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舜威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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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世家——两宋吕氏政治集团纪略试读：
前言
斯舜威我对吕氏家族产生兴趣，以至耗费时日，查阅资料，撰写一本专题记述两宋吕氏政治集团的书，完全出于一种偶然，更确切地说是出于一种缘分。
起因在于和《吕氏乘宝》的不期而遇。2009年1月30日，适逢春节长假，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小奎一家和我们一家相约外出旅游，归途中，吕小奎告诉我，诸暨乡下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宝贝，其中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真迹，珍贵非凡。坦率而言，我当时一听就不太相信，认为很有可能是赝品。因为，自从艺术市场兴起之后，书画成为价格不菲、升值空间广阔的特殊商品，书画造假时有所闻，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收藏故事最后都证明是胡编乱造的，“石鲁假画案”、“傅抱石假画案”等曾轰动一时，连拍卖市场上也满目赝品，所以一听到诸暨乡下有司马光、苏辙的书法，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在《美术报》任职十余年，假画事件看得多了、听得多了，已经形成了“必假无疑”的条件反射，一听有所谓新发现的名画，第一反应便是心生疑窦。当然，我还是欣然答应和吕小奎一起到乡下去看看原件，我们是相交几十年的挚友，我一直视他为大哥，当然理解他对老祖宗的这份遗产的感情。
在诸暨吕氏聚居地璜山，我在一户吕姓农户家看到了《吕氏乘宝》。乘宝用红布包裹，并用一只木盒装着，那木盒是老木头，暗红中泛着包浆，倒确实是老东西。一打开，是一轴老装裱的长卷，装裱得不甚精，但肯定是老装裱。我暗暗吃了一惊，大大出乎意料，第一判断就是它绝不可能是做旧的、假冒的，尽管其确切年代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至少是一件“原生态”的东西。《吕氏乘宝》是一件书画长卷，宽尺许，长度达12米左右，绘有吕渭、吕夷简、吕蒙正、吕诲、吕公著、吕颐浩等吕氏家族煊赫祖先画像，并有丁谓、刘子羽、韩琦、苏辙、寇准、司马光、秦埙、傅伯奉等大臣名流题跋。我说的“原生态”的意思是，如果它最后一次装裱的时间是在清朝，那么它至少是清朝的产物，而其所汇集的书画作品，我们固然不能一看到司马光、苏辙就轻言出自北宋，但即使是临仿件，也是出自清朝或清之前，也具有不低的文物、文献价值。
我悄声对吕小奎说：“是旧东西，老东西，好东西。”我们询问藏家这件东西是从哪里得到的，藏家说，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在生产大队一间蚕室的墙角发现的，他一看是老祖宗的东西，就有心收藏了起来。我们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保存，不要轻易示人，因为宣纸又黄又脆，每展开一次，都会有损害。
从《吕氏乘宝》藏家出来后，我们又到另一位吕姓农户家观看他们保存的《诸暨开化吕氏宗谱》，一共63册，包括嘉庆、道光、光绪、民国4个版本，其中嘉庆版16本为完整本，其余为残本，都是在“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产物。诸暨不愧为文物之邦，连不起眼的农民家里，都藏着宝贝，当然，这些宝贝因为和老祖宗有关，所以他们都倍加珍惜。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珍惜，农村的保存文物的条件毕竟有限，最多是做一只樟木箱，用生石灰防潮。比如这套家谱，就有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在北京媒体工作的老吕，有一次回家借看家谱，用箩筐挑走。就在他挑走之后，原先藏家谱的人家就失火了，要是不挑走，很可能就将付之一炬。大家为之感到庆幸，说毕竟有祖宗在庇护。说到庇护，也有人说，假如家谱还在那户人家，很可能就不会失火了，正因为“老祖宗”离开了，灾难就降临了。不管哪一种说法有道理，这套家谱总算有惊无险地保存了下来。
作为吕氏后人，吕小奎听了这个故事，显得心事重重。他和我同是东白山下斯宅人，但他清楚地知道，他和璜山开化吕氏是一脉相承的，幼时的记忆还保存着爷爷、爸爸在过年时到祖宗祠堂分肉的温暖。因而他回来之后，总是记挂着《吕氏乘宝》。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那也就算了，但现在知道了，如果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今后万一出现问题，或者流失，或者损坏，就将于心不安，作为吕氏子孙，我会一辈子感到对不起老祖宗的。”
此后，我们获悉诸暨的另一个吕氏聚居地次坞也保存着一套1925年编印的完整的《诸暨西山吕氏宗谱》，共计24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的祖父公辅先生，正是这部家谱的编纂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2009年2月24日，吕小奎来电话，约我4点钟一起去省政府，说已经约好，吕祖善省长要观看那件《吕氏乘宝》以及几部吕氏家谱。吕小奎此前向吕祖善省长汇报了此事，引起了吕祖善省长的高度重视。我们事先将《吕氏乘宝》和家谱摊放于省长常务会议室，等了一会，吕祖善省长在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来到了现场。我一边陪同吕省长观看，一边做一些介绍。吕省长情绪非常好，认真观看，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观看了一个多小时。
吕省长表示，如果这件东西是真的，那么不但是一个家族的宝贝，更是国家的宝贝、全社会的财富，应该由博物馆、美术馆做永久性珍藏，而不能长期流落在民间。
此后，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吕氏乘宝》和《诸暨西山吕氏宗谱》、《诸暨开化吕氏宗谱》进行了专门鉴定，肯定了其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2009年8月28日，距浙江美术馆正式开馆19天，《吕氏乘宝》、《诸暨西山吕氏宗谱》、《诸暨开化吕氏宗谱》入藏浙江美术馆。那天，吕祖善省长也恰好到浙江美术馆参观，对这三件文物、文献入藏美术馆给予高度评价，做出了具体的指示。而我也已经在此前从《美术报》调到浙江美术馆任职，有幸亲历了这一难忘的时刻。
吕小奎考虑得非常周到，《吕氏乘宝》原件肯定不适宜多次打开展阅，但也不能存入库房就万事大吉，应该让更多的人欣赏这件珍宝，让更多的专家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让更多的吕氏后人了解祖宗的伟业。好在现在仿真印刷技术已经非常先进，到了几可乱真的水平，于是，他个人出资，仿真印刷了一批，分赠有关领导、专家和同好。
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主任俞国行为之题词：“泽被后世”。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书法家王冬龄也题词：“大岳之风”。
我则遵嘱作序，序文曰：吕氏，华夏之望族也。源自神农，得姓于姜。始祖太岳，舜之脊梁。渭水泱泱，尚
父流芳。代有豪俊，后世其昌。两宋三百余年，名相贤臣辈出，灿若星辰。吕蒙正出身寒窑，
身历两朝，三度执政。其侄夷简，辅佐幼帝，咸叹廉能。夷简二
子，同登相位，德厚纯诚。一门三世，四位宰相，七朝主政，何
其鼎盛。余（馀）庆吕端，兄弟入相，世传令名；蓝田四贤，进
士同根，德言双馨。更有两宋之交，吕颐浩浮海之计，挽狂澜于
既倒，功成“绍祚中兴”。己丑正月，海越董事长吕小奎谓余：诸暨乡间除《吕氏宗
谱》，更存世传《吕氏乘宝》，绘有六位吕氏先祖画像，众多两
宋名臣为之题跋，珍贵无比。同宗吕志勋，研读多年，颇有心得。
余雅兴顿生，遂结伴往览。《吕氏乘宝》长三丈六、宽尺余，六位先祖画像乃：吕渭、
吕夷简、吕蒙正、吕诲、吕公著、吕颐浩；名臣题跋有：丁谓、
刘子羽、韩琦、苏辙、寇准、司马光、秦埙、傅伯奉；元祐六年、
绍兴七年两道诏旨，弥足珍贵。乘宝内容，多部谱牒均有记载，
传承清晰。最近一次装裱在光绪癸卯年间，迄今文图虽全，然经
百余年风化剥蚀，亦已岌岌可危也。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副省长葛慧君闻之，拨冗观赏原件，吕
省长慨然曰：如系真迹，非独家族之乘宝，乃全社会之财富也，
宜经专家鉴定后妥加保存。此诚为识者之论，所绘图像，岂独吕
氏先祖而已，乃彪炳丹青之英杰也；所载内容，虽属一姓谱牒，
实有补正史之不足者。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迅即组织有关
专家进行鉴定。诸位专家对民间保存如此完整之图文谱牒备加赞
赏，对其文献、文物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原省人大常委会代主任俞国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冬龄观
赏后建议：纵属后代摹品，亦乃罕见宝物，理应妥加保存。当今
仿真印刷发达，何不精印若干，以利观赏研究？而原物则应深藏
之。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鉴之，亦有此议。于是，遂有精印之
举。主事者嘱余作序，余深感惶恐。注目“吕”字，思绪万千。
吕，甲骨象形，“膂”之本字也，本义乃“脊梁骨”。舜赞太岳“心吕之臣”，乃脊梁重臣之谓也。做人为官，时时不忘“脊梁”
二字，方能内修其身，外建其功，昂然立于天地之间。如是观之，
则《吕氏乘宝》之贵重，不在乎时逾千年，抑或百年，而在于传
递“吕”字蕴藏之内涵者也！个中深意，虽外姓如我辈者，亦当
悉心体会践行也。己丑三月 斯舜威谨撰并书
吕祖善省长对这篇序言褒奖有加，几次见面，都称道文章写得好，书法也好，让我颇感汗颜，也深受鼓舞。
我深深知道，入藏美术馆，不是束之高阁，一藏了之，而是要进一步研究，充分发掘其内涵。于是，我陆陆续续写成了这本书，对两宋吕氏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对诸暨吕氏的发展传承，做了初步梳理。疏漏、差错在所难免，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心满意足了。
有关《吕氏乘宝》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本书第十二章。第一章起源：吕氏始祖 宰相之父炎帝十四世孙伯夷，是吕氏传人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是帝颛顼之师，帝尧时辅政，掌管礼仪，帝舜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作为一位宰相，一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经济改革家，姜子牙（吕尚）的成功，无疑是空前的，甚至连后代也鲜有可以比肩而立者。在中国历代众多的宰相中，吕不韦当然不能算『始祖』，但是，却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奇相』，他所创立的相业，是别人无法复制的。吕后不是宰相，却是刘邦的『贤内助』，在『相夫』这一问题上，其作用不比宰相小，可以说是真正的『宰相』。伯夷：宰相之祖
中国古代辅佐帝王、统领群僚、总揽全局的最高行政长官，通称宰相，所谓宰相，即主持、辅佐之意。关于宰相职责，西汉丞相陈平有过精辟的阐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不同朝代、不同时期对宰相的称呼或有不同，如相国、丞相、大司徒、司徒、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多达几十种称谓。现代则称总理，乃中央政府首脑，负责统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但不管如何称呼，其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宰相，应该是商朝的开国宰相伊尹，他也是历史上最贤德、最有才干的宰相之一，堪称宰相楷模，距今大约3 600多年。他是夏朝莘国人，原本是奴隶，曾躬耕于“有莘之野”。商部落首领汤与莘氏通婚，伊尹作为莘氏的陪嫁奴隶，到了商汤那里，为商汤做厨师。也有另一种说法，他是为了获得接近商汤的机会而主动充当陪嫁奴隶的，这是最底层奴隶尝试获得施展自己抱负的最具可能性的捷径。伊尹特别用心地从细小的家务事做起，做得比一般人出色得多，寻求脱颖而出的机会。比如他擅长烹饪，烧得一手好菜，练就了几手绝活，终于被安排为商汤烧菜。这是引起商汤注意、接近商汤的很好渠道。当然，他更擅长的是治理国家，他知道商汤雄心勃勃，有雄才大略，就有意辅佐其成就大业。一次，商汤吃了他做的饭菜，感到味道很好，便赞赏不已，随口问他如何才能做出可口的饭菜？伊尹便抓住时机，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各项措施要恰到好处，才能安国富民。”
商汤也是慧眼识英雄的明主，他从交谈中，发现伊尹很有头脑，便大胆予以重用，破格拜为宰相。伊尹不负重托，辅佐商汤，使得商的国力大盛，终于取代了残暴无德的暴君夏桀，修德保民，使天下归心，开创了商朝近千年基业。当时汤商平灭十多个小国和部落，得到三千诸侯拥护，成为天下共主。商汤死后，伊尹继续辅佐他的三个子孙外丙、仲壬、太甲，保持了商朝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伊尹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国圣人，称“元圣人”。“有伊尹之贤”，成了后世对好宰相的最高褒奖。伊尹在辅佐商汤的同时，也为中国封建制度君权相权架构划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轮廓，更为一位优秀的宰相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探索出了几条最根本的原则，那就是：有道，有智，有识，有仁，能够知人善任。
拿做菜来比喻治国，是颇具政治智慧的。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政治智慧，老子也曾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认为治理大国的道理和烹调小鱼的道理一模一样，剖好鱼，洗干净，配好了作料，放在锅里慢慢蒸就是了，千万不要翻来覆去，如果翻来覆去，小鱼就容易碎了。
陈平也说过类似“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话，他在村子里游手好闲的时候，有一次村子里祭祀结束，需要分猪肉，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大家都希望自己得到多一点，不管怎样分，难免有矛盾，他自告奋勇去分猪肉，结果分得非常公平，大家都很满意。这件事被司马迁正儿八经写到了《史记•陈丞相世家》之中：“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父老乡亲赞扬他分肉均匀、公平，他则感叹道：“如果今后让我分天下，照样和分猪肉一样分得公平。”“治大国，若烹小鲜”和“治国如分猪肉”，可谓异曲同工之妙。
东汉少年陈蕃就没有陈平的智慧，他从不扫地，家里脏得一塌糊涂，好朋友薛勤来访，看到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问：“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这则故事流传广泛，陈蕃成了反面典型。
其实，烹小鲜也罢，分猪肉也罢，扫一屋也罢，本身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人们恰恰是想通过这些小事说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当然，从油盐酱醋茶到治理国家，道理虽然相同，但毕竟没有这样简单，做宰相，并非仅仅能够烧鱼分肉就行了，需要雄才大略，一个时代，能够担当宰相重任的，毕竟寥若晨星。
如果我们将目光再往前推移，就会发现，实际上在伊尹之前，就已经有出类拔萃的宰相人才亮相于远古中国的历史舞台。比如舜的重臣伯夷，号太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中国上古传说中，最早也是最显赫的氏族，便是姜姓炎帝族与姬姓黄帝族，所以至今中华民族仍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炎帝族的姜姓部落和黄帝族的姬姓部落，两者还有着相当密切的血缘关系。《国语•晋语》曰：“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但姜、姬两姓却争斗不断，最著名的是蚩尤与黄帝之战，也叫炎黄之战，最后以炎帝族失败、黄帝族胜利而告终。在史前时代，炎帝姜姓部族不断辗转四迁，许多子孙分为很多支系，变易为其他姓氏。姜姓较主要的一支即吕氏。据《吕氏世系表》载：“共工氏从孙伯夷，佐尧掌四岳，佐禹治水，封为吕侯，为吕姓之始。”《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偏（通遍）掌四岳，为诸侯伯（通霸），号太岳。又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国语•周语下》载：“昔共工弃此道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从中可以得知，吕姓源自姜姓，是由古部族名和古国名、古邑名等而得姓。
炎帝十四世孙伯夷，是吕氏传人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是帝颛顼之师，帝尧时辅政，掌管礼仪，帝舜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伯夷曾担任帝颛顼的大祭司，后为第一代太岳。太岳即华山，因炎帝之裔崇拜天神，以为山高接天，可通天神，而华山在其眼中为第一高峰，故称之为太岳。后因祭祀天神缘故，产生了太岳这一官职，伯夷为第一任太岳（古“大”、“太”相通，故又称“大岳”）。以后的太岳部落每迁一地，不忘崇拜山岳的传统，是故产生了四岳（以太岳部落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最高峰，后演变成为官职，由部落首领担任），分管四座神山的祭祀。他们都是伯夷的子孙。秩宗，古官名，相当于后世的礼部，位置相当重要。舜帝任命时告诫他：“伯夷啊，由你做秩宗，早晚都要小心恭敬，只有为政清明才能正直。”伯夷牢记舜帝的教诲，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尧“典三礼”、“定五刑”，即制定了国家的礼仪典章和法律制度，并协助尧治理部落联盟，很有政绩。尧曾想禅位于他，伯夷拒绝尧的美意，没有接受禅让，而真心诚意推荐舜做了帝。禹代行天子之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的“心吕之臣”。伯夷也善治水，曾协助禹治水。
据许慎《说文解字》：“吕，脊骨也，象形。”《新唐书•宰相世系》：“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可见“心吕之臣”意即“心腹之臣”、“栋梁之臣”。“心膂”亦比喻主要的辅佐人员、亲信得力之人，如：《尚书•君牙》：“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三国志•周瑜传》：“入作心膂，出为爪牙。”唐司空图《太尉琅琊王公中生祠碑》：“心膂连营，蓄雷霆于北落；股肱重镇，寄柱石于东门。”明夏完淳《三国论》：“原夫丰配去而青冀衰，葛陆尽而吴蜀毙。兴替之兆，实由心膂。”
为了嘉奖伯夷，舜帝晚年赐伯夷姓姜，赐氏为吕，并封他为吕侯，形成吕氏部族。姜姓早年活动于甘青山岳地区，由于崇拜山岳之神，形成了四岳部落，称“四岳”，吕部族乃其中一支。吕氏部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建立了姜姓诸侯国吕国，伯夷带领族人开渠引水，垦荒造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得封地太平兴盛，繁荣富饶。
关于“四岳”的另一种说法是，“四岳”乃四方诸侯之长。很可能是服从尧帝统治的各邦，按东西南北四个区域推选出的代表，长驻京城，与尧共同决定各种重大事项。“四岳”的地位应当在尧帝之下，各邦君长之上。
不管按哪一种说法，“太岳”的地位都是十分显赫的。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舜时期可考的有名字的大臣有17人，他们各有分工，但没有关于宰相的记载。舜继位后，新任命禹、垂、益、伯夷、夔等大臣，其中伯夷的职位尤为重要。应该说，伯夷有着出色的宰相之才，实际上起到了宰相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春秋时，吕国被楚国所灭，其后子孙以国为氏，称吕氏，史称吕姓正宗。从南阳吕国还分离出一个叫东吕国的小国，也叫吕国，史称东吕，在今河南新蔡一带，春秋时为宋国所灭。此外，在今山东日照一带还诞生过一个北吕国。不管哪一个地方的吕氏，都尊伯夷为始祖，这一说法，是被后世所公认的。《说文解字》对吕部的解释是：“昔大岳为禹心吕之臣，故封吕侯。”《辞海》对“吕”字的解释，也引用了吕姓始祖太岳的典故，将伯夷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之祖，应该不算牵强，而他比伊尹要早得多。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伯夷，是上古时期的伯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商末时又出现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也叫伯夷，他是孤竹君的长子，因让国而传为美谈，两位伯夷生活年代相距一千多年，不能混淆。吕尚：全德全才
大岳之风，山高水长。不管伯夷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他的治国精神，毫无疑问对后世，特别是吕氏家族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认定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精神宰相，是恰如其分的。吕国灭亡后，吕姓沉寂了相当一段时期。待到伯夷的后裔吕尚横空出世，吕氏家族的贵胄之光又重新得以显现。
吕尚，号飞熊，又称臧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后人又从其祖姓称他姜尚、姜子牙、姜太公，系炎帝神农氏五十四世孙，伯夷三十六世孙。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灭商建周过程中立下了盖世功勋，周武王尊称他为“师尚父”。元代杂剧《武王伐纣平话》称他为姜子牙，故民间惯称他为姜子牙，通过明朝志怪小说《封神演义》的演绎，他更是名扬天下，无人不晓。《封神演义》将姜太公的所有传说系统地加以演义，从而使“姜子牙”有口皆碑，成为“封神之神”。姜子牙封来封去，唯独忘了自己，最后自封为“泰山石敢当”，“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姜太公成了老百姓的保护神，民间住宅世世代代张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来驱邪避祸。到了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时，姜太公被封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与“文宣王”孔子一文一武，并驾齐驱。唐太宗即位后，内忧外患，政局动乱，他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自称是姜太公的化身，在磻溪建立太公庙。唐玄宗认为开创国内安宁局面亟须姜太公那样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731）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在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祭奠。到了宋朝，姜太公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高度尊重，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下令各军事将领务必熟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他是中国谋略家之祖、兵家之祖。
除了姜子牙，中国历史上最具知名度、家喻户晓，并且被不断神化的宰相，还有一位是诸葛亮。两人有共同点，都具有文韬武略，善于画阵比战，洞察世事，应时权变，辅佐明主，开创基业，功成名就，深受老百姓的爱戴，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两者又是有所区别的。姜子牙早年家境非常贫困，生于社会最底层，打杂卖肉算卦，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而诸葛亮虽然自称“躬耕南阳”，实际上是家业颇丰的地主阶层，生活无忧无虑，只需闭门读书，胸怀天下即可，平时可以悠闲地“草堂春睡足”，睡个自然醒，哼哼梁父吟，与知己朋友聚会畅谈。姜子牙出道很晚，一直到80岁才遇到贤主明君，他是幸运的，或者说周朝是幸运的，他终于能够大器晚成，大显身手，成就辉煌的事业，而诸葛亮少年得志，年纪轻轻便名满天下，27岁就引得刘皇叔冒雪三顾茅庐，慷慨激昂隆中对，一番话语说得刘皇叔服服帖帖，出山按照三分天下的谋划指点江山。姜子牙兴周八百年，成为周朝立国第一功臣，而诸葛亮虽然多次北伐，一心问鼎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最终却非常遗憾地出师未捷身先死，遗恨不尽五丈原，令人扼腕长叹泪满襟。姜子牙享受罕见的高寿，据说寿命达139岁，而诸葛亮54岁就积劳成疾，有多少抱负尚未施展，实在难以合眼离世，于是在病危时煞费苦心点起七七四十九盏祭灯借寿，却被莽撞的魏延闯帐踢翻而功亏一篑。两者都是杰出的宰相代表人物，谁更胜一筹，难分伯仲，但从辅佐明主成就王业的角度而言，应该说姜子牙做得更富有成效。作为一位宰相，一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经济改革家，姜子牙的成功，无疑是空前的，甚至连后代也鲜有可以比肩而立者。
姜子牙是从社会底层走向权力峰巅的一个典型，是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代表人物。他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草根阶层的知识分子竖起了一根标杆，树立了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榜样。他早年穷得连老婆也娶不起，不得不到一个马姓人家做上门女婿。《封神演义》中关于姜子牙的离婚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说是姜子牙32岁那年到昆仑山学道，学了40年，下山时已经72岁了。他的好朋友宋异人劝他成家立业，并把一个68岁的老姑娘马氏介绍给他。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后的姜子牙，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缺少基本的谋生手段，老婆让他做小商小贩，他做一样，亏一样，一事无成，老婆恨铁不成钢，感到朽木不可雕，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就将他“休”了。所以后人称他“逐夫”。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之所以成为“逐夫”，主要在于他胸怀远大志向，根本没有心思去计较蝇头小利，无心理会家长里短，更无意于整天围着石榴裙打转。
姜子牙孤身一人，离开故乡，到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寻找一展抱负的机会去了。漫漫长途，他吃尽千辛万苦，到朝歌后，进身无门，曾以杀牛卖肉为生，后又到孟津司厨卖饭，并曾利用自己精通的《易》理，占卦卖卜。由于他占卦卖卜十分灵验，一传十，十传百，名气渐渐大了起来，竟至于名动朝歌城。宰相比干听说有此奇人，便微服寻访，悄悄观察，看到他谈吐不凡，非同寻常，乃大造之才，便引荐给纣王。昏君纣王却辜负了比干的慧眼，他一看姜子牙其貌不扬，便给了他一个可有可无的下层小吏的官职，根本不予重用。而姜子牙则一眼看透了纣王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昏君，不可以身相托，为了另寻明主，他假装痴呆，不理事务，他的上司立马收回了他的俸禄，让他返乡为民。这就是姜子牙的过人之处，人臣要干一番事业，必须遇到可以为之效劳的明君，否则不但一事无成，还将危及自身。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万万不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没有适得其所的位置，宁可不出山，不出手。
他离开朝歌，开始了游历各国、寻找明君、寻找发展机会的生涯。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艰辛的。《孟子》云：“太公避纣，居于东海之滨”，指的就是他游说诸侯无人欣赏，失望之余暂时隐居的情形。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不是个人在寻找改变历史的机会，而是历史在选择改变自身走向的强者。实际上，姜子牙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不断宣传自己的爱民利民之策，也就是深入民众中间去做组织发动工作，已经深得百姓崇仰，赢得了相当的社会知名度和号召力，他登上历史舞台，风云际会，大显身手，只是一个时间和机遇问题。
接下去就发生了著名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诚如唐朝诗人李白《梁甫吟》所咏：“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白居易《渭水偶钓》亦云：“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当年姜子牙已经年近八十，而济世强国之心不衰。他听说西伯姬昌在西岐崇贤尚老，就千里跋涉，迁徙至今陕西。他谙熟典籍，博闻广见，胸怀治国之道，心藏用兵之术，总想一展抱负。姜子牙到陕西后，垂钓于渭滨的碓溪（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终于与出游狩猎的姬昌相遇。姬昌是一位贤良之主，他名为狩猎，实际上是以打猎之名，四处寻访贤能人士。经人指点，向渭水北岸进发，看到鹤发童颜的姜太公在钓鱼，而且居然是用直钩钓鱼，知道他是非同寻常之人，于是礼贤下士，虚心讨教，一交谈，就非常投机，赞赏不已，顿感相见恨晚，便拜姜子牙为老师。姬昌和姜子牙同载而归，并高兴地对姜子牙道：我先君太公曾预言：“当有圣人到周，周因而能兴盛”，此即指先生吧？我的太公期望先生好久啦！于是，姬昌尊姜子牙为“太公望”，并立为掌管军事的“太师”。从此而后，姜子牙大显身手，辅佐西周文、武、成三代君主，灭商建周，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直钩钓鱼的细节是耐人寻味的。“钓翁”之意不在“钓”，而在表明心迹，抒发襟抱也。自从姜子牙开始，“钓鱼”便成了中国士大夫文人的一种精神符号，一种隐逸生活的象征。“钓鱼”有多重含义：一种是暂时隐居，等待时机再出山，也就是白居易说的“钓人不钓鱼”。这时，他们要“钓”的，是明主，是机遇，而不是水中自然界之鱼。所以，只需“直钩”便可。所谓“愿者上钩”，是因为能否遇到明主，能否出山一展抱负，并不取决自身，而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自身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情况下，自己唯一能做的，是把自己变成“鱼饵”，以吸引明主的注意。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直钩钓鱼”，无非是告诉别人本人意不在此、别有所寄罢了。另一种是看透了仕途的险恶，或者感到生不逢时，当世并无自己一展抱负的机会，便以“钓鱼”自适。他们是真的在“钓鱼”吗？其实也不是，政治家是不会有钓几尾鱼下酒这样的闲适心境的，至少也要钓出一番清誉，一番高名才是。后世发生了不少政治家“钓鱼”的故事，比如东汉高士严子陵和刘秀是同学好友，刘秀做皇帝后召严子陵去当谏议大臣，严子陵却予以婉拒并躲到富春江“钓鱼”去了，他不慕权贵的品格让后世传颂不已。连窃国大盗袁世凯也曾一度回到老家“洹上钓鱼”，还特地拍了照片登到报纸上，可惜钓得太虚假、太做作，徒留一段笑柄而已。
姜子牙的“钓鱼”，却钓得高明。当然，姜子牙和姬昌能够相逢，其中肯定有人牵线搭桥，有种种曲折生动的过程，甚至不无偶然因素。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物去进行一次改变历史的“钓鱼”活动，都是经过精心谋划的。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两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终于相逢了，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陕西民间盛传着一个“八百零八步”的故事：说的是姬昌请姜子牙出山辅佐，姜子牙坐在车上，姬昌亲自驾辕，谁料行走了一段路之后，车绳突然断裂了。姜子牙问姬昌，拉了多少步？姬昌回答道：八百零八步。姜子牙抚掌大笑，表示自己将辅佐姬昌确立八百零八年社稷江山。果然，姜太公后来奠定了兴周八百年的历史。这恐怕是后人的穿凿附会，但即便如此，也称得上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当时，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走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之时，出现了“拐点”，他在前期，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使得国力强盛，连毛泽东都曾经评价：“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但是，到了后期，却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耗费巨资建造鹿台和酒池肉林，又连年用兵，导致国力空虚，政治趋于腐败，刑罚酷虐，横行暴敛，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多行不义必自毙，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加上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造成了军事部署的失衡。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特别是文王姬昌即位，并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之后，君臣如鱼得水，国势日益强盛，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吕尚主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富国强兵、内治外交政策。政治上，积善行德，裕民富国，广招人才，发展生产，形成了“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祥和的政治局面。他所推广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民众百姓的广泛拥护，增强了内部团结。外交上，争取广泛的团结，结成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孤立商纣。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对商十分谦卑恭顺，用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显示无限“忠诚”的样子。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无所作为的假象，以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万事俱全之后，周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第一步，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后顾之忧。第二步，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道。至此，周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他就是周武王。周武王即位后，继承其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他在盟津（今河南省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掌握情况，准备伺机兴师。公元前1046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坐卧不安，决定先发制人，对周用兵。但是，一则为时已晚，二则过于仓促，这一军事行动刚刚拟定，东夷族就起而反叛。为了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急忙调动部队，倾尽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顾此失彼，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周武王抓住时机，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征伐！于是，果断地对商纣采取军事措施，率领诸侯联军，快速奔袭，在牧野实施战略决战，给商纣王朝以致命的一击。
牧野之战爆发于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 000人，甲士4.5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虎贲，指禁卫军精悍武士，平时守卫王宫，王出行则随行护卫。同月下旬，周军进抵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这阵势，有点类似现在的“联合国多国部队”。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盟津（今河南省孟津东北）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省辉县市西北）折而东行，挥师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有效抵抗，一路开进顺利，仅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宫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他只好临时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计凑集约17万人（一说70万），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史称“牧誓”，也就是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接着，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之心与斗志。战前动员之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阵前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间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晚仓皇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商朝至此灭亡。《诗经》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在广阔的牧野摆开战场，檀木兵车亮堂辉煌，驷马威武雄壮。三军统帅师尚父（姜子牙），好像雄鹰在飞翔。协助周武王带领军队，指挥三军攻伐殷商，一朝开辟新气象。全诗气势豪迈，慷慨激昂，节奏铿锵有力。
从中可以看出，吕尚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既是首席谋士，又是最高统帅，功绩无人堪与比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多迷信。在伐纣途中，周军曾接连碰到奇异之事，周武王出现担心恐慌情绪，曾一度建议撤军，而吕尚坚决果断地说服周武王坚定军心，确保了大军顺利出征。否则，一旦中途撤兵，历史可能就将改写。
吕尚在战略时机的把握上，也极具远见卓识。周武王继位的第九年，先后已经有800多个诸侯背商投周，周兴商衰局势已经明朗，吕尚认为灭亡殷商的条件虽然已经基本成熟，但殷商的实力还不容小觑，建议暂缓出兵，等待最佳时机。又过了两年，直到纣王杀比干、囚箕子之后，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他才觉得十拿九稳的时机到了，举兵伐纣，一举成功。在战胜之后，善后工作也处理得非常得当。当纣王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后，根据吕尚的建议，周武王悬纣王首级示众，到社庙前祀告天地，宣布伐纣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周武王在各国拥戴下建立了周朝后，他派人封比干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并且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散发鹿台所藏钱财和国库所积粟米赈济贫民，又派人视察传国之宝九鼎。紧接着，吕尚又带兵东征商的亲族同盟军淮夷、徐夷、莱夷、奄、齐、郯、薄姑等17国，既做好统战工作，又肃清残余，结尾工作非常圆满漂亮。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史记》是这样记述这场战役的：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
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
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
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
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
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
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
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
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商纣王听说周武王来讨伐，也发动军队70万人抵抗周武王。周武王派军师吕尚与百夫长挑战，率领大军攻击商纣王的军队。商纣王的兵力虽然多，但是没有打仗的心思，都盼着周武王赶快到来。商纣王的军队全都倒戈起义参与作战，为周武王打开了道路。周武王的军队纵横战场，商纣王的士兵全都崩溃瓦解背叛纣王。纣王逃走，回到京都登上鹿台，披着镶满宝玉的衣服，点火自焚而死。周武王手持白色大旗来指挥诸侯，诸侯都向周武王参拜，周武王于是向诸侯回礼，诸侯全都服从指挥。武王到了商国首都，商国的百姓均在郊外迎接。于是周武王让群臣向商国百姓宣告说：“上天赐给你们平安（休战）！”商国百姓都在此跪拜磕头，周武王也回礼。于是进入王宫，到了纣王自杀的地方。武王亲自向纣王射箭，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剑击打他，用黄钺斩下了纣王的头，挂起白色的大旗。不一会到了纣王的嬖、妾两个妃子的住所，两人都自缢而死。武王又射了三箭，用剑击打她们，用玄钺斩下她们的头，把她们的头挂在白色的小旗上。武王做完这些才出来回到军营。
周朝得以建国，吕尚乃第一功臣。故受封于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国号齐。吕尚是人中之杰，但毕竟是人，不是神，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会有感情跌宕起伏，有想不通的时候。据说当时他受封于齐，并不是很情愿，是有一定的情绪的。因为营丘那个地方，是一片盐碱地，不利于农业生产，人口稀少，自然条件并不好。他去受封途中，怀着消极怠慢情绪，走走停停，一路欣赏风景，一路休息，有时还会投宿休整。旅舍的一个店小二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尚，就诚恳地劝说：“我听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位官人寝居如此安然，实在看不出是到封地就职的样子。一旦出现变故，后果不堪设想啊！”吕尚一听，为之一震，觉得店小二言之有理，就连夜起床，穿好衣服起程赶路，快马加鞭，在黎明时分赶到了封国，顺利地接管了封地。这一传说是符合常理的，这么一位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退居二线之后被安排到条件这样不好的封地养老，心理落差在所难免。还有重要一点，说明吕尚的智慧有不少是来自百姓中间的，这位店小二稍稍一提醒，就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与警觉，说明他胸怀宽广，能够听取各种意见，这恰恰是一位政治家成功的重要保证。
对吕尚来说，治理大国尚且如烹小鲜，管理好一个封国，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冷静地想一想，他也清楚地知道将他封到齐地，也是周朝治理边疆、安定邦国的重大决策之一。齐国的周围环绕着众多根深蒂固的地方邦国，他们脱离中原、各自为政。早在殷商时期，就曾多次征讨，均未能使其臣服。建立周朝后，他们仍心存疑忌，意图与周朝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让老臣吕尚去镇守，既是奖赏，更是安邦定国的现实需要。只要齐地安定了，周边的地方邦国都能随之安定下来。
吕尚治理齐国的做法，即着手全力以赴抓经济建设，在三千年之后我们大搞经济建设的今天，回想当年姜太公抓经济建设的种种措施，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感慨万千。营丘的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太好，放眼望去，都是贫瘠的盐碱地，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很难有起色。姜太公凭借超人的智慧，因地制宜，务实求功，重视工商业，并将渔业生产、盐业生产放到和农业生产并重的位置，并称“三宝”，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同时，从老百姓的日常用品着手，放手发展手工业，齐国很快成了一个新兴的制造业大国，这里生产的衣带鞋帽名冠天下，各地男女老少熙熙攘攘，为利而来，通往齐国的道路上可谓车水马龙，人流不绝，各地诸侯为了自身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纷纷前来朝拜致敬，建立外交关系和商业贸易关系，齐国由此而迅速强盛，成为周朝初年最大、最强盛的异性诸侯国，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方大国”，并奠定了齐国六百年的大国地位。
齐国生产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行销天下，一个关键因素是吕尚建立了便利的货币交易体系。他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货币制度这一重要经济杠杆，让自然资源、劳动生产和贸易流通得以合理配置，有效衔接，并根据市场无形的手流动起来。
周朝的经济制度是“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吕尚还在周朝主政时，就在日益频繁的货物交换的基础上创立了“九府圜法”，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货币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吕尚为西周王朝拟定和颁行的关于货币的立法“九府圜法”，“九府”指的是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个政府管理部门，它们负责掌握调控财币。“圜”，均而通之意；圜法，指的就是货币制度、流通法。吕尚确立的一整套的货币制度大致是：规定黄金方寸见方，重量1斤；钱，外圆而内方，轻重以“铢”来计量；布帛宽2尺2寸为幅，长4丈为匹。在整个货币体系中，以黄金最宝贵，刀币最便利，人们使用起来像泉水那样周流不息，像布帛那样分布在民间各地，像帛那样可以卷束起来。当然，关于“九府圜法”的更具体内容，史书没有具体记述，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但姜太公曾经制定了这样一部货币法，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在全世界恐怕也是最早的。《尚书•洪范》中就记载了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即“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其中食和货，关系到百姓生活的日用起居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故位居前列，至关重要。食，指田地垦殖，谷物种植；货，指布帛的生产和金、刀、龟、贝等货币的流通。吕尚在商品经济生活中抓住货币制度建设的“牛鼻子”，是颇有远见卓识的。他在周朝退职之后，把这一货币制度灵活地推行到他受封的齐地，使得齐地的物品买卖更加便利，齐国在各诸侯国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吕尚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
吕尚去世之后，齐国一度衰落。四百年后，齐国又出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经济学家，他就是管仲。管仲辅佐齐桓公，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大力发展盐铁业，加强货币管理，调整物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吕尚和管仲两人之间虽相距四百年左右时间，但在财货制度及经济政策上则是前后相续的，这极大地推动了齐地的经济发展。由于经济政策得当，连续性好，直到齐威王、宣王之时，齐国仍非常强大。
历史上大多记载，吕尚殷朝庚丁八年己酉（公元前1211）出生于东海上（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周康王六年戊辰（公元前1072），卒于周首都镐京（据《竹书纪年》），岁寿139岁。死后葬到武王陵处。吕尚原来生活的故地在吕国，春秋时吕国被灭以后，吕国子孙以国为氏，称吕氏，他们尊姜子牙为始祖。姜太公子孙繁昌，代有贤者。他有13个儿子，分别为：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被封为周武王妃、王后。其长子丁周成王时为朝廷重臣，康王时为顾命大臣，死后谥号为齐丁公。齐丁公有嫡子名季子，本应继承齐国君位，或许出于宽厚无争的秉性，或许担心兄弟之间为了权力而反目成仇，他主动让位于弟叔乙，自己食采于崔邑（今山东省章丘市西北），过一种恬淡的田园生活，繁衍生息，子孙遂以邑为姓，是为崔氏，故崔氏的始祖为崔季子。
吕尚开创的相业，如同一座巍巍高山，后世鲜有超越者。吕不韦：奇商奇相
在中国历代众多的宰相中，吕不韦当然不能算“始祖”，但是，却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奇相”，他所创建的相业，是别人无法复制的。而且，他的许多业绩，都极富开创性，是某一领域的“始祖”。比如：他是商人从政、官商结合的始祖，他也是文化产业和广告业的始祖。在吕氏家族中，吕不韦是无法回避的一位，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司马迁《史记》中有《吕不韦列传》专篇介绍。
吕不韦（？～前235），姜姓，吕氏，名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滑县）人，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大臣，宰相。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到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衰落了，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经济凋敝，前景渺茫。吕不韦看到在国内没有发展前途，便出国寻求机会，做国际贸易，在韩国国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找到立足之地，大显身手，获得巨大成功，30岁左右，就成为巨商大贾，富可敌国。用现在的话来说，吕不韦相当于一个把企业集团总部设在阳翟的跨国企业，他的经营活动遍及各国。
吕不韦是一位有着特殊禀赋的商人。如果说范蠡弃政从商获得成功，被尊为“陶朱公”，视为商家始祖；而吕不韦则是弃商从政，以经商的成功助其从政的成功，同样是商家始祖，达到了商家的最高境界。一位是先官后商，一位是先商后官，都能够在商业和官场两个不同的领域长袖善舞，取得惊人成功，他们是将商业技巧巧妙地借用到官场，或者将官场计谋巧妙地运用到商场的典型代表，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绝。他们用自己的成功案例告诉后人：商场和官场是互通的，官场和商场是相容的。从他们开始，游走于官场和商场之间，成了后世官僚和商人们万变不离其宗的“游戏规则”。
就商业技巧而言，范蠡“操计然之术”，也即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客观条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没过几年，便成巨富。吕不韦的独门秘籍则是“奇货可居”、“囤积居奇”，往来于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倒买倒卖，牟取暴利，而立之年，便积累起千金家产，成为天下首富。吕不韦显然是一位商业奇才，但是，他却不满足于经商，他的政治头脑和政治野心同样无与伦比。当他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本之后，就开始觊觎政治资本，当他把“奇货可居”理论运用到政治范畴时，他的“奇相”生涯便掀开了壮观的一页。
公元前258年，吕不韦到邯郸经商，有一次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了正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后改名子楚），他发现异人相貌不类旁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虽然寂寞独行，举手投足却不失贵胄之气。吕不韦暗暗称奇，悄悄询问一个邯郸人：“请问他是什么人？”邯郸人回答道：“你连他也不认识？他就是秦王太子安国君之子，正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啊！因为秦兵屡次进犯我境，我王好几次想杀了他。现在虽然侥幸免于一死，但被监视居住，对他并不以礼相待，连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提供给他，生活困窘，和穷人并无两样。”吕不韦听了，一则同情他的遭遇，二则为他的出身和气质所折服，不由得暗暗叹道：“此奇货可居也！”
此时，异人确实很不得意，甚至可以说非常落魄。他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因为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怨及异人，对他自然不客气，不给好脸色。特别要命的是，他在政治上前途暗淡，几乎没有一点出头露面、东山再起的希望。当时秦国的政治格局是这样的：秦昭襄王四十年（公元前267），太子悼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到了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被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排行中间位置，不论从哪方面看，今后选接班人时都不太可能轮到他。所以，他被冷落在赵国，几乎被人遗忘。
吕不韦则从他身上发现了巨大的潜在价值，觉得“奇货可居”。毫无疑问，吕不韦是有从政的勃勃野心的，他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进一步刺激了他的政治野心的急剧膨胀，他缺少的只是一块跳板，一个机会。他发现异人正是他所需要的跳板，能够给他这样的机会。说得确切一点，是他可以把异人打造成一块理想的跳板，成为他杀向政治领域的重要机会。
一个十分便利的条件是：他拥有完成一系列政治运作的足够的经济基础。而且，他舍得花钱，不惜千金散尽。
在正式决策前，他首先作了调查研究，分析可行性，觉得异人身上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是一口值得耗尽柴火去烧热的“冷灶”。古往今来“烧冷灶”者多得不可胜数，吕不韦当是“烧冷灶”的鼻祖，是无与伦比的大手笔。当然，他没有草率行事，而是特地从阳翟赶回濮阳老家，和父亲商量此事。他的父亲是一位精明的马贩子，善于相马，善于经营，为吕家挖掘到第一桶金，打下了比较富裕的家业。吕不韦应该算是“富二代”，在父亲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贩布匹，贩粮食，贩珠宝，哪样赚钱就贩哪样，将事业做得更大更强。可以想象，他对父亲是尊重的，也信任父亲过人的头脑。《战国策•秦策》生动地记录了吕家父子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
吕不韦问父亲：“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利几倍？”
吕父回答：“十倍。”
吕不韦问：“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利几倍？”
吕父回答：“百倍。”
吕不韦问：“那么，投资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利几倍？”
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实际上，对投资农业、投资商业，吕不韦了如指掌，他这样问，只是作为铺垫，他最想知道的，是父亲对他转向从事政治投机的看法。进一步说，他本人对此也已经有了想法，只不过征求父亲的意见，是想要印证一下，以坚定自己的信心。
吕父的回答非常高明，堪称绝妙，他只说了两个字：“无数”。“无数”二字，意味深长，发人深思。它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投资政治在利益上是投资农业、投资商业所无法比拟的，无法用数字计算，甚至无法用金钱衡量；二是它具有不确定性，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其风险同样无法预测，无法确定，所以“无数”。一个“无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也拥有无限广阔的可能性，让敢于冒险的吕不韦激动不已，跃跃欲试。父子俩的想法完全合拍，吕不韦下定决心，决意马上付诸实施。
于是，他先设法说动异人，和异人达成口头契约关系。他通过关系拜访异人，游说道：“我知道你现在不如意，但我却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帮你改变现状，帮你光大门庭。”异人自然不相信，苦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一本正经地说：“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随之光大。”异人一听，心有所动，两人就促膝深谈。吕不韦帮异人分析政治形势，侃侃而谈：“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但是，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只能在你们二十多个兄弟中挑选，你排行中间，且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赵国当人质，即使秦王百年之后，安国君继位，和你的长兄以及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相比，你也没有竞争优势，当不上太子。”异人说：“我知道事实确实如此，但有什么办法呢？”吕不韦拍着胸脯说：“只要你愿意，我有把握帮你立为太子。我愿意拿出全部家产，帮你到秦国游说，去说服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异人叩头便拜，说：“果真如此，我愿意和您分享秦国的土地。”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异人的表态是真诚的，因为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太子之位简直连想也不敢想，有人为他奔波，帮他实现超乎现实的梦想，他完全可以做出任何承诺。
获得异人的承诺之后，吕不韦便开始付诸实施。他慷慨地拿出五百金送给异人，让他作为日常生活费用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购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去秦国游说。他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和华阳夫人的姐姐，打通他们的关节，通过他们把带来的东西统统赠送给华阳夫人。时机成熟时，顺便谈及异人如何聪明贤能，他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同时大打心理战，说异人如何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泣着思念太子和夫人云云。这些话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却特别能够博取一位没有儿子的夫人的欢心。华阳夫人对异人的好感与日俱增。吕不韦又见缝插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深受宠爱，可惜没有儿子，不如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选择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过继给您，立他为继承人，把他当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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