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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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经典作品：知堂回想录(下)试读：
第三卷
一〇四 去乡的途中（一）
大概是在绍兴住得有点烦腻了，想到外边，其实是北京方面，找点别的事情做做看，也就是什么科员之类，这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总之是袁世凯势力很旺盛的时候吧，所以这事就一直搁下来了。查鲁迅的甲寅日记，在八月项下有记录道：“十一日下午，得朱逷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
十二日晚，覆朱逷先信。”这事在我的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大概鲁迅也不曾写信告知我，因为他知道我自揣没有能力到大学去教英文学，也无此兴趣的，所以也不用问我的意思怎样，便径自回信谢绝了。朱逷先是在东京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的同学八人之一，平常虽然不常往来，却是很承他的关切，壬子年的在浙江教育司的位置，当初是课长随后改为视学，也是由他的介绍，这一回的事虽未成，但是其好意总是很可感谢的。其后过了两年，洪宪帝制既然明令取消，袁世凯本人也已不久去世，北京人心安定了下来，于是我转业的问题乃重新提起来了。这回的事却不知道是谁的主动，大约不是朱逷先总是许季茀吧，那时是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范源廉，请蔡孑民来做北京大学校长，据说要大加改革，新加功课有希腊文学史和古英文，可以叫我担任。我因为好奇，有一个时候曾经自修学过古代英文，就是盎格鲁索逊的文字，这经过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Ivanhoe）的提倡，我们对于这民族有相当的敬意，便就史诗《倍阿乌耳夫》的原文加以研究，这种艰苦的学习没有给我什么别的好处，只是在后来涉猎斯威忒的《新英文文法》的时候，稍有便利而已。
关于此次北行的事前的商谈，在我们的日记上都没有记载，只于鲁迅丁巳日记的二月项下，有这两条：“十五日，寄蔡先生信。”“十八日上午，得蔡先生信。”虽然没有说明事件，可能是关于这事的。二十日得北京十六日信，隔了三天特别寄一封快信去，此信于廿八日到达北京，即日有一封信寄给我，这北行的事就算决定了。我在日记上记着三月四日接到北京的廿八日信之后，次日写着：“五日上午，至中校访徐校长，说北行事。”隔了一个星期，又记道：“十一日，得北京七日信，附兴业汇券九十，又挂号信一，内只《群强报》一片，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也。”这里我们查对鲁迅的日记，在三月七日条下写道：“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季茀买书泉卅。”上文汇票九十元的来源是明白了，但是同时寄到那一封挂号的《群强报》呢？当初一看，似乎是大有文章隐藏在后面，值得用显微镜看，或是化学药水去泡，仿佛是什么秘密文件似的，但是仔细的反复一想，这里的用意也就清楚的了解了。先祖介孚公当了二十多年的“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因此懂得北京的“听差”哲学，有些简直可以和斯威夫忒的《婢仆须知》媲美，我因为得闻绪论，所以也就能够了解此种疑难问题了。我们首先要知道，这类附寄汇票的信件，照例应当挂号，而这却没有挂，这是一个要点。同时寄来的一封却是挂号信，而信内别无他物，只有《群强报》一片，《群强报》不《群强报》且不去管它，但这总就有了一张挂号回执了，这又是一个要点。两个要点归并在一起，这问题便解决了：寄信的听差忘记了挂号，就将报纸一片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可以消差，至于收件人得到这样怪信，将如何惊疑，则他是不管的了。日记里的话多少还有当时惊异的口气，但当时得到了解答，也就付之不问了，后来见到鲁迅，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只是微笑，说我的推测是不错的，这正是“公子”所干的事。“公子”便是那时所用的听差的“别号”，因为他有那么从容不迫的态度，无论什么困难的事都有应付的办法，自己可以免于“老爷”的责骂，至于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如何则在所不问的。这种高明的手法也只是在“辇毂之下”才有，若是绍兴小地方，那还似乎没有，所以在《阿Q正传》里边，也还缺少这种人物，作者不曾借用“公子”，也正是他描写忠实的地方吧。
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歛的时候亲丁都藉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歛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暂且由我来当临时的孝子也罢。”次日他的儿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联，那时就给他杂凑道：“数十年鞠养劬劳，真是恩并昊天，至今饱食暖衣，固无弗尽由慈荫。廿余日淹留床箦，遽尔痛兴风木，并此啜粟饮水，亦不容长报春晖。”我自己也做了一副，于第三日送过去，其词曰：“白门随侍，曾几何时，忆当年帷后读书，窃听笑言犹在耳。玄室永潜，遂不复返，对此日堂前设奠，追怀謦欬一伤神。”他的一生纯是为假道学所害，在南京的时代尝同伯升给他起一个诨名是“圣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得要领，实在可以当作他的谥法用了。我于三月廿七日由绍兴起程往宁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随于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
我将启行的前两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为我饯别于偏门外快阁的花园。饯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记，我在这里记的是那地方，因为据今人尹幼莲在《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里所说：“快阁，在城西南三里，宋陆放翁小楼听雨处。”据说放翁诗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句，即是在这里所做的。快阁在常禧门外跨湖桥边，俗称偏门外，正是鉴湖的胜处，近处有桥名为“杏卖桥”，也是用这典故的。但是那七言律诗的题目，却是“临安春雨初霁”，乃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丙午初春在杭州所作，与快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快阁的花园也只是那么一回事，平凡局促的，看不出好处在哪里，和前后看见的娱园与苏州留园一样，虽然大小有点差别。所以我这一回的快阁饯别也只是徒有其名，在花厅里设席宴饮，就那么走散便算了。
丁巳年（一九一七）三月廿七日晚，我从绍兴启行，同了我的兄弟和工人王鹤招坐了一只中船，到曹娥埠去。绍兴城至曹娥是一站水路，这是在曹娥江东边，渡江便是上虞县界，地名百官，据传说是虞舜的典故，那时浙江铁路才造了一段，从宁波通到百官镇。我往北京去，这样的走法，目的是顺路从宁波过，一看伯升叔，他在联鲸军舰上任“轮机正”，便是俗语说的“大伡”，那时正停泊在宁波。我们于次日廿八日晨到曹娥，就过江在百官坐火车，八时开车，十一时到宁波，住江北岸华安旅馆。伯升叔来访，因一同进城，至率春楼饮茶，并吃饭，遂回寓，谈至十一时睡。廿九日晨，打发三弟鹤招回去，同伯升叔至新宁绍轮定舱位，饮茶于江岸，旋下船，下午四时半开轮，伯升叔别去。这两天的事情我在这里就照日记所记的直抄了，原因是借此来做一点记念，因为我这算是与伯升叔的最后一次的会面了。查戊午（一九一八）年日记一月项下记云：“廿七日，得廿三日家信，云升叔在宁病故。”后来检查关系文件，云在阴历十二月初九日身故，可能这就是一月廿一日，次日得到电报，又次日乃寄此信。这样计算起来，他也是刚得年三十七岁，就是俗传过了本寿，同我的父亲正是一样。他虽然是我的叔父，但是比我只大得两岁，从前在家里念书，后来进南京的学堂，也有好几年全在一起，关系都是很好的，如今回想起来，绝无一点欺侮或什么不愉快的事迹。他为人很聪明，但只是不用功，性喜玩耍，可是性情和易，不喜欢和人闹别扭，他对于我们小辈尚且如此，何况并辈以及他所视为尊长的人呢。他平常对于我的祖母和母亲都非常尊敬，常说“长嫂如母”的古老话，因此对于家里其实是我的母亲做主代定的婚姻，也不敢表示反抗，终于酿成家庭的悲剧。母亲也有她自己的旧的看法，她常说道，一家的主妇如不替子女早点解决婚事，那就失了主妇的资格。她替伯升订定了松陵傅家的一头亲事，伯升见不能躲避，于壬子十一月廿四日结了婚，带到武昌去，不久却回来了，当初不敢抗争，后来想要离婚，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了。到了伯升死后，家里有一个傅氏太太，当地又有一个徐氏太太，和一个小孩据说还有遗腹，抚恤费除还债余剩只有二百五十元，四六分得，有小孩的多得了五十元，就是这样了事了。我在这里详细的把这事写出来，意思是给伯升做个供养，说明他的善良成为他的缺点，而尊长的好意乃反是祸根，想起来时是很可叹息的。
我此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过去在南京时代很有关系的椒生公和从小就是同学似的伯升，适值都在这个时期过去了，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吧。
一〇六 从上海到北京
范啸风在《越谚》卷上，占验之谚第六载，“长江无六月”，注云：“越人皆有四方之志，不敢偷安家居，无六月者，言其通气风凉，虽暑天亦可长征也。”其实各处的人都不敢偷安家居，如冯梦龙在《笑府》里讲“余姚先生”的故事，说道：“余姚师多馆吴下，春初即到，腊尽方归，本土风景反认不真，便见柳丝可爱，向主人乞一枝寄归种之。主人曰，此贱种是处都有，贵处宁独无耶？师曰，敝地是无叶的。”——话虽如此，长江这条路我的确有点儿怕。它要经过全国顶有名的都市，即是上海，从前是诸恶毕备，平常的人偶尔通过，便说不定要吃什么亏的。我往来南京学堂，过去曾经走过十几回，总算幸而没有碰到什么，这回从宁波到上海，却不意着了他们一回道儿。我坐了“新宁绍”客船到上海，到埠之后却没有客栈接客的上去，便只好叫茶房帮忙，雇了一辆黄包车，到山西路周昌记客栈里去。那拉车的江北人，似乎开头便打主意，拉了一段路说要换车，我也不加警惕，就下了车，拉车的就向我身边紧挤，这一挤便把我放在衩袋里的一个名片钞票夹子掏了去了。换坐的车子也不好好的走，似乎老在拐湾，又脱下夹衣，放在我脚下的皮包上头，费了好些工夫，这才引起我的怀疑，叫他站住，他不听命令还想前去，我就一手提了皮包，一手按住车沿，蹦了下来，这时拉车的就一溜烟的奔向一边去了。我跳下来的地方，适值前面有巡警站岗，他听我的陈述以后，说道：“可惜他逃到那边界线外去了，没法再去找他。”似乎这是中国地方和租界分界之处，我因为不明白情形，所以也弄不清楚。从那里又坐车到山西路，这回总算平安无事的到了。查衩袋里的失去的名片夹子，其中有几张名片，两块现洋和几个角洋，损失还不大，但是危险的乃是那个皮包，它只是帆布所做的，上边带有锁钥，也是值逢其会，我在从轮船上下来的时候，碰巧把它锁上了，那车夫假装脱衣服，便动手想把它打开，却是没有能够，这里边却是有好些现款，其未被掏摸去，真是侥幸万分了。这一回我算是请教了“扒儿手”一次，大概他们的技艺并不是很高明的一种，而自己也实在是够迟钝的了，所以受到这一个小损失。北京竹枝词有云：“短袍长褂着镶鞋，摇摆逢人便问街，扇络不知何处去，昂头犹自看招牌。”这虽然是说北京的考相公的事，但在码头上受骗的人总归是寿头码子，其迂阔是一样的。我也曾听老辈的教训，说“出门”的时候应该警惕的事，便是要到处提防，遇见人要当他骗贼看，要尽量的说诳话，对于自己的姓名和行踪，也可能要加隐讳，不过听了不能照办，也是枉然。大约这事须得要居心刻薄，把别人都当小偷看待，才能防备得来，不是平常听几句指示的话，所能学得这种本领的。
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已是通着火车，却并不是接连着，还要分作三段乘坐。第一段是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的下关，称作沪宁铁路，随后渡过长江，从浦口直到天津，是为第二段的津浦铁路，这时还要改乘第三段的京奉铁路，乃能到达北京。到得坐上了浦口列车，这趟旅行才算是大半成功，可以放了心，其实如误了点，在天津换不了车，也仍是有问题，不过那并不算是什么，因为京津近在咫尺，所以觉得已经到了家门口了。从下关一渡过了长江，似乎一切的风物都变了相，顿然现出北方的相貌，这里主观的情绪也确实占大部分势力，叫人增加作客之感。那列车也似比江南的要差些，但是设备虽然稍差，坐在上面的感觉却并不坏，原因是坐的是二等车，这车上大抵是走津浦远道的才坐二等，近路的便都不坐，所以列车很是宽畅，我们一人不但可以占用两个坐位，而且连对面也都占用了，夜间车上的茶房给垫上一片什么板，成为急就的卧铺。大概在乘客和茶房中间，成立一种心照不宣的约束，这边在相当时期特别给予相当丰富的酒钱，那边也就随时供给设备，足以供一宵的安睡了。我知道这个情形，所以虽然初次乘车，却是无事的到了北京，于四月一日下午八时下车，径自雇洋车到了绍兴县馆里来了。
一〇七 绍兴县馆（一）
绍兴县馆当时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这地方有点不大好，因为是个南北胡同，北头的就叫北半截胡同，它的出口即是那有名的菜市口，——是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共弃之，就是古人所说的“弃市”。在那时没有几年前，戊戌政变时杀“六君子”，庚子义和团起事时杀那“三忠”和许多难民，都在那地方，就是西鹤年堂药店所在的丁字街口。似乎明朝杀人还在靠北，因为我看那明末的有名屠杀案之一的剐郑鄤案的纪载，是在西四牌楼举行的，那里一个牌楼标明“大市街”字样，便说明是那遗迹，但现在那牌坊却早已不见了。或者在清朝早已改在菜市口，所以这里就发生了一种神奇的传说，说在“弃市”的那一天夜里，那里常出现一只异乎寻常的大狗，来舔血吃，偶然被人看去，便一道火光，冲上天去，人们才知道它是“神獒”，不是普通的狗。我们不在三更半夜里出门的人，轻易不会得遇见它，但是那与众共弃的人，却不免有碰见的可能，有如我过去在故乡清早上“大街”去，走过轩亭口，那时路上还没有行人，却看见有两个赤脚朋友，倒卧在街心，——轩亭口也是一个丁字街，与菜市口一样，上身合盖着一张草荐，虽然没有揭起来看，但我知道大概是没有头的。还有一回是在南京，徒步走过制台衙门，在前面的马路边上，看见躺着一个死尸，赤膊反剪着两手，身子颇为肥壮，穿了一条类似绸类的袴子，头也没有了，但是杀得很是高明，旁边挖了一个小坑，血都聚在里边，没有乱喷。我从旁边走过，看得很是清楚，心里纳闷，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近处又无一人可以打听，我便只能独自推想，这大约是衙门里的人，因为坏事发觉，赶紧请“王命”把他干掉了，俾大事化小，这也是一种标准的官僚主义吧。这两回的经验都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可是至今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印象，终于不能忘记，幸而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杀人换了地方，不再在菜市口，改在天桥了，使得我们出入自由，夜里固然免得遇着神獒，白天也不至于遇到什么东西，会得引起了梦魇。
绍兴县馆在名义上是绍兴县人的会馆，所谓会馆乃是来北京应考的人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自己没有公馆的或者也住在那里。这是山阴会稽两县的人所共有的，从前称为“山会邑馆”，自从宣统年间废除府制，将山阴会稽合并，称作绍兴县以后，这也就改称为“绍兴县馆”了。但是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这不够古雅，於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使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皆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不很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旧绍兴府属八县的会馆，向来也称为“越中先贤祠”，这原因自然是先贤始自范蠡（？是否待考，但里边没有汉代的王充，因为李越缦说他讲父亲的坏话，所以把他扣除了！）那时没有绍兴府名称呢。一总计算起来，浙江十一府的名号，绍兴要算顶是寒伧的了。我之所以讨厌这个名称，其理由完全是为了那第二个，其实假如他用了“建炎”两字做地名，那就没有这样可憎，因为里边颂圣的份子比较的少了。
从前的山会邑馆里也有一间房间，供奉着先贤牌位，这是馆里边的正厅，名字叫做“仰蕺堂”，一望而知是标榜刘蕺山的了，因为这里既然没有那为李越缦所不喜欢的王仲任，连王阳明与黄太冲都不在内，这是因为他们是外县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招牌便落下在《人谱》著者的身上了。我虽是在会馆住过三年，但对于先贤是哪些人，终于没有弄清楚，其原因固然由于对刘蕺山等人没有什么兴趣，那仰蕺堂终年关闭，平时不好闯进去，一年有春秋两次公祭，我也没有参加过。公祭择星期日举行，在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我们在十点钟以前逃往琉璃厂，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午后慢慢回来，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一切都已恢复了以前的寂静了。
一〇八 绍兴县馆（二）
上边写的是关于绍兴县馆的外面情形，这里想来把会馆里面说明一下子。这虽如此，我对于里面的事或者比较外面知道得更少，也未可知，仰蕺堂是会馆里南边一部分，我尚且不曾走到过，何况是与我们无关的西北方面呢。去年夏天，鲁迅博物馆的干部来邀我同去，一看那里“补树书屋”的现状，以及所谓藤花馆是在哪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得。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补树书屋做了什么车间，狼藉不堪，没有能进去，至于西北一部分，更是住民杂乱，看见有人进来了，纷纷质问，是不是“房管局”的人，来干什么的？我们只得乘兴而来，却是扫兴而退了。不过现在所记的乃是四十多年前的绍兴县馆，在记忆中还是完全无损的，有去年夏天所见现状的对比，似乎过去一时的这影象更是着实实在，这里来纪录一回，或者不是多余的吧。
会馆在南半截胡同的北头路东，门面不大，有魏龙常所写的一块匾，文曰绍兴县馆。他是山阴县人，但生长在广西桂林，他能写魏碑，那块匾大概也是那一体，却是记不得了，只记署名魏，这是他后来的改名。他在绍兴很有点名气，说是他能打拳，后来知道这种传说很普遍，高伯雨著《听雨楼杂笔》中有一篇《精于技击的诗人魏铁珊》，就是讲他的故事的。说他会“壁虎功”，即学壁虎爬墙壁，但是他却比那师父要高一着，便是他能“以背缘壁”而行，这就是在四脚有吸盘的壁虎也敬谢不敏了。幼时听见先君讲魏龙常的一件故事，说他能纵跳如飞，做秀才的时候曾在镇东阁上头挟妓饮酒，镇东阁在府横街的西头，与杀人的轩亭口遥遥相对，其北接近绍兴府的衙门，是差役聚集的地方。这事为他们所知道，自然认为讹诈的好机会，便有几个差人走上前去恐吓他，意在敲竹杠。魏龙常一声不响，只提起一个差人来，向窗外一扔，这镇东阁至少乃是同小城门一样的高，如一个摔到地上，一定粉身碎骨了。魏龙常却随即一跳，自己也纵身而下，在还未到地的时候，将差人一把抓住，以是没有跌死，但也吓的几乎昏过去了。故事是这么说，不过这里应当有一点订正，似乎应当说魏龙常抓住差人，和他一起从窗子上跳下，这才可能把差人吓了而没有摔死，因为若是先后跳窗便不能同时落地，他纵有内功，但不可能与这物理的定律争胜的。我是一个少信的唯物论者，但是平常很不愿意给人家扫兴，所以讲神异的传说的时候也竭诚静听，所谓“姑妄言之姑听之”是也，可是假如要收入我的文章里去，便不得不稍稍有所订正了，虽然上文所说的故事乃是我父亲对我们讲的。他本来也是无鬼论者，不过也是随便讲新奇的故事，没有注意到不合事理的情形，而且要找漏洞那么别的还有，魏龙常既是生长桂林，那么这在绍兴闹事也似乎可成为问题了。为了一块匾的事情，不料引起技击内功的议论来，这实在是节外生枝，可以结束了事。
现在我们来说会馆内部的情形吧。上边已经说及，我所能说的只是会馆里边的一部分，即是进门靠南的两个院子。藤花馆是在西北方面，但鲁迅于丙辰（一九一六）年五月搬往“补树书屋”了。日记里说：“六日晴，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这补树书屋便在会馆南边的两个院子的里进。一进大门的过厅，右手的门里就是第一进的一个大院子，北京房屋在城外的与城内构造大不相同，城里都是“四合房”，便是小型的宫殿式，城外却是南方式的，一个院子普通只是上下两排，这里就是这个样子。在大院子的东西方面，各有房屋一排，上边是正厅三间，南边留一条过道，下边大约四间，前面都有走廊，靠北一带也有廊，为的是雨天可以不走湿路。从南边过道进去，是为第二进的院子，路南的墙上有一个圆洞门，里边朝东四间房屋，在第二间中间开门，南首住房一间，北首两间相连。院中靠北墙是一间小屋，内有土炕，是预备给用人住的，往东靠大厅背后一条狭弄堂内是北方式的便所，即是蹲坑。因为这小屋突出在前面，所以正房北头那一间的窗门被挡住阳光，很是阴暗，鲁迅住时便索性不用，将隔扇的门关断，只使用迤南的三间。靠近圆洞门的东头有一株大槐树，这树极是平常，但是说来很有因缘，据说在多少年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这里吊死了，可能就是这棵槐树上，在那时树已高大，妇女要上吊已经够不着了，但在几十年以前或者正是刚好吧。因此之故，会馆便特别有这一条规定，凡住户不得带家眷，这使得会馆里比较整齐清净，而对于鲁迅亦不无好处，因为保留下补树书屋，容得他搬来避喧，要不然怕是早已有人抢先住了去了。
一〇九 补树书屋的生活
补树书屋是一个独院，左右全没有邻居，只有前面是仰蕺堂，后边是希贤阁，那里我没有进去看过，听说阁上是供着魁星，差不多整个书屋包围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槐树绿阴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的槐树虫，遍地乱爬，有点讨厌。成虫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时候，在空中摆荡，小孩们都称之为“吊死鬼”，这又与那故事有点关联了，不过它并不“吊死”，实在是下地来蜕化的，等到它钻到土里去，变成小胡蝶出来的时候，便并不觉得讨厌了。“补树”不知道是什么故典，难道这有故事的槐树原是补的么？总之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房屋里边有一块匾写这四个字，也不晓得是谁所写的，因为当时不注意，不曾看得清楚，现在改作工场的车间，怕早已不见了吧。
这三间补树书屋的内部情形且来说明一下。中间照例是“风门”，对门靠墙安放一顶画桌，外边一顶八仙桌，是吃饭的地方，桌子都极破旧，大概原是会馆里的东西。南偏一室原是鲁迅住的，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那一间里去了。那些房屋都是旧式，窗门是和合式的，上下都是花格糊纸，没有玻璃，到了夏季，上边糊一块绿色的冷布，做成卷窗。我找了一小方的玻璃，贴在自己房的右手窗格里面，可以望得见圆洞门口的来客，鲁迅的房里却是连冷布的窗也不做，说是不热，因为白天反正不在屋里。说也奇怪，补树书屋里的确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给挡住了。这房屋相当阴暗，但是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虽然门外面的青虫很有点儿讨厌。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倒是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查一九一八年旧日记，里边便有三四处记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不知道鲁迅在日记上有无记载，事实上在那时候大都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我搬了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朝华夕拾》中间有一篇讲到猫的文章，其中有些是与这有关的。
南头的一间是我的住房兼作客室，床铺设在西南角上，东南角窗下一顶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里边并不放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些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盅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人吃的也只是这一种。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儿子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的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就是李越缦等有些名人都赏识过的广和居，有些拿手好菜，例如潘鱼，沙锅豆腐，三不粘等，我们大抵不叫，要的只是些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要怀疑是从什么躄脚的小饭馆里叫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个铜元罢了。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这就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至深夜，用人在煤球炉上预备足了开水，便也径自睡觉去了。
我们在补树书屋所用的听差即是会馆里老长班的大儿子，鲁迅戏称之为“公子”，而叫长班为“老太爷”，这两个诨名倒是适如其分，十分确切的。公子办事之巧妙而混，我在前回的挂号寄一片《群强报》这一件事里已经领教过了，长班的徽号则是从他的整个印象得来的，他状貌清瘦，显得是吸雅片烟的，但很有一种品格，仿佛是一位太史公出身的京官。他姓齐，自称原籍绍兴，这可能是真的，不过不知道已在几代之前了，世袭传授当长班的职务，所以对于会馆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在那时已经将有六十岁了，同治光绪年间的绍兴京官他大概都知道，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他畜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近旁了。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两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如李越缦也有同样情形，王止轩在日记里写得很热闹，所以随便讲讲，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许多他所知悉的名人轶事都失掉了，也是一件无可补偿的，很可惜的事情。
一一〇 北京大学
我于丁巳年四月一日晚上到了北京，在绍兴县馆找好了食宿的地方，第二天中午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的近旁益锠大菜馆同鲁迅吃了西餐，又回会馆料理私事，三日上午叫了一辆来回的洋车，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访问蔡孑民校长，接洽公事。从南半截胡同坐洋车到马神庙，路着实不少，大约要走上一个钟头，可是走到一问，恰巧蔡校长不在校里，我便问他家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问得很傻的，既然不在学校，未必会在家里的，不过那时候胡涂的问了，答说是在遂安伯胡同多少号。我便告诉车夫转到那里去，不过我的蓝青官话十分躄脚，说至再三也听不懂，后来忽然似乎听懂了，捏起车把来，便往西北方面走去。假如其时我知道一点北京地理，便知道这方向走的不对，因为遂安伯胡同是在东城，那么应该往东南方面才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只任凭着他拉着就是了。后来计算所走的路线是，由景山东街往北，出了地安门，再往西顺着那时还有的皇城，走过金鳌玉桥，——提起这桥来，有一段故事应当说一说，民国成立后这一条走路是总算开放了，但中南海还是禁地，因为这是大总统府所在，照例不准闲人窥探，而金鳌玉桥却介在北海与中海之间，北海不得已姑且对于人民开放了眼禁，但中南海却断乎不可，所以在南边桥的上面筑起一堵高墙来，隔断了人们的视线，这墙足有一丈来高，与皇城一样的高，我们并不想偷看禁苑的美，但在这样高墙里边走着，实在觉得不愉快的很。感谢北伐成功，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墙才算拆除，在金鳌玉桥上的行人于是可以望得见三海了。且说那天车子过了西压桥，其时北海还没有开放做公园，向北由龙头井走过护国寺街，出西口到新街口大街，随后再往西进小胡同，说是到达地点了。我仔细一看，乃是四根柏胡同，原来是车夫把地名听错了，所以拉到这地方来，这倒也罢了，而这四根柏胡同乃是离我现在的住处不远，只隔着一两条街，步行不要三五分钟可到，所以来时的这一条路即是我后来往北大去的道路，实在可以说是奇妙的巧合了。从四根柏回南半截胡同去，只是由新街口一直往南，走过西四牌楼和西单牌楼（那些牌楼现今都已移到别处去，但名称还是仍旧留下）出宣武门，便是菜市口了。
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那时因为袁世凯筹备帝政，需要用钱，令北京的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所以北京的中交票落价，一元只作五六折使用，却也不好推辞，便即留下，在北京过初次的夏天，而这个夏天却是极不平常的，因为在这年里就遇见了复辟。
十二日上午又至北京大学，访问蔡校长，答应国史编纂处的事情，说定从十六日开始，每日工作四小时，午前午后各二小时，在校午餐。这时大约因为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一个是沈兼士，主管日本文，一个是我命收集英文资料，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其时北京大学只有景山东街这一处，就是由四公主府所改造的，设有本科，北河沿的译学馆乃是预科，此外是汉花园的一所寄宿舍，通称东斋，后来做文科的“红楼”尚在修建未成，便是大学（即后来的第一院）的大门也还在改修，进出都是从西边旁门，其后改作学生宿舍，所谓西斋的便是。但是校中并没有我们办事的地方，沈兼士是在西山养病，我只是一个人，结果在图书馆的堆放英文杂志的小屋里，收拾出地方来，放上桌椅，暂作办公之用，一切由馆员胡质庵商契衡招呼，午饭也同商君一起在庶务课品吃，所以说也奇怪，我在北大为时甚久，但相识最早的乃是庶务课的各位职员，这可以说是奇缘了。我还记得在那里等待开饭，翻看《公言报》与《顺天时报》，一面与盛伯宣诸君谈论时局的情形，如今已事隔四十余年，盛君也已早归道山了吧。
一一一 往来的路
四月十六日以后，我便每天都往北京大学上班，地点是图书馆的单独一室，这图书馆是有名的四公主的梳妆楼，广阔的几间楼房，涂饰得非常华丽，我的办公室乃是孤独对立的小房，样子似乎寺庙的钟鼓楼，不知道是什么用的，原来也很不错，如今被旧杂志堆放得没有隙地，实在有点儿气闷。但是我在那里却也过了些有趣的时光，在那旧杂志上面找到几篇论文，后来由我翻译了，登在《新青年》上面，这是一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另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胡质庵是福建人，当时是图书馆的最高的职员，但是似乎身体不大好，后来于六月底因患猩红热死去了。商契衡则是绍兴的嵊县人，原是鲁迅在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其后在北京大学毕业，鲁迅曾供给他的学费，在日记上常有纪载。
我从绍兴县馆往北京大学，经常往来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一是由菜市口往东，走骡马市到虎坊桥北折，进五道庙经由观音寺街，出至前门，再经南池子北池子走到北头，便是景山东街了。其二是一直往北进宣武门，由教育部街东折经绒线胡同和六部口，走出西长安街，再前进时是天安门广场，过去便是南池子，以后的路和前边一样，但不到天安门也可向北进南长街北长街，这一条直街是和南池子并行的，北头直通北海的三座门大街，往东去经过景山前街。这里是故宫的后门神武门所在，宣统在退位之后还保留皇帝称号，他便在这里边设立小朝廷，依旧每天上朝，不过悉由后门出入罢了，我午前往校经过此处，就常见有红顶花翎的官员，坐了马车进宫，也有徒步走着的，这事在复辟败后尚未停止，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还看见有一辆驴子拉的水车，车上盖着黄布，这乃是每天往玉泉山取水，来供给“御用”的，但是这似乎不久停止，因为清宫里随后也装了自来水了。
北京的街路以前是很坏的，何况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交通不便，许多地方都不能通行，须要绕一个大圈子，我到北京的时候看着南北池子这条马路，是正方开辟的。至于小胡同的难走，是很有名的，我的住处外边一条胡同叫作“前公用库”，每到秋天久雨，便泥水一滩，废名走过这里，遇见一个年过古稀的老太婆在太息说，这条路怎么总是这样的难走，便可以想见它的年代久远了。这是到了近来的这几年，才算改好了。因为这个缘故，街上的有些景象也改变了，譬如“泼水夫”，便已绝迹，只剩下陈师曾在《北京风俗图》中留下的一幅画，两个人都穿着背有圆图的号衣，脚下马靴，头戴空梁的红缨帽，一个手握木勺，一个侧着水桶，神情活现，但是现在的人已经不能了解，因为早已不曾看见过他们了。此外还有一种是扫雪的人，我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曾经做过一首诗，题曰“两个扫雪的人”，是在天安门前车上所作，便录在这里：“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
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这中间，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这种人夫在北京也已经不见，而且说起来也很奇怪，似乎近来这若干年里，雪也的确少下，仿佛是天气也是多少有了变化了。
一一二 复辟前后（一）
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当时袁世凯死了，换了一个全无能力的黎元洪当大总统，一切实权还在北洋派军阀的手里，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正是袁世凯的头号伙计，因此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两方面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他们逐渐的结合起来，联合所谓“督军团”，与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立了。我在北大庶务课所看的《公言报》《顺天时报》上时局消息，便都是关于这一件事，《公言报》是他们的机关，《顺天时报》则是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一向是幸灾乐祸，尤其是颠倒黑白，没有什么好话了。督军团的首领是有名的两个坏人，即是徐州的张勋和蚌埠的倪嗣冲。倪嗣冲已经够反动的了，张勋更是不法，自己做了民国的官，却仍以前清遗老自居，不曾剪去辫发，不但如此，而且招用有辫子的军队，便是所谓“辫子兵”，驻屯山东一带，凡旅行过那地方的人无不怀有戒心，怕被扰害。鲁迅一九一三年日记六月项下，便有云：“二十日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现今的人，没有见过“辫子兵”的恐怕不能想像那时情景吧，因为一个人如剃去头上四周头发，只留中间一块，留长了梳成一条乌梢蛇似的大辫，拖在背上，这决不是一种好看的形相，如果再加上凶横的面目，手上拿着凶器，这副样子才真够得吓人哩。如今听说这位张大帅将以督军团首领的资格，率领他的辫子兵进驻京津，这岂不是最可怕的恶消息么？
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一场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又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可解的事情。当时热高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廿六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廿八日晴。上午季茀贻炖鸭一器。下午得丸善十五日寄小包，内梭罗古勃及库普林小说集各一册。”“六月三日晴。午服狄博尔药已了。”“五日晴。上午九时出会馆往大学，又访蔡先生，下午一时返。”
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样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候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上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彷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特别是结末的地方：“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脸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又说收到寄来的西书，这就与上面所记的廿八日的事情相符，不过小说里将书名转化为“胡麻与百合”罢了。但是小说里说病人“眼里发出忧疑的光，显系他自己也觉得是不寻常了”，那大抵只是诗的描写，因为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并未觉得自己是恐怕要死了，这样的事在事实上或者有过一两回，我却总未曾觉到，这原因是我那么乐观以至有点近于麻木的。在我的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瘄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心里起了一种恶念，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后来在小说《弟兄》末尾说做了一个恶梦，虐待孤儿，也是同一意思，前后相差八年了，却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解，或者须求之于佛洛伊德的学说吧。
一一三 复辟前后（二）
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
复辟之变，是由张勋主动，但实在是暗而懦的黎元洪叫他进京的，结果是由段祺瑞利用了做他政治上的资本，这手段可以说是巧妙极了，于是黎元洪被封为武义亲王，只好逃进东交民巷去，段祺瑞却以讨逆军总司令出现，“再造共和”，成为内阁总理，只落得张勋成为“火中取栗”的猴子，也逃到荷兰公使馆里去躲去了。不过在那黎段交恶，督军团与议院对立，事情日益恶化的那时间，情形是够紧张的，我还记得于六月廿六日往北京大学时，走访蔡先生，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和意见，他只简单的说道，只要不复辟，我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是没有料到在五天工夫里边，这件事却终于实现了。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这感情没法子来形容，简单的方法只可打个比喻，前回匈牙利事情逐渐闹大，到了听说连“红衣大主教”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了，那种感觉多少有点相近，虽然那时所听的是属于外国的事情。当时日记上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出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在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现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我们既然没有资力逃难，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是向城里面退，结果是集中于外城的天坛，和内城南河沿的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避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会馆在外城的西南，地方很是偏僻，难免觉得不安，便于七日搬到东城，我在日记上只记录着：“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一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同日的鲁迅日记则比较详细，文云：“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以下都是我的日记：“九日阴。托齐君打电报至家，报平安。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半而了矣。出至八宝胡同，拟买点心，值店闭，至崇文门大街亦然，遂返。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出售粮食，在东裱褙胡同。鲁迅同日日记所记颇详，可供比较参考：“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这底下又是根据我的日记：“十三日晴。上午同大哥往访铭伯季茀二君，饭后至会馆一转，下午三时后回饭店，途中见中华门匾复挂上，五色旗东城已有，城外未有。晚饮酒，夜甚热。
十四日晴。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色旗已遍矣。改悬竹帘于补树书屋门外，稍觉凉爽。”
那一天的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除，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
一一四 复辟前后（三）
在旧笔记稿本中，找到一篇小文章，题曰“丁巳旧诗”，是关于那时的事情的，现在便抄录在这里：“偶然整理二十年前故纸，于堆中得一纸片，写七言绝句二首云：
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其一。）
落花时节无多日，遥望南天有泪痕，槐茧未成秋叶老，闲土偶坐黄昏。（其二。）末署曰，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以诗意与时日考之，可知是为张勋复辟战后之作。查旧日记，七月二十一日项下只记云，阴，上午雨，终日未霁。但十八日云，得丸善书店五日所寄劳茀尔著《支那土偶考》第一分一册。诗中所即系是书，斋中虽有若干六朝土偶，但块然一物，不能也。张勋率辫子兵驻于天坛，战败乃只身逃入东交民巷，前门为商会所在地，本事惜不复能详，大抵当时多有奇论怪话，第二首云南天何事，今亦已不复记忆矣。其时寓居南半截胡同旧邑馆，院中有大槐树，相传昔有乡人携眷居此，其妾缢死此树下，后遂定例馆内不得住女眷云。每至夏日，槐蚕满地，穴土作茧，故诗语及之。菖蒲溇人谢甲携妾来避难，馆中人共哄，在院外争执，力竭声嘶，甘乙出而调停，许留一宿，其事始解。乙为内务部司官，为鲁迅之三味书屋同学，常督其幼子读《古文观止》，朝夕出入，遥闻其哀吟声，为之恻然，自己虽曾在书房读过旧书，殊不知古文之声，其悲切乃如斯也。因槐茧而想起当年的邑馆，牵连书之，事虽琐碎，亦殊可记，廿余年前往事多如轻尘过目，无复留影，偶得一二事，亦正是劫灰之余，致可珍重者也。”
关于谢甲的事，鲁迅日记上一点都没有记载，在我的日记里却记的颇为详细。其文云：“六日晴。下午客来谈。傍晚闷热。菖蒲溇谢某携妾来避难，住希贤阁下，同馆群起难之，终不肯去，终乃由甘润生调停，许其暂住一晚。闲谈，至一时半始睡。”那时我们觉得会馆地僻，不甚安全，想要避往东城，同时也有人想来会馆避难，可见各人看法不同，正如鲁迅在《怀旧》中所说的那样子，“逃难者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北京市商会一向多有“怀古”之情，特别对于满清更是留恋，大约因为久居辇毂之下的原故，所以养成了这一种根性，这时大概又发什么议论，替清室有辩解的话。不过这也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事，“讨逆军”既然胜利，总司令便可仍旧做他的内阁总理，那个替他取火中栗子的猴子烫了一下子，也就逃掉了，可以不必追究，这复辟一案就此云消雨散，商会的给清室呼冤，不免多此一举，所以等于一阵的田鸡叫而已。
上边日记里屡次提到国旗的事，说中华门匾额又复挂上，并悬五色旗，次日又说，途中五色旗已遍，这与前面七月一日的“龙旗”对比起来，情形便显然不同了。其实黄龙旗的式样并不难看，从前在《龙是什么》这篇文章的第十一节结论里说：“但是最明显的是在艺术上，它的生命更是长久，图画和壁画的水墨龙，古寺院柱上的蟠龙，北京北海的九龙壁，都永久有人赏鉴，龙袍与龙头拐杖没有人使用了，但这刺绣与雕刻还是一样的有价值，至于一般工艺上装饰施用龙头，也是很好看的。龙头并没有什么意义，难在经过人民意匠的陶镕，把怪异与美和合在一处，比单独一个牛马或骆驼的头更好看，这是很难得的事。将来龙在俗信上的势力和在文艺上的影响会得逐渐稀薄下去，但在艺术上保留着它的痕迹，此在四灵之中最为幸运，谁也比它不上的了。”不过在感情上那又是另一问题，当时因为这是代表满清的势力的，所以看了发生一种憎恶，后来看见临时粗制的龙旗，画的龙有些简直像一条死鳗，心里很是快痛，及至五色旗重又挂上，自然是惊喜之余，情见乎辞了。可是后来这五色旗变成了北洋军阀的旗帜，便又觉得不顺眼，当时有些“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者发起护旗运动，觉得很是无聊，曾经写些文章挖苦他们过。后来“北伐军”进北京，故友马隅卿首先在孔德学院揭起“青天白日”旗来欢迎，可是一转瞬间人民的感情又生了转变，于是那面青白旗难免走上第三个龙旗的旧路去了。
一一五 蔡孑民（一）
复辟的事既然了结，北京表面上安静如常，一切都恢复原状，北京大学也照常的办下去，到天津去避难的蔡校长也就回来了，因为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上载着至大学访蔡先生的事情。九月四日记着得大学聘书，这张聘书却经历了四十七年的岁月，至今存在，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上面写着“敬聘某某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记得是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随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到第二年（一九一八）四月却改变章程，由大学评议会议决“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聘书计分两种，第一年初聘系试用性质，有效期间为一学年，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施行细则关于“续聘书”有这几项的说明：“六，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为更换初聘书之期，其续聘书之程式如左，敬续聘某某先生为某科教授，此订。
七，教授若至六月十六日尚未接到本校续聘书，即作为解约。
八，续聘书止送一次，不定期限。”这样的办法其实是很好的，对于教员很是尊重，也很客气，在蔡氏“教授治校”的原则下也正合理，实行了多年没有什么流弊。但是物极必返，到了北伐成功，北京大学由蒋梦麟当校长，胡适之当文科学长的时代，这却又有了变更，即自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以后仍改为每年发聘书，如到了学年末不曾收到新的聘书，那就算是解了聘了。在学校方面生怕如照从前的办法，有不合适的教授拿着无限期的聘书，学校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用了这个方法，比较可以运用自如了吧。其实也不尽然，这原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实例，林损（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在被辞退之后，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博士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蔡孑民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首先即停止祭孔，其次是北京大学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中国的封建旧势力倚靠孔子圣道的空名，横行了多少年，现在一股脑儿的推倒在地上，便失了威信，虽然它几次想卷土重来，但这有如废帝的复辟，却终于不能成功了。蔡孑民虽是科举出身，但他能够毅然决然冲破这重樊篱，不可不说是难能可贵。后来北大旧人仿“柏梁台”做联句，分咏新旧人物，其说蔡孑民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可说是能得要领，其余咏陈独秀胡适之诸人的惜已忘记，只记得有一句是说黄侃（季刚）的，却还记得，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适如其分。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蔡孑民的办大学，主张学术平等，设立英法德俄日各国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他又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以入学。他的思想办法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说是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所以即可目为唯理主义。《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辑成于民国八九年顷，去今已有四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或肯去虚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旧业师寿洙邻先生是教我读四书的先生，近得见其评语题在《言行录》面上者，计有两则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
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寿先生平常不大称赞人，唯独对于蔡孑民不惜予以极度的赞美，这也并非偶然的，盖因蔡孑民素主张无政府共产，绍兴人士造作种种谣言，加以毁谤，乃事实证明却正相反，这有如蔡孑民自己所说，“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其古今中外派的学说看似可笑，但在那时代与境地却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这种宽容的态度，正与统一思想相反，可以容得新思想长成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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