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厚杰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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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大反攻试读：
总 序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重温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和荣光，自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立即组织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隆重推出“1945·中国记忆”丛书。这套丛书共有7册，寓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体是：《胜利大反攻》详细叙述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侵略者陷入山穷水尽之际，中国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大反攻的历史。《战区大受降》重点讲述日本天皇宣布《终战诏书》后，日本与中国在芷江进行洽降、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日本签字投降，以及日本在中国战区签字投降的故事。《台湾光复》系统叙述台湾先后沦为荷兰、日本殖民地的历史，以及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历程。《国府还都》重点叙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的过程。《日俘日侨大遣返》集中披露日本投降后，在中美两国的共同组织领导下，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遣返300万日俘日侨的故事。《汉奸大审判》着重介绍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肃清汉奸、惩治汉奸和公审汉奸的史实。《日本战犯审判》全面介绍战后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进行罪行调查和审判的故事。
这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客观、真实、系统地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后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披露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揭示了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幅振奋人心的画面。“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面向未来。”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同时，也希望 “1945”这段充满荣光的历史永久地铭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引言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一九四四年春，当欧洲与太平洋战场向德、意、日法西斯进行战略大反攻的时候，国民党战场尽管遭遇了豫湘桂会战的失利，但在中印公路与美军协同作战中，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继而又在湘西与桂柳进行了反攻作战；共产党军队则不失时机地采取了敌进我进的反攻战略，在华北、华中、华东等战场展开了反攻，走出了进军中原、挺进湘粤、南下苏浙三步战略好棋。
1944年的春天，天空没有鸟鸣声，只有大炮的轰鸣；大地没有花香，只有硝烟的战场。
在欧洲，英美盟军与苏军向德国法西斯发起战略反攻，整个欧洲战场车轮滚滚，硝烟弥漫。西线盟军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突破莱茵河，向德国法西斯的腹地推进；东线的苏军在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下，向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疾风暴雨、席卷千军的进攻。在强大的攻势之下，意大利法西斯首先垮台，墨索里尼在逃跑中被游击队捉获处死。德国法西斯堡垒在猛烈的攻势下，亦呈现土崩瓦解之势。
在太平洋，从1944年起，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登陆作战，尼米兹将军指挥太平洋舰队负责海上支援，向日本法西斯作摧毁式的打击。
在中国大陆，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全世界举行战略大反攻的时候，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景象。
先讲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场与滇缅战场几乎是冰火两重天。国民党军队在滇缅进行对日反攻作战的时候，从中原到华南的对日作战却几乎是一败涂地。
1944年4月，日军向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动了被称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其战略目标是摧毁美军驻华空军基地，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开辟一条由日本本土，经中国东北、华中、华南，直达印度支那的陆上通道，以利支持日后的南方作战和进行“大陆决战”。
日军的这次进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突击平汉路南段，由华北方面军实施，使用4个师团的兵力；第二阶段，进攻粤汉路，由第十一军实施，使用兵力8至10个师团的兵力；第三阶段，打通桂湘线，由华南日军实施，使用2个师团的兵力。针对这三个阶段作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分别进行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总称为豫湘桂会战。
豫湘桂会战从4月开始，至12月结束，共历时8个月。日军全部打通平汉线南段、粤汉线以及湘桂线、越桂线，虽然没有歼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但造成其战斗力空前的低落，损兵六七十万，失地数千里，遭到了抗战以来第二次最为严重的失败。
如果说1944年是正面战场严重失利的一年，那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打通中印公路的反击战可算作是例外。这次反攻战是中、美两国共同促成的，美国军部和史迪威起了主导作用。
1943年11月，中国驻印军一部由雷多出发，掩护修筑公路，向缅北方向推进。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于1944年1月进抵大龙河西岸，新编第二十二师亦前出宁边、于邦等地。3月5日收复孟关要隘，随即进入孟拱河谷作战。中国远征军则由豫湘桂会战中满载难民向贵州逃难的火车滇西出动，先后参战的共有17个师。4月13日强渡怒江，6月初前出腾冲。驻印军一部于5月中攻占密支那机场，8月3日占领密支那。同年9月至11月，远征军攻克腾冲、龙陵等地，驻印军则在12月攻占八莫。1945年1月，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于芒友。3月间，中印公路全线打通。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对于解除日军从缅甸方面对中国西南的威胁，改善从印度到昆明的陆上运输线，增加美援，以及支援太平洋上盟军的攻势，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华中、华南和西南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一片溃败声中，它异军突起，在正面战场露出了一线胜利的曙光。
打通滇缅路作战的曙光仅仅照亮湘西一隅。1945年4月9日，湘西会战开始，日军从新化、邵阳、东安出击，分三路向芷江进攻，企图将中国军队第四方面军主力围歼于沅江以东雪峰山区。中国军队节节后退，诱敌深入。5月初，中国军队转入反击，对日军主力1个师团实行分割围歼。战至20日，日军伤亡惨重，残部突围逃窜。湘西会战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它标志着日军在华战役进攻的结束，也标志着正面战场中、日两军会战的终结。与正面战场不同，1944年春天，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各路部队都在出击。八路军与新四军由广大的农村向日伪占领的城镇与交通线发起全面反攻，迫使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日军收缩蒋介石与史迪威兵力。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在日军进攻正面战场的时候，中共领导的部队采取了敌进我进的反攻，下了三步战略好棋，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在国民党军队惨败的河南，中共中央马上派出部队挺进中原，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7月，冀鲁豫军区增派部队南下豫东，会同当地武装在黄泛区东、西地区建立了8个抗日县政权，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从7月底开始，先后派出5批部队开进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间建立了7个抗日县政权，开辟了东西宽70余公里、南北长达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8月中旬，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淮北西进，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建立了第二专署和8个抗日县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自9月初起，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陕甘宁边区相继派部队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地区和新安、渑池地区建立了拥有20个县、300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河南、打通中原的战略任务。
1944年 11月，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扩大对日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决定派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分批南下湘粤边，配合东江纵队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11月9日，第三五九旅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两渡黄河，三越行进中的八路军部队铁路封锁线，于1945年1月在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随后南渡长江，转战湘鄂赣边，并一直打到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
早在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派新四军主力一部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一师在粟裕的指挥下，先后派两批部队共6个团从苏中渡长江南下，与在苏南和浙东的新四军会合，开辟了拥有10个县、100多万人口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领在检视缴来的日军武器
与欧洲战场相比较，中国战场显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攻。盟军与苏军的反攻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打到了法西斯国家的老巢，消灭了发动战争的法西斯罪魁祸首。而中国的目标就是“收复失地”。中国收复失地的前提条件“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这是由于中国海军、空军力量比较薄弱，不像西方国家反攻时具备渡海登陆、直捣敌巢的条件，可以发动大兵团式的势如破竹的进攻；中国的反攻作战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战略反攻呈现出对侵略者发动的战役增多增大，战役由败多胜少变为频得胜仗。所以，在国民党军队打通滇缅路给日军重创之后，迫使日军于1945年春末实施军事退却。以湘西会战为起点，中国的战略反攻随之展开。
国共两党战略反攻的相同点，都是收复失地。但不同点在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举行反攻时不等、不要、不靠。不等，就是不等国民党战场的配合、协同，而以自己的作战影响国民党。如果说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是共产党配合国民党作战，那么在反攻阶段则是国民党配合共产党作战，国民党做了配角。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通过相持阶段的力量聚集后，双方力量易位的结果。不要，就是自力更生，不要外来力量的援助。但不要援助不是拒绝援助，而是希望有外援，而不依赖它。也就是既不等待、也不依赖国民党的配合与盟军的支援，以自己的积极行动进行反攻作战。
国民党与共产党相反，它对外援过分依赖并由此滋生的消极性由来已久。从“九一八”事变依靠国联裁决、“一·二八”事变企盼欧美调停，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指望美军作战，这种消极观望的态度一直延续到1945年，必然影响其在对日反攻中发挥的作用。在此指导思想下，国民政府制定的反攻华南等地计划，无一不是建立在打通与美国的联系上，而不是眼睛向内，主动地向日军心脏地带发起攻击。另外在实际作战时，国民党军队也对美国空军有很大依赖性。如在湘西会战中，美军航空兵直接配合地面作战，国民党军队也一度将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分割包围，但在依赖美国空军心理下，作战不够主动，攻打10天未果，最后竟让该部日军逃走。
另外，国民党战场的反攻带有明显的约束或防备对方的思想。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既有反攻的对日作战一面，也有准备内战反共的一面。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了“六大”，在“尽力团结御侮”之外，又提出“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由于国民党在民族矛盾中加进了反共思想内涵，故而弱化了其对日战略反攻；而共产党则通过战略反攻，控制了战略要地，锻炼了队伍，争取了民众。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基础薄弱，且90%的工业集中在沿江通商口岸，而上海一地就占50%。抗战爆发后，内迁的工业总计不到上海原有工厂数的10%，其他中国工业多为炮火毁坏或沦于敌手，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坚持抗战八年，坚持到战略反攻阶段，实属不易。所以，在战略反攻时不能不带有农业社会的特征：中国海、空军力量比较薄弱，反攻的空军也是依靠美国在华的援助，用于掩护陆军作战，故进行战略反攻的时间非常短促，不可能像美、英、苏等国发起反攻那样，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摧枯拉朽般地实施。
尽管国民党的对日反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制定的全面反攻计划也没有完全实施，但它进行的战略反攻也是值得肯定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反攻南北呼应，为中华民族早日从日本侵略者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为配合盟军迅速击败法西斯军队，以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章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反攻论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预见抗日战争将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反攻一定要经过军事力量的积累来达到战略上的转换。解放区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九四四年起进行了反攻作战。一九四五年上半年，解放区各战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与国民党战场的反攻作战。
讲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不能不介绍这场战争的谋划者、指挥者关于中国军队战略反攻的论述。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预见抗日战争将要经历三个阶段。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他预见抗日战争将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以及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则应该实施战略反攻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及战略相持阶段时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向日军发起进攻的八路军战士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说:“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上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以上论述说明了战略反攻一定要经过军事力量的积累来达到战略上的转换，这个战略转换阶段是在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完成的。这是因为在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首先处于战略进攻地位，被侵略的一方则首先处于防御的地位，这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双方能否发生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相互转化，特别是被侵略者能否转入对侵略者的战略进攻，即被侵略国的军队在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土后，进而把战争推进到侵略者的国土上去，主要取决于战争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取决于被侵略国家是否具有将战争推进到国土之外的能力。由于中国由农业社会发育而来的军事力量相对弱小，也由于抗战胜利前夕的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的制约，中国的反攻只能限于“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 失 地 ”。1937年11月，彭德怀在《争取持久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对中国军队战略反攻的目的为什么仅仅是收复失地的问题作了阐述：“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卫而抗战，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与欧洲、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相较，完全带有中国特色，首先就是“收复失地”，而不是反攻到侵略者的国土上去。
解放区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44年起进行了反攻作战，在一年之内就毙、伤日伪军6万余人，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1945年上半年，解放区各战场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作战与国民党战场的反攻作战。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要求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并命令日军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保守占领的城市和战略要地，等候国民党军队前往受降。在此期间，共产党如果要求日军缴械投降，日军应拒绝投降；如果八路军、新四军来攻，日军就要作战。日军按国民党的命令行事，这时的投降日军已转变成国民党内战的工具，日军亦存心扩大国共两党的矛盾。因此，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在解放区战场，反攻作战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规模更大。操练中的八路军部队第二章敌进我进 挺进豫西
一九四四年春天，八路军乘日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队溃败之际，由皮定均、徐子荣等率领豫西抗日游击支队，飞渡黄河，反攻豫西。经过一年时间，建立了西起洛阳、东达荥阳、南到临汝、北至汜水的大片抗日根据地，部队从一千五百多人发展到近万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预见到，将来共产党军队的出路在中原。河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上自古就有“谁占中原，谁得天下”的说法。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起豫中会战，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不思抗日之事，军民关系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老百姓将驻军首领汤恩伯与当地的自然灾害水、旱、蝗并列，谓之“水旱蝗汤”。汤的嫡系部队第十三军驻在叶县多年，祸害百姓，当地的民谣称：“十三军不保国，先牵牲口后扒麦。”
1944年4月17日，日军由豫北、晋南渡过黄河，协同豫东日军，分沿叶（县）洛（阳）公路和陇海铁路向豫西重镇洛阳、陕州进攻。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队汤恩伯、蒋鼎文等部40余万人不战而逃，河南的老百姓不仅不支援，反而拿起工具围攻国民党军队，有的甚至被老百姓缴械。短短37天时间内，郑州、开封、洛阳等38座城市沦陷。豫西人民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国民党军队在中原节节败退。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若能收复河南，控制中原地区，不仅可以阻止日军西进，保卫大西北战略后方，而且可以沟通陕北、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日后中原的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解救河南苦难同胞，扩大敌后抗日战场，连接华北、华中解放区，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于5月11日、6月30日相继发出《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关于向河南发展问题给北方局的指示》；后又于7月25日发出《向河南进军的部署命令》，决定从太行军区抽调得力干部和精锐部队组成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尽快挺进豫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迅速从太行军区抽调一批骨干，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挺进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认为向中原敌后反攻、开辟新的解放区，必须有强有力的干部与指挥机构。在具体人选上，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皮定均有独立工作、独当一面的能力，他精明干练，处事冷静，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再选调一个好的政治委员，这个指挥机构必定会坚强有力。最终人选落在了太行军区五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徐子荣身上。八路军骑兵部队在训练中
7月中旬，接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紧急通知，皮定均、徐子荣前往山西辽县上麻田村中共北方局驻地受命，负责组建“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皮定均、徐子荣分别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和政委。另抽调七分区副司令员方升普任支队副司令员，六分区政治部主任郭林祥任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八分区参谋长熊心乐任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情报处处长孔祥祯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8月下旬，支队基本组建完毕。由太行军区所属各分区抽调80余名干部组成支队司、政、供、卫机关，辖第三、第三十五两个小型编制步兵团和一个直属特务连。
皮定均、徐子荣回去后，很快组建了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第三团和第三十五团，飞渡黄河，挺进豫西。豫西位于黄河南岸、平汉路以西，伏牛山、嵩山横亘其间，黄河、洛河、伊河贯穿境内，陇海、平汉铁路和大小公路相连接，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9月5日，支队在河南林县临淇镇郭家园召开成立誓师大会，番号为“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战争年代，人们常以主要领导人的姓名称谓部队，因此又称其为“皮徐支队”。全支队共1700余人，配备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30挺、步枪800余支，直接受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为便于开展地方工作、建设地方政权，支队组建后不久便成立中共豫西地委，由支队政委徐子荣任地委书记，皮定均、方升普、郭林祥为地委常委。9月6日晨，支队机关奉命率第三十五团从郭家园出发，到辉县南平罗会合第三团后继续前进。为隐蔽进军意图，部队沿太行山南麓，经辉县薄壁、陵川夺火镇、柳树口及晋城县境直向太岳挺进。经过9天艰苦的行军，到达太岳军区四分区所在地阳城，在城南休整三天。随后，从阳城继续向西南前进，进入河南济源县邵原镇后，又急转东南直下王屋县。此时，接中共北方局急电：日军正调兵加强河防，必须星夜渡河。为此，全支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皮定均队开始急行军，日行45公里，21日晚在济源县西南靠近河清渡口的蓼坞村集结，22日拂晓全部渡过黄河。
支队渡过黄河后，在太岳军区一分区第五十九团一部接应下，进入新安县境内。经仑头、云水、五头，从新安县城以东10余公里的磁涧镇跨过陇海铁路，徒涉涧河，又折转东南，先后摆脱孟津县横水镇日军和新安县日伪顽军的围追堵截，从宜阳城以北官庄和洛阳市龙门以南抢渡洛河、伊河。9月25日到达伊川县阎窑村一带集结，与当地抗日武装取得联系。至此，豫西支队胜利完成挺进敌后的任务，历时20天，行程千余里。
皮徐支队初入豫西，人生地疏，处境艰难。一方面敌强我弱，日伪军控制着平原地区和交通要道；国民党顽固派与地头蛇占山为王，地主恶霸反动武装控制乡镇村寨，相互勾结，伺机反击，妄图趁向敌后挺进的八路军支队立足未稳之际，将其赶走或消灭。另一方面，群众对八路军的政策不了解，他们还是用看待国民党军队的眼光看待八路军，心存疑惧和戒备，不让军队进村入寨，所经之处常常出现一村鸣枪、村村打枪的情况。在这样 的困难处境面前，支队领导深感开辟豫西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打开工作的新局面，支队坚持遵守群众纪律，严禁侵犯群众利益，宿营时在群众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入村镇。为此皮徐支队与当地群众约法五章：（一）扫除敌伪，收复国土，解除人民痛苦，建设解放区，奠定反攻基础。（二）取缔一切汉奸特务组织。对反正伪军及改过自新的特务，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三）团结一切抗日友军，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四）彻底实行民主，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武装抗日之自由。（五）废除一切苛政，救济灾荒，减轻民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
通过以上措施，豫西的老百姓的确感到这支部队的不同，由理解八路军逐渐变为支持八路军。
支队在阎窑、官庄一带经过休整，尔后继续向嵩山方向开进。9月28日，已跟踪3天多的日伪军600余人尾随而至。支队首长鉴于初来乍到尚未立足，为争取主动，决心先砍掉这个“尾巴”，于是下令后卫第三十五团和支队特务连，由团长王诚汉统一指挥，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指战员们先敌开火，毙伤敌30余人，残敌窜入颍阳镇。战后，支队继续东进，29日在嵩山脚下的登封县君召乡红石头沟村集结。但由于嵩山区村小人少，没有回旋余地，于是临时决定转进箕山区白栗坪一带。皮徐支队为揭穿日伪对八路军的污蔑宣传，扩大政治影响，展示真实形象，规定行军途中“日不进村寨，夜不宿民房”。部队风餐露宿，纪律严明，终于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收缴了国民党溃退时遗留的大批武器弹药，仅子弹就有40多万发。
9月30日，支队在折转南下箕山的途中获悉，日军强征大批民工，在登封城西关外数里沙岗地带修建飞机场。皮定均当即想到，捣毁飞机场，解放民夫，是扩大八路军影响的大好机会，于是决定派人前去侦察。侦察员回来汇报说，飞机场筑在登封县城西南五六公里的嵩山脚下，那儿原来是一块平坦宽敞的石坪，是农民打麦晒场的地方，日军企图把它扩大，改建成飞机场，作为继续西进的空军基地。机场周围的山包上，日军设有岗哨，机场里面有伪军监工，登封城内驻有日军一个中队，2万多民夫被圈在飞机场上。沉重的苦役，风吹雨打，已有很多人病倒和死亡。
根据侦察的情况，支队选定在1944年中秋节的前夕进攻附近的日军。皮徐支队派出第三团，一部分警戒登封县城的敌人，一部分冲进机场，消灭敌人。战士们在人群里高呼：“我们是黄河北过来的八路军，是专门打鬼子来的，老乡们快跑啊，回家过八月十五吧！”2万多民夫短时间内跑得干干净净，机场空荡荡的只留下碎石乱砖和日伪军的尸体。日军费尽心机赶修的飞机场就此半途而废，再也没有修成，从而解除了对国共两军的空中威胁。
皮徐支队的这一仗可让当地老军民团结共同抗战百姓开了眼界，也让皮定均美名远扬，他们编成歌谣传唱：
八路军，过黄河，汉奸鬼子不得活。八月中秋月亮明，嵩山来了皮司令。皮司令，到登封，到了登封就放工！八路军，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昨打飞机场，今打白栗坪。
在第三团奔袭登封机场的同时，支队率领第三十五团于当日经登封西南送表村进入临汝境内，连续解放小金店、卢店等乡镇。10月1日到达白栗坪，准备以白栗坪为中心开辟根据地。
解放了的2万多民夫回到各自的家园，都把这次战斗说成是“八路军放工”。他们成了八路军最有力的宣传员，“八路军来了”、“‘老日（本）子’的飞机场被八路军踢翻了”等讯息，像一阵春风吹遍了豫西大地。这次战斗为日后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至12月底，豫西支队独立奋战3个月，先后进行了白栗坪突围战、口孜保卫战、佛光峪战斗、石道战斗，连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建立起以嵩山为中心，北界邙岭、南近汝河、东至荥阳、西达洛河的近万平方公里根据地，解放人口100余八路军与老百姓团结如一家人万、村庄4676个；组建了洛阳、偃师、伊川、登封、临汝、巩县、荥阳、汜水、禹县、密县、伊洛11个县级抗日政府和数十个抗日区政府，嵩山、箕山2个行署，偃师、登封、巩县、伊川、荥汜、伊洛、临汝、密县独立团和区干队，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发展到7000余人，根据地建设已经初具规模。1945年1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对此作了综合报道，称赞支队“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中，即获得了不小建树”。
当时，鉴于豫西地区形形色色的假抗日游击队危害于民，广大群众对“游击队”反感的特殊情况，经中央军委批准，12月5日，豫西支队改番号称“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
部队在豫西站稳脚跟后，八路军总部于1944年11月至1945年3月陆续从延安、太岳、太行等地派出一批干部和部队进入豫西，壮大根据地力量，加强根据地建设。
1945年2月中旬，王树声、戴季英率领豫西抗日第三、四支队由延安到达宜阳县东赵堡地区。除留一部分与当地抗日武装组成伊洛支队、建立伊洛军分区外，主力继续东进，到达登封县白栗坪与独立支队会合。2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白栗坪宣布成立河南军区和中共河南军区党委。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戴、王分别兼任军区党委正、副书记），刘子久任副政委，熊伯涛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
至6月，部队先后编为6个支队，划分6个分区。豫西抗日独立支队改编为河南军区第一支队兼一分区，辖区为登封、偃师、洛阳、巩县、伊川、荥阳、汜水等县，皮定均兼任军分区司令员，徐子荣兼任军分区政委和地委书记。原独立支队开辟的临汝、禹县、密县和登封县马峪川划归第四、六支队。太岳军区一分区第十八、五十九团组成河南军区第二支队兼二分区。
此后，河南军区统一了豫西党政军全面领导，正确贯彻执行党中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央指示。军事上加强协同作战，有重点地组织实施较大战役，及时铲除日伪军在豫西的反动堡垒；政治上加强政权建设，巩固扩大解放区。在军区的正确领导下，第一支队进入了新的斗争时期。八路军向日军射击
1945年3月中旬，第一支队协同第四支队（张才千部）发起密（县）南战役。皮定均、张才千采取先消灭伪专署、保安团和别动大队，尔后扫除封建土顽武装的作战部署，将敌人全部歼灭。接着在风雪中奔袭养老湾以南数里的敌军指挥部，全歼敌军。随后，乘胜攻占玉皇庙和风谷顶。此次战斗迫使日伪困守超化镇一隅，为四分区开辟根据地铺平了道路，附近各县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
1945年3月底，在河南军区统一指挥下，第一支队发起禹西战役。4月1日战役开始，激战6天，共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将敌人全部击溃。而后第一支队乘胜追击至禹（县）郏（县）边境，使解放区向南扩展50多公里，打开了禹县西部的抗日局面。
1945年4月22日拂晓，第一支队对缑氏镇突然发起攻击。尚在熟睡的日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未及展开，八路军已攻上寨墙，与小股守敌展开激战。12时，第一支队全部突入寨内，残敌负隅顽抗。第一支队组织力量会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24日拂晓，残敌被迫投降。
缑氏镇大捷以后，第一支队决定攻占被日伪占据的、位于汜水县南山区的高山寨和竹竿川寨。5月20日夜开始与敌接触，21日3时第一支队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攻占高山寨，随后乘胜奔袭相距十里的竹竿川寨，12时攻入寨内，歼敌100余人。竹竿川寨战斗后，第一支队根据日军每败必将报复的规律，决定设伏歼敌，立即分兵在琉璃庙沟一带设伏。22日晨，汜水日军大队长果然率1个中队，纠集巩县、汜水2县伪军1000余人，分三路奔袭琉璃庙沟，企图消灭驻此的第一支队一部及嵩山行署。第一支队以3个连抗击牵制当面日伪军主力，先消灭东、西两翼伪军，尔后迅速集中兵力，对深入的日军形成反包围。7时，在八路军四面攻击下，敌军全部溃散。日军大队长以下120余人被击毙，弃尸20余具，狼狈逃回汜水县城。自此，日伪军不敢轻举冒犯，嵩山根据地日趋巩固。
1945年4月25日，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河南军区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发起伏牛山战役。伏牛山位于豫西西南部，日军进犯豫西后，国民党军队大部溃逃在此。八路军到达豫西后，日伪军多次进攻，破坏抗日根据地。为了解除威胁，巩固豫西抗日根据地，河南军区决定对盘踞在伊阳、鲁山、南召、临汝、嵩县间的日伪军发起进攻。5月21日战役开始，在军区统一领导下，第一、三、六支队及河南抗日义勇军采取长途奔袭，绕过敌人前沿直捣伏牛山纵深作战的方案。第一支队绕过日军重点盘踞的据点，边战斗边前进，一路消灭多股敌人。经过工作，第一支队争取了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建立相互联系、互通情报的协议。此役，第一支队共歼敌4个整营又5个整连，俘敌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执行八路军总部准备受降的指示，第一支队第三、第三十五团集结在登封城南大金店、小金店地区待命。此时，豫西日军正向郑州和许昌集结。8月19日登封日军撤退后，河南军区即令第一支队接受登封的伪军投降，并伺机占领荥阳、汜水县城。但驻登封的伪军与芦店、唐庄伪军共2000余人仍聚集在登封县城，在嵩阳楼挂起国民党党旗，摇身一变而成中央军，企图固守待变。20日凌晨，第一支队第三、第三十五团分别自西、东两面将该城包围，23日拂晓发起总攻。第三团从西门冲上城墙进入巷战，第三十五团同时攻入城内。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2000余人，登封宣告解放。28日，中共河南军区党委和河南军区进驻登封城。第一支队解放登封城后，继续向交通要道的敌人进击。8月底，解放汜水县城。
第一支队进入豫西后，先后进行了连以上规模战斗200余次，共毙、伤、俘敌8596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第三章车桥战役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粟裕的指挥下，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上旬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以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
新四军与江苏抗日军民在度过了严酷的相持阶段后，迎来了战略反攻阶段。从1941年到1943年的三年间，日伪军对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和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发起军事“清剿”。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屈新四军举行大反攻练兵活动
不挠地开展持久的反扫荡、反清乡、反清剿斗争，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保存了有生力量，积聚了新的能量。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江苏敌后战场的敌我斗争态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新四军已上升为江苏敌后战场的主导力量，并独立自主地发起了战略反攻。
新四军5个师在江苏境内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和淮北5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各根据地在日伪和顽固派的夹击和封锁下不断缩小。国民党军队从敌后撤离后，由原来的新四军与日、伪三角斗争的局面演变为敌（日）我双方的直接对抗。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四军各部把握战机，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直到光复国土，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新四军在与日本侵略者由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的过程中，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日伪军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虽然日军还维持着“战线占领”的局面，但已无力再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而新四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之下，不仅广泛地发动游击战争，而且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向日伪军发动攻击，攻占日伪军据点乃至中心集镇和县城。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在恢复和巩固原有阵地后，还以江苏为基地，实施了西进豫皖苏、南下苏浙皖边区的战略计划，进一步扩大了战略反攻中的优势。
新四军在江苏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是从车桥战役开始的。
车桥是位于淮安与宝应两县交界地区的一个集镇。1941年至1943年，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和江苏省政府在此驻扎，曾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1943年2月，日军占领车桥后，进一步构筑军事设施，仅碉堡就有53座。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伪军一个大队500余人驻此，成为伸向新四军苏中、苏北和淮北三大根据地的一个楔子。1944年3月5日，新四军第一师为了改善苏中与苏北、淮北两地的交通联络，以5个团兵力发起了车桥战役。当日凌晨1时50分，奉命攻打车桥的新四军一车桥战役指挥者粟裕个纵队趁夜暗集合于车桥外200米处，在作了简短动员后，随即组成冲锋队形，开始搜索前进，准备对车桥实施突然袭击。战斗的第一阶段进展得十分顺利。
突击队在夜暗中熟练地将几十副云梯架上围墙，突击队员飞身而上，接着大部队潮涌而进。片刻，南北无数道流星飞上天空，攻击部队在25分钟内便完全突破围墙，攻下日伪军的十余座碉堡并迅速占领全部街道，自己仅伤一人，耗费手榴弹30多个。战斗在继续进行。新四军突击队像尖刀一样，在碉堡间突击猛进，向纵深发展。躲在碉堡内的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显得极度恐慌，枪弹毫无目标地从碉堡内射出来。此时，只见一名新四军战士突然纵身一跃，迅速接近碉堡，将两颗手榴弹塞进了枪眼。“轰！轰！”两声爆炸后，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后面的新四军战士乘机冲上前来，将两座碉堡内的敌人悉数解决。另一部新四军突入围墙后，首先攻占了围墙上的一个大碉堡，将被枪声惊醒、惊慌失措的日军消灭。此时，东北角上尚有一座碉堡没有解决，里面的敌人不断地向新四军发射冷枪。一个班的新四军战士奉命沿着围墙向这个碉堡摸索前进。突然，日伪军发现了他们，机枪猛烈射击，将进攻的部队压制在碉堡下。当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班新四军时，副班长陈福田灵机一动，随手搬起身边的云梯，从另一个方向往碉堡飞奔而去。
不久，敌人的碉堡上面站立着陈福田，只见他取下背上的十字镐，麻利地挖砸碉堡顶部。“糟了，碉堡上面有人在砸洞!”碉堡里面有个敌人听到顶上的声音，不禁惊叫起来。听到了这种声音，敌人一个个都傻了眼，谁都知道无法对付这样的攻击，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出去，谁出去谁就先去送死。见死神就要来临，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陈福田在敌人的喊叫声中将碉堡打了一个洞，并将手榴弹塞了进去，碉堡内的敌人被消灭干净。还有一部分新四军在突入围墙后向伪警察驻所攻击。伪警察的碉堡与日军驻守的碉堡相距仅30米远，日军见新四军冲锋，便以火力集中封锁新四军前进的道路。日军倚仗弹药充足，发疯似地向新四军猛烈扫射，硬是以一道火墙阻挡住了这一路新四军。见正面硬攻吃亏，新四军指挥员便命令部队将通往碉堡的房屋打通，一间一间地往里面打。反攻作战中的新四军机枪阵地日军的碉堡群
伪警察驻所的敌人正在为日军给他们防守而高兴时，不料新四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攻击到他们的面前。还来不及射击，他们便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
奉命强攻日伪军营部两座碉堡的新四军战士正在英勇地作战。这两座碉堡内分别有80余人据守，配备有很强的火力，猛烈的火力一直把新四军阻止在一定距离以外。上午10时半，新四军重新组织强攻，准备动用火炮。火炮在新四军中是稀罕物，炮弹奇缺。指挥员问炮手有无把握，炮手早已憋足了劲，他向指挥员说：“首长放心，我只打三炮，保证可以为你们开路。”他说到做到，果真只打了三炮，第一炮命中营部房子，第二炮打中碉堡，第三炮摧毁了碉堡的一个外角。营房内和碉堡内的日伪军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和震动声，一个个都呆住了。刹那间，新四军突击队员冒着炮火的硝烟，像猛虎一样扑过去，有的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爬上碉堡。一阵阵铁镐声之后，传来阵阵手榴弹在碉堡内的爆炸声和敌人的惨叫声。新四军在反攻作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新四军在反攻作战中缴获的军马等战利品从西南角突入的新四军战士，攻入围墙后首先占领《苏中报》关于车桥战役的报道了两个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冲入第二道围墙，攻击另外两座碉堡。碉堡内的伪军互相策应，负隅顽抗，至上午11时仍继续固守。新四军调来炮手对碉堡进行轰击，打了几炮后，知道伪军已受到震慑，决定劝其投降。随即派人送去一封信，碉堡里有个伪军连长被新四军的火炮声吓得惊魂落魄，立即命令两座碉堡内的伪军放下武器，向新四军投降。经过近一天的激战，车桥东北方向的30余座碉堡全都被攻破，500余名日伪军全部被歼灭。这时，驻守该镇的80余名日军集中起来，退守东北角仅剩的3个碉堡负隅顽抗。日军凭借火力猛、武器好，一直坚持到5日晚。当黑夜到来时，新四军轮番猛攻，终于将日军最后的3个碉堡占领。
攻击车桥的战斗打响后，附近据点的日伪军都不敢轻举妄动，直到5日黄昏，敌军才开始向车桥增援。当淮安敌军增援至车桥以西的周庄附近时，早就埋伏好的新四军用正面堵击、侧后突击的战术，对敌军予以猛烈袭击。被打击的敌人拼死抵抗，先后3次增兵。新四军奋勇拼杀，激战整夜，黑暗中枪弹声不绝，先后打退了日军组织的多次反击，歼灭了大部日军。正在围歼残敌时，日军的第四次援兵赶到了。这一次，日军以数辆装甲车开道，后面跟着数百名步兵猛冲，企图解救被围困的日军。为救车桥被围日军，曹甸、塔儿头的日军约100余人也前来增援，但刚一进入大施河便遭到新四军的伏击，慌乱中进入新四军埋下的地雷阵，遭到严重杀伤。接着，又被新四军迎头痛击，日军见势不妙仓皇逃跑。淮阴、王营等地的日军亦纷纷前来增援，兵力达1000余人。6日拂晓前，在增援日军被阻击的情况下，新四军终于将车桥被围困的日军歼灭，随即安全转移。历时20多个小时的车桥战役至此结束。车桥战役共毙、伤、俘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毙、伤、俘伪军483人，缴获九二步兵炮一门、各类枪支近300支及大批弹药。车桥一战，使华中日伪军气得七窍生烟，尤其是日军觉得风光不在，威风扫地，决定报复。3月中旬，日伪军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为期三天的“扫荡”。紧接新四军指挥员骑上缴获的日军摩托车着，日军用飞机对半城、青阳、临淮头、高良涧等根据地中心区市镇进行猛烈的轰炸。3月27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村上旅团长亲自指挥“扫荡”泗阳，兵锋直指根据地中心区田集，企图一举捣毁新四军根据地后方机关。但在新四军的英勇打击下，日伪军于30日被迫窜回洋河据点。
为配合新四军淮泗地区的反“扫荡”，淮北地区的新四军在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指挥下，积极展开攻势作战。宿东地区的日伪军据点三铺、大店等地均被新四军拔除，时村至大店公路亦被破坏。灵（璧）北地区的屏山等据点亦被新四车铲除，睢（宁）宿（迁）公路也遭到严重毁损，泗县地区的新四军一举攻克了日伪军的重要据点关帝庙。就在淮北地区新四军反“扫荡”和发动攻势作战之时，苏中第四军分区新四军部队乘机积极行动。他们在5月间勇猛地攻克敌军据点28处，歼灭近千名日伪军。6月，新四军又在如皋的海河滩一举歼灭500余名日伪军，并乘胜收复南坎镇。
在长达20多天的南通、海门、如皋等地的反攻作战中，新四军破坏敌军公路700余里，炸毁桥梁50余座。在整个1944年，苏北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高达1518次，攻克据点140余个，毙、伤、俘日伪军6000余人，解放了大片的国土。
车桥战役不仅创造了新四军成立六年来一次战斗歼敌人数最多的纪录，而且实现了攻坚打援的空前胜利。第四章高邮战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在江苏省高邮、邵伯地区，对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发动作战，收复高邮城。高邮成为中国军队从侵华日军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高邮战役也成为抗战中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在江苏境内，国民党竟然连一支成建制的部队都没有。而新四军在江苏解放区经过一年多的局部反攻，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可是，蒋介石却不许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他接连发出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应就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二是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对伪军要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对新四军受降要断然剿办”；三是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新治安”，抵抗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火速向敌占区的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开进；与此同时，日伪军负隅顽抗，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投降，大批伪军更是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先遣部队。新四军和解放区军民当然不能坐失良机，他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独立自主地举行了大反攻。江苏各解放区人民在日本战败投降消息的鼓舞下，掀起参军热潮，不仅迅速壮大了新四军主力部队，而且还组建了一大批“反攻团”、“反攻营”和支前民工大队，向江《解放日报》刊登的篆刻：日寇投降抗战苏境内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胜利万岁起猛烈进攻，先后光复了26个县城和100多个重要市镇，共歼敌5万余人，收缴了大批武器装备。在陇海铁路东段以北地区，八路军部队光复了赣榆、邳县和沛县3座县城。
在大反攻的声势下，驻守汪伪首都南京的伪警卫三师3000名官兵在六合起义，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的专机“建国”号机组人员也驾机起义，直飞延安。但是，绝大多数日伪军对国民党军队抱有幻想，他们退守城池，继续与新四军对抗。
新四军为了民族利益和扩大解放区，坚决地向这些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起反攻。发生在1945年12月的高邮战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
高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驿站，并由此得名，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城镇。它西临高邮湖，东控里下河，南接扬州，北达两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伪军在此盘踞7年之久，依托原有城墙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日本投降后，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旅团的两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共1100多人集中到高邮，这里还驻有汪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十二师及伪保安大队、警察大队共5000余人。12月上旬，国民党第二十五军进占扬州后，立即与日伪军沆瀣一气，声言“运河是道门，高邮是把锁”，他们要“开锁进门，长驱直入，直捣两淮，置共军于死地”。于是，他们严令高邮的日伪军不得擅自弃城，更不得向新四军投降，而要等待他们前来受降。高邮日伪军有了国民党军队撑腰，态度非常骄横，对新四军送去的投降通牒置之不理。新四军曾将被俘的伪军长放回高邮劝降，伪军也置若罔闻。伪军认为高邮地形险要，又有重兵防守，更加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甚至扬言要配合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地，将功赎罪”。《江潮日报》关于伪军反正的报道《解放日报》关于抗战胜利与伪警卫第三师起义的报道
这时，江苏各抗日根据地已合并为苏皖解放区，淮阴、淮安成为苏皖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江南的新四军主力也北撤到苏皖解放区，并改编为华中野战军。
为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围歼拒降的日伪军，并为阻止国民党军队由扬州北上进攻解放区创造条件，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决心发起高邮战役，以第八纵队攻击高邮城，第七纵队攻击高邮以南的邵伯，地方武装配合作战。
各部队受领任务后，立即奔赴指定地域进行战前准备。担任主攻高邮任务的第八纵队在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迅速从淮安南下，进到高邮以东至三垛镇一带，休整待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均亲临八纵，率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研究敌情，部署战斗。确定从高邮北门实施主要突击，共使用7个团的兵力：以第六十四团沿运河大堤攻击高邮北面；以第六十六团及高邮独立团攻击城东的重要据点泰山庙，得手后向城内攻击；以第六十八团攻击高邮南门；以第七十团攻击高邮东门；以第七十二团主力担任攻城，以一部向高邮湖方向警戒；以军区特务团向高邮城南车逻据点攻击，确保纵队侧翼安全。
战斗发起后，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于1945年12月20日首先攻占高邮南面的邵伯镇，歼敌近1000人，截断了高邮日伪军南逃之路，构筑起对扬州、泰州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同时，第八纵队扫清高邮外围据点，兵临城下。在总攻之前，由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解放同盟为骨干人员的部队也参加了作战，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斗志。
12月25日晚，在强大火力的支援下，第八纵队乘雨夜发起攻城战。在连续攻克敌军明碉暗堡后，又架设云梯强登城头，并开展巷战，不断向纵深推进。经过一夜激战，在打退日军的多次反扑后，迫使其龟缩到城东一隅。天明后，第八纵队开始向日军司令部发起攻击。在新四军的强大攻势下，岩崎大佐率300名日军被迫宣布缴械投降。
高邮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歼灭日军1100多人、伪军4000多人，缴获各种炮80门、轻重机枪10多挺、步枪6000多支。高邮战役不仅创造了新四军在一次战斗中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纪录，而且还是新四军在江苏境内唯一举行受降仪式的战役。
受降仪式是在高邮日军司令部正式举行的。1945年12月25日深夜11时，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副主任谢云晖在部队护卫下，威严地进入日军司令部，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命令日军岩崎大佐传令各部，立即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无条件投降。岩崎大佐解下身上的指挥刀，放在桌上，向韩念龙行军礼后，双手捧着日军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毕恭毕敬地呈送给韩念龙，而后指定专人陪同新四军人员到被围各据点下令缴械投降，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等物资。
受降时，新四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及随行人员一直挤在我方人员中，观看了受降全过程。3天之后，粟裕接见了缴械投降的日军军官。新四军在反攻作战中缴获的部分战利品第五章全面反攻 扩大解放区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灭亡之际，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消灭日伪军、扩大解放区的号召，立即进攻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占城镇与交通线，并向大中城市推进，扩大了解放区，完成了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在日本法西斯行将灭亡、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毛泽东于1945年初不失时机地下达了“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在同年4月至6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并规定了解放区的军事任务为“动员军队与人民，从各方面来准备大反攻，及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大反攻前，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90万人，拥有各种枪43万余支（挺）、各种炮475门、掷弹筒2600余具，控制着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苏北、苏中、苏浙皖、浙东、淮北、淮南、皖江、河南、鄂豫皖、湘鄂赣、东江、琼崖18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9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民兵达218.7万余人，控制县以上城市100余座。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和敌后解放区的发展，为战略反攻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美国随即出动数百架B—29轰炸机，轮番轰炸日本本土，并于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美军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百万苏军进军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朱德命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除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者外，应立即向解放区军民投降。解放区军民随即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起全面反攻。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局、各分局和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次日，再次电示各区党委，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并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同时，中共延安总部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延安总部的命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93万多军队和220多万民兵在根据地亿万人民的支援下，立即进攻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占城镇与交通线，并向大中城市推进。山东军区部队攻占县以上城市22座，包围了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徐州等城市，切断胶济、津浦等铁路线。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及县以上城市13座，包围北平，攻入天津及河北省会保定和石家庄等重要都市，切断边区境内的所有铁路线。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攻克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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