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纪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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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试读：
作者简介
关纪新 满族，1949年生，吉林伊通人。国内知名的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老舍研究家、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为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编审职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多种，其《老舍评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等著作在学界享有较高声誉；参与编著的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当代满族作家论》《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逾百篇。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引言满族历史文化鸟瞰
满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中国特有的非跨境民族。
满族原本称作满洲，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明代中后期崛起于祖国东北白山黑水广袤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先世为肃慎人，是很早便见诸中国文献记载的东北亚地区古老民族。
据我国先秦文献《竹书纪年》载，远在传说中的虞舜时代，东北方向上的肃慎人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且将其擅长制作的弓矢等物品向内地纳贡。而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当中，也存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文字记录（昭公九年），同样证实了生存于北方的肃慎人，古来便与中原有着密切的关联。降至汉代的挹娄人，魏晋之间的勿吉人，隋唐时期的靺鞨人，以及辽、金、元、明诸代世间较为熟知的女真人，也都大致属于肃慎之后裔、满族之先民。
在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女真政权主宰之下的女真民族发生了一件大事：后金大汗皇太极正式颁布御旨，决定易原有族名“女真”为新的族名“满洲”。在随后出现的满洲民族共同体中，其主体依旧是先前的女真人，但同时也融合吸收了与女真民族共同生活的周边部分汉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民族成分。“满族”的民族名称，其实是直到20世纪前中期才出现的一个对旧有满洲民族的简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开展国内民族识别认定工作过程中，“满族”的称谓得到了法定确认。
东北亚地区白山黑水之间的广袤地域，就气象学来看基本上属于寒温带，气候的突出特点便是冬季漫长高寒、夏季日照强烈。满族的先人们世代生活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下，铸就了耐受严寒酷暑、不畏艰难困苦的坚忍的民族性情。当地除却冬日高寒、夏日酷暑之外，其他自然条件却又称得上是得天独厚的：山岭环抱，广原舒展，水网交织，林莽密布，实属有利于人类繁衍生息的较佳场域。特别是那里有着奔流交错的宽江疾河，以及到处都可以见到的一望无际的森林，更是天赐般地供给了人们取之不尽的生计之需。采集业、捕捞业与狩猎业，成为亘古以来满族先民依偎于大自然怀抱之中，获取生存资源与生命动力的有效途径。满族的先世，是久远传承的渔猎经济民族。到了明代的时候，最后一波的白山黑水女真人由牡丹江和黑龙江流域陆续南下，在进至当今的辽宁地区以后，一定程度上改习农耕，但祖祖辈辈最为熟悉的渔猎生涯，却给这个民族及其后代，灌注下了难以抹去的精神基因。
从满洲民族的早期初民起始，他们就笃奉着一种被称为“萨满教”的原始宗教。这是一种以“万物有灵”为基本理念的宗教，它要求人们特别关注自己与自然万物不容疏离的依存关系。满洲民族的成员十分虔诚地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他们单纯、质朴、大度、豪爽，普遍带着在原始自然经济传统下面生存所养成的群体意识与利他精神。满族的先民信奉萨满教历经了许多世纪，有关天地万物的神思遐想在该民族民众的心间扎下了深根，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我们知道，世界各地众多族群在其各自的早期生存期间，皆有过确切的原始宗教信仰，不过，由满族先民流传到后世的萨满教，却具备着高度的代表性及典型性。时至今天，国际上的文化人类学界凡是谈到人类的原始宗教信仰时，总是会提到东北亚区域满族先世的萨满教。
满洲民族的历史，也因为充满了起伏跌宕而引人普遍瞩目。
作为肃慎古族流脉之靺鞨族，其所属的重要分支粟末部，曾经融靺鞨族白山部的一部分，以及一些高丽遗民，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在今日的中国吉林及黑龙江南部一带，建立起了国力堪称强大的“海东盛国”——渤海国，其经济文化盛极一时，据史料记载，已可直追中原同时代的大唐王朝。
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2世纪初创建的金朝，立国120余年，曾经与南宋、西夏同时，在中国版图上鼎足而三。金朝疆域辽阔，东北方向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达今天的蒙古国，正西方向则以河套、陕西横山及甘肃东部与西夏王朝接壤，南面以秦岭、淮河与南宋对峙。在金代的世宗时期和章宗时期，金朝境内还出现了史家所夸赞的“盛世”气象。
由肃慎下续直到满洲出世，该民族各个时代历史性作为的次第展开，却并非是单线条的。“渤海国”政权解体以后，粟末靺鞨人陆续失散，一些成分甚至离开了女真群体，进入朝鲜半岛。而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先前不够发达的黑水靺鞨部，则成了金代女真的基本先民。金代结束以后，进入了燕京及中原地区的女真旧部，大多散落到了冀鲁豫一带，融入汉族中间，能够及时返回东北故土的不是很多。至于明代的女真人，又是后来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起来的先前发展相对落后的女真群体，这些人才是满族的直系先民。虽然“渤海国”之靺鞨人和金代之女真人，都没有整体成为满族直系先人，但是，“渤海国”和金代那些由肃慎民族不同后裔成分所创造的令世间瞩目的经济文化业绩，却相当充分地说明肃慎古族流脉具备着非同一般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假如人们认为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代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曾经为肃慎古族另一流脉亦即明末崛起于辽东的女真—满洲族群，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终结之前横空出世，再度打造出来一段历史佳绩，埋下了其前定的伏笔，也许并不过分。东北亚地区的此一古老族脉，一向富有想象能力和自强自立精神，粗犷豪放又不惧艰难，敢于实践更善于承担，他们能在近似的历史境况下反复地卷土重来，进取，成功，其间一定存在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女真人，是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重新崛起的、原本处于相对蒙昧状态的女真人。他们在当时分批南下，逐步形成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在内的女真三大部。至万历年间，女真各个部落交相蜂起，所在区域战乱频仍，族内彼此残杀荼毒，令民众痛苦不堪。16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酋长努尔哈赤，顺应历史趋势与民心所向，兴兵举事，志在统一女真各部。在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两代人的率领下，经过数十载矢志不移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了周边的蒙古和朝鲜，击溃了明朝派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最终进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令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则宣布变更女真旧有族称为“满洲”，还把国号“金”变换为“清”。这样，满洲上下不再刻意强调自己与金朝以及女真人的历史渊源关系，表达了比以往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精神姿态。
1644年，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且迅即向全国各个方向推进，开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主宰中华帝国267年的进程。
清代满洲人被世间习惯性地称为“旗人”。其实，有清一代，“旗人”乃是对被编入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兵民一体化组织中全部成员的总称，而并不是单指满洲旗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为筹划进取中原，将满洲全体青壮年男性收进军队，把他们划入以八种不同旗帜为标志的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被称作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随着政治军事推进的需要，后来又仿照八旗满洲编制方式，建立起来了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这三个八旗共同构成的军事组织，在建立起的二三百年之间，为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体现了重要作用。至清代后期，世间称呼三个八旗所有成员约定俗成的叫法是“旗族”。
清代初年，兵民一体的八旗组织创建之际，正是满洲民族的精神上升期，发愤图强、争立勋业，是充盈于民族整体的核心价值追求。在满洲上下整合一心万难不辞的精神作用下，在17世纪的中华大地上，推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清王朝。这一新兴政权内成一统，外拒强敌，使先前已呈滑落颓势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一样地再造出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康雍乾盛世”，使人民大众获得了在安定富足条件下繁衍生息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全国的人口也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40000万。可以说，没有满洲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代前期的勉力经营，进而达成清代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总体局面，日后的中国，是难以渡过东西方列强野蛮瓜分、妄图灭亡我文明古国这道险关的。
在清初百年上下平息反清势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入侵、扫灭准噶尔叛乱等战争中，八旗将士不断地被派往国内各个地方作战与驻防。到了乾隆后期，全国各地八旗驻防已经达到130多处。满洲人因而分布到了全国广大区域，除了北京作为满洲人和八旗军的大本营之外，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多地，也都分别设置了成建制的八旗驻防。清代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央政权有效管辖[1]版图最为广阔的时期。中国当今的版图就是在清代大致确定的。清初的百年，中国幅员极其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均能够切实地管理起来，其所辖版图数倍于前代之明王朝，国土面积已经达到1250万平方公里。
在有清一代的将近300年间，满洲将士为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前仆后继地英勇参战，付出了后人难以想象的民族牺牲。除清代初年的战事，清中期还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重大战事；清后期又有两次反抗西方入侵的鸦片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在所有这些战事当中，满洲官兵壮烈殉国者层出不穷，史书上记载很多。
入关之后，满洲民族中又涌现了一批相当杰出的人物，多尔衮、孝庄皇太后、康熙、雍正、乾隆，都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中原地区的先秦文献《战国策》中，有《触詟说赵太后》一文，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定规律，而满洲民族的领袖人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肇始，持续许多代奋发精进，显见地逸出了这一规律制约，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特例与奇迹。此外，由八旗满洲群体当中走出来的良将、贤官以及方方面面的优秀代表人物，[2]也不胜枚举。
八旗制度是伴随满洲的崛起而出现的，这一制度曾经塑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一个颇有作为的历史时代，维系了虽属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然而，其制度自身也孕育了难以调节的潜在危机。八旗制度是清代贯彻始终的一项政治制度，对旗人们的约束异常严苛，它把世世代代的旗人圈定在当兵征战靠吃粮饷为生的唯一人生范围里，禁止旗人及其家眷从事当兵之外的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任何其他生计，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也切实防止了旗人在社会生活当中与民争利，却造成了该制度创立者始料不及的难题。从雍正年间开始，“八旗生计”问题便显现端倪，之后更是愈演愈烈，统治者一直想要解决它，却终告无力。这是因为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3]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和平年代，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日益增多，却不能不眼睁睁地失业赋闲于家中，成了既没有正当职业又没有经济收入的“闲散[4]旗人”，于是不单导致了下层旗人家庭越来越明显地贫困化，还致使先前精锐强大的八旗劲旅，在非战岁月渐渐滋生了远离劳作、荒于嬉戏的种种弊端。正是八旗制度本身，给奉行这一制度的满洲族群最终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在生存的贫困线上压抑苦熬的生活，上演了一代又一代。而更令人悲哀的是，至辛亥年之后，一向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的满洲人，突然被断绝了世袭军人所得到的经济来源，当时整个社会的舆论与环境又都对他们十分不利，八旗制度管辖之下的末代旗族百姓，便比他们的先人们要加倍地承担这种历史制度所生发的惩罚与报应。有人说，满族的历史是“成也八旗制，亡也八旗制”，不能讲没有道理。
八旗制度的约束，也对满洲文化的演变产生着作用。这一制度将先后十数代的旗人们始终圈定在兵民一体的人生轨道上，既造成了旗族下层生存质量的恶化，八旗子弟们在心灵上的憋闷抑郁也不难想象。贫困难当的下层旗人，在没有战事的和平年代，也要被死死地禁锢在他们的驻防地域里面。就连旗人高层，哪怕贵为王爷贝勒，尽管享受着锦衣玉食，可以养尊处优，却也依例要与普通旗人一样，没有人身自由。清朝制度规定，不在京城之外设置分封定居的宗室外藩王，即便身为王爷贝勒，如若没有得到差遣，照样不可以擅自离开京师，也只好在这座城池里头当他一生的富贵“囚徒”。浸泡于这种人生悲剧当中，旗人上上下下的心绪皆不得舒展。为了逃脱落寞人生的暗影笼罩，他们只能变换方式来调剂自己的生活和心理。长此下来，旗族内部便出现了追求艺术情趣的趋势，他们得借以寻找哪怕是些许的慰藉和平衡。在以艺术手段来调节生活上面，花时间花力气，逐步养成了整个民族倾向都市生活情趣的艺术嗜好。随后，全民族（尤其是京师驻防旗人们）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差不多近似于脱缰野马，把一个原本饱含尚武精魂的民族，渐渐就改造成了文化气息浓烈的社会群体。在清代的中晚期，满洲人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有了深入的造诣，连他们的日常口语以及风俗民情，也都被打点得处处艺术化了。与此同时，满人们的性情气质，也由奔放粗犷向优雅细腻转化。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止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而且由于具体了结的是清朝的政权，它便增加了一重固有的意义，即推倒了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满洲人——对国家将近三个世纪的主宰。封建时代寿终正寝，本是大势之所趋，历史的必然。不过，其最终的王朝偏偏赶上的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却带有相当的偶然性。而这点偶然性却帮了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当大的忙。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帝制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中间，“忠君”与“爱国”从来就被混为一谈，各个阶层普遍缺失反封建的精神理念，欲动员民众来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显然殊非易事。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封建势力面前所显现出来的势单力孤，是不难看出的。光绪年间，连以康、梁等人为代表的保皇党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尚且难以实现，想要用革命方式一举瓦解帝制，其困难程度就更是可以想到。然而，使这样一道难题得以突破的“捷径”终于被找到，这就是种族革命。清朝的皇帝原本来自国家主体民族汉族之外的异民族，而“尊王攘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却是华夏民族传统的正宗思想版本。在主体民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的国度，做一番鼓动大民族民众合力推倒小民族中央政权的“种族革命”动员，比号召和说服民众向封建王朝造反，则会方便得多。更何况“大清朝”此刻已然丧失了二三百年前的虎虎生气，西方列强四面进逼，更让这个沉溺于古典做派的颟顸帝国，呈现出了“残灯末庙”的种种症候；加之有“八旗生计”的多年困扰，旗族生活落寞消沉，酿就了一部分八旗将士的精神蜕变乃至心理异化，也为否定旗族提供了依凭。当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一经提出，人们大多是较为动情于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而往往都把更为重要的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后面八个字丢到脑后。这种带有偏颇的思想策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广泛呼应。于是乎，“忽喇喇似大厦倾”，本已羸弱衰败的清政权，几乎是顷刻便息影于世间。
辛亥鼎革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们的思想界，以往多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上，去检讨它的先天不足，指出辛亥革命的结局只是在形式上了结了封建政权的存在，却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这固然应称的论，但是仍然是不够的。假如我们从民族关系处理这一层面来看问题，辛亥革命同样有着其没能突破的历史局限性，留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国，不同起源不同传统的各个族群曾经携手创造了中华恢弘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翻一翻中华史册，人们就会注意到，由于各个时期各个族群之间的发展层次不同、经济方式有别、利益追求互异，千百年来确实出现过彼此间的矛盾、冲突，甚至还有一些规模化的战争；但是，假如人们今天可以站得更高些，心胸放得更开阔些，则不难看到，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仇视状态，比起相互的太平厮守，则要少得多，相安相容互利互惠，应当是我国多民族交往大历史的一个基本主题。再以清朝入主中原后形成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空前大一统来说，因为不同民族所处地位及持有的价值理念有明显的差异，起初不可避免地有过一些令人痛苦的事件发生；然而，如果从将近300年的全部清史来判断，清代仍然可以被认定为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满、汉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都是[5]比较和谐的。[6]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推翻封建王朝舆论造势之际，某些历史真相被舍弃。推翻满人做皇帝的清政权既然成为当务之急，“殃及池鱼”地株连满洲整个民族便属正常；不单满汉两个民族长久以来总体上相安无事、友好相处的历史真相被人为地遮盖起来，满洲民族为中华帝国开疆拓土、保国护民慷慨奉献的大量事实也均被忽略，满人的形象一概地被丑化乃至于妖魔化。为了发动造势上的便利，两个半世纪之前满洲民族入主中原被指为一切罪恶的源头，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
[7][8]防”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9]等理论就此交注合流，把满族人一概诬为“满洲贱族”“逆胡羶
[10][11][12]虏”“满洲鞑子”“野番”的辱骂诋毁亦很普遍，就连正规[13]的政论也同样喊出了“兴汉复仇”“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
[14]种”。一应偏离民主革命应有之义的策动种族之间无情仇杀的言辞，在革命发动者口边震响，也在社会现实中奏效，其结果，是辛亥举事得到了相当多的汉族民众的策应，某些怀有异端民族情绪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以及与之声气相投的军阀势力更是通力施展，鼎革大势就此告成。辛亥革命的一些亲历者早已对个中原委有所披露。“1903年革命派就向康梁公开声明：‘……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体而新政府易于建立。’”“国民党元老、辛亥山西新军起义领袖阎锡山说：‘辛亥之改革，可以说不是民主主义的力量；有之，亦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的[15]胜利‘就是民族主义成功’。”回顾辛亥前夜革命党人的言论，历史学界注意到：“许多革命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是把排满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深刻揭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16]盾。”“革命派中的许多志士，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唤醒民族意识，激起民众的排满情绪，沿袭了清初反清志士的传统观念，宣传明[17]亡清立即是‘亡国’。”所以可以说，“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18]特征。”
辛亥革命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皇室签订了“清帝逊位”条约而告了结。逊清政权在国内大多数都市以及许多八旗驻防重地，以和平方式与民国体制完成了权力交接；特别是在国家最高政权及首都控制权的平稳转移方面，体现出了清朝的末代执政者对于国家社稷与苍生大众负责的政治理智，也显示了满洲皇室以此弃置先前暴力厮杀方式的悟性与选择。这一历史场景，也理当在近代史册上留下正面的确
[19]评。但是，就全国来看，“驱除鞑虏”的偏颇口号产生了强烈的激发作用及惯性力量，造成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并没能因清帝的和平逊位而充分得到化解，局部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西安、福州、荆州等地，均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
也许毋庸讳言，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成功，却在无意间淡忘了另一个事实：即摧毁清朝封建统治，却连带着完成了对满洲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严重的民族歧视。满洲作为辛亥之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从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更被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境地，并且还要担负起长久的恶名。民国年间的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双重煎熬下，忍辱负重挣扎度日。
清帝业已逊位，为了能够遏止当初在发动革命阶段竭力进行的排满宣传继续引发过激事变，也为了化解旗族民众面临革命暴力所生出的恐惧心理，孙中山这时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他于1912年秋来到北京，亲自会见满洲各界代表，向他们公开表态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20]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21]有生计，免致失业。”可是很遗憾，历史的走行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路线发展，国内各个民族理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主张也没有得到重视，至于所谓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说法，更是了无实施。接续下来，是袁世凯的“登基加冕”闹剧和国内各路军阀炮火连天的割据战争，“天下为公”原则被践踏殆尽，执掌权力者谁还会把“五族共和”放在心上。非正常的大汉族主义民族情绪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一种强势时尚，持续地风行与蔓延。这一过程里，将旗人们统统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态度，以及诸如“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声，随处可遇。当时，各种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刊登仇视和鄙视旗人的言论，政府及学校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求职的旗人不屑一顾；就连法庭办案，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惩处的情形。面临此种局面，旗人们不敢公开暴露自身的族籍，在民国年间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来旗族的旧俗是，不习惯像汉族人那样在各自的名字前加上姓氏，可是为了防备歧视虐待，也只好纷纷加冠了姓氏，而姓氏具有满人特点，容易被认出是旗人的，一些人便不大情愿地改用了一般的汉族姓氏；在寻求工作之时，满人们被迫谎称自己是汉人。而生存在南方许多地方的旗人则更须留意，防备自己一旦泄露身份后有可能会遭到打骂嘲弄。到了民国的中晚期，尽管还有部分满洲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分，满族的人口数量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直到有时人们甚至可以忽视该民族尚且存在。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新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确认了国内多民族共存的政治格局，确认了国家所奉行的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随即得到承认。经历了若干年炼狱般的生存际遇之后，满族迎来了新生的希望。
满族的新生并非一帆风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高层，对于满[22]民族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同时，虽说是在全国知识界以及人民群众中间推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教育，科学的民族观教育却被忽略了，人们对于国内民族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感受和领悟，大多还止步于想当然和感情用事。具体到满族，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尽管较民国时期宽松了，对这个民族公开辱骂和诋毁的言论少了，但是，在主流知识阶层那里，满族却仍然是一个偏于卑陋的记忆符号，由不少主体民族成员的嘴边，时不时还会听到对满族的轻率[23]臧否。
时至21世纪初，伴随着尊重多元的现代理念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旧有成见愈益淡化。在人文社会科学层面，在大众普及层面，以客观和求实的态度来看待多民族历史的阐释逐渐增多，以科学精神、公正心态来评价包括满汉关系在内的各民族关系史的声音，比以往各个时期都更加得到学界及国民的接受和服膺。先前那种顾盼自大、旁若无人，匮乏甚而抵制多民族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心理定势，开始被时代与科学的驱动器重新格式化。
满洲民族自从诞生之日起，一向必须直接面对的，乃是比本身在能量上要强大、丰厚甚至威严许多倍的中原汉族文化。
对比于自古以来雪球般越滚越大的中原汉族，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小民族太多了。然而，像满洲民族这样从一出世便必须全方位地全神贯注地思考、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也不是太多见。故而，满洲民族之文化史及文学史在文化人类学层面提供的特别的标本价值，才应当引发学界的重视。
中国历史上下数千年，先后出现过的不同族群已经不知凡几，他们之间也不知上演过多少出文化间交互折冲、干戈玉帛交相转合的悲喜剧。任何民族的文化，其最显著的标志便要数该民族由其生命源头带来的特有语言了。而只要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发生接触，民族语言总是会首当其冲，首先产生应激与变化。两个民族如果文化势能彼此不相匹配的话，他们近距离交流的直接结果，肯定总是首先体现在文化弱势民族的语言被迫向文化强势民族的语言靠拢。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出现语言变异的一方，由浅入深，由局部而全部，会出现所操语言由此及彼的渐趋异化。接触、学习直到熟用对方民族的语言，以至于最后完全地搁置和舍弃本民族的母语，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民族语言之舟从此岸向彼岸摆渡的渐变过程中，语言产生变异的民族，或长或短的会出现一个“双语”并行的过程。
双语书写创作在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经历里面，是个值得珍视甚至值得夸耀的过程。兼而使用两种不同语言思索、使用两种不同文字写作的文化人，他们在想问题、看世界乃至反映与描绘客观事物的时候，都要比单操一种语言的人们会得天独厚得多。所操这两种语言文字各自归属的民族在文化上面相互差异越大，“双语”人的思维空间也就会越开阔，想问题看问题也越是富有内在张力；落实到文学创作上面，“双语”作者们的想象场域和表现场域，也一定会比仅掌握单一语言文字的作者更具优势，更具超越性。
我们在梳理现存的清代满族作家资料之时，尚难确认较多作家同时期兼用满、汉双语写作不同作品的例证。然而，仅从迟至清代中晚期仍有一些满人精通满语满文这一现象来推测，也会得知，在入关后一个比较久长的时期，满洲都是一个“双语”民族。虽说满洲作家们的大多数，笔底展示的往往是些以汉语汉文书写的作品，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却并没完全乖离和遗弃本民族的母语。这里有个很是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自晚清时节满洲作家文康的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该书的第40回，当小说主人公安学海与儿子安骥进行一番私密性的对话时，这样写道：
……安老爷此时见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闭着眼睛的神气了，便先问了问他这番调动的详细。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合他说道：“额扐基孙霍窝扐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恶斋斋得恶图业木布栖鄂珠窝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的答应了一声[24]“依是奴。”
安骥答复其父的询问，“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而安学海随后叮嘱儿子的那句话，同样全都讲的是满洲话，作者文康此处仅仅是为了照顾文字书写的方便，才使用了汉字方式记音，如果把安老爷的话恢复成满语来表达，便是：“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gurun guwai jaka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u”，其意为“此话关系重大，千万不可以泄露给外人”。其后安骥说的“依是奴”，照旧是用了满语的汉字记音，意思为“是”。可见时至清代晚期，满洲作家即便如文康这样在汉文书写方面达到极高造诣的人，操起满洲的母语来，依然是探囊取物般地娴熟便利。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可以被看成是双语作家，其实不需要看他是否同时出手过两种不同民族的语言作品，只看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是否分别具备较好的驾驭能力，也就可以了。
有清一代的满洲文苑，这样一个“双语”民族的这样一批“双语”作家，在艺术上、文化上和感触外部世界上，享有着潜在的和不易为世间觉察的优势。今天我们要研究满族书面文学因了何故能在清代迅猛崛起异军凸现，笔者以为，这自然算是一个不该忽视的原因。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人口寡少的民族身处于汪洋般包围自己的大民族之中，当然也是绝难将自身的“双语”状态维系到底的。哪怕是身居于显赫社会地位的清代满洲，也同样难以跳脱这一规律的掌控。来至清代末年，八旗满洲的母语能力已经眼见着普遍下降，连可以得到优等传统教育的皇室成员——比如帝、后等人——在政治场合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也不大能够自然地运用满语这种民族母语了。满洲作为“双语”民族的历史已然依稀地看到了尽头。随后不久，对满洲民族命运产生决定影响的辛亥鼎革出现了，又人为地加速了满[25]洲人作为“双语”民族全盘告别母语时限的降临。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数也数不清的不同民族，从开始之时便借用他民族语言而没有自我母语的，极其罕见。母语不单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标志，还是维系一个民族完整传统的最为强有力的文化纽带。任何民族，原初文化之核心密码以及最为宝贵温馨的族裔记忆，均贮存于民族的母语库藏之深处。当历史老人出于一定的原因，要去无情褫夺一个民族葆有和运用母语的天然权利，都免不了要激起该民族心理上的剧烈反拨。然而，历史的决断总是带着铁一般的威严，容不下任何的哀情与留恋。古往今来，在各自的前行路上丢失了母语的民族，已经多得不可胜数。而这众多丢失了母语的民族，无可如何的下一步，往往就是要身陷于丢失自我。因此，当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26]族是在欢天喜地的情绪下主动抛弃母语的。
母语之丧失，对所有具备特定历史传统的民族而言，皆是一场永久的、根本的、伤筋动骨和不可治愈的痛。——假若我们还可以本着更为科学的态度，不把这一极为要紧的文化丕变，直截了当地误认为就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面遭受“灭顶之灾”的话。
所有民族都不肯轻易地去舍弃自身传之久远的文化传统。当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满洲领袖人物率先向汉族文化思想的高峰攀登的时刻，他们的心理无疑是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假如不以汉人传统文化以及治国思想来武装自己，已经到手的政治利益就要付诸东流；可是他们又不大甘心让满洲同胞都效法其后，与他们同样全都去学习和汲取别民族的文化，那么做的话，又可能要危害到自我民族传统的存在、承袭和延伸。清朝历代君主几乎是从始至终地三令五申，强调对于本民族传统的固守，强调“国语骑射”等满洲习尚对本民族存在的根本意义。然而，跨进中原门槛的历史性动作本身，已经意味着必须坠入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博大精深的汉族文明，对满洲这个文化尚欠发达的民族而言，本是“挡也挡不住的诱惑”。有清一代，“国语骑射”一类的满洲民族传统文化，显见着地一层层脱落。到了清末时节，满洲文化在汉族文化的步步诱导胁迫之下，出现了大幅度的转轨。幸好的是，满人并没有任凭汉族文化洪涛彻底“灭顶”，他们自身那并不很低的智商和举世公认的创造性在这里帮了一些忙，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大胆地向强大的汉族文化表达了别样选择，他们受诸先世的个性化的价值取舍，并没有被历史全部湮灭，这些方面的作为在日后的中华文化构建中得以发挥作用。
在中华史册上，文化比较滞后的骑射民族靠其弓马本领征讨天下，继而入主中原腹地者，非满洲民族所仅有。在清朝定鼎北京的历史关头，这个原本起家于偏远乡野的民族，其统治者不但有过自己的思考，还曾有过决策上的矛盾交锋。其中一种意见是，应该效法蒙元政权，坚持以民族故乡为战略根据地，进入中原后虽然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却不必与汉族做过于复杂的文化周旋，如果战略上不能长久地驻足于长城以里，便干脆撤回关外老家了事；而另一种意见却是，既然进入中原，当然就要有雄心远略，应当在兵力短缺情况下倾举族之力进入中原，把本民族乃至三个八旗的战略大本营彻底动迁至燕京地区，并不间断地向全国进取和推展，以谋求持久地掌控并且管辖这个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帝国。结果，是后一种意见成为最终的战略决策。
满洲入取中原的时候，挟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其天然、野性而又粗粝的精神特征异常彰显。带有这种文化进入中原的满洲人，全部人口也仅有几十万，根本无法与已有近万万之众的汉族相提并论，其文化发展水准则尤其要比中原民族滞后许多。体会到了先前元朝蒙古人留下的历史殷鉴，满洲人不愿让自己的政权也那样地成为短命朝代，便想尽方法，要在中华帝国的政治中心扎下深根。他们也曾为怎样才能既获得巨大政治权益又保全民族根基而寝食不安。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以武力夺得的政权，不可以仅凭武力去长久维持；为了实现对偌大国家长期有效的管辖，也就只能向汉民族发达的文化看齐，从而获得精神统治者的可靠位置。他们虽然不甘心丢弃本民族固有的特点，却又没有办法不向汉族传统文化领域大举挺进。两难之下，终于向历史棋盘投下一颗关键棋子，选择了文化上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路线。
从顺治初年开始，清朝便决定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考，让满洲特别是八旗上层子弟，去成为中原文化的拥有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些早期帝王，自己不遗余力地向汉族传统靠拢、学习，他们懂得这对于新兴清政权而言性命攸关，学习的态度与毅力足堪慨叹。例如康熙皇帝玄烨，少年时代为了攻读儒学经典，竟然到了累得咯血的程度。经过一番不懈努力，清代的主宰者们到底是登上了风光无限的儒学传统思想顶峰，达到了自我文化形象的着力重塑。在此情况下，中原封建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开始心悦诚服地为他们原本并不喜欢的这个异民族政权服务，一直到清代末年。有清一代，满洲主宰者们政治上虽然看上去踌躇满志，其掩盖着的心理，却是在文化上的岌岌然如履薄冰。
满族丢失母语有个比较长的过程，不像通常人云亦云的，到清代中期就不大有人会说满语了。有资料能够证实，直至清代晚期，京师[27]的某些下层满洲人依旧在熟练地使用满语。不过到了辛亥以后，关内满洲民间母语迅速销声匿迹了。当时存在的民族歧视很严重，城市旗族中差不多全部的蒙古旗人、汉军旗人，以及大多数的满洲旗人，都被逼无奈隐匿起先前的旗族身份，也就不会有人再敢开口讲满语。降至20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只有远在黑龙江流域与嫩江流域的少数村屯当中的满洲人，还存在日常的满语会话。就整体来说，满族确已进入了其“后母语”过程。
改操汉语，成了世间普遍认定满族已经“汉化”的中心口实。[28]凭着我们身边许多人的本能感觉，认为是否沿用民族母语，在鉴定民族身份上是能够“一锤定音”的，似乎一个民族无论具有怎样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一经离开母语便告一了百了。我们从前奉行的民族鉴定标准，也确曾把民族语言的存在和使用与否，视作一应标准当中最重要的一项。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稍许移开，看一看满洲民族在放弃母语的过程中，还有过一些怎样的文化行为。当然，想要在这里历数满洲民族在既往哪怕是最主要的文化行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择取一两件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说说。
这里想举的头一个例子，是清代的木兰秋狝。
清代的皇帝都是很忙很讲究出勤率的，特别是康熙跟乾隆两朝皇帝，两人执政共计120余年，在位期间穿梭般地北上秋狝与南下巡视，看似他们是精力过剩喜欢玩逛，殊不知那是他们在为军国大事紧张工作。他们凭借着自己具备了与中原民族和与周边蒙、藏等民族各自对应的文化对话机制，边宣威边怀柔，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试想一下，如果清帝没有谙熟汉文化，便会与中原封建知识阶层缺乏对话渠道，那么一再下江南也就确实没有什么深入的意义了。同样的是，也只有身为有别于汉族文化传统的满洲人，才能找到比较过往两千多年单靠修筑长城来阻挡游牧民族进犯内地更为有效的途径。那就是借助于本民族传统的尚武习尚骑射本领，通过亦庄严亦嬉戏的传统狩猎活动，充分展示八旗实力，既宣示了国威，也传递了皇恩，这样的年年岁岁木兰秋狝，达到了安抚漠南、漠北蒙古乃至西部藏族的潜在的政治目的。清代前中期康熙、乾隆两代皇帝不停地南下北上，是在实施一种极富创意的“两京战略”（假使能够把承德即热河看作清政权“夏都”的话），那实可称为满洲领袖人物发挥本民族的专长而创造性地治理国家的典型事例。这种准确地区分不同的对象民族，以不同文化策略对国家不同领域加以治理的文韬武略，显见得是充满了满洲智慧式的而非汉族传统式的历史大作为。试想，有此种大作为，跟满洲民族保持未保持母语，确实没有多大关系。由此足见，母语虽然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远远不是其全部。
第二个例子，是还可以来看看满洲民族的文化艺术。清入关前创制了满文，有清一代，满文创作也不断有所接续。然而，丰厚的汉族文学对这个刚创制文字的满族的书写者来说，其诱惑是不容阻挡的。从顺治年间第一代戎马倥偬的满洲将领当中，居然已经产生了一批汉文写作良才。文献可以证实，清代文人的汉文诗集总计有7000种上[29]下，而其中仅满洲诗人的汉文作品集，就有600种以上。这在清代汉文诗坛几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创作量，证实了这一历史时期满洲文人汉文写作队伍之大与作品之多。按照一些人的习惯思维看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学不使用母语写作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满洲民族文化能量的“精怪”之处，却恰恰是它即便是被偌大的“牛魔王”吞噬下去而后，还在传统汉文化的堡垒核心，翻云覆雨干了一系列大事情。《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京腔京韵、京味儿文化艺术、国粹京戏，北京人优雅、大气和幽默、散淡的性情……都是他们被世间误认为已经“汉化”后的桩桩件件非常作为。满族文学即便是启用汉文来书写，也大多与汉族文学书写不同，呈现出天然、质朴、晓畅、平易、诙谐、口语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秀丽风格，并明确地成为了现当代“京味儿文学”重要流派的基本来源。这么看，那种以为少数民族如果转用了中原汉族的语言文字，就在文化上面完全否定了自我的结论，便有些站不住脚了。
世人以往习惯于用中原核心民族的眼睛来判断事物，与汉族文化彼此有所交流的异质文化，很少不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省略掉。在中国这个主体民族汉族占人口总数超过90%的国度，一概以“汉化”的概念去解说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诸多民族文化事项，是容易出现的文化偏颇。
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需要去否认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满汉民族交流的不断加深，促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已成定局。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满汉相互之间还有没有差异？或者可以这样地提出问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定局的情势底下，是否“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呢？笔者和许多满学研究界的同仁一样，经常想到的正是这个问题。
不言而喻，我们所能关注到的任何民族，都在变化当中，只是程度上面有轻有重，有急有缓而已。民族同其他事物都一样，在其彻底产生质变之前，其原有的质的规定性就会发挥内在的决定性作用。满族也不例外。积笔者多年的观察思忖，满族虽然比较其原初情态有了诸多大大小小的变化，但是就总体和本质来说，依然可以分辨得出该民族所维持和存在的一系列旧有特征。站在当下观察满族，有些教科书上列举的条条框框，或许并非全都适用。
首先，观察满族，我们不能再看他们吃何种与不吃何种食物，不能再看他们穿何种与不穿何种服饰，不能再看他们信何种与不信何种宗教，不能再看他们讲何种与不讲何种语言。
其次，我们也许应当更多地去观察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归依，也许应当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风度做派，也许应当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命持守，也许应当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也许应当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伦理观念，也许应当更多地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志好情趣。
再次，我们依然会注意到，当代满族人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热爱自然、崇尚浑朴的天性，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古典情结和侠义性情，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重女性、尚内亲的社会风习，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自尊与体面、刚强与傲骨，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疏远经济活动、不擅商贸经营的习惯，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酷爱文化教育、嗜好文学艺术的风尚，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豁达、大气、优雅、雍容、散淡的处世特点，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幽默、调侃、风趣甚至于自嘲自省的人生态度，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集体主义、秩序意识、纪律观念、尊卑准则，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中华无上、国家至尊、大局为重、小处忍让的传统思维，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固守道德、重视伦理、不忘情分的人生选项，还在相当的程度上葆有善于学习、勇于创造、不甘人生虚掷的传统性格……当然，可以肯定地说，这里所做的不过是对当代满族一番尝试性的归纳，其中也许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质。
好在当今时代已经草创出来了一个多元阐释的讲坛，对满民族的上述观察，也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反馈与批评。其实，当代满族人的性情特征并不都是优长，以上所列各点即便多是从正面来加以归纳，其相应的负面效应却也都是不难想象与推测的。
曾经有民族学者谈到，像满族这样与汉族彼此交流特别深入的民族，其核心的价值取势反倒常常会比较清晰地存留于其知识阶层和文化人当中。此话其实有些道理，至于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其答案恰恰可能就存在于那个“与汉族彼此交流特别深入”中间。
当笔者在此有点儿别出心裁地提出满族的所谓“后母语”阶段话题的时候，个人的人文关注，实际上已然超越了满族一身。伴随国家政治一统、经济腾飞的加速度，人类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空前紧逼，今日中国境内，步满族后尘而接踵进入到“后母语”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已然不知又有多少！先期被贴上“汉化”标签的满族至此不再孤独。当下，连蒙古族、藏族、彝族学人们也都在痛心疾首地忧虑母语前景，他们的相关言谈，也是时不时就能耳闻的了。
更有甚者，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随着这个小小地球上西风东渐的日益剧烈，具备几千年文明积累的中华国族之核心——汉民族，不是同样有其深深的文化忧怀么？在我们当代中国，众多不同的传统族群，其文化出路在哪里？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后母语”的文化命题，远不是满族独有。
本书以上引言，也许让读者感到离开此书的著述宗旨远了。笔者之所以想要先于全书的撰写，来做如上这样的文字交代，是有考虑的。这考虑主要在于，满族的文学尤其是小说，都是在相当特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内生成与伸展的。
离开了这一方具体的“水”，也就很难看清、很难描述那条具体的“鱼”。
[1] 元朝的蒙古军团曾经在其鼎盛时代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占领过的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所以元代的中国在国家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地增加。清代则不然，其前期在征讨周边地域的过程中，贯彻了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得一地，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使版图所有真正有效化。
[2] 可参阅《清代八旗贤官》（滕绍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史学著作。
[3] 《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9页。
[4] 清军入关之际，因军事需要，满人男性16—60岁（或者身高5尺以上）者，均须应征入伍，成为甲兵。按照八旗制度规定，被挑为甲兵的旗人可按月领饷。饷分为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统称为“钱粮”。而钱粮是只发放给甲兵的，未经挑甲的闲散旗人以及妇女是没有饷的，他们只能靠家中被挑上甲丁的旗兵的钱粮来养活。而愈到清代的中后期，下层旗人家庭中不能被挑上甲丁的闲散旗人愈多，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便愈发地严重。
[5]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之际，清军南下曾遇到南明政权在某些局部的殊死反抗，一度矛盾相当尖锐，造成了少数城池的激烈争夺以及随后出现的屠杀。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民族冲突关头所坚持的传统民族气节是值得称颂的。不过，这些抗清志士在自己恪守民族气节、拒绝为新政权效力的同时，却大多勉励未曾出仕于明季的子弟们准备应试于清廷科举，似乎他们并未十分决绝地对抗异民族的新政权。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及满族帝王们对儒家文化的由衷尊重与认同，中原旧族普遍出现了拥戴时政争相服务的举动，并将这种态度坚持到了清末。有清一代的确实行过“首崇满洲”的政策，但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种种方式，并没有超越封建时代中外任何一个民族政权（无论是大民族主政抑或是小民族主政）的作为底线。满洲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观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比较有利于境内各个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为了安抚汉族地主阶级，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政策，例如严禁八旗将士务工务农经商以防止“与民争利”、开设科考大量录用汉族贤才等。至清代中晚期，汉族封建阶级的势力在整个权力结构中间的比重持续上升，满汉两族的原有矛盾已有了显见的淡化。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7] 转引自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8] 余一：《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1903年第1期。
[9] 章太炎：《客帝匡谬》，载《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页。
[10]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载《章太炎诗文选》，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06页。
[11]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12]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孙中山：《1900年10月致刘学询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9页。
[14]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5] 转引自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6] 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2日。
[17] 唐上意：《辛亥革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科学报》1999年第1期。
[18] 李良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9] 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周恩来等人，均有过明确肯定，惜为人们所淡忘。
[20] 孙中山：《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0页。
[21] 孙中山：《在北京广济庙与旗人的谈话（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七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9页。
[22] 早在1946年，在满族出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病危弥留之际，毛泽东去看他，他对毛泽东讲：“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这件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之前的事，曾有助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满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共和国建立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共和国初创之际，满族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生气象，许多地方的满人也纷纷起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平等权利，这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现象。我们认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保障他们应有的民族平等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转引自赵书《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满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虽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并获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周恩来还在当时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满族要自治是肯定的”。然而，在国内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均获解决的情况下，满族自治问题却被长期搁置。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河北、吉林等省，才陆续建立起了一些满族自治县。
[23] 此处仅举二例。一是老作家冰心，1979年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坦言：“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民族团结》1979年第3期）二是当代作家余秋雨，他的散文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篇为清朝和满族写的翻案文章，其中也谈道：“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24] 文康：《儿女英雄传》，西湖书社1981年版，第836页。
[25] 民国期间，满族和满语都不见容于世间，本来尚能说写满语满文的一些满族人，也为了生计等基本的生存考虑，在许多场合远离母语，生怕外界认出自己的这一民族特征。满语在内地都市满人们当中最终的消亡，应当说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满语小范围的日常运用，只在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的少量村屯，还顽强地存在着。而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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