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安娜•坎农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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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在左，绵羊在右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山羊在左，绵羊在右/(英)乔安娜·坎农 著；刘勇军 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1ISBN 978-7-5596-0964-9Ⅰ. ①山… Ⅱ. ①乔… ②刘…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5170号
山羊在左，绵羊在右作 者 （英）乔安娜·坎农译 者 刘勇军责任编辑 夏应鹏 李 红特约编辑 黄川川 杨 凡产品经理 梅 子版权支持 张 婧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印 刷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字 数 288千字开 本 880mm×1230mm 1/32印 张 11.25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5596-0964-9定 价 52.00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57933435/64243832各界好评
一个古怪又动人的故事，从开头到结尾都让人喜欢。──《火车上的女孩》作者 宝拉·霍金斯
既是悬疑小说又是成长小说，每一扇门后隐藏的秘密都充满吸引力！──《一个人的朝圣》作者 蕾秋·乔伊斯
一本让我们重新思考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的小说，引人入胜！──作家 纳森·费勒
细腻、优美、深沉、勇敢。乔安娜·坎农不愧为英国文坛迷人的新锐小说家！这本书也是当之无愧的年度小说！──作家 汉娜·贝克曼
这是一部杰作，整本书有趣、黑暗、动人，作者的文笔优美、细致、控制力极强，把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悬念迭起，实在是功力不凡。我很佩服！──作家 莎拉·维曼
乔安娜·坎农对伪善和偏见的审视极富洞察力和同情心。在她笔下，占据舆论高地的“正常人”常常自私而胆怯，遭受群体驱逐的“怪胎”却是孤独而勇敢。他们在一起碰撞，生出真真假假的故事，跌宕起伏，让人舍不得读完这本书。──作家 科瑞·布雷
情节设置十分精巧，谈论忠诚、友谊、家庭和人性，温暖而深沉。──《科克斯书评》
大师般精巧的结构，极具吸引力的题材，故事令人激动，无疑是文学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曼哈顿书评》
透过作者的文字，处处可见栩栩如生的对话场景，我们借此穿越到那个四十年前的社区，深入了解那些善良又自私、勇敢又保守的居民……作者把悬念藏在不起眼儿的日常里，你一不小心就会遗漏关键的线索，必须聚精会神地阅读，不断猜测直到结尾，才能享受最大程度的刺激！──Goodreads 读者
主角不禁让人联想到斯考特·芬奇（《梅冈城故事》主角）与芙拉维亚（《馅饼的秘密》主角）。十岁的格蕾丝和蒂丽，在闷热的一九七六年夏天展开调查。古怪的人物、俏皮的语言、幽默的情节抵消了探案的紧张。小小侦探陷入从未料想过的情境，但她们的冒险也使得社区从分散走向团结。──美国亚马逊读者第一章 克里希太太失踪了社区小路四号 1976年6月21日
周一，克里希太太失踪了。
我之所以知道那天是周一，是因为收垃圾的人来了，社区小路上充斥着腐烂食物的臭气。“他在干什么？”父亲冲着厨房窗户的窗帘点了一下头。克里希先生穿着衬衫，正在人行道上溜达。每过几分钟，他就停下，一动不动地站着，往他那辆希尔曼猎人汽车四周看，还探着身，像是在竖耳聆听。“他妻子不见了。”大家都有点心不在焉，我又拿起一片烤面包，“不过呢，她八成是终于忍不住离家出走了。”“格蕾丝·伊丽莎白！”我母亲从火炉边转过头来，她的动作太快了，一些粥被她带了起来，洒落在地板上。“福布斯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嘛。”我道，“玛格丽特·克里希昨晚一直没回家。她八成是终于忍不住出走了。”
我们都瞧着克里希先生。他时不时盯着别人家的花园，活像克里希太太会在那些绿草带上露营。
我父亲这会儿没兴趣了，一边看报纸一边说：“你偷听邻居们说话啦？”“那会儿福布斯先生在他家的花园里和他太太说话，我的窗户又正好开着。我是无意间听到的，这没什么不可以吧？”这话我是对父亲说的，但面对的则是哈罗德·威尔逊，他此时正抽着烟斗，在报纸头版上方盯着我。“他在社区小路上转悠，是找不到任何女人的。”我父亲说，“但要是到十二号转转，兴许能交到好运。”
我看到母亲强忍笑意。他们以为我听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也就由着他们，毕竟这样他们就不会想太多。母亲说我正处在一个尴尬的年纪，只是我自己倒没觉得特别尴尬，所以，依我看，她的意思是尴尬的是他们。“她可能被绑架了。”我说，“这样的话，我今天还是不要上学为好，太危险了。”“你安全得很。”母亲说，“你不会碰到危险的。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一个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失踪呢？”我看着克里希先生。这会儿，他正垂头盯着脚面在人行道上来回走，肩头像是压着千斤重担。“有时候人们需要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母亲面对火炉说道，“人是会彷徨的。”“的确，玛格丽特·克里希是很彷徨。”父亲哗哗地把报纸抚平，开始看体育版，“她总是问这问那，喋喋不休起来，让人想躲都躲不开。”“她就是对人感兴趣，德里克。就算是结了婚，也会觉得孤单。再说他们又没孩子。”
母亲看着我，仿佛在琢磨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否能带来什么不同，跟着，她把粥舀进一个边缘有紫色心形图案的大碗中。“你说到克里希太太时，为什么要用过去时？”我说，“她死了吗？”“没有，当然没有。”母亲把碗放到地板上，“雷明顿，”她喊道，“妈妈给你做好早餐了。”
雷明顿走进厨房。这家伙是只拉布拉多犬，只是现在太胖了，根本看不出原本的样子。“她一定会出现的。”父亲道。
隔壁家的猫咪失踪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只是一晃好几年过去了，也没有人再见过那只猫。
蒂丽在前门等我，她穿着一件针织衫，只是手洗的次数太多，衣服都拉长到膝盖处了。她早就把圆形头绳从头发上弄了下来，但头发上还留有痕迹，仿佛仍扎着头绳。“八号的那个女人被人杀了。”我说。
我们一声不吭地沿社区小路走到大路上。我们并排而行，不过蒂丽要加快脚步，才能跟上我。“八号住的是什么人？”等着过马路时蒂丽问道。“克里希太太。”
我压低声音，以免克里希先生到这里来找的时候听到我的话。“我挺喜欢克里希太太的，我正跟她学编织呢。我们挺喜欢她的，对吧，格蕾丝？”“是呀，她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我说。
我们穿过马路，路对面是一条小巷，巷子边是伍尔沃斯商店。这会儿还不到九点，人行道上却尘土飞扬。天气很热，我的后背都是汗，衣服沾在了身上。道路上车来车往，人们热得把车窗摇下来，音乐声自车内断断续续地飘到街上。蒂丽停下来，把书包换到另一边肩膀上，我则盯着伍尔沃斯商店摆满不锈钢锅的橱窗。“是谁杀了她？”不锈钢锅映照出的无数蒂丽问道。“没人知道。”“怎么不见警察来？”
我看着平底锅上的蒂丽在说话。“估摸他们等下就会来吧，”我说，“八成是太忙了。”
我们穿着凉鞋走过鹅卵石路面，鞋子踩在石头上的声音听起来像在行军。冬日结冰的季节，我们会一只手紧抓扶手，另一只手则相互拽着。但现在，小路在我们面前延伸，放眼望去，河床上满是薯片包装盒和干枯的野草，粉状的泥土把我们的脚指头都弄脏了。“你为什么穿针织衫呀？”我问。
蒂丽总是穿着一件针织衫。即便是在酷暑之日，她也会将衣袖拉下来遮住拳头，当成手套。她的脸呈浅紫色，就跟我们家客厅墙壁的颜色一样，汗水令她那顺滑的棕色卷发贴在脑门上。“我妈妈说我可不能有什么头疼脑热的。”“她什么时候才能不担心你呢？”说起这个我就起了一股无名火，越想越生气，凉鞋在地上踩得吧嗒作响。“我估计她永远都不会放宽心吧，”蒂丽说，“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家就她一个大人，要操两份心才能跟人家一样吧。”“你不会再感冒了。”我停下脚步，将背包从她肩膀上拿下来，“你可以把针织衫脱下来，这样的天气不会生病的。”
蒂丽望着我。要想揣摩她的心思还真难。她的眼睛藏在厚厚的黑框眼镜后面，身上其他部位也没有透出她的半点心思。“好吧。”她说着取下眼镜，将针织衫从头上脱了下来。当她的头从衣服里面的那层羊毛里露出来时，红红的脸变成了一个大花猫。她把针织衫递给我，我立即像我妈那样把衣服翻过来，折好放在臂弯上。“瞧见了吧，”我说，“绝不会着凉的。你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也不会允许你出岔子。”
针织衫散发着一股止咳糖浆和我不熟悉的肥皂味。我拿了一路，到了学校后，我们便跟着其他学生一起，融入了人流中。
算起来，我认识蒂丽·阿尔伯特的时间得有我生命的五分之一那么长了。
她是两年前的暑假到这儿的，当时她坐在一辆很大的白色厢式车后面，他们将她连同一个餐具柜、三把安乐椅一起卸了下来。我是从莫顿太太的厨房看到这一幕的，当时我正在吃奶酪小酥饼，听诺福克湖区的天气预报。我们可没住在诺福克湖区，但莫顿太太在那儿度过假，她喜欢跟那边扯上关系。
莫顿太太就坐在我旁边。“我去小睡一会儿，你能照顾一下格蕾丝吗？”妈妈是这样说的，不过莫顿太太也没照顾我多久，她不是在除尘就是在烘焙，要么就是往窗外看。1974年，母亲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小睡一会儿上，所以我经常跟莫顿太太待在一起。
我望着白色的厢式车出神。“那是谁呀？”我满嘴塞着小酥饼问道。
莫顿太太按住被一根线挂在窗户一半位置的挑花窗帘，因为经常被按压，窗帘的中间垂头丧气地凹陷了进去。“是新来的。”她说。“新来的谁啊？”“我不晓得。”她又将挑花窗帘压下来一点，“可我没瞧见男人哪，你瞧见了吗？”
我透过窗帘的花边往外看。那头一共有两个男的，但他们都穿着工装裤，在那儿忙活。从厢式车后面出来的女孩则一直站在人行道上。她个子不高，圆滚滚的，面色煞白，活像一颗白色的大鹅卵石。她穿着一件雨衣，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只是我们这里已经三个礼拜没下过雨了。她拉长着脸，像是要哭出来一样，跟着，她的身子往前一倾，“哗啦”一下子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到了鞋子上。“恶心。”我说着拿起另一块小酥饼。
到了四点钟，她已经挨着我坐在餐桌旁边。
是我把她接过来的，因为她一直坐在她家房子外面的墙上，像是被人遗忘在了那里。莫顿太太拿出蒲公英和牛蒡汽水，还有一包新的企鹅牌巧克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蒂丽不喜欢当着别人的面吃东西，她手里拿着巧克力棒，最后，化了的巧克力都从手指上流下来了。
莫顿太太在一块纸巾上吐了吐口水，帮蒂丽擦手，其实水龙头也就隔着三英尺远。蒂丽咬着嘴唇，望向窗外。“你在找谁呢？”我问。“我妈妈。”蒂丽转过头来，盯着继续吐口水的莫顿太太，“我只想确认她没有在盯着我。”“你不是在找你爸爸吗？”莫顿太太问道，她可真会把握机会。“我不知道去哪儿找。”蒂丽小心翼翼地将手在裙子上擦了擦，“我想他住在布里斯托尔吧。”“布里斯托尔？”莫顿太太将纸巾塞回她那件开衫的衣袖里，“我有个表亲住在那里。”“其实，我觉得还有可能是在伯恩茅斯。”蒂丽说。“噢。”莫顿太太蹙起眉头，“那里我谁也不认识。”“是的，”蒂丽说，“我也不认识。”
我们的暑假是在莫顿太太的餐桌上度过的。过了一会儿，蒂丽终于安心地跟我们一块儿吃起了东西。她慢条斯理地用勺子将土豆泥送进嘴里，我们坐在客厅地毯上铺着的报纸上剥豌豆，她还会偷吃豆子。“你是想吃企鹅牌的还是俱乐部牌的？”莫顿太太总是想逼我们吃巧克力。她的食品柜装着一罐子这玩意儿，但她自己没有孩子。她家的食品柜很大，满满当当地堆着卡仕达酱双层饼干和巧克力棒，我常常异想天开，想到自己被整夜困在里面，被迫吃快乐天使牌奶昔撑到死。“不用了，谢谢！”蒂丽说话时嘴张得特别小，像是担心莫顿太太会趁人不注意偷偷塞点东西进去，“我妈说我不能吃巧克力。”“她一定是个贪吃的小家伙。”后来我们看着蒂丽从前门出去后，莫顿太太说，“她看上去活像个小桶。”
到了周二，克里希太太依然没出现；周三也是如此，而她本该在这天为英国退伍军人协会卖彩券的。一转眼到了周四，不管是站在花园栅栏边的，还是在商店柜台前排队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玛格丽特·克里希到底怎么了？”只要有人提起这句话，就像是扣动了发射枪，引得人们骚动不已。
父亲在小镇另一头的一间办公室里打发时间，每次回家我们都得将当天发生的事情解释给他听。但每天晚上，母亲仍要问他有没有听说过克里希太太的消息，于是，父亲每天晚上都会长吁短叹，摇摇头，然后拿上一瓶麦酒去看肯内特·肯德尔播新闻。
周六的早上，我和蒂丽坐在我家房子外面的墙上，像摆钟一样晃荡着双腿敲击墙上的砖头。我们望着克里希家的房子，前门半掩，所有的窗户都是打开的，像是为了方便克里希太太找到路回到屋子里。克里希先生正在车库里将盒子从堆积如山的纸板箱里拉出来，一个个地查看里面的东西。“你觉得是他杀了她吗？”蒂丽问。“我倒希望。”我说。
我顿了顿，跟着便把最新的消息说了出来：“她失踪的时候连鞋子都没穿。”
蒂丽的眼睛像黑线鳕一样鼓了出来，“你怎么知道？”“邮局的那个女人告诉我妈的。”“可你妈向来不待见邮局的那个女人。”“现在待见了。”我说。
克里希先生又拿出一个盒子。每拿出一个，他就变得越发狂躁，把盒子里的东西散乱地扔在脚边，嘴里含糊不清地嘀咕着什么。“他看起来不像杀人犯。”蒂丽说。“那杀人犯得长什么样啊？”“一般得有胡子，”她说，“而且比他可胖多了。”
滚烫的柏油路散发的气味刺激着我的鼻孔，我在热烘烘的砖墙上摆动双腿。谁也逃脱不了酷热。每天我们醒来的时候，热浪绝不会爽约，总会如期而至，就像没完没了的争吵一样，在空气中挥之不去。酷热，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生活，人们不再待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屋子里，而是跑到了人行道和露台上。我们都来到户外，连同我们的生活也都在户外完成。只有在户外才能吃得下饭，才能家长里短地聊天。就连林荫大道也变了样。泛黄的草坪上开着一道道大裂缝，小路感觉软软的，崎岖不平。本来坚如磐石的东西都变得软绵绵的，本来可靠的东西也靠不住了，没有什么是稳稳当当的。“事物之间的联系都被高温融化了”，这话是父亲说的，但感觉现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就像整条社区的小路都在躁动、延伸，想要逃之夭夭。
一只肥硕的苍蝇在蒂丽的脸旁边绕着八字。“我妈说克里希太太是因为酷热的天气才失踪的。”她用手背赶跑了苍蝇，“我妈说在这么热的天气下，人们难免会做出奇怪的举动。”
我看着克里希先生。他把盒子都检查完了，一动不动地蹲在车库的地板上，不发一言，周围全是充满过往回忆的碎片。“八成就是这热天气给闹的。”我说。“我妈妈说得下场雨才行。”“她这话倒说得对。”
我看着像大海一样笼罩在我们头顶的天空。兴许在接下来的五十六天，也不会下雨。第二章 上帝会把失踪的人带回家圣·安东尼教堂 1976年6月27日
周六，我们去了教堂，祈求上帝帮我们找到克里希太太。我的父母没去，因为他们在睡懒觉，但我和莫顿太太坐在前排，这样上帝就能听得更清楚了。“你觉得会管用吗？”跪在滑溜溜的垫子上时我对莫顿太太耳语道。“呃，反正又没什么坏处。”她说。
我基本上没听明白牧师在说什么，但他不时地冲我微笑，我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竭力表现得对他的布道感兴趣。教堂散发着一股蜡烛和旧纸的味道，我们正好可以在里面躲避毒辣的太阳。房顶的木梁拱悬于教徒的头顶，令炎热和汗水慢慢渗入冰冷、干燥的石头上。我穿着棉布裙，不停哆嗦。我们分散着坐在长凳上，好让教堂看起来坐得满满当当，但期间我悄悄来到莫顿太太旁边，挨着她那热乎乎的开衫。她伸出手，我顺势拉住，尽管我这年纪已不适合这样做。
牧师的话像远处的响雷重重地落在石头上。“我必被你们寻见，”耶和华说，“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我看着一串汗珠顺着莫顿太太的太阳穴流下来。如果你找个舒服点的位置，在教堂里是很容易睡过去的。“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言语。”
这话引起了我的注意。“用心爱我的人，我必会搭救他；知道我名的人，我必会保护他。若他们呼唤我，我必会应允他们。”
我盯着圣坛上厚重的金十字架，反射光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无论是虔诚者，还是罪恶者；无论是投机者，还是忠诚者。来教堂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有人安静，有人期许，有人将理由藏匿在《赞美诗集》的篇章中。上帝如何能应允我们所有人呢？“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牧师继续道。
我想我们究竟是要上帝找到克里希太太，还是索性叫他原谅她失踪的事。
我们走到黄澄澄的阳光下，太阳光洒在坟墓上，炙烤着墓碑，直射在亡者的名字上。我看着阳光爬到教堂的墙上，最后落在彩绘玻璃上，折射出猩红色和紫色的碎光，洒向万里无云的天空。莫顿太太和她的手淹没在一群戴着帽子的忙碌的教堂姐妹中，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横过教堂墓地的水平线，以防一不留意踩到某位亡灵。
我喜欢鞋底踩着地面的感觉，让人安心、踏实，像是埋在地下的骸骨把智慧灌输进了泥土里。我经过欧内斯特、莫德和梅布尔的墓地，现在唯有长在他们名字旁边的蒲公英才会珍惜和缅怀他们，最后，我沿着一条整洁的碎石小道来到圣坛那儿。那些坟墓十分古旧，上面长满了苔藓，早已看不清原来的样子，一排排久被遗忘的亡人从墓碑上盯着我，东倒西歪的石碑像是在地底下喝醉了酒。
我坐在刚刚修剪过的草坪上，身后是一块绿色和白色相间的雕刻着旋涡状花纹的墓穴。我知道那群戴帽子的女人一时半会儿不会完事，便用雏菊编起了花环。编到第五朵时，圣坛的门开了，牧师出现了。风儿拂过他白色的法衣，衣服像晾在洗衣绳上的床单一样鼓着。我看着他大步走过墓地，拾起一个空薯条盒，然后回到门口时，他把鞋子脱下来，在教堂门上敲了敲，抖掉碎草。
我没想过这样的行为会被允许。“为什么人会失踪呢？”我从墓碑后面问他。他并没有停止敲打，动作却慢了下来，别过头往这边望过来。
我这才发现他并没有瞧见我，便站了起来。“为什么人会失踪呢？”我再次问道。
牧师穿上鞋，走到我身边。他比在教堂里看起来还要高，一副热心肠的样子。
皱纹在他脑门上蚀刻得很深，像是他的脸从未停歇过切切实实地解决某个大问题。他没有看我，而是望着墓碑。“很多理由。”良久，他开口道。
这个回答可真够逊的。我自己也能发现这样的答案，用不着求告上帝。“比方说呢？”“比如他们走在路上，却偏离了方向。”
他看着我，我抬头望着他，刺眼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眯缝着眼睛。“迷路了。”
我想起了欧内斯特、莫德和梅布尔。“兴许死了。”我道。
他蹙起眉头，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兴许死了。”他说。
牧师身上的气味跟教堂一样。信仰塞在他衣服的褶皱里，我的肺里充斥着织锦和蜡烛的气味。“那得怎样防止人们失踪呢？”我问。“你得帮他们找到上帝。”他挪了挪身子，碎石在他鞋底下嘎吱作响，“要是上帝在社区里，就不会有人失踪了。”
我想起了我们的社区。没洗澡的孩子从屋子里蜂拥而出，醉醺醺的争吵声震得窗户直摇晃。我根本不敢想象上帝会在那样的地方逗留多久。“可是要怎样才能找到上帝呢？”我问，“他在哪儿？”“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哩。”他的手在我面前挥了一圈，要指给我看，“你只管去找。”“如果我找到上帝，所有人就都安全了吗？”我说。“当然。”“包括克里希太太吗？”“那是自然。”
一只乌鸦在教堂的屋顶展开了翅膀，杀气腾腾的尖叫声刺破沉寂。“我不知道上帝是怎样做到的，”我说，“他是怎样防止人们失踪的呢？”“你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牧羊人，格蕾丝。我们只是绵羊。只是绵羊而已。如果我们走失了，就需要上帝把我们找到，然后领回家。”
我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低头看我的脚。青草没入了袜子的织线里，在我的皮肤上勒出深深的红印。“人为什么非得死呢？”我说，但我抬头看的时候，牧师已经回到了圣坛门边。“你要来副堂吃茶点吗？”他冲我喊道。
其实我并不想去，宁愿回去找蒂丽。蒂丽的妈妈说不要相信有组织的宗教，她担心我们都被牧师洗脑。但我还是答应了牧师，要不我总觉得像是在拒绝耶稣。“好啊！”我一边说着一边将膝头的草叶摘了下来。
我跟在莫顿太太身后，沿着教堂和门厅的巷子走。巷子边缘长着茂盛的繁缕花和金凤花之类的夏日植物。高耸的毛地黄那钟形的紫花飘散着花粉。风儿渐小，热浪如同刀锋一样掠过我胳膊的上沿，就连说话都变得吃力。我们一前一后，步履沉重，像沉默的朝圣者一样往放着茶和消化饼干的圣坛走去。我们都穿着礼拜服，走得大汗淋漓。
我们来到停车场，看见蒂丽坐在墙上。她涂着防晒霜，戴着防雨帽。“我只找到了这顶帽子。”她说。“我以为你妈妈不希望你跟宗教扯上关系呢。”我伸出手。“她去合作社堆货架去了。”蒂丽说着从砖墙上跳了下来。
教堂的副堂是一座低矮的白色建筑，位于巷子的尽头，像是在人们还没拿定主意用来干什么的时候建造的。在副堂里面，茶杯发出乒哩乓啷的声音，侍奉茶点的人往来如织。高跟鞋在镶花地板上踩得啪嗒作响，角落里的不锈钢水壶朝我们吐着嘶嘶的声响。“我要喝保卫尔牛肉汁。”蒂丽说。
我打量着莫顿太太，这会儿，她正在房间的另一头帮我们点饮料。年纪轻轻便孀居一人，让她不得不早早地捡别人的残羹剩饭来编织自己的生活，她得自己烤面包，照料家庭，做针线活，最终将自己磨砺成了女强人。我想要是莫顿太太还有丈夫，不知道她现在会成为什么样子莫顿先生当初为了在车内搁脚的地方找《新探索者》专辑，一头撞在了M4高速路的中央分隔带上。听说，当时车里还有位女性乘客，事故后她穿着长及脚踝的黑裙，涂着深红色的口红出现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只得由一名忧心忡忡的司事护送着离开了教堂。这些事情我一概不记得了。我只知道莫顿太太现在的样子：一身粗呢衣服，成天洗洗涮涮，在生活中雷厉风行地分饰两角。“保卫尔牛肉汁。”说着莫顿太太将杯子递给蒂丽。我们都知道她不会喝，但人总喜欢装模作样，蒂丽也不例外。她将杯子端到眼前，眼镜片上立刻满是蒸汽。“你相信上帝吗，莫顿太太？”我抬头望着她。
我和蒂丽都在等答案。
她没有立即回答，但她的眼睛在天花板的横梁上搜寻答案。“我只知道周日早晨不要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她终于开口道，说完便去找卫生间了。
大堂里人头攒动，比教堂拥挤得多，穿牛仔裤和礼拜服的人比比皆是，像是只要耶稣带来果酱饼干就能网罗一大帮子人似的。我们那个街区也有人在这儿：福布斯夫妇，还有一个总是在修剪草坪的男子，以及那个房子位于拐角处的女人。那个女人的身边围着一群乱哄哄的孩子，他们不是紧贴着她的屁股，就是抱着她的腿，我看见她将饼干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所有人都站在拐角处，腋窝下夹着报纸，脑门上架着太阳镜，不知谁家的波美拉尼亚小狗跟一只博德牧羊犬杠上了。人们谈论的话题无非是缺水问题、詹姆斯·卡拉汉，还有就是克里希太太到底有没有出现。她到现在还没回来。
无人提及耶稣。
事实上，我估摸人们都不会注意到耶稣有没有进入房间，除非他碰巧是跟北极雪卷一块儿出现的。“你相信上帝吗？”我问蒂丽。
我们坐在大堂角落里的一把蓝色塑料椅上，身上的汗都粘在了上面。蒂丽嗅了嗅牛肉汁，我则将双膝抵在胸前，当成盾牌。我能看到远处的莫顿太太，她正被一个隔板桌和两个系着印花围裙的大个子女人围在当中。“应该信吧。”她说，“我觉得上帝在医院里救了我。”“你怎么知道？”“我妈妈每天都在向他祷告。”她皱着眉头看着杯子，“我好些后，她对上帝就没什么兴趣了。”“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事，你老说什么你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我记得，”她说，“我记得正好是圣诞节，护士的头发上系着金银丝。别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的确不记得了。我问过无数次。“孩子不了解所有的真相其实是好事”，这话是她说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嘴巴总是歪向一边。
她第一次告诉我的时候，我们正在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而她说这话时就像是将一张纸牌漫不经心地扔进牌堆里。我以前从没见过谁九死一生，起初，提起这个话题完全是出于好奇，后来便着了迷。我需要了解死亡的方方面面，如此才能将细节拼凑在一起，这样在面对死亡时我才能做好保护措施，就像听到死亡的真相能免于一劫一样。如果我即将死去，我一定会在接收到死亡通知的那一刻发表长篇大论，但蒂丽只记得金银丝，记得她的血液出了问题。即便我像一名祷告者一样把所有的话都拼凑在了一起，这些信息还是不够。
听过蒂丽的话之后，我跟她妈妈站在了统一战线上，成天不发一言地守着她。我们在八月一望无际的天空下奔跑时，我全程都紧盯着蒂丽。当时，我回头上气不接下气地等着她撵上我。她打着我爸的高尔夫伞，以免被夏日的太阳烤焦。而且，她每次都会远远地离开路缘和人行道上的裂缝，薄雾和淫雨霏霏的九月到来时，她基本上都会贴着煤气取暖炉，双腿都被烤红了。
我无时无刻不盯着她，哪怕她的生活只发生了最微小的变化我也会注意到，不过她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我不露声色地担忧她。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我很是担心只要我稍不留意，我唯一的朋友就会被夺走。
大堂里的声音逐渐变得模糊。那些声音像是一架机器在热浪中空转，人们说的流言蜚语好似为机器添加的燃料，而他们那热得通红的皮肤和双脚则如同引擎。福布斯先生站在我们前面，挥舞着一块樱桃蛋挞，高谈阔论，他的衬衫已经湿透。“他周一早上醒来后，就发现她消失不见了。”“令人费解。”艾瑞克·兰姆说，他裤子下面仍然有碎草。“要我说，人就得活在当下。”福布斯先生又挥舞着一块樱桃蛋挞，像是要证明自己的观点。
福布斯太太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在人字拼花地板上磨蹭着拖鞋，一边转动着茶托上的茶碗，脸因为担心而皱成一团。
福布斯先生把樱桃蛋挞吞落下肚，端详着她，“别自寻烦恼了，多萝西。这事跟那件事无关。”“关系大着呢，”她说，“我知道。”
福布斯先生摇摇头。“你告诉她，艾瑞克，”他说，“她不会听我的。”“那件事早就过去了，只可能是别的原因。她没准是跟人发生了口角。”艾瑞克·兰姆说。我感觉他的声音比福布斯先生缓和，声音中满带安慰，但福布斯太太的鞋子继续在地板上摩擦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或许跟酷热有关。”福布斯先生说着拍了拍肚皮，确保樱桃蛋挞平安到达了他的胃里。“在这种鬼天气下容易做出奇怪的举动。”“没错，”艾瑞克·兰姆说，“就是炎热的天气闹的。”
福布斯太太不再盯着旋转的茶碗，而是抬起头来，脸上露出浅浅的笑。“要不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我们就麻烦了，对吗？”她说。
三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我看见福布斯太太的目光在他们身上逡巡。福布斯先生用手背揩掉嘴角的蛋挞碎屑。艾瑞克·兰姆没有说话。福布斯太太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他望着地板，避免目光接触。
过了一会儿，福布斯太太说：“茶里还得加点牛奶。”说完她就消失在了一群晒得黝黑的人中。
我拍了拍蒂丽的胳膊，一点牛肉汁洒在了蓝色的塑料椅上。“你刚才听见了吗？”我说，“福布斯太太说他们都有麻烦了呢。”“在副堂里不应该说这话，对吗？”蒂丽说，她仍然穿着雨衣。跟着，她用针织衫的边缘擦拭着牛肉汁。“福布斯太太最近有点不正常呢。”
这话没错。就在一天前，我还见过她穿着睡衣在屋前的花园里走来走去，跟花圃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福布斯先生拿着一杯茶、一份《广播时报》把她带回了屋里，说她也是被这炎热的天气折腾的。“为什么人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于这炎热的天气呢？”蒂丽说。“因为来得简单呀。”我说。“比什么来得简单？”“比真正的理由来得简单。”
这时，牧师出现了。
我们还没见到牧师的时候就知道他来了，因为房间里所有的人都变得支支吾吾，开始咳嗽起来。牧师穿过人群，他身后分散的人群则如同红海海面一样重新汇集在一起。他穿着法衣，悄然走来，静谧的气息萦绕在他周围，他所到之处，所有人似乎都兴奋不已，有点歇斯底里。他们跟他握手时，腰杆也都挺直了些，我看到福布斯太太还轻轻地行了个屈膝礼。“他之前在教堂里怎么说的来着？”看着他缓缓走过房间，蒂丽问道。“他说要是人们不好好听上帝的话，上帝就会拿着刀去追赶。”
蒂丽再次嗅了嗅牛肉汁。“我一直不知道上帝干过这事。”良久她终于开口道。
有时我会努力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几乎是透明的，如同玻璃一样脆弱。“他说只要我们找到上帝，他就会保我们所有人平安。”
蒂丽抬头望去，她的鼻尖上有一道防晒霜印记，“你觉得还会有其他人失踪吗，格蕾西？”
我想起了墓碑和克里希太太，还有到处都是裂缝的枯黄草坪。“我们需要上帝保平安吗？现在就不平安吗？”她说。“我也不怎么晓得。”
我看着她，担忧像珠子一样穿成了一串。
牧师在房间里走了一遭后就消失了，如同魔术师的助手消失在台子旁边的幕帘后面一样。“引擎声”再次嗡嗡地响起，起初声音很小，模糊不清，然后声音渐大，动静变得跟先前一样。空气中充满嘈杂的声音，人们谈论着软管禁令和消失的邻居。
要不是克里希先生急匆匆地进入双扇门，信步走过大堂，从惊魂未定的人群中穿过，人们可能仍会跟原来一样，继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直到最后各自回家，而肚子里塞满了球芽甘蓝。他所到之处一片沉寂，只有杯子碰撞茶托发出的丁零当啷声，以及人们胳膊肘互相碰撞的声响。
最后，他在福布斯夫妇和艾瑞克·兰姆面前站定，生气地绷着脸。蒂丽后来说她以为他要打人，但在我看来他好像是吓傻了，顾不上抡起拳头。从他的眼神来看，他应该是有话要说，沉默顷刻后，他说道：“你把那事告诉她了，是不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虽是在耳语，却像恨不得大声吼出来。于是，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愤懑和怨气。
福布斯先生从人群中转过身来，叫克里希先生面墙而立。我听他说了“天哪，冷静点，看在上帝的分上”这样的话，然后又听他说：“我们什么也没告诉她。”“那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我听到克里希先生说。愤怒似乎让他无法动弹，他犹如一尊怒不可遏的雕像，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那儿，不过那通红的肤色很快从他的衬衣底下蔓延到了脖子。“这我哪知道，”福布斯先生说，“但如果是她发现的呢？不是我们告的密。”“我们才不会那么傻呢。”艾瑞克·兰姆说。他回头望着大堂里的茶杯和好奇的人们，“我先带你出去，咱们去喝一杯。”“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想喝。”克里希先生像蛇一样朝他们嘶叫，“我希望我的妻子回来。”
但这事由不得他。他们像押犯人一样陪着他出了副堂。
我望着福布斯太太。
她望着他们身后早就关闭的门。第三章 寻找上帝社区小路四号 1976年6月27日
我们社区的路都是以树命名的，我和蒂丽沿着将梧桐路和雪松路分开的巷子从副堂往家走去，巷子两边晾洗的衣物如同花园里挂着的破败彩旗，等着微风与之私语。我们走过时，水滴落在混凝土小径上，奏出一个个音符。
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人们仍会提起这个夏天。每次都会拿别的热浪与之比较，倘若有人抱怨气温，那些熬过这个夏天的人都会直摇头，然后呵呵一笑。这是一个获得救赎的夏天，这个夏天流行玩弹跳球，流行舞蹈皇后，这年，桃莉·巴顿乞求茱莲妮不要抢走她的男人。我们全都盯着火星的表面，感觉自己是那样渺小。浴缸里的水得几个人用，水壶也只能装一半。只有在莫顿太太所说的特殊场合我们才被允许冲马桶。唯一的问题是，若你遇上“特殊场合”，那就会众人皆知，这事还有点尴尬。莫顿太太说要是我们不省着点用，到时候桶里的和储水管里的水都会用光。她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要是有人偷偷地浇花园，她准会告状（她自己只会用洗衣服的水浇花，这是允许的）。她说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渡难关。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别人家的草坪都是枯黄的，唯独福布斯夫妇家的草坪是绿油油的一片，好生奇怪。
我能听见蒂丽在我身后说话。她的声音冲击着栅栏两边被热浪烤得焦干苍白的木板。“你怎么看？”她问。
自从离开松树新月街后，她一直在琢磨克里希先生的话，想对这件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福布斯先生和福布斯太太知道内情。”我冲她大声说。
蒂丽奋力追上我，思忖着我这句话。“你觉得是他们把她杀了吗？”“我觉得是他们合谋干的。”“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像这样的人，”她说，“我妈觉得福布斯夫妇是老古董。”“不，他们时髦得很。”我找到一根棍子，沿着栅栏划过去，“他们家还有苏打水机呢。”
蒂丽的妈妈觉得所有人都是老古董。她妈妈戴一副长长的耳环，喝堪培利开胃酒，永远只穿粗棉布衣服。在寒冷的冬天，她也只会多穿几件粗棉布衣服，像裹寿衣一样一层层地包着自己。“我妈说福布斯先生和福布斯太太喜欢八卦。”“呵呵，到时候她就知道了。”我说。
由于天气炎热，巷子两旁房屋的后门都是敞开的，空气中飘来面糊和烤盘的气味。
即使是在90度的高温下，炉子上仍然会煨着球芽甘蓝，肉汁也还是会从厚重的大盘子里溢出来。“我讨厌周日。”我说。“为什么？”蒂丽也找到一根棍子，挨着我的那根在栅栏上拖动。
蒂丽没有讨厌的事情。“因为是周一的前一天，总感觉空落落的。”我说。“我们马上就要放假了，到时候六个礼拜全是休息日。”“我知道。”我把玩着棍子，想要把无聊的情绪戳进木头里。“我们放假要做什么？”
我们来到栅栏的尽头，巷子里一片沉寂。“我还没决定。”我说，任凭棍子从我的手里掉落。
我们走在去往青柠新月的路上，一路甩着脚，想把拖鞋里的碎石抖落。我抬头望去，车和窗户反射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眯缝起眼睛又抬头望去。
蒂丽没有留意，但我旋即看到了她们。那是一群女孩，留着奎特罗一样的发型，不停地甩动头发。她们涂着润唇膏，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弯曲的手肘形成翅膀一样的形状。她们年纪比我大，无所事事地站在对面的拐角处。她们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用磨损的靴子丈量着人行道的同时，还不忘打量我们。她们好比一本书中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我尚未读过，自然很想融入她们的圈子。
这些女孩我全都认识。长久以来，我都在一旁观察着她们的一举一动，熟悉她们的脸就跟熟悉我自己的脸一样。我朝她们望过去，希望有人认得我，可惜一个也没有。即便我故意挤了挤眼，即便我放慢脚步，也无济于事。蒂丽走在前头，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她满脸疑虑地回头望我。我一时不知道把手放在哪里，索性叉在腰间，试图把拖鞋踩得啪嗒作响。
蒂丽在拐角等我。“我们现在怎么办？”她问。“不晓得。”“我们要去你家吗？”“行吧。”“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呀？”
我摊开双手道：“不知道。”
她笑了，我也冲她笑了笑，尽管笑中夹杂着担忧。“给我吧。”我说着摘下她的防雨帽，戴在了自己头上。
她扑哧一笑，伸手把帽子夺了回去。“有些人没办法戴帽子，格蕾西，”她说，“就该物归原主。”
我挽着她的胳膊，往家里走去。我们经过一片片相似的草坪，看到一排排连起来的房屋，屋子里的人因为机缘巧合组成了一个个家庭，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
我试着过不同的生活。
到家后，母亲正一边削土豆，一边跟吉米·杨说话。吉米·杨坐在母亲头顶的架子上，母亲一边微笑着朝他点头，一边把泥扔到水槽里。“你去的时间够长的了。”
我不知道她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跟吉米说话。“我们去教堂了。”我说。“你喜欢那里吗？”“不喜欢。”“敢情好。”她说着，又从泥里掏出一个土豆。
蒂丽用针织套衫捂着脸笑了起来。“爸去哪儿了？”我从冰箱里拿出两个三角奶酪，然后将一包奶酪味薯片倒在一个盘子里。“他去买报纸了。”母亲给土豆泡上水，更加笃定地说，“马上就会回来。”“酒吧。”我冲蒂丽做着口型。
我拆开奶酪包装纸的同时，蒂丽摘掉了她的帽子。我们听着兄弟会乐队的歌，看母亲削好的土豆。“把你的吻都给我”，收音机里唱到这句的时候，我和蒂丽甩开胳膊跳起舞来。“你相信上帝吗？”一曲终了我问母亲。“我相信上帝吗？”她望向天花板，剥土豆的速度慢了下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问题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抬头望天，像是他们期待上帝能从云端出现，直接给他们答案似的。若果真如此，那上帝恐怕要令母亲失望了。直到父亲从后门进来，我们都仍在等待着母亲的回答。父亲手里没有报纸，眼里却带着醉意，显然在退伍军人协会喝酒了。
他像床单一样裹着母亲。“我的美娇妻还好吗？”他说。“现在我可没时间跟你瞎胡闹，德里克。”说着她又将一个土豆扔进水里。“还有我两个可爱的女孩。”他揉着我和蒂丽的头发说。不过，这事还真有点多余，我和蒂丽的头发都没办法揉起来。我那金黄色的头发太硬了，而蒂丽的头发上扎着圆形头绳。“你要留下来吃午饭吗，蒂丽？”父亲问，他倾身过去，再次揉了揉她的头发。
每次只要蒂丽在我们家，父亲都会表现得像卡通片里的角色一样，摇身一变成为蒂丽的父亲，想要填补蒂丽生命中的空缺。而蒂丽压根儿就没有父爱这个概念，只有父亲表现得特别明显时，她才会意识到。
她刚要回答，父亲却把头探进了冰箱。“我今天在退伍军人协会看见了瘦子布莱恩。”他对母亲说，“猜猜他是怎么跟我说的。”
母亲没有吭声。“他提到了住在桑树街街尾的那个老女人，你认识她吗？”
母亲对着土豆皮点点头。“他们上周一发现她死了。”“她已经很老了，德里克。”“问题是……”说话间他将自己那份三角奶酪的包装纸撕下来，“他们认为她已经死了一个礼拜，可是谁都没有发现。”
母亲朝父亲望去，我和蒂丽则盯着那盘土豆片，尽量装隐身人。“要不是因为闻到臭味，现在都不会被发现……”父亲说。“两位姑娘，你们可以到外面去吗？”母亲发话道，“等晚餐准备好了，我会叫你们的。”
我们坐在露台上，背紧贴着阴凉处的砖头。“想想看，死了都没人想你，”蒂丽说，“这可不是上帝的做法，对吧？”“牧师说上帝无处不在。”我说。
蒂丽蹙起眉头看着我。“无处不在。”我比画着胳膊告诉她。“那他为什么不出现在桑树街呢？”
我望着花园远端的一排向日葵。那是母亲去年春天种的，现在，向日葵已高过墙顶，像间谍一样监视着福布斯家的花园。“我也不大确定，”我说，“兴许他在别的地方呢。”“要是我死了，我希望能有人想我。”她说。“你不会死的，咱俩都不会死。除非我们老了，除非有人巴不得我们死掉。在此之前上帝会一直保护我们的。”“可他就没有保护克里希太太，不是吗？”
我看到一群大黄蜂在向日葵丛中飞来飞去，它们在花儿中探究了一会儿，然后钻入花盘中间，不停地搜索、巡视，最后又飞到了日光中。它们身上沾满了黄色的花粉，战绩辉煌。“有了。我知道暑假该干什么了。”我说着站了起来。
蒂丽抬头望了望，然后手搭凉棚，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我们得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把克里希太太带回家。”“可是要怎么做呀？”“去找上帝。”我说。“我们吗？”“是的，”我说，“就我们。就在咱们街区，不找到上帝绝不善罢甘休。”
我伸出手，蒂丽也把手伸了出来，我把她拉起来。“行，格蕾西。”她说。
她重新戴上防雨帽，冲我笑了笑。第四章 九年前的大火 社区小路六号 1976年6月27日
周一的节目是《有人招待您吗？》，周二的节目是《美好生活》，周六放的则是《世代游戏》。虽然从小到大一直在看，可多萝西就是看不出布鲁斯·福赛斯有哪里搞笑。
她一边刷碗，一边回忆那些电视节目，像在考试一般。这样一来，她就不会老想着在教堂副堂发生的事了，也用不着回忆约翰·克里希脸上的表情，更不用理会她心里那种蜘蛛爬似的感觉。
在周一、周二、周六时，她一般很喜欢刷碗。她喜欢看着花园放空思绪，可今天太闷热了，热浪从窗外扑来，让她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烤炉里向外看。
周一，周二，周六。
她依旧记得，不过没有心存侥幸。她在《广播时代》上把这些节目都圈出来了。
只要她就一件事问哈罗德超过一次，他便大发雷霆。“多萝西，你得往脑子里记呀！”他这么告诉她。
哈罗德一生气，整栋房子里都会充斥着他的怒气。他的怒火会在他们的卧室和医生诊疗室里蔓延，甚至整个超市都会受到波及。
她很努力地去记住。
然而，有时候，有些字还是会从她的脑海里逃脱。它们掩藏在其他字后面，或是只露一点点头，然后，趁她尚未找到机会抓住它们，便消失不见了。“我找不到我的……”她总是这么说。
哈罗德就会说出一个个选择，像是在发射子弹：“钥匙？手套？钱包？眼镜？”而这只会叫她想不起来的那个词消失得更彻底而已。“毛绒玩具。”有一天她这么说，盼着能逗他笑。
但哈罗德没有笑。他盯着她，仿佛她是个不速之客，无意中打扰了别人的对话，跟着，他悄悄地关上后门，开始修剪草坪。不知怎的，房间里的安静比哈罗德的怒火更加可怕。
她把茶巾叠好，放在滴水板边上。
自打他们从教堂回来，哈罗德就一直不说话。“他和艾瑞克把约翰·克里希安置在了某个地方，上帝肯定知道那是哪里。”她这么想到，却连问都不敢问。哈罗德一直坐在那儿默默地看报纸，吃饭时不说话，把肉汁滴到了衬衫前襟上，他也不说话，她问他饭后要不要来点爱迪尔牌牛奶泡柑橘，他也只是点点头。
她把柑橘泡奶放到他面前时，他说出了一整个下午以来所说的唯一一句话：“这是桃，多萝西。”
这种病一再出现。她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是家族遗传。她母亲最后也是如此，人们总是发现她清晨六点在街上游荡，把所有东西都放错了地方。“像是一盒子青蛙一样疯狂”，哈罗德曾经这么说她母亲。母亲就是在多萝西的这个年纪开始迷失心智的，不过多萝西始终觉得“迷失心智”是个奇怪的词。仿佛心智就像一串房门钥匙，或是一条杰克罗素梗犬，会被放错位置，而这么不小心很可能全是你自己的错。
没出几个礼拜，他们就把她母亲送进了疯人院。动作太快了。“这是最好的安排。”哈罗德如是说。
每次他们去看望她母亲，他都要说这句话。
哈罗德吃掉了桃子，便窝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只是这么热的天，她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竟然睡得着。他就躺在那儿，随着梦境的深入，腹部一起一伏，鼾声与厨房里时钟的嘀嗒声保持相同的节奏，昭示着下午时光的流逝。
多萝西将他们这顿沉默的饭所剩下的食物端起来，倒进脚踏启盖式垃圾桶里。迷失心智唯一的问题就是永远都不会丢失你想要忘记的回忆那些你真正想要忘却的记忆。她的脚仍然踩在脚踏板上，望着垃圾。不论写多少份清单，不管在《广播时代》上画多少个圈，不管把那些词念上多少遍，不管如何去愚弄别人，没有消失的永远都是那些你当初压根儿都不愿意经历的事的记忆。
她把手伸进垃圾里，从土豆皮里拿出一个马口铁罐，盯着看了起来。“多萝西，这是桃子。”她在空荡荡的厨房里说，“桃子。”
泪水就这样滑落下来，她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哭了。“多萝西，问题在于你想得太多了。”哈罗德的目光一直落在电视屏幕上，“那样对身体没好处。”
天快黑了，阳光不再耀眼，一束金色的光芒照射进客厅，给餐具柜蒙上了一层鲜艳的深白兰地色，阳光照在窗帘的皱褶里，便消失不见了。
多萝西假装从开衫的袖子上摘掉绒毛。“眼下这么个情况，很难不去想，哈罗德。”“这根本是两回事。她是个成年人了。她和约翰兴许只是吵了几句，就出去待几天，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她瞧着她丈夫。自窗户照进来的阳光给他的脸添了几许红润，跟杏仁糖一个颜色。“但愿你说得对。”她道。“我说的当然是对的。”他的目光依然紧紧定格在电视屏幕上，她看到他的眼睛随着电视画面的变动而闪动着光芒。
他看的是《世纪大拍卖》。她本该知道，要是哈罗德沉迷于尼古拉斯·帕森斯的节目，最好还是不要同他讲话，等到广告时间再说才是明智的选择。只是要说的话太多了，她控制不住它们，只好任由它们从嘴里钻出来。“但我见过她，那是她失踪的几天前。”多萝西清清喉咙，虽然她的喉咙里并没有卡着什么东西，“她当时正要去十一号。”
哈罗德这会儿终于看着她了，“你以前可没和我说过这事。”“你也没问呀。”她说。“她去那里做什么？”他扭头看着她，他的眼镜从椅子扶手上掉了下来，“他们说了什么？”“不知道，但这不可能是巧合，你说呢？她和他说过话，过了几天，她就人间蒸发了。他肯定说了什么。”
哈罗德盯着地板，她等着他变得和她一样害怕。角落里的电视机将陌生人的笑声送进他们的客厅。“有件事我不明白，”他说，“发生了这么多事，他怎么还能住在这条路上。他早就该搬走了。”“哈罗德，人们住在哪里是他们的自由，你可管不着。”“他不属于这里。”“他自打出生就住在十一号呢。”“但是，他干出了那样的事，还要继续住在这里吗？”“他什么都没做。”多萝西不敢看哈罗德的眼睛，只好盯着屏幕，“人们都是这么说的。”“我清楚他们都说过什么。”
她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有暖暖的气息自疲惫的肺里发出来，她等待着。但他扭过头，继续看电视，还挺直了脊背。“你是疯了，多萝西。这件事都过去了，都过去十年了。”“事实上是九年。”她说。“九年，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反正都是以前的事了，只是每次你提到这事，它就不再是过去的事，而是又出现在当下。”
她把裙子折叠在一起，又松开，任由布料滑下去。“你说你这个女人，别再烦躁不安了，好不好？”“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她说。“快去干点有益的事情吧。去洗个澡。”“我今天早晨洗过了。”“那就再洗一遍。”他说，“你弄得我都没听到电视里问的问题。”“不节水了吗，哈罗德？”
但哈罗德没有回答，只是剔起了牙。多萝西能听到他剔牙的声音。那声音透过电视里尼古拉斯·帕森斯的滔滔不绝，依旧清晰可闻。
她抚平头发和裙子，深吸一口气，强咽下要说的话，跟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在关门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
他不再看电视，而是望着窗外他的视线越过网眼窗帘、花园和人行道，落在了十一号的前门上。
他的眼镜依然落在他的脚边。
多萝西很清楚她把那个马口铁罐藏在哪里了。
哈罗德从来都不去后面的卧室，如此一来，它就变成了绝佳的储藏室。那里就像一个休息室，存放她不再需要却又不舍得扔的东西。他说过，一想到那里，他就头疼。日复一日，那里的东西越堆越多。现在，过去的痕迹伸展到了角落，延伸到了天花板，遍布窗台，触碰到了壁脚板，让多萝西还可以将承载过去的物件捧在手里。有些时候，光是记得并不足够。有时候，她需要把过去带在身上，确保她成为过去的一部分。
这个房间将夏季困在了它的四壁之中。多萝西仿佛置身于一个不透气的博物馆，四周尽是灰尘和纸的气味，她感觉汗水流到了发际线。电视的声音穿过地板，她能想象到哈罗德就在她的脚下，一边剔牙，一边回答问题。
那个马口铁罐就在一堆她母亲用钩针编织的毯子和商队遗留下的陶器之间。她刚走到门口就看到它了，如同它一直在等她。她跪在地毯上，将它拽了出来。罐子边缘有饼干的图片，像粉红色的薄脆饼、圆环饼干，还有杰米·道奇牌饼干，吸引着你去看罐子里面。图片中的这些饼干都有卡通式的手和腿，它们手拉着手，在一起跳舞。她把罐子抱在怀里，掀开了盖子。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67年的彩券和一把安全别针。有哈罗德的袖扣，都生锈了，还有一些掉落的扣子，以及一份当地报纸的剪报，是她母亲去世时刊登的讣告。“愿她安详地离世！”讣告这样写。
可惜天不遂人愿。
多萝西来这里找的东西在针、夹具和扣子的下面。那是一些柯达信封，已经因时间太久而膨胀了。哈罗德从不相信照片。“幼稚可笑”，这就是他对照片的评价。多萝西从没听过别人用这个词来形容照片。哈罗德的照片少之又少。偶尔会拍到他放在餐桌上的手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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