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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见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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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营史比较研究试读：

前言

近20年来，中日两国经营史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我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也应邀在国内外相关学术研讨会上多次做专题讲演。而今天，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把这些论文和讲演稿重新加以整理和编辑，出版一部专题性的论文集，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从我国经济史学界的现状来看，学者对比较经营史这一新的学科分支领域的了解还相当有限，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见，而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比较经营史已经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其研究成果显示出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和论证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历史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出现的这一新发展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因此，我把自己以往在中日比较经营史研究方面所发表的成果汇总成书奉献给读者，以促进对比较经营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的认知和理解。

其二，从研究方法来看，我近20年来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吸收和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如跨学科综合比较分析和典型例证比较分析），这对于扩大研究视野、挖掘和引用新的历史资料进而提出并回答一些新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与日本式经营》《张謇与涩泽荣一儒商思想的不同特征及其不同境遇的原因》《中日两国股份制企业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买办型企业家为何在近代日本不见大量形成》等）得到国内外相关学界同仁的重视和好评，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而今天重新阅读这些论文，我认为这些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和论述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学术价值并没有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而降低，故希望它能继续为学界同仁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本论文集共选论文23篇，按文章论述的问题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

最后应该加以说明的是，除了有关经营史方面的文章之外，本书的下编还选用了两篇属于宏观经济方面的文章（《忧喜交加的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主要是因为我在从事中日经营史比较研究的同时，一直关注日本经济形势的变化，并在1998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黄皮书写作组的成员，承担了《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有关日本经济部分的撰稿任务。应该说，这项工作对经营史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故从中选了两篇收入本书。此外，还有《日本的物价上涨及其发展趋势》（发表在《世界经济》1982年第12期上）一文，是198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刚刚开始从事研究工作时写的文章，虽然今天看来所论略显粗浅，但当时有幸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研究成果奖，因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故放在本书中当作对自身学术历程的一个回忆。上编

明治时期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与指导者型企业家[1]

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及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在主观方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政府与企业家。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先天不足，明治维新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变革方式。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政府有可能充分利用国家的经济职能，亲自承担发动工业化的重任，但是，民间企业家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事实上，从日本工业化的整个过程来看，日本工业化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成功，其经验就在于政府和企业家都能够各司其职，在充分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两者紧密配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

日本工业化的组织体制是一个很值得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形成与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生成条件和过程以及阶级构成有直接联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出身、价值观念、活动方式加以介绍和分析。一 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的阶级基础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企业家中，武士阶级出身的人占有不小的比重，因此日本经济史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可以把武士阶级看作日本工业化的主导阶级。但是按照表1的具体数据，与政界和文化界上层人物的阶级构成相比较，武士阶级及以上出身的人占产业界的比重为23%，大大低于占政界的比重91%、占文化界的比重70%。所以也有不少的日本学者认为，把武士阶级当作工业化的领导阶级并不妥当，而是应该重视企业家出身的多样性，没有必要仅限于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去寻找和断定工业化的主导阶级。显然，仅就数量而言，也许很难对后一种观点加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有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表1 明治时期上层人物的出身

第一，政界的上层人物绝大多数出身于武士阶级，这清楚地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不仅制定了实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措施，而且从民间企业家力量薄弱、一时难以单独承担工业化重任的实际出发，决定直接参与企业活动。政府首先接收了幕府时期的藩营企业，投资兴办了一些新的官营企业，这些企业活动不仅弥补了由于经济体制突然转变而产生的空白，而且为民间企业积累了建立和管理近代企业的经验。显然，明治政府在工业化初期所具有的这种一身二职的特殊性足以说明，政界人物的阶级构成状况既反映了武士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又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企业活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第二，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日本工业化的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明治时期企业家的产生及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和环境与西方先进国家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机遇，不像西欧国家那样产生于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的过渡之中，而是产生于移植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中。而武士阶级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唯一的知识阶级，他们通过书刊对西方文明早有一定了解，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其子弟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经历，因此，相对于其他阶级而言，武士阶级出身的人更具有成为近代企业家的有利条件。他们虽然属于少数阶级，在日本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6%，但在企业家中的比重远大于此，而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这一比重仍在持续上升。据有关统计，到1920年时，在企业界上层人士中武士阶级出身的企业家的比重已上升到37%。企业家阶级构成的这一变化无疑说明了武士阶级在日本工业化中的地位是其他阶级所不能代替的。

第三，在江户时代，武士阶级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享受俸禄，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外。但是，武士阶级作为唯一的知识阶级在社会文化和意识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忠君思想和牺牲精神对其他阶级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明治维新之后，虽然社会制度的变迁使武士阶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但是日本受制于西方强国的历史背景又为武士阶级的忠君思想向国家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条件，使他们有可能摆脱自身利益的束缚，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选择。所以，在武士阶级出身的企业家看来，经营企业是国事，而不是个人的谋生之计。这样，“恢复商权”“夺回市场”便自然地成了企业经营的一项宗旨。显而易见，这种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经营理念无疑为政企协调的工业化组织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二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及其特点

按照明治时期企业家演变和形成过程以及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明治时期的企业家划分为三种类型：指导者型企业家、政商型企业家、通常型企业家。所谓“指导者型企业家”是指一些在成为企业家之前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成为企业家之后其从事的企业活动又在民间企业中起到了带头和组织作用的企业家。显然，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相比较，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存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企业家形成因素的多样性。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治国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俸禄，撤销了交通管制，等等。应该说这些改革为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环境。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是突如其来的，并触及了原有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短时期内无法避免地引起了社会动荡、人心彷徨和一部分人的反抗。另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需条件的形成虽然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但其尚待发展，特别是那些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货币和财富的人，有许多还难以立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不知如何实现自身向企业经营者的转变而在观望和等待。实际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在突发性的经济制度变革之后，明治政府对工业化的发动与民间对工业化的呼应之间存在着断层，而要填补这一断层，把工业化的方针迅速地转变为民间企业家的普遍行动，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两者能够互相沟通、理解和配合的人，而指导者型企业家的出现正好适应了日本工业化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首先，从时间上看，指导者型企业家出现在明治时期，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废除了身份制度，国民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地位，但是封建时代所形成的官贵民贱以及轻商意识还根深蒂固，成为一种阻碍人们从事工商的思想顾忌。而指导者型企业家能够弃官经商无疑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在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推动民间的经商活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指导者型企业家作为曾在明治政府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他们直接参与了明治维新后各项国策的制定，对日本工业化所需解决的当务之急非常了解，他们虽然辞去了官职，置身于民间，但与政府上层人物仍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他们的企业活动不仅容易得到政府的理解，也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同时，作为企业家，他们与工商界人士有着广泛的横向联系，使他们的企业活动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指导者型企业家之所以辞去官职，其直接原因虽各有不同，但他们从事工商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抱负。同时，由于他们几乎都具有留学或考察西方国家的经历，对西方产业文明和企业状况不仅有所感，而且还有所悟，因此，他们视野开阔，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在西方能够获得成功的事业在日本同样能取得成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企业活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不拘泥于眼前得失而重视和追求长远利益。故此，指导者型企业家涉足的领域许多都是耗资巨大而对工业化又是举足轻重的产业。这样，不仅缓和了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出现的力不从心的局面，同时也为民间关联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指导者型企业家所存在的上述特点，使他们在工业化中能担负起承上启下的重任。他们人数虽不多，但能量相当大，正是由于他们的企业活动才弥补了日本明治初期所存在的空白，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仅用了12年的时间，便迎来了民间企业勃兴、举国上下开展工业化的高潮。三 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企业活动

以上我们从一个方面概括性地分析了指导者型企业家在日本工业化组织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那么，指导者型企业家在推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呢？以下我们结合其代表性人物涩泽荣一所开展的企业活动对此做以下具体说明。

首先，与其他形态的企业制度相比较，股份公司制度是一种更为合理和有效的企业制度，这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制度在资本集中以及所有者责任范围方面所显示出的优越性，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来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这一点，涩泽荣一早有明确认识，他认为日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殖产兴业的目标，其关键环节之一就在于引进和迅速地普及股份公司制度。因此，他在大藏省担任要职期间，主持发行有关股份公司制度的书刊《会社辨》《立会略则》，极力宣传建立股份公司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有关知识。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明治维新后赐给爵位的人及其家族）和地主、大商人手中，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则持有疑虑，态度消极，不愿为此承担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涩泽荣一在辞去官职投身实业后，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愿望。他奔走呼号于社会各界之中，利用自己的声望，力排各种阻力，成功地说服了华族和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建立起第一家股份公司——第一国立银行，并亲自出马担任了总经理，为股份公司制度在日本的普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其次，如前所述，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引进西方产业和技术的过程。而从涩泽荣一所开展的企业活动来看，其主要特征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建树。一方面，他积极投资于银行、保险、海运、化肥、汽车、钢铁等行业，为这些新兴产业在日本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及时察觉到明治初期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在幕末时期就已开始吸收外来技术，明治初期，政府在官办的纺织工厂也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纺织设备，但经营效果并不理想。而在涩泽荣一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当时对外来技术本身还不够熟习之外，其重要原因在于纺织企业经营规模狭小影响了经营和生产效益。他认为，要使日本纺织业能够迅速达到与西方强国竞争的水平，就必须把引进技术和设备与扩大企业规模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涩泽荣一在1882年筹集了巨额资本，创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国外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生产规模为国内纺织业之首。当时，涩泽荣一除了聘用了精通西方先进纺织技术的山边丈夫为总技师，对工人操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指导外，还采用了大量的年轻女工，首先实行了昼夜不停的轮班作业生产体制，以降低产品成本。结果，该公司不负众望，投产之后效率逐年提高，可观的收益又为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到1889年拥有纱锭60000支。显然，涩泽荣一的这一成功不仅为民间企业提供了经营方面的经验，而且为纺织业成长为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出口创汇产业奠定了基础。

再次，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危机，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存续仍使日本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阻碍。同时，受国内条件的制约，企业的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企业间的生存竞争也相当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涩泽荣一敏锐地察觉到在日本尽早建立民间企业团体组织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个别企业家的活动才有可能保持协调性，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强大的外商抗衡，同时避免因企业间的过度竞争而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经过涩泽荣一的上下活动，一手筹划，明治后第一个民间企业团体组织——东京商法会议所于1878年正式宣告成立。此后不久，在大阪及其他城市也诞生了同样性质的企业团体组织。自东京商法会议所成立直到20世纪初，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涩泽荣一一直担任会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议所吸收了大量的会员企业，定期或不定期交流各种情报和信息，同时经常对工商业进行现状调查，并就有关问题向政府提出报告或咨询，在密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涩泽荣一不仅重视实业强国，而且非常重视产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他认为破除旧商人式的经商观念，对于实现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因此，涩泽荣一极力主张提高实业界的经商道德和观念，并把西方价值观与日本传统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的“道德经济合一说”，号召企业家都成为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式的人物。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涩泽荣一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兴办教育事业，积极摸索教育与实业结合之路，于1878年开办了东京商法讲习所，后来又以该所为基础创立了一桥大学。该校高度重视实业教育，特别设置了商业学科，从而为日本产业界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企业家和有用的人才。[1] 此文原载于吉林大学《现代日本经济》1996年第6期。[1]明治时期企业家的形成与日本式经营

本文所要介绍和分析的是，在近代日本工业化过程中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经营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目的在于探索日本式经营方式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因素和人的因素。

笔者认为，就企业经营方式与企业家、经营者之间的关系而论，企业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经营的组织和管理，都是企业家和经营者根据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一手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日本式的经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日本式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果忽视了对他们的考察和分析，那么我们对日本式经营的认识将是不全面的。一 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及其作用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相继进行了地税改革、废除身份制度、取消武士俸禄，等等。这一系列颇具力度的改革虽然造成社会各阶层在短时期内向贫富两个方向急剧分化，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强烈反抗，但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不仅使资本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集聚，出现了大量可供雇佣的劳动力，而且造就了一批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与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相比较在构成上有着鲜明的特征，他们的主体不是原来的手工业生产者，而是由下述几种类型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演变而成的。（一）指导者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是由一些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组成，他们作为明治维新后制定各项国策的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辞去官职的直接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从事工商业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实现兴业强国的理想和追求。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尽管人数并不太多，但其能量和影响都非常大。他们弃官经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官贵民贱的社会观念的转变，促进和带动了民间的经商活动；他们了解西方国家的企业状况，懂得如何组织企业和发展产业，所以他们的企业活动对民间起着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在这方面涩泽荣一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后不久，日本便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制度，但当时资金主要集中在华族和地主手中，而他们对股份公司制度的态度却很消极，不愿冒风险。鉴于这种情况，涩泽荣一在辞去官职之后，利用自己的威望，为建立股份公司奔走呼号，成功地说服了各界人士，利用他们的资金按照股份公司制度建立了为数可观的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涩泽荣一还认为：日本要在产业领域同西方强国展开竞争，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企业。1882年他力排各种阻力从华族和棉业商人那里募集了25万日元的资本，开办了大阪纺织公司。该公司引进了外国设备，拥有10500支纱锭，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纺织厂，为日本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此外，涩泽荣一还十分重视培养产业人才，他极力主张提高实业界的道德水平，宣扬“道德经济合一说”，号召企业家都成为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式的人物，为此，他积极参与创办了多所商业学校。涩泽荣一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他身兼数职，在民间起到了日本工业化组织者的作用。（二）政商型企业家

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大多是由江户时代的旧商人演变而成的。他们在封建制度下就已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大商人与幕府之间早有联系，并依靠这种关系暴富。明治维新之后，封建经济和旧的流通渠道的崩溃，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明治新政府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脆弱，因而又不得不对旧商人加以利用；另外，这些旧商人在新的环境下，要闯过难关维持生存，也有必要靠近新政府，以借其力谋求新出路，这使两者产生了结合的必然性，从而使旧商人演变成了政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井、住友等家族在明治时期的发展以至演化为财阀的整个过程得到充分的证明。

当然，在政商之中也有像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那样的“新人”，虽然论家业历史无法与三井、住友相比，但其在明治时期之所以能暴富，完全是靠与政府官僚的内线关系，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特殊恩惠。例如，1874年岩崎弥太郎乘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之际，通过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关系独揽日本到中国台湾的全部海运业务，为日军运送给养和军火，获得了巨额利润。此后，岩崎弥太郎和他所创立的三菱公司几乎连续不断地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援助，致使他在短期之内一跃成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与指导者型企业家相比较，政商型企业家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封建残余色彩，他们与政府之间过于密切的结合影响和阻碍了日本经济民主化的发展，导致了垄断资本的过早出现，因而时常受到社会的批判。此外，从政商型企业家的经营意识来看，他们多数比较保守，始终不肯放弃家族对企业资产的单独占有。这样，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强烈的占有意识与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只好在维持家族所有的条件下逐步退出了经营管理第一线。（三）通常型企业家

所谓“通常型企业家”是与上述两种类型企业家相对而言的，他们原来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政府当靠山，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在奋斗中成为企业家的。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来自社会各阶层，除了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富农、批发收购商、小作坊主、藩医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江户末期就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明治维新后又捕捉到了新的机遇，从而发展壮大起来了；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完全是在明治维新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分化出来的。

通常型企业家不仅善抓机遇，而且颇具实干能力。尽管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资金力量薄弱，因此与指导型企业家和政商型企业家的多角化经营相对比，其经营是单一化的，但是他们所进行的企业活动对于打破旧的经济秩序、流通渠道以及封建的行会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通常型企业家所在行业的情况来看，多数集中在传统生产部门和棉纺织部门。这些部门在明治时期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扩大出口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蚕丝业为例：1879年，从业人员在10人以上的工厂达666个，1884年增加到1043个，超过当时日本工厂总数的50%；生丝出口量在生丝总产量中所占比重每年虽有起伏，但平均超过60%（1877～1905年），是明治初期和中期日本赚取外汇的主要来源，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通常型企业家虽然个体力量有限，但作为一个整体仍不失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二 财阀企业与专门经营者

以上阐述了明治时期三种类型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和他们的作用，从构成方面说明了明治时期企业家特点。但是从明治时期的企业经营来看，在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中，企业家在身份上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企业的实际经营者。而与此相反，在大的股份企业以及政商财阀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专门的企业经营者作为一个阶层已开始崭露头角，并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在企业经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同企业家一样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代表者之一。

本来，专门经营者的出现是股份公司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明治时期无论是先前的政商企业还是后来的财阀企业，家族式的、排他封闭式的所有形式对于专门经营者的出现并非有利，显然在这里专门经营者能够早期出现，无疑说明了明治时期企业生存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首先，明治时期企业发展的机遇与西欧国家不同，它不是在传统的手工业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从海外引进先进技术和移植西方产业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和创立西方产业部门联系在一起的，否则企业在国内竞争中就很难处于优势，并无法开拓新的市场。其次，日本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资源不足和市场狭小的问题，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与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国家竞争，不仅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要有相应的管理能力和具体的国际贸易知识。最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先天不足和工业化的突然发动，不仅使银行的建立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也使银行成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部门，而近代银行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职能上都是旧时代钱庄所无法比拟的，它不仅要求经营者要有足够的组织能力，而且要求经营者要有新的经营意识，并对近代银行制度和主要业务有系统的了解，否则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然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政商型企业家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不单单是由于他们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作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很难摆脱由此而产生的保守意识，因而缺乏开拓和冒险精神。这样，随着工业化的全面展开，面对着大量由此而形成的国内外机遇，他们时常难以做出果断的抉择，结果把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委托给非家庭成员的专门经营者便成了自然归结和出路。另外，由于长期过分拘泥政商路线，在经营上也积累了不少隐患。例如，三井银行在明治中期日本民间已出现工业化投资热潮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官金业务”，而贷出业务也受到维持与政府要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因素的制约而多有失败，因此积累了金额巨大的不良贷款，以致在1890年日本出现金融恐慌时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束手无策的三井家族只好从外部请进了中上川彦次郎这位近代式的专门经营者。中上川进入三井银行之后，首先果断地清理了不良债权，停止了三井银行的“官金业务”，以此改变了三井以往推行的政商路线。同时中上川还认为，三井欲有大的发展就必须适应工业化的需要，直接加入日本工业化的行列。因此，他一方面在银行内设立了工业部，确立了三井银行以扶持近代产业为主的业务方向，另一方面收买了芝浦制作所（东芝的前身）、王子制纸、钟渊纺织等工业企业，以促使三井向以近代产业部门为中心的经营体制过渡。这样到20世纪初中上川病逝为止，三井事实上已经成了几乎包括所有重要产业部门企业的集合体，确立了其作为近代日本财阀的重要地位。

从三井家族由政商发展成近代财阀的基本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家族事业能够摆脱危机并不断有所发展是与专业经营者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这有力地说明了专门经营者在近代日本工业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那么明治时期专门的企业经营者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呢？从整体上来看，可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他们之中士族或士族家庭出身的人为数众多；其二，名牌大学毕业或有留学欧美经历的人占据优势。事实上，这两点在很多专门经营者身上是兼而有之的。因为武士在旧时代虽属行政官僚的附属阶级，却是当时社会唯一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大高于其他社会阶层。在明治时期武士虽然失去了俸禄，但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没有变。这样，当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成为企业经营者之后，很自然地将武士精神和学人气质结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风貌。他们作为武士或武士的后代，深深地打上了忠君报主的思想烙印，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又具有读书人的思索能力和理性。由于他们对新的产业和新的生产技术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像西方先进国家的经营者那样在实践中产生的，而是通过介绍外国产业文明的书籍和出国留学或考察得到的，因此他们对自己所要从事的事业比较乐观，认为在西方国家能实现的事在日本也能实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企业经营中不为短期的利益所左右，将财阀企业的资金运用到那些工业化发展急需而又没有眼前利益的产业中去。三 关于日本式经营

纵观西方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到，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企业家在工业化之前便早已存在了，而且工业化本身就是这些企业家经营革新活动的必然结果；而专门企业经营者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则是在股份公司制度出现之后，即工业化已接近尾声之时。因此在西方客观的经济过程与企业家和经营者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地衔接在一起的，国家本身既没有必要去承担工业化的主角，也没有必要去为企业家和经营者的生成重做制度上的准备。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的企业家和经营者的形成过程与西方先进国家截然不同：企业家的产生不是在工业化之前，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专门经营者的出现不是在工业化即将实现之时，而是在工业化开始之际。日本企业家和经营者在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殊性，实际上只不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营过程的个别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滞后性。正是这种滞后性决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承担起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必须亲自充当工业化的主角，以身实践自己所提出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从制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确立创造条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不是在自然的经济过程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在国家“人为设计”的经济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日本企业家和经营者形成的这一特殊过程，不仅决定了自身的特殊性，也给企业经营方式带来了难以改变的历史影响。（一）国家观念与企业的对外竞争意识

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在这里民族意识转变为国家观念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当西方先进国家敲开日本国门，日本民族利益遭到巨大威胁和损害之时，国家观念便成为支配这个民族行动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明治维新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日本摆脱了遭受侵略的危机，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存续则使日本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在经济上受西方强国控制的局面便成了企业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企业家和经营者出身于士族阶层的人相当多，武士阶层原来所特有的那种忠君思想和志士意识根深蒂固，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把献身的对象由原来的将军、大名转换到国家和天皇身上而已。在他们看来，企业经营不是个人谋生之计，而是国事所需，因此在他们创立企业时，都把“夺回商权”“夺回市场”当作指导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宗旨。在这种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企业家进行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依靠集体的力量与外商抗衡和竞争，便成为一个带有共同性的经营策略。当然，明治时期企业家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不只是用于对付外国，而且用于调整国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以避免由企业间的过度竞争而造成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显而易见，这对于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明治时期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官营企业的大量下放以及各种形式的扶持和保护都对企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政府始终是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十分成熟的情况下，企业也无法摆脱政府各种形式的干预而独立进行活动。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管理体制不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很大差异，因而干预的程度和效果会有很大不同。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对产业和企业进行那样直接的扶植和诱导，也正是与其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把日本和美国做一简单的比较：首先，在美国，由于企业是按照各州所制定的公司法进行登记的，因此联邦政府对企业不具有直接的规制权限，具有直接规制权限的仅限于州际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权力受到三权分立体制的限制，有关经济问题的立法权在议会，而政府行政官僚不能参加立法过程。而日本的情况则不同，不仅政府内设有专门的产业行政部门管理和监督全国的产业活动，而且有关的重要经济法案都是由政府官僚一手起草拟定，由内阁提交议会通过的。与美国特别不同的是，日本政府的官僚受内阁更迭的影响很小，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供职到退休，可以说既是经济政策的策划和设计者，又是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者。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不是议会的议员，而是政府的官僚。因此，在明治时期企业就十分重视疏通与政府的关系，与官僚建立各种方式的联系，以从他们那里优先得到企业所需要的产业和技术情报以及各种实惠。为了保持与政府和官僚之间的谐调关系，企业在决定重要的经营方针和战略以及做重要的人事调整时，总是事先与政府官僚进行沟通，以得到其谅解和支持。（三）经营家族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与其他关系相比较，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最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而日本企业劳资关系的特点则在于它并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而在于它渗透着一种独特的思想意识，即经营家族主义。

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的思想意识，经营家族主义要求雇主对被雇佣的人采取家族式的恩惠情感，以诱发被雇佣者对企业的归属意识和寄托思想；而被雇佣者对雇主则要像对待家长一样无条件服从和效忠。经营家族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商家经营和家业观念，在明治时期它之所以没有伴随封建经济的崩溃而退出历史舞台，固然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但旧商人自身的存续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前所述，明治维新之后，一部分旧商人抓住了新的机遇改头换面演变成了政商，又由政商发展成财阀。这种家族企业形态的逐步升级，使其所有者和经营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家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确立相应的家业思想体系和劳务管理制度已经成了维持家族统治的迫切需要。同时，企业的经营条件和社会环境也有了明显变化。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企业数量的大量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迅速扩大，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剧，同时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使社会主义思想对日本工人产生了影响，劳资关系因而空前紧张。这样，如何把劳动力稳定在本企业内并防止工人运动的蔓延便成了关系到财阀企业前景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本来就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国家来说，继承江户时代就已存在的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意识和雇佣制度便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恩情主义的灌输显然有利于缓和劳资双方在感情上的对立，模糊劳资之间的利害冲突，从思想上淡化工人的阶级意识。其次，终身雇佣容易使被雇佣者对企业产生依附思想，把自身命运寄托在企业的兴亡上，形成“企业兴衰我等有责”这样一种所谓的“爱社精神”。最后，年功序列工资制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压低工资成本，另一方面束缚了劳动力的流动。总之，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有利无害。所以，到了20世纪20年代，家族主义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首先在财阀企业中确立起来，并被其他企业效仿，成为日本式经营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

明治维新至今已近130年，昔日资本主义的后进国日本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强经济大国。今非昔比，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批又一批带有旧时代特征的企业家、经营者相继拂袖而去，一批又一批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企业家、经营者登上了企业经营的舞台。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式经营则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国家观念与强烈的对外竞争意识在企业家头脑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为亲密无间，政府官僚退休之后到民间大企业担当要职的现象仍旧有增无减，经营家族主义与终身雇佣制度虽然在近几年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仍然根深蒂固。总之，高度发达的经济与非现代的经营方式并存清楚地提醒和告诉人们，离开历史我们就无法认识当今的日本企业经营。[1] 此文原载于《经济科学》1997年第1期。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与日本式[1]经营

尽管一些日本经济学者并不主张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因素来说明日本现行的企业经营制度和经济现象，可是面对日本式经营这样一个极富个性的研究课题，我们感到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企业社会学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许多值得注目的成果，使人们看到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也是因为日本式经营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是由日本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在日本经济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民族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才与欧美企业经营有着明显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认为对近代日本企业家和经营者的形成及其价值观念的探索应该在日本式经营问题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深入了解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的形成和独特的企业行动方式会有很大的帮助。一 武士向近代企业家的转变

纵观西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形成和工业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到，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企业家主要是由工商手工业者演变而来的，他们在西方工业化之前便早已存在了，而且工业化本身就是这些企业家经营革新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那里客观的经济过程与企业家的形成是自然而然地衔接在一起的。而日本企业家的形成过程则与西方先进国家截然不同，企业家的产生不是在工业化开始之前，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在企业家队伍中居主导地位的人，不是封建时代末期出现的城市手工业者，而是武士和武士家庭出身的人。日本企业家队伍构成上的这一特点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和背景，其原因在于：

第一，明治维新本身是一场由下级武士领导的变革。而下级武士之所以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则是欧美列强打破日本国门改变了日本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众所周知，在封建统治时代，武士附属于行政官僚，他们游离于社会生产过程之外，并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可是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封建经济的急剧衰落以及被迫开国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使日本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发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变化。在空前剧烈的社会分化中，武士的既得经济利益随着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幕府、各藩财政状况的恶化受到了巨大损害，尤其是下级武士因所得俸禄的大幅削减和物价上涨而日趋走向贫困化，故此对幕府统治和开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具备了“倒幕攘夷”的思想基础。另外，武士阶层虽然本身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形成没有联系，但他们是当时日本唯一有组织性的阶级，也是唯一的知识阶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通过书籍对西方文明早有了解，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西方经济的发达也有所认识。特别是经过与西方列强的武力较量，其失败使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所在，认识到要摆脱受欺于人的处境就必须效仿西方，走文明开化之路。可以说，这一先进思想意识的形成，对于下级武士阶层成为明治维新的主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企业家的一个原因。而与下级武士相比较，当时其他社会各阶层则各有难于适应社会变革要求之处。农民尽管饱受幕府封建剥削压迫之苦，但他们毕竟不是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无法自觉地提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们虽然能够参加推翻幕府的维新运动，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则是被动的。而在封建时期早就存在的旧商人虽然有与封建经济相矛盾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与幕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既存的封建秩序和行会制度来维持的，因此他们对变革所采取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才顺从了维新。而在江户末期急剧成长起来的新型工商业者虽然是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代表，但他们的队伍还不够强大，组织能力也十分有限。显然，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阶级状况来看，在思想意识以及素质方面，武士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具备成为近代企业家的可能性。

第二，明治维新开始之即，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接近尾声。大量技术成果的应用、新兴产业部门的蓬勃发展以及股份公司这一最适应近代化大生产的企业制度的普及，不仅使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也为日本这样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使其有可能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与工业化过程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产业部门、企业制度的移植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由于日本的工业化具有起点高和效仿性、目标性强的特点，所以企业家形成和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西欧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主要不是在新技术的开发和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的过渡中产生的，而是在西方技术的引进与西方产业部门、企业制度的移植中产生的，这就要求企业家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还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而武士阶层恰恰在这些方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他们在幕府统治时期曾有过管理藩营工厂的经验，他们作为知识阶层有读书人所具有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在长期的习武生活中又养成了注重实践的性格，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具有留学或考察过西方国家的经历，对西方文明既有耳闻又有目睹，眼界比较开阔，在普通平民心目中仍然受到尊崇，有着其他阶层所不具备的影响和号召力，这些无疑为他们成为近代企业家创造了条件。

第三，明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确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来实现的，因此武士企业家的大量出现也可以说是日本政府所定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必然结果。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身份制度，取消了武士的俸禄。取消俸禄对于武士来说是一场决定其历史命运的“剥夺”，但从性质上看则是一场有偿的“剥夺”，它始终贯穿着政府诱导武士从事工商的方针。例如，在着手处理俸禄不久，政府就以从事工商为条件，对那些响应号召的武士实行了奖励措施。接着在1873年又规定，允许武士献出俸禄，并以现金或公债的形式一次性支付其相当于4～6年的俸禄，以便他们从事产业投资。据相关统[2]计，当时放弃俸禄投身于工商产业的武士有九万五千多人。最后在强行废除俸禄的时候，政府虽然对下层武士采取了极为不平等的处理方法，但以支付一定数量的公债为代价废止俸禄这一有偿“剥夺”方式仍然保证了上层武士获得了大量资金，为他们日后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大银行家提供了条件。

在明治时期的企业家中武士占有不小的比重，并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主导阶级的作用，但对此人们也有异议。日本经济史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强调武士企业家特殊作用的依据并不充分，因为按照现有的统计资料，与政界、文化界上层人物的阶级构成相比较，武士出身的人在产业界中的比重为23%，大大低于其在政界和文化界的比重[3]（分别为91%、70%），所以把武士当作工业化的主体阶级并不妥当，而应当重视企业家构成的多样性。显然，仅就数量而言，也许很难对这一看法加以否定，但笔者认为，分析这一问题时不应忽视以下两点：首先，政界人士绝大多数出身于武士这一事实本身清楚地说明了武士阶级在工业化中的特殊地位。事实上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从民间力量薄弱一时难以单独承担工业化重任的实际出发，直接参与了企业活动，不仅接收了原来的藩营企业，还投资兴办了许多新的官营企业，政府在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这种一身二职的角色足以说明，政界人物的阶级构成状况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企业活动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其次，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被人称为“指导者型企业家”的人，他们在成为企业家之前曾在明治政府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直接参与过制定各项重要国策，成为企业家之后他们的企业又在民间起着带头和组织作用，人们公认这种类型企业家的出现对日本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情况来看，虽然制度性的变革为工业化的进行创造了条件，但对于大多数民间人士来说，如何利用新的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企业活动仍旧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人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货币与财富，却不知怎样实现自身向企业家的转变。这种情况反映了政府对工业化的发动与民间对工业化的呼应之间存在着断层，而要填补这一断层，把工业化的方针迅速地变成民间企业家的普遍行动，就需要有一种能够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两者能够互相理解和配合的人。而指导者型企业家正是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人。他们弃官经商不仅在思想上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官贵民贱的社会观念的转变，而且他们既熟知政府的政策，又懂得怎样利用股份公司这一近代企业制度去组织民间人士投资工商业，所以他们的企业活动具有其他民间企业家所无法比拟的社会诱导性，而这些指导者型企业家绝大多数是武士出身，这无疑说明了武士企业家在工业化中的主导性作用。二 传统的价值观与明治时期的企业经营理念

如同人的行动受其价值观的支配一样，企业经营活动是在一定的经营理念支配下进行的，而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又是同企业家所抱有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价值观必然导致不同的经营理念和企业行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分析明治维新发生后武士出身企业家的形成之所以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就在于它为我们认识近代以至于现代日本企业经营理念和行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线索。那么，在武士向近代企业家的转变过程中，他们原来所固有的价值观是怎样与经营理念联系起来的呢？（一）忠诚意识与国事经营理念

在武士的价值观中，忠诚意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按照武士所奉行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即武士道），忠诚不仅是武士必须履行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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