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丁柏铨,双传学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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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试读：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形成至今已经100多年了。其间，西方国家经历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和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两个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当今时代，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到了深化和攻坚阶段。中国和世界的信息传播，已步入全媒体和自媒体时代。在变得更加复杂的社会舆论格局中，新闻舆论引导的难度有增无减，这是不争的事实。纵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工作和舆论工作，仍然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新闻和相关问题的精辟见解及论述，而且包括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过程中所提供的思想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既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产物，体现出创新之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与外部及内在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在19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对当时和后来的世界工人运动有着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构成部分，集中表达了马恩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的外部条件

1.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养料

在19世纪上半叶及稍后一段时间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国家；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国家先是处于分裂中后来实现了统一。英、法、德三国都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后期，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牢牢地掌握着政权。资本主义的发展，既壮大了资产阶级，同时也渐渐壮大了工人阶级。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表明当时工人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发展，其深刻意义在于：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不再是自在的阶级，已开始向自为的阶级转变。马恩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从斗争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逐渐建立起自己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从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样得益于此。

2.已有的相应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

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德国的古典哲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来源。马恩对以上三大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扬弃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大量注入了自己的创新性的见解，构建了科学的理论和观念体系，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马恩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将哲学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将欧文、圣西门以及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予以保留，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形成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峰。上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实根底和丰厚底蕴。（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

1.坎坷革命经历的历练

马克思是将参加和指导工人运动与进行理论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参加工人运动并由此遭遇的坎坷，对他是一种特殊的历练。他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报纸被官方查封。《德法年鉴》出版后，不光刊物被查封，马克思本人也被普鲁士政府通缉；经普鲁士政府对法国政府施压，后者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后来，由于参与工人运动，马克思又曾被比利时政府驱逐。马克思最后到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英国，潜心研究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并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宏伟大厦。

2.新闻实践活动的滋养

马恩积极参与和正确指导工人运动，是与他们所从事的报刊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报刊实践活动，在参与和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其间，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与人民共命运、齐爱憎。

马恩的报刊实践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莱茵报》为中心的报刊活动阶段，二是以《新莱茵报》为中心的报刊活动阶段，三是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红色）为中心的报刊活动阶段。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马恩早期报刊思想形成的阶段。这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过程中是前奏，也是必要的准备。此时的马恩尚处于青年时期，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思想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马恩的报刊思想，其内核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范畴的人民报刊思想和自由报刊思想。马恩在论述报刊的性质功能、报刊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时，常留有黑格尔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对他们有所影响的痕迹。而此时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中，费尔马哈哲学中抽象人类精神和人类本质的概念对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逐渐形成的时期。马恩在以《新莱茵报》为中心开展报刊活动的时期，已经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开始以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他们面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卡尔·海因岑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在不妥协的论争和斗争中，始终坚持工人报刊的品格和方向。与此相对应，他们在报刊活动中形成了工人报刊思想，并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若干原理和原则。马恩在《新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与《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一脉相承，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

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此时，马恩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红色）为中心开展报刊活动。他们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增加了党报思想。这一时期，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工人政党顺应时势普遍建立起来。党报应时而生，成为工人政党所需要的战斗旗帜。马恩既指导着各国工人政党的革命斗争，又指导着党报运行的实践。他们在党报实践中，在与机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办报方针的斗争中，将报刊思想发展成为党报思想。其党报思想的内容包括：（1）党的报刊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2）党的报刊是党的有力武器和坚强阵地，（3）党的报刊的灵魂，是党的政治纲领，（4）党报党刊工作者应当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由人民报刊和自由报刊思想，到工人报刊思想，再到党报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与时俱进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具备顺势发展、永葆青春的品格；二是马恩本身的思想也处在发展和提升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和静止固化的。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由马恩奠基形成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马克思恩格斯奠基并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由马恩在创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大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他们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奠基，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比较完整的理论观念体系。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实基础。从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马恩为新闻事业找到了其在人类社会图谱中的正确位置。新闻和新闻事业的性质、属性被准确界定，被理所当然地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是无产阶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同时也是从事、管理和领导新闻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对于思考和认识新闻及其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马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揭示，同样能给予新闻从业者、管理者以及新闻事业的领导者以深深的启示。无论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对新闻工作进行领导和管理，都应当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大势，而不是与此相违背、相游离。

马恩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立阶段，提出并思考了新闻的本源、新闻的真实性、新闻出版自由、报刊内在规律、舆论的本质与力量、精神交往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思想成果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二）列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列宁是在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并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下，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

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列宁和他的同仁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们，领导无产阶级政党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巩固了执政地位。这样一种情况是马恩所没有遇到过的。因而列宁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加以发展、创新。

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就报刊和新闻进行了一系列论述，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的作用。他对新闻真实性进行了精辟论述；提出了“党的报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喉舌，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经典命题；提出了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著名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坚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大发展；他还提出“报刊要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中典型报道的重要理论来源；列宁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见解，相对于马恩而言，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三）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在夺取政权以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历代领导人既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吸取养料、有所继承，又结合自身的研究和实践加以丰富、创新。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成果，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既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所继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有所发展、创新。例如，提出了“请看事实”、报纸是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毛泽东），“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邓小平），“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江泽民），新闻宣传以人为本、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胡锦涛），“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效度”、“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此外，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胡耀邦、李瑞环等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过程中，也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中共历代领导人回答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新闻工作与舆论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工作与舆论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工作与舆论工作所遇到的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非常丰富。本书的后面各章将按专题对其进行详细介绍，此处对其中的主要精髓进行简要列述，以便让读者在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内容有个大致了解。一、揭示新闻以及新闻机构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经济基础即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设施、法律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前者对后者有着反作用。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新闻和新闻机构找到、找准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新闻和新闻机构属于上层建筑，有着意识形态的属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包含意识形态的内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机构（各种传媒集团等）作为经济实体，往往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直接进行市场运作。但即便如此，从总体上说，新闻、新闻机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唯物论的反映论即能动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这一原理，媒体上所载的新闻，是报道者对特定对象的反映。列宁在谈到报纸时，直接使用了“反映”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报纸是我党的一面镜子。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在列宁看来，媒体应当像“镜子”一样反映对象。而毛泽东就“反映”作了更明确的阐述：“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这一段论述中，关键词也是“反映”。新闻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反映社会生活，是谓新闻手段。新闻是反映者，社会生活（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许多内容）则是被反映者。毛泽东的“新闻手段说”，是一种体现了唯物论的反映论要旨的有相当思想高度的表述，这是必须肯定的。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段表述，在涉及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状况的判断时，有其不足。此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也已有所流露。二、指明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功能

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就《新莱茵报》被控案曾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新闻媒体仅有报刊；这一论述，完全可以涵括后来出现的各种媒体。以上是马克思关于报刊使命的代表性的重要观点之一。在马克思看来，报刊应当像《新莱茵报》那样，在揭露其时与人民为敌的当权者的过程中，是无处不在的耳目，而对于人民和人民精神来说，则是千呼万应的喉舌。此即“耳目喉舌说”。

在中国，梁启超提出过“喉舌论”。但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同、所倡导的“喉舌论”显然有异于此。刘少奇向新闻记者们同时提出了当好耳目、喉舌的要求。他于1948年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将党的耳目喉舌与人民的耳目喉舌同时并提且加以强调，是刘少奇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功能和性质的准确定位：“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和刘少奇的论述相比，胡耀邦用“喉舌”来对党所领导的整个新闻事业的性质进行定位，而不仅仅是对新闻工作者个人提出要求。

江泽民曾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表述将党、政府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同时并提，对上文所引的胡耀邦的论述既有所承继，也有所改动（关于党和政府关系的提法显得更为精准）。三、强调忠于事实和恪守新闻真实性

真实的新闻才具有可信性和生命力。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点之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体现。

1843年1月，马克思在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事件所写的文章中，谈到“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他问了倾向性和答案寓于其中的一连串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在马克思看来，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与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构成了新闻真实与否的区别。前者因据实报道而真实，而后者则因不据实报道而不真实。根据事实描写事实，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记者来说，应当“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记者所听到的人民呼声，这本身就是事实的一种存在形式。“极其忠实地报道”之，这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闻真实性在一个方面的重要体现。马克思还说过：“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真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会产生歪曲和撒谎。”因此，在许多场合，不真实的事实的源头是不真实的思想。这就颇具追根溯源的意味了。

列宁对新闻真实性提出的要求非常之高。他说：“报纸由于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因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威望，而且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列宁所要求的新闻真实性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严格的真实性”，“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是否达到了列宁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这是自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时时扪心自问的。

毛泽东早年关于“请看事实”的理念，虽是在特定情况下提出和实行的，但在今天的新闻宣传乃至舆论引导实践中仍然是完全适用的，即使是在自媒体时代也依然是必须恪守的。因为事实自有一种雄辩的力量，谣言和失实传闻一旦遇到被真实披露和传播的事实就会不攻自破，基于谣言与不实传闻而生的舆论阴霾就会或快或慢地消散。毛泽东于1931年3月撰写的《怎样办〈时事简报〉》一文特别指出：“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不靠扯谎吃饭，而靠传播事实和真理吃饭，这是新闻宣传力量之所在。

在谈及新闻真实性时，江泽民提出了如下精辟见解：“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这一见解，不仅体现出对新闻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有着学理性的品格。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说：“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这一论述，可谓深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真髓。

强调坚持新闻真实性，本质上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是对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负责任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这一精髓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即使在自媒体时代的新的舆论格局中，也应当如此。四、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不动摇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过“党性原则”的概念，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及报刊思想中，却包含了后来出现的上述概念可以溯源和概括的内容，并且发挥了为此奠基的重要作用。

列宁在发表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通过论述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列宁就出版物及写作事业所提出的党性原则包含了很多要义，其中最主要的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是党的整个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接受党的领导和接受党的监督；党对写作事业的领导，必须充分注意写作事业的特殊性。列宁所提出的党性原则，规定了出版物及写作事业的旨归。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为人民服务”，与此是完全吻合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对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一贯强调、始终坚持。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此多有论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于2013年8月19日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中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是一致的，统一的。在此之前，新闻界谈党性很多，但谈人民性则较少。若干年前，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所批评过的如下现象，很难说与这些现象相关的主体已经将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和相统一了。他说：“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和网上舆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麻痹症’和‘新闻麻痹症’。在许多时候，人民群众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议论纷纷，可是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却很少谈及；或者虽然作了报道，但与人民群众对事件关心的程度、关注的角度以及对信息总量的需求相差甚远。这种反差的存在，使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编者注）互不衔接、互不交融。”两种舆论场何以不衔接、不交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新闻媒体上，人民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五、就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科学阐述

早在1644年，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弥尔顿就针对当时的当权者提出了“出版自由”的主张。他认为：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限制言论自由即是妨碍真理本身，唯有保障言论自由，才能使真理战胜谬误。

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闻出版自由也极为重视。恩格斯曾这样界定出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自由包括多个方面，新闻出版自由在人类的自由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新闻出版自由重要到了如果没有它则其他一切自由都将成为泡影、成为奢谈的地步。事实上，人类以精神生活区别于其他动物包括高等动物。而在精神生活中，自由显得极其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撰文在报刊上刊载，通过此种方式发表意见，这是社会成员展现其精神存在常常采用的方式。新闻出版自由，即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的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关乎社会成员的精神能否在报刊上自由地、充分地得到表现的问题。而普鲁士政府却通过书报检查，禁锢了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自由，扼杀了人的“普遍权利”。马克思认为，“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毫无疑问，马克思持有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类精神的特权”这一观点。而普鲁士政府则把新闻出版自由当成了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对于普通民众的新闻出版自由则加以严格限制，这是其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的体现，也是由这一本质决定的。

列宁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给人以在十月革命前后有所不同的感觉。在十月革命前，他曾经称赞“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口号，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与上文所引恩格斯关于什么是出版自由的表述神似。十月革命后，他尖锐地指出：“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且有着意见表达自由这样相同的内涵。列宁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的表述出现如此差异，并不难以理解：其一，称赞“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口号，是因为这一口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者能够以此争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向人民群众传播真理的权利。其二，列宁说标榜新闻自由的全世界报刊辛迪加，实质上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西方媒体表现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偏见乃至敌视，散布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和列宁的许多谣言，因此事情的本质是金融巨头收买了全世界报刊辛迪加。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经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于1955年提出的舆论“既一律又不一律”的命题，涉及的是与新闻出版自由有着紧密联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人民和与人民为敌者，言论自由的情况应当有所不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则是不可取的。

对于新闻自由，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进行过全面论述。其论述包含如下三层主要意思：第一，没有抽象的新闻自由。“任何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情况下，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第二，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其实有很多限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对新闻活动有许多限制，比如规定不得登载国家军事机密；不得煽动暴动或叛乱；不准危害社会秩序；不得诽谤他人等等。西方国家的新闻事业，不论是由政党、政府举办，还是由私人举办都有财团或政治集团为背景。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如果违背了他们所从属的财团或政治集团的意志、利益，就会被解雇。对劳动群众来说，即使法律条文上有办新闻事业的自由的规定，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那里，说到底，是有钱就有自由，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有多少钱就有多少自由。”第三，新闻报道超过能容忍的限度会受到惩罚。“有时报刊上也登载一些资产阶级内部互相攻讦、互相争吵的东西，给人以新闻自由的假象。其实这种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仍然是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的。对于试图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新闻活动，法律从来没有放弃过惩罚。”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就把新闻自由的问题说得颇为透彻。六、精辟地论述舆论以及舆论工作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对舆论和舆论引导工作都极为重视。

马克思曾有过这样的名言：社会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此语对社会舆论所具有的力量的判断，准确而又到位。在各个不同的时段，他和恩格斯通过报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引导社会舆论的工作。

毛泽东基于对舆论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在建国前夺取政权的年代和建国后巩固政权的年代，都能充分调动和运用舆论的力量。建国后他关于舆论的名言有：“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前一个论断，把在人民内部实行舆论不一律与对敌人实行舆论一律相区别，不失为精辟之见，但他对胡风及其同仁的判断却是错误的；后一段话语，深刻地道明了推翻政权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但被运用到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判断上，被运用到为发动“文革”制造舆论上，不能不是错误的。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于1979年曾以《人民日报》上相隔不久发表的两篇关于上访问题的评论为例，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在这里，“报纸的舆论”即新闻舆论。新闻舆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如果媒体能把道理讲清楚，新闻舆论就能显现出足够强大的正能量；如果讲的道理发生偏差，新闻舆论就可能对社会舆论形成误导。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该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如果能够这样，新闻工作和舆论工作将能充分发挥党和人民所期望发挥的舆论引导作用。

江泽民在总结舆论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舆论导向”这一重要命题，并作出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样的内涵深刻的表述，还提出了衡量舆论导向是否正确的五条标准，以及提高引导水平的相应要求。这就以舆论引导为核心，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舆论引导，这是一个此前没有出现过的概念，围绕它所形成的理论和展开的实践，将舆论工作推向一种新的境界。

胡锦涛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在舆论引导工作方面也有其理论贡献。2008年6月20日，他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的五点意见中，要求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另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以下两项新的内容：新闻宣传要以人为本，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在舆论引导已有命题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新闻宣传要以人为本、按新闻规律办事，在此前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中没有提及。

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涉及新闻宣传：“要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在中共高层会议上通过的规定中，直接使用西方新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新闻价值”，这是第二次，是再次重申。首次使用是在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中。这是尊重新闻规律和新闻舆论运行规律的具体体现。习近平在2013年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中，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把握好时、度、效”的要求。

在2016年2月19日举行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上述“五个事关”，指明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用48个字概括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以往，党对于新闻工作和舆论工作的目标要求，也有过多次明确的表述，但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如此集中、如此明确的表述，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七、有效推动新闻队伍和文风建设

新闻队伍建设与新闻文风建设密切相关。前者的一个方面的成果会通过后者得到体现，而后者则对前者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一）建设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报刊从业经历，他们本身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楷模。他们认为，报刊应该是人民的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这是他们对自己所办媒体的品格要求，同时也是他们对自己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列宁关于新闻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则为新闻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1959年6月对吴冷西谈话时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这是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政治要求。而此前，他于1957年7月就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这就提出了队伍建设的明确目标。

邓小平将“思想战线上的战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指出：“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新闻工作者是“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他们当然应该要求自己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江泽民1996年1月2日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发表讲话，提出建设“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这是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要求。同年9月26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新闻队伍建设提出了“五个根底”、“六种作风”的要求：打好理论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路线根底、知识根底、新闻业务根底；发扬敬业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清正廉洁的作风、严谨细致的作风、勇于创新的作风。

胡锦涛在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业务本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新闻宣传队伍。要加强对中青年骨干的培养锻炼，采取多种措施培养造就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四名”成为新闻队伍建设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标杆。

习近平早在1989年5月谈到新闻队伍建设时就曾要求新闻工作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调查研究；严于律己，遵守职业道德。可谓抓住了新闻队伍建设中的关键之点。而在2016年2月19日举行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希望新闻工作者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是对新闻工作者进行的角色定位。新闻工作者集上述四种角色身份于一身。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让人民群众充分知晓，并转变为其自觉行动，新闻工作者责无旁贷；秉笔直书，记录时代风云，是新闻工作者无可推卸的责任；以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激浊扬清，推动社会进步，新闻工作者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守望社会公平正义，对相关的正确理念进行广泛传递，对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进行曝光、抨击，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予以舆论支持，这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同时担当好以上四种角色，既需要责任感，又需要胆识才。特别是守望社会公平正义，会受到有关当事人、责任方的抵制、阻碍甚至打击报复，更须有“铁肩担道义”的气概和胆略。

在同一次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新闻工作时时进行、日日进行，天长日久，会对公众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三种基本素质：政治方面的素质（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识别力）、业务方面的素质（精通新闻业务，谙熟新闻传播规律，所生产的新闻产品能够为受众所喜闻乐见）、作风方面的素质（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新闻采访扎实，新闻写作和制作造诣高深）。归根到底，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队伍要能让“党和人民放心”。（二）建设优良的新闻文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好的文风应该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朴实无华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这虽然并非专门针对新闻文风而发，但对新闻文风建设是富于启发性的。

列宁对文风的要求是：对人民群众说话，不要故作高深。他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他在传播真理的过程中，要求自己的言语尽可能生动形象。他把那种主张由沙皇俄国来“保护”巴尔干各国人民的政策比喻为“主张由狐狸来保护鸡窝”，通俗易懂的比喻说清了国际上的大问题和其中包含的大道理。他在把犯过错误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和德国机会主义者考茨基作比较时，说卢森堡始终是一只“鹰”，而考茨基只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鸡”。列宁幽默地说道：“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这样的话语，既把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界限表述得清清楚楚，又收到了相当不错的传播效果。

毛泽东作于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新闻和新闻工作者而作，但他所列的“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中的多条罪状（例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都与新闻有关，对新闻工作者不无警示意义。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涉及了新闻队伍建设和文风建设的内容：“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既是对新闻媒体的风格要求，又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文风要求。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他并且告诫说：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这是邓小平对新闻媒体和媒体报道提出的严厉批评，提醒新闻工作者对不良文风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江泽民在对一部分新闻作品的优良文风加以肯定的同时，对某些新闻作品的不良文风提出了批评：“现在，报纸上登载的许多报道，主题好，内容好，语言也很精彩，使人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得到美的享受。但是也有一部分新闻作品，不讲究辞章文采，文字干巴巴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句套话，也有的哗众取宠，乱造概念，词句离奇，使人看不懂，这种不良文风应加以纠正。”这番论述对优良文风和不良文风进行了对比，很有说服力。

胡锦涛在2002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他提出了改进文风所要达到的目标。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这一举措，对于改进新闻报道和优化新闻文风有着重大意义。

习近平把文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归结为“长”、“空”、“假”：“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群众形容说，这样的讲话有数量无质量，有长度无力度；这样的讲话汇集的书，有价格无价值，有厚度无深度。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面孔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这段文字对于不良文风的概括，准确而又犀利。八、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探索和认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有丰富的新闻活动经历。马、恩以报刊活动服务于他们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列、毛的新闻活动既存在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又存在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报刊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是探索、认知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过程。

在报刊活动中，每一个主体都会遇到如何才能传通和如何才能取得最佳传播效果的问题。从事报刊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不例外。马克思在报刊活动中亲自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探索，例如对作为新闻传播重要规律的新闻真实性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对“报刊的有机运动”作过透彻的说明，对人们的精神交往的研究既有特色又有深度。这些都涉及对新闻传播规律的理论探索。不仅如此，他还直接使用了报刊“内在规律”这一概念。这足以表明他探索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理性自觉。

毛泽东同马克思一样，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贯穿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涵盖了新闻传播内在规律和外部规律两个方面。在实践层面上，如在《怎样办〈时事简报〉》一文中，他谈及为“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而必须采取的许多卓有成效的做法，包括：国内国际消息和本军、本地、近地消息的配置要前少后多；刊登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等等。这里涉及的是新闻传播内在规律。在理论层面上，毛泽东提出了“新闻手段反映说”、“政治家办报”等，则属于新闻传播外部规律的范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第一个直接使用新闻传播规律这一概念的，是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他在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的讲话中，着重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讲了五点意见。其中之一是：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在此次讲话中，胡锦涛所说的“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要内容。自此以后，新闻传播规律进一步受到各级领导干部和新闻业界人士的重视。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根据我们的理解，未来媒体必然要走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过程中，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两种规律都很重要，都必须遵循。研究两种规律各自的内容及其交互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有着新鲜内容的课题。九、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关于新媒体的论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被普遍用于新闻传播和人际传播，直接改变了舆论的生成和存在方式，甚至构成了对原有舆论格局和新闻传播形态的颠覆。而在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景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顺应时代发展，就新媒体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论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过程中有所创新。

2001年1月10日，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使它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对外宣传的新渠道。上述讲话，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互联网所具有的双刃剑性质的理性认识，趋利避害成为基本方略。

胡锦涛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就互联网多次发表过重要见解。2007年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2008年6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与网民在线互动，将网络和网上民意作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充分体现了示范意义。

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一个国家的很多领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认清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在网络问题上的战略高度和战略眼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还涉及其他诸多内容。总之，其内涵十分丰富。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于一个多世纪前。在社会转型、改革深化、新兴媒体蓬勃发展及由这些因素导致的舆论格局极为复杂的当代中国，它还有指导意义吗？让我们来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一、当下舆论格局的复杂性及其原因追溯（一）中国当下舆论格局的复杂性

1.社会舆论生态呈现多元多变的特点

现今的社会舆论生态中，多声部乃至众声喧哗是常态，所折射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舆论的表现形态复杂且多变。

说到舆论生态多元多变，就不能不谈到社会舆论中集群抗争成分的明显增加。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的原有格局被打破；最近若干年来，党内和社会上的贪腐现象频发，实质是纳税人的利益被侵犯，而一些地区官商勾结，则更是对弱势群体进行了巧取豪夺。以上所列，是社会舆论中存在集群抗争现象的土壤。抗争，一般源于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受损群体的行为。这样那样的利益受损群体不掌握新闻媒体资源，在社会生活中缺乏话语权，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是出现集群抗争现象，也不可能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并进而从舆论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在自媒体时代，集群抗争常能形成社会舆论并每每掀起轩然大波。这一点，在民间舆论场域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集群抗争现象，虚拟世界中则有相应的舆论与之呼应；而围绕集群抗争形成的舆论，又反过来使现实生活中的集群抗争获得了借力。“在现实社会中，行为主体因某种偶然、突发的因素激起潜在的刺激而形成集群，而网络传播的便捷性、无限性的特点以及网络社会的互动性、开放性、匿名性等特质，使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聚合的个体更容易形成网络集群。”网络，使集群抗争成为突出的舆论现象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网络集群是网络环境中意见相同或相近者的聚合。意见相同或相近的深层次原因是：政治和经济诉求相同或相近，价值取向相同或相近，社会心理相同或相近，文化背景相同或相近。如果在以上诸多方面没有任何共同点，则因没有任何交集而不可能形成集群。

在自媒体时代，无论是在现实环境中还是在虚拟世界中，集群和集群抗争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事件舆论或舆论事件及其发生、发展、变化而出现和改变。比较多的情况是：当涉及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舆论骤起，集群以很快的速度形成。这时的舆论，充分体现出社会动员和吹响“集结号”的功能。例如，各地都发生过“强拆”事件，被强拆住房者对此就特别容易感到有共同心声和共同语言。如果没有自媒体，各地在“强拆”事件中利益受损的人，就很难形成集群，或不存在形成集群的可能；要进行抗争则更难。

2.社会舆论经常显现出多元主体

从客观情况看，对于社会舆论有着较大引导和影响作用的舆论主体已经变得多元化了，即已不限于官方和新闻媒体。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普通网民借助于网络、借助于自媒体，也可以成为社会舆论的始发点，抑或可以程度不等地影响社会舆论的走向。

而意见领袖，则经常担当着引领和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角色。某些话题，一经他们在网上提出，或由他们转发别人之帖，陡然就变得十分引人注目。借助于网络，舆论常常会出现“化学反应”甚至于“核反应”。

在一般网络条件下，意见领袖的作用就已经逐渐显现出来；而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在以微博和微信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自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所改变（频频使用微博和微信），作用空间大大扩展，传播力、影响力大增（最多的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甚至可以拥有1200万个粉丝）。

一些知名学者、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经常通过微博等类传播形态，就各种社会现象或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发表的相当一部分意见，很好地表达了公众的心声，履行了舆论监督的职责，因此有着众多的拥趸。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成为能量很大的意见领袖（如网络大V），大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势。在舆论场域中，说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掌握着舆论的“核按钮”也并不为过。但是，网络大V中鱼龙混杂。某些掌握“核按钮”的网络大V，大量传播不实信息甚至制造谣言。他们拥有的粉丝越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中，拥有十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1.9万个，拥有百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3300个，拥有千万以上粉丝的大V超过200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全国3000万名大学生微博用户的数据调研发现，超过60%的微博信息为转发，在转发的信息中有80%为大V发布。由此可见，在微博这样的自媒体中，实际上由一小部分人掌握了强大的传播力，他们如果有意无意地成为网络谣言或恶意炒作的帮凶，会在网络空间里掀起狂风巨浪，带来极大的负面效果。

3.官方和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难度进一步加大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舆论引导的“常规武器”影响力不如以往。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常态中，官方和新闻媒体（特别是官媒）的声音如何不被湮没，并能确实有效地发挥引导作用，已成为一大难题。以往舆论引导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常规武器”（比如典型报道、主题报道等），功效已不如先前，或者说，要想取得同等效果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

其二，官方和官媒的议程设置要取得良效难度增加。官方和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容易奏效了。相反，经常出现由网民设置议题和议程、通过自媒体发力并形成对新闻媒体、有关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舆论“倒逼”现象。这种舆论现象前所罕见，从一个方面增加了舆论的复杂程度。

其三，社会舆论经常受到谣言的骚扰。在虚拟空间中时常出现谣言。如何及时消除不合事实的传闻乃至谣言对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的大范围的负面影响，成为特定主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社会舆论的现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以往的格局，出现了变局，形成了新的格局。（二）对舆论格局复杂性的原因追溯

社会舆论格局较前复杂，这是当今社会生活本身情形复杂的一种真实反映，涉及多方面的原因。

1.涉及的第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正在转型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之中。陆学艺、景天魁将中国的社会转型定义为：“是指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按此观点，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总体来说，社会转型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

在中国最近30多年来的社会转型中，包括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样一项重要内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而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发生巨大转变的一个重要年份。此后，经济体制的转变颠覆了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理解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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