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佳佳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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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这些人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这个时代这些人作者：李佳佳排版：HMM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7-01ISBN：9787519015978本书由北京华文经典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一天真一点又怎样崔永元闻理想的破灭。我经历的破灭发生在20世纪末，因为一个节目的停播去找一位领导申辩，那位领导当时差不多被整个新闻界誉为先锋和旗手。听完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掷地有声的申诉和呐喊，他看着桌上女儿的照片小声笑着对我说：“你还当真了？”
一定是没人对佳佳这样说，我都没舍得说。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的教育门类中，大多数专业都可以当作饭碗，文雅一点叫就业渠道，比如学外语可以当翻译，学金融可以做私募基金，学考古可以帮人收费鉴定，学建筑可以当流行歌手……
唯有学新闻，老师告诉你，可以实现新闻理想，并且告诉你一长串前辈的名单，他们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现在，你来了。宽泛一些，新闻记者或可算作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种分子，常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一小撮，大多是仗义执言之辈。类似储安平、章伯钧一类，吃得好喝得香，时常看内部电影，竟然还有那么多不满。他们一张嘴，总是让人不安，或者说出大家没有想到之处，或者说出人人想到看到却不愿说出之处，讨厌和可爱全在于此。
你相信他们的爱吗？你相信他们是因为深爱才批判吗？
我相信。
爱之深责之切，眼含泪水爱得深沉，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
佳佳也是个年轻有爱的人，她瞪大眼睛去找，用嘴去问，用耳去听，用心去感悟，用声音去传达。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是她着力迈出的脚步，这脚步印在尘土上，很快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却发自内心地盼望着佳佳保留一点天真，傻傻的，愣愣的，怯怯的……
我坚信，这世界会给天真留有一席之地。
初识佳佳是因为我接受《佳访》的采访。那是2014年春天，当时我去广州参加“第五届图书新势力奖”的颁奖活动，行程安排得很满，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佳访》的采访安排在晚上，我下午刚做完一个电视访谈，实在觉得很累。加上这些年接受了这么多采访，觉得问的问题大多雷同，引不起我谈话的兴致。但是，既然活动主办方安排了，总不好意思拒绝吧，就抱着应付两句的态度去了。
采访就在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远远地看见一位黄衣女子在翘首眺望。她穿着得体的职业装，薄施粉黛，美丽的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有一种成熟知性的美。她手上拿着一本我的序二我所认识的李佳佳袁腾飞
书，说着我早已经听习惯了的“久仰，幸会”。我客套了几句往里走，以为她是编导，在我印象中，电视女主持人应该比她妖艳许多，至少得粘着假睫毛穿着雪纺纱什么的。落座之后，才知道她就是今天要采访我的人，《佳访》节目的主持人——李佳佳。
说实在的，我接受过不少年轻女孩的采访。在我看来，她们更适合生活娱乐类节目，相亲看病秀厨艺之类的，去采访各种“星”和达人。我在中学一线教了13年书，没见过哪个女生爱学历史的。所以，我总觉得跟80后、90后的女孩儿们实在是没的可聊。以前接受过的采访甚至有女记者问“在中学讲台和《百家讲坛》讲课，哪个你更喜欢？”我觉得这就是问我爸对我好还是我妈对我好，我回答“都好”，她非要让我说到底哪个更好，我只好说在《百家讲坛》感觉更好，她问：“为什么？是因为挣钱多吗？”我说是因为知音多，没想到她又问：“跟挣钱多也有关系吧？”呵呵，采访到此结束吧。
坐在《佳访》简单的演播室里，我想着这次应该跟以前大同小异，心里在默念着那套烂熟的说辞。等到佳佳一发问，我知道我想错了。这个丫头做足了功课，问的不但有意思有深度，还都是我有兴趣、想说想谈想讨论的话题。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采访时间到了，我俩都言犹未尽。这是我接受过的最愉快的一次采访！
采访结束后，自然互留了电话和微信。以后慢慢和佳佳熟了起来，才知道这位才女果然不是“花瓶”，她是复旦高才生，曾在国际媒体论坛上发表过英语演讲，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对于世界都充满好奇。而她一力挑起的年轻的《佳访》更是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了中国知识圈里很有影响力的一档节目。她比我教的第一届学生小两岁，我常开玩笑地讲：“我怎么没教过这样的孩子？”
以前每次带毕业班的时候，我都会在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上一段话，这是宋朝的理学家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跟学生讲，咱们读书就要遵照张老夫子这四句教。其实有的时候我没有把握有多少人能听进去，但是我感觉，一届哪怕有一个孩子听进去了，我就没白讲。然而讲了几次下来，我也没什么信心了。真的有孩子听得进去吗？
为天地立心，天地之心是什么呢？就是公，就是无私。“学贵大成，不贵小用。大成者，参于天地，小用者，谋利计功。”人应该有这样的精神，不能老想着自己这点蝇营狗苟。为生民立命，这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古人都觉得是肉食者谋之。
跟佳佳接触，最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思考，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真的是先贤所云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80后女孩的担当。
正是因为这份担当，这种对生养她的这块土地的热爱，她做了《佳访》节目，多少委屈，多大压力，恐怕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她一直坚持着不放弃，直到，你懂得，2015年岁末，《佳访》停播了。
节目虽然不播了，但佳佳还是那么阳光快乐，还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朋友，我们虽然很惋惜这个节目，但看到佳佳的状态，放心多了。她没有被压垮。《这个时代这些人》这本书的内容是佳佳书写她采访过的一些文化人，我也忝列其中。承蒙佳佳看重，让我给这本书作序。我就长了一张能喷的嘴，文字实在非我所长。不揣冒昧，写了这么多。斗胆叫作序言吧！
2015年9月底，已经播出超过一百期的《佳访》停播。出乎预料，那一刻我异常平静。悲伤、愤怒、无力感都已经持续了太久，到最后这一刻，尘归尘、土归土，反而如释重负。
这是一档在很长时间里加我只有两三个人在做的小小的节目。从一开始的诞生就极其艰难。我希望做一档好的节目，我热情地表白自己的理想、动力和吃苦精神，我甚至打算自己掏出本就不鼓囊的钱包来工作……
几经波折之后，我至今记得一位我非常尊重的领导说的话：“我们的观众需要一档有深度、有质量、有担当的节目。”无法形容彼时彼刻我内心的激动。自序我的新闻道路
就这样，《佳访》诞生了。
这之后的两年半，二十八个月，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有数不清的故事发生。这期间因为所有责任一肩扛压力太大，我失眠、不眠过多少个夜晚已经记不清。因为平台小、自己籍籍无名而被无视、被鄙夷、被爽约过多少次，也早已司空见惯。每当要垮掉或者快崩溃的时候促使自己咬牙坚持的，仅仅是希望无愧于一个“新闻人”的身份、希望自己多年前早已埋下的“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点”的新闻理想能够多存续一些时间的信念。
前不久有一些学新闻的大学生为了完成论文来采访我，问我诸如“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难坚持的时候是什么”“最感动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更多的专业同行关心的是，你为什么能请到那么多很棒的采访嘉宾？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终于可以回头想想了。一档专访栏目，如何能做出影响力和高水准，长久以来，制胜法门似乎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平台或者非常知名的采访者。显然，我都没有。事实上，别说这些，我连一个能负责定选题、联系嘉宾、准备采访思路的编导都没有。既然一穷二白，只能自己动手。于是，每每一期刚采访完就焦虑操心下一期，打不完的电话、写不完的邮件、看不完的资料、读不完的书，成了两年多我生活的常态。甚至睡眠中被节目断播的梦魇惊醒都成了家常便饭。
非常感谢支持过这档丑小鸭一般稚嫩和浅陋的节目的人们，感谢我的观众，感谢你们愿意陪伴。感谢一百余位卓越的嘉宾，感谢你们的信任，感谢你们无保留的倾诉，感谢你们分享最宝贵的时间；感谢我的伯乐领导，感谢我的同事和可爱的实习生们。电视是一档团队的艺术，那句诗说得好：每个人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才能飞翔。
记得韩寒的《后会无期》里有一句台词，“没有毫无理由的横空出世”。如果希望做一名不混日子、坚守专业、良知与责任感的记者，更是如此。我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这两年多的生命里，我只是要求自己不断接近。期间，有太多的故事和瞬间没能尽录在这本书，但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某些时刻，它们便悄悄浮现出来，使我无比感恩，自己生命的这段旅程里有幸遇见这些有趣的人，听闻这些有趣的故事。
记得为了采访俞敏洪，连续四年跑全国政协的我每年都会去教育界别，听听敢言的他又发表了什么重炮见解。我会一次又一次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邀请采访，发短信谈我对于教育公平的思考。终于，到了2013年5月，节目刚刚诞生的时候，他同意了：“好，你来吧，给你一个小时。”见面的时候，老俞依然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什么电视台，从没听说过。就给你这个人一个机会，来，问吧！”
也是开播之初，为了做好李开复的采访。和他已经相当熟悉的我觉得应该挖掘一下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跨国企业高管、创新行业领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您是个浪漫的人吗？”开复老师一愣，呆萌地笑：“我觉得还好啊。”“那您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被问住了，思考一阵之后：“那时她刚到美国，我手绘了一份开复菜单请她点菜，然后亲自掌勺，下厨做了一桌特供她的爱情菜肴。”我也震惊了：“这个真的是很浪漫！”李开复得意地点点头：“那是，当然！”
2014年年初，我约访茅于轼老先生，出乎预料，他答应了，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里拍摄，坦荡得令人吃惊。那个北京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小区里，85岁的茅老和81岁的太太赵艳玲老两口在一楼的一套两居室相依相伴。家里没有保姆，茅老的一切生活都由赵老照看。我们到的时候，老两口正在吃晚饭。茅老耳朵不好，赵老就轻轻靠近他耳旁说话。趁茅老不注意，赵老悄悄告诉我，经常有人打电话到他们家里破口大骂，上门骚扰的也有。当然，茅老并不知道。“电话都是我接的啊。”赵老笑。她当然希望他“少说几句，有些事情不必说破”。然而茅老始终坚持，她也便支持丈夫。这使我想起那句话“上帝令女子护卫男子”。说起携手走过的六十年，即使“文革”时期家徒四壁，两人也从未分离，茅老露出孩童般的微笑：“从结婚那天开始，我们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我这辈子就是靠你了，你也这辈子就是靠我。不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这个想法不会变。”
约访严歌苓的过程就更是“荡气回肠”。她从美国飞到广州参加一个颁奖礼活动，只住一晚就要马不停蹄下一站。约访，婉拒，出版社编辑为难地说她倒时差实在太累。我没有放弃，立即说那我就在她下榻的酒店（也是颁奖礼的同一地点）开一间会议室布置机器，她只要睡觉前从房间溜达过来聊半个小时就好。编辑看我着实真诚，答应去询问，终于“赢得芳心”。看我狂喜，编辑连忙再三强调，她实在太累，采访只许半个小时，我忙不迭满口答应。于是，在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上映前夕，我约到了这个珍贵的独家。距离采访已经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时候，读过多部严歌苓作品的我熬了三个通宵读完新作品《妈阁是座城》。到了采访的那个晚上，本以为会有些倦容可能只是来应付一下的严歌苓一出现，我们都惊呆了。她对一切都认真尽心到令人动容：美丽的纱纺连衣裙、尖头高跟鞋、精致的妆容、一丝不乱的卷发。我们越聊越开心，越聊越投入，到编辑忍无可忍疯狂打眼色要我打住的时候，时间早已远远超过半个小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约访经历都顺利愉快。2015年年初，我希望约访一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歌手。原本暗暗定位《佳访》不做娱乐八卦类内容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位歌手是因为欣赏他独特的文艺书卷气息，在浮躁喧闹的当今社会显得安静平和甚至有些格格不入。彼时，这位歌手尚未像后来那般“大红大紫”，本来心里没底儿的我立即收到了他的回复答应接受采访，约定接下来再碰具体的时间。到了三月份，他“爆得大名”，我坚信承诺，再次询问。他明确说请工作人员与我联络，就定在之后一两天。于是，我和编导、摄像、灯光等一行五个人在北京足足等待了三天，经纪人起初热情承诺“放心吧！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具体的我叫人联系你”。等到深夜，第二天，第三天，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彻底人间蒸发。最终，我们不得不飞回广州，就这么白跑了一趟。事后终于联系上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解释，只说“下半年再接受采访”。结果呢？你猜对了，下半年这样的过程又重演了一遍。在嘉宾歌手礼貌应允时间范围的情况下，经纪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接了就挂，最后竟然把我的手机屏蔽了（我换了另一个号码她立即热情接听……）。这件事情使我忍不住感慨，一个人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终将决定他能走多远。
更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故事我不再一一列举，这本书中有一些引起我深层思考之后记录下来的文字，希望它们也能给阅读的你带来些许火花。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被称为一名优秀的采访者。有的人说你应该激烈质疑，能把采访对象激怒甚至拂袖而去才叫好看。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媒体采访还是生活中交朋友，在我看来都不外乎人与人之间的打交道。第一位的，应该是尊重。羞辱、攻击对方不会显得自己多么高明，能令采访对象愿意剖白内心，跟你倾诉跟他人都不会说的话才是水平。在2015年6月，应北大徐泓老师邀请给北大和中大同学做的讲座上，我总结我的采访之道（如果能这样概括的话）是：用让人最舒服的态度问出让人最不舒服的问题。
那次讲座后，有一位同学发私信问我：“工资不高、压力极大，时不时节目还会被毙，你为什么坚持？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这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这个如今提起来会显得“装×”、可笑、不食人间烟火的“新闻理想”，它究竟是什么？
在我的学长兼前同事秦朔离职时，吴晓波学长写了一篇流传极广的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新闻将监督视作天职，新闻人信仰通过自身努力，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这种朴素的追求就是近来有人闻之色变的‘新闻理想’。”
我非常尊敬的北大著名学者周辅成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儒者绝非皆是唯唯诺诺、汲汲势利之徒。循善而行才是儒学真义。在先秦儒学家眼中，君可以变，国可以去，而善的理念绝不能依权势者的意志而转变。”
进入新传播时代之后，传统记者的信息垄断和职能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越来越多同行加入了公关的行列。事实上，在“宣传”这个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词汇越来越少被提及的时候，区别“新闻”和“公关”就变得十分紧迫。传播学学界的观点认为，正面弘扬和赞颂应属于“公关”范畴，也就是有意识地建构形象。而“新闻”的职责是挖掘公众看不到、无法接近的真相，说出他们不愿说、不敢说的真话。
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记者所应该秉持的新闻理想便是：坚持做真正的“新闻”，无论多难。
就是那本写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中我最喜欢的话：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PART1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
一个优秀的记者所应该秉持的新闻理想便是：坚持做真正的“新闻”，无论多难。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魔鬼
你要做的，仅仅是承担个体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并且不羞于传递这种思考。摆脱魔鬼的第一步，居然这么简单。一
一位八五后同事发微信给我：“看了佳访《陈小鲁：晚来的道歉》之后我回忆起初中参加一个夏令营，同寝室一共有九个女孩，其中一个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招惹了其余七个中的一个，于是那七个女孩集体孤立她，并做了很多在我看来非常过分的举动，比如用扫帚把大家的剩饭扫进她的饭盒里面。“我当时很想站出来维护那个被欺负的女孩，可是没有勇气，只是默默地不和那七个人站在一边，然后向夏令营的老师寻求帮助。我怕如果我和被孤立的女孩站在一边，七比一的局面就会变成七比二，第二天我的饭盒里就也会被倒进剩饭剩菜……“过了十几年我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件事了，可是没想到至今想起来还会感到内疚。”采访陈小鲁二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在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每天十五美元，期限两周。”
很快，有七十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二十四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九名犯人，九名看守，六名候补。
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九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犯罪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警察，他们极尽“创造力”地虐待和侮辱“囚犯们”：用灭火器喷射、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几天之后，事情升级，他们不允许囚犯上厕所，整个监狱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他们甚至强迫囚犯模仿表演动物交配……
教授被惊呆了，他提前结束了实验。三
据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
多数时候，我们的理智抑制魔鬼，逻辑、道理、规则、秩序和法律赋予我们理智。
而当集体无意识癫狂席卷的时候，个体情绪爆发，一个个魔鬼便被释放出来、到处游荡。苏联的大清洗、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学生们和如今每过不久就会爆发的凌虐同学案，在我看来，莫不如此。
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实验中揭示的“路西法效应”已经变成人尽皆知的常识：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鼓励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四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中第一位遇难的教育工作者是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1966年8月，她被学校的一群初中女孩用带钉子的桌椅腿毒打，往头上淋屎尿，强迫她重复“我是牛鬼蛇神”。最后被折磨至死。
我问陈小鲁：“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能爆发出这么巨大的力量，如此之凶狠野蛮地殴打自己的师长？”
他的声音是历尽千帆后的平和：“因为当时有阶级斗争的教育，就是不断地在人民当中群众当中划分‘敌我友’，你是‘敌人’呢，雷锋都说了嘛，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显然，陈小鲁陈述的同时，也带着调侃。
那一群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从未学习和了解过宪法，不明白世人皆有尊严和权利，他们满腔热血，以天真、热情、暴力和血腥完成着自以为正义甚至神圣的举动，直至一切都无法挽回。五
人类文明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历经了无数恶魔蹂躏之后，道理、规则、法治终于成为了制约魔鬼的天使。
一劳永逸吗？
决不。当人们普遍不了解、不相信、不服膺道理、规则、法治的时候，魔鬼便会再度挣脱枷锁牢笼。
时至今日，依然时常听闻一群人毒打小三、人贩、小偷或凌虐同学，实质仍旧是丛林法则、拳头说话，自认为正义便私设公堂以暴制暴。在我看来，他们的骨子里依然丝毫不认同道理、规则和法治，始终信仰弱肉强食，谁铁腕就服谁。六
我非常佩服陈小鲁们的勇气。
对于有些人，公开对自己伤害过的人说一句“我错了，对不起”难比登天。我有时会想：那些在教堂向神父忏悔的西方人，个个表情肃穆，结束倍感解脱。承认并反省是他们几成共识的个体自我救赎法门。而今天的部分国人却认为“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吗”。陈小鲁他们这些在古稀之年不堪内心折磨的红卫兵公开道歉之时收获的也多是这句嘲讽。
忏悔难在哪呢？
没有人道歉和担责，欠奉彻底的反思和清算，不曾吸取教训、建立规则、敬畏法治，那么，一切的恐怖和荒诞都有可能随时卷土重来。
采访时，陈小鲁告诉我，他挨个儿询问和他对话的三十六家媒体记者同一个问题，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年轻人都至少比他年轻了三十年：“你们学过宪法吗？”得到的是几乎清一色的否定答案。
在并不习惯敬畏法律的社会，我们该如何重建宪法的权威？《美国宪政历程》这本书里，作者任东来先生写了这样的句子：“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宪法。但是又有多少国家实行了宪政和法治呢？没有宪政和法治护航的宪法，只是统治者装饰自己文治武功的漂亮花瓶。好，则成为后人的笑柄；恶，则成为百姓的炼狱。”七
1945年，一位叫作卡罗列维的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作《基督止步于埃博利》。这本书是基于列维在1935年到1936年在卢卡尼亚的流放生涯而写成的。那是意大利的法西斯时代，前前后后大约有一万三千名不同政见者被墨索里尼遣送到南方的贫困山区。卢卡尼亚疟疾流行，农民愚钝、自闭、顽固不化，以至于连耶稣都不想去。
然而就是这蛮荒的生活环境，却给了理性主义者列维以巨大的启发：如火如荼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恰恰深深地埋藏在每个人的灵魂里。一旦人们拒绝承担个人责任，而是选择和集体并肩齐步，法西斯思想就有可能占据你的心灵。
两天前，我看到一位微博好友的读书笔记，他提及了苏联时期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他的感想在我看来是一句久违的常识：“她们并没有多少宏伟的‘主义’或多么疯狂的思想，她们仅仅是承担了个体的责任——独立地思考，并且不羞于传递这种思考。”
你看，摆脱“魔鬼”的第一步，居然就是这么简单。当嘲笑他人信仰，我们还剩下什么
美好人性被历次政治运动蹂躏摧毁，快速城市化进程瓦解了宗族聚居，敬畏之心也被无神论洗涤干净。于是，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成了新的“信仰”——如果能被称为“信仰”的话。一
2014年9月初，我到北京采访张燕生律师。这位外表柔弱温润的女律师，却有着男士都难以企及的勇气和韧劲儿。自2008年念斌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之后，姐姐念建兰听说张燕生曾数次将死刑或死缓案件成功“翻案”打成无罪，便千里迢迢求助于她。彼时的张燕生不曾想到，她会为了念斌案殚精竭虑整整六年半。
在中国律师界，不少人对刑事辩护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刑辩犹如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就会祸及自身，弄不好还会丢了饭碗。而走平坦路、稳当赚钱，或许才是最佳选择。张燕生为念斌辩护的过程中便真切体会到了代价。认定念斌是真凶的人以各种方式攻击她，网上建“灵堂”，发邮件恐吓，意图阻止律师辩护而尽快对念斌执行死刑。知名律师张燕生
六年间，每次开庭，受害者的家庭总会对念斌家人和张燕生围追殴打，他们百般闪躲，依然时常避之不及。面对谩骂攻击，张燕生并未动摇：“有人骂，只能激发我把工作干得更好，让真相来说明一切。”
在如今这个逐利的社会，我很希望知道张燕生图什么。投资市场上，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如果为了赚大钱，我似乎能够理解她的执着。然而六年来，起初她还收取念建兰支付的象征性律师费。后来，看到念家倾家荡产四处逃亡，她便一减再减，到最后完全不再收钱，成了法律援助。念斌案后期，张燕生和斯伟江根本变成自己贴钱，一趟一趟往福建跑。
看到我的疑惑，张燕生笑了：“念建兰这个人非常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能力，她绝对不能够让你受委屈。但后来家里到处都在用钱，念斌的孩子上学需要管，母亲和两个哥哥重病都没有钱去治，真的一贫如洗。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就讲最起码的人性，也是不可以撒手的。”二
开始采访之前，温和恬淡的张燕生问我们要不要喝茶。她拿出念建兰带的福建茶叶，认真地帮我们冲泡。碧绿的茶叶在雪白的瓷杯里舒展，散发出福建绿茶特有的清香。
采访结束后，在放满整齐卷宗的简洁工作间里，闲聊中她告诉我她吃素食。我突然间有些理解她的执着、勇敢、不贪婪：“你信佛吗？是不是有信仰的因素，很多我们看来很重的东西，比如物欲，对你并不重要。所以你可以坚持追寻你的价值？”“是，”她回答，“很多律师都是。我还不算什么，有一些更勇敢的律师，真的是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听到这句，从旁边经过的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扑哧笑出声来。
那一瞬间，我无比伤心和羞愧。
当下中国社会的很多年轻人，连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都够不上，他们是空心人。没有信仰，毫无坚守，对他人缺乏基本同理心和同情心。他们故作老练，动辄嘲讽别人“幼稚、炮灰、被利用”；他们只崇拜单一的“成功”：财富、地位和名望；他们焦虑，恐惧被“时代”抛在后面。他们无法理解任何不会带来直接利益的理想主义行为，甚至因为嘲笑这样的“傻瓜”而洋洋自得。
我尴尬地看着张燕生，很担心她不高兴。物欲横流的当下，纯粹坚守自己精神世界的人已经少而又少。她愿意把内心想法告诉我，是认同我的价值观，相信我能够理解，是“同一类人”。我真的不愿意、不舍得这个社会给拥有信仰的她带来任何嘲笑和伤害。
让我释然的是，张燕生的面庞平和如初，没有一丝波澜。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三
受了二十多年无神论的教育，我明白自己很难再拥有虔诚的信仰，但我对周围有信仰的人充满了好奇和敬意。我时常会思考：“信仰”究竟是什么？
采访完张燕生之后，我似有顿悟：她的恬淡超然与坚持不懈，她的勇敢无畏与低调内敛，她对于公平和正义的笃信及追求，对于法律尊严和意义的捍卫，不就是“信仰”吗？坐车返回的路上，我打开手机，看到她的微信签名“喝好茶，吃素，过简约环保的生活”。
自律也是信仰，信仰从不玄乎。四
今年（2015）3月，我到缅甸仰光参加第四届国际媒体峰会。那是我第一次踏足这个东南亚佛教小国。在此之前，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全部印象只有昂山素季和无论男女老少都用一块布裹成的笼基长裙。
首先被震撼的，是当地人的淳朴诚信。一出机场，热情的出租车司机迎上来问我去哪，这场景在国内每一个陌生城市都不少见。长久以来养成的“他是坏人”的高强度不信任警觉后来被证明全无必要，司机把我们安全快速送到目的地，没有多收一块钱。我问那个一脸稚气、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的出租车司机：“你们有没有绕路的？”他憨憨一笑，用不流利的英语回答：“不会，都是佛教徒。”
离开仰光的最后一天，臭美的我到市场买笼基长裙，选定面料后需要缝纫加工。我便付了钱去别处逛，约定晚上六点之前回到档口取裙子。眼看到了关门时间，作为方向感缺失的路盲，我在偌大的、复杂的、处处看上去都一个样的市场里迷了路。各种纠结困扰之后终于找到地方时，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不会说英文的店主姑娘一直捧着裙子静静站在店里等候。
她当然可以一走了之，错完全在我。
缅甸的人均GDP在九百美元左右，仅为中国的百分之十四。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那一刻，我突然想，信仰或许更有力量。五
采访张燕生时，我们反复聊到了一个人——念斌和丁云虾（被害孩子的母亲）的房东陈炎娇。
2006年7月28日下午，丁云虾和她的三个孩子跟房东陈炎娇母女一共六人吃了青椒鱿鱼、炒杂鱼和稀饭。当晚，两家人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丁云虾的一对儿女俞攀、俞悦抢救无效死亡。
据念建兰回忆，事发后警方很快宣布破案，说是念斌在铝制水壶里下了毒。但房东，也就是亲手做饭的陈炎娇曾跟很多人说：“不可能啊，我那天下午一直用水壶，怎么会有毒。”
对于念建兰来说，这当然是最大的疑点和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然而她再找陈炎娇，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找我，我相信政府，政府说是念斌放水壶里了那就肯定是他。”
张燕生提及这句话时苦笑不已：“你看，她是这样不相信自己。”六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到小学六年级才第一次去到农村“忆苦思甜”。记得当时在几户农家院子的围墙上看到很多五彩斑斓的“地狱壁画”，比如下油锅，比如拦腰斩。记得年幼的我被吓得不轻，当地老人安慰我说，那是“干了坏事才有的下场”。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社群，对于“遭报应”朴素的敬畏之心和彼此熟络知根知底的亲情维系建立起原始而有效的道德体系。
快速城市化进程瓦解了宗族聚居，敬畏之心也被无神论洗涤干净。于是，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成了新的“信仰”——如果能被称为“信仰”的话。
但所有的信仰都教导人向善而不欺骗，唯有信无可信，人才会迷失于名利之间。正如朱德庸刻薄而又精准地说：现代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钱人，而不是成为一个人。
于是丧失底线，于是不择手段，于是成王败寇，于是狼奔豕突。七
我不明白曾经做了十五年法官的张燕生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稳定的金光闪闪公务员不做，偏要跑去当不受人待见的刑事辩护律师。正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图钱不图名顶着巨大压力为念斌姐弟奔波六年。
撇开道德，从经济学理论说，理性人的一切行为都为了一个目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张燕生不可能预见到未来有一天这个刺猬一般令人头疼的棘手案子能平反，她能收获巨大的声誉和名望。那么，付出的一切，值得吗？
回答这个尖锐甚至无礼的问题，张燕生依然平静：“我很喜欢。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关乎到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拿钱买不来的，就是人的生命和自由。”
震撼。我看着张燕生的脸庞，这般给我带来心灵荡涤的宗教感的言语包裹着她最平和的坚定，二十年如一日深植于心的信仰。“这是非常神圣的。”她说。不一样又怎样
在我看来，所有的婚姻都源于对安全感的追求和渴望，同性伴侣大概更加需要。李银河说：“如果我们感情还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那张纸；如果没感情了，有那张纸也没用。”一
我打算采访李银河，说说她的两段爱情。出乎预料的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反复跟忐忑不安的领导解释：“跨性别人群并不是同性恋。”末了又小声嘀咕一句，“即使是同性恋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2015年1月14日，广州珠江江畔一条僻静的小道，摄像要求李银河和伴侣大侠比肩散步，“节目需要一些你们在一起的画面”。
短发、黑框眼镜、灰色夹克，爽帅的大侠二话不说，一把抓起李银河的手，把她护在道路里侧。
几对站在一旁的他们的朋友笑意盈盈。外表看起来都已是人到中年的女性，但一对对相濡以沫、爱意浓浓。拍完镜头，一行人走进一旁的饭店，大侠扶住玻璃门直至所有人通过，除了外表还看得出些微女人的痕迹，他和我见过的其他绅士毫无二致。李银河二
这是一对已经相伴十七年的“地下恋人”。
十七年不为大众所知，却在此时此刻公之于众，导火索是有人愤怒声讨：“李银河为同性恋群体发声无非是为自身找借口而已，她多年来假惺惺的欺骗让全国的同性恋者都上了当。”
一夜之间，“李银河是个骗子”云云的标题刺激而又粗暴，网帖下面诸如“一把年纪还沉湎肉欲”“不知羞耻”之类的人身攻击令人不忍卒读。
一向温和礼貌的李银河坐不住了，她选择发声，为了自己，为了大侠，也为了爱情。
故事要追溯到1997年，在王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次聚会上，李银河在好友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丽莎的介绍下认识了出租车司机大侠，彼时的李银河正在进行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田野调查，一心将大侠当成普通研究对象的她，根本始料不及，此时的自己已被疯狂迷恋上了。“当时我进门的时候，第一眼看见她。特别安静的一个小女孩的样子，坐在那儿，很文雅，一看就让人心疼的感觉。现在我也记得很清楚，当时自己心里出现那句话‘哎呀，如果这个女人跟我生活一辈子那该多好啊’。”多年后大侠跟我回忆起彼时彼刻，脸上还泛着初恋般甜蜜的光晕。
很快，大侠住进了李银河的妈妈家，“就睡在一个窄窄的硬面沙发上，总共也就一尺宽”。晚饭从来都是清水煮面，放点菜叶。李银河笔下，大侠一直把那段时间的伙食叫作“吃爱情面条”。三
什么样的爱情才称得上浪漫，这大概是每一个女孩子从懂事起一直到离世脑海中不会间断的想象。
曾几何时，王小波与李银河的甜蜜爱情是一代人童话般的憧憬。两个大龄知识青年的初恋犹如原本平静的江河湖海、睡眠火山，陡然爆发，能量无限。
爱情里，李银河表现得气贯长虹，像侠女一样投奔才子王小波。彼时，王小波还是街道小厂的工人，而李银河已经身处中南海，就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走在通向庙堂的升天阶梯上。早期王小波缺乏自信的阶段，李银河是最狂热的拉拉队和支持者。而那个总是一头乱发、穿着猎装风格上衣，松松垮垮站在那儿咧嘴憨笑的傻大个儿从不吝惜直白表达情感，每每写情书都大大咧咧而又蒙昧羞涩地开头：“你好哇，李银河。”说出的情话可以让任何一个姑娘都觉得有爱足矣吧，“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四
之前我在三亚采访李银河，她正如大侠口中描绘“是个童心未泯的小女孩儿”。摄像在酒店房间的厅里布置机器，她坐在里屋我的床上抓着iPad玩游戏，“好了叫我啊，我这儿打得紧张着呢”。
看着她调皮的面孔，我想起王小波，想起那个幽默、睿智的男人温暖快乐的倾诉：“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只有在为大侠和他们的爱情辩护的时候，李银河才严肃起来：“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心看，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生理女性、心理男性”，这社会学和医学范畴的解释显得过于专业乃至学究，很多人不愿意也没有兴趣了解便下了定论，“她就是同性恋，却死活不承认。虚伪！”
见到大侠的时候，她毫不避讳地剖白了自己的感情：“我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爱她。”她说这个故事很简单：一个男人的灵魂，错误地居住在了一个女人的躯壳里，有一天她无法忍受，便改变了它。五
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访学。王小波在机场送别时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作为道别。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1997年4月11日，年仅四十五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辞世。彼时，人在英国的妻子李银河悲痛至极。她随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来表达沉痛哀思：“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运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二十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
痛失所爱，大概是世上最惨痛的伤。彼时的李银河曾说：“世上任何一个男人也比不过王小波，自己根本不想再找伴侣了。”
而大侠在这之后的第三个月出现了，给她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爱情：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她不受吸引、不受感动。李银河描述“当时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是专程来解救我出失去小波的苦海的”。
我很直接地问：“大侠是不是替代品，用现在的话叫‘备胎’？”
李银河愣住，承认“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么说好像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似的，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他的爱也是那么真挚的爱，怎么能够说他是一个替代呢？”她自言自语地论证之后，斩钉截铁地看着我，“不是！”
同样的问题我是犹豫再三才问大侠的，看到他并不觉得被冒犯，我松了口气。“不是‘备胎’，我和王小波完全不一样，没什么可比性，一个是酱油一个是醋。”六
我是一个古怪的、笃信soulmate（灵魂伴侣）的家伙，从来最关心情侣之间有没有精神层面的对等交流，对于门第、财富、肉体甚至性别，倒似乎都不太关心。
我问李银河，如果用三个词形容王小波，映入脑海的会是哪三个。她想了一会儿，对我说：“浪漫、智慧、幽默。”“那大侠呢？”“浪漫、讲义气、豪爽。”李银河不假思索，很快又补充，“优雅。”“优雅？”我愣住，这也是大侠形容见到李银河第一面用的字眼。尽管内心清楚知道不应该有任何学历歧视、职业歧视和履历歧视，我还是觉得，作为学者的李银河“优雅”我不奇怪，但是出租车司机大侠怎么就也“优雅”了呢？“所谓优雅实际上就是质朴，一种很单纯的，没有勾心斗角、老谋深算。非常质朴、单纯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优雅。”
于是，原本很有点知识分子臭清高的李银河被豪爽而优雅的大侠改变了。她学会了打麻将，原本习惯了兄弟姐妹四个同在北京却一年才见一面的寡淡亲情，如今却被大侠家里晚晚牌局的浓烈氛围感染而乐在其中。
最令人惊讶的，是和丈夫王小波作为中国第一代著名“死硬丁克”的她，竟然因为大侠的一句“如果闭眼的时候，想到自己连个孩子都没有，好像挺遗憾”，便收养了自闭症男孩壮壮，心甘情愿把高处不胜寒的老北京知识分子范儿收起来，成为了此前二十年她一直回避成为的角色——母亲。
她惊叹爱情的魔力：“你知道吗？原来完全没有共同点的两个人也会有致命的吸引力。”七
我的一个朋友不同意性别可以被后天改变。“Once a man,always a man”（曾经是男人，永远是男人），作为科学思维死理性派，他认为基因决定一切。
我无意辩驳，心里却想，“once a woman”（曾经是女人）却使得大侠成为了最“暖”的男人：“我怎么舍得让她操持家务？”二十多年前，嫁给王小波的李银河，是负责宠人的那个：“其实小波比我炒菜炒得好，但是他不炒啊。”而如今，她成了被宠爱的小女人，所有家务不需她操心，一切已被张罗周到。
我很惊讶大侠乐观豁达的心态，事实上，她的人生并不算得幸运：跨性别人群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大多数人会把他们简单粗暴划归叫“那些变态”。在公共场合，他从来不敢去洗手间。周围同样跨性别的朋友中，相当多的人有过自杀倾向，开朗仗义的大侠为这专门学习了心理咨询。一天晚上，他接到个失恋朋友的电话：“明天你们等着看新闻吧！我会是另一个马加爵。”作为跨性别人群，被爱的人抛弃、被对方家人侮辱、被社会歧视、感情和尊严都遭受践踏是家常便饭，这个朋友决定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大侠一夜未眠，把朋友从死神边儿救了回来。
从此，一帮子跨性别成了大侠的铁杆儿粉丝。“只要看到网上有人骂我，他们就赶快通知大侠，然后特别愤怒地跟别人辩论。”李银河笑，语气中难掩自豪。八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宣布：同性婚姻在美国合法化，全美五十个州的同性伴侣都将平等享有法定婚姻权，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十二个婚姻平权国家。当晚，李银河更新博客，第N次重提在中国推动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
九年前，李银河第三次向全国政协提交“同性婚姻法案”提案时首次获得反馈。时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表示，当前同性婚姻在中国仍有些超前。2011年，李银河再度在全国“两会”期间征集愿意递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的人大代表，但她的这次努力仍然没有结果。
面对一次次的提案失败，她曾执着地表达乐观：“社会变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传统力量往往太过强大，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文化滞后的现象。对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急，我会坚持下去，哪怕十年二十年呢，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如今，自己成为少数群体的一员，变得“利益相关”，面对我直接的问题“如果法案落地，你会和大侠结婚吗”，李银河却显得没那么干脆了：“到时候看吧，反正原来也没有特别迫切地觉得非得结婚不可。”
我有些惊讶，在我看来，所有的婚姻都源于对安全感的追求和渴望，同性伴侣大概更加需要。李银河说：“如果我们感情还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那张纸；如果没感情了，有那张纸也没用。”九
爱情是什么？莎士比亚曾说：“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沁舌的蜜糖。”在李银河眼里，“爱情从来是超凡脱俗的，它根本不管什么阶级阶层，贫富贵贱，也不管美丑年龄，甚至使性别都变得无足轻重。一桩爱情只要是发生了，它就绝对是美的，伴以所有感人至深的细节”。
昨晚，我听到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不一样/也一样/有分合有聚散/爱不是抽象的信仰/有血有汗/谁比谁美满/由谁来衡量”。
是的，不一样又怎样？
祝福每一颗为爱自由奔走的心。PART2有人不沉默
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自由和尊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商业机构，也不依附于一个权力的生活状态。请别杀死知更鸟“我想对我来说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自由和尊严。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商业机构，也不依附于一个权力的生活状态。”一、他乡
2015年8月，刚刚在美国开始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涯的闾丘露薇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内容关于美国反种族歧视的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
这部经典的作品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的一个故事。彼时彼地，种族歧视还十分严重。主人公作为一位专业正直的白人律师，仅仅因为替黑人辩护便受到辱骂，甚至他和两个年幼孩子的生命安全也横遭威胁。
闾丘这样描述主人公：“他之所以被视为英雄，因为他属于极少数愿意站出来，冒着风险捍卫道德底线的人，而大部分的人，都属于远远观望的。一个社会能够变好而不是变坏，在于那些观望的人中的大部分，是不是能够站在少数站出来的人的后面。”
彼时的闾丘，颇为出人意料地结束了从业二十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宁静而恬淡的小镇重新做一个学生。偶尔晒出的生活照片上，悠闲肥硕的地松鼠毫不客套地造访、上海的家乡菜肴和跟着YouTube上韩国女孩学习的异国料理粉墨登场。
她的舞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SARS肆虐的京城、光怪陆离的香港变换到了宁静的美国乡间，却并无违和感。这个全新的环境，一如小说中20世纪30年代阿拉巴马州的小镇。
我曾想象在从香港飞往宾州的飞机上闾丘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她的这篇文章给了我答案：“我是在长途飞机上读完这本小说的，作为一个成年人，透过阅读，学着和书中的孩子一起学习，成为一个有同理心、善良和具备勇气的人，看到书中的人们，最终能够坚守底线，不去杀死MockingBird（知更鸟），真是一个相当奇妙的旅程。”二、相辉堂
我第一次见到闾丘是在十二年前。相辉堂里座无虚席，喜庆而祥和的气氛中，一场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正在进行。首届复旦大学“校长奖”被颁发给彼时刚刚从伊拉克载誉归来、如日中天的“战地玫瑰”。
作为台下的学生观众，我和同学在演讲后排起绕场一周的长龙，只为请她给我们手中的《我已出发》签个名。
终于快排到时，我已几乎沮丧到想放弃。无数学生崇拜的目光里，她带着亲和而又完美的笑容，不厌其烦满足一个又一个合影的要求。像个明星。
到我了，我递上书，没头没脑问了一句：“你怕吗？”
她并没有抬头，手在忙碌着签那四个字、笔画颇稠的名字，简单回答我：“怕，怕也要去。”
在那之前，华语新闻界还并不太清楚“战地记者”的含义。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习惯和满足于电视上每晚七点到七点半的最后十分钟大厨截取各大国际新闻社画面加以加工烹调后为我们建构好的菜肴。直到这个瘦弱的女生出现在枪林弹雨的现场。
陈鲁豫为这本书写了这样的推介语：“我忘不了这样一个画面：闾丘站在战火纷飞的巴格达街头，她的头顶是被沙尘暴刮成了恐怖的暗红色天空，她的短发被吹乱了，嘴唇干干的，眼神中有些临危不乱的大气和勇敢，那一刻，她真的光彩夺目。”
这种光彩夺目的意义在我看来无与伦比。这是第一次，中国观众看到了第一手的战地画面：那些恐慌，那些死亡，那些炮火，那些泪光。
多年之后，闾丘一定并不记得当时寥寥数字的对话，我却在这时这刻猛然想起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女邻居安慰男孩吉姆的话：“Some men are born to do unpleasant jobs for us.Like your father.（有些人注定要为我们承担那些艰巨的工作，就像你父亲。）”
所谓“知更鸟”的真谛，也是如此吧。三、从“万人迷”到“万人不迷”
作为“公众人物”，闾丘的起步不可谓不卓越。长久以来，西方新闻界一直认为，在各种记者类别之中，战地记者和调查记者是最值得尊重的同行。在中国几无战地记者、调查记者也日渐寥落的今天，依然常常有业界和学界人士慨叹闾丘露薇对于行业的标杆意义。
如果一直戴着光环，她本可以名利双收，采集鲜花与掌声无数。
然而她不。
2003年，闾丘曾在《我已出发》中写道：“希望以后别人在谈起闾丘的时候不单单只记得她曾经采访过这些战乱，不仅仅只是想起‘战地玫瑰’这样的一个标签。”
或许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她被安上了另一个五味杂陈的标签——公知。如今翻看她的微博评论，十条中至少三五条是充满恶意的辱骂：简单粗暴，不分青红皂白。
从名利和世俗的角度看，这个转变似乎很不值得。从全民仰视到争议丛生，再强大的内心也会有落差吧。
2015年6月，即将赴美的闾丘对我这个带有些心疼的问题报以坦然的笑：“我完全不在乎那些污言秽语。如果一个社会里面一个人说了一个观点之后，大家都是一致叫好的，那不太正常。有争议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它显示出大家的价值观非常多元。”四、做万人迷不难，做“万人不迷”才需要勇气
2014年，无论对于香港这座城市还是居住在香港的闾丘来说，都是多事之秋。
4月，一名“内地女童”在香港闹市便溺引发轩然大波，闾丘在这条新闻视频后转发评论：“孩子当街便溺，有路人拍照，遭孩子父亲抢走相机和记忆卡，孩子母亲打了路人一耳光。片中白衣青年看不过眼报警，并且阻止该夫妻离开，双方争执，青年遭人用婴儿车推撞。警察到场调查后，父亲无条件释放，母亲涉嫌袭击被捕，准保释，五月中需到警局报到。”
很快，一位“正能量大V”转发批驳：“1.隐瞒了父母主动带小孩去厕所排队很久直到小孩终于憋不住的事实。2.隐瞒了小孩尿尿时母亲专门用纸尿布接住。3.隐瞒了母亲还把纸尿布装入行李袋提着。4.隐瞒了港人拉扯斥喝且拍了小女孩‘那地方’后父母才夺记忆卡。”
这有鼻子有眼的描述立即引爆愤怒，顷刻间，铺天盖地的辱骂扑向闾丘。绝大多数围绕第四点，那是对于“女童私处被拍”同仇敌忾的同情以及由之引发的对于闾丘“对内地人充满偏见”罪名的讨伐。
然而最后香港警方的调查证实：孩子并非“尿尿”，而是当街大便，母亲并未“用纸尿布接住”，粪便就排在街头。孩子甚至根本都不是“女童”而是个男孩，“女童私处”这刺激的字眼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围观群众一哄而散，留下一地鸡毛。“闾丘露薇滚出新闻界”之类的热门标签话题和针对女性的不堪入目的网络暴力依然触目惊心，犹如那坨被当街便溺的产物。
整整一年之后，事情早已在热点快速转换的移动互联时代被人们遗忘到了九霄云外，闾丘露薇却在宣布离职深造的博文中重提往事：“一些人说我歪曲事实，事实上，不管是转发还是我对新闻事件的转述，是准确的。谣言之所以传播得比事实还要快和广泛，在相关信息都是公开，都可供查询的情况下，那就不是造谣者的责任，选择相信和传播谣言的每个人都要负责。为何会这样，因为事实让人不喜欢，因为谣言可以有自我安慰的效果。”
我的问题是：“时过境迁，为什么还要执着解释，不相信不喜欢你的人始终如此，既然不在乎网络暴力又何苦费力争取？”
闾丘笑了：“好像是有一点矛盾哦。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把道理讲清楚的人，觉得这个不对或者我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讲出来之后我的心里面舒服很多。听不听是你的事情，但是说不说是我的事情，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同为女性、记者、社交网络活跃使用者，我对于闾丘露薇的职业轨迹和网络生活一直关注和观察，我知道，如果她希望取得一种“完美而又安全”的网络公众形象，远离非议和标签，其实丝毫不难。
闲聊时，闾丘点头同意：“我们做这一行，其实心里面非常清楚，我用什么样的表情、说什么样的话，可能在公众当中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如果我要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欺骗’大众的话，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何必呢？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因为你的公共形象很‘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商业上的好处。我很想赚钱，我也爱钱。但是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赚钱的话，过不了我心里的一道关卡。”五、请别杀死知更鸟
2015年8月，天津滨海发生危险品爆炸。这场举世震惊的人祸又一次带来对“记者”这个群体公众形象的拷问和思索：一篇被屡屡删除的采访手记、两次被莫名打断的CNN连线、一批已无用武之地仍难改职业习惯的调查记者……
一位网友在博文中带着戏谑调侃：“大概多年以前，记者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如今已经被认为是‘四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破坏星辰大海之路与和谐社会的潜在罪犯了。”
我去验证了在这篇博文中提及的一个让我不寒而栗的事实：在知乎这种“高素质”社区，在“如何评价吴晓波的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这个问题下，一个答案赤裸裸说道：“一般职业很少有原罪，而律师和记者是少有的有原罪的职业。”这个答案被点了上千个赞，一个公然鼓吹职业歧视的论调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备受追捧、市场惊人。
博主嬉笑怒骂地一针见血：“一个职业越被打压，民众对它的观感就越不佳，对该职业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就越缺乏，对基本的职业伦理的认知就越扭曲，就越认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的。”
闾丘便曾经是被打上这个原罪烙印的记者之一。说“曾经”，是因为如今的她已经不再是一名记者了——主动而又被动，积极而又无奈地离开了这个她热爱的职业。这其中的因素包括个人充电的选择、对于回馈社会理想的柔软坚持等等。
在跨越七年写成的个人散文集《行走中的玫瑰》中，闾丘露薇说她这些年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书中她并没有给出答案。
又过了四年之后，她正面回答了我：“我想对我来说生命的终极意义就是自由和尊严。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未来能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商业机构，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权力的生活状态。”
在我眼中，她依旧是一只“知更鸟”。
在这个世界里，越来越孤独的“知更鸟”。2015年6月，在北京采访赴美前夕的闾丘露薇看，那个从历史穿越来的人
良田千顷，日食不过三餐；广厦万间，夜眠不足五尺。我不是经商的又不是为官的，既恐高又晕船，不想有私人飞机也不想坐私人游艇，享不了那福，悠然度日就好。一
摇着折扇，踱着方步，挂着佛串，袁腾飞从走廊深处走向我。像一个从历史穿越来的人。
已经比约好的时间迟了四十分钟。他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
我依然微笑，心里理解。曾经，他的公开讲座数次被抗议搅黄，激动者甚至屡屡“舞刀动枪”，他很难不警觉。另外，作为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稀有甚至异类的真正对历史充满感情的人，他并不觉得跟我这个化着出镜妆、“看起来和所有电视台花瓶毫无二致”的80后女生能有什么思想碰撞和共同语言。
一个多小时之后，采访结束。“好久没谈得这么深这么开心了。”袁腾飞说。我笑，好奇询问从网络上到生活中穷追不舍的反对者，他大笑：“管他们呢！再怎么夸我，我能长几斤肉吗？再怎么骂我，我会掉一根毛吗？”2014年3月，在广州采访袁腾飞二
半年多之后，袁腾飞到广州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晚饭我请，吃粤菜。“清蒸鱼怎么样？”作为粤菜的保留招牌菜，我的推荐曾多次得到北方朋友们的嘉许。
袁腾飞面露难色，问服务员：“是活鱼吗？”“当然当然！新鲜活鱼！”服务员连忙回答，“我们可以拿过来给您看，然后现杀现蒸！”
袁腾飞反感地皱起眉：“不要了！”服务员不知所措，纳闷自己说错了什么。“那煎鱼是死鱼吗？”
服务员蒙圈，点点头。“要煎鱼。”袁腾飞很开心，扭头跟我忙不迭道歉，“对不起啊，我吃饭特别麻烦。佛教认为有三种肉不能吃：我不见杀，我不亲杀，不能因我而杀。煎鱼已经死了，我可以吃，那新鲜清蒸鱼是因为我要吃才杀的，这可不能接受。”
在信仰缺失的环境里提信仰，难免给人“装”的感觉。袁腾飞很直白：“信仰的最高境界是解脱，我达不到。对我来说信仰意味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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