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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3 12: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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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orit rabinyan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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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边境

爱的边境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爱的边境作者:dorit rabinyan排版:昷一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16ISBN:9787213084096本书由北京磨铁数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每一条河流都涌向了海洋

但海洋从不曾被填满

因为每一条河流都将回归河流

相信我吧

这是潮汐的奥秘

这是渴望的奥秘第一部分 秋天第一章

门口站着人。然而,那礼貌的敲门声并没有成功地盖过屋内震耳欲聋的嘈杂声。直至敲门声变得又长又重的时候,我才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

真空吸尘器发出雷鸣般的噪声,音箱里放着涅槃乐队的歌——是最高音量,这一切营造出了一种乱哄哄的效果。现在正是11月中旬,一个刚刚进入下午时段的周六。我在早晨处理完一些事情,现在正忙着打扫卫生。在吸干净了长沙发椅和硬木地板之后,正在吸地毯。耳朵里不但充斥着气流空洞的咆哮声,还回荡着音乐声,但是,正是这单调的噪声不知为何带给了我平静。在几分钟之内,我心无杂念,专注地握着吸尘器的软管,清除那些夹杂在纤维里的灰尘和猫毛。脑袋空空,极度平静,集中全部注意力在嵌入地毯中的那些顽固的、带着淡红色的蓝色污渍上。

在吸尘器的噪声减弱后,我迅速地振作了起来。歌曲已经进入尾声,歌手在轻声呢喃,配乐也渐渐弱了下去。在距下一首歌的前奏还有三到四秒的间隔里,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安静和耳畔空荡而颇感不适的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刺耳的门铃声,像是一个重获听觉的失聪者,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应答。“Rak...”我结结巴巴地用希伯来语应门,“Rak rega...”我充满疑惑地瞥了一眼表,更正了自己,“稍等。”

不过是下午1:30,可那色彩寡淡、灰蒙蒙的窗外却让人感到黄昏似乎已逼临眼前。透过水汽蒸腾的窗户,从十二楼向第九街的街角和大学城望去,只能模糊地辨认出第五大道上那些高大、华美的建筑,以及冒着烟的烟囱上方那一条像钢铁一般泛着寒光的狭窄的天空。

那穿透力极强的门铃声再次响彻公寓,只在我关掉音乐的时候停了一小会儿。“请等一分钟……”我迅速在门廊的镜子里检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歪向一边的马尾,脏兮兮的T恤,运动裤,球鞋。我气势汹汹地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两个40岁上下的男人,都身着制服、系着黑色的领带。右边的那个胳膊下面夹着公文夹,比左边的那个高出一头,正站在我的面前,姿态像是一个将要去拉货的牛仔,要么就是他的两只手上各拎了一只隐形的行李箱。不论是正不耐烦地敲打着黑色皮质公文夹的瘦骨嶙峋的手指,还是他横肉纵生的脸上显露出的宽慰的表情,都证明了他们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你们好。”我用惊讶的语气有些勉强地说道。“嗨,女士,我们很抱歉打扰您。我是罗杰探员,这是我的同事尼尔森探员。我们来自联邦调查局,可以进去几分钟问您一些问题吗?”

是左边的那个人在说话——那个像狙击手一样的人。他的制服看上去比他既笨重又结实的身体小了整整两号,他语调温和,把每个单词都说得十分缓慢,还拉长了音节的尾音,就像在嚼自己的舌头似的。我僵住了,像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名字和职业,也理解不了他话里的含义,直到他那个没耐心还板着脸的高个儿朋友伸手从夹克内侧的口袋中掏出我只在电影和电视剧里见过的东西——一个镀金的、带有浮雕的警徽。

我一定是咕哝了什么,还诧异地、不知为何带着懊恼地眨了眨眼睛。这个动作连带着我那木讷、像聋哑人似的反应,让他们开始觉得我不怎么懂英语。那个高个子的越过我的头顶,将公寓迅速扫视了一遍。一个念头在我心中转瞬而逝,接着,那觉得他们认为我是个清洁工的猜想便被他们紧接着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和高音量的说话声佐证了。“只是几个问题,麻烦了。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他像在对孩子说话似的,把每个单词都重读,让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我们可以进去吗?”

我的尴尬,或者是那种被羞辱的感觉,让我的声音硬了起来。我听到自己的口音因为声音的颤抖而加重了:“我可以知道……”我清了清喉咙,“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高个儿“牛仔”眼中闪过一丝解脱。“你很快便会知道的,”他说,并恢复了自己权威的口气,“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女士。”

站在厨房里,我给自己倒了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我没理由紧张,我的护照还没过期,但他们依然坐在客厅里,正等着要审问我的那两个人让我焦虑。我一边从橱柜里又拿出两个杯子,一边想着是不是该给安德鲁或者乔伊打个电话。他们都是正直的美国公民,也都在纽约住了很长时间。最终,安德鲁被选定了:他是我19岁时在以色列认识的老朋友,会是证明我守法、可靠的上佳人选。但是,光在内心构想我要在电话里怎么跟他解释这一切就已经让我再次感到口渴了。

等我回到客厅里的时候,发现探员们已经把椅子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放回到地板上,那些椅子是我早前为了清洁地板而反扣在桌上的。高一些的探员已脱掉了外套,正背对着厨房坐着。我看到那个绝非善类的探员站在真空吸尘器的旁边,正巡视着屋内。“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吗?”真空吸尘器旁的探长问道。

一阵痉挛穿过我的手,让托盘上的玻璃杯也晃了晃。“是的,这是我朋友的公寓,”我说,把头歪向杜迪和夏琳的结婚照,“他们现在在远东,正享受着一次长游,我为他们看家和照顾猫。”弗兰妮和佐伊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他的目光在水槽和书架下的猫粮上停留了一会儿。“你是怎么认识这对夫妻的?”他又看回那张照片,“这是他们租的房子,还是他们自己的房子?”“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我说,一动不动,“我已经认识杜迪好多年了,自打我在以色列时起,他是我儿时的伙伴。他的妻子是个美国人——”

这个探员咕哝了些什么,环顾四周,说:“你是从以色列来的?”“是的,长官。”

他漫不经心地向窗外望去,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利用这个空隙走到桌子附近。“你在这儿住了多久?”“大约两个月。”我把托盘放下,松了口气,“他们计划在春天来临之前回来。”我郁闷地想起自己的烟抽完了,“但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就是这儿的人,”我用眼睛搜索着无线电话,打算打给安德鲁,“你可以问问他——”“问他?”“我不知道……”我的声音颤抖了,“关于我……”

他转过身,再次看向窗户:“现在还不需要。”“非常感谢您。”“高个儿”用他低沉、微弱、几乎像是无线电般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什么?”“谢谢你的水。”他越过水杯向我投来一笑。他有一口好牙,像牙齿美白广告里的牙似的又白又整齐。

我神经质地点点头,从钱包里取出护照,翻到签证那页。尽管知道我的签证还有五个月才到期,我刚刚还是在厨房里再次检查了一遍护照上的时间。

他把护照翻过去,瞥了眼蓝色的封皮,再次返回打开的那页,说道:“所以,你是以色列国的公民,本-亚-米……女士。”“本雅蜜妮,”我迅速补充,就好像这么做有什么用似的,“莉雅特·本雅蜜妮。”

他的眼睛扫过我紧绷着的脸,落到我那张傻笑着的护照照片上,灰色眼睛上隐形眼镜的光圈清晰可见。

他指了指自己身边的椅子:“请坐。”“好的。”我轻声说,顺从地把椅子拽过来,椅脚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一声,“我是以色列人……”

询问只持续了不到15分钟,大多数的问题都是那个凶巴巴的探员问的。他的高个儿同事从皮质文件夹中抽出一张表,淡绿色FBI徽章的水印印满了整张纸。他用蓝色的笔在左上角写下时间。然后,从我的护照上抄下我的名字——用的是大写字母,字和字间距很远。接着,他小心地抄下代表我生日的那六个数字。他的字写得既工整又漂亮,十分流畅,就像他让我重复自己的住址、公寓电话和房子主人姓名时从喉咙里倾泻出的声音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他写下一些神秘的首字母缩略词,还在页尾的选项里打了好几个钩。在继续写另一张表时,他突然抬起头仔细地打量起我的脸。我避开他的目光,低头盯着桌子。我能看到他写下“黑色”,和另一个“黑色”——也许是我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接着,他把我皮肤的颜色描述为“深橄榄色”。

这时,那个很横的探员加入了我们。他倒着拿起我的护照,从后面翻开,停在英文介绍的那页。他把护照前前后后地翻了一会儿后,犹豫了一下,又把护照翻回了原来的位置。“我看到你是在以色列出生的,”他说,“1973年。”“是的。”我从椅子上直起身来。“那么,说明你现在已经二十——”“九。”“结婚了?”

我的指甲焦虑地挖着手掌:“没有。”“有孩子吗?”

我僵硬着,握紧双拳,把双手伸到大腿下:“没有。”“你的住址?”“在以色列?”“是的,女士,在以色列。”“哦,住在特拉维夫市。”“你是做什么的?”

我把双手抽出来,抿了一小口水,说道:“我正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

我记起他之前觉得我是个女仆,就说道:“我有英文文学和语言学的本科学位,我翻译研究文献。”“哦,语言学……你是个翻译!”他惊呼,“怪不得你英文这么好!”“谢谢。我是因为获得了傅尔布莱特奖学金才来这里的,”我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公事公办的语调继续说道,“他们帮我办了签证。”

他再次看向我的护照。“将近六个月,”他冲着那份文件点点头,“我确实看到你的签证的有效期是到2003年5月的。”“是的,”我稳住在桌下由于不安而晃动的双脚,极度渴望能有根烟,“5月20号。”“有趣,这很有趣。”他喝完半杯水后说,“你把英语翻译成希伯来语?”

我冷淡地点点头,非常后悔提起了这件事。我本来可以只说我是个来自以色列的学生,对别的绝口不提的,但我一定是想多说点什么来挽救我的尊严。“就是这个。”我毫无兴趣地总结。

他的面部表情没有改变,用粉红色的指甲盖轻敲着玻璃杯:“我想希伯来语是你的母语……”“是的,嗯,不……”我艰难而情绪低落地继续说道,“我的父母是伊朗移民,但我和姐姐在希伯来长大。”

轻敲声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轻哼:“伊朗移民?”“我的父母是德黑兰的犹太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移民到了以色列。”

他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拍档是否把这些全部记录了下来,接着向我转过头:“所以,他们全是——你的父母全是犹太人?”

我再次点头。为了那个带着疑惑表情抬头看我的“高个儿”,我用既响亮又清晰的声音重复道:“没错。”“这的确很有趣,”那个坏脾气探员继续说,眉毛和额头上的皱纹拧成一团,“那你的亲戚还有住在伊朗的吗?”“没有,”我答道,这场对话的新方向使我逐步获得了信心,“他们都移民去了以色列,都成了以色列公民,自从——”“那你自己呢?你最近去过伊朗吗?”“完全没有。”“你也许去那儿旅行过?”他再次尝试,“去寻寻根之类的?”“如果你说这个的话,伊朗并不是一个绝佳的去处,”我向我的护照伸了下头,“他们也许会让我入境,但我不确定我能出来。”

他喜欢我的回答。他带着一丝微笑看着我的护照,把它翻回他用手指卡住的那页。“所以说,你从来没有去过——”他检查盖章的页面,“伊朗。”“是这样。”“但是,我根据在这里看到的来判断,你在过去的几年里去过好几次埃及。”“是的,哦,是的,去西奈。我们以前经常去,但最近那儿变得有些危险。对以色列人来说,我是说……”

他翻到护照的最后一页。在看到他从尼龙口袋里掏出了什么的时候,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我知道等着的是什么。“这是什么,女士?”

那是我的离境授权,一份自从我退伍之后便塞了进去的文件,尽管它早就变得可有可无了。(1)“那是IDF签发的,它表明我可以随意离开以色列。”在他还没来得及抛出下一个问题之前,我解释道,“在以色列,服役是强制性的。女性服役两年,男性三年。”觉得这解释还不够充分,我在他似乎要开始发问之前继续说道,“我在士兵社保组织服役。1990年入伍,1992年服役完毕。”

突然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还那么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冷静又随意——虽然我发现眼下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有趣了——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现在告诉我,劳驾,”他的声音现在听上去松弛了下来,几乎能算是友好了,“你是怎么做你的翻译工作的?”他合上了护照,并把它递给我,“用笔和纸,或者在电脑上?”

这个问题出乎我的预料:“电脑。”“一部笔记本?”

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依然纠结在这个问题上,说道:“是的,我……”

他把双手的十指交叉在一起,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在这儿,在家?”“要不在这儿,要不在大学的图书馆。”“也在咖啡馆?你在咖啡馆用笔记本工作吗?”“是的,有时候。”“你有经常去的特定的地方吗?”“特定的地方?”我犹豫了,并不确定他的目的,“很抱歉,我不明白……”“女士,你最近去过一个离这儿不远的咖啡馆吗?在第九大街和第六大街的拐角那儿。”他的同伴递给他一支笔,他在表格的底部签上名,“水族馆咖啡店。”“水族馆,哦,是的……”“你也许上周刚去过?在周二的晚上?”“周二?我可能去过,那是……”

他谦和地闭上双眼:“谢谢你,女士。”

(1) 以色列国防军。第二章

就在那两名探员离开公寓不到一小时之后,我便去了水族馆咖啡店。这周的早些时候,安德鲁和我约好周六下午在那儿见面。探员在下午3:20终于离开,我在洗了个澡并梳妆完毕之后,决定打电话给安德鲁。我想换个见面的地点,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除去水族馆咖啡店外的任何一家。无人接听,我听到了答录机的声音。“我们现在不在家。”由三个愉悦的声音组成的家庭合唱团高高兴兴地宣布道。安德鲁和桑德拉一年前分开了,但他始终没找到换掉这段答录机留言的勇气。一个很长的哔声打断了他们女儿乔西的大笑声。“是我,”我边扭进大衣里,边对着门廊上那面镜子里的影像说道,“你已经出门了吗?”我等了一会儿,希望他能回答。真空吸尘器、拖把、桶和抹布都还在探员们突然到访前的位置,“好吧,没什么事。”我挂断了电话。

水族馆咖啡店位于第六大道,毗邻公众图书馆,面朝北十街的拐角。我走到玻璃门前,向里面扫视。大门在我打开它时发出清脆的一声,在关上时又清脆地响了一下。屋外很冷,刮着刺骨的大风,从熙熙攘攘的大街进入这静谧、几乎像热带一样温暖的咖啡馆的那条通道装修得十分漂亮。我沉浸在各式各样的咖啡和糕点的香气中。调子沉缓的钢琴和低音大提琴,还有特浓咖啡机散发出的香味舒缓了我冻僵的耳朵。有一张临窗的桌子还空着。我脱下外套,向侍者点了杯卡布奇诺。

那一对调查员,像俩保镖似的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他们像是一直跟到了这里,坐在了旁边空着的椅子上。我保持了表面的冷静,带着自在的表情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其他的顾客:五个人坐在黑木桌旁,有的聊得正起劲儿,有的在翻杂志;两个男人靠在柜台上;一个年轻的母亲在遥远的角落里笑眯眯地和自己的宝宝说话。没有人斜眼打量或者怀疑地瞥我,靠在柜台上的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抬起头来看了一会儿《泰晤士报》上的地铁站信息,但很快就平静地看回了自己的报纸。

这一次,我中东人的外表和我本人似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探员们告诉我,有个蠢蛋——一个模范公民,周二晚上看到我在这里,便打电话给警局抱怨,说有个中东人模样的年轻女人有些可疑的举动。他们说,那人汇报说我在用阿拉伯语写邮件,但除了他在语言学上的错误之外——他一定是看到我在用希伯来语写东西,以从右到左的顺序,便假定那是阿拉伯语。我并不能真正理解我身上的哪点或者是我的何种行为让他认为我是个基地组织成员。探员们为占用了我的时间而道歉,解释说自“9·11”起城里就弥漫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很多的恐惧和困惑,但是调查清楚每一次投诉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可是,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把他们送至门边时,我才想起这个问题,“那个人是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儿的?”他们说他可能跟踪我回了家,还看着我进了这栋楼,留心了我去往的房间,并把地址给了警察。

卡布奇诺和一小块黄油饼干一起被送来。我看向侍者的手表,4:10。门铃又响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人。有人走出去了。窗外有一队黄色的出租车在缓慢地“爬行”。在它们之上,公立图书馆哥特式的八角形结构从第十大道的街角处俯瞰向下。它屋顶上有塔楼,最高处带着罗马数字的钟塔也显示了4:10。“打扰一下,”一个年轻男人站在我桌子的另一端,“莉雅特?”他把我从沉郁的心境中拉了出来,“你是莉雅特吗?”

我满怀期待地点点头。一个疯狂的想法从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个卷头发的男人跟FBI有关,这是一个策略,他是个卧底探员,是被派来陷害我的。在点头并站起来之前,我困惑地伸直了脖子,用手捋了捋头发。

他松了口气,脸上一亮:“我是安德鲁的朋友。他让我来告诉你,他很抱歉过不来了。”

我现在该怎么描述他呢?我该从哪儿开始?我该如何将这个第一印象从那遥远的时刻中提炼出来?我该怎么描述出他完整的肖像,那由层层色彩构成,却又重回纯净的肖像——那幅当我的双眼第一次停留在他身上时所绘出的草草的铅笔素描,带着它所有的广度和宽度?那可能吗?我真的能保有那毫发毕现的观察、那清晰的估量,当失去之手一遍遍地触摸回忆,用指纹为它们上色的时候?“他还好吗?”“一切安好。他和他妻子没沟通好,他现在得去接他女儿了。”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富有情感,听上去湿漉漉的。他英语说得很好,灵活、随意又自信,他语调中无法忽视的口音显然来自阿拉伯语。“我是哈米。”他的喉音“h”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属于异域的声音的回响。他伸出手来,平静、长久地与我相握:“哈米·纳赛尔。”“哦,所以你就是哈米。”现在都说得通了,一切都瞬间清晰,“你是他的阿拉伯语老师……”

在我的手掌中,依然能感受到来自他的手掌的、令人混乱的触碰:他的手掌因为天气而寒冷又干燥,但手指却很温暖、有力。我试着回想安德鲁还说过他什么。“他是一个那么英俊的、才华横溢的家伙,你一定得见见他。”我记起安德鲁这样说。不知为何,我想起他告诉我哈米是个演员,或者是个戏剧院的学生。“我们快要上完课时,”他说,随意地指了下大街,“他妻子打来了。”

我的目光跟随着他的手——它缓缓地移动和停在空中的方式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他确实提起过你们今天要见面。”我说。

和桑德拉的艰难分手和她留下的空虚感在周末的时候会越发强烈,这让安德鲁怀念起他在雅法租房住的日子。他那时为路透社工作,带着自己的相机在军事分界线上偷偷遛来遛去,从希伯来去往阿拉伯。

我试着找点别的来说,哈米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他胡子拉碴的脸上挤出一个酒窝:“他是个好人,安德鲁。他不错。”他两颗门牙中的一颗有点黄,他咧开的嘴里露出淡粉色的上牙龈。“你……”我奇怪地犹豫了,“你来自拉马拉,对吗?”

他轻轻颔首:“希伯伦,之后是拉马拉。”“那我们几乎是邻居。我来自特拉维夫。”

在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声音一定停顿了一下。它紧张地躲进了我的喉咙里,因为哈米倚在桌上,像在说一个秘密似的轻声耳语:“我知道。”

那么,我该从哪里开始呢?你会怎样把一个人的脸从千万张脸中区分出来?你得用上多少诗行和多少毫无新意的形容词?我该怎么描绘他第一次看向我时的脸,那依然充满神秘感的一瞥?在数不清的棕色眼眸中,我该如何分辨出那双温柔的、坦率的眼睛?它们那睿智又机敏的神情,那有点古怪和不同寻常的神情。我该如何描绘他的双唇、他的鼻子、他的眉毛和下巴?我可以用全新的、不带感情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印在咖啡馆纸巾上的肖像,那么也许我可以通过坐在旁边一桌的人的眼睛,或者通过那个侍者的双眼来看哈米?“您想点些什么吗?”侍者问哈米。

他站着没动,看着椅子说:“我能坐这儿吗?”

哈米的头发乱糟糟的,像一片卷曲的花灰色海洋,发尾弯向四周。他有双柔和的肉桂色的眼睛,睫毛又长又浓密。有一个瞬间,我以为(1)他涂了睫毛膏。他有五英尺六英寸高,穿着棕色的灯芯绒裤子、灰色的毛衣和一件褪了色的小山羊皮夹克。甚至在此刻之前,在我们握手时,我就注意到了他那双宽大、美丽的手有多温柔。当他点的浓咖啡和水被送来时,他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而我,在偷偷检视他手指关节上的毛发。他卷起袖子,前臂上有丛丛毛发,手腕上静脉血管蜿蜒。

侍者又端来一杯水,他道谢,然后向我举杯一笑:“干杯。”

他有个大大的、有些歪的鼻子,以及显眼的鼻孔。透过玻璃杯,我看到它们在微微地震颤。他的喉结上下翻动着。他的肤色比我的浅,是浅橄榄色,他没刮胡子。白色的、黏腻的、因为太渴而形成的黏液在他叹气后依然还凝结在他的嘴角。他喝饱了,“叮当”一声放下杯子。“哇,”他说,擦擦已变得鲜红的嘴,“我确实需要这个。”

事实上,哈米是一名画家,而非演员。他比我小两岁——27岁。他告诉我,他在巴格达获得了艺术学士学位,1999年凭着艺术家签证来到纽约——那是四年以前了。他住在布鲁克林弯脊大道,他的工作室也在那儿。他的合租室友叫珍妮。珍妮是半个黎巴嫩人,在学习建筑,她妈妈就是他们的房东。“但是,珍妮自8月起就去法国跟她的未婚夫待在一起了。”他说,咬了一下嘴唇。他经常这么做,他的双唇交错抿紧,像是要给一个句子画上句号:“可他们至今也还没把她的房间租出去。”

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让我又想起了那两个FBI探员。“你不会相信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我突然很兴奋地说,“就在你到这儿之前。”过了一会儿,我轻轻抿了一下嘴,又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才发现自己是在模仿他——我把他嘴唇的动作复制了一次。在我开始给他讲那个牛仔探员和他的同伴是如何在我清理公寓时出现在门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再次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震惊和沮丧,依然不能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仅仅两个小时之前。可是,它们现在听起来很荒唐,甚至有些滑稽。“你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他问我。“什么,被跟踪?”“不,有人认为你是阿拉伯人。”他笑了,“因为你看上去确实有点……”那是个可爱的微笑。“什么?像是个险恶的中东人?”“没错。”“事实上,当我在远东旅行时,他们说我看着像个印度人,或者巴勒斯坦人。”“我也总遇到这种事。”“在这儿,人们一般觉得我是希腊人,或者墨西哥人……”“我被错认过好多次!巴西人、古巴人、西班牙人……还有一次,一个人觉得我是以色列人。在地铁上,一个人开始用希伯来语对我说话。我告诉他,‘抱歉,先生……’”哈米被什么分散了注意力。“我不会说希……”我接着说道。他担忧地在大衣口袋里翻找。“稍等。”他的左手伸进另一侧的口袋,一大把硬币叮当作响,“我得找个东西。”

他探身取来自己的包——一个破旧的橘黄色双肩包,包口大开。他开始把里面的东西猛往外掏:长羊绒围巾,棕色的手套,厚实的螺旋装订笔记本,皱巴巴的药袋,合拢着的牛仔布笔袋,地铁线路图,压扁了的好彩牌香烟,另一副手套。

我接住一个掉出来又滚过了桌子的银色圆盘,问他:“你在找什么?”“没什么,”他小声说,“只是钱,但我把它放在……”

他把拇指伸进笔记本里,把本子从后往前翻,一系列的铅笔素描一一展现:浓密的睫毛、水的波纹、卷曲的头发、贝壳……穿插在素描间的,是一行又一行带着弧度的阿拉伯文,它们在纸上上升又下降。哈米把整个前臂都探进背包里,努力地翻找,接着又很快地抽出来,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膛。他把手伸进毛衣下的衬衫口袋里,在掏出一沓钱之后终于松了口气:那是一张20元、一张50元和一张灰色的100元纸币。

我几乎要开口求他展示一下那个笔记本,这样我就能看看那些素描了,但他已经收拢了地铁票和桌上的纸,说他得走了。塔楼上的罗马数字显示出5:05。他说他得去绘画用品店买些颜料。他放下一张20美元的钞票,叫来服务生:“他们6点关门,而我没有蓝色颜料用了。”“只是蓝色?”

蓝色和绿色总是不够用,他说,因为他总是画很多的水。“你来我工作室的时候就能看到了,”他在我扭头看向走过来的服务生时补充道,“很多很多的水和天空。”“我想我会去的。”我转头,像在尝试着记起什么事似的皱起眉头,或者是像在这一刻被什么烦心事给困住了,“也许什么时候和安德鲁一起去。”

但哈米依然坐在那里看着我,甚至是在我已经站起来,穿好大衣之后。“为什么要‘什么时候’?为什么不现在就来呢?”他问道。

(1) 1英尺≈0.305米,1英寸=2.54厘米。第三章

屋外,繁忙的大街已经渐渐转暗。今年头一场雪在几天前的晚上降临,空气里弥漫着圣诞将至的喧闹气氛:光秃秃的树上挂好了一串串微型彩灯,商店也在橱窗里摆上了驯鹿、雪橇的模型和被装饰成红色与绿色的圣诞树;远处像玻璃一样光滑的摩天大楼闪着光。在这个夜晚,连街灯、照明灯和交通指挥灯似乎都比平时更明亮了一些。又或许只是寒冷让所有东西都闪闪发亮,是冬日的潮湿替空气抛了光,还让我的眼里涌出泪水。

我们穿过汹涌的人潮,一直在聊天。有两次,一眨眼的工夫,我觉得我在人群中辨认出了某个人:先是一个女人长得有点像我的牙医,然后是一个在特拉维夫的旧识。在他们出现又消失之后,我还能从他们眼中看到我和哈米——从那些路过的人的眼中。在隔天打电话给我姐姐时,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对对方说的话。我能听到她因为那个在第一秒就划过我心上的疯狂的主意而大笑: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阴谋,安德鲁的临时爽约,他的阿拉伯语老师,我们在咖啡馆相遇的概率……这些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为了陷害我而精心策划的情节。

我们路过联合广场和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接着来到百老汇的北边。我的脚步跟随着他的步伐,变得愈加精力充沛,身子也慢慢暖和了起来。我们停在进入第十八街的信号灯前,又继续向前走过第二十街和第二十一街。我们的聊天终于不再那么拘束了,话题飞快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我发现自己因为这令人愉悦的叽叽喳喳而不自觉地变得高兴起来,那笼罩在我们上空的、愚蠢的自我意识似乎消散了。哈米与我一样,变得更勇敢、自信,更放松,也更自然了。当我们在人潮中艰难地挤出一条路,穿过大街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轻轻地引领着我的胳膊,又在我的大衣后面稍停了一下。他的双眼——那双在咖啡馆里深深凝视着我的双眼,在这人潮汹涌的大街上依然追随我左右。他除去向前看路,便是直直地望向我,不错过我说的每一个字,为我脸上每一个异样的表情而紧张。“那之后,我们就分手了。”我说,直接跳到了故事的结尾,“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搬出了公寓。两周之后,便到了这儿。”

他停在我身后,躬身在人行道上系鞋带。“四年……”他顿了一下,不知为何有些严肃,他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双眼依然注视着我,像是我随时都会消失一样,“那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的。”我点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转头去看第二十三街拐角处那个小小的混凝土操场,同时感到他的目光依然在我身上。更远处,熨斗大厦圆形的长鼻子隐约可见,还有麦迪逊广场公园里的树,以及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什么?”我因为没听清他说的话而问道。

他把身体的重量移到左脚上,弯身去系左脚的鞋带:“我说,看上去你把这事放下得很彻底。”

他的碰触所带来的温柔,他充满诱惑的双手。我的目光不住地落到他的手指上,被上面一簇簇的黑色绒毛所吸引。

他飞速地瞥了我一眼:“不是吗?”“眼不见,心不想。”我调侃地说,并注意到他又把头低下去了。他错过了我故作洒脱的耸肩。我很有负罪感地想起诺姆,好奇当他知道我如此轻易地就忘记了他,以及我们夏天分手所带来的所有伤痛时,会有何感想——如果他看到我是这样毫不客气地把那些痛苦的懊悔、那些眼泪和那些带着渴望打回以色列的电话都抛在了脑后的话。我突然想知道诺姆是不是已经在用漫不经心的心情谈起我了。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在遥远的特拉维夫,正和一个新的女人说起我,还耸耸肩?“是啊,对吧?我们也有这个说法:Ba'id an el'ayn, ba'id an el'kalb.‘看不见了,心就不想了。’”他系紧那根鞋带,“这话真是正确得让人惊叹。”

那些从他双唇中流淌出来的阿拉伯语,不知为何让我想起诺姆曾经从预备役中带回家的一个笑话,我们一直觉得它特别可笑。他和其他人都用这笑话去整路过他们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Inta bidoobi?”他说他们在检查某个人的文件时会这么问,“你是吗?你是bidoobi?”他还会模仿那些巴勒斯坦人模糊地回答:“Shu?”他们就会问:“什么?Shu bidoobi?”

在哈米站起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如果诺姆现在看到我会说什么,他会怎么想我。“你住在哪儿?”他在我们继续前行的时候问,“在特拉维夫的时候。”

我说不清为什么,但他说话的方式里有一种什么东西,他的阿拉伯口音中有点什么——“在特拉威?”(特拉维夫,哈米的错误发音。)让我对他的亲切感中又新加入了一种温暖。“我们住在海边,在他父母的公寓——”“真的吗?”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在海边?”

他的反应逗得我大笑:“距海滩两分钟路程。”“哇!”在又走了几步之后,他说,“你能从窗口看到它吗?”

我又笑了起来。我告诉他,我们的厕所是唯一有朝西窗户的房间。从那里,如果你越过很多屋顶,可以看到一条水带。有那么一会儿,我描述起我过去晒衣服时看到海的样子:大海越过热水箱和屋顶上的卫星装置,像一片锐利的玻璃一样冲我眨眼睛,憋屈地挤在喜来登酒店和它旁边的建筑之间。等情绪平复后,我抬起头看天,心里塞得满满的,双眼含泪:“啊,那片海……那片海。”我深深吸进一口空气,“没有什么比得上那片海。”

我能感觉到他也向上看去,我用一种梦呓般愉快的语气说起了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特拉维夫的夕阳多么美丽,深秋的夕阳,我此刻愿意为了能回去一趟而献出所有。“只是去看一场落日,然后就回来。”“嗨,快看!”我指着突然出现在林立高楼上空的月亮。

他小声地说了什么,从胸中长长地舒了口气,肩膀也垂了下去。“你说了什么?我没听见。”“月亮……”他垂下眼,再次和我对视,“它几乎要圆了。”

几乎要圆了?我挣扎了一会儿,然后犹豫地说:“难道不是正相反吗?”

他的眼皮看上去十分沉重,眼神也开始散开了,像是很投入地在考虑别的事:“什么正相反?”

我说在月亮开始变化的时候,是从新月面向左开始的。所以,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事实上正在经历月亏:“看到了吗?它脸朝右。”“我不知道,”他说,依然漫不经心地望着天空,“你确定吗?”“绝对。”我在空中追寻着记忆里相关的希伯来单词——gimel和zayin,“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记它,因为希伯来单词的形状。”

我们到达美术用品店的时间是5:50。哈米径直走向油画颜料区。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了一条由彩虹的颜色组成的斑斓的走廊。在他来来回回地挑选自己需要的颜色时,我仔细地看着那些粗大的铝管,阅读标签上的名字。

在走廊的尽头,我们来到了蓝色颜料区。这里,很多纯色度和次色度呈扇形摆放着——从非常深的到极度浅的。有墨水蓝和靛蓝、天蓝和青蓝、海军蓝和婴儿蓝……一些颜色有着诗一般的名字,像午夜蓝、湖蓝和瓷器蓝。这儿还有基于金属颜料的色调:钴蓝、锰蓝和荧光蓝。一些颜色甚至还有国籍,像法国蓝和普鲁士蓝,还有英国蓝。“快看这个!”我拿给哈米一管颜料,“哥本哈根蓝。”

他选择了孔雀蓝、风信子蓝和蔚蓝,还在颜料管中为我搜寻到另一种色调的颜料:这是一种非常贵的颜色,是用一种稀有的蜗牛做的。还没等我好奇它是不是提比利亚——一种独特的蓝色,常用来给祈祷披肩的边角染色——我也还来不及弄清楚哈米知不知道这件事,他便向上张望,还冲过道挥手。“这些难道不会让你有种奇异的饥饿感吗?所有这些?”他贪婪地看着我身后的货架,“就像是你想把它们全吞掉。”“吞掉”,他说这词的时候大张着嘴。有一瞬间,我能直接看到他的喉咙,喉咙里面是黑色的,上腭是红色的。我被他选中的这个可爱的英文单词打动了,“吞掉”——听上去既迷人,又使人诧异。“喂,”我在我们离开商店时说,“你潜过水吗?浮潜或是带着水肺潜,你潜过吗?”

他傻笑着摇摇头:“没有。”

我炫耀了我在六年前和诺姆一起上课后获得的高级潜水证书,还给他描述了沙姆和沙克斯海湾的珊瑚礁——在西奈沙漠:“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有多棒,真的很不错……”“沙姆沙伊赫?”他的眉毛挑得更高了,“在红海?”“是的,沙姆沙伊赫,”我扭头说,因为他走在了我后面,“还有宰海卜和努韦巴口岸。”

他掏出自己的好彩香烟,向前迈了一大步,并抽出一根来:“抽吗?”

我点点头,从他手中接过:“谢啦。”

打火机在他手里“咔咔”地响了好几次才勉强冒出微弱的火,像是随时都要熄灭。“过来点,”他用手围住火苗,“快。”他靠近了些,我们把头都歪了歪,像是在分享一个秘密。但是,那火苗并没有变得强壮一点,它只点燃了烟的边缘就灭了。哈米又靠近了一些:“因为风。”

我从自己的这侧护着打火机:“是啊,今天多风。”

我能感到自己绷紧了的脸和严肃的表情。我一度觉得自己能感觉到他的卷发扫过我的前额,他又轻又暖的呼吸在风里从我的脸颊上划过。我很好奇他这样看着我的时候——从高我半个头的角度,是不是能从我的太阳穴看到我的脉搏在狂跳。

火苗变红了,随着一声轻响变得更亮。“嗯嗯……”我吸了一口,带着解脱感向后退了一步,“谢谢。”“很好。”他满意地看了烟圈一眼,接着把包装纸揉成一团,径直丢入我们身后的垃圾桶里。“但是,哈米——”

打火机仍然闪着光,像是在夜间航行的信号灯。“什么?”他问。“这是你最后一根了。”“所以,”他迅速又潇洒地用剪刀手从我手里抽出那根香烟,“我们会一起抽它。”他直接吸了两口,第一口吸得很猛,第二口短一些,“Beseder?”

他知道几个希伯来词和短语:Beseder(好的),Balagan(混乱)。他在我们走路时又说起几个:“把那个给我。”“早上好。”“你好吗?”我在他突然开始哼一首很老的广告歌时大笑出声。他哼道:“Ze tov, ze Osem!”

见我没有回应,他重复道:“Beseder?”这让我更加混乱了。我不确定他在问什么。我迟疑地盯了他一会儿,我们的视线紧紧地黏在了一起,像是那两根捏着香烟的手指,灰色的烟圈在风中盘旋上升。“当然。”我从意乱情迷中清醒过来,把手拿开,“它是你的。”“但现在它也是你的了。这儿。”“那么,就一起吧。”“嗯,一起。”

我们从二十七街走回百老汇,继续向布鲁克林的地铁站走去。这一部分的百老汇更像是一个批发市场,不那么适合游览。这里的商店都相对平民,卖一些廉价的衣服、球鞋、假发和女士皮包。我们停在一家小面包房门前,买了两杯拿铁和一些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椒盐卷饼。在这之后,那个话题莫名其妙地又出现了。“你得试试,”我说,“真的,一旦你有机会。”

他吃惊地大笑:“什么,潜水?”“听着,”我把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它真的很美妙。”

他挑起眉头:“有些关于我的事情。”他像我一样把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我有三件事不知道怎么去做。”“只有三件?那还不坏嘛!”“三件男人应该知道的事情。”“应该?”“是的,一个男人该知道怎么开车,但我不会。我从没开过车。”“Walla?”我表示惊讶。

他咧开嘴笑了,就像我之前说阿拉伯语“walla”或是“achla”时那样。

我竖起自己的拇指,开始计算他的缺点:“你不会开车。”“我不知道怎么开枪。”

无意之中,我的拇指和食指摆出一个孩子气的手枪造型:“好吧……”“还有游泳,我不会游泳。”他看到我的脸拉了下来,“我是在希伯伦出生和长大的,”他像是在道歉似的说道,“那儿没海。”“我知道,但是……”“然后,我们就搬到拉马拉了,那儿也没海。”“没错,但是加沙呢?”我发出有些烦人的高声尖叫,“你们在加沙有片海!”

他疲倦地笑笑:“加沙那片海?”他接着列举了IDF从西岸到加沙地带设下的重重关卡:一大堆许可证,还得等上好几个月。“我,从我是个孩子开始,”他说,看上去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只去过海边三次。我只去过三次。”

在几步之后,他意识到我停下了脚步。所有我说过的话,那些兴致高昂的喋喋不休,那些带着兴奋的提问。“哈米,我……”我欲言又止。“Nu,拜托,”他浅笑着伸出手,“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把你扔到海里去的,我们走吧。”

我们安静地走了一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除了我们的脚步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那空洞的“砰砰”声一次次地敲击在人行道上。“但是,总有一天,你知道,”他以令人惊讶的高涨情绪说道,“总有一天,它会变成大家的海,然后我们会一起学习怎么在里面游泳。”“一起?”“是的,一起。”然后,他似乎突然又不确定了,开始掏自己的大衣口袋,“我去……”“一起去哪儿?你在说什么?”“等等,等一下。我的钥匙,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了。”第四章

围巾和笔袋又被翻了出来。棕色的手套,厚重的螺旋装订笔记本,这一次都被他暴躁地猛抽出来,地铁图、一把折好的雨伞都被倒在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的引擎盖上。

他不敢相信地摇摇头,在人行道上跺脚,生气地把大衣扯下来,翻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他对那个被清空了的背包做的那样。他脸上有种痛苦的嫌恶表情。我留心着硬币的每一个叮当声,俯身捡起滚到人行道上的两个25美分和几个便士的硬币。行人从肩膀上方扫我们一眼,又无所谓地继续前行。笔记本的纸页在风中翻动。我看着他绝望地掏着自己的裤子口袋,不住地用牙齿划下嘴唇。“等一下。”我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小心翼翼地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试图让他想想最后一次拿着钥匙时的位置,“可能是颜料商店,可能是你在付款的时候……”“没有,”他自言自语道,沉重地合上眼皮,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不这么认为。”他再次睁开双眼,看上去很受挫的样子,“一定是在咖啡馆,我把支票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在他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曾经听到钥匙发出的响声。

我们走回百老汇,但这一次是向南走,从二十八街走向第九街。我们快速地走着,目标明确,留心查看着人行道上每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物件。走到联合广场,右转,然后左转,接着走到第六大街。哈米精力充沛地迈着大步,为我在人群中开辟道路,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在无数双移动着的脚边搜寻,以防钥匙是掉在这路上的。我们走过了之前的那个橱窗,和一起看过的那条灯火辉煌的小路。同样的商店大门、巨大的百货商店,同样排成一列列的树、背阴的树梢和办公大楼,现在都在我们的左侧,黑黝黝的,还上了锁。

同样的场景让我再次想起我们之前的聊天,一小时前,我们去往百老汇时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那段对话现在是在倒叙播放,从结束到开始。像是从后往前播一卷录像带,潜意识的信息从嘈杂的声音里浮现。或者往后倒一卷录音带,回放的片段扭曲着,吱吱作响。我的负罪感变得既强烈又尖锐,心脏加快了跳动的频率,配合着我们急匆匆的脚步声。在回顾中,我注意到了所有在之前被忽略掉的细节。在我带着渴望聊起特拉维夫的海的时候,在我东扯西拉地表述自己在西奈山开车探险的时候。我记起他在那时是怎样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在当下是怎样地无所回应。我记起他在这个路口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还有,就在这里,当我们停下来抬头凝视月亮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现在,我开始调整自己每一个语调和表情,说话前会考虑两遍后再开口,小心地措辞,以防任何由我说出口的英文造成他人的误解。在他说话时,我睁大眼睛看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注意力集中的神情热切地点头。当他侧转身,冲着路的拐弯处一个为骑车人设立的标语牌咯咯笑时——“错路”,上面写着,我爆发出一阵做作的笑声。在我参与的这个搜索钥匙的活动中,我那样仔细地查看人行道上每一英尺,都是为了补偿、为了修复、为了重新获得那些已经失去的——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然和随意感。

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犹太教,南曼哈顿所有的熟食店似乎都变成了犹太教的,我还在橱窗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烛台亮在圣诞树中。我们遇上了两个戴着streimel和双边锁的正统派的男人,这条街的前面有一家文身打洞店,里面飘出了雷鸣般的中东鼓的鼓(1)声。又一排的“胡姆斯餐厅”,还有一家街角的小店在卖外文报纸和杂志,包括与阿拉伯标题并排的《以色列晚报》和《Yediot美国》(2)。

我们走进一家寂静无人的酒吧,请求借用卫生间。当我站在女士洗手间的小隔间外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时,忍不住幻想在墙那一边,男士洗手间里的哈米是不是也在读着小门锁上的文字——“有人”,并(3)也同时联想到“占领”。

在我那一连串的敲门声后,一个模糊的声音从隔间里面传来:“稍等。”

此刻,独自站在这里的我重新想起刚刚在人行横道上差点发生的事:沐浴在街灯发出的淡红色光芒中的哈米,突然望向我,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流连,停在我的嘴唇上。我确信他要倾身过来吻我了,我浑身僵硬,无法移动。我记得我们之间汹涌的气流,和那令人颤抖的、几乎就要出现的一刻,但这一刻突然被变绿的信号灯打断了,周围的路人都涌上了街道。我没意识到自己又开始敲门了。“马上!”

我压抑着自己需要上厕所的急切渴望和脑中响起的恳求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直在等着我落单好抓住我:“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你在玩火。那是诱人的灾难。这就是你在做的事吗?你难道不是已经有一堆烦心事了吗?你这样做有什么用?”我突然感到很需要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想知道他在人行横道上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儿的水池和擦手纸器上都没有镜子。直到我把双手夹在大腿间,局促地走到门口,才在急救用品柜黑色的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张愁云密布、饱受折磨的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五年或六年以前。我在特拉维夫搭乘一辆小型公共汽车。车从老旧的中央车站始发,可还没等我们拐过弯到达艾伦比街呢,就遇上了严重的交通堵塞。那是中午的时候,这辆小型车里几乎是空的。两名乘客坐在最后,我前面坐着一位女士。司机没来由地厌倦了广播里的音乐,开始快速换台,很多冗词和曲调的片段一闪而过。司机终于找到了一个宗教电台——以色列国家新闻台,或者什么类似的电台。他停在那儿,并在播报员大声喊的时候调高了音量:“大量的年轻女孩——犹太女人,每一年!”

那是一个米兹拉希老人深沉、温暖的声音,发音时喉音很重。“以色列的女儿们!迷失了的灵魂!”他接着喊,“被引诱去皈依了伊斯兰教,仁慈的上帝!跑去嫁给了绑架她们的阿拉伯男人,还被带到了乡村,被毒害、被殴打,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挨饿,被像奴隶一般地捆住。在以色列中部、在北部、在南部……”

透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能看到一排蓝色的巴士在夏日的光芒中缓慢地向艾伦比街行进。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姐妹之手——一个由拉比艾伦斯特创办的机构,帮忙解救那些姑娘和她们的孩子,把她们带回犹太教,让他们重新回到犹太人民温暖的怀抱。捐款或者想要接通急救热线,现在就打电话……”接着,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乘客和司机的聊天。我记得她在跟他讲她小姑的女儿——就是爱上了阿拉伯人的姑娘们中的一个:“是她们住在卢德时,家旁边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来自纳布卢斯……”“噢,噢,噢,”我想起那个司机倒抽着气的回应,然后他啧啧地说,“上帝帮助我们。”“而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那个依然处在震惊中的女人补充说。

司机又啧啧了一声:“那些才是你应该格外留心的。”

她给他讲那个男人是怎样说服那个女孩的,一开始给她花了好多钱,买的礼物堆成山。她可怜的小姑哀求那个女孩不要跟他走,哭得撕心裂肺,但是于事无补。那个女孩和他约会了几个月,是怀着孕结婚的。“现在,她在纳布卢斯过得一团糟,你都无法想象……”“老天啊……”“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又怀了孕。”“上帝诅咒他们所有人。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一种骄傲。”“她都不剩什么牙了,他打她打得非常狠。”“那些禽兽!对他们来说,抓住了个犹太女人可是件大事。”

有人在隔间里大声地冲水。当门终于打开时,一个长腿的金发女郎走了出来。她咕哝了句什么,向后指了下门。“小心!”她大声说,指了指马桶下的一个水坑,“那儿很滑。”

我踮着脚走了进去。在坐便器上蹲下,无比解脱地释放出大量尿液。那个女孩的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回响,混合着水箱注水和墙上管子持续的哼哼声:“小心那儿很滑,小心滑……”

我突然好奇这是不是一个征兆:那个年轻的女人,交通灯在最关键的时刻变了颜色,钥匙。是的,那些丢了的钥匙——那是我不该去布鲁克林的征兆。把那些钥匙弄出他的口袋是个天赐的干扰,上帝之手把我从可能发生的事上保护起来,他伸出手给这个还没开始的故事画上了句点。我心里再次升起一种不好的感觉,它在推和拉之间交替闪烁、在吸引力和恐惧感之间闪烁。当水箱终于注满时,这个空间里只剩排气孔单调的呻吟声。什么都还没发生,明白吗?你还能改变主意,你现在可以离开,然后回家。我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再次大力地冲水。

我走出去洗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之后就回家。在我们回到水族馆咖啡店时,我会温和地道别。我们也许会交换电话号码,在脸颊上轻吻,然后我会直接回家。但即使我一边用纸巾擦手,一边如此告诫自己,我也知道它们不会发生。我知道它们只是些我用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话。又一次,仿佛是不由自主地,我看见他的目光锁定我的嘴唇,落在他卷曲的发梢上的红灯的光像团团火焰。我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和我们之间让人战栗的气场。

水族馆咖啡店已经换过班了,一个新的侍者接待了猛冲进来的我们。她看着我们向窗前的桌子进军,弯下膝盖去搜索椅子底下的区域。据她所知,没人找到过任何钥匙。厨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也证实了这一说法,经理还打电话给之前那班的服务生询问情况。“你打算怎么做?”我在店外问哈米。

他依然在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搜索着,用阿拉伯语嘶嘶地说着什么。他再次仔细地掏着自己的大衣口袋。“你愿意去我那儿吗?”我指向第九街,“去打个电话?”

我怎么能在此时抛下他呢?我该怎么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只能靠自己?我没缘由地感到了一种责任,我们像是被那一丝的负罪感绑在了一起,一种共同的命运。

他走向前,一直在仔细地搜索道路的边侧。“我首先需要一支烟。”他说。

早些时候,在我们走回百老汇的时候,我说如果最坏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找一名锁匠。我告诉他在7月的时候,我刚搬进公寓不久,门“砰”的一声把我关在了外面。那个锁匠40分钟就赶到了,很轻易地弄开了我的门锁,又装了一个新的。

我赶上他,指指一个从树干后露出来的付费电话。“我们打个电话,现在请他过来。”我说着,伸手去掏包里的电话簿,“这样的话,在我们赶回你公寓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了。”我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但已经不确定会陪他去布鲁克林了,我怀疑这个夜晚再继续下去的话是否有任何意义。当我在包里翻找时,正对上他因为听到金属的叮当声而睁大和亮起火花的双眼,直到他意识到那是我的钥匙在响。我再次被一种负罪感模糊的回响和那不可避免的象征意义所困住:他钥匙的丢失和我钥匙叮当声的出现,正是我们在以色列悲惨境况的一种简单化的象征。我甚至漫无边际地从钥匙想到了巴勒斯坦人的老房子。他们把老房子从祖父母辈一直保存下来,同样被留存的是重返被遗弃的家园、土地和水源的梦想。

在我们走近街角的香烟摊时,我看着哈米,好奇这些事会不会也在他的心里盘旋。他在一棵树旁边停下,转身背对着我,我在想他会不会告诉我他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种讽刺。不管怎样,那些我迅速瞥向他的眼神(他突然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并吐了口痰)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此时正在被比回家的权利更为迫切的问题所烦扰。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印度人经营着这个香烟摊。“好彩香烟,”哈米说,掏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再给我一个打火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并不是很贵,”我说,并翻着我的电话簿,“大概是50块钱。”

哈米扯掉玻璃纸外包装:“谁?”

印度人把找钱递给他:“给您,先生。”“那个锁匠。”我拒绝了他递来的烟,“是一个很好的爱尔兰人。”“怎么了?”印度人问,带着明显的口音,“你被锁在外面啦?”他看上去好奇和热情得过分,“你需要一个锁匠?”

哈米护住打火机的火焰以防被风吹熄,点燃了一支烟:“大概是这么一回事。”他在转向印度人之前向四周望了一下,“也许有人找到了几把钥匙,并且把它们送到了这里?”

印度人拿出一张名片,但哈米还在坚持:“是一小串,两把钥匙,拴着一个类似高音符号形状的红色钥匙链。”他用手在空中旋转出那个形状,“你见过它们吗?”

那个香烟摊主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如果有人捡到了你的钥匙的话,那应该是杰克逊,”他自信地回答,“杰克逊老在这一片晃悠,从街上捡东西。”他直直地看着哈米犹豫不决的脸,“去联合广场,说你在找威尔彻·杰克逊。”“威尔彻?”“噢,拜托,”我怀疑着抗议道,“你不会真的——”“但它就在那儿。”

我在第十四街上的某处放慢了脚步,并请求他停下。我的脚正疼痛不已,寒风让我的眼睛里全是泪。这整个的长途跋涉,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来来回回,像是个不会结束的迷宫。他坚持的计划是由一个天真的信念所决定的,他相信他可以在人群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我像他的人质一样疲惫不堪地跟着他穿过街道,被刺骨的寒风掠过,无法挣脱。我应该在我们搜索过咖啡馆之后就离开的。我应该把自己从他身边拽开,让他自己继续这漫无目的的跋涉。

我停在一个巨大的、展示着电子产品的橱窗前,看着他的背影在远处渐渐消失。我仔细地看着他走路的样子,眼里的湿气给所有的一切覆上了一层朦胧的纱,给视线里所有的色彩都加上了发着光的尾巴。在这个距离,我能看到公园里的树梢和高坐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的影子。那影子朝我晃动,像是在说:停下,莉雅特,已经走得够远了。

电子产品店和它相邻的服装店之间的墙上有一面镜子。我抽抽鼻子,擦干眼睛,看着自己在镜子中因为一路的严寒而通红的脸。这是一面脏兮兮、斑驳了的镜子,尽管我眼里已经没了眼泪,我还是凑上前去使劲地看看,但一切仍是那么模糊:我的影像,街道的影像。而哈米此时出现在了我身后。“怎么了?”“听着,”我绷着脸转向他,“我要回家了。”“不!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到了!”他的目光依旧向着东方,离我很远。“我累得够呛。”“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到那儿了……”“哈米,停下。已经很晚了。”

他皱起前额,用那种非常美式的、带着支持感的、遗憾的表情看着我:“我知道,是吧?”他微微笑了一下,同时咬着下唇,“我让你累坏了。嗨,Bazi,你看上去确实累了。”

还没过三小时,他就已经给我取了昵称。在路上的某一处,他开始叫我“甜豌豆”,然后在阿拉伯语里找到了合适的翻译,然后就一遍遍愉快地重复:“Bazila hilwa,”他带着节奏感,充满渴望地——“甜蜜的bazila。”然后,又尝试“hilwa豌豆”。直到最后缩减为“Bazi”。

还不到三小时呢,我便已经接受了这个名字:“是的。我真的很累。”我用拳头揉搓双眼,伸手去拿我的包。不知何时起,他已经把我的包接了过去,现在那包正在他手臂上晃荡。“不,等等。”他把包抱紧,放到腰部,“别走。”

我从那面脏兮兮的镜子里看到了行人和车辆的影像,然后突然间什么事发生了,有一道闪光飞快消逝,哈米甚至没有看到。在那一瞬间,我们俩的影像在镜中增加了一倍、几倍。然后,无穷无尽地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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