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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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试读：
引言
我们如此熟悉、仿佛依然生活在其中的20世纪，转眼间已被称为“上一个世纪”，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尽管尘埃还没有完全落地，这个世纪终究已经结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了。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剧变的不平凡的世纪。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20世纪相比。在这一百年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苦难。也是在这一百年里，社会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从学说变为现实；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社会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过去难以想象的进步。
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
当这个世纪来临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大举侵略中国，直到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亡国的阴影一直像噩梦般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文化那样落后，中华民族被傲慢的西方殖民者讥笑为“劣等民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没有。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经历重重困难和曲折，中国人终于站立起来，开始建设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这以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经过种种困难和曲折，到21世纪到来时，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使世界惊讶的变化，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一部20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必须分两步走：后者是人们憧憬和奋斗的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指它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连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无法做到，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要是把20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1901年到1949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1949年至2000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
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一百年内实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世界上，都引起人们很大的探讨兴趣。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中间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它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要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而一步登天。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第一章步入20世纪的前夜
对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中国是怎样进入20世纪的仿佛已十分遥远。他们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煎熬。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在一首诗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1]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些诗句很能反映出那时众多中国人的满腔悲愤。
这种苦难历程的开端，需要追溯到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可耻的贩毒行为而发动的鸦片战争。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开原有的轨道，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听凭外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很快就意识到这场大变化的深刻含义。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周围的地形使它处于同外界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加上缓慢发展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被人们奉为信条。长时期以“天朝大国”自命，更使许多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对事实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依然不屑一顾，很少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来改变现状的要求。如果没有一次极大的震动，人们是不容易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历史事实：鸦片战争的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人们感到震惊，突然发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世界，但他们一时并不能了解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魏源在当时可算是睁眼重新看世界的先进思想家，但他在《海国图志叙》中仍认为只要能够实行“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十多年后，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中国被迫同列强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这个刺激该说很大了。但战争结束不久，在英、法等国帮助下，清朝政府把它视为“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统治秩序又暂时稳定了30年。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一步一步推行，使许多士大夫兴高采烈。所谓“同治中兴”的赞颂，在这种情况下被高唱入云。可见，当时许多人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还处在何等麻木的状态！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种局面一下子完全打破。战争的惨败和条约的苛刻，是许多人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心。它给中国人的震动太大了：中国在世界上已经大大落后，国家灭亡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往日那种盲目自大和麻木不仁的心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会怎么样，它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冷酷地摆在中国人面前，要求人们重新加以考虑。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要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提前几年从中日甲午战争讲起，因为此后许多问题正是从这几年直接发展下来的；否则，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无法交代清楚。甲午战败后的空前变局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精心准备，蓄意挑动起来的。自明治时代以后，日本政府在对内实行维新改革的同时，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明治即位之初，天皇就对外宣称将“开拓万[2]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国家的“主权线”以外还有所谓“利益线”，需要纳入“保卫”的范围，把它定为国策。他写道：“所谓主权线，乃国家之疆土；所谓利益线，则势与邻国接触而同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攸关之地域。”“保护利益线之道如何？苟各国之所为于我不利者，我有责任[3]以强力表达我意志而排除之。”
这分明是道道地地的军国主义强盗逻辑。山县有朋接着写道：“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其实，这只是它的第一步。当时，朝鲜和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把大规模武装侵略的矛头直指朝鲜的同时，同中国之间的战争就已不可避免。
昏庸的清政府却依然沉醉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迷梦中，正在筹备庆祝慈禧太后的60寿辰，毫不意识到周围局势是多么险恶，更没有做应对突发事变到来的准备。
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6月，清朝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支援。而日本随即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名，向朝鲜大举出兵，强行占领朝鲜京城汉城。
战争由日本军队“不宣而战”的突然攻击开始。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历次大规模战争时一贯的背信弃义做法，以后的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件等莫不如此。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中国军舰。战争就这样爆发了。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由于清政府在战前毫无准备，掌握实权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心只想保存实力，无意坚决抵抗。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海战和陆战中都遭到惨败。特别是9月中日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口附近的黄海激战失利后，李鸿章看到北洋舰队受损，便张皇失措。他把北洋海军看作自己的重要政治资本，宁可避战而保船。这一来，北洋海军便只能死死留在威海卫港内，不但在日军攻占旅顺港时没有前往支援，甚至连在黄海海面上也不再出而游弋。此后，日本海军用舰队严密封锁威海卫港狭窄的出海口，使北洋海军只能被困港内，坐以待毙。日本陆军又在第二年1月从山东荣成登陆，绕后路直插并占领威海卫港湾南岸的炮台。北洋舰队为日军所前后夹击，被动挨打，终于全军覆没。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就这样被断送了。这是一场何等令人愤慨的悲剧！
日军向威海卫发动进攻时，清政府遣使赴日乞和。他们最初派出的全权大臣被日方以级别不高而拒绝，最后只得改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只要读一读谈判记录，就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谈判中屈辱到何等地步。伊藤博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条款，极其傲慢地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云：“难道不准分辨？”伊云：“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云：“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伊云：“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最后一次会谈时，伊藤提出：换约后一个月，必须完成台湾的交割。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云：[4]“尚未下咽，饥甚！”尽管国内反对签约的抗议十分强烈，群情激愤，但清朝政府已下定决心屈服。4月，双方签订《中日讲和条约》，通常称为“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向日本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等等。不久，因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不得不取消割取辽东半岛一款，但又增加中国赔款库平银3000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曾寄予很大期望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竟那样快地覆没了。原来在很长时间内造成的虚幻的安全感顿时消失。马关条约中的条款又那样苛刻。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5]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从政治上说，甲午战争把清政府统治的根本缺陷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很难再为它作什么辩解。严复给友人的信中写道：[6]“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救亡”的口号。如果周围局势不突然发生如此令人心悸的剧变，人们的思想要在短期内产生这样深刻的变动是无法想象的。自这时起的近半个世纪内，“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来重新考虑，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从经济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虽已日益困窘，但经过多方搜罗后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大体每年都在白银8000万两上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20000万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于整整三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清朝原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再也无法收拾。它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只能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这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另一个是使清政府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实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各级官吏还要层层中饱。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到处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急遽激化了。
从军事上说，甲午战前30年间用来支撑清朝统治并可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少数爱国将领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整个战争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战后，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但难以立见成效。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
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屈辱都能带来这样的积极效果。甲午战后百年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蕴藏着巨大生命力的民族。当时国外有些人把它比作一头“睡狮”。在激烈的竞争时代依然昏睡，自然是可悲的。但一旦猛醒，它仍不愧为一头雄狮，可以展示出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巨大潜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它绝不能容忍别人对它的肆意侮辱和欺凌，一旦认识到存在的严重危机，便会万众一心地奋起前进。这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维新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
对日本来说，学者远山茂树这样概述：“以甲午战争走向帝国主义早熟的步伐加速了。凭战争得到的巨额赔款（收到的是英镑），成为1897年3月确立金本位制的准备金。”“以赔款的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资产阶级也积极地热衷于[7]对外侵略政策，叫嚷所谓‘国旗飘扬的地方，贸易随之。’”从此，日本军国主义便一步一步发展成为20世纪前半期对中华民族的主要威胁。
在中国方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急速衰落已经暴露无遗，成为谁都看得清楚的事实。西方列强把它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争先恐后地扑上前来，想尽快从这里多捞取一把，掀起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图景：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的煤矿由德国开挖；山东境内如开办各项事务，德国有优先权。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大连，租期25年；南满铁路由俄方控制的东省铁路公司建造。法国本已取得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广州湾的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后来，英、德、俄之间索性撇开清朝政府自行协商，分别达成协定，划分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起步稍晚的美国政府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承认其他国家势力范围的划分，但要求与其他国家在华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和待遇。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过去所说的强或弱，而是更加冷酷的存或亡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便不能不对过去的传统信条进行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寻求国家的新的出路。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救亡成为近代启蒙运动的真正动力和起点。
知识分子，在被压迫民族中通常是政治上最敏感、最早觉醒起来的部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体上还是旧式的士大夫。他们目睹祖国面临沦亡的严重危险，满腔悲愤地起来奔走呼号，但一时还突不破“忠君”精神枷锁的束缚，把忠君爱国看作一回事。康有为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最容易打动他们的心。光绪皇帝支持变法的态度，更使他们欢欣鼓舞，产生巨大的幻想。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能够在国内掀起一股巨大浪潮，成为当时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流，是很自然的。
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是一步紧扣一步地同民族危机的逐步激化相应的。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出现，又是列强公然在华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迅速激化的产物。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值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试的时候。康有为倡议举人们聚议，共同上书。聚议的结果，推康有为起草，有举人1200多人连署。书中慷慨陈词，要求拒和变法。这次上书，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并没有送达光绪皇帝。但这1200多名举人连署的“公车上书”，在有清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书稿很快被坊间翻刻流传。各省举人返回各地，更使这个事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留在北京，联络社会各方，特别注重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他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并推动开设强学会于北京、上海等地。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纷纷在华攫取势力范围，情况越来越危急。1897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在这前后，各地学会、报馆等纷纷成立。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内，全国共设立学会87所、学堂131所、报馆91所。这是中国社会中以前没有过的新现象。他们议论局势，鼓吹新学，抨击时弊。以往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结社，至此国内风气为之大变。
在亡国的威胁和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下，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由于慈禧太后把持着朝内一切大权，光绪名为皇帝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他对慈禧太后推行的对外屈服的政策不满。这时，借着慈禧表面上允许他“亲政”的机会，就在1898年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接着，陆续颁发许多诏书，准备自上而下地实行一些改革。从光绪下诏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随后遭到软禁、变法停止，前后共103天，号称“百日维新”。
尽管“百日维新”的那些谕旨，由于皇帝没有多少实权，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但由于它用皇帝“圣旨”的名义下达，在国内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变化，最重要的有：
第一，它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认识万国大势，看清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提高了民族觉醒的程度。本来，许多人虽然痛切地感受到“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但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对世界整个局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变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茫无所知的。世界知识的缺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维新派这时通过报纸和学会，宣传他们所知道的一点万国大势。《时务报》“译欧美报纸，载[8]瓜分之说，以激厉人心，海内为之震动。”
第二，它以广泛的规模宣传西方近代文化，即所谓新学，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新学虽然早已渐次传入中国，但在很长时间内，一般士大夫认真关心这种新学的很少很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一般士大夫看来，仍不能在所谓“大道”中占有半点地位。封建文化依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状况，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运动，把提倡新学和人们救亡的迫切要求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对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为之不安的问题，它给以一个看起来比较实际的回答：只要实现新学，中国就可以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西方文化为什么在短时期内忽然被那么多人所关心和向往，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有这种客观需要。
第三，它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给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点初步的民主意识。这种民权思想的宣传，同样是和救亡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康年写道：“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9]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从这点出发，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一再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张，梁启超一再强调“兴民权”的重要性，谭嗣同在《仁学》中发出“冲决网罗”（包括冲决“利禄之网罗”、“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等）的呐喊，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之谈。各地学会团体纷纷成立，对知识分子中民主意识的初步养成也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有力地宣传了“变”的观念，对许多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变化起了巨大作用。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占着支配地位。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变”的观念在宣传中占着突出的位置，成为变法主张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等力图从中国传统古籍中寻找这种宣传的依据。他们一再引述《周易》中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来解释他们的变法主张。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的发表。这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重要学术著作比较完整地直接介绍到中国来。它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它替当时求进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同传统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新观念：进化论。《天演论》用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与“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变化的物质世界的图景：世界万物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气，彼此间进行着异常剧烈的斗争。世界就是在这种剧烈斗争中，不断开辟着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宇宙间充满“不可穷诘之变动”。这些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话，对当时许多人来说，却是石破天惊之论。《天演论》把“物竞天择”看成支配世界发展的法则。它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凡是同它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的，就能生存，能发展；反过来，凡是不相适应的，就会被淘汰，会灭亡。他所说的适应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激励人们去奋斗的。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甘心祖国长期处在听任列强宰割的地位，迫切要求救亡图存，奋发图强。严译《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任何其他书籍能同它相比。鲁迅回忆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的情景时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10]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这在那时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支配了中国的进步思想界。
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活动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在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足以支持变法取得成功的社会力量。在朝廷内部也好，地方上也好，旧社会势力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维新派希望依靠一个并无多少实权的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某些重要改革，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对那些无拳无勇的书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缺乏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终究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运动还有不少严重的弱点：他们鼓吹的民权被限制在君主立宪（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君民合治”）的范围之内，只是要求将原来的绝对君权稍稍开放一点，“参用民权”而已，还声明“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他们宣传的“变”，只讲渐变，不讲突变。在清朝政府和它代表的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已不可能指望它把中国从迫在眉睫的深重危局中解脱出来，更谈不上靠它来实现什么现代化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11]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
尽管如此，决不能因而抹杀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启蒙方面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得很对：“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12]进了一步。”人们的思想认识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下跨出了一步，又从这个运动的失败中再向前跨出一步。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的爱国者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义和团式反抗的悲剧命运
上层士大夫为爱国救亡而发动的戊戌变法刚失败，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紧接着上升到高潮，那就是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风暴的中心，是华北的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为什么这里会形成风暴的中心？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一，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比较起来，华北原来要相对封闭，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渗入要晚一些。19世纪最后几年，这种渗入的步伐大大加快。社会秩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急遽变化，自然容易引起格外强烈的反弹。第二，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从富饶的长江流域到首都北京间的南北运输通道，主要是流经直隶、山东、苏北的大运河。运河两岸商业比较繁荣，赖此为生者众多。19世纪后期，特别是70年代起，海运渐开，南北之间货物流通大多数改由海轮载运，运河逐渐淤塞，两岸城镇衰落，运河上的船工和纤夫大批失业，造成大量游民，社会生活动荡。第三，这些年内，灾荒不断。黄河下游连年水灾，上百万人受灾，流民遍地。义和团运动最早走向高潮的鲁西北和鲁西南，在山东正是农业产量最低、灾情最为严重、社会流动性最大、民心最为不安的地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是以两个德国教士在山东钜野被杀为借口的。这以后，各级地方官员更加不敢得罪外国[13]教会。山东教民在1870年时为2万人，1896年已达到43736人。一部分“在教”的不良教民，倚仗教会的势力，享有特权，欺压良民，强行霸道，甚至殴人致死，善良的百姓敢怒不敢言。据山东大学在“神拳”兴起的茌平县调查，老人说：“神父连茌平县官也惹不了他们。教民就仗着神父给撑劲。教民打官司，写个状纸给神父就可以了，不[14]用到县衙过堂，准能打赢。”积怨既久，一旦有人领头，运动很容易就爆发。
山东、直隶这一带，民间历来就有公开聚众练拳习武的传统。这种练拳，最初主要是为了健身和自卫，没有多少政治目标，也没有严密的组织。原来尽受教会欺压的老百姓，聚在一起练拳，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就起来反抗教会，逐步表现为武装斗争。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1899年10月，茌平神拳重要首领朱红灯在平原、恩县间的森罗殿，集合附近拳民一千多人，打着“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同省城派来袭击的官兵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义和团的名声迅速传遍各地。形形色色反对洋教的拳民纷纷打起义和团的旗号，不少小地主、无业游民、白莲教徒也参加进来。拳民所以改称“团”，大概是为了把自己说成民团，以争取合法。这里值得注意一点，不能简单地把义和团运动说成由原来的秘密宗教结社在斗争中转为公开；它的特点正在于它原是民间公开练拳习武的活动，能够团聚远比那些秘密宗教结社更广泛的民众，有着很大的群众性。这是它所以能显示出如此巨大威力的原因。
清朝官府最初对义和团运动采取镇压的态度。义和团早期一些领头人都是被官府杀害的。山东的义和团运动逐渐走向低潮。风暴的中心却向清朝的统治中心——直隶转移。
这种转移，并不是像太平天国北伐时那种大进军的形式，而是直隶当地民众闻风而起，听说山东闹义和团了，声势很大，就也打起义和团的旗号。直隶本来也有练拳习武的习惯。像天津义和团的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等都是当地人。他们宣称义和团能请神，能靠神附体，能刀枪不入，可以用来对付洋人，对付那些洋枪洋炮。他们同样存在着和山东相似的要求反抗外来压迫者的强烈情绪。严重的干旱更使人焦躁不安。以沧州（那是一个民间习武之风甚盛的地方）为例。老人说：“他们起来闹义和团是由于平时经常一起练武（到现在仍有这个传统），练武的人一般都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15]这一带的义和团就是看不惯洋鬼子欺负中国人起来的。”他们一般是一伙住一个村，一伙里有一个大师兄，人多的还有二师兄，没有统一的领导。随着各色各样的人纷纷打起义和团的旗号，它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带来比在山东时更多的宗教迷信色彩，包括白莲教的色彩，例如“乾字团”、“坎字团”这些名目，都是在发展到直隶后才出现的。
当义和团运动开始在直隶境内发展的时候，直隶总督裕禄同样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结果，反而激怒义和团众，进而拆毁铁路，焚烧车站，砍断电杆，并直接同清军作战。这时，义和团众已是漫山遍野，裕禄再也招架不住。处在这种状况下，清朝高层内部出现分化。由于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同清朝统治者的利益也有不少冲突，一些人产生利用团众排斥外人的思想。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后原想废除光绪皇帝，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也心怀不满。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对局势实际上已失去控制，手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即便要镇压团民也不敢轻易下手，生怕把烈火转烧到自己头上，因而踌躇徘徊，举棋不定。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剿抚两难”。
裕禄首先对义和团民妥协，并允许天津一带义和团首领进入天津。于是，天津城内遍贴匿名揭帖，写道：“神助拳，义和团，只因[16]鬼子闹中原。”这反映了京津地区大多数义和团众的心态。
1900年6月初，义和团众开始大批涌入北京，城内顿时设坛八百多所。清朝政府的军事主力在甲午战争时遭到惨重损失，力量异常空虚。驻防北京的神机营和董福祥所部甘肃回军的士兵大多参加了义和团。下层市民也有不少参加义和团的。他们集结的场所由拳场改为坛口，迷信色彩更加浓重。团众三五成群，执持刀械，游行街市，张贴揭帖，焚烧教堂。这些义和团众进入北京时的状况，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官员仲芳氏的日记记载：“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17]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
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如此迅猛地发展，严重威胁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各国便把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提到日程上来。5月28日，他们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各国军舰集结在大沽口的近四十艘，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6月10日，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各国军队两千人向北京进犯。参加对中国出兵的有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国，称为“八国联军”。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落后国家发动战争，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应该怎么办？直隶总督裕禄在奏折中说：“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18]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这个主张，同清政府历来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16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四天举行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出乎人们意料地决定对列强宣战。为什么慈禧太后这时会作出这样一个似乎很不可解的决定？除了她对局势已失去控制、“剿抚两难”以外，各国不支持废除光绪皇帝引起她很大不满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直接起决定作用的是传来的一个其实不确的消息，就是传闻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这在她看来可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触到了慈禧的最痛处，造成她匆匆忙忙地宣布对外开战。在历史上，某些偶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重要作用，这便是一个例子。但它终究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慈禧太后在事后对其亲信吴永说得很明白：“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19]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宣战诏书也令人感到离奇：里面没有说明向哪一个或几个国家宣战，没有提任何国家的名字，也没有以任何形式送给任何外国政府。对外宣战后四天，慈禧太后就下谕停止围攻外国使馆。尽管如此，早已入侵的八国联军继续向天津、北京进攻，人数增加到两万多人，其中一半是日本军队。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15日，外国军队攻陷了中国首都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出逃，几个月后到了西安。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在7月9日发出侵略中国东北的动员令，随后单独占领东北绝大部分土地。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事实上，他们不只是抢劫，而且到处屠杀、焚烧、强奸妇女和破坏。俄国记者扬契维茨基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当时北京的悲惨情景：“帝王的伟大京都一半已被破坏和焚毁，已被蹂躏糟蹋得不像样子了，简直像一切都死绝了一样。使馆街两旁残存着一垛垛废墟，一堆堆石头，灰烬、垃圾和脏物遍地皆是。中国人的尸体，一个挨一个地杂陈在马路上。到处乱丢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法国兵焚烧了北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烧焦的尸体暴露在废墟、瓦砾和灰烬堆里。被枪杀和刺死的中国人，一堆一堆地陈尸在大[20]街上。”
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整整一年之久，实行分区管制。如内城划为四段：北边归日本人管辖，西边归英、美管辖，东边归沙俄管辖。这就是历史将要跨入20世纪时呈现在中国首都的情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21]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这是多么大的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
义和团本来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的民众自发性行动。在八国联军和随后清朝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被打散而失败了。
对义和团运动应该如何评价？
义和团运动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行为逼出来的，是有着广泛群众性的爱国行动。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他们“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22]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是事情的主要方面。
孙中山最后几句话，可以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给德皇的奏议中得到佐证。他本来认为：“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这次战争中中国人不可侮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瓦德西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23]毋宁谓为阻碍商业。”中国在甲午战败后那样险恶的局势下能避免遭受瓜分的噩运，不能不说同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义和团运动确实有严重的消极落后方面，如笼统排外、愚昧迷信、组织松散、成分复杂，以至被清政府利用等。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它的这些消极落后以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群众性的，特别是起自下层的反抗斗争处在自发的状态，很难不同时带来许多愚昧落后和盲目排外的因素。这是这类斗争在当时只能达到的水平。不成熟的社会结构必然会产生不成熟的社会运动，而在中国北方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总不能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只能驯顺地默默忍受，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来。
用了不算短的篇幅先回顾一下中国进入20世纪前夜那几年的历史状况，可以看出：甲午战后相当多的中国人痛感中华民族已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救亡”开始成为时代的主题。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为了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上层士大夫曾发动希望依靠光绪皇帝的支持来推行变法的戊戌维新运动，下层民众掀起了自发的义和团式的反抗行动，最后都失败了。紧跟而来的却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民众的悲惨遭遇，使更多人不寒而栗。中国难道真的难逃灭亡的命运吗？中国人难道真的要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了吗？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有志气的中国人并没有丧失自尊和自信，没有因此消沉下来，而是继续苦心焦虑地寻求如何救国救民的答案，并以献身的精神，努力从仿佛一片黑暗的处境中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出路。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最关心的中心问题。比起它来，其他问题只能处于次要地位。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如果离开那个世纪之交的大背景，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就不容易看得清楚，对它的来龙去脉就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把20世纪前夜这几年的历史作为本书第一章的原因。注解：[1] 《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540页。[2]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157页。[3] 《山县有朋意见书》，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52页。[4]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三联书店，2005，第284、289、307页。[5] 《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第955页。[6]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21页。[7] 〔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126、127页。[8] 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249页。[9] 《时务报》第9册，第4页。[10]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第269页。[1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第147页。[12] 《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38～439页。[13]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84页。[14]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第106页。[15] 《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38页。[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第112页。[17] 仲芳氏：《庚子纪事》，科学出版社，1959，第15页。[18]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43页。[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20] 〔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335～338页。[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4页。[2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758、759页。[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86、87页。第二章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中国步入20世纪后发生的第一件历史性巨变，便是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在中国这样的古老大国，传统的纲常伦理观念长期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旧的统治秩序已经形成相当严密的网络，要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很难的。戊戌维新运动不是把很大希望寄托在由一个好皇帝来推行改革上吗？义和团运动打出的旗号不还是“扶清灭洋”吗？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仅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只要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投身革命呢？只有当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处于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别的办法都尝试过，都走不通，人们的忍耐程度已超出它的极限，这才会拿起武器来拼命，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才会出现。
单单这些还不够。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但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一个民族面对着深重的危机，却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只是沉浸在一片悲愤和沮丧绝望的情绪中，或者只是不顾一切地起来蛮干，那也谈不上民族的新觉醒。
这就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这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壮大，只能是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发生深刻变动的产物。
辛亥革命与前此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革命大风暴的由来
20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北京仍处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小朝廷只能在西安继续过他们的流亡生活。经过一年的谈判（背后实际上是侵略中国的八国之间对如何分赃的反复协商），清政府终于在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一年的漫长过程中，列强考虑的首要问题是要不要乘此瓜分中国。由于义和团强烈反抗的事实使列强认识到难以对中国进行直接的统治，不如通过已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也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它们最后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打算。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一两白银。这笔赔款在40年内分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使清政府的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二是规定列强有权在北京至渤海地区驻军。这一条关系重大。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使用的军队就是根据这个条约早已盘踞在平津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屯军”。三是所谓“惩办祸首”，实际上就是严厉警告清政府以后只能乖乖地顺从他们的意旨办事，不得稍有违抗。这样，中国在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看起来，中国在辛丑条约后的不短时间内没有再遭到像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那样的外国大规模军事进攻，瓜分中国的声浪也不像前一阵那样叫得凶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民族危机暂时得到了缓和？不是。恰恰相反，民族危机向着更加深刻的方向发展了。
突出的事实是：为着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建筑铁路，开掘矿藏，兴办工厂，设立租界，经营航运业，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要是说，1901年以前，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攫取了各种投资的特权，但一时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果实，那么，1901年以后，它们就以空前的规模来实现这种特权。这是帝国主义深化对华经济侵略的重大进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华投资和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独立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是半殖民地化发展工业的道路。投资的重点，是利润最优厚并便于资源掠夺的兴筑铁路和开掘矿藏。
从1903年至1911年间，旧中国的铁路干线，除浙赣铁路、同蒲[1]铁路和粤汉铁路一段外，几乎都是这个时期内完成或开工兴建的。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像一个怪物，风驰电掣地奔过中国内地的广大原野。这对促使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起了重要作用。俄、法、德、英、日等国，经过剧烈争夺，采取借款或强行承租等方式，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它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把它们的商品大量运送到中国内地和把从中国掠夺的原料运送出去，并获得一定年限内对某些铁路事业的管理权，获得优厚的借款手续费、利息和红利，并且使铁路沿线区域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不可能像美国西部大铁路建筑那样，有力地促进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外国对中国矿业特别是煤矿的攫夺，是这时非常突出的现象。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煤炭是第一能源，它是现代工业和航运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以煤矿为中心的矿业攫夺，就成为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英国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机会，以欺诈手段霸占中国经营多年的开平煤矿，随后又兼并滦州煤矿，在1911年成立英国控制下的开滦矿务总局；另一件是日本在1906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锐意“经营满洲”，而以经营南满铁路及开发沿线煤矿资源为中心，满铁日后成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急先锋。
除路、矿两项外，西方列强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急剧增加。与此相应，外国银行也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加强控制中国的工矿交通事业，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这些纷至沓来的经济掠夺活动，特别是它深入中国内地，对一切爱国的中国人起了强烈的惊醒作用。当时，许多人突出地认为：外国人一旦掌握了中国的铁路和矿山，就是握住了我们的命脉。在20世纪初年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江苏》《浙江潮》等上面，到处可以读到这类沉痛、激烈的词句：“呜呼，铁路之于人国，犹经脉之于人身也。是故一县失其权则一县死，一省失其权则一省死，[2]况全国南北（粤汉铁道）、东西（蜀汉铁道）交通之大关键乎？”这些认识，比起19世纪末年，显然要深刻痛切得多了。
资本输入的激增，并不排除列强对华的商品倾销。相反，又为商品的进一步输入打开通道。通商口岸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据点。甲午战前开设的通商口岸共34处，战后到清末新设的口岸有48处，大多处于中国内地。由于列强取得海关管理权、扩大内河航行权和铁路修建权，并享有免除子口税等远优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特权，从1901年到1905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陡增一倍以上，而出口却大幅度萎缩。许多以往还很少或没有见到外国人的地方，这时闯进了高悬外国旗帜的轮船，出现了许多高视阔步、耀武扬威的“洋人”。他们俨然以主子的姿态，君临到中国的国土，把中国人看作下等人。上海外滩公园高悬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便是一个突出例子。他们的势力每伸到一个地方，立刻激起这些地方民众的极大愤怒，进一步提高了民族自觉。
与此同时，列强为了争夺特殊权益，在中国展开了严重的斗争。其中最剧烈的是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和英俄在西藏的争夺。沙皇俄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出兵占领东北。辛丑条约签订后，他们仍不撤兵，1902年4月才同清朝订约分期撤兵。到1903年4月规定撤兵期限届满，沙俄不仅不肯履行条约，反而提出新的要挟。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给沙皇的备忘录中，还提出“把北满归并俄国”的要求。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抱着对中国东北的极大野心，力图排除沙俄的势力，为它们自己控制东北打开大门。1904年1月，日本不宣而战地对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了。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厮杀竟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中国居民惨遭屠戮，房舍化为灰烬，带来巨大灾难。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居然声称“中立”，置战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这怎么能不使众多的中国人感到寒心？日俄战争最终结果，确定东北的北部保留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东北的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英俄之间也展开着剧烈的争夺。1903年冬天，英国悍然发动对西藏的军事进攻。第二年8月，攻陷拉萨，但在西藏民众的坚决反抗下，只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被迫撤出拉萨。
这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19世纪初维也纳会议后最剧烈的变化，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新的角逐正在激烈地进行。1905年春季和秋季在摩洛哥发生冲突事件后，英法同德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它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日益临近。为着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英法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调整同各方面的关系。1907年，先后签订了英俄协定、法日协定和俄日协定。第二年，日美之间也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包括秘密商定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一切连个招呼也不同中国打。
不久，又一个事件给了中国人重大的刺激，那就是日本在1910年8月22日强迫朝鲜签订所谓《日韩合邦条约》，正式吞并朝鲜。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能陈兵鸭绿江边，虎视眈眈地把目光集中投向中国的东北。朝鲜亡国后民众的悲惨遭遇，更使中国人目击心伤，受到强烈刺激。“救亡”，成了摆在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面前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如果连国家都灭亡了，中国人成了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个人其他问题说得再好听，也只是空谈。许多爱国者不惜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来拯救祖国于危急之中。这不是哪个人任意作出的主观选择，而是整个客观局势发展的结果。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带领民众抵抗外来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民众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期望的是一个能够痛定思痛、锐意革新、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府。清政府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的权益，以换取外国列强的支持，压制民众的爱国行动，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个极端腐朽的政府，事实上已失去锐意革新的可能。
1901年2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厚颜无耻地说：“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3]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辛丑条约签订后，1902年1月，清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姿态向他们回礼。”当1月28日各国使节受接待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4]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这些，看起来都是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显示出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间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这以后，清政府在各方面变本加厉地执行对外屈服的政策。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压制民众爱国行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战战兢兢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既然清政府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毫不奇怪，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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