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系列·大家丛书(9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娟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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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系列·大家丛书(9册)试读：

农历五月的北京，莺飞草长，天空碧蓝如洗，绿的天使，神奇般地映出春天所有的笑容，还在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如仙乐般的鸽哨声。就在这般祥和的时节，往日安恬与静谧的芳嘉园里，却弥漫着欣喜而又焦虑的气氛，仆人们一个个似热锅上的蚂蚁。而芳嘉园的主人王继曾，更怀有不安与期盼之心，在大屋前的游廊上，又急又喜地来回踱着，不时向一间屋里张望，一副心急如焚的神情，分秒般地显露出来。

原来，王继曾的夫人金章，今日临盆，谁知却意外的又是一次难产。王继曾想起二儿子世容诞生时的情景。当时，他们正旅居巴黎，那次金章生产也艰难异常，腹痛了整整一夜都未临盆，后来幸得法国医生实施产科手术，才得以母子平安。

如今世容已两岁，金章却又一次遭遇难产，他一面心头忧虑，一面又冷静下来，努力驱散心头的阴云，只祈保佑平安。正当大家焦躁和紧张之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只见一个女仆气喘喘地跑至王继曾面前，急切而欣喜地喊道：“啊，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小少爷呢，母子都平安！”

这个久盼的佳音，终于让王继曾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他立刻奔进了里屋，只见妻子孱弱的身子半躺在床上，苍白的面庞上，却浮现着满足、平和的微笑，怀中抱着那刚出生的娇弱的婴儿。王继曾凑近金章，一面看那男婴粉嫩的圆脸蛋、微微张合的嘴唇，显得格外的憨态可掬。那小婴儿，似也正新奇地看着这刚来到的世界，全不知母亲刚经历的那一阵生死边缘的痛苦与紧张，将他带入了人世。

这个男婴，便是我们的传主王世襄。1914年5月，他降生于父亲买下不久的北京芳嘉园。殊不知，这年，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也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拟进行二次革命之年。而芳嘉园里，正是农历岁次甲寅，蒲月之朔，满园的绿树花苗，更显婆娑多姿。园内吉祥欢愉之气，随阵阵春风荡漾拂来，世襄的降生，无疑给在北京城安顿下来的王家，又平添了一份欢乐和福祉。

我们常说，不凡之人，诞生于世，常伴有不一般的现象发生，这“既不科学，又不迷信，或介于两者之间”的说法，在王世襄身上似乎也不例外。原来，世襄出生的前一晚，祖父王仁东远在上海，却在深夜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送来一幅画像，打开一看，却是左宗棠之像；不料，次日即收到北京发来电报，告知孙儿于芳嘉园出生，终大小平安！祖父联系昨晚之梦，因清朝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曾谥“文襄”，觉得梦中情景与此有着微妙的关联，真是高兴万分，遂为刚出世的孙儿取名为“世襄”。

而父亲王继曾，则因儿子生在当时的京城，又给世襄另取了个小名“长安”（后来，王世襄自己又取其谐音，改为“畅安”）。也许，这一切，全都是对日后人生美好的一种期盼，在这新旧更替，两千多年的帝制刚刚结束的时代，世事多变，人们在心理上总在祈盼一份平安与静好。二、西清王家

王世襄的祖上，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他的始祖旭窗公，在江西经营瓷器业致富。尔后，王家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公元16世纪）却从江西迁徙福建。为何要举家徙居他乡？可能是为了经营发展上之方便，也可能当时在江西，经营瓷业者居多，恐难求发展，抑或由其他各种原因所需，今日已难考证。这犹如陈寅恪祖上（义宁陈家）原定居福建，属客家系谱，到六世祖时，却突由闽入赣去发展家族事业了。

王氏家族自江西迁福建定居后，因口岸海运之便，商业的发达，生意一度蒸蒸日上，逐渐发展成为福州一带的名门望族。谁知，王家到了六世祖时，因身体健康不佳，在商旅生涯上渐失竞争力，从此，家道中落，祖先的辉煌，仅只留存于过去的时代里了。

家道中落，渐于清贫。在王世襄的高祖庆云公一代，就开始发愤读书，以期改变命运，重振家业。那时，正值晚清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尚称得上是较富裕的时期，世风不免“以侈靡为荣”，但这样的世风，并未影响庆云公读书的勤奋，以及在心志的上进。

十年寒窗，胸怀壮志，王庆云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得举人，十年后又中得进士。从此，王氏家族开始步入青云，直上官宦之路。

庆云公中进士后三年，便入翰林院，后任贵州学政。五十岁时，在政绩与学问上，就与曾国藩并驾齐驱，还被朝廷任命为武会试的考官。尔后，在太平军时期，又曾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官至工部尚书。然而，就在这被封为尚书之年，庆云公却因病不幸逝世，朝廷为嘉彰他，谥文勤公。于此，王世襄先祖的名字，也被载入了《清史稿》名人传之中。

庆云公除了一生仕途坦荡外，还是位勤奋治学之人。他在翰林院期间，因曾经致力于一个省的教育与工业事业，撰写了一部《石渠余纪》又名为《熙朝纪政》的重要著作，书以六卷本刊出。其中详细记载了清代治国与理财的事绩，凡包括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无不录入书中，并详细阐述，这著作用现代眼光看，就是当时清廷一部实用的财政简史。

庆云公生二子，其次子王传璨，曾任刑部主事。王传璨生四子，即仁致、仁堪、仁熟、仁东。长子仁致，早殇。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是庆云公的第四孙。王世襄祖父王仁东

咸丰四年（1854），王仁东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城内登龙（灯笼）巷，从小长得很英俊，少年时代，所撰诗文便已日显才气。光绪二年丙子（1876），王仁东乡试中了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又历任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然而，王仁东在清廷为官时，正值晚清衰败，内忧外患之时，他才虽高，却已难觅救世报国之道了。

晚清的龚自珍（1792—1840），早认识到清朝末年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危机，主张政治改革，抵御外侮，写了很多好诗，如“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书生笔下之波澜，毕竟不抵事，晚清当局也绝不会改弦易辙。王仁东虽晚龚几辈，但大清帝国的危机更是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了。作为一介书香官宦子弟的他，在那样动荡混乱的时代，除了忧心愤世，也只能寄情于诗歌唱酬了。

王仁东晚年流寓上海，写下不少忧世感慨的诗文词句，有《完巢賸稿》传世，此著作系其女于1921年所辑。王仁东所著诗文，由于家学渊源，文字清秀，常有一种散淡的忧郁飘潜于他之字里行间。今天读他之诗，在某些文字里，我们也时能读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之余韵，只不过少了点定庵诗中那“灵思奇想”而已。兹选录诗一首，以见其情操：

凄凉重过故人庐，苦茗浇胸郁不舒。

昼静名园游客少，天寒老树著花疏。

别来君竟长眼去，乱后吾犹短发梳，

旧雨晨星寥落甚，凭阑春色满庭除。

——《七律·愚园过洪鹭汀故居感赋》

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同为福建老乡的郑孝胥，特为王仁东《完巢賸稿》一书作序云：“晚遭世乱，流寓海上，颇贫困，而刻苦自若。及发狂疾，余往视之，执手悲哭，述先考功当日勖语于昏眩中，露其天性，至死不变，庶几所谓刚矣。知交中处困日久，渐丧所守，旭庄极愤慨，不忍斥言也。所为诗，虽不多，亦足以自见其性情。视随波逐流者，不可同年而语哉。”

我们从郑孝胥这篇序文中，以及那一首首表露心迹的诗词中，无不可读出在晚清世乱之际，王仁东不愿随波逐流，仍刻苦读书并甘于贫困，足见他虽身处乱世，却独善其身、保持晚节的性情。当然，也正是这种性情，让他在时势之交替中，深感于那个时代所赋予的希望与失望，渐丧和失守，呐喊与彷徨，慎独和混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世事苦闷与无力回天之状，时交织于他的心灵之中。

王世襄祖父王仁东，1918年因病于上海逝世，终年64岁。祖母刘学熹，河南布政使刘齐衔公之三女，于咸丰二年（1852）生，光绪十二年（1886）逝世，享年三十四岁。葬福州北关外下凤山。刘氏知书识礼，晓大谊。生子孝绰、孝絜、继曾、孝缜，生一女荃芬。

而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字可庄），以清官著名于世，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后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曾谏西太后罢缮颐和园，直谏不阿。

王仁堪在朝为官几十年，恪尽职守，清廉奉公，为民所爱。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到任未及半月，有名的丹阳教案发生。该县民众在天主教堂内刨到死婴70多具，引起公愤。教堂被周围民众焚毁。洋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王仁堪亲临现场稽查，验得婴儿尸骸70多具，认为该教堂既然兼办育婴，不应枉死婴儿；又不遵照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奏行的章程，遭到群众反对是咎由自取。于是，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于结案时不追究民众焚毁教堂的责任，同时给传教士以适当抚恤，态度不卑不亢，甚为得体。

光绪十八年（1892）春，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因劳累过度，不久病倒。当地发生蝗灾，王仁堪亲自督捕于野，病情加重，在病床上仍念灭蝗事；同年秋，丹徒、丹阳又遭大灾，王仁堪一面请准截漕济赈，一面劝导绅商捐助，救活20余万人。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据说，这一年，殷如璋为浙江乡试主考官，为防互通关节，走水路途经苏州。王仁堪任苏州知府，理应上船问候。恰此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殷如璋同年进士，他派仆人送去钱票及如何通关节的信函。不料这个仆人无知，大叫要回条，殷如璋只好叫王仁堪代拆。一下漏了馅，王仁堪命将送信人拿下。殷如璋为表白自己，也拍案大怒。后周福清在杭州，被判“斩监候”，在府狱一关八年，待到八国联军战乱时才获释。

因积劳过度，王仁堪一到苏州又病倒。但仍抱病每天到谳局（审理案件的机关）清理积案，“未两月，结七百余起。”同年冬，在一次夜间巡查时，又感受风寒，终于一病不起。

噩耗传至镇江，“士民皆欷嘘流涕”，并详列王仁堪政绩，呈报督、抚，请求上报朝廷。总督刘坤一、巡抚奎俊，对王仁堪以实心行实政，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上闻，清帝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

当然，身处晚清这般已明显衰败的时代，王仁堪虽未能看到日后即将发生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百日维新的夭折，也没有看到一场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的烟飞灰灭；但历史尚是公正，毕竟不会忘记王仁堪这样为官一身正气的清廉人物，那历史之遗迹——福州螺州的王仁堪状元府，迄今还矗立在那里。三、世风传承

王世襄的父亲继曾，是王仁东的第三子，字述勤。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寓居沪上。王继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堂，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学。南洋公学设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人是盛宣怀。南洋公学初建于上海徐家汇镇之北，经费取自于招商局、电报局之特捐。这两局先后属于商部、农工商部、邮传部，因此南洋公学先后称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

辛亥革命前夕，学校监督（即校长）为唐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原任农工商部左侍郎；教务长为辜鸿铭，名汤生，以字行，福建厦门人，曾为粤督张之洞办外交，为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斋务长（即训导长、训育主任）本为陆规亮，辛亥革命前夕，则改为庄思缄，字蕴宽，江苏常州人，原任广西龙州兵备道，受革命思潮影响，不愿做清朝官吏，毅然辞职，因与唐文治为同学，来校任职。

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是要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的人才，学校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英、法、日等外语；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科学技术。也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氛围中，王继曾感受到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强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时也随着外强入侵和清朝国力的式微，越来越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华民族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这让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但当时清廷实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国，适逢孙宝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王继曾便利用这一契机，于1902年随孙宝琦赴法国巴黎进修。就这样，年仅20岁的王继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学的旅途。可以说，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点。

当年，像王继曾一样随孙宝琦出使法国的，还有后来被孙中山称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先生和赴法办勤工俭学运动的李石曾先生。他们三人，当时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李石曾当时21岁，张静江最为年长，当时25岁。尽管三人出身不同，所受教育迥异，到巴黎后也各自受业，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至民国时，这段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心动魄、风起云涌的岁月中，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均有所作为。

李石曾留法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1912年他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张静江在赴欧途中，结识孙中山，提供银3万两为反清革命活动经费，后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和张静江，后与蔡元培、吴稚晖，被称为“民国四大元老”。但当时，作为同路人的三个青年人，是无法预料到他们之后的人生之路，他们只是怀着学成救国的壮志和激情，怀着对未知的广阔世界的美好希冀和憧憬。作为这三人人生拐点的1902年，成了他们闲适地坐在开往巴黎邮轮上最有希望的一年。

王继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学习外交与公共事业管理，留学七年，学成时曾被授予学业优秀奖。1909年，他毕业回国后，首先任当年清政府军机大臣张之洞之秘书。后因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学的经验，不久便改任驻法留学生的监督，王继曾也得以有机会携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国巴黎故地重游。正是王继曾夫妇侨居巴黎之际，国内时局却发生剧变，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满清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王世襄幼年与父亲

民国成立后，王继曾回国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有四进院子、四层房屋，后门开在新鲜胡同，以当时的北京老城来说，虽不算大，却也几近中等规模。王世襄正出生于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将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继曾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驻古巴公使职。当时王世襄正六岁，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远赴墨西哥，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夭折，王世襄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离家远行，因此母亲只好带他留在上海。1921年8月，王继曾免兼驻古巴公使职，专任驻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满归国后，一家终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继曾由沪往京，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园老宅居住。1926年，王继曾又改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1931年后则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

王继曾在频繁出任驻外使节的过程中，还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告书》等书，介绍并评述了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之状况，应该说，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尔后，随时局之变化，当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职能逐渐萎缩、日渐萧条，而王继曾则又无意去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他在时过境迁之下，也渐渐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门，自从福建闽县经商发家，后代代相承，通过科举应试走上仕途，逐渐发展为一个官宦之家。回顾王世襄祖上三代的生平历程，可谓英才辈出，洵不多见。如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所以说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王家各代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传承之作风，对日后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们常说，时代造就了一个人的成长，但我认为时代固然重要，可在中国重门风世家的社会传统和环境氛围中，个人的成长与作为，实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家族之影响。这正如《伏尔泰传》的作者莫罗阿所说的：“一切都是不良的，但一切都可以改善。”我想，这话说得有理，这里所说的“可以改善”，乃是因为一个人能幸运地处于一个好的社会，实非易事。当个人无力或无法去改变社会之恶劣环境时，那么，个人之成长抑或成才的机会，无疑离不开世族家风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去理解古人的种种精神与现代之相通，以及有着几千年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的耕读之家，迄今绵绵不断的那文脉的延续呢？第二章江南慈母怀一、芳嘉园的童年

王世襄出生之时，推翻清朝帝制才刚刚两年，新的中华民国，根基十分脆弱，手握重兵的各方军阀，都窥伺着希冀从时代的纷乱更迭中抓住机会迅速壮大自己的权势，而刚当上北洋政府总统的袁世凯，更是披着民主革命者的新式外衣，悄悄地在酝酿着未来黄袍加身的皇帝美梦；同时西欧列强入侵中国的脚步，也纷至沓来，虎视眈眈地想瓜分中国这块硕大的肥肉。

此时的北京城，也许，正处在转折突变前一片沉寂压抑气氛下，抑或大家真还不知道这场新的革命，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景象？所以，皇城根下的那方土地，出现一种不寻常的平静。坐落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的王家，由于新生了一个儿子，且母子平安，所以就显得格外欣欣向荣、安详温馨。父亲，一个很体面的受过国外良好教育的人，正供职外交部政务司，工作之余还爱好收集些宋元瓷器；但因并非富商，在当时外交部任职收入一般，故家中所收古董以伤残的为多。而母亲金章贤惠大方、娴静优雅，把家中操持得妥妥帖帖，闲时多寄情于绘事，画得一手活灵活现、风采翩然的金鱼花鸟中国画。在这家境殷实、温馨开明的环境中，王世襄无忧无虑地一天天成长起来。

世襄从小机灵有趣，天生一股淘气顽皮的性子，与年长其两岁的胞兄世容相比，更是一动一静。因为世容自小便聪慧懂事，到舅父金城家玩，也彬彬有礼；而世襄则对一切好奇、好动，连到舅父家去作客，也常常会鼓捣着闹个不停。所以，舅父家一见世襄来了，便笑说我们的“捅马蜂窝”的来了。同是大舅金城和母亲金章的好友吴昌绶先生，有一次，还真为王家这两个神气的小少爷，特赋五律诗两首，写出了他们俩各自不同的神态：我爱巴黎好，生从瀛海涯。青春正妍美，朋戏杂飞嬉。梨栗陶通子，筼筜李衮师。乌黄蹔牵拂，谢舅款关时。

我爱长安好，频来道韫庭。采衣儿玉雪，画笔母丹青。柳雀坐相语，萍鱼静可听。学涂休涴壁，日侍砚花馨。诗中点出哥哥世容生于父亲驻法国巴黎使节期间，故又取幼名为“巴黎”以纪念。而世襄因生于北京，所以得小名“长安”。诗中“学涂休涴壁”一句，是形容王世襄小时候，在母亲身旁看着作画时，总喜爱自己涂涂抹抹的，但因其幼小而调皮，得注意防着，以免让他画花了家中的墙壁呢！3岁时的王世襄与父亲、哥哥

王世襄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可谓非常着意，家中特别请了私塾的老师，专教孩子们学习中国儒家必读的经、史、子、集的古籍，同时教些古典诗词。可王世襄小时最喜欢的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对老师教的别的科目，兴趣可就不太大了。

日子如流水般平静地流逝，两兄弟本应幸福无忧地长大。岂料天有不测风云，1920年的北京乃至河北地区，一种病毒性感染的猩红热疾病正肆虐着，不少儿童都因感染了此病而丧命，而这病毒也悄然潜入了芳嘉园里。是年，世襄首先感染了猩红热病，不久他的哥哥世容也被传染上了，可他们兄弟俩，世襄反而在医治中慢慢地痊愈了，可谓大难不死，而他哥哥世容，却不幸病故。我们有时可否这样想：也许正是幼年的这次劫难，使他日后的人生之途有了点免疫力，虽然尔后的人生屡面对困境磨难，却依然能幸运地化险为夷呢。

不久，父亲王继曾接到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兼任驻古巴公使的调令，本来全家都要随他远赴墨西哥。但由于世容刚刚过世，世襄也大病初愈不宜远行，金章只好带着世襄留在国内。也许刚痛失爱子，金章不愿呆在这个伤心之地，也许出嫁离家经年，她太想念那毗邻大上海的江南小镇的老家了。于是，在丈夫远行后，金章便带着世襄，离开北京城南下来到上海，住在二哥绍堂（字仲廉，号东溪）、四弟绍坊（字季贤，号西厓），也就是王世襄的舅父坐落于闸北区的家中。二、江南金家

在距离上海以南一百多公里处，有一座户户临河、家家枕水的清幽幽的水乡古镇。此镇名为南浔，位于所辖的湖州府之城东，水陆交通便捷，是江浙之孔道，周围有震泽、平望、双林、乌青诸镇拱卫，离苏州、嘉兴都很近，北濒太湖，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南宋前，南浔只是个小村落，到宋淳祐十年（1250）左右建镇。元代曾二次筑城，历经元明发展至清代后，南浔已属江南的雄镇。明末潘尔夔称：“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鄙，实江浙之雄镇。”因其物产丰富，特别因其蚕丝业在江南最为发达，故至民国时期，成为全国最具特色、经济最活跃的市镇之一。

就在小镇南浔的东大街上，屹立着一座雄浑秀丽的大宅院，青砖黑瓦，高耸的白墙，倒映在屋前潺潺流淌着的碧河水中，明清建筑，有着古老石雕的壁檐高高翘起。这便是南浔著名的“四象八牛”中“八牛”之一的金家宅邸——承德堂。承德堂，由金章的祖父金桐所建。金桐（1820—1887）在上海开埠后，就开始与西方客商进行生丝的出口贸易，生意做得兴隆，获利丰厚，发家之后便回到南浔建了故宅“载德堂”，以安顿金氏族人。但原来所建的“载德堂”老宅，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于战火；尔后，又在东大街建起了更为恢宏的“承德堂”居住。从此，金家便在大上海、北京闯荡经商，甚至将生意做到了海外，但其家族根基依然深深地植于南浔，当商海沉浮疲倦时，便可退而在这安静清幽的水乡小镇修身养性，过上那恬适淳朴的生活。王世襄儿时曾居住过的南浔金氏旧宅（陆剑摄）

金章带着幼小的王世襄在上海稍作停留，便回到了南浔的老家。这也是王世襄第一次来到母亲长大的地方，印象颇深，以至到他九十多岁的古稀之年，仍能回忆起六岁时随母亲回老家的情景。记得有一次，笔者曾与王老谈及那些童年琐事，他还能清晰地忆及当年情景，似历历在目，还说：“母亲及舅父们，对我的人生轨迹和一生追求之事业，无疑有很深刻的影响，如缺少了这样的家学，我的人生将可能是另一种方向。”

此话很有道理，应该说，王世襄从少年、青年就具有的审美情趣及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都源于他的母亲和舅父们的艺术素养和人文追求，从而日后在他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的沿袭。

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字陶陶，世称陶陶女史，别号紫君，生于1884年，是金焘的第三个女儿。金章自幼便跟着长兄金城习画，尤善鱼藻，且工于诗词，写得一手秀雅端丽的小楷，俨然颇具晋唐风韵，这得益于其父金焘的一句无心之言。原来金章幼时与兄长、二姐怡怡及幼弟们，在家塾练习书法和《四书五经》，一日父亲来学室中，临走时嘱咐教书先生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务必严加管教；女孩子则不必太认真，学好也无大用，早晚得出嫁。”陶陶听闻父亲此言后，甚为不平，深以为父亲重男轻女。为此她倍加努力，日后特别在书法造诣上，兄弟姐妹中无人能及，连祖父金桐的墓志铭，也是由她一手抄写。王世襄母亲，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外，当年还有幸接受西式教育。

1898年金章被父亲金焘送入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原来，金焘本人对西方文明十分好奇，曾两次出国，而且特别热衷于收集西洋玩意和接触西方文化，在家乡曾办电灯厂，投资创办西医医院。同时也积极让儿子和女儿们出国接受西方教育。

王世襄母亲当年就读的中西女塾，由牧师林乐知先生于1880年所创办，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其宗旨是“以通识教育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也就是说，学校走的是贵族化的教育路线。确实，当年中西女塾的教学全部用英语，连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课本，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全英文课本，而学费自然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中西女塾中有不少老上海名媛和大家闺秀就读，如宋家三姐妹曾在中西女塾就读过，从入学年份来看，应还是金章的学妹。就这样，金章在中西女墪中，不仅初步掌握了英语，还熟悉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之后，金焘又将女儿送出国门。

1902年，金章跟随兄长漂洋过海，负笈留学英国，习西洋美术，历时三载，在异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开阔了眼界。而作为中国尚处封建社会末期的20世纪初，一个女子出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极少的事例。王世襄母亲金章1906年在南浔旧宅画室绘制扇面（王世襄提供）

1905年金章归国，回来后她更专心习画。手头有一帧金章1906年摄于南浔承德堂老宅画室的黑白照片。那帧照片中的金章，身着素色的绣花衣衫，头发一丝不乱盘旋成髻，右手则握着一支画工笔的小楷毛笔，面前摊着雪白未画的扇面，身后是绘着各式花鸟的屏风，眼神淡定从容，唇边则浮现优雅的微笑，真不失为大家闺秀的才女风范。那时她游学欧陆归来，芳龄23岁，如海棠花般盛放的时期，待字闺中的她，正无忧无虑地纵情书画。

三年后，也就是1909年，金章远嫁北京，与王继曾成婚。王继曾与金章一样先在上海的西式学堂就读，后留学欧陆，可谓是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对文化与艺术的热爱，令两人婚后生活非常甜蜜。新婚不久，金章便随夫君同赴法国，得以领略欧洲艺术文化之都巴黎的风貌，在巴黎金章也吟诗作画。

两度出洋，西方美术的影响，确使金章的画艺更为精进，其兄金城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确实，金章的画作，特别是让她名闻艺坛的鱼藻类画，往往结合了西洋画的手法，在发扬中国画传统写意的同时，注重绘物的立体感和光影效果的表现，这使得她的金鱼作品层次丰富、生动自然，在当时画坛别树一帜。金章除了善画，还撰写一本画鱼的专著《濠梁知乐集》，总结了她一生积累的画鱼的经验。在我国美术史上，画鱼技巧之书向无专著，《濠梁知乐集》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大空白。

除了母亲，大舅金城、二舅金绍堂、四舅金绍坊等对王世襄日后之成就，都极具影响。几位在艺术上有成就的舅舅们，对王世襄来说既是长辈，也是师友。时逢前现代与现代转型之际，江南之金家，更成就了他在书画、竹刻以及其他艺术研究上的独特建树。王世襄大舅金城1910年出洋时留影（陆剑提供）

王世襄的大舅金城，又名绍城，字拱北，号北楼，1878年出生，是金焘的长子。金城自幼酷爱绘画，又于1900年负笈英伦，游学五载，1905年回国。金城留洋时正是法国印象派影响欧洲艺术的盛期，这对西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他产生了影响，使其拥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保存国粹，提倡东方美术之热心，融合南北两派，并无中外界限，凡夙于此道有志研究者，靡不兼收并蓄，作我观摩之助。”回国后，金城更全心作画，曾自述“日携笔砚坐卧其侧累年，临摹殆遍，画艺大进。”这就使得金城的绘画不但具备元明清文人写意画的根底，又上溯唐宋绘画，掌握传统工笔画的精华，形成他画路宽博，既讲究严谨的法度，又极重视抒发主体情怀的特点。

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由北洋政府出资，金城出任首任会长。中国画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收徒，研讨传统，期能发扬中国固有的艺术特长。中国画学研究会由会长、副会长、评议、一般会员、学员组成。“评议”是画会中地位最高的，要求有较高的资历。评议多为金城的朋友，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学员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萧谦中、徐宗浩、颜世清、金陶陶等人。

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金城主持日常会务，他主张的教学方式为，以取法宋元工笔为根本，主张从临摹古画入手学习。他也十分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分设人物、山水、花鸟、界画四门，由各自老师分科具体指导。中国画学研究会除了日常活动，还每年举行成绩展览，并分别于1920年、1922年、1924年和1926年举办了四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使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国内外画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也开了中国现代中外美术交流的先河。

金城除了在中国书画界影响深远外，还在我国的古文物保护工作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国成立后，金城任内务部佥事并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他向当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建议将清帝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奉天故宫（沈阳故宫）的文物转移至北平，建立“古物陈列所”，并向公众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保护文物及开辟博物馆的观念，金城之所以有此创意，得益于他两次欧美考察的经历。特别是第二次出国，金城以大理院推事的身份，从1910年8月出发，历时十个月，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瑞士等18个国家。从当时金城记下的考察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国家，金城考察了大量的博物馆，馆中分门别类保存文物和以玻璃柜向公众展示藏品的方法让他深深触动和感慨。出国前他曾经到沈阳故宫参观文物，那些珍贵的文物竟杂乱无章地堆在箱内，既不利于观赏也容易损坏，与他看到的巴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那井然有序、窗明几净的景象简直是天壤之别。于是，归国后他便致力于规范中国的文物保护陈列制度和建设公共博物馆。金城的提议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北洋政府下令内务部筹设“古物陈列所”，金城除了负责将文物从热河、奉天两地运至北京，还协助朱启钤筹备布置古物陈列所。1914年，古物陈列所宣告成立，所址在紫禁城外廷部分，其范围包括保和殿以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内的文华殿、武英殿及其周边地区。古物陈列所成立后，金城还仿效西方国家博物馆之成例，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陈列和文物保护的计划。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局动荡，这些计划建议没能完全实行，但金城提出的“择优模绘”作为一项书画保存临摹制度被沿用下来，至今仍为故宫博物院实行。

王世襄的二舅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1880年出生，是金焘的次子，比金章年长四岁。金绍堂是金焘七子中唯一的秀才，早年与金城、金章一起留学英国，习机械工程。学成归国后从商，先在上海的美商慎昌洋行当买办，后来又在北京的麦加利银行当“中国经理”，后又创立了一家名叫“大兆公司”的贸易行。除了搞实业外，金绍堂还以竹刻著称于世。他能书画、精竹刻，精细而有法度，所刻各家墨迹均极其工妙，尤擅阳文山水花卉，技艺不在周芷岩下。据说，他所刻扇骨，当时值二两黄金，而他刻的臂搁则与一幅名家的字画不相上下，可谓民国时期名重南北的竹刻名家。

王世襄的四舅金绍坊，字季言，号西厓，1890年出生，比金章年幼六岁。金城和金章留洋时，他因年幼未随行，后报读上海之美国函授学校“圣芳济学院”，习土木工程。他曾任浙江省公署工程咨议督办、南运工程局工程师、汉口建筑商场副工程师等职。

尽管金绍坊学工程、从营建，但在金家浓厚的艺术氛围上，他对金石书画也逐渐热爱起来。在金西厓之前，金家已有三人闻名艺坛，金北楼、金陶陶工书画，金东溪工竹刻。金西厓常观其兄北楼作画，也想投身书画界，但北楼兄劝说他道“现今社会上搞书画的人多，刻竹刻的人少，你不若从东溪兄学刻竹，较易成功也。”西厓觉得兄长言之有理，转而向仲兄金绍堂（东溪）学习，专攻竹刻。尽管他接触竹刻晚于其兄，但其勤于奏刀，寒暑无间，其自述“居家之日，恒忘寝食，仆仆征途，亦携竹材刀刷相随。”在这样持之以恒的努力下，金西厓的竹刻艺术反而超越了金东溪。同时，他在用心竹刻外，仍从金北楼习书画，他的许多作品大多是先由金城画好稿子，然后交付西厓镌刻，北楼的画作配上西厓的竹刻技艺，真的是珠联璧合，每件竹刻作品都成了脱俗的艺术品，飘散出浓浓的文人书香，这是技术再高也无从模仿的气韵。很快，金西厓声名鹊起。当时上海及北京各大扇庄均代收他的刻件，润例颇高，其身价与著名书画家的一幅中幅书画不相上下。从此，西厓卓然成家，跻身艺坛。著名书画家鉴赏收藏家庞元济对西厓的竹刻给予很高评价，云：“今西厓专精刻竹，不让昔之韩蛟门、杨石龙诸人专美于前矣。”

金西厓在勤于刻竹之余，还对竹刻技术要点和作品创作过程进行了总结，早在1924年，他就和仲兄金东溪出版了作品集《可读庐刻竹拓本》。几年后，他又出版了个人的作品集《西厓刻竹》，二书付印后，影响极大。

金章、金城、金绍坊的艺术成就，乃至整个金家的人文积淀实际上为王世襄提供了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无尽地发掘出其中他感兴趣的部分，创造出了别有洞天的人生景象。

但此时，幼小的王世襄却在古朴幽静的承德堂，好奇地注视着母亲在雪白的宣纸上勾勒出一条条嬉戏游耍的金鱼，琢磨着舅父们围着片片枣红色的竹简纵情谈笑。相信这些儿时的生活片段，有助于王世襄一生审美品味和生活情趣的形成，也使他在日后艰难磨折的人生路上，能忆起旧日美好的日子，获得荣辱不惊的勇气和一如既往的坚定。当然，王世襄自然无法知道未来的一切，他只是绕环在慈母的怀抱之中，尽情享受着柔情和关爱，雕花的木格子窗外，清澈的河水绵绵不断地流淌着。如今在那水声荡漾中，总可以听到一首永远怀念的乡愁诗韵在那里流动：“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这就是王世襄90岁时，还在深深怀念的那段儿时生活所吟的歌。三、悠游少年王世襄少年时与父母

1922年王继曾任驻墨西哥公使期满，归国后回到上海，与在沪的金章和世襄重聚，一家人终于在分别两年后团圆。王继曾归国后的职称为“待命公使”，一家并没有急着北上，一直到1924年才启程回北京。在沪的两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世襄游览了周边的名山大川。一家三人在游玩杭州灵隐时便留下了难得的天伦合影，照片中的世襄已长成一个浓眉大眼、虎头虎脑的少年，盘腿坐在父母身前，背后是层峦叠嶂的乱石和盘根错节的森森古木。这一时期王世襄又到了江南的外婆家，这个江南名镇给他的童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70年后他写下了回忆：“记得十一二岁时，随母亲暂住南浔外婆家。南浔位于太湖之滨、江浙两省交界处。镇虽不大，却住着不少大户人家。到这里来佣工的农家妇女，大都来自洞庭东、西山。服侍外婆的一位老妪，就是东山人。她每年深秋，都要从家带一甏‘寒露蕈’来，清油中浸渍着一颗颗如纽扣大的蘑菇，还漂着几根灯草，据说有它可以解毒。这种野生菌只有寒露时节才出土，因而得名。其味之隹，可谓无与伦比。正因为它是外婆的珍馐，母亲不许我多吃，所以感到特别鲜美。”有人说，王世襄后来成为一位大美食家，兴许与这段外婆家的姻缘是分不开的。

这年的秋天，王继曾一家重回北京，回到芳嘉园老宅时，这时王世襄已11岁了。一向重视子女教育的王继曾便将世襄送到干面胡同一所美侨学校念书，这所学校是在京的美国人为自己的子女开设的学校，全部英语教学。正是在该校的学习，使王世襄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晚年时王世襄曾回忆说：“我从小就学英语，讲得很流利，用英文演讲没问题，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外国长大的。”除了加强儿子的英语基础外，王继曾还给世襄请了最好的古汉语老师，世襄从美侨小学下课后，回到家便由该老师教授经学、史学、古诗词、音韵等。

然而，十一二岁正是少年好动贪玩的时期，世襄又生性调皮淘气，自然无法安心听老先生讲那“之乎者也”、秦皇武帝，他倾心的是老北京众多新奇有趣的玩意儿，比如那原皇城脚下老北京的养鸽放鸽、捉蛐蛐、养鹰、养狗、种葫芦等等，王世襄在少年时期几乎无所不涉，晚年他曾在自述中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gōu）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加之当年家境殷实，母亲金章自世容早逝后，更把满腔关爱倾注于世襄一人身上，对他宠溺有加，无论世襄是斗蟋蟀也好，放鸽也罢，只要于身体无害，母亲便放任他玩乐。于是，上大学前后，王世襄过得无忧无虑，玩得快活自在。

他爱秋虫。“瞿瞿一叫，秋天已到，更使我若有所失，不可终日，除非看见它，无法按捺下激动的心情。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直至年过九十，王世襄依然能如数家珍地将捉虫、买虫、养虫、斗虫的细节一一描述，仿佛那些日子就在昨天。20世纪30年代的老北京城，玩蛐蛐是非常盛行之事，上至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皆有好虫之人，而且收、养、斗都蕴藏着丰富的学问。那时的王世襄不过十多岁的少年，经常带着逮蛐蛐的“行头”去西坝河、苏家坨等北京郊区寻虫，又常常流连于朝阳门、东华门、天桥等地的蛐蛐摊上觅宝，同时他还自设斗局，邀请各类玩家来一显爱虫。因为对秋虫的喜爱，也让小小年纪的他与京城不少有名的蛐蛐玩家相交，并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谊。这其中有父母长辈的亲友，如世襄父亲的老同事赵李卿，与世襄同怀秋虫之癖，常常教给他一些识虫之道，连世襄因耽于养虫而受父母责备时，赵老伯也会替其说情，王、赵两家，相距甚近，王世襄几乎每天都去报到。在斗局中，与世襄初为对手，后转而成为莫逆之交的虫友也不乏其人，如白克秋、山西街陶家、李桐华等。其中以与李桐华结识的过程最为传奇。王世襄曾写道：“当年蛐蛐局有两句口头语：‘前秋不斗山、爽、义，后秋不斗叨、力。’‘山’为李桐华”，可见李桐华在当时京城蛐蛐局中的江湖地位。然而，在1933年10月大方家胡同的夜局上，王世襄以“宝坻产重达一分之黑色虎头大翅”与李桐华的“麻头重紫交锋”互相交战，不料闻名的“前秋不斗”之“山”字号，竟被中学生之虫咬败，一时议论者纷纷。隔一月后，李桐华特选宁阳产白牙青，再与世襄之虎头大翅交战，此次大翅不敌，李桐华始觉挽回颜面。从这以后，两人“不打不相识”，这段友谊竟然维持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王世襄曾记述过这样的情意绵绵的爱虫轶事：“1939年后，我就读研究院，不复养虫，直至桐华谢世，四十余年间，只要身未离京，秋日必前往请候，并观赏所得之虫。先生常笑曰：‘你又过瘾来了’。”

另有一位对蝈蝈痴迷一生的古琴家管平湖先生，他们有同好又是知音知交。管平湖曾从世襄舅父金城学画，与金家可谓有世交之谊。管平湖先生善书画、精古琴，更精于各类玩好。他于艺花木、养金鱼、蓄鸣虫等均有独到之处。王世襄上中学时，便与管平湖相识，两人因同好鸣虫而相交颇深，更记述下了管平湖先生一段育虫的故事：“罐家麻杨高价售出大翅油壶鲁，因翅动而不能发音，以致一文不值。管先生看出问题出在两翅之间有距离，不能交搭摩擦，故不能发音。他将药（类似火漆）点在盖膀膀尖，压之使降低，与底膀摩擦，立即发出绝妙鸣声，使听者惊叹，大家得知此即过去不能发声之虫，更钦佩管先生有回天之力，故无不叹服。”

他爱养鸽放鸽，至耄耋之年仍乐此不疲。我们试作想象，碧空如洗之日，一群鸽子腾空飞翔，悠游自在；更有一阵阵“央央琅琅之音，时宏时细，忽远忽近，亦低亦昂，倏疾倏徐，悠扬回荡”。这就是美妙的鸽哨声，它是老北京城的一大情趣，是老北京人每日清晨听到的熟悉之音，是遥远天空带给人们无限的喜悦，更是王世襄自小沉迷的爱好之一。王世襄曾回忆少年时期在美侨小学读书时，“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由此可见，当时他对美丽可爱的鸽，是多么的一往情深。那时光，他花了大量精力时间养好鸽子，又专注于搜求鸽哨，为此结识了不少鸽哨名家，特别是自号“哨痴”的王熙咸。此人15岁开始养鸽，对此行爱入骨髓。王世襄曾写他道：“禀性迂直，不善治生产，虽曾肆业国民大学，而在小学任教，所入甚微，生活清苦，惟遇佳哨，倾囊相易无吝色，甚至典质衣物，非得之不能寐。”读此，我不禁会想起那古往今来有爱书癖的藏书家了，他们也如此节衣缩食，甚或为了一本旧书而忘其一切。

他爱架鹰猎兔，挈狗猎獾。其实这二癖好，当时在北京社会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八旗善扑营职业摔跤运动员中，可谓特别盛行，尔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世襄从18岁时学摔跤，拜头等布库（扑护）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受他们的影响，他也开始遛獾狗、架大鹰，二者确实是极具刺激和挑战的活动。试想，那傲视群禽、翱翔苍天的雄鹰，竟能安安稳稳地停在你的臂上，在开阔的秋日郊外，随着你大喊一声“猫”（表示发现野兔放鹰的信号），那大鹰矫健地一蹬而起，展开利爪迅急地向兔子猛扑过去，在林间盘旋几下忽一个俯冲，即将猎物紧紧地制于勾足之下。而你则随着鹰飞一路奔袭，最后将猎物收于猫兜子中（出猎时盛兔子的袋兜），大鹰重又雄赳赳地立于你的臂上，这欣喜神气劲，确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这便是王世襄当年放鹰的精彩情景。王世襄架鹰归来

那情那景，我们已无缘亲见，但还有一张摄于1936年他打猎归来后的相片，兴许令我们还可一睹当年他的神武英姿。相片中的他头戴瓜帽，上身着短褂下着鹿皮套裤，右手举鹰，左肩则挂着猎回的兔子，一脸英气威武，俨然是一副两军对阵而后凯旋的架势。“獾狗”也是一项在野外进行的活动，当年王世襄常与好友携狗出围捉獾，最长一次出围，居然长达十余天。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的十来个夜晚，他和玩家们守在荒野，直到猎物到手才回城，其执著热爱可见一斑。王世襄虽为世家子弟，但在架鹰逛獾过程中，真可说混迹在京城三教九流的玩家中，与他一起放鹰遛獾的吴老儿、西村的常六、蓝旗营的秃子、大牛子、小崇、荣三等，世襄和他们一起逛鹰市，走庙会，泡茶馆，上山围猎，下地寻獾穴，他们一个个满肚子的民俗学问和传奇故事，日子一长，世襄也渐渐摸清了其中的各种门道，积累了不少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三，王世襄曾写他“是20世纪初著名养狗家胖小荣的三弟，京剧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三叔。他一生耽鹰爱狗入骨髓，豢养技艺堪称双绝，精于相狗，与白纸坊的聋李四齐名，有北荣南李之称。”荣三能将养狗家中口口相传的《獾狗谱》背得非常之全，世襄央其将《獾狗谱》口授，并把它笔录下来，多年后王世襄又从“文革”被没收的烂纸堆中，无意翻寻到当年写下的《獾狗谱》，才将这部业已失传的相狗经和民俗活动资料，终于给挽救保留了下来。

王世襄的少年生活满满地浸润着老北京的种种民俗和风情，那应是他一生最快乐单纯的时光，他无拘无束地陶醉在他所爱所好之中。然而，他并不盲目瞎玩，而是边玩边思索和用心积累，如1932年他还在美国学校读书时，校长请来一位美国鸟类专家做以《华北的鸟》为题的演讲，专家讲到大鹰时，王世襄便就平时养鹰训鹰中的疑问向他提问：“鹰吃了它不能消化的毛怎么办？养鹰为什么要喂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来代替毛，最后好和毛一齐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竟把那位美国专家给问住了，这无不可以看出，王世襄在平时的玩乐中已在作留心的观察。

在我看来，少年时这段悠游纵情的日子至少带给世襄两项宝贵的、直至受用终生的财富。一是放鸽、架鹰、捉虫、逛獾的野外活动之经历，给了王世襄一生旺盛的精力和强健体魄。他曾于1997年写的《大鹰篇》中有“放鹰有意思，刺激性强，百放不厌，是极好的运动，对锻炼身体大有好处。我现在已过七十九岁生日，赶公共汽车还能跑几步，换煤气还能骑自行车驮，都受益于獾狗大鹰。”二是少年王世襄生活的北京，尚未沦入日侵的战火中，京城的文化还未遭到破坏，他算是搭上了京城繁华风流的末班车。少年时代的诸多玩乐，成就了日后王世襄学问领域中一片独特的繁花盛景，正如他日后在回顾那段时期的生活时，曾有一诗云：“布库耽狗鹰，我亦爱之酷。三教与九流，遂皆见如故。”可见王世襄无论从少年、青年、直至老年，他之生活总是丰满的，多姿多彩的，对他来说，“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作为王世襄来讲，他之爱好广博，知识丰富，且他总是希望借助正确的思维与方法，能把他的知识传播于世。他青少年时期的爱好与玩物，看似“雕虫小技”，但却与王世襄之天性相合，“天性好比种子，它既能长成香花，也可能长成毒草。”但王世襄终让这一切登上了“大雅之堂”。当然，这属于后话。第三章负笈燕京一、初入燕园

1934年，年方20岁的王世襄踏着金秋的落叶，沐浴着北京10月和煦的阳光，走进了燕京大学的校门。当时的燕京大学，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址，校园优美雅致，全校共占地770余亩，其中勺园旧址占300余亩，后买进了徐世昌的鉴春园、张学良的蔚秀园、载涛的朗润园。全部建筑费用，一共用了360多万银元，建成66幢建筑物。燕京大学的历史，同司徒雷登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868年，他的父亲就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出的首批传教士之一，携带新婚妻子来到中国。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在杭州，至今在杭州还保留着当年他们一家生活与传教的旧居。

当年，司徒雷登为了在中国创办一所学校，曾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勘察，最终看中了一处宽敞的西郊之地。那块土地本是清廷淑春园的所在地，到民国时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司徒雷登为能在这块地上建校，就专程前往西安游说，终于使其同意转让。校址选定后，司徒雷登即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KillamMurphy，1877—1954）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校园建筑群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1919年之际，司徒雷登采用诚静诒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为了学校的经费，曾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26年6月，燕大迁入新址，校园借远山近水之势，巧妙地安排建筑布局，成为北京西郊令人瞩目的新景点，并有了一个独特的名称——燕园。

燕大的校园是美丽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兼、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燕京大学由于当年所募建筑资金来自各界人士的赞助，故他们对校园的建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要求。比如美国费城的乔治柯里夫妇，把他们的捐资指定用于建造一所校长住宅，这就是位于未名湖南岸的临湖轩。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做自己的私宅，他只是将这临湖轩作为一座公共场所，用于接待来访贵宾，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在这里召开。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也经常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很乐于为他们担任证婚人。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也曾在这里举行。这临湖轩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校友们在此聚会，纪念燕大建校10周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撰写匾额。而燕大园内最重要的景点，应是居中的那个湖，为它的命名，当时大家争执不休，后钱穆有主意，称其为“未名湖”。今日燕园

王世襄进入燕大时，有如此美丽的校园，当然是非常畅心的。他当年写了一篇《燕园景物略》，其中介绍了那里怡人的景色，如“莲塘”、“华表”、“钟亭”、“文水陂”、“湖岛”、“塔”、“石舫”等。他有诗诵曰：“定舫徘徊待月迟，文陂一片碧琉璃。会看塔影湖心重，便是穿云欲上时。”这足可见从20岁至24岁时，那四年之大学生活，对他来说可谓是乐事多多，虽然，那时他由于家境条件，尚把较多时间用于贪玩上，但穿云欲上的鸿鹄之志，也时存于他心中。

王世襄一开始考入燕京大学，就读的是医科，这是由于父亲王继曾宦海沉浮多年，深感时局变易、世事难料，未来在中国从政为官之路也颇为艰难险恶，所以希望世襄在大学能修成一门有专业技术的学科，未来可以赖其安身立命。况当时燕京大学的医科，名扬海内外，于是王世襄凭着从小的家学教育、天资聪颖和一口流利的英语，顺利地考入了燕京大学，开始了他在未名湖畔的负笈求学之路。

王世襄入学时，燕京大学正是发展的全盛时期。1934年春，时年40岁的陆志韦接替原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先生任代理校长。陆志韦先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教育家，出生于浙江吴兴南浔镇，与王世襄之母金章是同乡。陆志韦担任校长后，秉承司徒雷登的办学方向，决不将教会大学局限于狭隘的宗教范畴，而是力求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兼收并蓄。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所以当时各学科的老师可谓人才济济，不仅汇集了教育家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则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燕京大学的求学岁月，是王世襄人生的一页新篇章，也是他从“少年玩家”至“青年学者”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刚进入燕大时的他，玩之心性未敛，再加上他对医学课程甚感枯燥无味，只是由于父命难违，才硬着头皮考入这医科专业。当年，王家恰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当时有人叫它为“王家花园”，那园子地方开阔、花草繁茂，可以让世襄继续他的各类玩好。于是，他在园子里搭起了葫芦架，播种引藤自己范制、火绘葫芦；又邀京城有名的养狗家荣三、小崇搬进园内居住。于是，虽在燕大就读，总免不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把很多时间还是放在爱好上，在园中朝南的几间花洞子里养狗放鹰等等。玩得最盛时，除了一开始名为浑子、壬子的两条黑花狗外，后又添了青花雪儿，如此这三条狗，正好可凑成一围。

大学期间，他曾多次猎獾，玩绩可谓不凡。特别是他与荣三等在三间房一带用三天三夜的时间蹲守，终于取得了三条生狗咬回獾的战绩，在京城一时传为佳话。除了养狗猎獾外，世襄还继续养鹰。初入燕京大学时，他曾在大沟巷鹰店，花十多元买了一架酽豆黄和一只长相极好的老破花。到大学二年级时，他又以百金购得一架白色儿鹰子。作为一个大学生，有如此壮举，引得京城玩家争相观看，遂名动一时。那时的王世襄，似忘却了学校课业的压力，身心全放在那些有趣的动植物上，那正好坐落在燕大旁边的王家花园，俨然成了京城一个青年玩家的“秘密花园”。

然而，玩得如此不亦乐乎，自然无法兼顾他在燕大学医科的繁重学业，两年下来王世襄在燕大医预科中的数、理、化成绩均不及格。这正是如他年届八十时所吟的“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的时期。当然，在二十多岁那个时期，王世襄是不太在意这一点的。

按当时校方规定，他无法继续学医，要么转学别科，要么退学回家。但这时的王世襄仍无“悔改”之意，也许，还为逃脱学医生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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