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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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试读：

凡凡一门成熟的学科，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周传儒曾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1]此其所以可贵焉。”

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讲他不愿治经学，而愿意选择史学时说：“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2]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所写发刊词中曾说：“故作考据者常以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以考据为琐碎。近岁以来，辩争弥烈。然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查，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极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3]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

陈寅恪、周传儒和顾颉刚这里所说的材料，我们大体上可以视为文献，今后我们不论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史料先行就是：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研究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熟悉相关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产生研究方向，在此前提下，再选择研究的基本方法，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难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只有在熟悉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发现新史料，新史料是相对旧史料才存在的，不熟悉旧史料也就无法判断史料的新与旧。

强调史料的第一性并不意味着说史料即是史学，而是对史料重要性的一个判断。因为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者自行重建历史，重建历史的是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能力，是研究者的人生理解和社会体验的综合表现。史料本身是客观的，不变的，但研究者对史料的判断和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变化，他对人生的体验在变。其实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客观的史料和研究者的思想总是交织在一起，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

材料和史料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材料是客观存在，它所以能成为研究史料，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直接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材料，这种直接的材料相对容易判断，二是可以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的材料，也就是说，那些表面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关系的材料，一旦能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这种间接的史料，也就成为一种直接史料，能在一般材料中建立与研究对象的直接关系，是新史料产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具体说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可能的。比如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途径，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他先到弘文学院，主要是学习日语，再到仙台医学院。要了解鲁迅在仙台医学校的情况，有鲁迅自己的名文《藤野先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直接史料，而弘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就是间接材料，如果能在这套讲义材料和鲁迅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史料关系，这套讲义材料，就可以成为鲁迅研究中的新材料。

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4]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是由原来弘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弘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

当时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弘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元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元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底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元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5]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6]据松元龟次郎上世纪三○年代末一篇文章中回忆：

我教过的普通班浙江班的学生中，我还能记起的有几年前去世、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就是周树人兄弟，和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的陈介等人。我教他们时，因为他们已经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所以都有相当的水平了。开始我给他们讲日语文法时，用相同意义的汉语来作说明。有一次讲到日语助词“に”译为什么汉语最合适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于”和“于”两个汉字，说这相当于日语助词的“に”。当时有一个叫厉家福的学生（后来在金泽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三十年代曾以中国医学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在日本举行的日华医师联合会）站起来指出说：用不着两个字，“于”或“于”用一个就可以，因为“于”与“于”通，两字同义。我当时的确不知道这一点。厉说完，鲁迅（周树人）站起来说：“于”、“于”两字，一般情况下不作同样用的，但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相同，不过在“に”译成中文时，用那一个都可以，在这时两者是同音同意的。他们两人的话，给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能记起。因为那时我觉得，对于汉字的用法、汉语的区别、还得请教汉字祖国的中国人，单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那时候周树人、厉家福都不满二十岁，但他们在汉文方面的水平已很高。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弘[7]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元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

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弘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8]读者谅其意可也。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元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元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许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9]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 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过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岛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如果这个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方向。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10]记不起他们的老家。” 如果了解弘文学院的教科书，多少可以发现一点“他们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11]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一）原始代（1）片麻岩代（2）结芯片岩纪（二）太古代（1）康勃利亚纪（2）希庐利亚记（3）迭伏尼亚纪（4）煤纪（5）二迭纪（三）中古代（1）三迭纪（2）僦拉纪（3）白垩纪（四）近代纪（1）第三纪（2）第四纪《弘文师范讲义》第二卷中有佐藤传藏讲授的《矿物学及地质[12]学》，其中第三章“地壳之发达”中也有一个表格如下：

始原代

一、片麻岩纪

二、结芯片岩纪

古生代

一、前寒武利亚纪

二、寒武利亚纪

三、志留利亚纪

四、泥盆纪

五、石炭纪

六、二迭纪

中生代

一、三迭纪

二、侏罗纪

三、白垩纪

新生代

一、第三纪

二、第四纪

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

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

处理材料与史料的关系，首先是要意识到建立材料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有时候，那些看起来与研究对象没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也可以成为史料。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把这种材料纳入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知识系统中。我也举一个与鲁迅研究相关的例子说明，1926年前，中国知识界如何评鲁迅的文体。

我不选择个别作家或者朋友、仇人的说法，因为那种评价多数带有个人情感因素，是一种各说各有理的判断，喜欢还是厌恶都很正常。我想寻找一个较为客观的事实，然后以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鲁迅文体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方向，我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寻找当时的国语教科书，二是寻找当时的国语教辅材料。我的基本判断非常简单，如果那个时候鲁迅文体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或者大家都注意到了他文体的价值，那么应当体现在当时的这种材料中，如果这两种材料中都不收鲁迅的文章，那么我们评价鲁迅文章在当时的影响和他文体的独创性，就要非常谨慎。不是说凡收入这种材料的文章就都比鲁迅的文章好，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鲁迅文章的态度。我本来想找到较为完整的这两种史料，但因为条件限制，收获不大，我只找到了一本。严格说，依靠这本材料来说明我上面的想法，是一个不具备随机抽样资格和条件的选择，但从这个材料中引出可能的判断思路，还不能说完全不具备前提，如果选择五本以上或者更多此类史料然后再来分析，可能更具说服力，我的努力只是想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判断鲁迅文体的历史地位，可能还需要当时另外的史料方向。

我选择的国语教辅材料是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语文选》，吴兴、沈镕编纂。大东书局于1916年在上海成立，以编辑新教科书和印行其他新旧书籍知名，并在各省设立分局，发行教科书，是可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竞争的出版单位业，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国语文选》的编纂“例言”中说：“自学制革新，于初级中学之国文科，应取何种教材？说者纷纭，莫衷一是。有主用古文者，亦有主用近世文或国语文者。其实文章之妙，在乎精神，不在乎形式，尽可自由采择，不必加以限制。惟是古文总集，坊间已多，选购一二种，已足诵习；而近世文与国语文，名作有限，专集无几，其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又东现一麟西现一爪，非加之剔择，荟萃成编，则不足以餍学者之求，此本书所由辑也。”

同时编纂者还特别指出：“本书所选，皆当代名人之作，以关于论学术，论宗教者为多；其专涉某种主义者，虽学理精深，议论宏辟，概从割爱。何者？为学之道，自有途径，未可列等。如欲谈马克司主义者，需先有经济之常识，欲明博格森学说者，需先有哲学之根基，否则对之茫然，转失文艺上之兴味，且此种学科，自有专书，故不取焉。”《国语文选》共分为甲乙两种，每二十篇为一辑，共有若干辑，“文言文入诸甲种，名近世文选；语体入诸乙种，名国语文选。曰甲曰乙者，系区别之辞，非等第之辞，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抑语体而扬文言。本书凡遇同类之论题，必集若干篇于一集之中，虽或难或解或为人辩护，或自写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读者于此可以增进逻辑上之学识。”

下面是《国语文选》的全部目录：

第一集目录：

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章太炎

经的大意 章太炎

论诸子的大概 章太炎

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 吴 虞

墨子的劳农主义 吴 虞

老子的政治哲学 高一涵

中国哲学的线索 胡 适

近世哲学的新方法 何思源

对于今日中国谈哲学者之感纪念 傅斯年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 梁启超

罗塞尔的政治理想 张东荪

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 高一涵

达尔文学说及其趋势 谭仲达

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 梁启超

生物之起源 周建人

科学的起源和效果 王星拱

天文学底价值 匡互生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李大钊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

第二集目录：

不朽 胡 适

人生争议 陈独秀

人生问题发端 傅斯年

新思潮之新人生观 吴 康

合理的人生态度 梁漱溟

创造与人生 潘 淑

人类的将来 朱执信

顺应环境与改造环境 汪精卫

人生者不断的奋斗中之动员也 萧楚女

个人应知道并应实行有道德哲学 胡稷咸

言与行 胡竹林

今与古 李守常

新青年底新道德 潘 淑

教育与社会的研究 陈学佳

中国教育的根本改造 赵之铮

教育上的五大精神 李襄宸

对于消及思想派的总批评 潘 淑

团体和分子 存 统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 陶知行

杜威之道德教育 蒋梦麟

第三集目录：

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 刘叔雅

人类为什么应该求学 汪精卫

教育与文艺的斗争 邹 谦

中学国文的教授 胡 适

研究国故的方法 胡 适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学者 徐庆誉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郭沫若

研究学问的方法 陈定谟

读陈定谟先生的研究学问的方法 黄维荣

读了研究学问的方法以后 王平陵

研究学问的我见 颂 皋

文学衰堕之由 小 蠢

读书问题的讨论 ZKW

文化与出版 谢六逸

新文学的建设 郑振铎

新文学的研究 张默君

学问与环境 沈瘦梅

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李石岑

科学方法讲义 任鸿隽

第四集目录：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美术的起源 蔡元培

美术与科学 梁启超

美术与生活 梁启超

美育与教育 张正藩

绘画上色彩的讲话 汪亚尘

近五十年来西洋画的趋势 汪亚尘

中国人物画之变迁 陈师曾

现代研究艺术者对于社会上应有的责任 沈天白

现代思潮和教育者之艺术修养 俞寄凡

艺术的生命 华 林

艺术源泉的生命流露 汪亚尘

平民艺术 朱应鹏

论女性美 楚 君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

人的文学 周作人

女子与文学 周作人

女权运动和参政 钱用和

大同主义实现的难点 胡镕成

第五集目录：

宗教问题 陈独秀

基督教与中国人 陈独秀

宗教之起源 银 林

非宗教的理由 曹 刍

泛神的宗教 朱谦之

破除迷信的我见 周志瀛

宗教与道德 赖际强

社会教育与信仰 汪精卫

打破思想界的四种迷信 饶上达

家族制度的讨论 翁 璜

大家族的弊害 葛鸿钧

爱情与社会 华 林

中国女子的地位 戴季陶

怎样解决妇女问题 王会悟

妇女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 李三无

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 朱执信

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 陈独秀

遗产制度与女权 朱凤蔚

恋爱与贞操的关系 佩 韦

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 汉 俊

第六集目录：

敬业与乐群 梁启超

教育与政治 梁启超

求学与办事 朱执信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元培

习惯之打破 胡汉民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胡 适

新思潮的意义 胡 适

新文化的危机 朱执信

我之国语教育观 张一麐

国语的应用 蔡元培

克卡扑氏社会主义史序 蔡元培

范尧深事略 严慎予

诗神的歌哭 刘延陵

研究佛法者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 王恩洋

听太炎先生讲演志疑 邵力子

复查光佛先生书 朱执信

与钱基博先生论周易书 朱谦之

对于研究现代艺术的我见 张辰伯

国画上地理的观察 汪亚尘

趣味的社会主义 俞寄凡

从《国语文选》中的这个目录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在如此众多的作者中，没有鲁迅，这个事实虽然有可能是一个特例，但就以特例看待，也不能说没有史料意义。

从前引编者“例言”中，可以判断编者选择文章的倾向，编者强调所选文章“皆当代名人之作，以关于论学术，论宗教者为多；其专涉某种主义者，虽学理精深，议论宏辟，概从割爱。何者？为学之道，自有途径，未可列等。”这个倾向说明编者对文章之道的基本看法，注重当代名人和偏重一般知识，排斥有较强政治倾向的文章。编者选择文章的标准是：“虽或难或解或为人辩护，或自写己意，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读者于此可以增进逻辑上之学识。”在这个标准下，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可以反证对鲁迅文体的评价。《国语文选》1926年5月出版，以白话文为基本选择前提，老辈文章多以演讲为主。鲁迅在这个期限中已经发表过相当多的文章，1949年后不断被选进各种教材并为研究者提到的名文，从时间上说具备收入本书的条件，但本书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就是完全从编者个人的趣味判断，这种选择中包含的信息对于鲁迅研究也有史料意义，它至少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社会有人对鲁迅文体还有另外判断。鲁迅在此期间发表的主要文章有：

1918年：《我之节烈观》。

1919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22年：《估〈学衡〉》、《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

1924年：《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5年：《“公理”的把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926年：《并非闲话》、《十年的读经》。

我们从《国语文选》的完整目录分析，感觉编者在政治上没有偏见，因为所收文章中早期共产党人的并不少，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萧楚女等，国民党人如汪精卫、朱执信、胡汉民、邵力子、戴季陶等，其他老辈文人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陈师曾等。这个事实说明，不收鲁迅的文章，不可能是政治原因。另外书中所收文章，基本来源是当时的主流报章杂志等，鲁迅多有文章在上面发表，说编者不曾注意到鲁迅，显然也说不过去，连周作人、周建人、郭沫若的文章都收了，却不收鲁迅的文章，至少可以理解为鲁迅文章不合“要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读者于此可以增进逻辑上之学识。”的选文标准。

是编者和鲁迅个人有什么恩怨吗？我一时没有查出编者的具体情况，不过照一般常识判断，在周氏三兄弟中，单独不选鲁迅的文章是出于个人恩怨的可能性也不大，结合编者“例言”判断，可能是对鲁迅的文风和文章态度有看法，至少是不欣赏。本书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力量，但没有选择鲁迅的文章，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黎锦熙、王恩华早年编过一本《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1937年，京城印书局），如果选择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读本分析，有可能判断出当时一些主要作家被社会接受的程度。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材料无处不在，但我们要努力发现材料的意义，关键要意识到建立材料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一旦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史料的方向也就会扩展。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地位确立的时间，与其他学科比起来还很短，因为时间短，它的学科地位严格说来也不高，与中国文学的其他门类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门槛相对较低，一般人都敢轻易闯入这个学科，而一般人是不敢轻易谈论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甲骨文、敦煌学一类的专门学问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标准不明显，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基本文献本身主要以白话文献构成（只有早期少量的文献是文言），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阅读本身不具备难度，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还没有建立，这使得它的专业性不明显，这门学科的系统训练，很难在文献方面体现出来。比如谈鲁迅，读过几篇文章的人可以谈，读过全集的人也可以谈，而读过所有研究文献的人也在谈，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作家、作品、思潮、社团、文学争论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专业标准不明确的好处是易于普及，但缺点是不易于提高。很多人满足于看过一两本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就以为对这门学科有了解，其实这是误解。随着学科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后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它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如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懂得如何寻找史料、判断史料和应用史料。

我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熟了，是不是可以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很难说，但我相信，这门学科以后会建立起来。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现在比较没有争议的时间是从1917年算起，这些年许多研究者要上溯这个时间，比如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等的说法，在研究方面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但我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主要还从1917年算起，当然这只是为表述的方便，落实到具体的史料上，也可能会超越这个时段，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鲁迅的材料就不在这个时期，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密切，另外，中国现代文学是用白话文写作的，这一特点的发展变化过程，多数要涉及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活动，在时间上就要向前推，但这是特例。在空间上，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也在变动，把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的华人华文写作也算进来。作为研究方向，这个可以理解，但我们一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还是比较狭窄，主要是指1917年以后，中国大陆地区，以汉语形式产生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相关的史料，当然涉及有留学背景和国外思潮影响时，可能会偶然提出使用西文文献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文献”的概念，最早是《论语·八佾》中提到的。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这话的意思是说，我能解释夏代的礼，可惜杞国没有为我提供足够的证据；我能解释殷礼，可惜宋国没有为我提供足够的证据。因为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流传下来的贤人的学识不够的缘故。如果有了足够的典籍和贤人的学识，我就可以引征来说明我的学说了。

一般说来，文，指的是典籍、档案，大体是有载体的数据，因为那个时候纸和雕版印刷还没有出现。到了这些东西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文，一般是指书面数据。献，是指贤人的口头传说、议论，类似于近几年比较受到重视的口述实录。

文献的概念，随着时代记载历史的手段在变化，比如绘画、图片、录音、影像以及到了今天的计算机时代，记录手段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所以在今天，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文献”的概念，可以表述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传统的文献学主要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但现在的文献学概念却比较宽，大体包括：文献史及文献学史、辑佚学、辨伪学、注释学、体载学以及文献检索与利用，特别是最后一条，主要指电子文献的检索和使用了，这方面的发展近几年已有长足的进步，许多专业性的电子文献检索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路和方法，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相对复杂，作为技术手段虽然不能完全和学术研究的内容分隔，但我讲的史料概述主要不在技术，而在研究方法，也就是强调如何发现史料的意义和判断史料的价值，在寻找到史料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研究方法。

一句话，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间出现的所有文学活动建立联系的材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1] 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上海：开明书店，民国23年，第1页。[2]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3] 《史学季刊》发刊词，1940年。[4] 农学士八锹仪七郎、农学士石崎芳吉同着：《家畜饲养泛论》，东京：东亚公司，光绪三十三年。[5] 朱志清：《鲁迅的另一位日本老师》，《文汇报》，1982年6月10日。转引自倪墨炎：《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页。[6] 杨正光、平野日出雄合著：《松元龟次郎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7]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2页。[8] 松元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第1页，见《宏文学院师范讲义录》，东京：东亚公司发兑，明治三十九年。[9] 《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10]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11] 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原文后有英文原名，为简明此处省略。《鲁迅全集》第8卷中收入的版本虽然稍有差异，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判断。[12] 《宏文师范讲义》第二辑之《矿物学及地质学》，东京：东亚公司发兑，明治三十九年，第75页。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王瑶生前曾专门讲过，他说：“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它要求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历史联[1]系。” 王瑶同时还指出，将文学史研究与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研究区别开来，首先促使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转化。因此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王瑶虽然专门讲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但我以为对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他强调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历史学研究，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这些年，可以注意到，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注重历史方法和训练的学者，成就越来越突出，他们由文学向历史学研究偏移的兴趣，值得我们注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样会失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对确立这一学科的历史地位有负面影响。

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我偏重于历史，在方法上也重视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当然这不是说这门学科中的文艺学方法和理论就不重要，而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方向的不同。

我们使用的“历史”一词，通常包括两个意思，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二是后人对过去事件的理解、解释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才是史学。何兆武曾指出，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都可用“历史哲学”来概括，但两者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前者相当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相当于“分析的历史哲[2]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不涉及和关心中国现代史，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理解，我们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也就是说，所有关于中国现代史方面的史料，同时也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关键是看研究者在什么层面上使用和判断这些史料。比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定要提到《新青年》杂志，但在《新青年》群体中，很多人后来从事了政治活动，最典型的如陈独秀，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关心文学问题是不够的，更要关心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科学活动，这样我们研究的视野才能开阔。其他如《新潮》、《少年中国》、《改造》等相关杂志，这些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虽然它的主要成员中，后来的主要活动并不在文学。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没有纯粹的文学史料，只有可以放在文学范围内来解释的史料。广义的史料可以认为是过去和现在一切物质材料和文字记载，语言历史和口头传说，都在这个范围内，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活动，它们能帮助我们揭示这一发展阶段的某些规律。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大体可以定义为一切与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作家、作品、思潮、社团、学校、报刊等）相关的史料，都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要把眼光只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而要放在中国现代史方面。[1] 王瑶等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2]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冥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1]之事实为重也。” 他同时还指出，除了这些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得以所能得到的客观史料为研究对象，材料越简单固定，“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

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史料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一是零散，一是数量比较大，再就是史料方向很难确定。

古代文献的难处，通常先表现在识读，因为时代久远，古代文献涉及的许多知识，对一般人来说具有专业性，读懂尚且不易，研究就更难了。而中国现代文学，一般说来，则不存在识读的问题，但难在材料很分散，材料方向不确定。要找到新材料，其实也很不容易。古代文献因为有长时间积累，有无数学者的努力，在史料方面，要再增加出新东西很难，通常要依赖新的考古发现或者偶然的机遇，才能有所收获。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因为积累工作还远没有完成，所以只要留心和方法得当，常常还会有新发现。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学院派的学者似乎不如学院以外的学者更努力。

和所有历史史料的分类一样，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这是法国人朗格诺瓦（Ch.V.Langlois）在《史学原论》中区别史料的说法，后来傅斯年讲《史料论略》，也是用的这个分法。在朗格诺瓦的观念里，直接材料，一般指器物;间接材料，一般指著作，但这二者有时候很难区别，比如古人铸造钟鼎，上面有文字，有的数百字，记某一事件。钟鼎是器物，铭文就可以看成是著作了。

梁启超总是强调，研究史料，我们要先明白记载的人，是不是涉及史事的同时代人。因为同一时代的人，在时代特征方面较多相同习惯，如时代不同，记载就很难精确，一般来说，史料越远越好，记载史料的人离发生的事实是越近越好。我过去写文章认为，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靠不住，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一般说来，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在档案难以获得的情况下，日记是较早的史料。因为日记是同时代人所写，回忆录是后来人回忆，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通常情况下，如果回忆录在前，后来才有日记出现，只要对照极容易发现差错，所以只有参考日记的回忆录才相对可靠。有没有在日记中造假的？我以为很难。日记通常是给自己看的，没有必要造假，就是有些人记日记是为给后人看的，也很难造假，因为没有人会预先知道哪些人事会成为解释历史的依据，就是在这方面有些判断，比如一些名人在记日记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日记会成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材料，而他们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历史，可能会在笔下流露出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所有史料中，日记相对来说，还是可靠性高的一种史料，与回忆录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下面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回忆录本身的可靠性问题。《万历十五年》一书的作者黄仁宇，晚年有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本书有一处提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回到上海的情景，因为黄仁宇对蒋介石评价不高，所以黄仁宇说：“蒋介石的演说索然无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们为听众的场合，而且还在胜利后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场亲眼目睹。这个通商港埠在他暌违八年后欢迎他回来，地点就在前英国租界的跑马场上，照理应该是个欢欣鼓舞的场合，尤其他年少时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相反地，为扮演全国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提到振兴道德，讲到礼节和公[2]理。”

黄仁宇的这段话是夹杂了他自己感想的回忆，与当时的情景并不相同。因为黄仁宇总认为蒋介石还在延续以道德治国的旧传统，所以才有对蒋介石演说的批评。

准确的历史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没有先到上海，而是先到了北平。1946年2月12日下午5时，蒋介石由陪都重庆乘专机抵沪。当时的情况是：“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机场欢迎，暨沿路守候者，途为之[3]塞。” 至于蒋介石在跑马场的演说，当时的评价是“参加民众数达二十余万人，情况热烈，得未曾有。主席于群众欢声沸腾中，发表演词，真挚深印人心。”黄仁宇说蒋介石演说索然无味，可能是他后来的感受。黄仁宇说蒋介石对上海市民的演说中没有提到“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也是记忆出了差错。下面是蒋介石演说的一段：

亲爱的同胞们：

上海是中正的故乡，中正离开故乡已经有九年之久，在这九年余的岁月之中，有整整的八年，上海被敌人所占领，上海的男女老幼遭遇敌人的蹂躏受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正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之中，今天胜利之后，中正回到上海，和各位同胞在跑马厅见面，心中实在有无限感慨。今天到会的同胞，年长的就是中正的父兄，年幼的就是中正的子弟，现在我和我的父兄子弟，姑嫂姊妹相见的时候，有如家庭团聚的一样心情，所以要贡献内心所发的拙词，希望各位同胞，时刻铭心，共同一致的努力实作，中正个人一定以身作则，来作各位同胞的倡导。

大家都知道，八年以前，我们要像今天一样，在跑马厅开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大家现在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开会，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和各位相聚呢？这就是由于我们全国同胞八年来艰苦抗战的精神，引起了盟邦美英苏法以及其他各友邦对我们军民的尊敬，获得了盟邦的同情，因此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各地所有的租界，我们中华民国的地位，亦获得了独立自由，但是各位要知道：现在租界虽已收回，不平等条约虽已废除，然而我们今后要怎样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怎样才能保持我们所获得的自由和独立？这个保障和维护的任务，较之过去八年间争取自由独立的工作，更要困难，更要辛苦。我们今后要保障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必须要我们同胞下定决心，要比抗战期间更要吃苦，更要耐劳，再经过八年方能确实保障这个独立自由的基础。

蒋介石只是在演说的最后才提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而且从他那一篇演说中，看不出他要扮演精神和道德领袖的意味。从黄仁宇回忆录中的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所以研究历史，回忆录至多只可作为一般的材料来使用，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使用要非常谨慎。

第二个例子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据周海婴讲，1957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罗稷南参加了座谈。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周海婴说：‘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4]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罗稷南的话是一个孤证，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使用这样的材料，要格外慎重。我的推论是，根据毛泽东50年代对鲁迅的看法，罗稷南的话至少是需要分析。一般说来回忆录是靠不住的，特别是老年人的回忆，如果没有另外的旁证，只能是一个参考性的材料。毛泽东到上海是1957年3月下旬，当时只有整风的准备，还没有“反右”的想法。当时知识分子产生恐慌是两个月以后的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是5月1日才见报的，此后中央为了整风，到5月10前，先后开过七次会议，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党整风，所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感到要“反右”的。5月15日，毛泽东才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时知识分子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做了著名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从时间上看，周海婴的回忆显然是指这一次，因为这时是“反右”高潮，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很厉害，从北京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一直点到上海的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和孙大雨。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在4 月前到上海的一段时间里，多次谈到过鲁迅，而7月到上海那一段时间里的讲话，主要是“反右”，没有提到鲁迅。那么罗稷南的话是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呢？我以为也不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确实说过一些关于鲁迅的话，虽然意思和罗稷南的话不完全一样，但有一定联系。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曾在《和文艺界的谈话》中说过“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不死，还会写杂文，小说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的。他一定[5]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很勇敢的。” 这本《毛泽东思想万岁》，是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一本材料集，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但从后来正式公布的很多中央文件中可以看出，这本书是很真实的，这已为许多研究文革的专家承认，是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参考的。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这是文革时期传出来的毛泽东对鲁迅的一个重要评价，因为这个评价不是很高，所以人们以为毛泽东对鲁迅是有其他看法的。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比较多谈鲁迅的时期，他对鲁迅的小说，比较熟悉的是《阿Q正传》，他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只提这篇小说，而从没有再提过鲁迅的其他小说，提到多是鲁迅的杂文。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监狱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6][7]写。” 《毛泽东文集》7卷中收了这篇，但文字略有不同。 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罗稷南的回忆就是由这些话所演变过来的。毛泽东提到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罗稷南，那么周海婴提到的毛泽东在上海对罗稷南说话的时间，就不是正值“反右”，而是“反右”之前了。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坐监狱和杀头”和“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这句话，是一个逻辑思路，有演变的可能。1957年3月6日，毛泽东和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有过一次座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倒是说过有人“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8]讲究方法。” 对于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徐铸成回忆录中的说法是；“鲁迅当年学马列主义是被迫的，是创造社这批人逼出来[9]的。他学懂马列主义，晚年他的杂文片面性就少了。” 徐铸成的回忆虽然简略，但与公布的毛泽东讲话的意思完全相同。毛泽东这次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谈话，是为他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讲话做准备的，毛泽东讲话之前曾有一个提纲，其中提到：“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10]性。” 毛泽东虽然说话有个性，但还不是信口开河，他后来的讲话，与他的提纲比较，在原则和思路上是没有变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也不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比如我们看到列宁所写的杂文，他有一部分文章并不是长篇大论的，是杂文性质的，很有点像鲁迅。是鲁迅像列宁，是列宁像鲁迅，就不去讲了。但是很尖锐的，很讽刺的。你说那个东西是片面性的吗？不能那样讲。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但是列宁的杂文很多是对付同志的，批评党的缺点。也有对付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11]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在同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写文章和看文章一样，对别人要有平等的态度，他说；“我看鲁迅是有这个态度的。他是以一种平等态度对待他的读者，对别的作家的。”这个纪录稿虽然有些话不精练，但意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收了这次讲话的全文，文字稍有差异，但意思完[12]全相同）。 1957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重复了上面的讲话，他说：“杂文难写，一条空气不好，一整风就好了，另一条是唯物论者不怕死，但选择时机是可以的，如果在人民政府有难时，不帮忙是站不住脚的，写文章一要环境，但不光要环境，也要无所畏惧，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鲁迅就是这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既然无所畏惧，就是环境不好，他也不[13]怕。”

毛泽东有没有对罗稷南说过那样的话，以后如果档案解密，我们自然会得到更准确的理解，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我们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证据，还是胡适当年的老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不能因为一个历史细节暗合了我们过去的猜想以及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判断，就放过对那个历史细节的辨析，这是历史研究中最要注意的问题。

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说法近似，史料又可分为同时代史料和非同时代史料。同时代的记载，就史料价值判断，一般说来要高于异同时代。还有一个分法是英国人克伦伯（C.C.Crump）在《历史与历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中提出来的。一是原料（Primary Sources）；二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s）。原料是指最初的材料，意思是由此以上不能再追求材料的来源。次料是指后起的材料，意思是现存的或可寻的原料中变化出的各种著作，也就是一般认为的次料出于原料，而原料是次料所出的地方。傅斯年经常用的说法一是直接的史料；二是间接的史料。他的判断是：凡是没有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修改或省略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说，作家的手稿、书信、日记，文学社团的章程、名录、宣言的原始文本等等，是直接材料，作家的事后回忆是间接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作家手稿是很少的，就是保存下来，我们也极难看到，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说，判断是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不能与对待古典文献一样。一般说来，作家作品的初版本、期刊、报纸的原刊本，就可以视为是直接材料，因为再往上溯源，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在铅印排字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现代出版制度条件下，有可能保存原始的手稿本），但在事实上，这很难做到。所以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并不是绝对的，直接的材料当然可信度最高，但也有时候，直接的材料是孤立的，间接的材料经人分辨和判断而得出来，反而可信。这都不能一概而论，要灵活掌握。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的高低全在这一点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增加出新材料，一要能得到还能利用别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二要有比前人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在中国学术研究中，近代以来王国维、陈寅恪是最能用新材料的，也最能在常见材料中整合史料，发现新问题并得到解决。用间接材料做出一流成绩的也有，比如顾颉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判断上，我们要先建立史料类型不同，其使用价值也不同的分类意识，寻找和使用史料时，先以直接和间接为区分标志。因为这门学科的历史较短，不如古代文献那样久远，再加上古书有人有意造假，给后人造成难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直接与间接材料，相对比较容易判断。简单说，当时的材料都是直接的；后出的，以回忆为主及编纂的史料，为间接材料。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如历史专业那样，要求大家对史料的观念特别细密，但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傅斯年1928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虽然是对严格历史研究的要求，但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后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3页。[2] 黄仁宇：《黄河青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第234页。[3] 《申报上海市民手册》，上海：申报馆，1946年，第5页。[4]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1年，第371页。[5]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内部数据，1968年，第142页。[6]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7页。[7]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8]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32页。[9] 《徐铸成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64页。[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76页。[11]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79页[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14页。[13]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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