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而匈牙利则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压力下逐渐依附于奥地利的。其中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哈布斯堡家族实现领土霸权的严重障碍。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最后一次包围维也纳，围城两个月后，因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率领的援军到来，才解围而去。以后，在著名的军事将领欧根亲王的指挥下，奥地利通过1697年在曾塔战役中的胜利，将土耳其人逐出匈牙利。在1699年的卡洛维茨和会上，奥地利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才为土耳其人所接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奥地利虽未取得西班牙王位，却在英国的支持下，以吞并南尼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米兰及那不勒斯作为补偿。所以到18世纪上半期，哈布斯堡家族终于建立起一个以维也纳为中心的、拥有部分分散领土的中部多瑙河帝国。
与平坦多沙、土地贫瘠的勃兰登堡平原相比，群山环抱、气候温和、音乐之声不绝于耳的维也纳更像是一个威严王朝的所在地。三百余年的征战和无数次王族联姻所继承的遗产，给古老的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欧洲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财富和资源。由于领地无比广阔与多样，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恰成互补，赋予帝国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了帝国的长期征战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建树，使维也纳一度成为“世界政治、哲学、建筑和音乐文化的真正中心”。即便在失去西班牙以后，由于在反土耳其人进攻斗争中的胜利，这个王朝仍能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以巨大的资源维持其运转，同样展示了这个脱胎于古老帝国的新国家的再生活力和政治技巧。然而，如果我们从望远镜的另一头望去，也不难看出，这个帝国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依靠联姻、兼并和遗产继承所构成的这个帝国在结构上是松散的，它的领土是不规则的，它的民族构成是多样性的。这些结构性的弱点决定了哈布斯堡帝国不能建成亚洲式的、真正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外，作为一个占据领土十分分散的政治集合体，它在继承众多领地的同时，也树立了众多的敌人，在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时代，它所占据的那些文化差异颇大的领土，在一定意义上又变成它的政治包袱。这是一个依靠个人联盟把拥有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组合在一起的领地集合体。维持这个辽阔的集合体，哈布斯堡家族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但没有获得相应的统治权利。维持奥地利统一的唯一力量是各个王国、公国及郡县和村社等对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效忠，以及天主教在欧洲文化中的某种朦胧而又强烈的使命感。这些建立在个人情感上的忠诚常常随君主个人权威和统治技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无法成为维持帝国统一的永恒纽带。在新的征服使民族成分的变化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一次王位的更替就会引发帝国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由于皇帝和大公查理六世（1711—1740）继位以来一直没有男性继承人，已经变得十分紧迫了。
查理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登上皇位的。由于没有男嗣，他在即位不久就打算让长女玛丽亚·特莱西娅继承全部领地遗产。通过1713年颁布的《国本诏书》，查理确立了上述原则，并在生前争取到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来保证帝国在其女继承人统治下的延续。但他在1740年10月刚一去世，《国本诏书》的效力就发生动摇，年轻的女大公面临严峻挑战。最大的威胁来自她的北方邻国。在普鲁士，同年继承王位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以领土要求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迈出了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一步。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后世称“弗里德里希大王”，1740年登上王位时，是一位28岁的青年。从1712年1月24日降生时起，他就生长在一种严酷而阴郁的环境之中。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专横、暴戾的作风和粗俗的举止，使他从小产生逆反心理，他厌恶父亲所爱好的一切，反对他为自己安排的生活，抵制他坚持要自己成为一名军人的要求。与先王鄙视文化的习惯不同，王储从小就热爱文学、艺术和哲学，酷爱读书，潜心于各类知识的追求。王储的喜好背离了国王对他的期望和家族的传统，恼怒的父亲认为必须严厉地对待儿子离经叛道的行为，动辄责骂或鞭打，像惩戒士兵一样迫使他转变，但是收效不大，在内心深处，他开始痛恨父亲，蔑视家族传统，渴望发展自己的个性，并在行为上不断地进行抵制。1730年8月，为抗拒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他趁去南德旅行的机会，伙同三位好友一起出逃，但尚未到达边境，就因计划不周，被父亲派人追捕抓回，随即被关进屈斯特林监狱，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按照处罚的惯例，参与出逃的成员均应被判处斩决。为了“医治”他的叛逆精神和违规行为，国王有意安排他观看行刑过程。目睹朋友人头落地的惨状，弗里德里希受到沉重打击，开始由一个活泼的青年变得沉默不语、郁郁寡欢，成为一个懂得抑制自己感情的“成熟”的人。
狱中的生活使他变得深沉理智，为了保住王位继承权，一封悔过的家信呈送在父亲面前。欣喜的国王不久就下令释放儿子出狱，让他回宫居住。经过这番经历，弗里德里希的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为了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他逐渐适应了为邦国安危忧虑的父亲的特性。军国要务也逐渐引起他的兴趣，家族传统也变得不那么格格不入。还在屈斯特林被关押期间，他通过财政长官希勒已开始了解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和经济。1733年，他顺从父愿与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结婚，并被任命为普军驻鲁宾一个团队的团长。1734年，作为奥地利欧根亲王的阵地观察员，他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受到实战生活的锻炼。从1736年起，在鲁宾附近的莱茵斯堡，他恢复了早年对读书的爱好。除了博览群书，他还广交文友，并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建立了通信联系。但与他早年单纯、任性的读书热情有所不同，他现在已经能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军事操练，观看军事演习，甚至对外出视察、监督税收也很有兴趣。这些复杂的经历和对不同生活的体验，大大影响了他的精神发育和心理素质，使得道义与强权、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这些极为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因素，能够协调地汇集于一身，铸就他独特的个性素质，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今后的内外政策。人们对这位新国王的评价是：表面上谦和、热情，但骨子里冷漠、严峻。他既能以文会友、谈古论今、吟诗撰文，又推崇暴力、热衷强权、蔑视公理和人道，为追求君主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就其个性素质的复杂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一切后继者。他曾经表达过对启蒙主义理想的赞许和追求，但只有与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利益相一致时，他才努力去实现这种理想。他曾经撰文反对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伎俩，但随时准备为他的国家利益进行军事扩张。1740年10月，当查理六世突然死亡，奥地利陷于王位继承危机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超迈前人的勇敢精神，率先发起对传统的天然君长哈布斯堡王朝的挑战，决定发兵征服西里西亚。
西里西亚位于奥得河上游，与普鲁士毗邻，为波希米亚王国（捷克）属地，是哈布斯堡帝国在东北部的边缘辖区。这里不仅物产丰富，拥有发达的工业，而且是通往北方的过境交往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霍亨索伦家族很早就对西里西亚提出过含糊的领土要求，但直至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借助于几代人所经营的强大军队，才将这一要求付诸行动。弗里德里希二世向维也纳提出割让西里西亚以换取承认女大公王位继承权的建议，在遭拒绝后，他于当年12月将大军开进西里西亚。
这时的玛丽亚·特莱西娅正处于初登王位后的危急时刻，其父苦心经营的《国本诏书》受到普遍的漠视，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都向她提出新的要求，法国作为传统敌人也把比利时视为吞并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年仅23岁的玛丽亚·特莱西娅遇事冷静、临危不乱，在稳定内部之后，迅速在匈牙利征集10万大军开赴前线。1741年4月10日，两军在莫尔维茨发生激战。开战之初，普鲁士的骑兵很快被奥地利骑兵击溃，但普鲁士训练有素和英勇善战的步兵最终挽回了战局，他们击败了奥军，显示了普鲁士军事训练制度的真正价值。奥军的失利成为它的众多敌人联合进攻的信号。法军、巴伐利亚军和萨克森军一齐出动，进犯波希米亚，旋即拿下布拉格。弗里德里希二世乘胜拥兵南下，兵锋直指摩拉维亚。1742年2月，巴伐利亚选侯卡尔·阿尔伯特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七世，旨在从政治上增强对抗特莱西娅的力量。面对各路敌人的联合进攻，1742年6月，特莱西娅在英国的调停下，被迫接受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出的单独议和建议，暂时将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出让给普鲁士，普军以此为条件退出战争。
普军退出后，特莱西娅在英国的支持下，集中全力对付法国及其盟友，不久，法军被赶出波希米亚，并在当年冬季撤回本土。巴伐利亚也在奥军的打击下，相继失去自己的世袭领地，查理七世被迫退至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为没有领地的皇帝。1743年9月，奥地利与英国、萨丁王国缔结盟约，支持奥地利恢复《国本诏书》的效力，奥地利的处境已大为改善。1744年，当奥军渡过莱茵河到达阿尔萨斯的消息传来时，弗里德里希二世担心奥军的胜利将危及他对西里西亚的控制，便撕毁协议，从波希米亚对奥军发动新的进攻。但普军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进军不久就被迫撤退。以后，他又把军队开进萨克森，在这里先后两次击败奥军和倒向奥地利的萨克森军，保证了西里西亚的安全。
1745年8月，玛丽亚·特莱西娅的丈夫弗兰茨在法兰克福被选为皇帝，接替去世的查理七世登上帝国皇位。这时，弗里德里希二世意识到，打击和削弱奥地利的目的已经达到，扩大战果可能会招致自己的孤立。奥地利方面对未能夺回西里西亚极为不满，但毕竟度过了王位继承的危机，于是双方议和的条件逐渐成熟。1745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德累斯顿和约》，奥地利确认普鲁士占有西里西亚，普鲁士则承认弗兰茨一世为帝国皇帝，结束了战争。战争是军事同盟和国家实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奥地利虽失去了西里西亚，但通过稳定王权，维持其对其余广阔领地的统治，仍保持着欧洲强国地位。普鲁士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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