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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6 13: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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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玉新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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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头脑:非常走向的智慧世界

冷头脑:非常走向的智慧世界试读:

内容简介

作者摆脱常规思维方式,从极端、反向等冷角度剖析问题,另辟蹊径,反向追索,以冷静的哲学思维,展示出从未有过的智慧天地。一个个看似极端和片面的例子,道出人们熟知的常理和常识之外的真髓。第一部分冷观察——事事洞穿

最高,最远,最佳,最爱,这是人的追求,而这追求就在极端处;只是,我们追求“最”,却常常又回避极端的美。所以,许多人不敢大胆作为,由此,少了优势和成就。凡事都在自己的片面上;方方面面合成全体,各个部分形成全局。自然,越有特点,极端矛盾越突出。在矛盾的焦点上,烈火炼真金,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摸索、上升、滞留、下滑,这个走上端点又颓然滑下的矛盾过程,谁也难以逃离。不过,在具体的事情上,还要看你有没有好的思路和灵感。第一章从趋极看走向 ——一人走一个极端一、一体多极,谁不想独立?

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家庭最头疼的是什么?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是分裂。国家最头疼的常常是民族问题,集体最头疼的常常是派系问题,家庭最头疼的常常是独立问题。

铁托在世时,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国家,无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世界大格局中,都有重要的国际地位。然而,他去世不久国家就分裂了,逐渐分裂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和波黑六个国家,而且,还打了多年战争。那些没有分裂的国家呢?一个民族就是一极,一个阶层也是一极,谁都在诉求自己的利益。

毛泽东有一句话,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说的:“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给共产党似乎叫人感觉突然,其实也很符合实际,在斗争尖锐的时候,派系就出来了。

家庭呢?夫妻之间的摩擦大多是在彼此的独立性上,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是否互相尊重。夫妻两人之间既有界限,又有互惠点;没界限不行,找不着互惠点也不行。在耳鬓厮磨的时候,这都不是问题,一旦有了摩擦,弄不好就没完没了。

系统理论说,系统有两个方向的运动,一个叫渐进集中化,一个叫渐进机械化。渐进集中化是说,因为系统内部的元素相互干涉、扰动,为了发挥它的功能,就得走向有序和集中,进而产生它的中心。渐进机械化是说,系统也会逐步地分离成相对独立的部分,向彼此独立的方向分化。就像动物,动物越进化,个体的分系统越发达,而动物的整体调节却减弱了。蛇有发达的中枢和运动系统,可却没有蚯蚓的修补性和再生能力。在社会领域,任何组织,在它还小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可自动地调节组织的运行;但组织大了,个体的自动调节能力就受到限制,倒是各个分系统有了很强的独立作用。

可以说,事物或说系统,它的每个分系统或元素都有独立性的要求,都要走向自己的一极。而且,事物越发展,系统越大,独立的要求越强。总的来说,个体趋向独立,总体趋向集中,这是一对不好结合的矛盾。只是,个体的趋极是主导的一方,它决定事物发展的前途。只要总体这个基础足够牢固,就应该给个体足够大的天地。就是个体破坏了总体,也可能是新的机会。有破坏才有新意。我们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也得益于个体的动力。

现在,有人提出把“素质教育”改为“个性教育”,这正符合事物发展的要求。中国的文化一直都是共性的,如果能把个性提升起来,使个人获得真正的发展空间,那我们的国家可就要飞速发展了。二、你我他,都在走自己的一极

现在有一句很时尚的话: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正因为许多人都有这种观点,从孕育起,人们就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谁都想打赢,跑在别人前面。我们看,人生就是一场往自己理想的那个极点上奔跑的竞赛。虽然,事情不会这样简单,竞赛的表现也不相同,但又有谁不想更为优秀,更有成就呢?

科学家们在进行激光实验的时候发现,激光系统内的光模可以有许多个,这些光模之间就有竞争,微观的原子对中观的光模也有着某种选择。突变论的创始人、法国数学家托姆发现,对激光系统里不同的光模施入同样数量的光子,开始时各光模同步增长,但随着增殖频率出现差异,光模便产生了竞争。原子选择那些快速增殖的光模,而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光模,其他都消失了。这和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相似。所以,托姆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对所有有机和无机系统的进化和发展都是适用的。

实际上,只要运动,事物就会走向自己的目的地。因为在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下,必然在有序的过程中集中一切力量极化自己。

单位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生物要得到自己的发展,这都要求走向端点,而且,越极端越好。

从矛盾的角度说,事物的趋极性就表现在对立两极的趋极上。就是说,两极都在走向自己的极端,这才有了两极的对立,但矛盾主要受一个方面的主导,所以整个事物也会被主导的一极拉到极端处。就像是两党制国家的竞选,这两党的竞争会把它们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也会越加对立,但只能由一党主导,并把国家拉向主导者的方向。也像是一个人的失望和希望,越是失望希望越大,越是希望失望越大,而一旦主导方出现,这个人就会走向自己的一极,或者破罐破摔、自杀,或者振作起来、奋起。

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自然界的变化,都是以各自的端点为目的的。三、其实,我们也喜欢把别人往极端上推

心理学中有个现象,叫“马太效应”,是由《马太福音》里的一个故事而得名。这个故事说:有一主三仆,主人出门前把三个仆人叫过来说:“我要远行,发给你们每人一些钱,好自为之吧。”主人给了第一个仆人600元,给第二个仆人500元,给第三个仆人200元。几年后主人回来了,问三个仆人干得怎么样。第一个仆人答道:“我用您给我的600元钱做买卖,结果又赚了600元。今天,我把1000元钱给我的主人。”主人听了笑逐颜开,说:“好,这1000元钱我就赏给你了。”第二个仆人说:“我用您给的500元钱做买卖,又赚了500元。今天,我把700元钱奉献给我的主人。”主人听了,心中高兴,对他说:“你干得也不错,那700元钱我也赏给你。”第三个仆人说:“我生怕你给我的钱被盗贼偷去,于是挖了个坑藏了起来。今天,我把它挖了出来,我要恭敬地把它献给您。”主人听了,心中很不高兴,就说:“你把那200元钱交给我,我收了。”由此,《马太福音》第26章说道:“凡有的,还要多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统统夺去。”

这种现象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如果你要在社会立足,那就首先取得社会的认可。一旦认可,对你就是加法、乘法;不认可呢,那就是减法、除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人心是趋向极端的,最好,最多,最美,最亮,等等。这“最”的极端状态既能推高人的外在地位,又能激发人的内在精神。如果处在“矛盾的激越状态”又会产生极高的创造性,或深刻的心灵体验。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还提出过“极端体验”的概念,认为这是人的最高境界。如突破体能限制创造体育记录,由为挽救别人生命而牺牲自己的道德境界,等等。

问题是,如果自己达不到这个极端,而羡慕的对象又出现在这个极端上,那就会在敬佩或崇拜中放大对方的光芒。相反,如果鄙视对方,贬低、抹杀就不能避免了。爱者如金、恨者如土,爱得要死、恨得要命,这都是常态。心理学家乌兹纳节等人对此就进行过研究,他们认为,人们会把和自己立场相距较远的评价为相距更远的立场。个体不仅会形成对比体验,而且会产生反应性趋向。比如,持一种与宣传观点更加对立的、比施加影响以前更加相反的态度。你越是这样说,我就越是那样看。其实,人对自己也是这样。习惯夸大自己的长处,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爱吹牛,而一旦发现自己的短处,又过低地评价自己,甚至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从心理上讲,人是崇尚极端的,而且不喜欢中道。比如,人们追求超常的东西,追随超常的人物,特别是有刺激性的事物。而对那些不温不火的人或事,就很不在意了。在自己达不到极端时,也崇拜极端的人或物,满足心理的渴望。追星是这样,信仰也是这样。四、没有一极,哪有立足之地?

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说过这样一件事:“民国头十年间,我在湖南办报,当时常帮我们抄写文稿的有三位青年。第一位是不问文稿内容,什么都抄,就连文稿的技术性错误,也照抄不误;第二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是要提出,并能主动润色修饰;第三位则与众不同,看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稿干脆不抄,更不屑于在技术问题上纠缠。这三位青年后来的前程大不一样。第一位,终身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位,则在历史上成就一番大事业,此人即是毛泽东。”

我们看,这3个人的个性很不相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极上,只是,趋向极端的程度却很不相同。第一个人个性不突出,对待人生也不很认真;第二个人,即田汉有比较强的个性特点,人生态度也比较积极;而毛泽东则与常人很不相同,个性极为突出,做事甚至不合常理。从实际情况看呢?个性越突出,成就越大,而超越常理的个性则可爆发出极强的力量。

应该说,不管是人还是其他事物,都要有自己的个性,即必须以自己的个性与他人他事形成互补、互动,进而形成生存、竞争优势,由此获得可能的存在和发展。而这种个性也必然是越突出、越鲜明,才越具生命力。这就迫使事物向自己的极端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极端的越是自身的,越具有自己的优势。自然,每个人的遗传特征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初始的品质、最初的经验也就不同,因此形成的素质和行为方式就会不同。这样,每个人的走向和处事行为也就不会一样。问题是,正是这种不同才可能造就各自的成就。

曲高和寡,树高风大,但这是不能不付出的代价。而且,一旦被认可,马太效应就会随之而至。现在,许多很有个性的人不敢彰显自己,总要把自己抹平,这实际是一种自杀。

俗话说:“青菜像青菜,白菜像白菜,不青不白,人家不爱。”从本质上看,社会是喜欢个性的,个性毕竟使世界多姿多彩、千姿百态。五、走到极端,个性才大有作为

关于比尔·盖茨有个故事。他的小学老师泰勒在一次课上宣布,谁把《登山宝训》背诵下来,就邀请谁到西雅图最高、最豪华的太空尖塔参加一次免费聚餐会。这《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的一章,很长,而且结构松散,但11岁的比尔却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了,而且也只有他做到了。他的同学回忆说:“不管比尔做什么,他都要弄它个登峰造极,不到极致他绝不心甘,不管他做什么,他都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要达到最好。”他上中学后,数学是全校最好的,但到了哈佛,却发现有几个同学比他数学还好,于是他放弃了当数学家的想法。

这里,我们看到了盖茨的强烈个性。其实,个性不只是性格,统领性格的,最关键、最起作用的却是追求。就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并把这种追求定位在什么样的高度。而且,这种追求,这种定位,越是趋向极端,即越是高远,这个人的个性就越强,而可能取得的成绩也越大。这是因为:

越是处在极端上的人,自我意识越强,内在冲力越大,也越具有自信心。这种对自我的认可和赞同,会使他们接受哪怕是超常、异常、为别人所反对的思想,产生极高的探索和创造力,从而使自己的个性发挥出极大的威力。其实,那些极具创造力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具有极端个性的。比尔·盖茨这样,乔布斯更是这样。

当人闯入极端,特别是叫人不可理解的、荒谬的一端时,发现、发明、创造也就有可能到来了。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进行过一系列“文化边界”的研究,“处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极端体验中心”(福柯语)。他自己也进行过各种极端体验,如学生运动、性,可能还有吸毒。他持反理性、反传统、反科学的态度,却给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福柯说:“在人生中,如果人们想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如果他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他有什么意义呢?”这话很有道理。

有极端才有创新,有异样才有探索,中规中矩,同唱一首歌,你能得到什么?六、谁都了解,杰出人才常在极端上出成绩

美国作家兰德勒姆在一本书中记述了世界上颇富创见的15位天才,包括爱迪生、毕加索、爱因斯坦等。他说:“本书15位创新预见天才中的许多人都属于狂热的或者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个性类型。他们超越了社会所要求的规范。……这些创新预见天才都具有超过常人的危机和强迫行为的经历。”

为什么大的成就者大都处在尖锐的极端上呢?因为要取得大的成就,就必须进行大的破坏。且不说形成这种破坏力会十分困难,就是认识到需要破坏也必然十分困难。至于进行新的建树,那就更要经历非同一般的过程。因此,没有极端的努力,以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这是很难完成的。这需要极端的热情、意志和智力。可以说,非常成就不是正常生活甚至正常人所能得到的。正如法国作家司汤达所说:“哪个伟大的事业,当它开始的时候不走极端呢?伟大的事业成功之后,在一般人的眼里才能想象是可能的事。”

我国早期革命家章太炎也有一种说法:“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这就有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像这些大的成就者,也走上自己的极端呢?一般来说,这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因为个性的走向,发展的程度,基本上是由遗传决定的。这就跟植物一样,不同玉米的种子会长成不同的玉米。后天的影响,又主要是由最初的经验决定的,受家庭等环境的影响。因为人的思想、思维、行为模式的形成,一定出自最初的经验。以后可以改,但太难了。所以,不管是谁,都应该向自己的极端努力,如此才可能成就事业;至于神经质式的人物却不是我们一般人想成就成得了的。

说得平易一点。我们很多人都发现,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楞一点儿,青一点儿,就闯不出事业、干不出事情来;但到了中年,人就需要稳一点了,又不能太稳,不然后劲就没了;到了老年,眼光变得透彻,思想变得超脱,却已经没了追求的傻劲儿,而只能享受平淡了。

人生就是这样,刚进入跑道,就一个劲地往前跑,只想当一个胜者,脑子里根本没有和谐不和谐。这时候,人生是倾斜的,思想、思维、行动都在片面的一极上。也正是这个原因,便遭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苦难,同时,也在挫折和苦难中收获了理性和成就。如果一开始就回避自己的傻气,那这一生就只能平平庸庸了。第二章从片面看特点 ——一事呈一个片面一、一体多面,哪件事不是片面?

科学史上有这样的事。牛顿发现光是以微粒的形式存在的,但是,惠更斯发现光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为此,科学界争论不休,无以定论。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了爱因斯坦那里,他把波和粒结合起来,用波粒说解释了光的特性,说明光既有波的性质,又有粒的性质。这叫波粒二象性。这个成果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牛顿和惠更斯也是各走了一个片面,或者说,是走了一个极端。

不只他们,科学家走的是理论的一端,工程师走的是实践的一端;跳芭蕾舞的走的是西洋的一端,跳民族舞的走的是中国的一端;毛泽东更注重理论,邓小平更注重实践。其实,不论是谁,他都只能主要从某一个方面接近真理。无论在什么领域,都有不同的学说;无论什么学说,都有不同的观点;无论什么观点,都有不同的认识。这都体现了我们的常常是不自觉的片面性。对任何事情,无论是谁,科学家也好,普通人也好,大多是一人一个角度、一个途径、一种方法。而这里的“一个”就是一个片面。

那么,相对来说,人能不能像爱因斯坦那样,把片面结合起来,又使自己成为全面呢?爱因斯坦确实站得高,看得远,我们看他的一个故事。

他儿子问他:“爸爸,你究竟为什么出名?”他回答:“你瞧,一个盲目的甲壳虫在一个球面上爬行,它意识不到走过的路是弯的。幸而我能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

在他之前,人们都是按牛顿的理论认识世界的,认为时间是均匀的,空间是不变的,这被称作绝对时空。但一离开地球,只要物体的运动速度发生了大的变化,或者由于物体接近了质量不同,即引力场大小不同的物质,时间和空间就都变形了。时间会缩短,空间也不是我们意念中的三维,会发生弯曲。而这却被爱因斯坦发现了。他的思维是,地球的状态是这样的,离开地球,宇宙空间的状态就会与地球不同,会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这告诉我们,就是人们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也还会有它的片面性,也只能在某个片面上。那爱因斯坦呢?只能说,他发现了事物的另一个片面,相对于后人来说,他也只发现了时间空间的某一个特性,也一定还有另外的他所不知道的性质。他也在片面上。

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无论谁来认识,也只能认识到它的一个、多个方面,人类甚至永远不能真的全面把握任何一个事物。就是说,人永远处在片面的位置,这是没办法改变的。

从矛盾的角度说,事物是在否定自己中发展的。每次否定都是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即一个片面否定另一个片面。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无论多么全面、健全,也还是一个片面否定另一个片面。片面性总是没办法改变的。

可见,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一个片面,都有自己的片面性。或者说,人就是一个片面体。

自然,有和没有这种认识是大不一样的。因为没有这种认识,你也许会做对某些事情,但因为没有整体即系统的意识,没有两个方面即矛盾的意识,你就不能看得更全面、更长远,事情一旦变化,就没办法断定自己的位置和走向,这要吃大亏。二、你我他,谁都在自己的片面里

社会学者何怀宏说过一段话:“我们经常听说人要全面发展,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尤其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有道理的,他应当在其学生时代尽量吸收比较广博的知识,不要过早偏斜。但是,我们也许还应注意事情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到了一定时候,一个人就得追求片面的甚至非常片面的发展,这样,他才能有所成就,才能有非常巨大的成就——如果他还拥有巨大才能的话。”这话是不是也片面?问题是,哪一个人能够占有全部的或者全面的知识和能力呢?有了多个片面才有一个全面,有了多个局部才有一个全局。事和人的道理都是这样的。只是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总是习惯性地害怕自己的片面性,更不敢走什么极端了。

实际上,人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片面的了。没有完全相同的基因,从基因到个性,每一个都是特殊的。家庭更是千差万别,一个家庭一种文化,每个家庭出来的人也都是特殊的,何况成长的条件、状况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没有片面性呢?应该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井里的“蛙”,都只能看见他能看见的东西。再往大说,就某个具体群体,就全体人类,就人类的某个具体阶段,也只能生活在某个片面、片断上,这是天然的存在。

台湾中兴票券金融公司的副总经理齐宁媛说过一件事。她小的时候,母亲领她开家长会时参观过一个孩子的画展。有一幅画画了许多腿,再没有别的东西,她很奇怪,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她,孩子个儿小,逛街可不就只看到大人的腿?这事对她的工作启发很大。她想到,要想让小孩看到大人看到的景物,就得把小孩抱起来;那么,为了让员工完成公司制定的目标,就得帮助、训练他们,让他们和自己站得一样高。而且,她从不打官司,也不与员工发脾气,有了问题总是耐心规劝。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我们只能承认自己的片面性,然后想办法弥补,尽量做得更全面、更合理。这是人的唯一出路,没有其他办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只能站在事情的某个角度、方法和途径上,但只要这个角度、方法和途径是正确的,它就能达到正确的认识,完成既定的工作。对此,我们也说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片面是躲不开的,但它有正确的一面,它可以正确地认识或实践;当然,它也有不够正确的一面,它还不是事情的整体。三、人很难从片面里走出去

认识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人确实很难克服自己的片面性。先从主观上说。

人接近、强化的多是自己已知的、熟悉的事物,由惯性驱使,不断地叠加,而对那些未知的、不熟悉的事物,却只有少数人有勇气去认识,去攻克。就是这样,大多数人还会退回原地,活动在熟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惰性。正如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所说:“构成我们认识新东西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越是自己接近的、熟悉的越去强化,人就难以从片面性脱身。

人的认识是有了这一极,这一端,随着认识和技能的提高,逐步地找到另一极、另一端,或其他方面,进而走向全面。但企图从一开始就找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找到事物的全面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是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又跟阅历有关,缺少阅历,尤其是反面的教训,要从一个方面进入到另一个方面,从片面进入全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观察周围的人,遇到事情,多数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片面立场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正能看到两个、多个方面的人很少。

对于一个旧有的事物,要改变它,就需要大的冲力,而这种冲力却大多需要片面的、极端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矫枉过正。可以说,没有这种极端,变革、改革、革命就很难成功。就是说,大的改变本身就在运用片面性。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事物在一极的主导下偏离了正常轨道,就需要由另一极加以纠正,但这需要大的冲力,正如物理惯性,总要冲过适度点。因为没有这种越过适度点的冲击,事物自身就不能改变。“五四运动”就是一种新思潮的极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片面”的。现在,中国女子长跑已不再有声音了,当初马俊仁所以能训练出王军霞那样的世界冠军,如果没有他的极端方式,也是连想也不能想的。列宁就讲:“通常都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由此看,人要克服自己的片面性,确实很困难。这是天然的难题,人只能自觉地认识它,力求减少由它带来的失误。其实,人永远走不出片面的命运。四、没有片面,哪有特点?

非洲有一种高角羚羊,又叫黑斑羚,它的适应能力很强,600万年以来,基本上保持自己的品种不变,只形成一两个品种。我们称其为“全面发展型”。另外还有一种叫狷羚,它的适应能力不及黑斑羚,所以600万年以来,已经有27种之多,总是处在不断地更新中。现在的非洲大羚羊和南非大羚羊就属于这种狷羚。这也被叫做“专业化型”。我们看,动物的进化很残酷,不管是什么类型,什么品种,都要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而且必须走在自己的端点上,否则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人类社会呢?其实也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竞争或明或暗,争的是什么?个性、特点。

的确,我们太多的人,既不走全面发展型,也不走专业化型,而是大众型。哪里是热门,就往哪里去。你去我也去,拼命往一个门里钻,往一条道上挤。结果你争我夺,你推我压,胜者遍体鳞伤,败者垂头丧气。

著名教育家,曾在英国担任大学校长的杨福家说:“如果有一天,一半以上的高中生不想进复旦、北大、清华,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好。”这话很值得思考。像中国的教育,已经走上了为考试、为文凭而学习的固定模式,而且越走越死。多样的人被捆绑成同一的人。为什么不能走多样化、个性化的道路?不能不说,这与我们对“全面发展”与“片面发展”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应该是两句话:全面学习,片面发展。这是基础与主导的关系,人不能停留在基础之中。当初毛泽东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并不是知和智的全面。没有主导的人连去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己的特点,成为有特殊贡献的人呢?

我们看,凡是有成就的人,或者说幸福的人,都是以自己的心愿,按自己的性情生活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活出自己的特色、特点、成就来。我们看个很普通的例子。

为何要写《失恋33天》?鲍鲸鲸说:“就是和男朋友天天唧唧歪歪吵架,吵烦了,散了。当时正赶上网络直播帖的热潮,我也来半编半发泄一下,大家凑一块乐和乐和。听故事的,不问出处;说故事的,不想动机。”帖子发出去后被无数网友追看,日后,这篇小说(或是指南)的帖子改名为《失恋33天》,然后出书,后来被导演滕华涛看中,拍成电影。鲍鲸鲸为什么成为成功者?她随性而发,无意中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其实,谁都有自己的长和短,长是一个片面,短是一个片面。有人以长的片面活了一生,有人用短的片面活了一世。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文化不多,没上过大学,也不懂电脑,不会上网,甚至公司管理也有违于现代的管理方式。他连自己的副职都没有,一个人说了算。但他却是2011年度中国首富。他的秘诀应该是扬长避短吧。为什么他成我不成?承认片面,利用片面,寄希望于片面,这才能真的活出自己的快乐,活出自己的特点。五、守住你的片面吧,要不你难以走远

我们先说几个人。

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梁漱溟比较狂,自称是“有骨气的人”。他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9月全国政协第十九次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还在会议上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他可能是建国后唯一公开对抗毛泽东的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从此被孤立起来。自然,这是历史事件,我们不在这里进行评价。不过,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可能认为,他是过于天真、幼稚了,怎么可以与最高领袖如此对立呢?可就是这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却有着颇为深刻的见地,是我国现代很少几个能称作“家”的人之一。至今,我们评价他,仍然在他的学问方面。

我们所了解的叔本华是个哲学家,也能看到他谈人生的小册子。可能,我们并不了解他的另一面。叔本华初到柏林大学任教,把自己的课安排在与黑格尔上课的同一时间,要与声望卓著的黑格尔争夺学生。结果只有6个学生来到他的课堂,不得已只好以辞职结束对抗。事后,他还在不同场合和著作中大肆攻击、谩骂黑格尔。黑格尔呢,他直接声称,自己的哲学是全部哲学发展史的最高峰,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哲学,是绝对真理。哲学到此为止了,不会再向前发展了。他还认为,他的哲学在普鲁士国得到了最完备、最终极的体现。

今天看,这些大家,无论他们的短处多么突出,甚至造成了令人惋惜的人生悲剧,但这并没影响他们成就自身,以及应得的历史地位。而就人的本身来说,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人确实也是难以左右自己的。人能克服自己的短处同时发挥长处吗?作为年轻人,可能会做肯定的回答,但作为老年人,就一定会给予否定的答案。除非特殊情况,受到极深的打击,这还得看是什么样的人,才可能改变自己的性情。绝大多数人,至死也难撼动自己的个性。

你要长吗?那就留短;你要去短吗?那就舍长。“祸福相依,长短相刑”,谁想把它扯开,那就一定扯碎。而且,人越往前走,越有特性、特点,长处和短处就越突出。只是,在出了成绩的时候,特性、特点发展到了高处,人们也就只看长处而把短处当作“作料”了。甚至,这些“作料”越有特点,你就越受追捧。

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讲:“在这个时代,不随波逐流,不卑躬屈膝于时髦风俗习惯,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因为舆论这个暴君总是指斥偏执。为了打破舆论这个暴君的统治,人们应该需要偏执。什么时候品格坚强了,什么时候一个民族就拥有了偏执的性格勇气。在这个社会上,偏执程度通常只与社会上的天才数量、精神魄力以及道德勇气成正比。因为现在极少有人敢于偏执,从而导致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危险。”这话已经过去许多年,但今天读来仍然铿锵作响。六、真理不能独占,角度不同,道理多元

理论存在一种多重现象,也可以叫多重性。比如说,在微观的量子力学领域,对量子现象,德国科学家海森堡从原子的间断性出发论述了自己的矩阵方程;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根据波动性的观点建立了波动形式的量子力学;美国的物理学家费曼则提出了解决量子效应的连续性观点。这三种理论都是对同一微观量子的说明,是等价的,甚至,它们所用的数学语言还可以互换。这就是说,对同一现象,同一对象,可以由几个理论、几种观点并行不悖地加以说明。

那么,在社会领域呢?是不是真理就掌握在某一种、某几种理论手里?

客观地说,真理产生的环境不同,背景不同,意图、诉求不同,所得到的结论,即真理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会相同。这些真理可以是对立的,也可以是互补的。常常,某个真理只占有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另外的真理却占有与其对立或互补的另一个方面。比如,科学性真理,像马克思主义,多是在人性恶的一面揭示社会;而宗教性真理,却又是从人性善的一面呵护社会。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就是互补的,从互补的角度说明同一个社会。虽然,它们有对立的一面,但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还可能有它的并非真理的部分。如此看,西方社会的许多科学家一面信奉宗教,一方面从事科研,两者并行不悖,这也确有道理。

可以说,认识必须从片面开始,因为人不可能一开始就同时占有两极。受立场、阅历、素质等限制,人也大多站在一个片面上观察、决定问题。这样,就有人以为这一片面就是全部真理,也就看不到另外的片面。正如黑格尔所说:“理智的抽象作用强烈地坚持一个片面的规定性,而且竭力抹杀并排斥其中所包含的另一规定性的意识。”英国思想家密尔的思想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在进步的过程中,大部分转变不过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进步之处主要只在于新的真理片断比它所替代的东西更适合时代的需要罢了。

可以说,任何角度、方法和途径,都必然排斥其他角度、方法和途径;不排斥就没有独立性,就没办法存在。但排斥就产生片面性。自然,没有对立中的片面,就没有存在和发展;没有系统中的片面就没有特色和特点。这也是事物的对立和统一。

实际上,真理是相互补充、契合的,真理没有全面的概念。人能认识到事物的一两个片面这就很不错了,全面只是人类的追求。说得绝对一点,人的认识逃脱不了片面性。

社会、文化是多元的,真理如果是一元的,就与社会、文化对立起来了。社会是多元的,理论是一元的,这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人和社会在本质上是自然之物,自然是多样的,生长在多样基础上的真理也必然是多样的。自然,多元的真理中,也必然有它的主导部分,它也一定发挥着方向性的支配作用。第三章去极端看真相 ——在极端上,可以对每个人作出判断一、事到极端就有危险

前些年,山西出了个吕日周,被称作是全国最受争议的官员,也着实被热炒了一些时候。他当县委书记时,这个县的经济收益占了整个地区的一半以上;他当市委书记,又取得了这个市从未有过的好成绩。全国性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小政府,大社会”就是他首先提出并实施的。因为他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就总是挨整。当县委书记时,地委书记到北京告他,还到处散发莫须有的材料,直到中央派调查组下来澄清事实。他当市委书记也总是新闻人物,明里暗里遭到攻击,并因此被升迁至有职无权的岗位。

开拓、变革是转轨变向的事情,一定处在极端上,也因此会激化某些矛盾,所以活跃虽好,却也危险。

某大学的一个学生,叫刘杰,学习成绩优秀,当过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管理协会的会长。求职时,他不断地圆满回答考官的问题,令考官十分惊奇。等考完了,考官们你看我、我看你,似乎不可理解。等第二天考完笔试就被淘汰了。如此几次,他都没成功。一个老师告诉他:“没有人愿意招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来和自己抢饭碗。”于是,他再应聘,删去了简历中的一些成绩,还有担任的职务,回答一些提问也故意答错。这回好了,马上就被一个大型企业录用。

我们看,处在极端还可能危及生存。这是为什么?

最通俗的解释是,越极端,越个性化,离共性越远,就越是难以得到理解和支持。在你超越了人们的理解范围之后,就变得不可理喻。也因为你是少数,甚至是个别,你就可能是弱者,受人排挤。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态,曲高和寡,出头者被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自然,还有忌妒。当帕瓦罗蒂从许多世界著名歌剧院演出之后回到家乡时,家乡的歌剧院却以他“水平不够”拒绝了他,这使他始终放之不下。

进一步说,人们对极端的事物缺乏安全感。有人在考察动物行为时发现,动物既会对新事物表示畏惧,也会被新事物吸引。我们把这两种行为分别叫做憎新趋向和趋新趋向。创造性强的人趋新趋向似乎特别强烈,只是,多数人会选择憎新。对他们来讲,安全第一。

从矛盾的运动说,任何事物的稳定都在两极的结合点上;结合在一起才有稳定。但在事物被推上极端的时候,如果两极结合得好,那就非常生动;如果结合得不好,那就非常危险。问题是,处在极端上,在一极强盛,另一极衰微的情况下,或是在各种矛盾激化的时候,要清醒地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就太不容易了。

这是一个曾经是企业家的人说的话:“一碗饭,一本书,一间房,足亦。这之前,我在朋友之间最早住上了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最早开上了一直向往的宝马,老婆也换了更青春的。但天有不测风云,公司投资一日失败,一切打回了原形。什么都没了。这之后,我反而很平静,很安宁,一切的嘈杂和浮华离我远去,我很享受生活的简单和心灵的宁静。”这话说得真实,真诚,却也无奈。二、极端上的事还往往很混乱

极端上的事物很少有正常的时候,不管是一极占据舞台,还是两极生动胶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大地震中人们都处在生命的极端处,此时,人的爱心被强化了,人的贪欲也被强化了。不管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这两个极端都清晰可见。爱心自不必说,抢劫也不可避免。在战争时期,或政治斗争处在极端时,人的分化也十分明显。国民党主政时,最多时候有200多个政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难以预料。

这里,事物越接近自己的端点,即质变的关节点,其内部两极之间的斗争越激烈。而事物中的其他因素也会在这两极的扰动下,纷纷活跃起来,进行自己的选择。与一般的量的积累阶段相比较,这时整个事物都会表现出无序和混乱来。极端处的分化和重组也就成了必然。

自然,谁都在寻找能够同向发展的元素和因素,即能够借用的、合作的因素和伙伴。这更加速了事物的斗争和分化。

还有一个问题,处在极端上,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十分尖锐,这不只会给事物带来动荡和混乱,而且,参与的因素本身也会因过激而变形。

从系统的角度说,系统理论有个序参量的概念。任何系统都会有许多量,这也叫参量。在参量里,有一种能够影响、带动甚至主导其他参量的量,叫序参量。一般来说,序参量是在系统处于无序状态下形成的,特别是在接近质变临界点以及进入临界点之后。这里,一是各种参量有一个在协同与竞争作用下的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或几个参量迅速发展到极大值,扩大成为具有支配性、主导性的序参量。二是,如果是几个序参量,那么,它们之间又会有一个协同与竞争中的选择。最后,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序参量胜出。这告诉我们,事物在接近极点时有一个各种力量较量和分化的过程。由于处在混乱和重组的状况上,哪个、哪些参量会成为序参量,并不就是必然的;在很多情况下,偶然因素、“蝴蝶效应”都会起作用。所以,这个阶段事物会有许多变数。三、就是很有能力,极端也难驾驭

质变会采取两种形式,一是渐变,二是突变。渐变是一点点地、有明显过程的质变,就像水的蒸发。突变就不一样了,是一种突然间发生的质变,从外在看,它似乎没有过程,实际上也有一个叫做“滞后”的过程。

加热中的水,它的沸点是突然发生的,火山、地震的爆发,甚至两个人吵嘴、打架,都是在一瞬间出现的。现在,有不少科学哲学家都在研究突变问题,法国数学家雷内·托姆就是突变理论的创建人。有人甚至把这个理论用于战争爆发的研究,经济危机发生的研究,犯人犯罪的研究,一个城市的突然兴衰的研究等。

所以发生渐变和突变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主要决定于质变的控制变量。如果控制变量较为强大,能够控制质变的过程,那么,这个质变就是渐进的。如果控制变量发挥不了控制的作用,那么,这个质变就是突跳,即突变。像水变成蒸气或冰,控制变量就是温度和压强。所以,质变的控制条件就是关键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质变时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果新因素的力量很强,旧因素的力量又弱,那么,这个质变过程就会是渐进的。如果新旧力量相差不多,它们之间的较量又很激烈,那么,这个质变过程就会在突然间发生。

这里,新旧两个因素的控制就是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从主导一方说,有个自身实力和策略问题;从被主导一方说,有个如何控制的问题。进一步说,就是控制住了,也还会有一些非常难以把握的随机因素。

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有一个“蝴蝶效应”理论。是说,一只蝴蝶的小小翅膀的扇动,会使气象学家无法预报一个月以后的天气。或者换一种说法:南美洲一只蝴蝶翅膀的气流,会引起北美的一场风暴。就像是埃及的一场游行引出穆巴拉克的下台和政权的变更,也像是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导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1968年美国摄影记者埃迪·亚当斯在越南南部偶然拍摄了一张照片《枪毙越共》,街头上,一个南越军官用手枪对准了一名越共的头。由此引出美国的反战浪潮,提前结束了越南战争。

这是说,任何复杂的动力系统,在形成阶段,即极端的质变点上,都会有一些不稳定点,即临界点。在临界点上的一个小小的扰动,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后果,而这,我们实在是太难把握了。此时有太多的“翅膀”即参量参与其中,要把系统引导到我们需要的方向,就要找到那个能起关键作用的“翅膀”,加以引导和利用,而这确实很难。要在理论上解决,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此时只能靠经验了。那些缺少经验的人所以很难做好突破性工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困难。突变期间的事物大多处在无序、混乱状态,这时,它对外部信息、哪怕是十分微小的信息都十分敏感。因为事物内部的各种不同元素、因素都要借助外面的信息,以图为我所用。科学家们证实,物质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可以“察觉”到外部十分微弱的场(如引力场),从而创造出某种新的模式。这种敏感性会使事物形成许多分支、分叉,加大了控制的难度。就像是纷争中的利比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外部的各种信息都十分敏感。处在竞争、竞选、斗争中的风云大佬,也常常利用舆论给对方制造麻烦。而此时你一方、我一方,谁都可能是惊弓之鸟。四、只有一极的,到了极端就反弹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谁处在低谷,谁就有动力登峰。另一方面,祸福相依,极致之下有陷阱,人在顶峰也容易滑落。而只有一极没有另一极的,又会在极端处反弹到对立面去。

作家李準被下放到河南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当地农民有个习俗,在为死人送葬时,要像开追悼会那样,宣读逝人一生的事迹。于是,他充当了为一个又一个逝人写悼词的人。由此,他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史,《黄河东流去》也就由此诞生,还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也是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时所著,在那儿,他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养分。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得那么苦,还是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可以说,极端反弹是个极为普遍的规律。甚至,有人把反弹作为战略或战术使用。战国时楚将项羽杀死主将宋义,率两万大军渡河,过河后破釜沉舟,与秦军背水而战,由此大获全胜。汉初韩信在井陉与赵作战,故意背水列阵而获成功。这都是有意设置危机,以此激发求生之心、求胜之志的办法。

也有另外的情况。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是在其顶峰滑落的,而像斯大林、毛泽东,也是在其顶峰犯下大错,而使事业遭受挫折的。企业界这样的事情就更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在央视出最大价钱打广告的企业,几乎无一不在顶峰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都说明,当人或事要走到尽头、失去希望或只有奢望的时候,这人或事就要反弹了。或者说,当一极的趋极力量过大,有可能把两极拉断,又看不见另一极或视而不见的时候,反弹就发生了。尼克松说:“只有在你置身于最深的低谷时,你才会知道最高的山峰上的景色是多么壮丽。”小天鹅集团有一句话:“企业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这和物理学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是一样的,物理学家把运动着的球撞到墙上的反弹称作“物极原理”。《列子·仲尼》里有几句话:“目将眇者,先睹秋毫;耳将聋者,先闻蚋飞;口将爽者,先辨淄渑;鼻将窒者,先觉焦朽;体将僵者,先亟犇佚;心将迷者,先识是非:故物不至者则不反。”这里,眇是瞎的意思,爽是败的意思。我们看,这种所谓回光返照现象,正是矛盾激化的反映。越接近质变的临界点,矛盾斗争也越激烈,事情越复杂,事态越容易变化,反弹越容易发生。只是,这也就是最后挣扎了。

真正的从反极向正极的反弹,不会像“回光返照”那样短暂,却有一种内在的持续不衰的力量。就像前面说到的李準和普希金,还有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反弹有目标,有思路,有办法,且一步步走,不急于取胜。这才会形成真正的反弹力。

这里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反弹者必须建立起自己一极的支点,即懂得自己一极究竟是怎样的,踏实地站在这一极上,才有反弹的可能。虽然,他可能十分弱小,但不管这一极的状况如何,却都是事物的必然组成,都是转化的天然基础。实实在在地把这一极作为支点,才可能跃升到另一极的高处。这也是为什么成就事业的人,大多有过不幸和挫折,而又能把这化为财富的原因。这个支点往往是自身的长处与环境的结合点。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以全民抗战、特别是动员民众为支点的。五、两极都没有的,跳来跳去没有定点

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志愿者到各地寻访贫困大学生,志愿者在广东清新县寻访时,县教育局领导请他们到豪华套间用餐,不但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而且拿出“人头马”酒来。见此,志愿者们拒绝用餐。

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到成都访问,住进了有德国背景的索菲特万达大酒店。这个饭店为他安排了有400多平方米的总统套房。但希拉克觉得这太奢侈,便选了一个64平方米的普通豪华间,每晚1200元。我们电力系统的一位部级高官,开会时却要住总统套房,而像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这样的总统套房,虽只有196平方米,每晚却要4万多元。

为什么屡见贫困地区的官员比富裕地区的官员更为挥霍,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比发达国家的人更有贪欲?

这是因为这些人并不真的懂得自己这一极的状况,又不想把自己转化到另一极去,即由贫困转化到富裕,由庸俗转化到高尚。这样,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脚点,于是就从这一极跳到那一极,甚至来回地跳来跳去,由贫穷跳到挥霍,由朴实跳到犯罪。

不管是事情还是人,不管是处在哪一极上,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支点,踏踏实实地把自己放在真实的位置和内容上,否则,站在这一极,不懂这一极的状况,挪到那一极,又不知那一极的状况,腐败投机,权钱交易,等等,就不可避免了。

具体地说,当人失去两极平衡,又无法找回这种平衡时,就会以非常手段、方式来实现这种平衡。虽然这是一种虚妄的行为,但至少他要得到心理的满足。我们看,许多恶性事件的起因也在这儿,他们会从一极突然跳向另一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些人跳上跳下,今天在这一极,明天又到那一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作“小爬虫”,日常,我们也称其是“跳梁小丑”。

自然,有些人还在成长过程中,走过这一极,再走那一极,都试一试,这未必不是好事情,应另当别论。六、极端出英雄,中段出圣贤

极端所以活跃、危险,就因为它面临突变,而在此时能够掌控局面、实现转轨的,只能是英雄;有些人可能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也应不失英雄称谓。

我们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在几乎整个欧洲大部都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情况下,丘吉尔不畏强暴,临危不惧,领导大半个欧洲战胜了法西斯,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样一个被称为“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的人,却常常叫人难以接受。

他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父亲曾出任内阁官员。他上学时成绩不好,因为从小就收集玩具锡兵,有近1600个之多,所以父亲几经周折,把他送进了海军学院。毕业后曾到印度服役。这段时间他默默无闻。

1899年,南非爆发了布尔战争,他作为战地记者前去采访。一次,他深入到敌军腹地,不幸被布尔人俘虏,把他投进战俘营。而他却冒险逃了出来,历尽艰险,走遍了大半个非洲原野,才回到了自己的营地。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文字,刊登在各家报纸上。于是,他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回国后,有11个选区的选民要求他代表他们参加议会竞选。1900年后,丘吉尔连续当选为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曾担任过7种内阁职务,包括内政大臣、海军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殖民大臣、财政大臣。也两次倒阁,从一个政党跳到另一个政党。为此,他不断地引起政界的谴责和震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首相张伯伦向希特勒妥协,采取绥靖政策,使当时的形势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希特勒不可一世。就在这时,丘吉尔呼之欲出,成了战时的伟大英雄。

反对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然而,在战后的首次大选中,英国人就把他抛弃了,他所代表的保守党败北。不过,在他78岁的时候,他又一次当上了首相。

丘吉尔给人的印象是粗鲁,不老练,在需要朋友的地方却往往树敌。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说:“第一次与温斯顿见面你就能看到他的所有缺点,然后你用一生中所剩的岁月来发现他的美德。”

用丘吉尔的事例来说明处在极端上的英雄,是不是有失偏颇?其实,所有英雄人物,或多或少会与他类似。一则自信、偏执,二则缺点突出。因为这样的英雄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他们必须十分相信自己,以至到了偏执的程度;而又不会过多地,或者说是无暇顾忌自己的缺点,只想着如何取得极端上的胜利。

我们看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所说的两段话。“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现在要横下一条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我要买两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

这话是不是有一点偏执,说这话的人是不是有些过于自信?可不如此,中国的改革能有今天的结果吗?

应该说,掌控极端的人都有些非同一般。他们选择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目标,他们确定的是一般人难以坚持的坚定立场。而这样的人一旦出发,就会在风浪里越发坚强,并不断地积蓄起常人难以理解、似乎是十分偏执却又十分强大的力量。

自然,还有一种令人起敬的人,是圣贤。他们能把事情看透,超越于事情之上;也因为透彻,就绝不会走到极端上去经受风险,而会把两极结合起来,把捏好两极的软硬深浅,适时适度地加以调解。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也是把孔子称作圣人的理由。智者不锐,智者不动,智者处柔,智者如水。他们是人们崇拜的中庸圣人,而不是两极突出的英雄冒险家。自然,我们并不排斥圣贤,只是说,这两者确实有着根本的不同。第四章依周期看危险 ——了解所处阶段即能避险攻坚一、摸索、上升、滞留、下滑,谁也躲不过去

美国学者库克有一个人才成长周期理论,对我们很有启发。

他说的是,一个人一次就业或进入一个岗位,在一般情况下,他的创造力要有一个由低到高,又逐渐衰退的过程。要经过摸索期、上升期、滞留期和下滑期四个阶段。它的坐标曲线是一个倒浴盆状,也被称作浴盆曲线。第一阶段是摸索期,一个缓平的上升曲线;第二阶段是发展期,曲线大角度急速上升;第三阶段是滞留期,是高位上的一个缓平曲线;第四阶段是下滑期,曲线从高位大角度下滑。这个浴盆曲线的线条形状较为规整,也易于理解。他认为人的创造力可以维持3~5年。

我国台湾也有人把干部任期分成四个时期。一是“三阳开泰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努力探索,兴志盎然;二是“气吞山河期”。情况已熟,夙兴夜寐,如履薄冰,大力开拓。这是业绩最为突出的时期;三是“纵横捭阖期”。功成名就,小心维护,打太极拳,但难免掉以轻心,出现纰漏;四是“心力交瘁期”。错误出现,信心动摇,再加上下信任感减退,新人出现,渐感力不从心。这与库克曲线一致。从实际情况看,库克的理论是有道理的,确是把人在一个岗位上的情况说清楚了。

应该说,任何事物都有这样一个周期。像产品的市场周期,也要经过摸索、上升、滞留、下滑期这4个阶段。当它进入市场时,因为产品本身不够成熟,也因为市场的接受要有过程,它总要经受一定的损耗。等到摸索出自己的道路,才可能走进上升期。到了上升期,产品、市场等成熟了,方向、道路明确了,它会有一个快速扩展的过程。只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其他产品的跟进与竞争,它内在的含量和潜力也会走到尽头。这时,滞留期就开始了。如果没有大的改变,不能变革自身,它又面临下滑的命运。

美国科学家普顿斯有一个“S规律”理论。他把事物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前期是缓慢发展阶段,表示事物成长的艰难;中期为加速发展阶段,特点是急速跃升;中后期为减速发展阶段,表明困难会越来越多;后期为饱和平衡阶段,说明处境艰难。如果用一个坐标曲线来表示这个发展过程的话,就是一个倾斜的S曲线。先是低角度的爬升,然后是大角度的上升,接着是高位的缓平走向,最后是下滑。普顿斯对多种事物的过程进行过研究,并举了很多事例来说明这个曲线的科学性。如母腹中婴儿的发育,青少年身高的增长,黄豆芽在7天生长周期里的变化,还有战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钢铁产量的增长状况,美国、法国小麦的增产过程等。

比利时数学家维哈尔斯特在研究人口增值规律时,还提出过逻辑斯蒂曲线,也叫生长理论曲线。把人的生长周期确定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稳定期和衰亡期。这也是一个S曲线。人的成长确是如此。不说孕育期,摸索期很长且慢,到了有干事能力出本事的时候,已经20多岁。然后是上升期,可持续大约10年、15年,有人更短。然后就进入滞留期,基本上是维持局面。到了老年,就迅速下滑了。摸索期很长,上升期很快,滞留期很难,下滑期很窘。

可以这样说,就某一事物看,这个周期是不可改变的,就像任何一个事物或人必然结束或死亡一样,谁也改变不了事物的整体命运,能改变的也只能是不同阶段的延续时间和状况。自然,在大周期里,还会有或多或少的小周期,在这些小周期面临滞留或下滑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用转身变轨的办法获得新的可能。二、摸索期损失最大——这是难题

摸索期,这是一个较为艰难的时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而意大利作家巴维斯也说:“差错总出现在事情的初始阶段。”中国还有句谚语:“织衣织裤,贵在开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这都有它的道理。

美国哲学家库恩发现,一种新的理论,在它刚刚诞生时,它的内容就较旧有的理论少得多,所受到的支持也小得多,所以新理论的损失率就很高。为此,人们叫这种现象为“库恩损失”。

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习惯于用5年的时间谋划一件大事。他搞饲料、建饲料厂用了5年时间,开发赖氨酸也经过了5年时间。为什么要用5年时间呢?这里的规律我们很难弄清,但用5年时间做成一件事情,却说明摸索期确不容易。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也说过,从无能到中等水平比从一流水平到卓越,耗费的力量大得多。这说的也是摸索期的代价。

事情开始要找个起点,这就像是跑百米,没有起点你不知在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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