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真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臧云鹏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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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真相试读：

做大做强自己的民族种业出路在哪儿？《中国农业真相》的作者做出了层层详尽的解读，比如针对大豆风波，就从美国农业部发布消息、跨国公司进行现货贸易、期货交易所操纵价格、产业巨头大面积收购等一系列运作，阐述了大豆形势的逆变过程，很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进一步研究。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做大做强民族种业，并不意味着阻止外资进入，这是既不符合我国既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也不符合中国的入世承诺。如何在开放中营造更好的竞争环境，企业又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进一步学会竞争，同时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目前我国的种业市场小多乱杂，全国虽然有一万多家种子公司，但有些是不规范经营，制造了一些假冒伪劣种子坑害农民。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投入，规范种子市场，增强民族种业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则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在品种上持续创新，保持种业发展的后劲。

科技力量不容忽视。1994年，美国人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轰动全球的《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份报告我看过，布朗本人我也见过，他的观点是对的。他呼吁国家领导人不要把经费拿来备战，制造武器、兵器，而是要重视粮食生产，发展农业。不过，布朗对科技进步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估计不足。为了满足新世纪对粮食的需求，我国农业部于1996年实施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经过“九五”“十五”“十一五”的攻关，在超级杂交稻研究方面，我国已于2000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一期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千克的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第二期大面积示范亩产800千克的目标；2011年，又首度创下了平均亩产926.6千克的超高产纪录。这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是依靠科技进步革新种子取得的，对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中国农业真相》将给人们启示，振兴与强大民族种业的发展，中国的种子不仅能满足自己，还能走出国门。

是为序。柳传志序联想已经做好了长期奋斗的准备

似乎是一个巧合，看到《中国农业真相》的书稿时，联想控股刚刚确定了新兴核心业务：做现代农业的领军人物，这意味着联想的现代农业之路已经启程。

外资对于产业的控制和渗透并不仅仅存在于农业领域，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联想集团，正是在与外资的争夺战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并不可怕。面对这种局面，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给予民营企业以公平竞争的环境；二是企业要把班子搭好、把战略定好、把领军人物找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三要素”。《中国农业真相》这本书十分详细地解读了国际性农业综合企业在产业链运作方面的经验，对于投资和准备投资农业的企业来说，都十分值得一读。化工新材料、农业食品、现代服务业都是联想控股最为看重的行业，而且也将是2014年前联想控股的投资重点。

联想做大现代农业的决心很大，联想控股农业目前已经先从水果起步，以后将逐步进入肉类、蔬菜等生产领域，最后是粮食生产领域，联想要做的是食品行业的全产业投资，涵盖食品生产的整个产业链，最终打造一个统一的食品品牌。

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运作，人才是关键。现今的农业从业人士，多是未曾接受过高端教育的农民，对实现新农业专业化生产的知识了解得不够，农产品质量控制的意识不足，更欠缺对农业生产全流程的掌控能力及对企业的综合管理能力。联想进军大农业是很早就定下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实质动作，是人没选好，现在人定下来也就正式开始。

关于食品安全，我们认为，从生产、运输、冷藏、加工到销售，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威胁食品安全。中国本身是一个巨大市场，联想去年在中国卖出了1800万台电脑，从品牌做起，做好了就会有很好的回报。在联想电脑畅销国内外市场的促动下，联想对工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运作中各环节的掌控都有着精准的把握，这对实现农业的大规模生产、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专业化运作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及指导意义。但受土质、天气等条件影响，农业生产毕竟有别于工业生产，如何将工业化生产的经验有效地借鉴应用到农业生产过程中，联想还有待探索。中国的食品安全要想形成一个正循环，终归要有人带头。

做农业是有风险，但风险主要还是来自没有很好地策划，比如今年土豆滞销，当初你对于种多少、销不掉如何处理、畅销如何处理等问题都应该提前策划好。

还有就是品牌问题，一定要一个品牌一个品牌认真去做，我们对未来农业有一个长远规划，不会急于求利。发展农业是最利国利民的事情，联想已经做好了长期不获利的准备，准备好了非常长期的投资。为保证农民的丰厚利润，联想控股将通过品牌发展获得收益，而不是从生产中获得收益。

中国的农业正处于一个产业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并存，这需要一批有担当的好企业，和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以此为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自序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把中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这个真相就是外资控制和渗透中国农业的真相。

社会大众对于真相缺乏了解，有时比真相本身更为可怕。

中国社会的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始终相当隔膜，我原本以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农业产业链缺乏了解，可是后来才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2008年上半年某天傍晚六七点钟，我对茅于轼先生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当时，我是《大生》杂志的总编辑，该杂志是国内唯一的农业财经杂志。采访的缘起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茅先生的一个观点：国家设置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按照茅先生的意见，应该打破“红线”限制，让市场决定中国的土地多少用来盖房子、多少用来种地。由于房价高企，这样一来，势必会有大量的耕地转换为开发用地，但也正因为土地供应增加，房价会相应地降下来。

我记得问了茅先生一个问题：“如果因为耕地面积减少而导致粮食减产，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可以买嘛！”茅先生的回答十分干脆，他的意见是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就可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

而我了解到的一些历史事实与茅先生想象的情形恰恰相反，即一个国家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买得到粮食。所以，对于茅先生的答案，我并不满意，因而立即追问了一句：“那么，假如人家不卖给我们粮食呢？”“怎么会呢？”茅先生当即反问我。

出于对老人家的礼貌，我没有立即反问：“怎么就不会呢？”其实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4月份，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亚历克西因美国减少对海地粮食出口并提高粮食价格导致社会动乱，最后被国会免职。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和梁国“种桑误国”的故事也是不应忘记的实战案例。

我已经无心再听茅先生的话语，心里只是想，茅先生对于农业和粮食问题也许关注不多，所以不了解这些事吧。

倒是茅先生继续解答着我内心的疑问：“一个国家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购买嘛。”

考虑到采访已经持续了将近40分钟，我没有继续采访下去，尽管心里的问题仍然存在：“假使所有产粮大国均不卖给中国粮食，茅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这是个“较真儿”的问题，对茅先生这位接受过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也是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因为茅先生提到的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办法——国际贸易——的理论根基，就是西方经济学鼻祖英国的亚当·斯密首创、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完善了的“自由贸易理论”。而我假设的情形与之截然对立——贸易保护甚或贸易被强行终止。

茅先生所秉承的是基于假设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现实生活中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政治对于经济的左右，使贸易保护成为与自由贸易共生互现的双胞胎。

不久前，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他的新书，是吴敬琏先生写的序，序中写道：

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思潮动荡仍跟对外关系有关。在反对外人妖魔化我们时，我们敏感的神经也难以健全平易。看着年轻一代人激进的民族主义宣言，作为过来人，我们有着一言难尽的感慨。

回忆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战时代，我们是封闭的，我们一方面不得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时自顾不暇，谈外谈洋色变；我们自卑又自大，但为什么我们一穷二白呢？朋友在哪里呢？谁在妨碍我们发展呢？……从国家到个人，我们都离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远。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度过了短缺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个人也不再是计划体制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国际社会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这一经验只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个小小案例，却也雄辩地说明开放成全的可能性，而敌意、紧张等等则败坏了文明。事实上，洋务运动、北洋时代、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开放的。

我们富强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繁荣起来的价值观何在？我们服务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关键在哪里？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尚未得以解答，我们社会反而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弱者情绪里。我们对外尚未知人论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有阴谋了……

看了吴教授的序言，我断然决定，我的书不用请他们写序和推荐了。

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真认识，止步于我曾经编辑出版过的一本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的一段话是：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规律：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经济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路线上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固定的信条，对任何经济规律的无条件信奉都会带来灾难。

从这段话里我领悟到：即使没有战争，世界也不是和平的。世界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统一体。国际竞争是永恒的主题。而且，大国欺凌小国是必然的。1936年，有日本媒体问鲁迅：您怎么看待中日之间的矛盾？鲁迅回答说：两家邻居的孩子，一个孱弱，一个强壮，强壮的必然会欺负那个孱弱的。又问：那什么时候两国可以和平相处啊？鲁迅答：等那个孱弱的孩子变得和另一个一样强壮的时候。

正如吴教授序里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宣言”，也许会有人认为我的观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对此我并不否认。因为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护照是中国护照，我的家在中国。我不可能像没家没国没感情的“理性人”那样去面对现实生活。美国人向中国出口黄豆价格越高，就意味着我得花费更多的钱才能吃上等量的油。我倒是想知道，反对民族情感的人是否和我一样，持的是中国护照，领取的是人民币。

也正如吴教授序里面提到的“阴谋”，也许会有人说：你这本书也是像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样的“阴谋论”，妖魔化外资。对此我同样不否认。古语说：兵者，诡道也。商业竞争也讲谋略：采取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削弱竞争对手，增强自己，这“一切手段”自然也包括秘密策划而图之的办法。事实上会有如学者们通过理论研究假设出来的情形吗——对手非常善良，从不欺骗你，不仅不欺骗你，而且会及时地将他的意图、方法全部告诉你，把你可能会受到的打击、压力提前告诉你，并教会你应对之法，甚至他根本不和你竞争，只与你和睦相处，除了握手就是微笑，然后就是自觉地给你分配合理的利润。其实，我倒觉得，把我列为“阳谋论”更为准确。外资进入中国自然是要通过现有法律所允许的手段，达到赢利最大化的目的，这是明摆着的阳谋，而无需我去“阴谋化”一下。《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的作者钟庆先生与周其仁、茅于轼、张维迎等著名经济学家就其书中的内容进行对话。钟庆先生后来告诉我，令他吃惊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是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没血没肉的“理性人”一样，只有张维迎谈到民族产业发展时很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我是研究经济的，按道理本来不应该讲民族责任！”钟庆说：“张维迎的民族情感还没有被‘理性人’磨灭，这一点就很让我感动。后来听人说起，张维迎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而实际上只要还有点民族情结，方式方法都好讨论。”

与周其仁先生的对话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因为周的腿骨折了。周其仁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过去中国什么都不会造，20年前我是从日本往国内背彩电，今天呢？全世界的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钟庆直接应道：“20年前中国什么都会造，今天什么都造不了。”周愕然。钟庆答：“20年前，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卫星，今天呢？电脑芯片、显像管、干线飞机都要进口。”周其仁因中国能组装全球产品而认定中国经济发达，钟庆因中国开放无节制丢失技术力而认识到中国之落后。二人不欢而散。

同样的问题在茅于轼先生那里更有趣。在他家里，钟庆强调中国不仅要组装产品，更要提升技术力时，茅先生在思考之后突然反问钟庆：“什么都由中国做了，那么日本做什么呢？”钟庆幽默了一把：“日本人可以给中国人做鞋。”

在张维迎教授的办公室里，张维迎谈到中国巨大的出口顺差，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强劲。钟庆却说，看经济实力，不能仅看出口货物数量和出口金额，更要看出口的“物质能量”：

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是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按照效用价值，因为消费商品获得了无差别的人类快感。在价值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波动。这些价值都是描述商品的社会属性，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还有一个自然属性，即商品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物质和能量都最终来源于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地球是狭小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下可获得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商品交换是按照商品的社会属性进行，等价交换。但对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来说，却是不等价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国际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是不平衡的。中国是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国，日本是净流入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即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越来越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也加速度进行。但中国的资源有限，是一个抽血的过程，所以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却走向“贫困”。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可能是负数（制造业亏损），但由于商品自然属性交换的不等价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入持续扩大，日本越发富裕，实物物价达到与中国相当水平。财富和消费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商品上，最终需要落实到物质和能量，即商品的自然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只是反映社会中人的相互关系，实际与财富无关。

对于钟庆这个工科博士的一套理论，张维迎没有说话，按钟庆的回忆：“张维迎听着我的物质能量的进出口新论，似有所悟。”

2005年年底的这桩鲜为人知的公案，是由我策划和组织的。

起因很简单：当时我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钟庆的文章，论述的主题就是在中日两国的历史转折点上，日本虽然同样受到内忧外患的压力，但是通过有节制的对外开放，比如，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实现了民族自强。而中国虽然同样对外开放，但由于缺乏节制，比如，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引进、三号机还是引进，虽然制造业表面繁荣，但是技术力丧失，虽是制造大国，却非制造强国。我受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一些改变了我观念的文章，于是决定出版。

但是直到拿到新书，我内心一直还有一个疑问，作者书中所写的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们难道不懂得钟庆这些观点吗？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过呢？或者他们根本就反对钟庆的这些观点？在事关国家发展前途的问题上，我十分希望听听这些对中央政府颇有影响力、受到包括我在内的社会大众崇信的经济学者们的看法。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些内容。对话茅于轼、张维迎，我派了同事陪同前去，与周其仁的对话由于是电话交流，我听了全部过程。虽然有记者全程参与，但因故没有报道。

从结果来看，对话的双方似乎谁也没有说服谁。

倒是后来听一位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做秘书的朋友告诉我，《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被高级别干部才能看到的《动态清样》摘录。

当年所讨论的内容其实同样反映在中国农业领域。中国大豆产业2004年一夜之间沦陷，油脂产业随即破产、东北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的历史事实，却从未听这些经济学者们表示过关注。

当然，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排斥开放，而是推进科学开放，提醒人们重视过去粗放式开放中存在的舆论和政策问题，重新定位国有企业，创造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使企业在开放中学会竞争，使民族农业在开放中茁壮成长。改革开放30多年一路走来，中国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但改革开放毕竟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其中的盲点及其危害也逐渐显露出来。翻看一下历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就一目了然：除了转基因种子被列为禁止项目、种子被列为限制项目之外，中国农业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着的。而今，转基因落地神州大地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在农业领域，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进程中，是否有战略布局？除了种子资源之外，哪些还可以列入布局要点？中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规划资源类要素（比如水、土地、钾矿、磷矿等）的拓展？如何有效应对国际大粮商的“期货+贸易+种植”的产业链运作？如何集体应对国际卖家联盟的谈判？除了限制性的政策手段外，是否还有扶植性的政策？战略布局中民营企业的参与空间有多大？参与的方式有哪些？国有企业在布局中的角色是什么？国有企业是逐利性的自由企业，还是赋有实现国家战略责任的政策性企业？

这些问题不因为众多经济学者的漠视而消失，相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越来越凸显。

当“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来临，我们需要有新的经济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重新认识有意无意指导着我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以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触角，去理智地面对世界，形成我们自己的科学发展观。

是为本书写作的初衷。第一章中美对决下的农业竞争为英国市场而生的美国农业巨量产能从天而降倾销法案两遭柯立芝否决胡佛抓住了牛鼻子：控制种植面积罗斯福：把多余食品发给城市贫民农业成为武器

完全打开国门放外资自由进入，还是将其拒之门外闭关锁国？这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主张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与外资一个腔调，只讲理论不谈农业实际，从不告诉我们发达国家的农业是如何从弱小而逐渐强大起来的，因此不足为训；主张闭关锁国的新左派们则擅作诛心之论，其理论依据是其认定的外资“阴谋”，但是究竟这“阴谋”由何处来又难以解释清楚，终难让人信服。

笔者的观点是，无论中国自身的意愿如何，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生效之日起，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理想就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农业的对决之势的形成。中国闭关锁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相反在讨论中国农业时一味鼓吹自由贸易更糟糕不过，那正是外资所希望而对中国农业是有害的。中国必须了解对手，正确应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故而，在分章解读农业各个分支行业的状况之前，读者朋友们需要跟我一起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农业有一个历史性的了解，看看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必然会与中国形成对决。为英国市场而生的美国农业

我们知道，美国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地是干什么用的？工业革命后的殖民地主要是向宗主国输送工业原料，比如棉花、羊毛、铜、铁、煤炭以及黄金，同时消化宗主国的工业制成品，就是用消费保证宗主国的经济发展。现在的历史书把美国的诞生描绘成在英国遭受迫害的几十个清教徒在美国建立自治的故事，其实早期的英国移民都是探险家，他们坐船去新大陆，完全是为了寻找黄金、香料、皮毛、木材。这些探险家根本不是农民，也不懂农业，甚至连他们自己维持生存的食物也主要靠从英国定期装运粮食来供应。由于海运经常中断，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养活自己。比如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不得不命令所有移民必须种一块玉米地，否则就得挨饿。

黄金、香料都没有找到，皮毛和木材虽然所获甚多，但不足以维持探险家们的生存。他们必须有更多的选择。很快有四种农作物成了美国的摇钱树：烟草、小麦、大米和靛青。不过这四样东西并不是用于移民们自己享用，而是为了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当时的欧洲人习惯抽西班牙殖民地的烟草，而西班牙的殖民地都在南美洲，烟草价格昂贵而且由于烤制方法的问题不易保存。1612年，一个叫约翰·罗尔夫的美国人从西班牙的第一个殖民地委内瑞拉引进了当地最著名的烟草品种“奥里诺科”，还发明了一种烤制方法使它能够长途运输而不变质。这一下就触动了英国烟民的神经——因为来自殖民地，没有关税，烟草价格大幅下降，而且不会因为长途运输而变质，这一来谁还到南美洲去贩烟啊，美国烟草业立马“火”了起来。据J.T.施莱贝克尔在《美国农业史（1607—1972年）——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1981年6月）一书记载，当时每磅（相当于0.454千克）烟草可以卖3先令。当时英国本土的地租一年才一先令，不到一斤烟草就能抵三年地租！所以在当时，烟草被美国人称作“绿色黄金”。不过，这一来更没有人愿意种地了。州长不得不再次下令农场主每人种两英亩玉米。

小麦和大米的主要购买力来自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其实离印度很远，哥伦布发现它时误以为是印度附近的岛屿，所以称为印度群岛，后来知道是位于西半球的北美岛屿，就称为西印度群岛。这个群岛对于当时的英国甚至欧洲来说都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群岛盛产甘蔗。

11世纪之前，欧洲人是不知道“甜”是一种什么滋味的，因为甘蔗是一种热带植物，欧洲没有种植。直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欧洲人才见到蔗糖，一尝之下惊为美食，但由于运输不易，蔗糖价格不菲，成为身份的象征。16世纪海运发展起来之后，蔗糖开始普及但仍不便宜，无论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均通过自己的殖民地获取蔗糖，除了自用，多余的卖给没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西印度群岛处于北纬10°～27°之间，属于热带，一时成为种植甘蔗的首选之地。由于1英亩甘蔗所带来的收益等于5英亩的玉米，所以岛上的种植园主和农场主大量种植甘蔗，以至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通过进口解决。而美国可以由海路非常容易地到达西印度群岛，于是就成为该岛的粮食供应基地。

美国南部殖民地的另一种作物靛青（一种蓝色草，浸沤而成的汁液用于染布，颜色经久不褪）深受英国和殖民地当局的青睐，并始终受到奖励。对靛青的奖励直至1783年终止，原因是南美和印度生产的靛青替代了美国在英国市场的位置。于是农场主大量缩减生产，1787年左右，靛青种植园主全部转为棉花种植园主。

据《美国农业史（1607—1972年）——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记载，1770年，英国对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出口额达84.4万英镑，而后者对英国的出口总额达163.6万英镑。可以说，美国农业就是为英国市场而生的。英国将美国建国以前的农业发展提前了一个世纪，如果没有海外市场的支撑，美国农业只有等到美国城市化之后，或者欧洲缺少粮食的时候才有机会快速发展。巨量产能从天而降

美国独立在美国农业史上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土地面积扩大了十几倍，在移民速度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时，科技进步催生了农业机械化，巨量的产能从天而降。

独立之前美国国土只有东部的13个州，面积约80万平方千米。1783年独立后，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废除了英国政府颁布的禁止移民西进的法令，许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欧洲的移民纷纷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涌向西部。这就是历史上的“西进运动”。

西进运动共分为三个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第一阶段，当时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大批移民涌入西部，开拓了俄亥俄、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地区，这些地区成为后来主要的产粮区。1815年以后，在大湖区建立了谷物和畜牧业基地，在濒临墨西哥湾介于佐治亚南部和路易斯安那之间的平原地区开辟了棉花种植园，这是第二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从19世纪中期开始，开拓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等地。此外，美国还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从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等地，领土面积迅速扩张至962.9万平方千米，一跃成为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但是同一时期，劳动力只增加了72%。《世界年鉴：1992年》（1992年版，纽约）记载，1790年，美国人口为392.9万，1890年达到了6297.98万，尽管增长了15倍，但是人口密度也只有每平方千米6.5个人。相对于迅速呈现的广袤的土地来说，劳动力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为科技进步明确了目标：最大的发明自然来自节省劳动力而不是来自节省土地。托马斯·杰斐逊说：“在欧洲，由于劳动力的充足，就应该以尽量利用土地为目的；而在我国，由于土地充足，就应该以善于利用劳动力为目的。”这个时期的机械的设计思想十分明确：增加每一个人的生产量，而不是增加每亩土地的生产量。

机械化从犁开始。英国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后12年内没有使用过犁。当时的犁非常巨大而且笨重，需要两个人操作：一人扶犁，一人牵牛。由于没有金属，要把地耕3英寸深，就需要6～8头牛，一天只能耕作一英亩。1868年约翰·赖恩发明了冷轧钢犁，适宜耕种比较硬的土地，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随后双轮犁、多铧犁、乘式犁、圆盘犁相继被发明出来，1880年，附有播种器的双铧犁以及乘式多铧犁的出现，使一个农场主所能耕作的土地增加了一倍。大草原迅速被征服。

在犁之后，插秧机、中耕机、收割机、除草机等相继出现。到19世纪末，耕种收割的各个环节基本上都用机械替代了。大规模使用农业机械，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据厄内斯特·L.鲍嘉所著《美国国民经济史》，1855年，收割玉米需要39个小时干完的活，1894年只用15个小时就能干完；1830年生产20蒲式耳小麦需要61个小时，1896年只需要3小时；1850年收一吨牧草需要21小时，1895年只需要3个多小时。

由此，美国的粮食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来自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1866—1899年，美国玉米总产量发生两次飞跃：一次是从1869/70年度的7.82亿蒲式耳增长到1970/71年度的11.25亿蒲式耳；第二次是在1885/86年度首次突破20亿蒲式耳，达到20.58亿蒲式耳。在19世纪末最后一个年度（1899/00）达到26.46亿蒲式耳。

巨量的产能几乎是从天而降，如果说这之前美国的农产品供给，与欧洲特别是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市场需求形成了一种市场平衡，那么现在平衡被美国的巨大产能打破了，比如小麦和大米，原本只供给西印度群岛，现在做到这一点已经绰绰有余，小麦和大米必须同时向整个欧洲扩张才能化解生产过剩。倾销法案两遭柯立芝否决

历史的实践证明，化解美国农业危机的办法通常有两个，其一是战争。战争需要大量军粮，另外，战后必然有饥荒，也需要大量的粮食。这两种需求都是急迫型的，需求方根本不能在乎价格。从1607年英国移民踏上美洲，到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169年间，欧洲大陆共发生了大大小小12次战争，短的两年，长的持续了30年。这些战争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为美国农业提供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一方面战争使欧洲各国的农业遭受重大打击，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以维持国民生存；另一方面，因为英国在战争中的完胜，作为英殖民地的美国获得了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粮食出口垄断权。可以说，欧洲人民苦难来临的时候，就是美国农场主欢欣鼓舞的时刻。不过，美国人也有痛苦的时候，那就是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农场主被严重过剩的粮食产量压得喘不过气来。化解危机的第二个设想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倾销。

1918年11月，历经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这个好消息对于美国农场主和美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新一轮危机的来临。美国官员急于完成的一件事情是向欧洲提供救济和重建贷款，以便他们更快更多地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由于缺乏贷款，欧洲已经没有能力再以战时的高价来购买美国的食品，美国工农业产品价格面临崩溃。1919年1月，英国取消了月度食品订单，恐惧开始蔓延。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的《1928年美国的外交关系调查》一书中，有一篇以美国国家工业会议委员会名义撰写的《盟国间债务与美国》，其中记载，时任食品管理局局长的赫伯特·C.胡佛在写给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中急切地讲道：

我们的制造商有大量的存货……正等待出售。尽管我们能够保证对众多日用品厂商的承诺，但严峻的形势是，大量的肉类产品即将腐烂，因而必须马上出口……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这种局势，我们在美国的市场就将崩溃，而且，由于从银行进入肉类商品部门的未付款有数百亿美元，我们不仅会陷入财政危机，而且会出卖卷入这场危机的美国农民。食品过剩是如此之大，以致美国市场根本无法吸收，因为它们易于变质，所以即将被浪费掉了。

最后，威尔逊总统决定绕过国会给予欧洲贷款，因为根据贷款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战争何时合法结束。

但是，农产品价格还是跌下来了，到了1921年年底的时候，农产品和猪肉的价格跌到了之前的60%，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业品价格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这就使得农场主们雪上加霜。随着1923年沃伦·哈定总统的病逝和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继任，危机在一步步加重。

相关产业也感到了疼痛。一家生产犁的企业莫兰犁公司在破产之前提出了一个自我挽救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恢复一战中曾经存在的出口市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存依赖于农场的繁荣。他们的提议被列入了当时十分著名的一项议案——《麦克纳里-豪根议案》，这是由俄勒冈州的参议员查尔斯·麦克纳里和艾奥瓦州的众议员豪根·S.约翰逊联名提出的议案，其基本的内容是：

建议设立一个政府机构来收购任何剩余产品，收购价格为战前的平均水平，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在国内或国外出售这些产品。如果出售给国内的消费者，那么就提高关税；如果出售给国外，就得亏本销售，政府的损失由“平衡费”来补偿。

当时的农业部长亨利·C.华莱士支持这个法案，但商业部长赫伯特·C.胡佛坚决反对。1927年国会通过了这个议案，但遭到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否决。柯立芝认为，这个议案实际上会鼓励生产过剩，而向国外倾销剩余产品并限制他国向美国出口工业品，是一种损害他国利益的做法，势必引起贸易战。

不过，为了向国外低价倾销，以便自己蒙受的损失能从别的国家那里补回来，美国的农场主以及相关企业已经结成了卡特尔，这个被称为农业集团的强大组织和总统打起擂台来，他们通过不断的游说，使提案于1928年再次以高额的票数获得通过，但是再次被柯立芝否决。胡佛抓住了牛鼻子：控制种植面积

1929年，赫伯特·C.胡佛当选总统。他的运气实在糟糕透顶，世界经济第一次大萧条伴随他的上台而到来。前一年，由于苏联木材的竞争，美国的木材拉开了农产品降价的序幕。1929年加拿大小麦过剩，直接压低了美国粮食价格。就此引发大萧条。《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到1940年（第二版）》（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1929年，美国农业总产值为138亿美元，到了1932年却只有65亿美元；1929年的玉米和小麦价格分别为每蒲式耳0.77美元和1.08美元，1933年则分别跌至0.19美元和0.33美元。

美国历史上对于这位总统的评价不太高，但是在农业问题上他却抓住了牛鼻子：控制种植面积以减少粮食产量。他提出的农业销售法案获得国会特别会议通过。

根据销售法案，联邦农场局成立，获得5亿美元的巨款用于与农业合作组织合作。并于1930年成立粮食平准公司和棉花平准公司，在市场上公开购买以抬高价格。两个公司迅速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和棉花，但是结果却始终没有上升到可以抛售的水平。到了1930年6月，粮食平准公司已经库存了2.57亿蒲式耳小麦，然而销路仍未打开，于是只好停止收购，一个月之后，小麦价格滑落到每蒲式耳57美分并在之后继续下跌。1932年，棉花平准公司的仓库中堆积了325万包棉花，也不得不停止收购，棉花价格跌至每磅5美分。

1933年，联邦农场局撤销，一结算，共计亏损1.84亿美元。

历史书上说，胡佛当政时期，由于科技进步，亩产量大大提高，生产依然过剩，抵消了平准公司的作用。但是就玉米的情况看与此说并不相符。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在胡佛主政的1929—1932年，1928/29年度，单产量为每英亩26.30蒲式耳，比1927/28年度低了0.1蒲式耳，1929/30年度继续降至每英亩25.70蒲式耳，最低的年份是1930/31年度，仅为每英亩20.50蒲式耳，1931/32年度才回升至24.50蒲式耳，1932/33年度为26.50蒲式耳，仅比1927/28年度高0.1蒲式耳，与1925/26年度的27.4蒲式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总结胡佛农政的失败，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收购上来的粮食没有找好销路；二是胡佛期待的农场主大面积自愿合作的局面没有出现，大家的种植意愿不降反升，农场主以另外的方式与新总统接着打擂台。仍以玉米为例（美国农业部数据），1928/29年度农场主意向播种面积为1.004亿英亩，比上一年度的9846万英亩多了差不多200万英亩，1929/30年度有所降低，为9913万英亩，只减少了67万英亩，但1930/31年度却高达103.92万英亩，增加了479万英亩。之后的两个年份又步步高至1.0936亿英亩和1.1302亿英亩。1932/33年度比1928/29年度提高了1280万英亩的种植意向。罗斯福：把多余食品发给城市贫民

富兰克林·D.罗斯福似乎是为了结束大萧条而生的一任总统。他也像胡佛总统一样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粮食过剩，但是他在限制生产方面比胡佛要更显得有办法。他出台的1933年农业调整法主要以两个公司来进行运作，一个公司是商品信贷公司，他只与遵守种植计划的农场主进行合作，发放两种贷款，种植贷款和储藏贷款，种植贷款以农产品作抵押物，如果农作物卖出好价钱，农场主可以卖出谷物归还贷款达到利润，如果价格低，商品信贷公司通过支付不足款项弥补农场主。储藏贷款则用于修建仓库，把过剩粮食存放至价格高时再出售。据统计，1932—1936年，政府直接支付给农场主约15亿美元。这部分损失由向加工企业如罐头厂、屠宰场、磨坊厂征收的特别税来补偿。

与商品信贷公司同样成立于1933年的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功能是购买多余的农产品发放给城市贫民，保证饥饿人口的食品需求，同时保证价格稳定。

这项改革在初期是卓有成效的，小麦农场主有80%或多或少地减少了种植面积，玉米种植面积缩小了50%，棉花减少了75%。没想到的是，1933年法案在1936年被最高法院裁决为违法而不得不撤销，原因有两个：一是加工商认为向他们征收的特别税应该成为一种普遍征收的税，而最高法院认为，这项税收不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征收因而不必再征收；二是农业部与农场主的合同不符合各州独立管理农业的规定。

作为一种替代品，国会于1936年2月又迅速通过了《土壤保护和国土乡派任务条例》，因为土地耗竭严重的作物往往就是生产过剩的作物，实际上是以土壤保护之名继续1933年法案。但是这项法案也失败了。因为政府与农场主之间的合同一律无效而不得不采取自愿合作的办法，而农场主可以使坏土地停止生产，同时提高好土地的产量。

罗斯福总统的决心是强大的，于是，1938年的法案又出台了。根据这个法案，农业部必须每年估计每种作物所需要的种植面积，并根据过去的生产记录把准许的面积按比例分配到各州继而到各县，各县的农业组织再按同等比例分配到农场主。农场主会因为在自己的份地内耕种而获得补偿。如果农场主不予合作，那么他不仅得不到补偿，农业部还可以对其实行销售限制。

种植面积限制和销售限额的办法是有效的。据《美国农业史（1607—1972年）——我们是怎样兴旺起来的》记载，1937年小麦种植面积为8100万英亩，1938年下降为6300万英亩，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1944年。玉米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美国农业部数据表明，1936/37年度种植意向面积为1.0196亿英亩，1937/38年度减少了479万英亩，为9717万英亩；1938/39年度继续下降553万英亩，达9447万英亩；1939/40年度减少283万英亩，为9164万英亩；1940/41年度减少295万英亩，为8869万英亩；1941/42年度减少185万英亩，为8684万英亩。从1936/37年度至1941/42年度，一共减少了1512万英亩。减少比例为14.83%。

但是，奇怪的是，面积虽然减少，但是总产量却没有按预期降下来，不仅如此，总产量反而在提高。这是因为，单产量惊人地提高了。农业成为武器

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挽救了美国过剩的农业生产，救济费用和军事贷款就把1945年至1947年的剩余农产品全部包下来了。但是1947年的不景气终于不可避免。“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

该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但是与一战后帮助欧洲重建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业目的不同，该计划主要是用于实现政治目的——控制西欧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介入使美国农业的扩张性增添了侵略性的色彩。扩张性往往以他人的损失弥补自己的损失，而侵略性的重心首先在于打击对手。

战后的欧洲农业遭到彻底的破坏，出现了大面积饥饿，1946—1947年欧洲西北部的寒冷加重了这一局面。在战前西欧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东欧国家的余粮，但是这一贸易通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中断，这个政治原因就是横贯欧洲大陆的政治“铁幕”。德国的情况尤为严重。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数百万人正在慢慢饿死。”

基于这种情况，粮食成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手段。该计划共计130亿美元（如果加入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则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其中32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粮食、饲料和肥料等。作为代价，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向美国开放市场。

由于战前几年政府保护价总是高于市场价格，因此农场主经常放弃抵押给政府的谷物而获得贷款，政府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谷物，战后几年约50%的出口农产品是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出口的。

这可能是第一次把农产品出口与美国外交政策结合起来。这一方面使美国的外交多了一种粮食武器，另一方面大大鼓励了美国的粮食倾销，国内粮食生产过剩进一步高涨。前几任美国总统限制粮食产量的努力就此付之东流。“马歇尔计划”的实际执行者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肯南。威乔治·肯南是“遏制”政策的制定者，他还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开创者。他的名言是：影响那些可以影响他国主要领导者的人，使他们认为你希望他们干的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应该干的。这一理论后来被命名为我们所熟悉的“和平演变”。

由于“马歇尔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朝鲜战争就开始了，所以美国农产品过剩危机的到来一直被推延了许多年。1953年7月停战之后，农业危机又来临了。为了彻底解决危机，美国国会于1954年通过了《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使粮食援助制度化。这个法律后来经过不断修改，但宗旨未变：开辟海外市场，将销售收入用作长期优惠贷款给予受援助国，或直接作为救济物资，相应地美国政府将给予农场主以出口补贴。

这项法令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之前美国农产品过剩除了战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也是从此开始，美国农业政策的重心从限制种植面积转向了对外倾销。而成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则使美国农业成为彻头彻尾的侵略性产业。这一本质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比如曾在1971—1976年先后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担任农业部长的厄尔·布茨，就公开在1974年11月19日的《时代》杂志上撰文：“粮食是一种手段。它在美国外交谈判中是一种武器。”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则来自中国人熟悉的美国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这些观点的公开传播，证明了美国粮食出口根本不是有些人士所说的什么阴谋，而是一种来自均势政治思想的国策。尽管后来的农业法案屡有修改，但是都没有偏离这一方向：

通过高额的农业补贴向海外市场倾销农产品，把粮食援助或商业出口作为一种筹码，以换取别国在贸易和政治上的让步，获取美国所需要的矿物资源和能源，向有支付能力的国家索要较高的粮食出口价格增加国家收入，影响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中跟随美国表态，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加压力等等。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为了打开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大门，美国于战后提出成立国际贸易组织。1944年7月，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大旅社举行。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且计划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三大组织，后由于国会的反对，国际贸易组织暂时流产，但在3年后的1947年10月，又于瑞士日内瓦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名义面世。这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至此，美国农业长驱直入海外市场的完整模式打造完成：高额补贴本国农业＋低价倾销他国＋敦促他国市场准入。

了解了美国农业形成的历史，我们也许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农业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以下各章笔者将带领读者朋友们进入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近距离观察外资渗透的路径、方法以及现状。按照产业链的形成顺序，我们应该从种子和化肥开始说起。不过，笔者思考再三仍然不自觉地想从大豆说起，这不仅因为《大生》杂志第一期的封面报道就是《大豆阻击战》，大豆是我以及大生人认识农业的开端，还因为大豆一役之惨烈程度无可比拟，它完整地再现了几个公司击垮一个产业的“完美”手法，同时清晰地反映出中国政府、企业、学者、舆论在国际级对抗中的缺陷，足堪列入“跨国对抗经典教案”。第二章大豆沦陷祭疯狂芝加哥价格过山车压榨业沦陷压榨企业为啥不买国产大豆？从封杀到示诚看起来很美的解决方案中国数据中心谁来建国际期货还有多远真功夫还要靠自己

2003年12月，芝加哥的冬天用当地气象预报员的话说是“血淋淋的冷”。不过对于来自中国东北大连的李广富来说，这算不得什么。街头已经出现了圣诞树，但是他的心思全在大豆上。

来美国已经第三天了，中美双方的谈判还在继续。谈判的焦点主要在价格上。美国人坚持采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础，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价格从8月份的500美分/蒲式耳一路猛涨到了12月份的700多美分/浦式耳，涨价的起点是8月12日，那一天美国农业部调低了美豆产量预测，理由是天气干燥。把计量单位翻译过来，并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从1900元/吨涨到了2661元/吨。这是什么概念呢？马上就要签约的大豆合同数量为250万吨。这要多花多少钱！小学生都能算出来。

令中国商人更为犯嘀咕的是，下一步的价格会怎样呢？上升，还是下跌？要知道，即使签完合同后马上发货，到达中国东部港口最快也要两个月。两个月时间价格降下来自然好，接着涨可就完了。这就是风险。许多专家都说，现在的价格是历年来罕见的，基本上达到了顶点，不会再涨了。可是谁知道呢？李广富知道，生意场上没有绝对的事。疯狂芝加哥

美国中西部时间12月18日下午1点，签字仪式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董事局会议室里举行。除了官方和企业界人士，美方还专门请来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世界日报》、伊州电视台等9家媒体及中国中央电视台驻美记者，100多人的现场顿时春意盎然。

美方出席仪式的最高级别代表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长埃米尔·琼斯，中方采购团领队则是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的廖晓淇。签字仪式的主角是中美双方的企业，美方共有10位代表：ADM、特福芬、路易达孚、ZENNOH、诺贝尔谷物、邦吉、FGDILLC、CENEX HARVEST、嘉吉、康尼格拉；中方企业代表共12位：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华农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金海粮油工业公司、浙江省粮食集团有限公司、汕头市中星油脂有限公司、大连华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龙口新龙食油有限公司、中谷粮油集团公司、山东渤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金光食品（宁波）有限公司、统一嘉吉（东莞）饲料蛋白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康宏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分列两边，眼神中都流露出兴奋的光芒，打了近10年交道，双方老总第一次面对面。其中最兴奋的莫过于李广富了，他的大连华农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每年以29%的速度增长，今年压榨规模已经达到35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李广富的雄心是成为中国油脂行业的旗舰，下一个目标是年压榨量达到500万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成立东莞华农公司立足珠三角市场，成立南京华农辐射长三角市场，成立霸州华农占领京津唐地区。尽管同行的有中国粮油进出口界的大佬中粮集团，但是由于此次李广富抛出去的采购单高达80万吨，一举超过中粮，因此他毫无悬念地成了今天的主角——在随后举办的“中美大豆行业联合研讨会”上，李广富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做了专题发言。

尽管媒体之前就已经得知签约的数量，但是签字现场仍然爆出了冷门：在签完250万吨（14亿美元）采购合同之后，双方竟然又签了一份250万吨的意向合同！美国大豆协会人士马上激动地指出：如果第二份合同能够履行，中国本年度采购将达到900万吨！消息不胫而走，迅速穿过玻璃，冲下楼梯，传遍整个交易大厅，全场震撼，交易员全部停止叫卖，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大雪跟随着冷风穿过芝加哥的街道，然而在芝加哥人的眼中，一切都那么给力！美国人不禁激动地想起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那句名言：“芝加哥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是美国硕果仅存的伟大城市！”我国大豆进口量（1990—2009年）（单位：万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价格过山车

22日，中国大豆采购团启程返回中国。23日，大豆价格继续暴涨，31日，2003年的最后一天，美盘报收于789美分/蒲式耳。

真是人走背运喝凉水都塞牙。整整一个春节，中国的大豆采购商们都过得提心吊胆，大豆价格一路飘红，过了年，等到2004年3月份，终于冲上历史高点——1064美分/蒲式耳。读者朋友也许会问了：不是已经签完合同了吗？为什么还担心价格上涨呢？后来价格上涨不是说明签合同时的价格是低的吗？要回答您这个问题，就需要说清楚大豆采购中的定价方式。

美国大豆的定价方式是期货价格＋升贴水。升贴水反映的是商品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价格之差，这个差值为正数就是升水，反之就是贴水。说白了，就是买卖双方所在的两个市场的运输费和持有成本，持有成本包括储存费用、利息、保险费用等。双方签订合同只谈定这些费用，就是确定了升贴水，但是并不确定期货价格，而是在合同确定的交货期限之内由买方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选择一个日期的期货价格作为合同中的期货价格。这个办法看起来对买方有利，其实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买方在选择期货价格时必然对未来价格趋势进行判断，而判断就可能会有失误。所以，现货商都要通过套期保值的策略来降低其中存在的风险。

从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得知，李广富签的价格是4100元/吨，换算之后为1078美分/蒲式耳，是相当高的价格了。其实这还算低的呢，按照14亿美元购买250万吨计算，单价相当于4635元/吨。

读者朋友可能又要说了，水涨船高，大豆价格涨了，豆油和副产品豆粕的价格也会同步上涨啊，成本推升嘛，反正可以将涨价的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您说得没错。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呢？采自美国的大豆刚刚到货，美国农业部公布美豆获得意外大丰收，芝加哥的大豆期货价格就一路狂泻，从4月份开始，四五个月之内重新跌回500美分/蒲式耳左右。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你得按你选择的最高点的价格支付货款，但反过来你又要按跌下来的价格出售豆油和豆粕。简单说，中国大豆采购团以4000元以上/吨的价格采购的250万吨大豆每加工一吨就要亏200元。中国大豆商一片愕然，然后是惊恐，再然后就是逃跑了——已经订购的大豆干脆不要了，美国人再打电话到中国要求履约，停机了，关机了，电话无法接通了……压榨业沦陷

中国人怒了，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媒体怒了：“大豆价格被操纵了吗？”“中国为何以最高价购买美国大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消费国，为何没有定价权？”“国际基金高位狩猎中国！”“美国农业部和大豆协会提供虚假数据！”“数据有无人为操纵因素？”……

伴随着媒体的声讨，国内大豆压榨企业艰难地走到了2004年的11月份，这个月大豆油最低跌到5500元/吨，豆粕最低跌到2400元/吨。亏损一步步放大。李广富的华农豆业在进退维谷中只好选择停产。全国7个厂全部停产，每月损失高达3000万元。

经历了连续7个月亏损之后，2005年5月16日，压榨能力占全国一半的16家中国压榨厂家聚首北京，达成一致对外的意见：国际大豆供应商必须降价，否则大家将联手减少第二季度的进口到货量，并将下半年进口量减少一半，同时共享现有库存。

国内商家的动作果然有了效果，四天之后，国际大豆供应商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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