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 顾炎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苏民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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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 顾炎武试读：

王明生　左　健　吕浩雪

张异宾　周　宪　周　群

金鑫荣　胡　豪　夏维中

徐兴无　蒋广学　程爱民总序

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各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历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位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编委会2008年9月目录

一、生平事迹 （一）家世及青少年时期（二）太湖之滨的抗清岁月（三）闻名江湖的鹰扬弟子（四）北游时期的传奇经历（五）生命的最后岁月

二、哲学思想 （一）“唯物唯变”的本体论（二）“博学于文”的认识论（三）“通变宜民”的辩证法

三、史学思想 （一）以史学的眼光研究经学（二）价值中立的史学方法论（三）引古筹今的史学价值论

四、伦理思想 （一）对负面国民性的批判（二）“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五、政治思想 （一）对君主专制政治的批判（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三）论选举和舆论

六、经济思想 （一）论自由贸易（二）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三）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

七、文学思想 （一）论诗歌的审美本质（二）论创作个性的解放（三）论学者的社会责任

八、思想影响 （一）在世时的影响（二）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三）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一、生平事迹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又字石户，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县人。他17岁加入复社，参加了江南读书人的党社运动。清军下江南后，他又奋勇投身抗清斗争。因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炎武（又作炎午），后曾一度化名圭年，号涂中，以经商为掩护，在大江南北从事反清的秘密活动。在此期间，他又曾使用过蒋山佣、顾佣、王伯齐等化名，号称“鹰扬弟子”。江湖上把他视为一位大侠。

晚明时期，他考过几次举人却都没有考中，因而最高学历只是秀才，但他的学问、见识和写诗作文的水平却胜过了那个时代的状元。为了民族复兴，他“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出入险阻，广交豪杰，两入牢狱，坚贞不渝。他身处“沧海横流，风雨如晦”的时代，面对清朝政府“禁网日益密”的专制暴政，始终沉着坚定地思考着如何令民族复兴的思想文化主题，上下求索，殚精竭虑，著书立说，以待未来，成为明末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伟大的爱国学者和大思想家。顾炎武像

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著作多达五十余种，五百余卷。主要著作有《顾亭林诗文集》《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菰中随笔》《音学五书》等。其中，《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堪称“三大奇书”。（一）家世及青少年时期

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顾炎武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县城东南三十六里的千墩镇。其曾祖父顾章志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的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祖父顾绍芳是万历五年（1577年）的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经筵日讲官、知制诰等职。据顾炎武说，南朝梁陈之际的大学者顾野王是他的始祖，苏州阊门外的义学旁有顾野王读书处，其墓就在苏州横山东五里的越来溪上。顾野王家有亭林湖之胜，当时的人们称此地为“顾亭林”。因为这个典故，所以朋友们都称顾炎武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生后，祖父给他起名顾绛，又起了个乳名叫藩汉。他一出生，就被过继给叔祖父顾绍芾为孙。其嗣母王氏是一位大家闺秀，受过严格的传统道德教育，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尤其喜欢读《史记》、《资治通鉴》和明代政纪方面的书。顾炎武三岁时曾患痘疮，生命垂危，幸亏她精心照抚，方才保住性命。顾炎武六岁时，王氏就给他讲授儒家经典《大学》，还经常给他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故事。顾炎武故里——江苏昆山千灯镇

顾绍芾（1562—1641）是一位有着非凡个性、才气和见识的人。他性格豪迈不群，与著名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志趣相投，又特别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顾炎武9岁那年（1627年），后金攻取沈阳、辽阳，第二年又攻陷广宁，山东也发生了农民起义。严重的外患内忧刺激着顾绍芾敏感的心灵，他指着庭院中的草根对顾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并叫顾炎武读《孙子》《吴子》等兵书，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他亲自给顾炎武讲授《资治通鉴》，又叫他读邸报，关心时事朝政。顾炎武23岁时，因为应付科举考试，“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此时祖父又教导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顾炎武14岁考入县学，成了一名秀才。那时正是大江南北读书人结社活动最活跃的时期，顾炎武也不例外，17岁就参加了复社。1629年，复社在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刑牲而盟，告之天地，倚盖终身，砥砺期许”。次年（1630年），顾炎武赴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值此四方士子咸集之际，复社又召开了金陵大会。1632年的苏州虎丘大会，更是盛况空前：“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顾炎武是与同里好友归庄一起加入复社的。归庄一名祚明，字玄恭，号恒轩，与顾炎武同年出生，是著名散文家归有光的曾孙，为人豪迈，尚气节，行好奇，世人称其为狂生。顾炎武与同乡人多不合，唯与归庄相友善，人称“归奇顾怪”。顾炎武亦自述其缘由道：“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顾炎武晚年回忆年轻时参加复社活动的时光，说：“老年多暇，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据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东汉太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称：李膺为八俊之首，“俊者，言人之英也”；度尚为八厨之首，“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复社里集结了三万余太学生，以清议为武器，与腐朽的宦官和官僚集团作斗争。青年顾炎武所结交的，都是“八俊”、“八厨”一类人物。如杨廷枢，早在天启年间就发动和领导了苏州学生和市民反对朝廷逮捕东林党人的起义；陈子龙，长顾炎武十几岁，亦是一代豪杰，在钱谦益和瞿式耜遭阉党余孽陷害而被捕下狱时他发起营救；方以智、冒襄、侯方域和吴应萁，号称“复社四公子”，都以文学豪迈著称。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东汉太学生运动极尽赞美之辞，可见他是多么怀念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

顾炎武青年时代经常来往的朋友，还有比他小七岁的吴其沆、小两岁的族叔顾兰服，以及外甥徐履忱。顾炎武说吴其沆“于书自左氏，下至南、北史无不纤悉强记，其所为诗多怨声，近《西州》《子夜》诸歌曲。”《西洲曲》《子夜歌》都是缠绵悱恻的六朝情歌。他们五人都很能喝酒，“各能饮三四斗”。顾炎武后来回忆说，那时他们五人“入则读书作文，出则登山临水，间以觞咏，弥日竟夕。”

1638年，陈子龙主持编撰的《皇明经世文编》问世，洋洋五百余卷。该书的问世是晚明江南学风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次年，27岁的顾炎武也正式开始从事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和著书立说的工作，他自称：“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这里所说的“舆地之记”和“利病之书”，即后来整理编撰成书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从这两部书的规模来看，他比陈子龙的气魄更大：《皇明经世文编》只限于明代文献，而《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编撰则是一项“坐集千古之智”的工作。

可是，就在他刚开始这项工作才一年多的时候，“家难”发生了。1641年顾绍芾去世，顾炎武作为唯一的继嗣孙子，理应继承家业。但他的从叔顾叶墅和从兄顾维却看得眼红，他们先是纵火，继以抢劫，并且买通官府打官司，最后更企图在太湖上将顾炎武暗杀。据1644年顾炎武写给归庄的信记载，当时他被闹得“百忧熏心”。在传统社会的大家族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明清时期的江南尤甚，一些平时道貌岸然的学者到了争夺财产和利益的场合，什么丑恶卑劣的手段都使得出来。钱谦益去世后，他的侄子、著名学者钱曾和家族中的无赖子弟逼得柳如是上吊自杀，就是同时期发生的另一显例。顾炎武之所以对“窝里斗”的劣根性特别痛恨，除了对政治上的窝里斗导致亡国的深刻认识外，也与他亲身经历的多次家难有关。（二）太湖之滨的抗清岁月

明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农民军进京后，迅速腐败，李自成的部将竟霸占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出京迎战，大败，不得不退回京城。同年6月3日，李自成称帝，以该年为大顺永昌元年。但在圆了皇帝梦的第二天，他就仓皇西撤，把京城让给了清军。清军占领北京后，以是年为清顺治元年。远在江南的顾炎武听到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十分痛心，作了《大行哀诗》为其哀悼。

崇祯皇帝死后，南方的明朝大臣们又在南京拥立了一个新皇帝。6月6日，福王朱由崧监国，以次年为弘光元年。同年，昆山县令杨永言应南都求贤诏，向朝廷推荐了顾炎武，朝廷授予顾炎武兵部主事之职。在赴南都就职前，顾炎武写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四篇论文，《军制论》论军制改革，《形势论》论用兵之法，《田功论》和《钱法论》论农业和财政问题。又作《感事诗》六首，充满了“《春秋》大复仇”、“一扫定神州”的期盼。

1645年春，顾炎武应召赴南京，途经镇江时，作《京口即事》诗二首，洋溢着击楫中流、恢复中原的豪迈情怀。然而，当时执掌兵部大权的是奸臣马士英，顾炎武到南京后，竟迟迟不能到兵部就职，更谈不上他所期望的天子召见、对策于朝廷之上了。5月9日清军渡过淮河，5月20日攻克扬州，守将史可法壮烈殉国，清军在扬州城里大肆杀戮，至5月26日才宣布“封刀”，可实际上的杀戮仍未停止，共有80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清军屠刀之下，史称“扬州十日”。而弘光朝廷中负责南京城防的忻城伯赵之龙已秘密派人与清军联络，准备接引清军渡江，将南京城拱手相送。史可法像

那年5月25日是顾炎武嗣母王氏的六十寿辰，顾炎武回到家中为母亲祝寿，随后又返回南京就兵部之职。然而，此时形势已急转直下，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次日攻克镇江。6月3日夜，弘光皇帝匆忙逃离南京。清军兵临城下，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等一大批高官显贵向清军奉表投降，就连东林名士、礼部尚书钱谦益也随波逐流降清了。6月8日，清军进入南京城。顾炎武在赴任途中听到南都官员不战而降的消息，十分失望和悲愤，写下《姬人怨》诗二首。诗云：伤春愁绝泣春风，发乱如油唇又红。不是长干轻薄子，

如何歌笑入新丰？云鬟玉鬓对春愁，不语当窗娇半羞。柳絮飞花无限思，

教侬何物得消忧？诗中讽刺降清的官员们是“长干轻薄子”，又如随风飘扬的柳絮飞花；而对“伤春愁绝泣春风”的美人描写，则是借用传统的香草美人之喻，来抒发其怀念故国的感情。前去南京无望，顾炎武遂在苏州从军。

清军占领南京后，派汉奸黄家鼒招降江南各地守令。黄家鼒到达苏州后，被明朝监军杨文骢率兵杀死。这一事件揭开了江南人民抗清斗争的序幕。7月8日清廷颁布剃发令，吴中各郡抗清义军风起云涌，各地义军约定，以松江兵攻杭州，嘉定、太仓兵攻沿海，宜兴兵向南京挺进，江南副总兵吴志葵率军进攻苏州。目睹这一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形势，顾炎武兴奋地写下了“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的诗句。

8月6日，归庄率民众冲进昆山县衙，将汉奸县令阎茂才斩首示众，宣告昆山反清起义开始。起义军进攻苏州失败后，清军疯狂反扑。在此危急关头，顾炎武回到昆山，参加昆山保卫战，负责“聚粮移檄，为久守计”。他的夫人王氏也参加了昆山保卫战的后勤工作，顾炎武晚年哀悼王夫人的《悼亡》诗中有“北府曾缝战士衣”之句。8月26日上午10时，昆山城破，顾炎武与归庄侥幸脱难。清军进城后，见人就杀，被杀害的昆山居民至少有四万之多。顾炎武的嫡亲弟弟顾子叟、顾子武皆被清军杀害，他的生母何夫人也被砍断右臂，险些丧命。

9月3日，清军攻陷常熟。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听到这一消息，开始绝食，于9月19日逝世。临终前她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也。”

10月，清军连克松江、江阴等地。在松江保卫战中，沈犹龙、李待问等义军领袖英勇牺牲，夏允彝自尽殉国。10月5日，清军攻陷江阴，屠城三日，城内外殉难者达数十万人。顾炎武的《秋山》诗二首，记录了这一时期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和清军大肆屠杀、掳掠大批江南美女和财物运往北方的史实：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

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

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

清军虽然占领了江南，但南方的广大地区还没有被征服。1645年8月18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改福州为天兴府，以是年为隆武元年。8月21日，隆武帝下诏亲征。顾炎武闻讯，激动得泪流满面，乃赋《闻诏》诗一首。经文渊阁大学士路振飞推荐，隆武帝遥授顾炎武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吴江义军领袖、弘光朝兵部主事吴昜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是顾炎武的长官。

这一时期的顾炎武，手执鹅毛扇，活动于五湖三泖的各支义军之间。白羽扇成为他与各支义军联络的标志，“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太湖上的义军战士远远看到船头上站着手执白羽扇的人，就知道是他们的军师顾炎武来了。吴江义军的战斗力本为吴中义军之冠，在遭遇了去年的挫败以后，至春乃得以重振旗鼓，正月收复吴江，杀死伪知县。顾炎武作《上吴侍郎昜》诗，为之出谋划策，有“作气须先鼓，争雄必上游”之句。三月，吴昜率军与清军大战于分湖，歼敌二千余人，清军余部逃回苏州，全城戒严。五月，吴昜又率军收复嘉善，杀清军守将。是年秋，吴昜被叛将出卖，不幸被捕，在杭州英勇就义。

1647年5月，明朝叛将吴胜兆在陈子龙、杨廷枢等人的策动下，准备在松江反正。后因计划泄露，吴胜兆被杀。清军大肆搜捕同党，陈子龙带了几个人连夜投奔顾炎武，却未遇，只得留住一宿而去。不久，陈子龙、杨廷枢都被清军捕获，在押解途中，陈子龙投水自尽，杨廷枢亦壮烈殉国。顾炎武闻讯，十分悲痛，作诗以哭之。与此同时，夏完淳与四十余名东南义士给鲁王的上疏在送往舟山途中被清军查获，顾炎武的族叔顾咸正亦因列名其中而被捕，押往南京。顾咸正之子顾之遴、顾之逵因掩护陈子龙，也被清军捕去，顾炎武多方奔走，试图营救他们却未果。10月16日，顾咸正和上疏鲁王的四十余名爱国志士在南京被杀害。顾炎武闻讯，作《哭顾推官》诗，以此寄托对先烈们的深切哀思。

至此，持续三年的江南抗清武装斗争基本上失败了。然而，此时却从山东传来了丁可泽率农民军余部攻克淄川、处决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孙之獬的消息。这一喜讯使顾炎武大为振奋，兴奋地写下了《淄川行》一诗，热烈讴歌农民军攻打淄川城的巨大声势，庆幸汉奸终被处决，充分肯定了农民军的正义行动和爱国精神。诗云：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

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

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孙之獬原为阉党余孽，清军入关后，他率先剃发留辫投降清军，并且厚颜无耻地上疏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顺治皇帝采纳了其建议，下剃发令，“有不从者，杀无赦！”这一罪恶的法令下达后，因拒绝剃发而遭屠杀的汉族人民多达百万余人。而孙之獬用无辜百姓的血染红了顶子，当上了清廷的兵部尚书，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死有余辜。顾炎武从农民军的正义行动中进一步看到了人民大众在民族保卫战争中的力量，也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三）闻名江湖的鹰扬弟子

公元1648年至1657年间，顾炎武主要活动于以南京为中心，东到太湖、北到淮安的广大地区内。他时而化名为蒋山佣，时而化名为顾圭年，时而化名为王伯齐，时而又化名为顾佣，号称“鹰扬弟子”，以经商为掩护，到处结交豪杰之士，秘密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在南京，他开始反思南明弘光政权覆灭的教训。面对当年繁华竞逐的秦淮河畔、桃叶渡口，顾炎武写下了一曲悼古伤今、哀婉凄恻的《桃叶歌》：桃叶歌，歌婉转，旧日秦淮水清浅。此曲之兴自早晚。

青溪桥边日欲斜，白土岗下驱胡车。越州女子颜如花，中官

采取来天家，可怜马上弹琵琶。三月桃花四月叶，已报北兵

屯六合。宫车塞上行，塞马江东猎。桃叶复桃根，残英委白

门。相逢冶城下，犹有六朝魂。江南的历史上，曾不绝如缕地回响着一曲又一曲“红裙与青史”的双重变奏，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历史悲剧。一曲《桃叶歌》，道尽了六朝古都盛衰兴亡的隐曲，而“六朝魂”三字，更是对南明弘光朝君臣们的人性沉沦，爱美人而不爱江山，以至重蹈六朝覆辙的深沉哀叹！

从这一时期顾炎武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他从事反清秘密活动的一些蛛丝马迹。如《出郭》诗：“出郭初投饭店，入城复到茶庵。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相逢问我名姓，资中故王大夫。此时不用便了，只须自出提酤。”这明显是一首记叙与人秘密接头的诗，来人“待我三亭之南”，且“相逢问我名姓”，可见为素昧平生之人。那么来者何人？王遽常先生说：“王稽云云，当有所托。疑南明当有使至。”顾炎武回答来人，自称“资中故王大夫”，乃是他此时的化名。又如《旅中》诗一首，作于告别南明使者之后，从诗中描述的情形看，他曾经吃尽千辛万苦，南下投奔远在广西的南明永历帝。所谓“愁人独远征”、“浦雁先秋到”、“买臣将五十，何处谒承明”，都说明他此次远行的目的是投奔南明。然而却终因关山险阻、遭遇抢劫，以及患病等原因而未能到达，不得不又重新回到江淮一带活动。南京秦淮河桃叶渡旧照

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隆武立于福州，大学士路振飞荐炎武为兵部主事。是后四五年间，尝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盖受振飞命，纠合徐淮豪杰。当年路振飞巡抚淮扬，曾经团练乡兵，得两淮间劲卒数万，后为刘泽清散遣。炎武实倚万寿祺为东道主人，每从淮上归来，必诣洞庭向振飞之子泽溥报告情况。归庄在万寿祺家名为家庭教师，实际上是代顾炎武做联络工作。”万寿祺是淮安著名的抗清志士。顾炎武有《赠万举人寿祺》诗，诗中“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一联十分明确地委托万寿祺为之侦视清廷的动向。两年后（1653年），顾炎武又介绍归庄到万寿祺家做“家庭教师”，作《送归高士之淮上》诗，对他此行寄予厚望。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失败以后，幸存的抗清义士们为逃避清军搜捕和潜谋再举，与坚守民族气节的士绅相结合，以吴江县唐湖北渚“有烟水竹木之盛”的古风庄为据点，成立了惊隐诗社。诗社于1651年成立，创始者为叶继武、吴振远等人，参加者有名姓可考的有数十人，顾炎武和他的好友归庄、吴炎、潘柽章、姐夫陈济生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惊隐诗社每年都有几次重要活动，例如农历五月五日祭祀屈原，九月九日祭祀陶渊明，除夕祭祀林君复、郑所南等。顾炎武虽常年奔走在外，但也多次去吴江参加诗社的活动，与友人们“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

顾炎武生平事迹中的谜团很多，“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是一个谜，在南明军队频繁北伐时卜居钟山，奔走于南京、镇江、太仓之间又是一个谜。现有的史料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依然在从事反清的秘密活动。

南明军队首次北伐是在1653年。这年4月，明定西侯张名振与郑成功联师，从海上进入长江口，溯流而上，一举攻克镇江。顾炎武目睹明朝十万水军溯江西上的巨大声威，为之欢欣鼓舞，在镇江作《金山》诗一首。从诗的最后两句“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来看，这首诗很像是给联军主帅的进言，认为兵贵神速，主张乘胜进击，切莫迟缓。在这一年中，顾炎武一直奔走于从南京到镇江、从镇江到太仓之间，而这一地区正是南明军队与清军作战的主战场。

1654年2月，张名振、张煌言又率水师溯江而上，入京口，登金山，遥祭明孝陵。这次明军北伐，一直打到南京的观音门，又连克安徽诸州县。与此同时，顾炎武在南京觅得一处居所，位于钟山之南，有诗记载：“世乱多倾危，筑室深山中”，“研心《易》六爻，不用希潜龙”。顾炎武卜居钟山后，友人戴耘野曾来访，并作《赠顾宁人》诗，末两句为：“自晦不妨居庑下，海天相讯有吾徒。”“海天相讯”四字意味深长，联系数年前顾炎武被隆武帝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写下的“身留绝塞援桴伍”的诗句，便不难理解顾炎武这一时期奔走于大江南北所承担的使命了。

但是，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江南的邪恶势力，都不肯轻易放过顾炎武。在1654年明军北伐遭遇挫折、回师海上以后，江南的汉奸地主等邪恶势力又嚣张了起来。一个“兴大狱，除顾氏”的阴谋，正在昆山的汉奸恶霸地主叶方恒和顾家的恶奴之间悄悄地酝酿着。

顾炎武家有一个名叫陆恩的恶奴，为图富贵，早就安下坏心。有一次顾炎武请一位僧人送信去舟山，将信件粘在《金刚经》的书中，以防清军搜查。陆恩得知后，就花钱从僧人处把这本《金刚经》买到手，顾炎武却懵然不知。加上顾炎武不断遭遇“家难”，乡中的汉奸恶霸地主叶方恒想从中渔利，便唆使陆恩向清政府告密，企图借清廷之手来杀害顾炎武，以侵吞顾家的田产。二人阴谋既定，只等顾炎武回到家中，便可下此毒手。

1655年6月，顾炎武回到家中，得知陆恩偕其田产投靠叶方恒之事，仍希望他回心转意，但陆恩却要挟道：“《金刚经》里有何物？你是想诈我吧！”顾炎武大惊，回想起十年前夏完淳给鲁王的上书被清军查获，导致列名其中的四十余名抗清志士被逮捕杀害的惨痛教训，于是当机立断，当天夜里就带人将陆恩擒获，怒斥其罪，痛打致死后将其沉入水中，那本藏有密信的《金刚经》也被他搜出销毁。

叶方恒见阴谋破产，恼羞成怒，便与陆恩的女婿一起用两千两银子贿赂当时的昆山县令，要结果顾炎武的性命。叶方恒又亲自出马，带了一批地痞流氓，把顾炎武抓了起来，囚禁在陆恩家里，企图胁迫他自杀。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候，归庄、路泽溥等人纷纷出面营救。归庄先直接写信与叶方恒交涉，陈以利害，晓以大义，但无异于对牛弹琴。叶方恒始终不肯罢休，归庄只得去找他的老师钱谦益帮助。

1645年降清以后，钱谦益内心十分痛苦，因而归庄仍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黄宗羲与钱谦益的关系更非同寻常，经常与他共商反清复明大计。顾炎武的两位堪称肺腑之交的好友吴炎和潘柽章也常去看望他，向他请教明史编撰问题。可是顾炎武因为钱谦益一度失节，就再也不肯认这位老师了。当此之际，钱谦益要顾炎武承认他这位老师，方肯出面营救。归庄就以顾炎武的名义书写了一张自称门生的帖子给他。加上钱谦益和路泽溥的斡旋，顾炎武才被从恶霸的私牢里移送昆山县衙，被判“杀无罪奴”，移送松江府后，又改判为“杀有罪奴”，遭杖责后释放。据说顾炎武被释放后，不仅不领钱谦益的情，反而急着去索要归庄写的那张帖子，钱谦益不给，他就在大街上贴出告示，声明自己不是钱谦益的学生。其实顾炎武不知道的是，郑成功的几次北伐都是钱谦益暗中策动的。

叶方恒见顾炎武被释放，气急败坏，便派出了刺客一心要置他于死地。顾炎武行至南京太平门外时，早就埋伏在路边的刺客突然冲出，击其头部，顾炎武受伤坠驴，幸亏有人相救，才未曾丧命。与此同时，叶方恒又唆使恶奴数十人，抄了顾炎武的家。叶家是汉奸恶霸地主，江南官府中上下人等也大都是他的同党，面对这一强大的黑恶势力，顾炎武再也无法在江南容身了。

在南京逗留一年后，顾炎武决意北游。他在《流转》一诗中说明了北上的两个原因：一是避祸，“九仇在门户”，“故乡不可宿”；二是另有雄图远略，“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他要到北方去寻找像使汉室中兴的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朱明王朝后裔，追随他建功立业。（四）北游时期的传奇经历

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告别了故乡，渡长江，过淮河，前往山东。在淮北遇上连日大雨，他赤足行走了270多里，方才走出秋水横流的土地。目睹清军铁骑过后“逾淮百里即荒郊”的凄凉景象，顾炎武的心中不胜悲伤。“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这是南宋著名爱国者辛弃疾《御戎十论》中的名句。顾炎武既志在复明，山东和河北一带的地理形势，以及经济、政治、民情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就成为他这次北上重点考察的对象。

当时的山东，仍燃烧着反清斗争的烈火，西有“榆园军”，东有“于七军”，都是当地的农民武装。濮州、曹州一带，英勇的榆园军不断给清军以沉重打击，浙东大儒刘宗周的弟子叶廷秀就参加了这支队伍，并且为之献出了生命。在莱阳、栖霞等县，于七领导的抗清义军也已经坚持了九年的艰苦抗战，并且依然十分活跃。顾炎武沿着当年复社组织的线索，首先来到莱州的掖县，找到了当年山东复社领袖赵士哲的家。在这里，他与赵士哲的堂兄弟赵士完结为好友，又因赵士完的关系结识了任唐臣，此二人都是坚守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

在莱州住了几个月后，顾炎武到了山东即墨，住在当年明朝锦衣卫都指挥使黄培的家中。黄培，字孟坚，号封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长顾炎武九岁。他的叔叔黄宗昌是明朝的御史，清军入关后，冒着“留发不留头”的危险，坚持不肯剃发，隐居而终。黄培亦不仕满清，经常写诗抒发怀念故国之情，其诗篇于结识顾炎武五年后于1662年汇刻为《含章馆诗集》。就是在黄培家居住期间，顾炎武主持刊刻出版了《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并在该诗集中收入了黄培的叔叔黄宗昌的传记和诗歌。

1658年秋，顾炎武北上幽燕，首次到达北京。随后又出京，至永平，登孤竹山，谒夷齐庙。次年春，自永平出山海关，复返永平，前往昌黎。昌黎人民曾大败清军，三十六名民兵壮烈牺牲，当地人民立祠来纪念他们。还有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当看到清军即将登上城墙时，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将云梯拽倒，壮烈牺牲，当地人民也专门为之立祠纪念。顾炎武为之作《昌黎》诗一首和《拽梯郎君祠记》。是年，顾炎武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并考察了当年戚继光镇守蓟州时的总镇府所在地三屯营，还到昌平天寿山拜谒了十三陵，随后又考察了居庸关一带的地理形势。

据赵俪生考证，顾炎武曾有仿效张良“博浪椎击”、谋刺清朝皇帝的企图，有《平舒道》《秀州》二诗为证。《平舒道》诗云：何处平舒道，西风卷夕云。空留一片璧，为遗滈池君。《秀州》诗云：我愿乘此鸟，一见仓海君。异士不可遇，力士难再得。

海内不乏贤，何以酬六国？愿从马伏波，田牧边郡北。复念

少游言，凭高一凄恻。赵俪生指出：“两诗均与秦始皇晚年史事有关，平舒道上遮关东使者并遗璧之人，所言乃‘明年祖龙死’一句话，诗中所隐，要害在此。而所谓仓海君又尝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此诗显然是表白亭林北游之初，曾有博浪椎击的企图，不过后来逐渐淡漠下来而已。”顾炎武在北游之后，越是走到临近满清政治统治中心的地方，他仿效荆轲刺秦王、张良“博浪椎击”的企图就越是强烈，而这种企图难以实现，也确实使他为之伤心了一场。当时他写下《督亢》一诗：“此地犹天府，当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千载自凄神。野烧村中夕，枯桑垅上春。一归屯占后，墟里少遗民。”就表达了内心的忧思。

从河北返回山东后，顾炎武听到郑成功与张煌言再次联师北伐的喜讯，便立即整装南下。可是，当他到达扬州时，郑成功已兵败南京城下。怀着悲凉的心情，他再一次告别了江南的友人，踏上了北上之路。他在天津过了春节，又再次去昌平拜谒了十三陵。同年秋，他回到南京，第七次拜谒明孝陵，悼古伤今，感慨不已，写下“春谒长陵秋孝陵”之句。次年（公元1661年）正月，顾炎武回吴门，并在春夏之交时前往杭州，往返皆经吴江，拜访好友吴炎、潘柽章等人。到杭州后，他本想东渡娥江去访问黄宗羲，又考虑到对方的艰难处境而没有成行。

顾炎武在浙江时，江南的形势骤然变得十分险恶起来。这年春天，顺治皇帝病死，清廷加强了对江南人民的镇压。4月，发生了吴县诸生哭庙案；7月，江南奏销案起，苏、松、常、镇四府135017名士绅以“抗粮”的罪名被逮捕，遭受了枷号鞭打的酷刑；8月，江宁巡抚朱国治下令处决包括哭庙案在内的所谓“江南十案”的案犯121人，锦绣江南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是年秋，顾炎武渡江北上，再赴山东。

1662年春，顾炎武从山东北上，又至昌平。这年他50岁。在昌平道上，他写下了“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的诗句。5月6日他第三次谒思陵，撰文纪念崇祯皇帝殉难十八周年。也正是在这一天，他听到从缅甸传来的清军俘获永历帝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民族复兴的决心，坚信“时来夏后还重祀，识定凡君自未亡”。

指望由南向北恢复中原，一时看来似已无望，于是顾炎武想到了另一条路线，即由西向东的路线，这正是汉唐得天下的路线。于是他决定考察陕西和山西，那里是满清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年十月，他登太行，过井陉，至太原。其巨著《肇域志》即于此时成书。傅山像

在太原，顾炎武结识了奇士傅山。傅山（1607—1684），山西阳曲人，比顾炎武大六岁。他30岁（崇祯九年）时就领导了一次声闻全国的学生运动，当时的山西提学袁继咸被阉党诬陷下狱，傅山约集全省生员一百余人赴京请愿，迫使朝廷将袁继咸无罪释放。明亡后，他自号朱衣道人，从事抗清活动。1654年，因参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在晋豫边界起义而被捕，经友人设奇计营救，乃得出狱。顾炎武与傅山互相倾诉心曲，并时常一起出游。傅山作《晤言宁人先生还村途中叹息有诗》，慨叹“河山文物卷胡笳”，颇为伤感。顾炎武则作《又酬傅处士次韵二首》，一扫颓唐意味，高吟：“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待到汉廷明诏近，五湖同觅钓鱼槎。”

告别傅山后，顾炎武前往山西代州。在那里，他又结识了一位忘年交的好友——年方33岁的李因笃。李因笃是陕西富平人，比顾炎武小十八岁，此时他正在代州当家庭教师。清军入关时，他还是个孩子，但他坚守民族气节，决不去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顾炎武十分敬重他的人品和学问，便和他交了朋友。

1663年，正当顾炎武在山西高吟“待到汉廷明诏近”的时候，在江南却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案。此案源于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富户庄廷因盲欲仿左丘明著写一史书，但自己又无力为之，就买得前明大学士朱国桢明史遗稿，遍揽江南一带才子加以编辑成书。但因书中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统治，且多有对清统治者的蔑称，故被清廷查办，庄廷的父亲及其兄庄廷钺和弟侄、列名参阅的十八人、刻书者、卖书者，以及袒护庄家的地方官等，统统被处以死刑。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二百余人被斩首，被流放到宁古塔为奴的则多达700余家。在这场浩劫中，顾炎武的好友吴炎、潘柽章都在同一天被凌迟处死于杭州的弼教坊，他们尚未写成的《明史记》和所有的史料也被付之一炬。听到这一消息，顾炎武肝肠欲裂，遥祭两位好友于汾州旅舍，作《书吴潘二子事》一文及《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诗一首，长歌当哭。

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顾炎武又踏上西去的路途。这年秋天，他取道蒲州，入潼关，登华山，开始了他的首次关中之行。在华阴县，他访问了万寿祺的朋友王弘撰，与他结为终身好友。王弘撰熟谙明朝故实，精通《周易》，著有《易图象述》《砥斋集》等著作。顾炎武曾说：“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10月31日，访李颙于盩厔（今陕西周至）。清军入关后，李颙坚守民族气节，决不仕清。顾炎武与他交谈，上下古今，靡不辨订，而学宗陆王的李颙颇不以为然，嗤之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但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顾炎武把李颙与王弘撰、李因笃三人并称为他的“关中三友”。

通过结交关中豪杰，顾炎武终于寻访到了隐藏在民间的朱明王朝后裔——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秦王朱樉的九世孙朱存杠。顾炎武专门去西安郊外拜访了他，此时他已改姓杨，名谦，年已62岁，顾炎武收其子杨烈和外甥王太和为学生。是年冬，顾炎武再至太原。公元1664年2月2日，顾炎武游后土祠，该祠为汉武帝所立，他有感而发，作诗呼唤“雄才应有作，洒翰续《秋风》”，希望明朝宗室的幸存者能有汉武帝那样的雄才大略。复至汾州及绛州，自大同到西口，于七月第四次进京，第四次谒十三陵。然后南下山东。次年（公元1665年），他在山东章丘大桑家庄置田地十顷。随后去河南辉县访问著名学者孙奇逢，但此时孙奇逢己因《甲申大难录》文字狱案而被捕，押往北京去了。

1666年夏，顾炎武又至太原，结识了朱彝尊和屈大均。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复社志士，清军占领江南后，客游四方，从事反清活动。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广东沦陷后，毅然投笔从戎，曾随兵科给事中陈邦彦起义进攻广州，又曾参加郑成功的部队，随军攻入镇江，进攻南京，还曾南下昆明游说吴三桂，晓以民族大义，劝其反正。后来，又与朱彝尊等人再次策动反清起义。失败后，乃北游山陕。顾炎武见到他们，非常高兴。这年，顾炎武与傅山、李因笃、朱彝尊等二十余人集资垦荒于雁门关之北，并亲自筹划经营。朱彝尊像

相传顾炎武在山西时曾与傅山共同创立山西票号，一切组织规则都由顾炎武本人制订。据徐珂《清稗类钞》“山西票号”条记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手订，遵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一文中也记载了山西人的这一传说，称顾炎武与傅山共同创立山西票号：“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票号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章太炎先生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论，认为顾炎武不仅是票号制度的创立者，更是清代会党组织的创建者，顾炎武名为儒，实为侠。

1667—1668年间，顾炎武一直被文字狱案纠缠着。

先是《启祯集》文字狱案。1653年5月，顾炎武的姐夫陈济生开始选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顾炎武和归庄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1655年顾炎武到山东后，仍在协助编撰此书。1659年书成，全名为《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又称《忠节录》，简称《启祯集》。除陈济生的自序外，为该书作序的还有归庄、吴鹿友、姜如农等六人。该书问世后，江南一些无廉耻的读书人见它有触时忌，就不断向为该书作序者敲诈钱财。1667年3月，江南读书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向吴鹿友父子敲诈两千两银子不成，便向清廷告发。刑部奉旨，要对“书内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内有写序写诗讥伤本朝之人五十余名合行查究”，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却是喜剧式的。在清廷的官方文献中，《启祯集》被说成是伪造的，告密者被说成是造伪书诬陷他人的奸民；被杀头的不是不忘故国的明朝遗民，而是卑劣的告密者。就这样，一场可能到来的浩劫竟然被消弭于无形之中。

但“山左黄培诗狱”，即所谓“十四人逆诗案”又把《启祯集》案牵扯出来了。公元1666年7月，山东莱州原明兵部尚书黄宗昌的家奴、投靠满清而当了翰林的姜元衡向清廷告发，说黄宗昌之侄黄培、子黄坦以及黄培之侄黄贞麟等十四人撰写“逆诗”，康熙皇帝下令让山东督抚亲审。次年，姜元衡又受山东土豪谢长吉的唆使，说《启祯集》是顾炎武在黄培家里编辑发刻的。谢长吉曾向顾炎武借银千两，不想偿还，当时答应把章丘大桑家庄的田产抵押给顾炎武，而只要借官府之手杀了顾炎武，他就可以收回这些土地。于是，原先的“十四人逆诗案”便又转移到《启祯集》案上。1668年3月12日，山东抚院下令把顾炎武逮捕归案。

这时，顾炎武正流寓北京慈仁寺。3月27日才听说山东再审《启祯集》案，倘若这一案件被翻过来，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而且将导致一大批人家破人亡。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他十分冷静，决定与清廷斗智，来保护自己和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人们。3月28日，他毅然出京，前往济南府对簿公堂。他于4月13日到达，两天后即被收监。

顾炎武入狱后，立即致函从叔顾兰服和外甥徐元文，要徐元文迅速北上营救。又写信给朱彝尊的姑表兄弟、时任登州知府的谭吉骢等人，说明姜元衡所指之书与前此沈天甫“伪造”之书为同一本，此案无须再审。他的朋友们立即展开了营救活动。李因笃闻讯后，火速赶赴北京，向京城友人告急求救，然后赴济南狱中探视。朱彝尊一听说此事，亦立即赶赴济南，住进了山东巡抚刘芳躅的幕署，为顾炎武开脱辩解。徐元文等人亦出面多方斡旋。

6月27日，山东抚院开庭审理。顾炎武一口咬定《启祯集》是伪造的，与自己和朋友们毫无干系，说《启祯集》中有字“宁人”者，但“宁人”二字前并无“顾”字，凭什么说此“宁人”就是顾宁人？且《启祯集》案已有定论，姜元衡之流企图翻案是为了谋财害命。因控方拿不出顾炎武辑书的实证，故此次开庭以有利于顾炎武的结果而结束。不过，山东巡抚刘芳躅对于案件真相却是心知肚明，多方面的顾忌使他既不便把案件继续查下去，也不敢匆忙结案，拖延至10月25日，顾炎武才被保释出狱。《启祯集》案最后被归结到“十四人逆诗案”中。公元1669年4月30日，黄培等人在济南被清政府残忍杀害。

顾炎武出狱后第二年，亡友潘柽章的弟弟潘耒从江南来投奔他，成为了他的弟子。他虽然身在北方，但始终与南方的明朝遗民和抗清志士保持着联系。1671年暮春三月，61岁的方以智作《寄亭林居士山水册》，自题曰：“辛亥暮春，病中强起，草草成此四帧，寄呈亭林士。弘智。”不久，方以智被满清当局迫害而死，消息传到北方，顾炎武十分悲痛。顾炎武青年时代的朋友、复社的豪杰之士们，这些民族的精华、社会的精英，几乎无不惨死在清朝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之下。每当想到这一切，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无比的悲愤！（五）生命的最后岁月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下令撤三藩。11月，被封为平西王、负责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宣布恢复汉族衣冠，哭祭明朝永历皇帝，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在昆明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并宣称朱三太子在其军中，于公元1674年1月7日起兵北伐。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广西将军孙延龄也先后起兵响应。同时，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也发出反清檄文。次年，吴三桂的军队即攻入湖南，连克衡阳、常德、长沙、岳州等地，耿精忠的军队也攻取了浙江、江苏诸州县，郑经亦率军从台湾进入闽浙。四川巡抚罗森、襄阳总兵杨东嘉、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也先后举起反清旗帜。接着，原属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的谭洪、彭时亨等部也再次起兵，攻克阳平关。一时四方鼎沸，清廷为之大震。

许多明朝的遗民也为这一突如其来的反清斗争形势而激动。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时，把曾经在江南兴“奏销案”大狱，并杀害金圣叹等一大批江南读书人，后被派往云南监视吴三桂的大汉奸朱国治杀了祭旗，令江南读书人十分振奋。著名学者、著有《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南下福州，参加了耿精忠的幕府。两广、湖南、江西的遗民们也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到这场反清斗争中，屈大均到吴三桂的军中作了幕僚，江西学者梁质人也在吴三桂麾下的一支部队中担任联络工作，隐居著书的王夫之也走出深山，奔走于沅湘之间，到处联络同志，并与广西将军孙延龄取得联系，赠其《双鹤瑞舞赋》，以“光赞兴王，胥匡中夏”相勉。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时，顾炎武刚到北京，一听到这一消息，他就立即离开京城，奔走于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到处与朋友联络，并且与远在江南的友人也加强了联系。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形势，确实使他大为振奋。

也正在这时候，从南方传来了归庄逝世的噩耗，顾炎武不禁失声恸哭，作文以祭之；又作《哭归高士》诗四首，情深意挚，非同寻常。其中第四首最值得仔细品味。诗云：郦生虽酒狂，亦能下齐军。发愤吐忠义，下笔驱风云。

平生慕鲁连，一矢解世纷。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在这首诗中，他说归庄虽然嗜酒佯狂，但却懂军事，能打仗，又能够草拟气势磅礴的军事檄文，并且有战国时期豪杰之士鲁仲连式的侠肝义胆和才智，如今南方的汉族军队已经开始北伐，预示着天明的“碧鸡”已经发出长鸣，可惜归庄再也听不到这振奋人心的声音了！

为镇压各地的起义，清廷迅速做出反应。康熙皇帝利用汉奸张勇镇压了西北的反清武装，并加封张勇为“一等侯”；又封张勇的儿子张云翼为大理寺卿，相当于警察总监和特务头子的角色，以加强特务统治。由于当时有不少人为躲避南方的战乱而跑到北方，且盛传南方的反清复明军队将士对顾炎武特别崇敬，张云翼就把他特务活动的重点放在了监视顾炎武和他的朋友们身上。这对顾炎武在西北的活动十分不利，他虽然很想有所作为，却实在很难有所作为。但他依然在频繁地奔走着、活动着。

1675年9月，顾炎武去了山西祁县学者戴廷栻的丹枫阁，与朱彝尊等友人相会。戴廷栻是明朝的贡生，任曲沃教谕。清军入关后，他隐居不仕。他居住的丹枫阁，与冒辟疆居住的如皋水绘园一样，都是遗民士大夫经常聚会的地方，故有“南有水绘园，北有丹枫阁”之说。戴廷栻为顾炎武筑室南山，顾炎武在此住到次年正月，就又奔赴山东。在山东，他作《汉三君》诗，仍然对南方的反清斗争寄予希望。

1677年3月，顾炎武再谒十三陵，作诗痛斥“虏主”康熙。诗的题目是《陵下人言，上年七月九日，虏主来献酒，至长陵，有声自宝城出，至祾恩殿，食顷止，人皆异之》，描写了康熙皇帝及其侍从拜谒十三陵，忽闻隧道中传来巨大声响，吓得面容改色、仓皇鼠窜的景象。诗中还表明了恢复故国山河的坚强信念：“昭陵石马向天嘶”，呼唤像唐朝的西平王李晟那样的英雄豪杰来收复京师，又自比周代的著名忠臣苌弘，用苌弘所说的“先君之力可济”之意，来表达对民族复兴前途的憧憬。

清廷的“禁网日益密”，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腐败黑暗。三藩反清期间，顾炎武为了解战局的进展，经常去北京探听消息。在徐乾学府上，他目睹了官场黑幕，在诗中悲愤地写道：“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徐府上豪奴狎客、朋比为奸的情形，让他简直忍无可忍，加上南方的战局并不像他期待的那么顺利，因而不时将火气倾泻到在朝廷做阔官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兄弟的头上。有一次徐氏兄弟留他吃晚饭，他入座不久就要还寓，徐乾学等请求他终席后再张灯送归，他气愤地说：“世间惟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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