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一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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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汤一介集)试读：
前言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在80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七十五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本想为此文集写一“总序”，但我近日有病在身，就写这一短短的“前言”吧！好在本文集每卷的卷首，我都写有“自序”，读者或可对我写作的意图有所了解。汤一介2013年11月24日
清醒远见的中国哲人
Terry Cheng汤教授：“妥协与认同存在于任何事物。”
数世纪以来，一个关于外来文化是否应当影响中国的棘手问题一直受到争论。当代中国的一位主要哲学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是。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现实当中的成功运用。今天，中国强人邓小平提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位领导人不仅强调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化，同时也特别坚持将马列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这蕴藏着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政治家的殷切期望。
在一位著名中国哲人的眼中，理想的中国文化则应当能够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他就是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权威。汤教授指出，鉴古知今，与历史上进入中国的其他外来文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必须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然而，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在此种结合形成之前，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出一种适应现代化需求并符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正说明人们期望从其自身文化中寻求某种能够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东西。
汤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化应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远见卓识是他最近在香港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提出的。上个月末，他在香港出席了商务印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的庆典。在中国，商务印书馆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出版机构。
汤教授清醒地看到，许多来自西方的思想与理念能够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求。这些思想与理念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先进的机械与经济管理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思想与理念同样应该被现代化。在学术研究领域，其他西方思想和马列主义应当同等对待，即便事实上后者被看作是指导思想。
汤教授分析说，在历史上，中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世纪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17世纪后主要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传入的西方文明，以及最近1919年五四运动后传入的马列主义。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为例来说，佛教由于受到了帝王的尊信，在一定时期甚至取代了传统中国文化。然而，并不是中国社会去适应印度文化。恰恰相反，佛教主动适应了中国社会。汤教授认为，这种情形同样也会发生在马列主义上面。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运用也不应当仅限于政治与经济方面，而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汤教授说，1949年后，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中国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苏联实践的盲目接受，二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对此错误，中国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在处理当前问题方面比毛泽东好很多。以农业为例，在50年代，毛泽东在数年内将农业合作化迅速引入人民公社。毛泽东的激进计划失败了，原因是中国并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而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才是集体化的基础。相比之下，邓小平则很实际，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制度要求农民对其生产力负责。这种做法等于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一种认可，而商品经济也只有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然而将之绝对化了。实际上，“妥协与认同存在于任何事物”，汤教授强调，“中国走一条中和的道路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想要为国家与社会做贡献”。然而，他们的软弱性则必须受到谴责，“在困难面前，他们倾向于从社会中隐退”。
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入现实，不擅长以抽象方式进行思考，至今也没有建构出宏伟的成熟哲学。汤教授建议，一些知识分子应该被允许从每天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思考一些不是特别紧迫的问题。“他们应当被允许思考一些宇宙与生命的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思想的长期统治下，知识分子与学者被督促与社会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抽象概念与理论的研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实践。然而，如果中国哲学要在国际上胜过他人，哲学家们就不应该满足于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汤教授宣称，他本人赞成多元论，反对一元论。“权威们希望一元论可以实现，然而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正如中国是多个民族的共同体一样，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元的，只可能是多元的。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政治层面则不可能多元。如果多元未成熟而早产，结果必定适得其反。原文为英文，题为Chinese PhilosopherKeeps an Open Mind，刊于香港《南华早报》，1987-09-03。由杨浩译为中文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
访问：高永强、杨再立11月4日晚，记者前往北京大学中关园拜访汤一介、乐黛云教授夫妇。他们夫妇合用的书房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不大齐整却很和谐地共处一室，你会觉着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会通、融合。在这里，汤一介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听说目前燕园又兴“国学”热。您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能否谈谈现阶段提倡“国学”的意义？
汤一介：1949年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态度，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破坏得更厉害、更彻底。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基本也是反传统的趋向。到了90年代，人们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只是一味地反传统是不是有问题？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都被反掉了，而有些糟粕的东西却遗留了下来。“文化大革命”时这种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又众口一声地喊“万寿无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道德断层。在这个时候提倡国学，是对“全盘否定传统”思潮的一个冲击。
问：20世纪初的时候，一些人曾倡导国学。在20世纪临近尾声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汤一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学研究将背离我们的初衷。我是比较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提倡国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多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发展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特点，因为我们是多元中的一元，这是没问题的。可这种考虑必须在全球文化思潮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之外，如果这样，我们就自己封闭了自己，重新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陷坑，拒绝一切，排斥一切，又一次错过进入现代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
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又是横向的、时代的。中国文化的方位应设定在民族与时代的交汇点上。过分强调纵向，就容易忽略时代性，我认为目前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更重要。
问：文化观念本身是多面的、复杂的，如果不站在全球的、时代的高度去观察它，有些概念很难说清楚，有时还会把糟粕的东西当成优秀的东西去弘扬。国学研究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
汤一介：是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都是非常笼统的，是直观的、未经分析而得出的观念。由于未经分析，也就形不成理论体系，不成体系就不易被接受，更谈不上“操作”。再好的观念，如果只是观念，不能被接受和操作，意义也不大。因此，我们要对这些观念进行现代诠释。一个观念你要证明它，像笛卡尔用几何学方法证明“我思故我在”一样去证明它。经过现代诠释的观念才有意义。未经现代诠释的观念甚至良莠不分。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是未经分疏、没有界限的。而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必须在“二分”的基础上，讲主体性必须在有客体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再如“忠”、“孝”等观念，如不进行现代诠释，盲目地去“弘扬”，就会出问题。
问：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观念值得弘扬，可以为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及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
汤一介：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这种和谐可以分四个层面：自然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身心内外都是和谐的。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西方文化是讲“心物二分”，强调征服自然。当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受益匪浅，但随着对自然的不断征服，许多问题就出来了：温室效应、臭氧层、核武器……这些东西威胁着自然的安全，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如果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就有可能避免这些问题。西方现代社会（又称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阻隔的，就出了许多社会问题，人的心理也不正常了，需要心理医生了……四个层面都不和谐了。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问：谈起我国目前的社会，有些学者常用一个词：“文化转型期。”那么，“转型期”有哪些特征？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应是什么模式？
汤一介：“转型”，我认为是指古代、近古往现代转。其实“转型期”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激进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社会前进，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组成合力推动的结果。所以，“转型期”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当定型后，向纵深发展了，才有一定方向。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到汉朝定于一尊，儒家成为正统，才有了主导方向；宋明之际，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成为正统。其实，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也是由三种力量（西化派、西方人文主义派、保守派）共同推动的结果。“转型期”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
问：现阶段社会中，过去的价值系统动摇了，一些人失去了人生目标和行为规范，有人称之为“道德真空”状态。我们能否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材料，重建道德大厦？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倒有现成的关于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的观念，叫“内圣外王之道”，意思是只要人的道德修养达到完美的地步之后，社会问题就解决了。这其实是泛道德主义。事实上，道德标准是一种内在的标准，它缺乏外在约束力。道德的力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解决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内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外化出一套理想的社会管理系统。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内圣外王”容易导向“人治”而非“法治”。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两个支柱支撑，一个是社会道德教化系统，一个是完备的法律制度。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制，与中国这些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时候，只从国学中挖掘材料是不够的，还应敞开国门，向世界学习。西方为解决自身的问题向东方学习，我们为了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为什么不能向西方学习？中国有过“海纳百川”的历史，如唐朝，西域音乐、舞蹈、印度佛教都进来了，当时的佛经“百十倍”于儒家经典，中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反而繁荣发展了。我们现在同样应该有这种胸怀，这种信心！原刊于《黑龙江日报》，1993-11-23
中国文化，可作为两岸对话基础
访问：徐东海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昨天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两岸在文化上比较有共识，中国文化可以作为两岸对话的基础，所以希望两岸能早日促进学者长期讲学和加速文化出版交流。他同时表示，大陆80年代兴起文化热对大陆思想现代化有极大助益，中国文化应走向世界，而21世纪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互动，而非东西文化的冲突。
汤一介是应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大陆事务暨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邀请，来台参加本月27日举行的“两岸文化思想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以下是记者访问纪要。
问：汤教授数年来一直呼吁加强两岸联系和文化交流，认为这对于中国文化能在世界上居于优先地位，极具意义。从两岸关系发展看，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可能会产生何种作用和功能？
汤一介：两岸之间能取得共识的是中国文化，两岸要交流，但透过交流该如何进行对话及相互了解，我认为透过学术文化交流是最好的形式，且是最容易的沟通。两岸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彼此有许多共通性，中国文化是两岸很好的对话基础。
只是目前两岸藉会议形式交流是不够的，因为来台的只是少数人，最好的方式是两岸学者能否到彼岸作一两年的长期讲学，将影响力扩大开来。再者，两岸扩大出版合作，多将一些好书引介给对方，也是可行的途径。
问：中国文化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后，在不同政治结构下究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汤一介：大陆近来文化发展约粗分为两个时期，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产生的原因，一是对过去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二是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如果没有思想观念现代化，恐怕四化会落空。因此，提出文化的问题。
过去大家并不重视中国文化，所以80年代开始推动文化热，中国文化学术取得相当成绩，尽管大家的观念不一，但共同的特点是大家都重视中国文化。
可是文化发展到第二阶段，走到1988年底、1989年初，文化热开始慢慢跟政治（民主、人权）挂钩，学术界本身也有三十二人签名活动，由校园走出校外，结果导致“六四事件”爆发。之后，有人考虑中国文化应作深入研究，相当多中青年学者加入，前年底也有一些老学者对此发表看法，如有人提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东西文化是可以互补和互动的。可是我还有一个顾虑，害怕学术太意识形态化，因此我常说希望“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不过，文化热在民间社会尚未普及和深入，需要更多努力，十年前我们创立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即是着力于此。原刊于《联合报》，1994-05-27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汤一介先生访谈录访问：门泉东
汤一介先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等职务。多年来，汤先生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著述丰盈，蜚声海内外。访谈之际，汤先生就记者提出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具体阐述了他多年的主张：在“全球意识”下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新文化。宏论滔滔，开人心智。在现代历史的纵横交接点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问：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请谈谈做好这件事情的意义及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汤一介：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就纵的方面而言，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的进程一次次被打断，作为历史教训，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现代化不能走捷径，不能仅限于科学技术层面，必须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包括对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就横的方面而言，香港的回归将使我们面临一国两制的现实，要使之长久、稳定地保持下去，必须考虑从某一方面找到一个“观念形态上的共同基础”，而这只能到某种共同的文化层面中去寻找，这就涉及民族文化的核心问题，同样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正是在这个纵横交接点上，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具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可以概括为“古今中外”问题，具体讲就是“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问题。自近代提出“中体西用”，即产生了“中外之争”。“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的争论从五四运动前后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两者都无益于中国的现代化。这里面有一个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混淆的问题。事实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古今中外”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或者会引起复古倾向，或者会割断民族文化传统。割断了民族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价值？而如果拒绝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先进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又怎么能尽快走向现代化？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对待外来文化，都既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全盘继承，而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文化的民族基础是文化的生命的根，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兴衰
问：提出我们建设的现代文化要有中国特色，显然是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这点很重要吗？
汤一介：至关重要！世界文化的发展，在破除了“欧洲中心论”之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正是在这样多元发展的激荡中，世界的总体文化才日趋丰富多彩。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民族只有建立起自己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才能更好地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文化。这是文化的生命的根，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兴衰。
就世界范围看，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普遍的“寻根意识”，或叫“民族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要发展自己，就要找寻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根意识”由此发展起来。文化上的“寻根”，不仅表现为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国家经过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成功地推行民族语言，而且表现为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学都在努力表现本民族的特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作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之所以十分深刻，就在于有浓厚的非洲气息。一位西方评论家说：“没有一个非洲作家比索因卡更为成功地让世界上其他人用非洲的眼光来看人类。”这说明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才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文化上的“寻根热”是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各民族不甘落后、寻求发展的必然举措。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等等。而且讲传统文化应该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两三千年的旧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意义，就看我们怎么利用。两三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中国化的佛教文化，都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讨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会议，做总结时，我主要讲了一个概念，就是《易经》中提出的“太和”，对这个概念我的解释就是“普遍和谐”的观念。这个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它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然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为儒家思想是从自身的道德修养推广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叫“推己及人”；然后再推广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叫“天人合一”；最后推广到自然的和谐。“太和”的这些含义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人类遇到了两大问题，一个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和谐，扩而大之就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不和谐，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高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例如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臭氧层变薄等。所以，1992年1000多名科学家联合发表了一个宣言，叫做《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篇第一句就指出：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日益对抗的道路。我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和”观念为解决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观念性的启示。讲“太和”这个概念，是为了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深的东西，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受到重视，原因至少有四点：一是东亚地区经济和技术的腾飞出现了不同于欧美的第三种现代化模式。一些学者认为，有一种东方企业精神在支配着东亚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们说，东亚地区这种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明的坚实内核。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则东方文化的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二是当代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特征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叉点。有一些基督教神学家提出，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儒家伦理之间有一些共同点，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某些对话的基础。三是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迫使人们试图从东方文化中找寻补救的良药。随着科学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后工业化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造成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的失落感日著。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在转变着他们的某些思维方式，增强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一些西方大科学家说他们自己的某些科学思想可以从东方找到根据。总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文化日益受到各国有识之士的青睐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至今具有重大价值，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继承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使之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把“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结合起来，创造会通中西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新文化
问：近年来，在道德建设中，有人似乎在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极为发达，几乎现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西方的自然科学很发达，需要学习，但人文思想不如我们，不必借鉴。您对此怎么看？
汤一介：现在确实有一股不大健康的思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抬得太高了，似乎传统文化里什么好东西都有，靠传统文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能说我们什么都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它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不能直接拿来为现代化所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征，包括空想性较强的理想主义、限制在封建依附关系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强调“统一”“和谐”而没有分析的思维方式、道德直观的理性主义等。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又表现了它的缺点。受其影响，我国一直缺乏自由的观念、民主的观念；强调群体的重要，而对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权利的保护不重视；重人治轻法治；重视人伦关系，而轻视对自然的研究，讲天人合一固然重要，但还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等等。这些弊端的克服都不是简单地批判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什么观念就能奏效的，而必须通过从总体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才能解决。
改造传统文化，就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前几天在那个研讨会上，大家比较多地讲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好处，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能说单靠儒家这一套就能把现代企业管理的问题全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
问：听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用儒家思想管理企业，实质上搞的是东西文化的融合。
汤一介：对。日本首先是大量引进了美国的企业管理经验，然后加上儒家的一些精神。没有美国的管理经验，儒家的精神就没法落实，现代企业管理怎么能建立起来？所以我认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这就涉及树立文化发展的“全球意识”的问题。
由于世界已成为一个关系非常密切的整体，全世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是共同的。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发生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密切关系。现代通讯技术使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得到高速传播。因此，对文化的发展没有一个全球眼光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随时了解各种新思想、新学说。随着思想文化交流的扩大，各种学说、思想、文化的互相影响不断增强。所以，就全世界范围看，文化的发展有着一种“综合”的趋势。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能不考虑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不去努力解决现实世界提出的重大课题。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我们中国就有过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从文化发展史上看，从西汉末年公元1世纪一直到公元10世纪，我们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使宋明的文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中国自身的文化。今天我们面对西方文化，应该大胆吸收，中国文化并不会因此就变成了西方文化。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守住我们的根、我们的传统，不会因为吸收了人家的，就失去了自己。现在西方人意识到并已经在努力吸取中国文化，来弥补他们自身文化的不足，促进西方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不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封闭起来，我们就得不到发展，就会落后。总之，我们不能搞“本位文化”，要接受近代以来几次出现复古思潮的历史教训，克服复古倾向，大胆走向世界。
罗素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上如果没有“全球意识”，就不可能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看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反映时代的要求，就要游离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之外。所以，要把“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结合起来，一方面很好地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很好地吸取西方的优秀文化，使得我们真正在21世纪创造出一个会通中西的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的新文化，也就是我曾经提出过的，在“全球意识”下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文化。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有政治、经济的现代化与之配合，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机制
问：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除了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外，还要有哪些保证条件？
汤一介：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孤立完成，必须有政治、经济的现代化与之相互配合。
比如方才提到的“太和”观念，其落实就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我国社会几千年间是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闭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人与自然就很难达到和谐；封建社会又是个等级制社会，没有平等，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在这种社会里，怎么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呢？这些问题至今没能完全解决，因而“太和”观念的弘扬在今天也受到客观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封建特权现象今天仍然存在。搞市场经济是要抵制拜金主义的消极影响，但我觉得目前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是特权的侵害。特权用不合法、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获取金钱，对市场秩序更具有破坏性。特权行为必然破坏干群关系，造成紧张和对立。足见，好的观念要落实，必须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再比如，我们现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很多东西妨碍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推行。我们提倡的是为人民服务，可体制的弊端却造成了与此相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体制不改革，道德教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样，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也是与特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太平世界”的幻想，就源于小农的狭隘眼界。历次农民起义都是以此为旗帜的。黄巾军出自“太平道”，宋代农民革命则以“杀尽不平享太平”相号召，近代则有“太平天国”等，无不表现出浓厚的空想色彩。我们的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很容易带上空想的色彩。以空想为主要特征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之所以延续至今，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目前在我国仍大量存在。这个经济状况不根本改变，传统文化的改造就不可能彻底，文化的现代化就难以最终实现。再比如最近听妇联同志谈拐卖妇女问题，这个问题直接表现为道德问题，但我认为其更深刻的根源则是经济上的贫困。解决这类问题，不抓道德教育不行，但从根本上解决，还有赖于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的配合。
问：现在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理论整合方面的，但更多的是实践方面的。也就是说，一些好的道德观念已经明确并已取得共识，比如为官应该清正廉洁、经商必须诚实守信等，但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证措施，仍难落实。
汤一介：从眼前工作看，弘扬优秀文化传统，进行道德建设，如果没有一套强有力的操作机制就只会流于空谈。道德教育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西方就有两套，一套是基督教，起道德教化作用；另一套就是政治法律制度，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西方就是靠这两套维系着社会的稳定。新加坡也是两套，一套就是教化，宣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套就是处罚，罚得很重。这些都说明，好的东西的弘扬，离不开制度的保障。比如听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同志讲，国有资产流失非常严重；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宣传公有观念不行，必须有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监督机制比较健全，对腐败问题打击得就比较有力。
在访谈的最后，汤先生以充满自信的语调说道：“我们现在许多方面确实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此我们要做学生，要引进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我们又要创造，使中国文化得到发展。到下个世纪，我们中国文化一定能走到世界前列。我多年前便表达过这样的愿望：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对此，我今天仍然坚信不移，矢志不渝！”汤先生的话使记者极为感奋，衷心祝愿正值盛年的汤先生能继续为祖国文化的再度辉煌一展雄才！原刊于《探索与争鸣》，1995（7）哲学：走向实践——访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访问：袁华
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有一个栏目，叫做《学者访谈录》，共访问了11位全国第一流的学者、专家。访谈的压轴人物，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67岁的汤先生在哲学家特别是中国哲学家里，无疑应该算是年轻的。哲学，曾被人称为“科学的科学”；其境界需要长久的穷思苦究和特殊的禀赋才能达致。所以，许多可以被认真地称为哲学家的人，其生理年龄往往都不是很年轻。
汤一介，1927年出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汤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训练的学者，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特别是魏晋玄学）和中国佛教史研究，在中国哲学界地位尊崇。汤先生的夫人乐黛云教授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在同行及北大学生中声誉甚隆。
汤一介先生1983年曾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与1990年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客座教授，并于1990年获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学术兼职有：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等。主要著述有：《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此外还主编了《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等。
1996年1月，中欧企业家洽谈会在澳门召开。耐人寻味的是：本是一个企业家的会，却邀请了汤一介先生——这位一流的哲学家到会，这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了一个信息：哲学正在走向实践。致力于解答人类现实面临的共同课题：和平与发展
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发展经济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那么，哲学的地位又将如何？
汤一介：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是件好事，否则中国的经济也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从而使其对其他方面的追求包括对哲学的追求淡化，这是正常的，应当说是发展市场经济必有的过程，很难避免。
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哲学家都是极少数的。太多的人去搞哲学，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比如德国古典哲学家，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其哲学思想能为人了解的也就十多位，像康德、黑格尔、莱布尼兹、马克思等。哲学家是提出理念的人，即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方向。现阶段，人们逐渐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21世纪，无论对于哪个国家，和平与发展是共同的课题，那么，作为一个哲学家，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就应当从中国文化中找出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使其为此提供思想资源。
问：您是否能解释一下？
汤一介：比如，从对“和平”的贡献来看：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使之不致为了利益的冲突而发动战争——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所表现的那样。而“发展”就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化的“崇尚自然”观念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原则，使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对自然界的破坏，从而维护人类本身的生存。
当然，仅有这样的理念是不够的，必须要把理念落到操作层面上，才能实现。这不仅是哲学家的责任所在，也是所有科学家的责任。具体到哲学，就是要给古老的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借助科学手段将观念上的东西转化为可操作的东西。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持：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创新
问：您出席这次在澳门召开的“中欧企业家讨论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汤一介：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是在亚太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那么，进入21世纪后，是否会出现第二个经济高速发展区呢？欧洲人认为很有可能在从欧洲经北非、中国澳门到中国内地这一区域出现。基于这样的判断，为加强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欧洲于1991年成立了跨文化研究院，并于1991年、1993年分别在广州、北京召开了文化研讨会，主题分别是“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间的误读”，今年4月，还将在南京召开第3次会议，主题是“文化的差异与共存——高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今年1月在澳门召开的“中欧企业家讨论会”虽然不是我们组织的，但我们很早就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原因是：我们认为，现在的大趋势从文化本身讲是跨文化、跨学科时代。比方说高科技，它影响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而反之亦然。各种学科都在互相打通中间。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发展。因为二战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殖民地独立，原来西方文化中心论也为之消解，各民族既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又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近几年来，世界的主要问题已从美苏争霸变为“和平与发展”，那么各个民族文化都要考虑，本民族文化对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起什么作用，以什么方式参与世界文化的进程，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如何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倘若不包括文化的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这次我们去澳门开会，欧洲方面参会的除企业家外，也有一些学者和官员。他们在会上介绍欧洲的发展情况时，有些中方企业家却去逛大街了，这一现象从一侧面反映了我们的企业家只重短期即时利益，而无国际眼光，同时也说明中国还缺乏胸怀世界的大企业家。提高企业家的素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具有深刻文化意义的问题。
问：您以前在论及道教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当时佛教文化已进入到华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华夏本土文化进行了反抗，从而产生了新的文化。联系现在中国的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亦有相似的一面，即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也已形成了巨大影响力，那么，是否也会引起中国文化的反抗呢？是否也会有一种新的文化产生呢？
汤一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于公元1世纪末传到中国，对中国当时及以后的社会影响极大，汉唐时期文化受佛教影响极深，像文学、艺术等方面，甚至许多大思想家都信佛，如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在隋唐时期，除极个别时段外，佛经的流通数量数十百倍于儒经，但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并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变成佛教文化，因为我们吸收并消化了佛教文化。我常爱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这段话：“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这许多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总是超过做老师的先进国家。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他的先进的老师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至10世纪末，华夏文化完全吸收了佛教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大的飞跃，产生了宋明理学。现在的情形也很相似，关键在于中国文化能不能全面吸收西方文化，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第二次飞跃打下基础。
问：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的支持，那么，发展着的中国文化的走向是什么呢？
汤一介：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互补，各有其优劣。西方的超越需要借助外力，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东西，便于建立一套严格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以引申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法治；但其弱点是道德约束松弛。传统的中国文化讲内在超越，讲求个人觉悟，西方有人提出要学习中国的“心脑一体、心智一体、崇尚自然、体证生生、道德实现”。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只重人治，不重法治，显然无法适应现实中国社会的需要。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内外超越并重的文化，即同时具有中西文化之长的文化，这也是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当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即呈现一体多样的文化发展趋势。投身于文化实践活动：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问：我们知道您除了学术研究外，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如担任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等，这就决定了无论您是否愿意，也必然会常常陷入具体的事务和繁琐的应酬中，对这一切，您是怎么想的呢？
汤一介：作为一个哲学家，不仅要做研究，参与社会也是极为重要的，要有一种社会责任。何况参与社会本身也开阔眼界，沟通信息，反过来可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切合实际。要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必须有一大批投身其间的人，所以，我们于1984年创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民办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在，我们书院有五十余位导师，其中不少是第一流的学者，还聘请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学院的海外导师。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接轨，而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
最近，中国文化书院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达成协议，在中国文化书院下设中国跨文化研究院以实现对等交流，共同促进中欧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问：最后，您对《中国贸易报》的读者有什么话要说吗？
汤一介：《中国贸易报》的副刊能如此关心文化事业难能可贵。同时，文化事业需要有见识、有眼光的企业家真诚地理解和支持，希望你们的报纸越办越好！
问：谢谢！原刊于《中国贸易报》，1994-03-01文化历程的反思与展望访问：闵惠泉
汤一介，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以及中外文化的传播工作，著有学术著作多部。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客座教授，并于1990年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此外他还兼任：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主席等职。
问：这些年人们对文化议论得比较多，但是对文化的一些观念似乎比较模糊，您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方面很有研究，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给文化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据统计说有一百多种，也有人说有三百多种，可能现在找不出一个非常权威的定义。人们通常照梁漱溟先生的话讲：“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式样。”照生活式样不同分成不同的生活类型，它可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照我看，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也许是认为凡是人类创造出来的都包含在文化的范围之内，至少它有三个层次大家可以认同：一为物质文化，一为制度文化，一为精神文化。一般来讲可能分成这三个层次。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化热。为什么80年代中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文化热？我想当时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来要实现现代化，而且特别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但是照我们看，光提“四个现代化”可能是一个不全面的现代化的概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大概是1984年我们就考虑到是否用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来配合“四个现代化”，这样才比较完整。当然还应该有制度方面的现代化，当时从我们学者来讲比较注重的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最早在1985年我们跟上海、武汉、西安、北京、深圳等地的有关人士在深圳开一个文化协调会，当时就提出文化现代化应包含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二是考虑到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承认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非现代化的社会，才需要实现现代化，如果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无从谈起。如果承认我们现在社会为非现代化的社会，可能要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西方文化），三是如何创造适应现代中国需要的新文化。所以在会上我们提到是不是应该在我们国家大家来共同讨论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问：现在看来这一点很重要。
汤一介：当然这和我们现在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等都有关系。但是80年代文化热的特点是怎样走出非现代、走出前现代，当时主题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回顾80年代可能整个文化界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围绕从传统走向现代。
问：这是不是对传统有点否定的意思？
汤一介：对，因为在那时如果我们不首先考虑到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就不可能打开一个局面，因为我们三四千年甚至更长的旧传统显然不适合至少不完全适合全面实行现代化的要求，而且还有近几十年形成的一个新的极左教条主义思潮的新传统，对这两个传统如果不作一个很好的理性反思，我们实现现代化就会有很大障碍，所以当时讨论主题基本上是围绕从传统走向现代。当然不可避免对传统采取比较多的批判态度，如果不经过一个清理、批判的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就会被很多方面拖住后腿，比方价值观念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念，我们能不能够实现现代化？那很困难。因为思维方式是需要转变的，对不对？而这就需要对过去进行一定的清理、批判才行。而1989年以后稍微发生一些变化。从1992年开始（1990年、1991年不特别明显）出现从文化热转成国学热的情况。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80年代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对传统的批评、批判带有相当程度的片面性，过后不可能不去对前一阶段文化热进行理性反思，在反思过程中考虑到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如果不能巩固好自己的文化根基的话，一方面不可能很好地吸收外来文化，就不会对外来文化自觉地、有选择地进行吸收；另一方面在理性反思中，觉得前阶段否定过分的方面应该找回来，所以产生对传统的再认识过程，也就是把根基培育好并让它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不是要离开我们的根基发展我们的文化。第二个方面原因是1989年后特别是1992年后政府也较多提倡传统文化，有鉴于在过去特别是194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忽视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加上要加强民族自尊心、民族凝聚力就不可能不考虑到自己的传统文化。比方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中央非常重视，觉得可能应该考虑到要加强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至少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传统方面找资源。鉴于这两方面原因，国学热也就从此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出现了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会，出了不少研究、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志。我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如何应该加强，而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要有全球意识。
问：这一点提得非常好。
汤一介：如果没有全球意识，你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会发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它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状况在我们历史上和我们生活中不乏例证，认为人类所有精华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间，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会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不可能认真地、非常好地去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吸收适应现代化、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文化资源，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文化研究游离于当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之外，又形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状态，我觉得那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认为应该防止的，即文化学术发展、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追求真理，不应该过分意识形态化（我有时措辞是考虑再三的）。换句话说，它和政治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界限，它应该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不应该仅仅是为当前的政策作论证。如果你的学术研究、文化发展只是围绕当前具体政策为它作论证的话，那么这种偏离追求真理的方向就很可能会发生，这在我们历史上不乏例证，特别是1949年以来很多问题发生在这上面，比方在搞“大跃进”时就围绕着为“大跃进”作论证，造成我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失误，当然“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里为“文化大革命”作论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作论证、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这样学术文化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为现实具体的政治、政策作论证，这将导致偏离追求真理的方向，当然你这个政策符合时代要求，理论就自然和政策相符，因为理论是符合真理的。相反地政策应该符合理论，它应该是这个关系，仅仅为政策作论证就会产生很多问题，现在如果国学热很可能出现问题的话，一个就是走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个就是仅仅考虑为现实政策作论证而使得学术文化意识形态化，偏离了发展方向。因此我觉得应该在全球意识关注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这样一个趋势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二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中心论逐渐消退，当然不能说完全失去了作用，比方在美国他们还是认同西方中心论，特别是1993年的《文明的冲突？》显然还是宣传、支持西方中心的理论，但它的总趋势是逐渐消退的。二战后许多殖民地独立了，各个民族要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比方说中国，后来还有印度、韩国、日本等都有发展自己民族要求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那么就有人问我全球意识是什么。我也开始想全球意识到底指什么，我想可能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全球意识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从古到今都一样，它还是这个时代的要求，全人类在这个时代要求什么？它有没有一个总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后冷战时期越来越突出的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这恐怕是当前全人类主要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配合整个世界来解决这个总问题，如果我们不配合世界人类所关注的总问题去考虑我们的文化中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什么资源，那就容易偏离方向。我想每个时代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全球意识，和平与发展，很可能是21世纪人类所共同努力追求的、要解决的问题，而对第三世界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来讲可能还有一个共同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能与发达国家取得平等地位，要解决什么问题？那就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能和发达国家取得平等地位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实现现代化，而他们已实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中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首先是工业化，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间；二是民主化，是否有一套适应现代政治、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民主制度，如果没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民主制度就不能保证多数人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还应该有法制化；还应该有理性化。我们现在讲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些概念，现代是一个理性化的时代，而且它要求的是理论系统化，当然进入后现代就不是如此，它要求破除理论系统化，破除单一理念。
问：您说中国首先是现代化的问题，离后现代还比较遥远？
汤一介：等一会儿我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实现现代化，我们就没有和发达国家站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总处在弱势的地位，而实现现代化至少就有（也许更多）上面这四个要求，所以说就全人类来讲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从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讲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你的现代化不能离开和平与发展，不能侵略别人来发展自己的现代化，那就违背了追求和平的意义，我们不能像过去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地一样侵略别人来发展我们的现代化，这是不可取的。但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怎么办？那就要工业化（也叫产业化）、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你才有可能走出前现代，真正实现现代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任务非常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对全球所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源？我想可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为现代人类所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是精神的、观念的这个层面（先不考虑制度层面），主要是儒家、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当然也对我们有很多影响，但它最初是外来文化，然后被我们吸收改造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最基本的还是儒家、道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对我们现代社会提供资源最主要的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有价值的资源，比如孔子“和为贵”，如果把“礼”解释成它是维系社会的带有制度性的教化，也就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东西，它应该遵守“和为贵”这个原则。再比如儒家经典《周易》里有个最重要观念就是“太和”，它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讲宇宙的发展变化，万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及其作用保持太和的话就能比较顺通，不会受到阻碍。王夫之对“太和”有一个解释：“太和，和之至也”，即和的最完满的境界，他认为在没有人类以前“天”（自然）没有什么不和谐，有了人类以后，如果不失其和，它也还是太和。我想这些观念可能会对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纠纷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但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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