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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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悯试读：
前言
约翰·吉尔摩·弗格森
[1]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约翰·吉尔摩·弗格森年仅16岁。他向负责招募新兵的军官隐瞒了他的真实年龄，军官也相信了他——抑或是故意相信了他。但就在招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母亲及时赶到，将他强行带回了家。如果说这个来自法夫的男孩可能因为错过这次参加战争的机会而懊悔，那他完全是多虑，因为次年他便如愿以偿。同时，任何关于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想法都化为了泡影。数月的常规训练之后，他成为驻扎在瑟福斯高地二营堑壕里的一名二等兵（编号s/22933），该营隶属于英国远征军第9师26旅。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征入伍的55万多名苏格兰人中的一员。他们中有26.4%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只有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军队才有过如此惨痛的伤亡情况。
我的祖父是幸存的73.6%中的一员。他的肩膀曾被一名狙击手射中，如果伤口再往下几英寸，那他很可能性命不保了。他从一场毒气战中死里逃生，但肺部却因此受到了永久性的创伤。他关于这场战争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至少他曾跟他儿子讲过的——是一场抗击德军的战役。当敌军部队冲向他所在的堑壕时，他和战友上好了刺刀，等着反击敌军的命令。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冲锋陷阵的命令竟然下达给了潜伏在堑壕下面的苏格兰步兵团。接着，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伤亡是如此惨重，以至于我的祖父认为如果接到命令的是他们，那么他的生命恐怕在那一刻就会终结。
有关约翰·弗格森的参战记录寥寥无几。就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大部分士兵（他们有数百万人）一样，他既没有发表过相关题材的诗歌，也没有写过回忆录，就连家书也无处可寻。有关他服役的文件无从查找，他所在兵团的记录中也很少有关于他的信息。他很有可能参加过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在比利伍德、卡诺伊和朗居尔等地的激烈交火中，短短14天，他所在的750人的营队中就有70人战死，381人受伤或被俘。他可能3个月后又来到埃纳修道院，战斗刚刚打响仅数分钟，整个旅伤亡人数就已达到70%。又可能，他在阿拉斯附近的圣洛朗负伤了，缺席了帕斯尚尔那场血战。在突袭齐格尔的战斗中，他所在的旅有44人牺牲，另有214人受伤或被俘。这算是种幸运吗？或许，他就是在那里被毒气所伤的。他在负伤一段时间之后便离开前线，去协助招募新兵了：此事有照片为证。照片上他和一群人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一块黑板，上面画着手榴弹。但是，他回忆，在1918年春那场与德军的血战中，在鲁登道夫孤注一掷要赢得战争时，他又回到堑壕里奋勇作战。仅在3月，他所在的二营就有300名战士在从古佐库尔撤退时牺牲。
然而，所有的一切只是基于现有资料的推测。除了他的军衔和编号，我拥有的唯一证据就是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本小小的《圣经》、3枚勋章以及几张他身穿军装的照片，照片上那个身穿苏格兰短裙的年轻人面无表情。第一枚勋章是国家战争勋章，上面刻着一个骑在马背上的裸体男人。这位骑士身后标注着1914年；马鼻子上，镌刻着传统意义上战争结束的时间——1918年。马的后蹄下，是一个即将被踏碎的头骨（这意味着对死亡的藐视和胜利，还是代表着不幸的德国人？）。勋章的另一面看起来就像一枚旧硬币，上面是老套的皇家剪影以及如下的铭文：[2]GEORGIVS V BRITT:OMN:REX ET IND:IMP
第二枚胜利勋章上的雕刻同样非常古典。勋章正面是右手持橄榄枝、挥舞着左手的长着翅膀的天使，人们不太确定它究竟意味着欢欣鼓舞的英国女人欢迎幸存者重回家园，还是死亡天使正挥别这个国度。勋章另一面的铭文（这次是用英文）如下：捍卫文明的伟大·战争·1914~1919
祖父的第三枚勋章是一枚铁十字勋章——从一个不知是阵亡还是被俘的德国士兵身上搜罗的纪念品。
我的祖父曾经在西线作战，这段历史成为他奇特的自豪感的来源，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如果深入探究这种自豪感，就会发现它与一个事实息息相关，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的祖国人民留下了一段最糟糕的回忆。活下来，即是一种充满神秘力量的幸运，而幸存同时也带来了神奇的恢复能力。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祖父重拾了那种相对稳定并且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至少表面上是）。他在一家小型出口公司获得了一份工作，并被派往厄瓜多尔销售威士忌酒和五金器具。这份工作让他见识了独特的异域风情。几年后他重回苏格兰，并在格拉斯哥定居。他结婚生子，经营五金商店来养家糊口。之后他的妻子因病逝世，他便迎娶了我的祖母，和她生了另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他晚年一直住在格拉斯哥郊区的谢特尔斯顿地区的政府廉租房里，后来那里建了一所乌烟瘴气的大型钢铁厂。尽管他的肺部因不停地吸烟而继续受损（这个习惯或许是他在堑壕作战时养成的，当时香烟是普遍的麻醉剂和提神剂），他仍然有力气在金融风暴来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妥善经营着他的小本生意，并且还能气喘吁吁地哄膝上的两个孙子玩耍。他似乎有着很强的生存能力，能像普通人一样活着。当然，他的生活也是绝大部分战争幸存者的一个缩影。
祖父很少跟我谈及他的战争经历，然而在他去世后，我却对此越发感兴趣，无法置之不理。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读的格拉斯哥学校便已经开始正式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因此，在我6~17岁的这段时光里，我无时无刻不身处在一种缅怀的氛围中：每天早晨，当我即将踏进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西路和科尔布鲁克阶梯角落处的一块黯淡的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这所学校在战争中死去的学生的名字。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洞穴型的主教学楼二层，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个“荣誉册”。有时，我们从代数课教室到拉丁语课教室的路上就能经过它。由于楼厅过于狭窄，我们不得不排成一队走过。每当我在这种时候看到其中一个名字时，虽然我与它素不相识，但它总能让我联想到这里有弗格森家族的一员。透过那些用庄严的黑体字镌刻的死难者的名字，我逐渐知晓了一段传奇，就像我们全班每天早晨念诵的主祷文所说的：
勇者永生。
我想，我第一次对于历史的思考便是要反对这条告慰英灵的教条。他们终归是死去了，为什么要否认这一事实呢？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讽刺一般的评价：人皆有一死，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的人也不例外。从1918年11月11日签署停战协议到现在，80年过去了，即使不去查阅官方的退伍军人登记簿我们也会知道，曾在英国军队中奋勇作战的士兵们，仍然在世的只有不到几百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协会只剩下160名会员，西线协会的成员也仅有90名左右。据可靠数据，幸存者总人数最多只有500人，其他参战国在世的幸存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不久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落得像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普法战争一样的境地——很难再听到当事人亲述其回忆了。勇者永生？一个小学生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突兀的臆断是正确的：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是勇敢的。而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墙上真会让他们看起来没有逝去、永垂不朽吗？这还真值得商榷。
当然，从电视上，我所得到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信息要多得多（特别是那些重复播放的战后拍摄的电影中），但或许是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后来我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死亡的人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倍，但这种本能的意识原来就存在了。我12岁的时候时，学校的一个项目让我有机会完成了我的第一次历史研究。我当即选择了“堑壕战”这一课题，并提交了满满两大本从《观察与学习》这样的杂志上剪下的关于西线战事的图片资料，并做了简单的评论，当然这些评论的来源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还不知道脚注为何物）。
在我的英文老师的鼓励下，我对此课题的兴趣越发浓厚。与很多同龄的学生一样，我在很小的时候（14岁）便学习了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歌《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它一直冷冰冰地铭记在我的脑海：
毒气！毒气！快，兄弟们！……
如果你能听见，那颠簸而出的鲜血
从破碎了的肺，汩汩涌出，
如顽疾般肮脏，如呕吐物般酸苦，
无辜的舌头生了不治之疮，——
我的朋友，不要兴高采烈地
告诉那些胸中燃烧着荣耀欲火的孩子们，
那句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
甘美且合宜。
西格弗里德·萨松的《猎狐人回忆录》（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是当时的指定教材。此外，我还能回想起躺在床上阅读罗伯特·格雷夫斯的作品《向一切告别》（Goodbye to All That）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Farewell to Arms）的时光；我还记得我看过一部改编自薇拉·布里顿的《青春作证》（Testament of Youth）的电视剧，它的情节朴实无华，却相当精彩。当时那台小小的电视机还曾带我领略1930年电影版《西线无战事》，它深深地震撼了我；《多可爱的战争》（Oh!What a Lovely War）中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心照不宣的场景也曾让我心烦意乱。但只有《为国捐躯》让我如此难以忘怀，它将矛头明确地指向教师们，真实地描写了一个男孩生命的陨落。大清早，我们被要求熟练掌握这篇诗作；然而没想到当天下午，我们却换上少年队制服，在操场上列队行进，这着实让人觉得奇怪。
虽然我生活的年代离战争爆发已有50年之久，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深深影响了我，对其他年轻人也一样。因为年代过于久远，我们已无法亲自聆听那些最鲜活的记忆。在我还是名大学生的时候，正是一本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让我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1983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我欣赏了由格拉斯哥公民剧院表演的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的戏剧《人类的最后时光》（Die letzten Tagen der Menschheit）。这无疑是我所观看过的最让我震撼的一部戏剧。它怪诞、荒谬，但却真实地还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克劳斯犀利的语言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我非常赞同这部戏剧的中心主题，这场战争就是一场重大媒体事件。在这场欠缺事实来源和追求短时间轰动效应的媒体风波中，人们在语言上做足了文章，反而忽略了其真实性。尽管如此，这个超越了当时思维水平的观点还是让我获益匪浅：在还没有为英国媒体撰写文章之前，我对这种观点便深信不疑。很显然，克劳斯尖锐的讽刺使得他的作品在英国毫无市场。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才开始接纳这样的作品。相比之下，《多可爱的战争》就显得如此粗制滥造和愚钝。当晚，在离开剧院后，我下定决心要自学德语，这样就能够读懂克劳斯的原著，就可以写些关于他、关于这场战争的东西了。
之后，我遇到了对我同样有所启发的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读完这部作品之后，我又产生了学习经济的念头。我下定决心掌握这两个领域（德语与经济学），并将二者相结合。由此，我的主题为“战时经济”的博士论文便诞生了（准确地说，该论文集中研究了“德国的格拉斯哥”——汉堡的恶性通货膨胀状况）。该论文经过修改和出版，成为之后长达数十年关于“一战”经济方面（其根源、发展和结果）研究的开山之作。有些内容被刊登在学术杂志上，有些通过学术研讨、讲座或教科书，向更加小众的群体传播。然而本书则希望能改变人们由来已久的偏见，让更多的研究成果向历史学家们最需要拥有、但又是最难拥有的读者群——普通读者进行普及。
[1]这场战争还常被称为“世界大战”或“欧陆大战”以及“伟大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命名则要归功于《泰晤士报》军事记者查尔斯·雷平顿：早在1918年9月，他便觉察出H·G·韦尔斯对于“能够结束战争之战”的乐观态度与事实相悖。
[2]拉丁文，直译为“乔治五世：至高无上的大不列颠国王和印度皇帝”。——译者注
10个问题
诚然，市面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浩如烟海，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对已有的内容进行重复。很明显，它也不是一本教科书。书中没有对于战争细节的陈述，因为这些内容在其他书中都可以找到。此外，我也不会试图去写“面面俱到的战争”：因为人们总会不可避免地遗忘战争的许多方面以及战场的一些情况。因此——冒着另辟蹊径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尝试努力走出这些已经被深度挖掘过的学术堑壕。与传统观点的侧重不同，比起外交、军事方面，我更倾向于研究战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说，军事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探讨策略和战术问题，而忽略了同样让将军们挠头的经济问题。
偏重于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则倾向于忽略那些硝烟炮火的桥段，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后方”，而不是前线的那些战役。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以单一国家为出发点来研究战争。这一特点很容易从众多关于战争文学的书籍见到，同时也成为近年来那些不经行家之手便东拼西凑的论文和会议报告册子的一大特点。
我著书则本着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原则。以下10个问题是我要解答的：
1.这场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它缘起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秘密外交，还是单纯的军备竞赛？（第1~4章）
2.德国领导人为何对1914年的战争下了赌注？（第5章）
3.当欧洲大陆战火燃起时，英国的领导者为何决定出手干预？（第6章）
4.这场战争真像人们想的那样，是人们的激情使然吗？（第7章）
5.卡尔·克劳斯认为宣传手段，特别是媒体，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元凶。是这样吗？（第8章）
6.拥有强大经济优越性的大英帝国为何无法在美国不干预的情况下，对同盟国给予更迅速的打击？（第9章和第11章）
7.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德国军队在西线为何无法战胜英法联军，却能够轻取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俄国？（第10章）
8.正如战争诗人所说，为何在战事如此惨烈的境地下，人们还不肯罢休？（第12章）
9.是什么给战争画上句号？（第13章）
10.谁最终赢得了和平——更准确地说，谁为战争偿付损失？（第14章）
通过提出这些问题，并重新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能够发掘出人们对战争这一主题的理解和信念中相互对立、矛盾的因素：一方面，战争是可怕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扪心自问这些观念的根源是什么。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们做得还不够。
罪恶之战
坚持认为战争是“一件坏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争诗歌”（它们通常含有“反战”意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这些诗歌是英国学校的必修课程。
战争结束前夕，士兵们就开始写诗歌来描写战争了，内容则力图一扫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时代和乔治王时代的浪漫主义文风，而这种改变则不仅体现在诗歌的传统结构变异上。萨松于1916年2月写下了他的第一首“直面现实”的战争诗《一切安好》，并在次年5月的《老猎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数篇作品；1918年，“大反攻”开始，理查德·奥尔丁顿的《年轻人的鲜血》（The Blood of the Young）也于同年发表（“我们对鲜血和它的腥味已感到厌倦”）。直到1918年欧文去世，他总共写了100多首诗，但这些诗在战后才拥有更大的读者群。埃德蒙·布伦登生平所作的最不浪漫的诗作《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以及艾弗·格尼的《奇怪的地狱》也都于战后才发表。
在颓废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笼罩战后诗坛的同时，萨松和欧文也遇到了诸如威廉·克莱姆、卡尔·祖克迈尔以及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便英年早逝的阿尔弗雷德·利希滕斯坦这样的可敬对手。利希滕斯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反战诗人的先驱。他的《战前祷告》在萨松转变其写作风格一年半之前就已经问世了：
愿上帝保佑我远离苦海，
圣父、圣子和圣灵，
让我免受炮火侵袭，
让我们的敌人，那群恶棍，
永不会带我走，永不向我开枪，
愿我永不会殁于污秽，
为我们深爱的祖国。
瞧，我仍珍恋人生，
享尽田园生活，终有女眷陪伴，
教训那莽夫约瑟夫，
酩酊大醉度过人生，
直到无忧地长眠九泉。
瞧，我将诚心祈祷，
一日七省，
若你，万能的上帝，给予我仁慈，
予我生的希望，
而选择让我的战友，或许是胡伯，
抑或是迈尔，殒命沙场。
若我生还，
莫要我奄奄一息。
就让我受一点儿腿伤，
抑或是割伤前臂，
我便可衣锦还乡，
把故事娓娓而讲。
此外，祖克迈尔于1917年所作的关于年轻士兵的诗歌比欧文要狂野血腥得多——饥饿、杀戮、腐朽、酗酒、殴打、自慰……这也代表着战争诗歌已突破其英国式的风格特点，包含了更多元素，并在其他国家兴起，代表人物如法国的纪尧姆·阿波里奈和意大利的朱塞佩·温加雷蒂。近期出版的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集收录了50余位作家的诗歌，其内容几乎涵盖和代表了所有主要参战国，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随着这本书以及其他诗集越发受欢迎，战争诗歌也越发被中学和大学教育所青睐。
随后诞生了反战散文，包括各种文选、战争回忆录以及战争小说等，许多作品由于自传性太强而摇身一变成为了回忆录。事实上，最先以散文为武器抨击战争的却是那些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作者。1914年冬，乔治·萧伯纳苦心研究了敌人对自身行为的官方辩解后，就着手写作《战争常识谈》（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一书（糅合了其社会主义思想并体现了他本人独特的偏执性格）。在这本书问世前，报纸上曾刊登过一篇说服双方士兵“击毙自己的上司，而后凯旋”的文章。弗朗西斯·梅内尔于1914年12月发表的文章《战争即谋杀》真实地描写了“令人咋舌、尸无全身、散发恶臭的可怕战役”以及“对普通百姓的杀戮、伤害、奸淫”等场景。相比之下，克莱夫·贝尔1915年的作品《曾经的和平》（Peace at Once）则没有那么耸人听闻，贝尔赞同萧伯纳关于战争仅惠及“一小撮资本家”的论断。通过以调查者的视角审视索姆河战役，他更为真实地亲历了当年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所描述的让人大为不解的场面：“百万大军前仆后继……共赴恐惧的地狱。”
第一位试图以科幻文学形式对战争进行批判的人是H·G·韦尔斯。在他1916年的作品《看透一切的布瑞特林先生》（Mr.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中，他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过去为何而战？我们现在又为何而战？有人知道吗？”两年后韦尔斯说，这场战争已经沦落到仅仅是“无畏、丑恶的拼命和浪费”。两位女作家阿格尼斯·汉密尔顿和罗丝·阿拉提妮分别在1916年和1918年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她们的反战意图。D·H·劳伦斯在1916~1917年针砭时弊，指出了战争的“暴力、不公和毁灭性”，并预言“枪林弹雨将彻底摧毁这个世界”，这场战争已经“碾碎了正逐步成长壮大的欧洲文明”。
甚至有许多媒体人和宣传家在战后都改弦更张。不同于战时报道，前战地记者菲利普·吉布斯在其1920年出版的《战争的真面目》（The Realities of War）一书中写道：
当人们流血牺牲，当投机者伺机牟利，当愤怒的火焰通过动员晚宴以及宣传演讲被疯狂煽动，我们的童年便注定充满杀戮和血腥……现代文明在燎原战火中毁于一旦……只因为被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媒体点燃了仇恨之火，这些同样进行虔诚祷告、同样向往美好人生、平日素无恩怨的人们之间竟展开着一场惨烈的屠杀。德国的士兵痛骂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军国主义。英国的士兵……回视他们的阵地，幡然醒悟……原来，秘密外交将下层贫苦百姓的生命玩弄于股掌之上，将他们强行置于战争的阴霾之下；原来，那些表面上痛恨德国军国主义的统治者……仅出于击败对手的野心；原来，人们可以变得如此愚蠢，去憧憬那场如同光荣的冒险一般的战争……
幡然醒悟的人不止吉布斯一人。在哈罗德·贝格比眼中，战争已然成为“屠夫的屠宰场，丧心病狂的杀戮和残虐，肮脏的狂暴者的狂欢，是世人未曾经历过的悲剧”。
如塞缪尔·海因斯所示，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虚构文学中，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队列之末》（Parade’s End）中的主角克里斯托弗·蒂金斯正是由于国内阴谋家的背叛而颓废、堕落的英国精英阶层的一个缩影。弗吉尼娅·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中描述了另一类战争受害者：自杀的退伍士兵塞普蒂默斯·史密斯成为那些“陡然如释重负”的人的典型。在那些心灰意冷的人眼里，战争已然让世界失去了理智。
让人震惊的是战后的阴郁氛围已弥漫整个知识界。就连诸如约翰·巴肯——他的战时著作《绿斗篷》（Greenmantle，1924）成为“沙漠枭雄”神话的先驱——这样咄咄逼人的激进作家都无法幸免于难。在他的《俘虏王子》（A Prince of the Captivity，1933）一书中，那位奉行禁欲主义的主角——战争英雄亚当·梅尔福特努力在战后那个更为密不可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为其强迫症一般的自我牺牲的勇气寻找用武之地。然而这次，巴肯不得不说服自己，这场战争不会这么简单。就连那些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的年轻作家也加入到批判大军。刘易斯·格拉西·吉本的《苏格兰人的书》（A Scots Quair，1932~1934）中的关键事件便是对女英雄克丽丝擅离职守的丈夫尤恩的处决。C·F·福雷斯特的《将军》（The General，1936）极力向人们灌输愚蠢至极的英国指挥官的刻板印象。
然而事实证明，退役士兵的证词（虽然它们常常是半虚构的）总归要比那些虚构的文学作品更有影响力。英国老兵A·P·赫伯特的《秘密战役》（The Secret Battle，1919）便是早期最成功的小说之一。该小说基于海军上尉埃德温·戴特因懦弱罪而被处决的真实事件展开；它试图向人们揭示，那位“哈里·彭罗斯”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小伙子，只不过长期受到战场环境的影响，以致最后精神崩溃、行为失常。1922年，《卫报》主编、退伍兵C·E·蒙塔古出版了他颇具争议的回忆录《觉醒》（Disenchantment），这本书可以说拥有战后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影响力。“在那些年轻人的眼中——那些人曾目睹堑壕里满是被毒气杀死的人，目睹在贝蒂纳妓院门口排队等候的战友——战役失去了昔日的光环。”蒙塔古写道。他将这场战争用一句至今还颇能赢得共鸣的话来总结：“雄狮们自认为它们已经发现驴子了。”
蒙塔古于1926年发表的小说《不公正的审判》（Rough Justice）标志着战争小说的兴盛——之前的十几年仿佛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越发通俗易懂，同时也更具有表现力。T·E·劳伦斯于1926年私下出版了《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但直到第二年，这部著作才被编辑加工，由此诞生了其节本《沙漠革命记》（Revolt in the Desert）。同样在1926年，赫伯特·里德的《大撤退》（In Retreat）出版。这之后，一大批后起之秀崛起，包括1927年的马克斯·普洛曼、R·H·莫特拉姆，1928年的布伦登、萨松和E·E·卡明斯，1929年的理查德·奥尔丁顿、查理斯·埃德蒙兹、弗里德里克·曼宁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萨松、曼宁、亨利·威廉森、理查德·布莱克以及利亚姆·奥弗莱厄蒂等人更是在1930年大放异彩。我们很容易在上述这些类型的书中找到类似于萨松那句尖锐的讽刺——“战争即为一场欺骗了我、欺骗了一代人的肮脏阴谋”。
萨松的谴责同样能够在其他国家找到共鸣。亨利·巴比塞的《火线》（Le Feu，1916）——截至战争结束，该书达到了30万册的好销量——揭示了法国人对西线战事的反感心理，能够超越它的只有亨利的政敌路易斯–费迪南德·赛林的作品《暗夜旅程》（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1932）了。1936年，罗杰·马丁·杜·加尔出版了《1914年夏》（The Summer of 1914），这本书成为其长篇巨著——《蒂博一家》（The Thibaults）（书中，主人公雅克·蒂博由于1914年8月在法国和德国军队中散发反战题材的印刷品而被杀）精彩的收尾卷。这本书问世后，作者曾致信一位朋友：“任何事都胜过战争！任何事！……任何磨难、任何奴役，都无法与战争相比……”
所有关于反战题材的小说中，最著名的当属德国人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该书拥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出版后遭到疯抢。但雷马克并不是魏玛时期德国唯一的反战作家。早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路德维希·雷恩的作品《战争》（Krieg）、奥地利作家安德里亚斯·拉茨科的《战争中的人》（People at War，1917）以及阿诺德·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1928）就都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在维也纳，人们将那些充满智慧的批判写入剧本并搬上舞台，如克劳斯1915年开始动笔、直到1922年5月才完成并出版的《人类的最后时光》（Last Days of Mankind）。美国人同样热衷于回忆、反省这场战争。对于美军飞行员埃利奥特·怀特·斯普林斯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浪费人们精力的荒诞不经的喜剧”。
人们同样用画笔来描摹这场罪恶战争的可怕场景。保罗·纳什试图通过其笔下怪异、泥泞的景象——如《梅嫩街》（The Menin Road，1919）——来“收回那些推动战争的命令，并摧毁发号施令者的邪恶的灵魂”。马克斯·贝克曼决定放弃虽然短暂却让他身心都饱受摧残的戎马生涯，转而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一转折以他那些刻画受伤战友的作品为标志，这些画作在风格上类似于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国“伪画家”。乔治·格罗斯的作品与他作为一名志愿军的特殊经历不无关联（最后他本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风格怪诞的卡通作品《信仰治疗师》（The Faith Healers，1918）讲述了一位军医把白骨当成现役军人的荒谬事。从今天看来，那些灵感来源于战争的前卫画作仍发人深省。还有什么能比乔治·勒鲁的《地狱》（Hell，1917~1918）更让人对战争心生厌恶（该作品刻画了在泥土、浑水和浓烟中戴着防毒面具的法国士兵和时隐时现的尸体）？还有什么能比马克斯·斯莱福格特的《母亲》（The Mothers）更让人悲恸欲绝呢（作品中，无数的女人俯身在一个无边无际、满是尸体的堑壕边高声恸哭）？
英国近代虚构文学中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最能够体现这场战争的罪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便是帕特·巴克1990年的三部曲：《再生》（Regeneration）、《门里的眼睛》（The Eye in the Door）和《幽灵之路》（The Ghost Road）。实际上，巴克试图通过塑造一个双性恋、出身贫寒而又愤世嫉俗的虚构形象——比利·普赖尔，将萨松的作品，如《舍斯顿的进步》（Sherston’s Progress），以及心理学家W·H·里弗斯的作品以符合现代读者要求的语言重新予以解读。在萨松的原著中，出于作者本人的顾虑以及当时严格的审查制度，对“性”这个话题是避而不谈的。但在比利·普赖尔那里，“性”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重读不符合时代特征，但它着实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它并没有直接表现比利对战争的厌恶，但其实他对战争的厌恶要比对自身的不满更胜一筹。
通过在《幽灵之路》这本书中对4位军官（其中一位便是威尔弗雷德·欧文）在战斗间歇进行的辩论的描写，巴克清楚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战争的态度。一位名叫波茨的曼彻斯特的大学生首先发言。他赞同费边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为投机者的老巢锦上添花”。“出身传统军队世家、接受贵族教育却培养出鲁莽性格”的哈利特反驳道：“我们是为祖国的合法利益而战的。我们要打破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我们在为一个独立的法兰西共和国而战……因此，这场战争终归是合理的。”性格更为冷静的比利听到他们的说辞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不过是黄口小儿之言。”很显然，比利的认识更为客观：任何合理的自我辩解都已荡然无存，它已经退化为永不停止的系统。无人从中受益，无人被其操纵，也无人知晓如何给它画上一个休止符。哈利特最终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在他痛苦的弥留之际（他的脸大部分被子弹打烂了），他最后说的话可称得上是上述辩论的总结。大家在他含糊的话语中只听懂了一句话——“不值得”。就像是要把这句话牢牢铭记似的，病房里的其他病人都加入进来，反复温习着那句“不值得”，那“嘤嘤嗡嗡的叨念不是对悼念死者的恸哭的抗议，反倒像是和弦一样”。伊文·里弗斯，这位劝说萨松、欧文和普赖尔重返战场的仁兄（其中两个人后来在战场上牺牲），这时也备受激励，加入了他们。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同样大获成功的作品《鸟鸣》（Birdsong，1914年）以战前发生在法国的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为开端。在1916年，当故事的英雄斯蒂芬以一名士兵的身份重返家园时，他那曾经的快乐生活已经被轰炸得满目疮痍。他亲身经历了被困井下的孤独的惶恐——那种井坑是专门在德军占领的地区埋放爆炸物用的。矿工杰克的不幸经历更是向世人再现了狄更斯式的苦楚，他那被病痛折磨的儿子先他一步去了。于是，故事的主人公年纪轻轻就对战争隐约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想法。“他被连长痛斥了一顿，”福克斯写道，“因为他在士兵中传播消极信息，他认为战争将会越发惨烈，直到遇到某个转折点。”
最初，他只是觉得战斗打响后不久便会以传统方式迅速告一段落。但后来他看到狙击手疯狂向德军先头步兵射击……对他来说，似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邪恶天性在背后推动着这些人……他开始相信，事情将越发糟糕……他鄙视这场战争……
大部分现代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和了解并不是来自于历史学家的文献，而是通过关于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当然还有报纸、电视、剧院和电影院。我提到过的《多可爱的战争》——于1963年由一家戏剧工作室首演——它向人们传达了20世纪“60年代的信息”，即只要权力掌握在上流社会的蠢货手中，战争总会再次发生。彼得·韦尔的电影《加利波利》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它将澳大利亚的理想主义与波姆的愚蠢行为之间的矛盾揭示得淋漓尽致。电视纪录片同样对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26集系列片《第一次世界大战》（1964年首播于英国广播公司频道）和之后的《1914~1918年》，都赢得了广泛好评。尽管早期的系列节目在多数情况下都旨在客观阐述战争，而非谴责战争，但是许多观众似乎对那些节目的评论充耳不闻，而是在那些残酷的历史镜头前，更为笃信他们既成的想法：“恐怖无比堑壕战”和“骇人听闻的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应当遭到唾弃”。相比之下，《1914~1918年》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它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人忍受已久”的战争的文化历史因素，因此反复呈现出战争的罪恶和无谓。就连罗恩·阿特金森的喜剧系列《黑爵士》都能够给人们留下指挥官愚蠢无能的印象。
此外，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来到曾经的西线战场，试图“亲眼目睹”那里的场景，一种对战争的缅怀和战争旅游业之间的奇怪交叉在战争一结束就出现了。当然，那些游人所看到的场景与当年浴血奋战的士兵所看到的截然不同。他们只能看到由埃德温·勒琴斯爵士等人设计的呈几何图案的宏伟公墓，以及已经恢复了昔日平静的乡村。时至今日，只有从关于战场介绍的旅游指南上，人们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曾发生过的悲惨的一幕。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80年之久，但我们仍旧不难发现，它依然备受当代社会的关注：不同于近期的几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它历久弥新。在英国，那些关于审判逃兵的争论还在继续，许多人还在竭力为那些已经枪决了的人们平反。在我动笔写这本书之前的一个月（1998年4月），英国的报纸上还出现了3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逸事的报道：一个是关于传言中德国人为了阻隔荷兰和当时已占领的比利时而修建的“死亡地带”；一个是关于那位“在加利波利战场上提醒阿斯奎思所犯的错误”的巴特利特的密电；还有一个是关于两位战功卓绝的英国士兵的葬礼，考古学家在蒙希勒普勒附近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其中一位士兵的亲人还说：“我是真的不理解，这场战争怎么会发生。我不懂人类为何把自己送去当炮灰。”
这场战争一定要发生吗？
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赞誉，他就是A·J·P·泰勒。首次于196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著作。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本书卖出了至少25万册。这是我在孩提时代阅读过的成年历史读物之一；我想，我头一次看到死人，正是我父母所出版的该书封面上那具可怕的高度腐烂的士兵尸体。在泰勒看来，这场战争是愚蠢、徒劳的：“政治家们被这铺天盖地的大事件压得喘不过气。将军们也同样无所适从……所有人都在跌跌撞撞地、徒劳地探寻出路……没有人追问战争的意义。德国人挑起战争，是为了取胜；盟军予以反击，是为了不输掉战争……这场战争就是为了胜利而存在的。”此外他还认为，这场无意义的战争既不合理又消耗巨大：凡尔登战役是“为了打仗而打仗”，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成为“盲目的战争中最盲目的屠杀”。泰勒绝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正是由于他刻薄讽刺的语言当中甚至带有一丝幽默诙谐，他才为前辈们——利昂·沃尔夫、芭芭拉·塔奇曼、艾伦·克拉克和阿利斯泰尔·霍恩——的那些同样值得一读的作品补充了一些情感元素。与这些作家同时代的罗伯特·基大声疾呼，强烈反对“那场上层政治家和将军们以牺牲百万勇士的生命换取权力和利益的骗局……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与德国人的纳粹集中营相比”。这样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减退。结合老兵的口述历史以及自己的一腔愤慨，林恩·麦克唐纳将描写西线战争主要阶段的书卷集中，表达出战争即为十足的地狱，士兵们则是受害者的观点。约翰·拉芬也将英国将军们描写为“屠夫和笨蛋”。
然而，我们也应当听听少数派的声音。实际上，有一群数量极其可观的历史学家始终坚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它有其邪恶的一面，那这种邪恶则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人们为这场战争的辩护从战争伊始就有了。野心勃勃的政客迫不及待地出版他们对战争爆发原因五花八门的解读：如比利时的灰皮书、奥地利的红皮书、俄国的黑皮书和德国的白皮书。报纸和出版社也在竞相对这场战争进行分析。仅在英国，截至1915年年底，就有至少7篇连载故事被刊登在《泰晤士报》和《卫报》上；此外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专栏作者：约翰·巴肯，阿瑟·柯南·道尔，威廉·鲁鸠，甚至埃德加·华莱士。到战争结束时，巴肯出版了至少24部作品。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点就是，它们对于英国参战动机的正确性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
战后出版的官方作品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在这里，想要搞清楚它们的规模是根本不可能的。英国最为洋洋大观的作品当属詹姆斯·埃德蒙长达14卷的关于西线战事的报告。对于胜利者来说，评述战争会相对容易些。以英国为例，英国人会写，德国对大英帝国形成威胁，后者成功地应对了挑战。但对于那些充满失败情绪和暴动不断的国家而言，这项任务变得无比艰巨。虽然如此，德意志帝国档案的14卷书集《战争》（Der Krieg）仍执拗地洋溢着对德国在战争中出色表现的自豪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最后一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公之于众的。
在1918年后出版的结集档案中也鲜有刺耳的愧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也通过自己的出版物来评判这这场战争，据其记载，这场战争无非是帝国主义者的殉道之战。从政治视角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卡尔·考茨基及其团队出版的文献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更为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在国民大会和国民审查委员会上探讨的德意志帝国崩溃的原因，这给予身处革命前夜的德国领导人一个回应层出不穷的质疑的机会。《欧洲各国政府的重大政策》（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于1922~1926年出版，共54册40卷，涵盖了1871~1914年间的历史。其中，德国人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它起初是对《凡尔赛和约》中“战争罪”的回应，并出于德国政府在1918年前的利益的考量而在内容上稍有保留，但这套书自始至终都符合外交历史学家们的出发点。它的成功促使英国和法国也分别出版了各自的版本，即由G·P·古奇和哈罗德·坦珀利编纂的11卷外交部文件《英国关于战争原因分析的文件，1898~1914年》以及法国随后出版的《法国外交文件，1929~1959年》。
下面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的回忆录。显然，这些回忆录中充斥着对自己的战争行为的辩解。那些“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卸下了往日的面具，约翰·弗伦奇爵士在停战协议签署一年以后出版了《1914》；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于1920年出版了《加利波利日记》（Gallipoli Diary）；6年后，威廉·罗伯逊爵士的《士兵与政客》（Soldiers and Statesmen）问世。在德国，鲁登道夫和提尔皮茨早在1919年就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一年后，法金汉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与士兵相比，政客们可没那么多闲情逸致。但德意志帝国前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却有充足的理由尽快提笔为自己大书特书，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在1920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德皇也不甘落后，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1922）中，他坚持认为这场侵略战争是由协约国针对无辜的德国的预谋开始。丘吉尔也于同年完成了《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第一卷；阿斯奎思于1923年和1928年分别出版了《战争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War）和《回忆与思考》（Memories and Reflection）；爱德华·格雷爵士（即现在的格雷子爵）于1925年出版了《二十五年》（Twenty-Five Years）；比弗布鲁克于1928年出版《政客与战争》（Politicians and the War）。劳合·乔治后发制人，于1933到1936年陆续出版了他的6卷作品《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
没有一本回忆录敢于否认战争的可怕，但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一个观点——这种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英国政客们最常表达的观点是：战争是由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造就的产物，没有人可以阻止它。在《战争回忆录》中颇有名的一篇文章中，劳合·乔治如是写道：“这些国家滑过大锅边缘，一股脑儿跌入了锅中滚烫的战争沸水中。”他用过不止一种比喻来形容这一巨大的、冷酷的推动力和强制力。这场战争是场“大灾难”，一场无法被政治家操控的“台风”。当大本钟在8月4日敲响“那最具命运性的一刻”时，它“萦绕在我们耳际，仿佛是命运之锤的声音……我就像站在一个突然偏离了轨道的星球上……高速旋转着，一头扎进了未知。”丘吉尔在他的《世界危机》中同样使用了天文学的比喻：
那时，人们必须去思考国家间的交流沟通问题……作为拥有巨大力量的组织……它们就像运转的星体，如果没有引力……它们将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如果离得太近，电闪雷鸣的现象就会发生。如果它们的距离近到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它们便会偏离轨道，相互撞击……
此外，用天气来做比喻的情况也很常见。丘吉尔就以“连空气都变成了怪脾气”来比喻战争；格雷也对天气进行了“指责”，那“惨淡的、让人浑身备感不适的怪天气”。有意思的是，一位德国老兵在他的回忆录里也使用了相似的口吻对战争做了比喻：
如果从孩提时代的感受来看，这样的天气颇似顽疾般难熬，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巴尔干地区正沉浸在一片灼人的闷热中，那是飓风来袭前的信号，天空中不时骤然出现一道道强光……之后发生的巴尔干战争为欧洲紧绷的神经吹来一缕清风。再后来的时日就像压在人们胸口的梦魇，让人如发烧了一般狂躁暴怒。由于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感到持续焦虑，这种躁动竟变成一种渴望：让那脱了缰的命运自由驰骋吧！一时间，一道强有力的闪电冲向地球，风暴恣肆。来自天堂的雷声中混杂着战役打响的轰鸣。
上文节选自希特勒《我的奋斗》（Mein Kampf）第五章的内容。
我们很容易理解某些政治家（如希特勒）为何用自然灾难来比喻战争，与其说战争造就了他们，不如说就是他们发动了战争。当战争逐渐成为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时，这些大自然的比喻可以生动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客们的托词——因为他们声称这种力量没有人可以阻止。格雷就曾明确地指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事实上，早在1915年5月，他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承认，在“七月危机”期间，“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他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我曾扪心自问，”他在1918年4月称，“我问我自己，是否能通过预言或智慧来阻止它的发生，但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人有能力抗衡它。”贝特曼在两个月前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是否可以让这场战争以及我的行为悬崖勒马。”不言而喻的是，他对此也根本束手无策。
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些神奇的自然力量的比喻也颇为称道，并将这种手法发挥到了极致。霍布斯鲍姆就曾把战争的爆发比喻为一场大火、一场暴风雨；巴尼特把英国政府比作“一个乘坐木桶想要穿越尼亚加拉瀑布的人”；诺曼·戴维斯生动地把战争看作由于地球板块移动而造成的地震。
当然，即便不借助这些比喻，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场战争是场不可避免的灾难。死脑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奥地利前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出于“为生存而战”的“伟大原则”，“世界大战的灾难基本上是无法避免，也无法抗拒的”。德国有些历史学家在“一战”结束、“二战”尚未爆发期间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正中间”，被其他国家形成了包围之势。因此，德国必须在俾斯麦的“临时应急措施”和威廉时期的“防御性战争”中做出选择。除了德国，也有不少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赞成那些客观或系统的理论。美国人西德尼·费详细阐述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战争由国际体系出现的裂隙和瑕疵导致（各个盟国由于契约的签订而被绑在一起，并且之间缺少独立的仲裁机构）”的理论。还有一些人是列宁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们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受利益驱使迫害欧洲工人阶级的结果，这完全颠覆了战前左派人士如卡尔·考茨基和J·A·霍布森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者太过精明，以至于不会蠢到把自己送上毁灭道路的地步。这种观点仍然有一群拥戴者，并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料编纂中不变的教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仿佛突然被置于一场终结一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当A·J·P·泰勒提出“所有人都在为战争精心准备、摩拳擦掌，而不知不觉掉入深渊”的观点后，有人认为战争之所以能够沿着其“时间计划表”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正是参谋部与科技发展亦步亦趋使然。阿尔诺·迈耶试图以德国为例将战争的原因做如此总结：战争的爆发来自于主要参战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即上层阶级精英们为了缓和、躲避国内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对其施加的压力，而推行、宣传浮士德契约式的激进民族主义。甚至还有人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解析战争原因。他们认为，“战争缓解了农村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后，还有一种纯文化角度的解读：战争是复杂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反理性主义”、“军国主义”等交会碰撞的产物。而早在1914年8月，贝特曼就提出过这一理论：“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军国主义早已注定了每个国家的政策轮廓，并让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那些只有付出大规模战争的代价才能达到的目标。”
对于一直被“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困扰着的贝特曼来说，仅有一种解释是让人满意的：所有国家都有其罪过。但他还是加了一句：“德国负主要责任。”他还说，严格来讲，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出于德国领导人的一些不当决策——这种论断也很有影响力。
许多英国政治家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申辩道，英国之所以保护中立的比利时免受德国的侵略，是出于道德考量，履行已签署的协约。1914年时，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阿斯奎思用在公立学校操场演讲时的口吻表示：“当一个恶魔准备攻击、蹂躏一个对它丝毫没有做出挑衅的受害者时，作为受害者的同胞，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劳合·乔治对此表示赞同。之后，英国介入战争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中立国比利时的说辞便被历史学家们接受了。
然而对于格雷和丘吉尔来说，另外一种解读显然更为重要：英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独立，是不会允许法国被德国的侵略所击垮的”。丘吉尔说，一位“洲际暴君”正在“觊觎整个世界”。在其回忆录中，格雷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团结起来，加入到战争中去，”他回忆道，“因为比利时危在旦夕。”“但依我个人的直觉，我认为我们实际的目的是要去帮助法国。”如果英国袖手旁观的话，“德国的铁骑……将会踏遍整个欧洲大陆和小亚细亚，因为土耳其人将会站在德国人那边。”“绥靖意味着被德国支配和管辖，意味着法国和俄国的沦陷，意味着被孤立，意味着要同时被希望或不希望参战的焦虑的人们所仇视，最后，意味着德国在整个欧洲的肆无忌惮。”K·M·威尔逊认为，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解读胜过对比利时命运关心的说法，后者之所以被政府所青睐，是因为政府需要慰藉内阁成员的良心并排除异己。而最重要的是，英国介入战争、保护法国和俄国、阻止“敌对政权攫取对整个欧洲的统治权”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许多人都赞同这种观点，比如戴维·弗伦奇，保罗·肯尼迪在《英德对抗之缘起》中也有论述。在特雷弗·威尔逊看来，德国“正在谋求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因此就不可能独立”。
英国历史学家持有这种观点或许并非全然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时，关于战争的最为装腔作势的解读便是如下观点：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打败和击碎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他们“尚武”的文化传统。德军在比利时的凶残行径便是铁证。这种观点不仅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大肆宣扬，同时，它也迎合了战争本身的残酷以及人们对它的厌恶感。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学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于是德国人一直遭到谴责。但弗里茨·菲舍尔1916年出版的《争雄世界》（Griff nach der Weltmacht）却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该书认为，德国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不谋而合。对于其同时代的保守者来说，这种思维无疑具有强大的颠覆性。但是对英国的读者来说，它仅仅印证了那句古老的假设：德国想攫取“统治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想要成就这一“霸业”，则必须以牺牲英国为代价。然而对于德国历史学家来说，这种“持续性理论”不仅意味着再次搬出《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1933~1945年所发生的一切是由来已久的偏离美英集团准则的行为的集中爆发，从现代德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并非严重的异常行为。“Alles war falsch”——一切都是错误的，甚至包括俾斯麦帝国。上述理论是菲舍尔在当时的波茨坦东德档案馆中发现的；乍看上去，西方的批评家们认为他是在拥护马列主义阵营。然而，他的调查研究却更为深刻地影响了西德那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这种观点为埃卡特·克尔20世纪20年代的观点进行了平反，克尔明确地指出1914年战斗打响前德意志帝国已弊病丛生。菲舍尔本人也在其中几位年轻作家的引导下，认为德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不无关联：反动的特权阶层、东易北容克贵族以及鲁尔区反社会主义的工业主义者在政治上施加了过多的影响和干预。克尔已经识破了1914年以前德国外交政策的弊端——极少数当权者狭隘地着眼于经济利益；如今，用这条理论解释战争也是可以的。
一系列反对菲舍尔的观点同样也细致入微、解释合理。是否早在1912年12月，就有了战争的计划——英国的中立地位可以通过征服俄国和法国得以确保［菲舍尔在《想象中的战争》（War of Illusions）一书中探讨了该问题］？抑或是贝特曼在采取一项“有意的冒险”，通过在局部战争上下赌注，以保留德意志帝国的“行动自由”，至少是保全自身。再或者，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以便能够在欧洲战场击败法国，从而建立其在非洲的殖民帝国？
关于德国是战争“唯一的罪人”这一理论，还有其他的反驳意见。所有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的帝国主义支持者和军国主义中坚分子，而他们也都有其各自的目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内容涵盖了主要历史人物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些解读反过来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多国资料的整合。它们受到了菲舍尔反对者的欢迎，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定义战争的视角正逐步偏离“全部责任论”。
直到1965年才有人对菲舍尔的观点进行辩护。与对菲舍尔的指摘针锋相对，伊曼纽尔·盖斯关于“七月危机”的资料整理颇有影响力。这些资料援引各参战国于1920年前后出版的档案，有力地反驳了那些认为菲舍尔的理论过于聚焦德国的人。盖斯认为，尽管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德国政府怂恿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进行报复性打击，但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其对英国产生威胁的“世界政策”。“德国侵略者……故意挑唆俄国参战。这促使俄国、法国和英国不得不联手反抗这位强大的野心家，但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在盖斯稍晚成书的《通往灾难的长路：1815~1914年“一战”战前历史》（The Long Road to Catastrophe:The Pre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1815~1914）中，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在半个世纪以前成为统一国家后就已注定的结果。德国是1848年“革命与危机的重灾区”，是19世纪60年代欧洲民族主义得以“最极端体现”的国家，统一后一跃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力量”。盖斯还指出，正是“德国的世界政策置欧洲于战争的阴云之下……这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出口’……是德国促成了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言外之意，德国外交政策最核心的错误便是对与英国“恢复邦交”的藐视，以及组建了一支“与英国势均力敌、足以向其宣战”的舰队。事到如今，许多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德国向英国的挑战是合乎逻辑的，但却没有人严肃地对这些挑衅行为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这场历史上的英德对峙便由此变成了现代历史上最为武断的事件之一。
这场战争可以避免吗？
建立一座座战争纪念碑，这样做有意义吗？那些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被当作无名英雄来歌颂的“一大批人”，真的就是为了如下的理由葬送自己生命的吗？
为了尊敬的国王和国家
为了挚爱的家园和帝国
为了公平正义这一神圣的理由
以及一个自由的世界（？）
撇开上帝、国家和学校不谈，那些在温切斯特大学纪念堂被人们缅怀的学生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事业而放弃生命”的吗？那些汉普顿勇士真是“为了保持一颗为国效忠的心，为了‘我们光荣的誓言’，为了自由，以及宪法赋予我们的义务”而牺牲的吗？
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耸立在欧洲各大广场、学校和教堂庭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