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恩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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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初心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改革的初心 / 程恩富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217-0315-3
I. ①改… II. ①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8542号改革的初心
著者：程恩富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73千字
版次：2019年6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315–3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改革的初心程恩富 著中信出版集团序言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值得回顾历程，总结经验，前瞻未来。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社会主义时期，深知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个时期发展不能互相否定的客观研判。我们应在克服两个时期发展缺点的基础上把其优点有机结合起来，使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再出发，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本人不仅通过中外经济学文献的精心研究、中外学术会议的广泛交流、中外现实问题的深入调研、与大学师生的教学研讨，而且通过研读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在全国人大参政议政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亲力亲为地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及其研究宣传工作之中，并撰写和出版了一些文章和书籍。现选编部分代表性文章，以馈读者。这些文章程度不同地提出或论证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新理论和新策论。在第一章“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针对有舆论否认中国两种经济模式的客观存在及其较高绩效，阐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有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的经济模式，客观研判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辉煌的整体；针对中外有舆论宣扬我国“国强民穷”和“中国经济停滞论”，用中外对比的数据说明新时代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加速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针对中外有舆论声称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由西方经济学指引的，阐明造就我国经济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原则，并强调从产权、分配、调节和开放四个基本内涵，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第二章“中国经济新常态”中，阐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和发展经济新常态的必然性和价值导向，强调经济新常态重在提质增效，并提出转向中高速增长、建立创新型国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从严保护生态环境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积极改善民生、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等九大举措；分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驱动转换，探讨供求辩证关系，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个角度分析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并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城乡区域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产权体系、分配体系七个方面系统论证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重要关系。在第三章“中国五大发展新理念”中，提出在“人口和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小国、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基本国情的大背景下，我国必须继续控制人口、抓紧改善生态环境修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阐述要用五大发展新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发展，尤其是要注重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分析协调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关键，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话语，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的特征与体系。在第四章“中国分配体制改革”中，提出价值、财富与分配的“新四说”，论述劳动收入分配、低消费率与消费不足问题，认为要特别关注教育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农村市场；阐发我国政府财政收支在功能收入分配、规模收入分配与国民产出最终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强调作为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理应自觉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主动承担起保护和提高职工权益的重任；主张通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促进共同富裕的经济公平和提高劳动效率等政策，有效遏制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在第五章“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改革”中，阐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特点和内在结构，倡导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调节机制，完善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双重调节体系；揭示按比例规律、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普遍规律，市场调节规律是商品经济中按比例规律的重要实现方式，并从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来，在按比例规律实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国家调节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实现方式。在第六章“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主张若能实现在与日本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或者暂不排斥本国货币存在的前提下规划发行“亚元”，对中国都是利大于弊的，不过同时中国还是要积极推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做出“三元悖论”与我国资本项目放开的新考量，得出现阶段我国应采取的政策选择是：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在汇率制度弹性和资本流动程度之间进行摆动，即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资本流动；独辟蹊径地分析消除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创建“世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第七章“中国的经济开放”中，较早提出构建“环中国经济圈”的开放大战略；在评析西方比较优势、综合竞争优势理论优劣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和论证第三种优势，即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强调不仅要“中国制造”，更要“中国标准”，应突出自主创新，维护国家产业安全；通过对当前国民经济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中国目前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地位，而不再是“外围”国家，并阐明从“准中心”到“中心”的过渡措施，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本书所涵盖的新概念、新理论、新策论、新举措，是否经得起实践和逻辑的检验，应由读者和历史来评判。本人将以“为人民做学问”和“为社会主义做学问”的学术定力，继续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做出顺应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大趋势的新研究！第一章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向高质量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时代必然性。第一节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一、要分清经济模式的两种含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界瞩目。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总量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连续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就经济增长的速度之快和持续时间之久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3 292美元，步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尤其在2007年伊始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受其冲击陷入衰退时，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增长，2009年全年GDP增长率预计将超过8%。此时又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因而中外学者纷纷热议和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以便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经验和规律，以资中国承前启后和世界借鉴参考。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早已有之，一旦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或者具有突出特点，就会有相应的模式提出。比如，以德国、瑞士、挪威、瑞典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或者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者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墨西哥、阿根廷等为代表，强调践行经济“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因其是失败的，故又被称为“拉美陷阱”；以俄罗斯等为代表，强调经济迅速“私有化、非调控化、自由化”而失败的“激进转型模式”，或者称为“休克疗法”；以苏联为代表，强调集中计划经济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苏联模式”，因该模式是从斯大林执政时期开始实践的，因而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以越南为代表，强调利用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又被称为“越南模式”；等等。不同的发展模式虽然各有特点，但是也有共性。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都是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拉美模式”和“激进转型模式”则是以“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为样板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因而也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模式”。“东亚模式”更多是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为样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苏联模式”“越南模式”“中国模式”，乃至“古巴模式”等，都是以资本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只不过“苏联模式”和“古巴模式”突出的是计划手段的作用，而“越南模式”和“中国模式”突出的是利用市场手段的作用。可见，经济模式或经济发展模式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经济或产业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的，如一国工业化、城镇化等视角的概括；二是从经济或经济体制发展的特征和内涵来界定的。自然，这两者有联系和交叉，可以分别界定或混合界定。本文主要阐述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第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所谓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指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中国在多种所有制的动态发展中注重保持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作为“主体—辅体”的所有制结构，当然，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保持并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经济的上升，而是在私有制经济适度发展的同时，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不仅体现在社会总资产中“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经营性资产中“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美国等以私有为产权主体的国家的山川矿物资源、军队、政府办公大楼、公立教育医疗机构、财政收入等资产都是国有的，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例是占多数的，但是美国国有经营性资产却占全部经营性资产的极少数，而中国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却占中国经营性资产的多数。国有经济的基础产业服务功能、支柱产业构筑功能、流通产业调节功能、科学技术示范功能、社会整体创利功能和产权变迁导向功能，通过国民经济中的就业人数比例、资本比例、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和税收比例等体现出来。中国这种公有主体型的产权结构，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国家主导的经济调节结构和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开放类型等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第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所谓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是指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以公有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提供了可行性的前提条件，而按劳分配为主体保证了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等以私有为产权主体的国家是以按资分配为主体，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主要不是取决于工薪收入的差距，而是取决于财产占有多少导致的财产收入的差距。正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言：“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工资和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这种阶级差别也还没有消失：今天，较低层的或工人阶层的父母常常无法负担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商学院或医学院所需要的费用——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个高薪职[2]业之外。”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私有财产制和按资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与此相异，传统社会主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体制僵化和平均主义分配及其派生现象上。由此，中国改革走向了市场型按劳分配，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按劳分配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较公平的，效率也是较高的。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先富—共富”的社会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可以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性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呈现出适合现阶段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分配形态。这种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的特点是强调第一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作用，国家财税等再分配调节的公平与效率起辅助作用。在多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中国应注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社[3]会保障和其他福利水准。第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所谓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是指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中国确立和完善以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为交换对象的市场客体结构，以各种市场客体占有者或交换活动当事人为内涵的市场主体结构，以各种市场主体和客体活动地方和范围为基础的市场空间结构，以交换起终点的持续性和顺序性为特征的市场时间结构，形成结构完整、层次合理、机制灵活和偏向买方的市场体系。中国经济在保持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国家的计划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以期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和最大化。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前提下，确立“小而强的政府”的主导地位。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的双重调节机制，形成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表现出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和作用强于和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第四，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所谓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是指要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从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放模式转变。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强调积极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并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在独立自主和依靠本国力量的基础上，逐渐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方位开放（还有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双向开放），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多层次开放，对商品和服务、资本、技术的多方面开放，以及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多领域开放。中国注重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和调控引进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战略与策略，增强自主创新的程度，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目的是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争取商品和服务、资本、技术引进来的同时努力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以期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三、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和性质上述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昭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诚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一种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作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还是一种经济转型模式。简言之，经济发展的中国体制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转型模式。进一步分析，与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相比，首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目标和定位不同。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俄罗斯等国家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具有不同的体制特征。俄罗斯等国家改向为私有主体型的混合产权形态、按资分配为主体的两极分化分配形态、新自由主义（叶利钦时代）或凯恩斯主义（普京时代）的市场调节形态和依赖西方的开放经济形态。其次，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和路径不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速度上，中国是以渐进为主的，而俄罗斯等国家是以激进为主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步骤上，中国是局部试点和步步推进的，即试错和由点到面的，而俄罗斯等国家是“一步到位”后再慢慢纠错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顺序上，中国是以先立后破为主的，而俄罗斯等国家是以先破后立为主的；在经济体制和转型的方式上，中国是强制和诱导并用的，俄罗斯等国家是强制和命令式[4]的；等等。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既然是一种优势较明显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转型模式，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提供某种参照和借鉴就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正如一些外国专家学者所指出的，它同样可以为发达国家借鉴。通常人们更注重的是不同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些特点区分开了不同发展模式。不过即使是同一个发展模式，中外学者站在不同立场和观察角度，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即使是我国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些论著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些论著仅仅看到，中国在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确实是借鉴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理论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从过去过分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转向适当强调局部和个体利益，从几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到适度降低公有制经济中的比重和开创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发展。于是，这些论著就误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是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事实上，如果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核心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逻辑，实行激进的市场经济，同样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体系和提高调控水平，也不可能不断提升独立自主和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对外开放水平，逐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显然，主要具有宣示性质的中国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式”论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所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也“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5]向”。同时应当看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不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体系的结果，而且所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逐渐拉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浪费性使用、环境严重污染、公有资产流失、某些私有制企业职工劳动条件恶劣、腐败盛行等问题，恰恰是受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影响的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不注重资源节约，恣意排放生产污染物，最大程度地压低工资和降低劳动条件，甚至生产和兜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自私经济人”论强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引发经济行为主体不讲诚信、损公肥私、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甚至暴力犯罪等。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过分扩大的缘由在于中外私有企业的产权和初次分配制度，并影响到国有企业高管层收入不适当的自我膨胀和主管部门的行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理论和政策难题值得分析和强调一下。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布局、结构和行业的调整，甚至一些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以此笼统地说公有制经济效率低。正如一些私有制企业破产倒闭，不能直接证明私有制企业效率低一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的整体效益。因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控制力保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长期持续发展。反观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按资分配为主体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出现有效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经济总是不断地被经济危机打断，是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若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样逃脱不了“拉美模式”失败的命运，必然连同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前我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只是受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能继续8%以上的持续快速发展，恰恰说明中国模式之优越，也没有遵循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还有个别论著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遵循了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只看到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看不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控制作用；只看到中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不到中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且最终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只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共性，看不到二者性质上的本质差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只看到福利保障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改善雇佣阶级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看不到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迫于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博弈而实行的改良思想和政策，而非根本改变雇佣剥削的经济制度。可见，中国改革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片面看待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遵循和将要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实际并非如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始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些环节和方面，借鉴国外合理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改革既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发展也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二者的优势，这正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中国通过改革，突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念，“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6]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因此，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其具有中国特色，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对应，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参考文献［1］刘国光.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J］.高校理论战线，2009（5）.［2］张宇。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1）.［3］李炳炎，向刚. “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中国30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与基本经验［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程恩富，顾海良。海派经济学：第22–23辑［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1]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J］.海派经济学，2008（24）.[2]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经济学［M］. 高鸿业，等，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252–1253.[3] 朱妙宽，朱海平。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J］.海派经济学，2008（23）.[4] 程恩富，李新，梁赞诺夫，希罗科拉德. 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4.[5] 刘国光. 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J］. 高校理论战线，2005（9）.[6]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第二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个关键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就从产权、分配、调节和开放四个层面科学地界定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内涵。我们应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依据不断变动中的国情和世情，对这四个层面或关键词做理论和现实的深刻阐述和创新。一、第一个关键词是产权广义的产权与广义的所有权或所有制在概念上大同小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它从经济学原理、经济属性和经济类型上规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美国《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界定“市场社会主义”词条时认为，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主要是市场机制，而公有制经济又是主要形式。这一诠释言之有理。反之，若是私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便是当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或基本经济制度，即市场资本主义。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主流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表明，单纯的公有制或私有制占主体均难以实现科技发展所提供的潜在效率和实然公平。而西方国家每隔若干年发生一次周期性或重或轻的经济衰退和各种危机，也表明私有制市场经济始终内生不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性痼疾。因此，完善公有制主体与私有制辅体的全社会所有制结构，要在市场竞争和国家导向下增强两种所有制的共生性和互补性，做到“两个毫不动摇”，而非人为地“公退私进”或“公进私退”。不过，面对西方跨国垄断资本逐渐控制我国经济许多领域的严峻局面，当务之急是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加强合作而非内耗，共同参与和应对外国垄断资本在国内外的激烈竞争。二、第二个关键词是分配由于产权关系和制度决定分配关系和制度，收益权属于广义产权的权利之一，因而公有制主体便决定或派生出按劳分配主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撇开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不谈，现代企业制度下分配的基本形式就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所谓多种分配方式或按生产要素产权分配，实质上是可以分解为按劳分配或按资分配的。按经营才能分配属于按劳分配，而按土地要素分配则属于按资分配。企业人员获得发明技术的收益属于按劳分配，再折合成股份而获得的收益则属于按资分配。可见，改革中要完善的其实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辅体的分配制度。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目前，居民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根源和首因，在于非公经济及由此决定的按资分配比重较大，因而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为此，“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里要求“实现两个同步”“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倍增”（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必须贯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分配领域改革发展总方针的。其经济学缘由在于，平等或公平在概念上不等于平均或均等，经济公平与效率的真实关系不是孰先孰后反向变动的替代关系，而是同向变动的互促关系，即在权利、规则和机会等方面越公平，便越有效率，反之则相反。当前，出于切实有效地解决企业人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应采取笔者多年强调的“四挂钩”方法措施和改革政策，即普通职工的收入须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高管收入和当地物价的变动挂钩，以促进分配和谐。三、第三个关键词是调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简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其对立统一面是国家调节。国家调节主要包括负责立法的人大调节和政府调节，既有宏观调节或调控，又有微观调节或规制。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的，市场是没有大脑和心脏的，需要国家发挥作用。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学》和克鲁格曼关于回归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不少论著，已充分阐述了功能性双重调节体制机制的应然性和可行性。由于我国是要实行跨越性大发展的后发国家，既要在改革中避免出现政策和机制的缺位或真空，还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及合理借鉴亚洲“四小龙”等政府主导的有益经验，因而必须发挥国家在又好又快地发展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构建小而强的国家调节体系，形成“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功能互补性的双重调节体制机制，以此消除西方国家过分实施市场调节或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周期性多种经济危机和困境。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调节制度？十八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快完善商品、技术、资本、土地、住宅、人力等各类市场的客体结构、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释放其耦合性良好功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要重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国家软实力和国民健康水平；深化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促进解决好“三农”问题。四、第四个关键词是开放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地要求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是一对矛盾，均有正效应与负效应、适度型与过度型之分。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在经济开放甚至开放之前就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力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长远效益和国民福利，因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可见，自力主导型的全方位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资、引技、引智同主要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和智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对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精益型开放模式转变，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化。问题在于，如何完善这一初级社会主义的开放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确实，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冷静面对当前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迫切要求我国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关系的长远发展，在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树立新思维，采取新战略和新举措。为此，一是面对中资大量过剩，应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二是面对构建创新型国家，应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三是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相对不足，应适当降低外源（外国资源能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能源的效率；四是面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某些弊端，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五是面对美国滥印美元的数轮量化宽松政策，应适当控制外汇储备度，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这五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巩固和完善自力主导型全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低损耗和高效益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健康发展。（原载于《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第三节新时代将加速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将加速民富国强进程，推动新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而西方民富国强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各种对抗性矛盾，中国和西方国家出现两种不同的经济新常态。本节阐述中西方民富国强的若干现状以及不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理论政策，并提出我国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中的“准中心”概念。一、“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加速民富国强进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最为突出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市场配置一般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结合方面。作为有长远战略规划的领导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二无型”（无党章、无党员）执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基于以人民为中心来提升民富国强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既充分“发[1]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又充分利用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般经济资源不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和地下资源、交通运输等重要的非物质资源或物质资源）。这明显地体现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及其实施中。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使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必须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了十五年。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强国。正是以上这些关于民富国强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主导作用，既使市场经济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有效防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对立的弊端，实现了国家调节为主导和市场调节为基础互为条件、优势互补的双重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出色表现。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3]世界性难题。”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鉴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4]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我们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成功结合，便可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破解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道经济发展上的世界性难题，实现市场和政府在功能上的“双强”格局，加速新时代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二、关于新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问题有舆论说，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习近平使我们强起来；也有舆论说，毛泽东社会主义1.0版本是一穷二白，邓小平社会主义2.0版本是富起来，十八大后社会主义3.0版本是强起来。这些表述均不准确。准确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是一穷二白，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逐步富强起来了，富强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持续更好的过程。新中国近70年民富国强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撑割裂民富与国强的论点，也不支撑毛泽东时代没有逐步富强起来的论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能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建设发展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线和原则是十分正确的。众所周知，新中国的诞生，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门。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干扰，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取得过的辉煌经济成就。我国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的大约30年间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多，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经济发展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因此，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更是高速腾飞，年均GDP增速约为9%，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达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过德、日、美等国在其崛起甚至“黄金时期”的增长速度。目前，国民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总额已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高铁、天河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一张张响亮的“中国名片”，成为“中国奇迹”的有力见证，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00多美元，人民生活接近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约70年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应当说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改革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改革后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大发展。但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有一些论著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对前30年发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进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年代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新中国逐步富强的历史发展，从而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有关发展规律，是非常有害的。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准确的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其中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走向繁荣富强”！三、民富国强若干数据与世界经济“准中心”概念前几年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逐步富强起来了，但是叫“国强民穷”，当时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流行思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曾在文章中专门批驳了这一错误观点。我们中国人喜欢比较，这是好事。我们工业要和美国、德国、日本比，我们的农业要和以色列、荷兰比，我们的军事要和美国比，我们的生态环境要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我们的生活要和丹麦、挪威比，我们的足球还要和德国比，等等。这样一比较，好像我国什么都不是最先进的。其实，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并不全面和科学。单项比较，有利于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但如果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或什么都不先进，那么这个结论就十分片面了。实际上，在民富国强方面，中国自我纵向比较，应对1949年前后的新旧中国进行全面比较；中国与他国的横向比较，应与独立前国情相似的印度进行全面比较，并与美国和瑞典等国的某些重要指标发展速度进行比较。比较的结论显而易见。一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是21.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8.6万亿美元，印度只有8.7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这个指标进行衡量和比较最科学。购买力平价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于它们单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例。例如，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一篮子商品，在我国需要40元人民币，在美国需要10美元，对于这篮子商品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4∶1，即4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1美元。按照汇率比较，现在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但汇率变动较大，比较不是很客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统计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结果，中国为15 424美元，印度为6 658美元。我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或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比较少，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如果中国人口总量开始下降，那就更能体现民富国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二是现代化指数。据何传启提供的数据，综合10项指标排名，瑞典为100，第1名；美国为97.3，第6名；中国为40.1，[5]第73名；印度为22.5，第99名。三是财富指数。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万元，其中房产净值约占66%（其中城镇家庭占69%，农村家庭占55%）；动产中家用汽车占比较高（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另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的数据，2016年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2 864美元（15.8万元人民币），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从前述各种数据可以看出（还有一些数字放在下面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富国强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是较快的，改革开放以来更快。而国情和我国差不多的印度富强情况则相对大大落后。笔者去印度开会和考察过两次，也与印度经济学教授和共产党领导座谈了解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印度共产党不能掌权且不搞社会主义的话，如果中国不搞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印度在这个地球上估计是赶不上中国了。现在外面有些舆论认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经济比中国弱小，可能若干年以后就赶上中国了。事实上，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依赖和制度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今后印度只有总人口可能超过我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而且它的自然地理条件比中国好，我国人均耕地不到印度的一半，但无论比较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富强发展情况，印度都比中国差得多，总体上印度比中国要差15年到20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与其关于“我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论断是一致的。我认为这在经济上最为突出。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其力作《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中，提出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也出版了《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1990）一书。问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团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既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因而需要提出一个“准中心”国家的新概念。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国家、亚投行、上合组织等，都可以作为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还要进一步从世界经济的“准中心”向“绝对中心”迈进，但是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国家一些舆论的质疑，指责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之间的依附关系。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所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削其他国家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完善。我国既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上传统的“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并为“外围”国家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经济安全、引领共同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我国从现在的“准中心”向未来的“中心”转型发展，至少要确立下列理论和战略：一是确立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技体系（仅仅靠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思维和战略是不行的）；二是确立金融“脱虚向实”的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体系；三是确立提质增效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国内与国际经济高度协调的产业体系；四是确立引导公正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共同经济安全的制度体系。四、西方民富国强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各种对抗性矛盾西方各种经济危机和“经济新常态”导致真正符合人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富国强提升大大受阻，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各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和生产经营危机是十分严重的，其危害性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五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西方国家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生产经营危机、财政危机和持续不景气的“经济新常态”，并由此诱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种种制度痼疾发作。第一，私有垄断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这与企业正常经营管理形成矛盾，从而在企业微观层面成为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从实质上看，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股权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是以法人股东形式存在的金融资本控制企业的微观基础。在这种股权结构中，企业是具有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其中，法人股东只不过是代表私人资本所有者从事资本经营活动的代理人，并不是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仍然是私人资本所有者。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控制者。在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中，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均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但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从长期看，在整体风险较低的条件下，企业可获得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效益。而包括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也能够从企业发展中获得较为稳定的收益。但是，由于企业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更加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利益和整体风险。第二，私有垄断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在经济结构层面形成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格局。社会再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都必须遵循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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