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国强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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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草风景试读：
行旅读史
书院风景
一作为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中国文化领域一道精彩靓丽的风景。
江西是书院的起源地。以往书院研究者多把庐山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南唐昇元四年（940）建立的庐山国学，视为中国书院的源头。其实，德安义门陈氏的东佳书堂、高安桂岩书院等，都比白鹿洞书院更早。
江西书院不仅兴办早，而且数量多，水平高，有特色。据1987年省文物局与江西大学历史系的联合调查，全省共有书院1071所。在全国所占比重分别为；唐代55％，宋代39.4％，元明29.37％，清代也在20％左右。比重逐代下降，并非江西书院减少，而是全国各地书院发展起来，总数不断扩大的缘故。
五代“江南三大著名书院”：华林书院、东佳书院、雷塘书院，均在江西。两宋是书院鼎盛时期，清代学者李渔说：“江西书院甲于天下”。当时，“天下四大书院”有几种说法，每种说法中都有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经朱熹复兴之后，名重天下，公认“海内书院第一”。元人甚至诗赞曰：“不宗朱氏原非学，看到匡庐方是山。”（高若风《送人读书的白鹿洞》）；“紫阳学接千年府，白鹿名高万仞山”（毛德琦《白鹿洞书院记》）。可见，白鹿洞书院在学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二
今年5月，省文史研究馆组织书院文化调研，先后到到白鹿洞书院、信江书院、象山书院、阳明书院、白鹭洲书院、龙江书院和潋江书院。这七所书院都曾名重一时，办学特色鲜明。
书院选址讲究，地处山水胜地，环境绝佳。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四周山环如洞，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信江书院位于上饶信江南岸黄荆山的丘陵台地，临江背山，倚山势而建，有泉林之趣、风竹之美。
象山书院由陆九渊创办于贵溪应天山，此地陵高而谷邃，林荗而泉清，因山形似巨象，易名象山，陆九渊自号象山翁。后书院移址，最后迁至三峰山，这里红岩飞瀑，茂林修竹，与县城仅一河之隔。
阳明书院座落在吉安青原山麓，古木参天，环境清幽。
白鹭洲书院在吉安城东赣江之中，地处江心，两水夹流，借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佳句得名。洲上烟云竹树，宛如仙境。
龙江书院位于井冈山下龙市镇，北倚五虎岭，面对龙江河，山清水秀。
潋江书院位于兴国县城之北，背山望水，秀汇双江。
书院办在山水胜地，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胜境读书，将身心与山川自然融为一体，有利于潜思进学，存心养性，净化与陶冶心灵情操。二是受佛教禅林浸染。“天下名山僧占多”，历来名山古刹既富藏书，又得以随僧斋餐，故士子多隐身寺庙，读书山林。有些书院如白鹭洲书院就是由寺庙因袭增拓而成。三是书院创办者有追求旷远、闲适，远避市井喧嚣，徜徉于山泉林石的隐逸情趣。像朱熹、陆九渊、江万里、王阳明等寓讲学于游乐之中，他们集官员与儒者于一身，有雅好也有条件为书院选址择地。三
书院创办者多为学者型地方主政官员。
通常，书院创办者是四种人：地方官员，在野官员，名儒，士绅。我们考察的这七所书院中，六所为官员所办。
白鹿洞书院，最初为唐贞元后期李渤隐身读书处，李渤任江川刺史后，对白鹿洞有所建树。南唐李善道建庐山国学，为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之始。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当年就恢复白鹿洞书院。
信江书院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系当地士绅拟建知府张国桢生祠，张不受而建书院。
阳明书院明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任庐陵知县，虽然在庐陵只有六个月，但照样建书院讲学。
白鹭洲书院为宋淳佑元年（1241），江万里任吉州知州时创办。
潋江书院系清乾隆三年（1738），兴国知县徐大坤创办。
象山书院则是陆九渊居家讲学时所建。
龙江书院情况比较特殊。清道光二十年（1840），当地士绅吴典勋，李士淳等人联络湘赣边界宁冈、茶陵、酃县三县客籍民众，积资兴办，也得到地方官员认可，属于民办官助。
从这些创办书院的地方主官看，大多数人亦官亦儒，官儒兼备。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地方崇文重教，蔚然成风。他们也因为书院而为民众所尊崇，为青史所留名。有一副对联说:“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办书院地方全靠一官，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这些官员流芳百世而未被历史湮没的重要原因。在那个时代，有志造福一方百姓，并赢没百姓口碑者，莫过于办学。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四
书院布局有序，体现江布园林建筑艺术风格。
古代书院布局，主体是供祀祠堂、讲堂和藏书阁楼三部分。这种格局自宋至清，相沿发展。
供祀祠堂通常由礼殿和祠堂两部分构成。礼殿专祀孔子，一般居书院前部，多为歇山顶，大立柱，规模较大，表明孔子的独尊地位。朱熹离开南康军时，特地留下30万专款建白鹿洞书院礼圣殿。祠堂则一般供奉书院创办者或名师，规模次于礼殿。如：阳明书院设五贤祠，供奉王阳明及其四大门生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白鹭洲书院设六贤祠，供奉程颐、程颢、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潋江书院崇圣祠，尊崇的是在兴国当过知县的程珦及其二子程颐，程颢。书院尊师重道，由此可见一斑。
讲堂，是生徒集体听课之所，一般处于书院中部或两侧。
藏书阁楼，一般设在书院后部。白鹿洞书院曾两次获皇帝赐书，又称御书阁。
除三大主体部分外，书院还建有一套礼仪建筑。还常有棂星门、泮池、石拱桥（又叫状元桥）、礼圣门等。这些建筑分布在书院前部，建筑样式各异，与主体建筑交相辉映，使书院呈现出一派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息，表现古代书院推崇儒家礼教风尚。
由于书院处于山水胜地，建筑呈现明显的江南园林的特点。或利用山麓地形景物，高低错落有致，突出主体，衬托出名胜秀色；或浸润于水光山色之中，显示出庄重、幽静的环境和气氛。现在这些书院都离城市不远，有些书院尽管因城市发展而被包围，但仍是城市一景，一处闹中取静的圣洁之地。五
书院有自由办学传统。
因为书院是从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发展起来，并独立于官学体系之外的教育机关，所以在教学上形成了“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之风（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讲会制度就是其优良办学传统之一。
讲会制度也起源于江西，标志性事件是“鹅湖之会”。
江西是宋明理学研究、传播的重要阵地。朱熹、吕祖谦、陆九渊是南宋理学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全祖望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学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淳熙二年（1175），由吕祖谦发起，邀集朱熹、陆九渊、陆九龄等十余人，聚会于铅山鹅湖寺。尽管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黄宗羲《宋元学案》），但为学、教学之道并不相同。朱熹主张“道问学”和“即物而存其理”，即从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和“发明本心”，认为“心即理也”，不必多做读书穷理功夫。朱笑陆为“禅学”，陆讥朱为“支离”。争论三天，未达成共识，朱、陆为之不快。双方各特一家之言，碰撞、争鸣、切磋，对学术繁荣却大有益处。
六年后，时任南康知军的朱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题目是《论语》“义利章”，引起轰动，朱熹把陆九渊讲义刻石立碑，并认真写了跋语。这件事首开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为不同学派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自此，讲会成为书院办学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明代王阳明及陆王心学的崛起，使江西书院讲学活动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宋元之际理学形成陆九渊和程朱两大派别，程朱尤受尊崇，《朱注四书》成为官方教科书。王阳明质疑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说，他坚持陆九渊的“心即理”，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建立了一整套“存天理，灭人欲”、“破心中贼”的教育思想，被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及其门人在贵州、江西、浙江等地广设书院，成立讲会，传播王学，形成江右王门学派。据《明儒学案》记载，江西有名有姓的王门学者就达33人之多，成为书院活跃和心学传播的重镇。
书院的成功，得益于名师和良好办学传统。宋元明清，江西进士达10553名，占全国十分之一，书院功不可没。吉安是江西书院最为集中的地方，书院使庐陵文化绽放华彩。先后涌现了文天祥等17位状元，16位榜眼，14位探花，三千进士，一万多举人。兴国潋江书院创办以来，文风大振，人才辈出，国共两党将军近百名，大多学出于此。1926年，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于此。1929年，毛泽东亲自授课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亦举办于此。六
这七所书院，从唐末到清，除龙江书院外，基本上是地方行政长官所创办。用现代的话说，重视教育的领导，才是成熟的领导。今天，珍视书院文化遗产，弘扬书院办学传统，地方领导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应该有比当年当地创办书院的先贤有更高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
时下，地方建设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热情高涨。书院保护、开发利用也顺时展开。我们所到之处，吉安已经修复阳明书院，并正在全面复兴白鹭洲书院。上饶信江书院已经修复，即将对社会开放。贵溪前领导已成功将县一中前移，为修复象山书院预留了空间。
修复书院应有选择。凡目前保存尚好的书院，都应有效地保护、修缮、开发利用起来；凡知名度高、办学有特色的书院，要尽可能修复，暂时没有条件修复的，可以建书院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逐步创造条件恢复。世好妍华，我取拙朴。书院建设切忌置原有著名书院损毁、消亡于不顾，而标新立异，不惜巨资搞些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所谓地标性建筑或形象工程；切忌置书院原有建筑风格和修旧如旧原则于不顾，而贪大求洋，搞些莫明其妙、不伦之类的山寨建筑，旧瓶可以装新酒。复兴书院文化要明确书院功能定位，努力在打造旅游景点、教育基地和学术重镇等方面多下功夫。
书院得天独厚，有浓郁的文化氛围与优美的园林环境，旅游资源集，发展旅游，大有可为。白鹿洞书院已经成为4A级景区，每年游客在20万人以上。龙江书院、潋江书院以其丰富的红色经典内涵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八方来客。生态文明游、传统文化游、国学游、红色文化游等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书院是教育培训的理想课堂。这些书院红、绿、古色彩多样、价值多面、文化多元，有些已经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政军干部教育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有的地方还可以拓展功能，把书院打造成市民的文化礼堂、精神家园。通过举办各种文化展陈，少儿经典诵读、传统节日诗词诵读、古代礼仪模仿复原、中老年养老保健知识讲座等活动，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进地方文化认同度、荣誉感和凝聚力。
书院是学术研究中心。利用书院阵地，传承国学和传统文化。举办国学讲座、研修，主办书院论坛，编辑出版书院系列丛书，整理国学和书院典籍，联合高校和科研机关，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等，书院都大有文章可做。每所书院都有自己非凡的历史，整理、搜集、研究书院自身历史，收藏、保护、展示书院历代遗存和重要文物，也是不容忽视的工作。这些方面，白鹿洞等书院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新形势下还要不断开拓创新。
书院是一座开发价值巨大的文化富矿。千年沧桑，百年梦想。近代书院虽然从辉煌走向没落，但千年传承中形成的办学传统没有泯灭，文化血脉没有僵滞，今天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以多种方式复兴书院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文。好梦将圆，书院风景独好！2014年6月
瞩目教授村
南昌县岗上镇月池村，是著名的教授村。一个深冬的下午，我们在县科技局朋友的陪同下，从莲塘慕名驱车15公里，走进了教授村。
一片极普通的农房，几株古樟树，一个半月池，除了村口古井和几年前兴建的乌纱门及纯如亭外，并无显眼之处。但就是这个只有30几户人家的小村，走出了300多位教授级人物，它所绽放的心远教育之花，让中外瞩目、惊羡！一、教授村的崛起，基础工程是教育，而支撑教育的资金源于经商，而非农耕。
心远教育的源头，可以从月池熊氏的先人熊世昌说起。
据宗谱记载，月池熊氏在清乾隆年间迁来岗上乡，熊世昌为第二代移民。落户之初，熊氏多无田地，亦无农产，有的竟靠捡野粪出售为生。熊世昌曾读书应试，但终其一生，连个秀才也未考中，只得到40里外的三江口做个塾师。但此公嗜好读书，“尝手持一卷，坐檐下，冻雪压屋将圮，犹展诵不绝。”临终嘱咐三个儿子：“将来每房中至少都得有一人读书。”这句话，成为“大三房”和月池熊氏的经典祖训。
要读书，经济是基础。岗上乡地处南昌县西南边陲，隔赣江与丰城、新建两县相望，中有抚河横贯。得地势之利，村东有个市汊街，自唐以来便是赣江两岸三县农副产品集散地，周边群众历来有经商传统。熊氏入乡随俗，很快就融入其中。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熊氏经商有成，具备了子弟读书的经济实力。熊世昌之孙禧祖开始设立心远堂，资助熊氏子弟读书，从此月池村读书渐成风气。
教育的发展，使人才素质提高，促进商业兴旺，教育与商业良性循环，熊氏产业渐渐遍布南昌、九江、修水、汉口等地。到熊世昌第四代熊育钖时，熊氏商业已达到相当规模。
熊育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变革转型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思潮活跃。鸦片战争以来，朝野变革科举取士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1895年，熊育钖与其堂弟熊元锷等在岗上乡开办两所心远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其中一所专收“大三房”子弟。
1901年，清廷第二次废除科举，改试策论，办洋务、讲西学之风渐起。熊育钖与时俱进，与熊元锷等在南昌城内熊氏平远山房家塾创办乐群英文学堂，这是江西最早以修习外语和西洋实科为主的新式学堂。
月池熊氏办学，对周边乡村办学产生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据统计，从清末到民国五年，仅岗上乡各类私立小学就达到30所，占南昌县小学总数的1/4，成为全省著名的“文化乡”。1932年，全县高小毕业生会考，保送升学的6人全部出自岗上乡。
1903年，熊育钖将乐群英文学堂改名为心远英文学堂，1907年改名为心远中学堂、心远中学校，任堂长、校长。是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在同期全国私立新式学堂中，与天津南开、长沙明德并列前三名，而创办时间略早于南开与明德。熊育钖为心远作校歌：
江西教育，吾校实开风气先。
筚路蓝缕，经营惨淡，时危志亦坚。
讲舍宏开矗湖旁，一堂诵习乐陶然。
共禀校训，以公诚勤毅，深思笃行，更与日俱新。
储学救国，努力向前进！
心远中学以其雄厚的师资力量、新颖的课程内容、顺应时代的办学宗旨和高质量的办学水平，赢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在主持心远小学、心远中学的同时，熊育钖还同时担任省立二中、江西女子公立学校校长，并于1922年创办心远大学，心远大学是江西最早的私立综合性大学。至此，形成完整的心远教育系列，成为江西乃至全国一块光彩夺目的教育高地。
心远教育系列的兴起，使熊育钖声名鹊起。他先后出任县、省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积极为江西教育事业出谋划策，延揽人才，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二、教授村的崛起，关键人物是熊育钖，他承前启后，是有远见有魅力的教育家，是心远教育的旗帜和灵魂。
江西地处内陆，是一个比较封闭落后的农业省份，熊育钖“专心求教育，毕生为此谋”，办学40年，桃李遍天下。他筚路蓝缕，卓著功勋，为江西近代教育追赶和跟上时代潮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人说：“在江西历史上，惟此宋欧阳永叔堪与媲美，而近代则无出其右者。”熊育钖的成才与成功，固然与他自身的禀赋与努力有关，也与他与严复交往分不开。
熊育钖与熊元锷都同严复过从甚密。熊育钖书房自撰一联：“远宗孔孟，近法王严。”“严”即严复。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本人受过严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训练，精通外文且深谙西方科学精神和社会思想，其“科技教育救国”主张对熊育钖、熊元锷影响极大。
熊元锷师从严复，曾与严复一道参与震旦学院改造成复旦公学事宜，被马相伯聘为校董。熊育钖与严复交往更多，在《严复集》中，收录严复致熊育钖书信109封，为现存严复与亲友通信量最多者。熊育钖与熊元锷都对严复著作爱不释手，对其教育思想十分尊崇。1910年，熊育钖拟《改良教育办法意见书》，提出中学课程如算术、化学、博物、西洋史地等，应用西文讲教授，明显受严复教育思想影响。严复主张办学重在教师，心远学校亦历来不惜重金延揽人才。这就使心远办学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而与国内著名学校相比肩。
严复也对熊育钖相当推崇。民国元年（1912），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曾邀熊育钖担任京师大学堂斋务长。他高度评价熊育钖的办学精神，称“老弟舍身忘家，以教育后起为己任，此真圣贤用心。”与严复的交往，使熊育钖眼界开阔，阅历丰富，办学有方。
熊育钖“远宗孔孟”，具有修齐治平的襟抱，对熊氏子弟和心远弟子言传身教，影响巨大而深远。
熊育钖说，世家大族，虽佳弟子亦不过谨守门户，尚仅十分之一也；其放辟邪侈败家产者，盖十之九焉。富贵足以遗害子孙明矣。他一生不私其亲，不为子孙谋置私产，主张让子孙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工作自立于社会。他育有8子3女，除长子和早夭1子外，6子读了大学。但他严格限定：不许学文，只许读理、工。长子在心远中学毕业后，未考取大学，长期在省政府当文书抄写员，熊育钖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为长子谋取一官半职。他严禁子女们跻身官场，贪图仕进。
当然，熊育钖也不是一概反对从政。他常常告诫一些从政弟子：“吾人不可无政治兴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服官为服务之好场所。”他自己虽然致力于教育，但也参加过许多政治及社会活动，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但他从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成功。
为了提高熊氏子弟的人文素养，熊育钖常在晚上召集子弟，讲授《论语》《孟子》，并规定第二天早上要背诵。谁背诵得好，他鼓励；反之，他不悦。对其他弟子和熊氏外亲，也是如此，天分高、勤学习的，如因家贫不能升学，他会慷慨相助，使其深造发展。
熊育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喜好做媒，乐于为子弟和弟子证婚。熊氏子弟和心远弟子中，不少得意者是他介绍的对象。熊育钖对自己所喜欢的聪明伶俐的女生，他会主动地介绍给自己的子孙们。他认为，女子乃国民之本，优秀女子可以优化人种，生育出聪慧的后代。因此，月池熊氏择媳条件较高，尤重文化。母亲是家庭的第一教师，熊氏人才辈出，也与此有关。
熊育钖一生收入不赀，但大部分都用于办学、助学和奖学，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1941年，熊育钖病逝于宁都心远分校，国难中办学，困难重重，他连殡葬费都是由子孙凑集的。他的公诚、勤毅、敬业、清廉，品格和精神都被熊氏传颂和传承下来，成为一面不曾褪色的旗帜。三、教授村的崛起，制度保障是心远堂熊氏家族教育基金的设立和成功运作，使月池熊氏子弟和心远弟子得以优先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从熊世昌到熊育钖，经过三代人的努力，“育”字辈男性26人，经商有成，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心远堂的设立，使熊世昌让子孙读书的夙愿得已实现，而且已远远超过“一房一人”的目标了。
作为熊氏家族教育基金管理机构，心远堂每年从家族公产中抽取部分盈利存贮。据族谱记载，心远堂最大经济来源是设在汉口的“信昌盐号”，每年有2000银的收入，其奖金分等级设立，中举人者可得700银，中进士者可得3000银。此外，生员（秀才）、贡生等也有一定的奖励。心远奖学金设立后，主要用于奖励好学上进的家族子弟。规定：“凡族之子弟，为郡邑学官弟子员，或领乡荐及成进士者，皆得分享……盖所以资孤寒，助膏火，使颖敏有志者成业，易于造就，以至于无穷也。”心远堂的设立，标志着熊氏家族教育步入稳定发展轨道。
在清末民初全国最为著名的3所私立学校中，南开是张伯苓在天津名绅严修、王奎章等拨地赠捐下开办的；明德是胡元倓在得到长沙士绅的资助下开发办的，唯独心远是由月池熊氏一族独资开办的，可见“心远堂”教育基金之丰厚与运作之成功。
有资料反映，熊育钖在岗上乡有200亩水田，由佃农租种，但他并不在意租金多少，每年佃农交多少，他拿多少。这固然说明熊育钖为人开明，同时也说明心远教育已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心远堂的设立，就像助推器使教育经费得到保证，而且把熊氏人心凝聚到教育上。熊育钖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心远办学的成功实践，又使教育基金发挥最大效益。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各地多有乡村家族采取类似的教育资助机构和活动，但有的因为财力所限，或人心不齐，不能持久；有的受主持者眼光所限，没有及时从农村办学转向城市办学，从普通教育发展到高等专业教育，直至推荐、资助出国留学。月池熊氏则不同，他们因时而进，齐心协力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从农村到城市，熊氏子弟优先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族外优等生亦可享受，有困难者还可资助。这是月池熊氏对族人及江西学子的特殊贡献。
时代的呼唤，族风的浸染，心远的教育，使熊氏子弟和心远弟子见贤思齐，人才辈出。1918年严复就说过：“江西熊氏，可谓多才，令人欣嘉不己。”并为心远写了校歌。受熊育钖影响，心远弟子进大学后，几乎都集中在理、工、医和外语类专业，毕业后多从事科技、教育和医生职业。而由熊育钖首倡、地方政府组织的江西首批出国官费留学生中，胡先骕、吴有训、单人骅、程孝刚、饶毓泰等，不少出自心远。
地域不同，经济差异，往往造成社会教育观念上的差异。百岁老人周有光回忆说，他6岁在常州入新式小学，10岁到苏州，以后到上海，常州人说，读中学就行了；苏州人说，一定要上大学；与苏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则盛行“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江西虽然比较封闭，但熊育钖思想前卫，教育理念与苏沪一致。心远教育起点高，办学质量好，运作正常，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留学，使江西近代私立教育的转型能够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基本保持同步，在同期祖国灿烂的星空，包括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中科院院士中，也不乏江西人的闪光。这是熊氏子弟之幸，也是江西学子之幸。
古人云：百年树人。月池村是百年树人的经典范例。从心远学堂创办到教授村出现，恰好历经百年。
回望历史，世纪之路，我们看到，正是心远教育、教育家熊育钖和心远堂教育基金，这三者有机结合，良性互动，铸就了中外瞩目的教授村。教授村，是心远教育之花结出的丰硕之果，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骄傲。
离开教授村时，岗上镇党委书记告诉我们，熊氏家族中人才遍及海内外，近年回乡寻根问祖者越来越多，全国各地来参观、考察、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已经制订并正在实施《“心远”教育主题公园旅游规划》，令人欣慰。
月池村，南昌熊氏永远的精神家园。
月池村，中华大地上圣洁的教育沃土。
主要参考文献：薛农基编著《熊育钖与月池熊氏》《南昌教育》1991年增刊江西省报刊准印证：赣内刊字第11-20号2013年1月
稻作之源
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稻作起源地，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是继地中海东岸新月形地带的小麦种植起源地、中美洲的墨西哥玉米种植起源地之后，又一个考古的惊世发现！近日，我应邀参观洞穴遗址后，参加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稻作文化标识物高层论坛。惊世发现源于一封群众来信
说来有点传奇，万年这个世界级考古洞穴的发现，竟缘于一封普通的群众来信。那是在1961年10月26日，江西省委政法部干部龙俊致信省文化局：
省文化局负责同志：
在看了“生命起源”电影后，我想起来一件事情，现把情况反映给你们，供参考。万年县陈营区大源乡源头村附近有个很大的石头山，在山根上有个天然的大石洞，这个石洞进口处有两个房门那样高宽，洞内较宽，又平坦，可容纳四五百人……我本人原在该区工作，到过这个洞内，几次也没敢往里去，据群众说石壁上有猪等动物形状，我本人没仔细看过，此洞内是否有供考古研究的东西，我还不敢讲。我认为天然洞这么大是很稀少，因此，把情况反映给你们，你处是否派人去了解一下。
从内容看，写信人专业知识不多，文字水平也不高，但却引起了省文化局的重视，5天后，这封信被批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迅即派员前往万年勘查，随后于1962年3月、1964年4月，组织考古组两进万年，进行为期80余天的发掘，获取大量洞穴遗物，初步判断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一封来信，两次发掘，江西干部群众的文物意识和文化部门的责任意识令人敬佩。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和检测手段，这一重大成果并未取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北京权威学者认为，喀斯特地形特别发育的华南洞穴，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的甑皮岩等原始文化遗址，其碳十四年代测定往往偏早，这是因为岩溶水对标本溶蚀所致。这一意见，使身处江南“蛮荒之地”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的学术价值被淹盖被低估了整整30年。
洞穴流水盼知音。30年后，1991年，曾参与前两次考古发掘、已是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陈文华研究员，在南昌主持召开首次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与会150多名中外代表中，有一位美国资深考古专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德沃考古基金会主任马尼士博士。会议期间，陈文华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彭适凡研究员关于万年仙人洞发掘情况的介绍，引起这位老马的极大兴趣。他提出：能否以仙人洞作为探索农业起源地的突破口，因为洞穴是埋藏农作物标本、保存植物孢粉最好最多的地方。他在会后去万年考察的要求被婉拒后，表示来年一定再来江西。
这是一位识途的老马，一位对事业执着的科学家。马博士曾经长年在墨西哥等地从事农业考古研究，发现了玉米种植的起源地，是国际著名农业考古专家，老布什总统的学术顾问。第二年，即1992年9月7日，马博士带助手和翻译真的来了。在仙人洞前，他用小手铲在铁栅围住被巨石压着的地层断面上轻轻一刮，就刮出了轻微微化的兽骨，再刮竟刮出了一件磨制光滑的骨锥。他惊喜万分，连声说道：“太美了！太美了！没想到包含物竟如此丰富！”
随后，马博士马不停蹄，前往吊桶环考察。吊桶环与仙人洞直线距离只有800米，在海拔96.2米的条形山坡上。当年，陪同马博士登山的万年县博物馆馆长王炳万兴奋地回忆说，马博士当时已是75岁高龄，肚子特别大，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很是困难。大家原想把他驾着上去，但他情绪亢奋，一路上谢绝搀扶，径直爬上吊桶环。他伫立在崖棚东口，俯瞰大源盆地，激情满怀。临下山，自信地丢下一句话：“有希望！有希望！”
考察万年后，马博士一行又考察了乐平、鹰潭和分宜等地，最后把发掘现场锁定在仙人洞、吊桶环。
离开江西后，马博士以美国安德沃考古学研究基金会名义，向中国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要求联合发掘，很快获得了批准。1993年、1995年，与中国考古学家组成联合考古队，两度在万年对稻谷起源问题进行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中方队长为我国著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副队长为彭适凡，美方队长即是马博士。这是中美考古界的强强联合，专业范围涉及史前考古、农业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石器研究、陶器研究和年代测定等众多学科，获得重大科学成果。
其中，破译万年稻作起源之谜的钥匙，是植硅石分析法。他们从在仙人洞和吊桶环地层中所采集的40余个稻属植硅石标品中，检测出1600余个各种植物的硅酸体，内含600多个稻属植硅石个体。他们还利用多元分析的统计学方法，比较区别出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不同形态，进而发现两者在早晚不同地层的分布规律。这项艰苦细致的检测、分析、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的。
这次合作，中美双赢，举世瞩目。马博士在《中国江西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序列（摘要）》中说：“通过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发掘以及多学科的检测，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人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事，这个我们不曾了解的时代，是农业考古发现了第一次人类稻作栽培的证据。通过国际合作调查，我们可以再写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位慧眼识珠的老马还风趣地说：“万年，是上帝安排种植稻米的地方！”
严文明教授认为，就一个考古学课题进行中外合作和多学科研究，在当时还很少见，也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一是发现了从旧石器末期向新石器早期以至更晚时期连续叠压的地层关系；二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发现了超过一万年的陶瓷；三是发现了超过一万年的从野生稻到利用稻属植物的植硅石和孢粉遗存的证据。从而，把世界稻作起源时间由河姆渡时期遗址的7000年向前推进了5000-7000年，被确认为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距今约17000年的“中国第一陶罐”的出土，说明这里又是世界制陶技术发源地之一。近20年来，万年发掘荣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桂冠，被联合国粮食组织（FAO）授牌为第二批联合国粮食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AHS）保护试点项目。
回顾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现和发掘历程，3个环节至关重要：一是科普电影《生命起源》引发的群众来信，提供了发掘线索；二是陈文华操办的南昌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中美联合考古搭建了国际合作交流的平台；三是“外来和尚好念经”，中美合作结束了此前该项目30年沉寂的历史。按国际惯例，如果要在洞穴遗址树立纪念雕像的话，首选龙俊、陈文华、严文明和马尼士博士，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七嘴八舌话文化标识
万年地处鄱阳湖东南岸，是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的交汇处。建县历史不过500年，是明正德七年（1512年）武宗镇压王浩八农民起义之后，祈望朱明王朝万年永固而得名。如今，稻作文化竟有万年历史，县名与稻作历史惊人地巧合，“万年贡米”享誉中外。
今年3月，万年县委为了弘扬稻作文化，提升万年形象，加快万年发展，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召开扩大会议，对万年稻作文化标识物名称进行热烈讨论，诸如“稻祖”、“稻神”、“稻仙”、“稻先”、“稻宗”、“稻圣”等七嘴八舌，议论蜂起。4月2日召开高层论坛，进一步展开讨论。
农业考古专家陈文华首先发言。从1991年开始，陈文华曾4次主持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第4次就在万年召开。他第一次到万年参加发掘时还是小伙子，如今已是马博士当年的高龄了。他感慨地说：“我与万年打了一辈子交道，有着半个世纪的交情。”
陈文华从万年建县说起，简要介绍了仙人洞、吊桶环的发掘过程。特别讲到，1991年马尼士博士就要来万年实地考察，但那时仙人洞还是一座军火仓库，便以种种理由劝阻了。至于万年稻作文化标识物名称，他认为叫“稻神”不妥。神农起源于陕西宝鸡，第九代才到湖南，死后葬于炎陵，民间有谷雨祭炎帝的习俗。万年的稻作历史比神农早1万年。他主张叫“稻仙”，建议立“稻仙娘娘”雕像。理由：一是仙人洞里居住着仙人，在情理之中；二是仙人洞与吊桶环的原始居民，男子主要是狩猎、捕鱼、制作工具和械斗作战等；妇女主要从事采集、初期的稻作农业，还有烧煮食物、操持家务、哺育等。当时，采集特别是稻作农业的收获往往比渔猎活动的收获来得可靠稳定，因而能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加以妇女从事洞内洞外的一些活动，具有公共的社会性质。因此，当时妇女的作用要大于男子，社会组织是母系氏族制；三是仙人洞出土过一个女性头颅顶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观察鉴定，应为蒙古人种的壮年女性头骨，并据此复原了两尊仙人洞壮年女性雕像，分别陈列于省、县博物馆。在发现这具壮年女性头骨附近，又发掘过两具儿童头骨。据此，稻仙娘娘再配以两尊儿童形象，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彭适凡研究员当年大学一毕业就投身万年发掘，是自始自终参加全过程的健在者。他说，当年的发掘，得出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遗址，中国最早的谷物分布地区和陶器技术发源地结论，是有底气的，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他赞同陈文华关于“稻仙娘娘”的分析，野生稻的驯化源于妇女。他从马尼士博士关于“万年是上帝安排种植稻谷的地方”和民间关于玉皇大帝的天狗咬稻的故事中引发联想，主张万年稻作文化标识叫“天稻”或“稻仙”。
江西两位参与发掘的考古专家发言后，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董琦博士发言。他认为，万年稻作文化标识物叫“稻神”、“稻仙”不对路。神农氏是黄河流域粟作文化的始姐，万年是长江流域稻作文化的发源地；而万年稻作文发源地的发掘和研究，是科学考古行为，把科学成果与神话传说、文学故事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他说，确立文化标识物应具备三个标准，即通俗、上口、科学。据此，他主张称“稻源”或“万年稻”。
董琦博士话声刚落，江西师范大学王东林教授发言，他原意也叫“万年稻”，也可以叫“始祖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孙华教授则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将万年稻作文化标识物与三皇五帝之类的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
此后，我和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陈政、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王国龙和省文化厅文博处处长孙家骅等，也先后发表了意见。
专家们仁智互见，从下午两时半一口气谈到七时。万年县四套班子成员、各乡镇和县直负责人则聚精会神，一连4个小时没有休息，会场秩序井然。弘扬万年稻祖文化之我见
从万年仙人洞第一次发掘至今，时光流逝了50年。先人创造了世界之最，后人当仁不让地要弘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否则愧对祖先，愧对子孙。今天的论坛，是发展万年文化产业的一种顶层设计，体现了万年人的文化觉醒、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至于万年稻作文化标识物，专家们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我倾向叫“稻祖”。从字义上看，据查《现代汉语词典》，“祖”有父母以上的祖辈；祖宗；事业或派别的首创者；姓等含义。《辞海》除上述意思外，还有熟习；效法；宗庙等意思。这些意思都很正面，很集中，不易产生歧义。从含义上看，“稻祖”可以涵盖种稻人、种稻技术和稻种；其他如“稻神”、“稻宗”、“稻仙”等则不能。从用语习惯看，“稻祖”是历史，不是传说，更不是神话。人们可以到万年来寻根祭祖，但不能说来寻根祭“神”、祭“仙”、祭“圣”……
如何进一步弘扬万年稻祖文化，提出10点思考意见：
举办中国·万年稻祖文化节。已举办过4届，要持续办下去，一届比一届办得精彩，有特色，有实效。文化节不一定要冠以“国际”一词。像山西的中国·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已办了22届，没有冠以“国际”，照样精彩。要编设一套有万年特色的祭拜仪式，融进万年民间礼仪、风俗，成为文化节的常规开幕仪式。近年，浙江人举办中国·遂昌汤显祖文化节，像模像样，今年还邀请江西剧团去演出，令汤显祖家乡人愧疚，我们怎么就不办或办不精彩呢？
举办万年稻祖文化论坛。这要成为文化节的重要活动内容。要精心设计、确定论坛主题，邀请、吸引省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广泛深入持久研究、宣传万年稻作文化，为提升万年形象，加快万年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思想引领。
编辑出版《万年稻祖文化研究》杂志。县委宣传部可以委托万年县稻作文化研究会，或县社联主办，聘请一批农业考古专家为学术顾问，切实办成稻作文化的研究、宣传阵地。万年县政府网站上有稻作文化研究会栏目，可惜没有内容，要尽速填补这个空白，充分利用这块阵地。
树立稻祖主题雕塑。陈文华研究员关于“稻仙娘娘”的说法，可以作为创作的素材。稻祖雕塑应是万年县城新地标，文化旅游标识物，不一定要“高大全”。县博物馆内由中科院研究所复原的仙人洞壮年女性雕像，无论颜面特征、发型还是佩于颈上、胸前的骨牙蚌饰品等，都有原始之美，体现了先人的思维和审美观念，吸人眼球，又有说法，据此创作，当会成功。
建设（或改建、扩建）万年稻祖文化广场、文化公园，打造以稻祖文化为中心的休闲、旅游、健身等活动中心。现县委、政府门前广场、地上石雕是稻作文化内容，但却叫滨江公园，名实不符。万年有如此丰富、珍贵的稻作文化资源，要充分利用，彰显特色。
围绕稻作文进行文艺创作。洪洞县大槐树的歌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通俗易懂易记，几乎家喻户晓。江西鄱阳县有个瓦屑坝，也是移民故乡，却至今沉寂。现在，万年稻作文化已进入上海高中历史课本，进入全国干部现代化知识读本，反而没有在本地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必要组织编写乡土教材，让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除坚持学术研究之外，珍惜和用好稻作文化素材，创作出诗歌、戏曲、影视、小说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规范万年部分街名、商店、景区等名称。万年县城要有浓郁的稻祖文化氛围。现有以“神农”命名的酒店、景区、餐饮店等，与史实不符，与人雷同，与初衷相悖，要尽快改过来。神农者，炎帝也。《幼学琼林》说：“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后稷播百谷，粒食攸赖。”早已深入国人之心，万年稻祖文化历经万年，更要理直气壮地宣扬。
制定万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以稻祖文化为核心内容，在规划原则指导下有序建设，一年复一年，一届接一届，不断提升功能品味，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昨天从县网站上看到，去年1-10月，到仙人洞、吊桶环的游客仅为64.3万人次，这与拥有世界级考古洞穴遗址的身份不相称，与万年所处交通区位优势不相称，与拥有万年贡米等优质农副产品的农业大县不相称，仅旅游业就有巨大发展空间。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实现知识产“钱”。万年稻作文化拥有“野稻驯化，烧土成器，刻符记事，物食易换”等四个第一，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做稻祖品牌文章。在现有驰名商标“万年贡米”的基础上，再打造几个驰名商标、一大批著名商标，万年稻祖产地标记，有的要进行国际注册。在做大做强做亮稻米品牌的同时，整合万年灯心糕、万年珍珠等农副产品、手工制品等各类系列产品，统一注册、上市，增加品牌附加值。另外，还要像“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一样，精心设计一些商务标语，叫响天下。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是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利器，万年人万不可等闲视之。
万年青水泥厂在仙人洞一侧开山取石，已经严重毁坏遗址周边环境，必须果断处置，迅即制止。如果能把仙人洞、吊桶环一带规划成遗址公园，是一种保护措施，是世界众多文化遗产的惯常做法，也应该是万年人的战略选择。2012年5月
仰望贤母
大地孕育母亲，母亲孕育希望。
中华民族贤母辈出。古代被称为“四大贤母”的孟子母亲仉氏、陶侃母亲湛氏、欧阳修母亲郑氏、岳飞母亲姚氏，就是无数优秀母亲的代表。
九江与贤母有缘。四大贤母中，陶母、欧母、岳母在九江生活过，陶母与岳母还长眠于斯。九江县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擘划宏猷，踏石抓铁，历时三年，建成中华贤母园。堪称弘扬中华贤母文化的一大创举，献给全人类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作为当地人，我对家乡此举充满敬意和自豪。
中华贤母园立意高远。“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华贤母园的建设，占据了母爱这个文化制高点，既是九江的也是江西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贤母事迹如孟母三迁、陶母“封鮓责书”、“截发延宾”、欧母“以荻画地”和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等经典故事，世代流传，广受称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繁衍的丰厚滋养。建设贤母园，对于彰显贤母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中华贤母园选址绝佳。园区占地1100亩，位于新旧县城之间的丘陵高地。两坡之间有谷地，顺冈峦造势，拦谷地蓄水。曲径环园，树木葱茏，湖波漾笑，草地怡情。站在贤母园，可以眺望四周城廓，是城市一块生态绿肺。
中华贤母园规划科学。从创意策划、规划设计到工程招标、施工，工作周密，环环相扣。主题雕塑高大传神，母子眉目灵动，耸立于大门内中轴线上，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成为九江一个地标性建筑。母范天下主题馆、孟母园、陶母坊、欧母居、岳母堂和岳飞金戈铁马馆等主体建筑，布局讲究，建筑精致，布展有序。开馆二个月，接待观众30余万，受到一致好评。
中华贤母园建设得到群众支持。这里原是荒坡野岭，葬有2.7万多座坟，有些坟是几年前刚从沙河工业园区迁来的。无论新旧坟主都能顾全大局，理解政府行为；虽然迁一坟仅补偿800元，但为中华贤母让位，少有怨言。现在，公园白天参观者络绎不绝，早晚成为附近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是县城利用率最高、人气最旺的一个公共空间。
中华贤母园建设尊重专家意见。主持者决策民主，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在几种方案的反复比较中，择善而从。我有幸数次参与谋划，深知成事之不易。仅《中华贤母园赋》就通过大赛征文，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形成初稿后，又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反复打磨修改而成。开园二个月又召开品谈会，再次开门纳谏，以加强管理。此种行事风格，殊为难得。
建园不易，管理更难。中华贤母园虽然起点高，开局好，但仍需再接再厉，在丰富内涵、聚集人气、加强管理、惠及百姓等方面下功夫，真正打造成市民休闲公园、贤母文化博物馆和4A级旅游景区。其中关键是，高标准打造贤母文化高地，形成强大的贤母文化气场。
为此，可以当作一个文化系统工程来考虑。比如：
成立中华贤母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贤母文化研究》期刊。依托南昌大学、九江学院等高校，组织专业与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开展相关资料信息搜集整理和研究，逐步形成中华贤母文物收藏重镇、资料信息中心和学术研究高地。
创办中华贤母文化网站，凭借杂志和网站，举办讲座、论坛、笔会等多种形式的宣传、交流、合作，拉抬人气，弘扬贤母文化。
编辑出版《母亲文库》。为应急需，可先行再版《中国母亲》，作为贤母园的长销书。该书系1994年由吴官正省长提议并作序，由江西社科院组织编写，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书。书中收入100位母亲，43万字，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此外，选编出版《中外颂母美文百篇》、《中外颂母诗词百首》等书。古今中外诗文千千万，唯有颂母最圣洁最感人。像毛泽东《祭母文》、朱德《我的母亲》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众多中外名人回忆母亲的诗文，无不催人泪下，是进行母爱教育的生动教材。园中可设春晖书亭，出售并适当赠送以母亲为题材的书籍、音像制品和相关资料，如高尔基的《母亲》等。
建立母爱教育基地、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和妇联三优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清廉、慈孝、仁爱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宣传、妇联、教育、文化、旅游、社联、文联、团委、关工委等部门，要充分利用贤母园这一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研讨、影视创作等活动。比如：以母爱为主题，开展青少年歌咏、朗诵、演讲、征文比赛和中老年诗、书、画展示及母教等活动。百善孝为先，要把弘扬贤母文化与总结。宣传当代当地家风家范和慈母、孝子先进事迹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学为人母，学为人子，行为世范。
充实文物，提升陈展水平。目前布展初步就序，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不乏参与互动体验项目，但从博物馆角度看，文字图片居多，馆藏实物太少。要广泛深入搜集，逐步充实文物，丰富展示内容，提高展示效果。
整合陶渊明纪念馆和旅游等文化资源，推动综合旅游。陶渊明是陶侃后裔，陶馆为贤母园近邻，要统一规划、融合，以吸引更多游人。贤母园与岳母墓和庐山、九江市近在咫尺，要善于借力发力，良性互动，打造旅游热点。
精心设计、精心制作宣传资料和旅游产品。眼下，可将《中华贤母园赋》、《中国母亲》中介绍四大贤母的文章汇编成册，免费发放。各主体馆都应印制中外文对照的简介折页，供观众自行选取。制作宣传资料可以选择当地有影响、有特色的企业（如仙客来等）参与，在主要介绍贤母园时，配以企业产品广告。旅游产品包括宣传资料在内，应该有收藏价值，方便携带。
母范天下，功德无量。当下，各种名号的文化主题公园层出不穷，真诚期待贤母园超凡脱俗，办成大众喜爱的精品园，为传承、创新、发展中华贤母文化作出贡献！2013年12月
风水三僚村
过去只知道兴国是著名将军县、苏区模范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演绎过无数经典红色故事，却不知道兴国还有一个千年风水古村。
过去总以为风水文化是封建迷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经过“文革”的扫荡，大概销声匿迹了，却不知道这个又叫堪舆术的中国古老文化仍旧悄然生长，而且信者日众，影响日深。
我怀着好奇的心理走进三僚。
三僚的得名和成名缘于杨筠松的到来。据史书记载，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为避战乱，时任金紫光禄大夫，负责执掌灵台地理事的杨筠松，有意归隐山林，携“官庭秘籍”，弃官南下。他走遍赣南山山水水，被兴国三僚独特的山川地形所吸引，便和曾文辿、金精廖二位徒弟在此结茅为庐，传经布道，著书立说。三僚从此成为赣派风水文化的原乡故里。
三僚是块群山环抱的盆地，宛如一幅浑然天成的太极图。在一处人工堆积的称为曾氏砂手的山梁上，有三栋象征性的草庐。站在草庐前可以看到，以这道山梁为界，曾、廖两姓分别居住在太极的两仪。为强化八卦图形，后人在盆地中间建造东华、西竺、南极、北斗四座寺庙，营造八个景点，吻合《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封”的原理。
奇特的是，盆地中间一座条状罗经山，恰似罗盘中的指针。与此相对，对石山腰上有一棵形如伞盖的松树，树下有两块巨石，形如包袱。相传当年杨筠松曾预言：“前有罗经吸石，后有包袱随身，世住此地，子孙世代端罗盘背包袱行走风水”。自杨筠松师徒三人在此授徒传业之后，三僚世代繁衍，风水师辈出。800年间，出国师24人，明师72人，其中由皇帝直接封为钦天监博士36人。现全村人口4600余人，从事风水职业者500余人。说是“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当之无愧。
杨筠松在三僚期间，完成了《撼龙经》、《疑龙经》、《天玉经》、《青囊奥语》等风水经典，曾文辿、廖金精也有专著流传。这是以杨筠松为代表的赣派风水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也是风水学从长安走向全国、从宫廷走向民间的标志。赣派风水主形势，定向位，又叫形势派。强调观察来龙去脉，注意龙、穴、砂、水、向的配合，追求天人合一、人地和谐，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址及方向。主张宅基依山傍水，其水不可不流，亦不可直流，而要曲折回旋之流。阴宅选择亦强调山环水抱，蓄势藏风。
剖析三僚这个典型，似乎可以说，所谓风水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民俗文化，它融民间信仰、阳居阴宅、丧葬习俗于一体，把人一生的居住环境、吉凶祸福和人丁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涉及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水文气象学乃至美学、哲学、社会学等内容。表现了在科学尚不昌明的时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和谐的探求，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体现。
在三僚廖屋村，至今存活着一棵杨筠松手植的九尾杉，因当年长有九根树梢而得名，历经千年风雨而不朽，是杨筠松留给后人的唯一纪念。在杨公祠前合二为一的两条溪流，竟然水温不同，被称为阴溪阳溪。三僚人巧做水文章，在村里开挖了“七星池”，象征疏通人体七窍，并挖有108个水塘，暗合人体108个重要穴位。“七星池”、百口塘皆与小溪相连，以求血脉畅通，气韵流动，蓄气聚财、藏风得水之效。
走进三僚，如同走进一个巨大的风水文化博物馆。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村落，到处是古风水建筑，几乎每一栋祠堂、房屋的样式、结构，甚至门窗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且名目繁多，祠堂如挂壁开井、蛇形祠、龟蛇会、狗形祠、美女照镜祠、万方祠等。坟墓建筑也是五花八门，如五虎下山、侧面卧虎、上水鲤鱼、凤凰翘圣、观音望海等。每一栋阳宅和阴宅的背后，都是一篇匠心独运的文章，都有一个神奇动人的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无法一一细究，在匆匆看过几处名屋名墓之后，来到杨公祠，里面展示了历代三僚风水杰作。原来，明十三陵、清东陵、湖北钟祥、北京紫金城、天坛、长城等这些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经典建筑，都是三僚人堪择、督建的作品。省内乐安流坑村、宁都孙誗墓等多处作品，也都出自三僚人之手。历史上，三僚人曾长期占据着风水文化的制高点，拥有无可争辩的话语权。常言道：“世界风水在中国，中国风水在三僚”，“风水不到三僚不灵”，诚非虚言。
由是观之，凡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凡历经风雨沧桑而不灭的文化，总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活力。拔苗助长式的催化不行，破“四旧”式的摧残也无济于事。堵塞不如疏导，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正视它，研究它，引导它。像2004年，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和国际易学联合会在北京主办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2006年在三僚举行首届国际《周易》风水文化节；2007年、2008年“三僚堪舆”被入选赣州市、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就是因势利导之举。
可以预料，随着时代的演进，堪舆术古老神秘的面纱将会被进一步揭开，其内在的科学元素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和认同；三僚这朵风水文化奇葩也将会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人们的视野，赋予新的意义。2011年5月
佛国之旅
旅游者常说：“到欧洲看教堂，在中国看寺庙”。这话虽然有些调侃的意味，却不无道理。“天下名山僧占多。”欧洲的教堂在城里，而中国的寺庙多在山中，名山与古刹浑然一体，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有机结合，于是登名山，看古刹，就成了中国旅游的一大特色。
立秋刚过，层林初染。我们从北京出发，自己驾车往游承德避暑山庄、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和五台山。这一线路，事先并未刻意安排，不经意间走的都是名山古刹，成了名副其实的佛国之旅。对我而言，到过应县木塔，世界三大奇塔就走遍了；到过云冈石窟，中国石窟三圣就走遍了；到过五台山，四大佛教胜地就走遍了；到过恒山，五岳就走遍了，故而比往常似乎多了几分惬意。“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我是第二次到承德避暑山庄。两次都给我同一个印象，即这里是了解中国园林文化特别是皇家园林的一个窗口，是打开清王朝特别是康乾盛世的一把钥匙。
避暑山庄依地形而造景，比北京颐和园大一倍，分为宫殿和苑景两个区。宫殿区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殿、堂、楼、阁，都像北京四合院一样朴素、端庄、古雅。苑景区在宫殿区北面，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三部分。宫墙之内，景致迷人，既有江南水乡的妩媚清秀，蒙古草原的辽阔浩瀚，又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壮美。加之，苑景区内浓缩了江南诸多地标式建筑，致使“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叫人流连忘返，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而山庄宫墙之外的寺庙群——外八庙，宛如一串珍珠，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形态各异，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无论你站在宫墙之上，还是立于外八庙任何一处，纵目远眺，山庄内外，其宏观布局之大气，中观设计之典雅，微观建筑之精美，包括康熙、乾隆分别起名的72景点，无不令人称奇，叹为观止。
避暑山庄，原是一个隐藏于燕山深处的小山村，始建于康熙，完成于乾隆，耗时87年。山庄的兴建，除充分利用承德优越的自然条件外，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17世纪末，康熙在平定南方后，战略北上，着手解决东北、漠北和西北的边防问题。当时，沙皇俄国趁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乱”，不断向我国北方渗透，妄图蚕食蒙古地区。康熙认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他采取团结政策，使蒙古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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